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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演讲时间：2005年8月21日
主持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说到中国的抗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不可回避，他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抗战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是否有过贡献，在抗战胜利60年之后的今天，如何历史地认识和客观评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先生演讲《蒋介石与中国的抗战》，大家欢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很高兴今天我能到这里来做一个关于蒋介石和抗日战争的报告。大家知道，蒋介石有几个外号。一个外号叫“蒋匪”，还有个外号叫“蒋该死”。大家也熟悉，陈伯达以前写过一本书叫《人民公敌蒋介石》。2002年，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这本书主要利用蒋介石交给他的老师毛思诚的档案写的。出版以后，有人听到消息，在没有看过我的书的情况下，就匿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批判我的书。他们在匿名信中，给蒋带了三顶帽子。第一顶帽子叫“头号战犯”，第二顶帽子叫“民族败类”，第三顶帽子叫“千古罪人”。我今天能来讲这样一个人，谈谈他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我想这是历史的进步。所以我很高兴。
蒋是1975年去世的，到今年已经30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蒋的棺早就盖上了，但直到现在，对蒋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蒋在抗战时期有几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领导军事的。一个身份是国民党的总裁，是领导整个国民党的。在抗战后期，他是国民政府主席，是领导当时的中国政府的。他还有个身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是指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的。对此人如何评价？特别是他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应该如何评价？这是认识中国近代史，认识抗日战争史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今年以来，连战、宋楚瑜、郁慕明相继访问大陆，两岸关系，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来重新认识，重新讨论蒋介石的评价问题，是应该的，必须的，正像刚才傅光明先生说的，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对一个问题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完成。对蒋介石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认识，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百家争鸣的过程。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是提供一家看法，请诸位思考、讨论、研究，如有讲错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
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联共抗日”的对内政策。第二个问题，讲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第三个问题，讲蒋介石实行了联苏、联美、联英的正确的外交方针，参加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第四个问题，讲蒋介石在抗战过程中的功与过。
一
先说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从1924—1927年。蒋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参加者，在1926—1927年之间，蒋领导了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从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所谓的“十年剿共”时期，或者说“十年内战”时期。从1927—1937年，国共两党生死搏斗。同时，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的时期，在这十年里，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方针，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在这次报告之前，我和傅光明先生也讨论到了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政策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要攘外，要反对日本侵略，当然内部要团结，要统一，要稳定。如果内部不团结，不统一，怎么可能攘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六个字有它合理的因素。蒋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他安内的办法，怎样造成一个国内稳定，团结、统一的局面。是用武力消灭异己，消灭共产党？还是采取谈判的办法、双方让步的办法来求得统一呢？我觉得，蒋的错误就在于，他是采用武力镇压的办法，采取剿共的办法，来取得国内的统一。蒋在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时候，他不是没有矛盾，其内心也不是始终平静的，例如1933年1月20日，蒋有段日记说：最近我想了一下，一个是倭寇，这是日本强盗；一个是赤匪（这是他对中共的诬蔑）。必须要丢下一个，专门对付一个。“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蒋说，如果我专门对付“倭寇”，那么国民党、国民政府将来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但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这就是说，从“天理”和“人情”两个角度衡量，蒋认为还是应该首先对付日本侵略者。，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从1935年底，他准备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对苏，一个是对共，特别是对付共产党的问题。正好此时，1935年8月1日，中共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简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是受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影响。“八一宣言”主要内容是号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召集一切愿意参加抗战的党派、团体、政治家来谈判，成立国防政府。1935年的“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最初的一个文件。蒋介石当时有位驻莫斯科使馆的武官叫做邓文仪。他看到了“八一宣言”，看到了当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的讲话，迅速把这些信息通知了在国内的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抓住的时机，马上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决定要统一全国的力量来抗日。
此后，蒋介石通过几个渠道找寻和中共的关系，其中一条渠道，也是最重要的渠道，是通过宋庆龄。宋庆龄当时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牧师叫董健吾。他的公开身份是宗教人员，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宋庆龄派董建吾直接到陕北，会见了当时在陕北的周恩来，周又迅速把这个信息转达给毛泽东和张闻天。张闻天和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所以在1936年3月，毛泽东和张闻天给董健吾回了一个电报，表示愿意和国民党谈判。这是1936年国共两党联系的一个开端。有了这个开端，就有了1936年11月陈立夫作为国民党代表，潘汉年作为共产党代表之间的谈判。陈、潘谈判期间，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在此之前，蒋介石正集中大军进攻陕甘宁苏区。这是蒋当时采取的两手政策。一面企图用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中共和中共领导的武装，但同时又围攻陕北苏区。他认为，只要再坚持5分钟，就可以消灭苏区。那时，也确实是中共历史上比较困难的时期。但就在此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蒋通过宋子文、宋美龄向周恩来提出，只要中共同意三个条件，国共就可以再次联合。一个条件是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一个是取消红军的名义，一个是放弃阶级斗争。只要中共接受这三条，同时服从委员长的领导，蒋认为就可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放出来了，他背弃了自己的一些诺言，但他表示停止
剿共，实行抗日，这点他做到了。“西安事变”后，1937年，谈判就从原来的陈立夫和潘汉年之间转移到了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1937年全年，他们先在杭州谈判，又在庐山进行了两次谈判。在这些谈判里，共产党所要求的是一种双方平等的谈判，而蒋是采取一种收编、收容和给出路的不平等办法。例如，1937年1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应与共党以出路，而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但须令其严守范围。”2月16日日记称：“对内则编共而不容共。”所谓“编共”，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蒋介石要求把中共的武装纳入国民党掌握下的军队系统，不让共产党成立军部或总部。第二，对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资送出洋。第三，蒋介石要求中共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和其本人的领袖地位。第四，要求共产党取消党名，绝对服从，绝对一致，不能任意组织与活动。在1937年谈判中，焦点是军队问题。1937年6月8日，蒋介石和周恩来谈话之后，在日记中说：“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7月16日日记云：“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惟能忍而未发耳。戒之。”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谈判，蒋要收编中共的军队，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这自然是谈不成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8月1号，蒋介石采取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他邀请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来南京讨论国防问题。应该说，这是蒋介石跨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中共中央收到邀请以后，毛泽东没有离开陕北，而是派了三人去南京，即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他们到了南京后，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红军的改编，一个是陕甘宁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共做了让步，蒋介石也做了让步。这个让步表现在，中共所领导的红军决定接受改编，称为八路军，后来称为第18集团军。中共把自己领导的红军归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底下，称为第八路军，这是中共作出的巨大让步。
第二个让步，中共决定把陕甘宁苏区改称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下的一个特殊地区。在决定改称过程中，蒋介石也做了让步。最初，他准备派一个国民党员去做这个边区的政府主席，但中共坚决拒绝。最后蒋介石做出让步，同意中共的林伯渠担任边区政府主席。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中共的一个文件，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里，中共表示了四条。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的政策。第三条。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第四条，取消红军的名义和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且待命而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肯定了中共的这个宣言。由于中共的这个合作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由于两党合作，因此就形成了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所领导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在抗战过程中起到了互相照应，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的作用。
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以后，蒋介石就开始调整国内政策。第一个表现是，蒋介石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二个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宣布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26位同志的国民党党籍。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在上一世纪20年代都是国民党人，而且毛泽东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在1927年“清共”的时候，国民党把毛泽东、周恩来都开除了。现在，国民党宣布恢复他们26人的国民党党籍。第三是，蒋于1938年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第四，蒋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在一定的意义上，开放了政权。第五，蒋想找寻一个新的国共合作形式。当时，他想把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大党，名为“国民革命同盟会”。中共对此提出，合并不好，希望采取新的办法，即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党，而且可以参加国民党当时刚刚组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介石要求两党合并，一方面表现了他想取消共产党这一意图，但至少此时，他也希望两党有一个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说，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到1938年的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个时期，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因此国外有人说，这是两党的“蜜月期”。此时两党比较一致，矛盾较少，纠纷较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看出来。毛泽东在这篇名为《论新阶段》的文章中说：“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他在讲话中给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例如毛称蒋是民族领袖，是最高统帅。他说，在国共两党里面，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是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而且还说，国民党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和蒋介石前后这两位伟大的领袖。这个评价应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篇文章，大家在《毛选》里找不到，但可以在中央档案馆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里找到。毛泽东之所以会讲这段话，是因为这个时候，两党合作比较好，国民党、蒋介石比较努力地抗战，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才给了这么高的评价。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执行了一条正确的对内政策——联共抗日。
二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大家知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对日本长期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蒋之所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一个是因为他要剿共，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另外一个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蒋害怕日本的武力。他认为中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比不上日本。他有个思想，后来我们概括其为“三天亡国论”。他说，中国军队要和日本打起来，只能是有败无胜。日军在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可以截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命脉，从而灭亡中国。这就是蒋介石的恐日症。国民党内部患有“恐日症”的人不少。“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的内部一片主和声。例如，当时军事委员会有一个常委叫徐永昌，还有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叫何应钦，他们都认为，尽管“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但中国要抗战至少还要有６个月的准备。当时的一部分学者，比如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著名教授胡适，他们也认为不能打。他们说，中国一和日本打，中国的精华、元气就全毁了。胡适表示他要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他要给中国，给中日之间再争取５０年的和平。此时，胡适做了个非常大的举动，他找到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通过陈布雷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大家是绝对想像不到的。我曾经跟我们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耿云志教授开过一个玩笑。我说这封信，幸亏是最近两三年才发现的。如果它在上一世纪５０年代全国批胡适的时候被发现，那胡适肯定要被戴上一顶帽子——“卖国贼”。为什么？胡适给蒋介石的信里提了一个意见，说我们现在打不过日本，怎么办？胡适说，我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用这个办法和日本一刀两断，保持彼此之间的和平。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个馊主意！在国民党的国防会议上，有人就骂，就是程潜——１９４５年起义的那位国民党将领，他骂胡适是汉奸。另外一个国民党元老居正说，应该逮捕胡适。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中共很快发表声明，表示红军可以开赴前线作战。但是，像我们上面谈到的，当时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士都认为抗战条件还不成熟，部分学者和社会名流也认为还不是时候。在这个形势下，蒋介石认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在庐山发表谈话，发出抗战的号召，其中有些话大家都很熟悉。他说：“现在冲突地点已经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古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沈阳是在“九一八事变”被敌人占领的）！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变成昔日的东四省（东三省加上热河）。北平若果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蒋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因此，“庐山谈话”是蒋介石改变妥协政策，号召抗战的一个谈话。蒋发表“庐山谈话”的时候，国民党内部不是没有人反对。参加“庐山会议”的国民党中有很多人士反对这个谈话。最初，它不叫 “庐山谈话”，叫“庐山宣言”。为何改成 “庐山谈话”？就是因为有不少人反对在这个时候和日本人打。所以蒋做了个妥协，就是既要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但又要减弱它的冲击力量。所以改“庐山宣言”为 “庐山谈话”。
是不是抗战的国策就此决定了呢?没有!蒋发表“庐山谈话”，作出抗战号召以后，他对于和平解决中日矛盾还存有一线希望。将抗战作为国策的标志是淞沪之战。“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挑衅，淞沪抗战的特点是中国政府、中国军队首先向日本人进攻。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目标是，把日本人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统统赶下海去。淞沪之战是蒋介石在华北战场之外开辟的第二战场。淞沪抗战，在真正意义上表明了国民政府已经把抗战定为国策，标志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爆发。
淞沪抗战失败以后，蒋介石迁都重庆，做了长期抗战的准备。淞沪之战中，蒋介石调集了全国70万精锐部队，打了三个月，应该说这场战斗打得很激烈。中国军队表现得很英勇，牺牲很巨大，70万军队伤亡30万。但淞沪之战给了国内外一个良好的印象，让国际上看到中国军队是能打的。由于淞沪抗战，胡适也转变了观点。淞沪抗战结束 ，胡适就对汪精卫等人说，中国军队还是能打的，我们还是把和平主张暂时放一边。正是由于胡适这个转变，蒋介石后来很快就派胡适去美国作驻美大使，让他对美国人做宣传，帮助中国抗战。所以，淞沪抗战尽管伤亡惨重，但是对国内外的影响是巨大的。淞沪抗战失败后，接着就南京沦陷，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内部更是一片主和之声。汪精卫的叛变出逃在1938年年底，但实际上在南京沦陷后，他就已经产生了叛国的想法，产生了要另外组织一个政府的想法。此时，汪精卫找到蒋介石说，形势很紧张，干脆我来组织第三政府，挽救这个局面。另外，原来主张要逮捕胡适的居正此时也说，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他说，如果没有人敢出来同日本人谈判，敢和日本人签字的话，我居正可以出来。大家知道，国民党里还有个左派，叫做于右任，他也表示不能打，要和。而且在会议上批评蒋介石，说蒋太优柔寡断。
南京沦陷助长了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妥协的气氛。在这个时候，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来调停。此时，中国的抗战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大家知道，南京的失陷就是国都的失陷，国都的失陷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灭亡。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应该说，此时蒋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蒋还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们和日本人谈和的话，外战可止，但内乱必起，国家内部一定会产生矛盾。所以蒋介石批评了包括孔祥熙、汪精卫在内的主和派。另外，他拒绝了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此后，中日的秘密谈判并没有停止。从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开始，到1940年12月期间，中日的秘密谈判一直在进行着。
过去有些历史学家，把中日的这些秘密谈判看成是蒋介石准备妥协，准备投降的政策。但根据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这些谈判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孔祥熙所主持的谈判，确实有对日妥协的倾向，但蒋介石对孔祥熙主持的谈判都是批评和制止的。蒋甚至对孔讲了重话：说不能再谈了，再谈就是汉奸。蒋本人也指挥过几次谈判，这些谈判具有策略上的意义，其目的或在于阻挠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或具有试探，掌握情报的目的，最后都是蒋本人踩了刹车。蒋介石有个顾问叫端纳，他在1945年有个讲话，说蒋在1938年—1940年间，至少曾经愤然拒绝过日本方面的“和平”要求达12次之多，这是事实。过去我们都以为，中日秘密谈判都是蒋介石主动找日本人谈的，现在史料证明，所有谈判都是日本人提出来的。因为日本人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就陷入战争的泥潭当中，其财政、军事力量严重不足，故日本人采取政治上诱降的策略。这方面我就不详细阐述了。
蒋介石指挥的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此阶段著名战役有平津作战、华北作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包括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第二阶段是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此阶段重要战役有：南昌会战、第一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南宁会战、中条山会战等。第三阶段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日本投降，其中的重要战役有：长沙会战、缅北滇西之战等等。
这里，我要着重阐述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这次会战是由国民党将军薛岳指挥，歼灭日寇56000余人。这是日本侵华以来最大的惨败，被美国称为自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以来，同盟国在远东战场之大胜。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也肯定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另外一次重要的战斗是缅北、滇西之战，这次战争从1943年10月一直打到1945年3月。前后17个月，中国军队挺进2400公里，收复了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解放了缅甸领土8万平方公里，收复了云南西部失去的土地8万平方公里，歼灭日寇4.8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6.7万余人。中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让美国记者非常感叹，称之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军队所望尘莫及的。我讲这两次战役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只知道一个台儿庄大捷，在台儿庄之外，中国军队的胜利还有好多。
在整个抗战中，有几组数字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政府动员的正规军和游击队是550万人，一般的战斗有38931次，主要的战役是111次，大的会战有22次，中国军队伤亡338万。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牺牲的上将有8员，中将41人，少将71人。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消灭的日军是133万，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195万的70%，这是日方的统计。正面战场上，共歼灭日军少将以上官员44人。
三
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即蒋介石实行联苏、联美、联英的正确的外交方针，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线。
首先讲联苏，在蒋介石实行反共清党以后，中苏两国在1929年断绝了外交关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迫使蒋介石思考，要恢复中苏邦交。当时，日本人也在拉拢蒋介石，企图让中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联。蒋面临着两种选择，他的决定是联苏制日。1932年，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蒋介石就派人和苏联谈判，要恢复邦交。他认为，中苏恢复邦交可以让日本人胆怯，可以奠定中国雪耻复国的基础。他把和苏联恢复邦交视为对日本的第一打击。1935年，蒋介石在着手解决和中共的关系的同时，着手解决和苏联的关系。当时蒋介石提出，在中苏两国间订立中苏互助条约。他的这一建议，苏联不感兴趣。苏联认为，如果订立中苏互助条约，就会得罪日本人，因此不赞成蒋的建议，但是，苏联又希望中国军队能在中国战场上拖住日本。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有着侵略苏联的计划，就是所谓北进派。苏联提出的建议是，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双方长期争执，互不相让，最后蒋做了妥协。“卢沟桥事变”以后不久，即1937年8月21日，中国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给了中国军事上有力的支援。例如，给中国提供飞机、大炮、弹药，而且提供了空军志愿人员。大家知道，中国曾经和日本在武汉上空进行过多次激烈的空战，其中有若干空战，中国军队是胜利的。当时在武汉上空与日本作战的中国空军里，就有苏联的志愿参战人员。除了空军，苏联从两个渠道向中国提供武器、弹药。一条是通过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太原到华中地区；另一条是从新疆、陕西、河南到中国的中部，当时苏联的运输线就是这两条。
[中场休息]
刚才休息时，有听众问我，淞沪战场开始的主战场是在华北，后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淞沪会战，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了华东，什么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要吸引日军主力，保卫中苏的这条运输线。在华北作战过程中，第一条运输线由于大同的失守而废弃，所以苏联的运输线只有一条陇海铁路。大同的失陷令蒋介石非常恼火，曾在日记中大骂阎锡山。
战争初期，苏联除支援中国大量武器、弹药外，还派出了军事顾问。因此，蒋介石联苏制日的选择是正确的。除了联苏，蒋介石还联美、联英。在我们今天看来，联美、联英好像是个必然的选择。其实，并非如此。当时国民政府的内部有两派，一派主张联德，另外一派主张联合英美。主张联德的以白崇禧和孙科为代表。联德派为何能够存在而且一度曾占优势？懂得世界史的人都知道，上一世纪30年代，在抗战之前，中德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就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当时中国取得军火的重要来源是德国。孔祥熙在1936年到欧洲转了一圈，最大的成果是德国答应给中国提供军火，在苏联给中国提供军火之前，当时世界上唯一给中国提供军火的是德国。所以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主张联德。
二战中，英美主要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一个是亚洲战场。英美是先欧后亚，打算在消灭德国后，再解决亚洲问题。蒋介石要争取英美的支持，就必须反对他们先欧后亚的政策。经过长期的努力，特别是1941年12月日本人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美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很快宣布对日宣战，这样，世界上26个国家，中、美、英、苏发表26国宣言，表示要用最大的财力、物力来和法西斯战斗，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成立。此后，1942年6月，中美签订抵抗侵略的互助协定。1943年10月，中、英、苏签订了一个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此后，英美对中国的抗战进行了经济和军事的支援。这两天媒体报道的“飞虎队”就是这时产生的。所以说，蒋介石联苏、联合英美是正确的。
此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抗战中，蒋介石还支持亚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亚洲有几个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第一个大国就是印度，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有个政党叫国大党，领袖叫尼赫鲁。国大党是代表印度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要求独立的一个政党。印度还有一个提倡不合作主义的人物，叫作甘地。蒋介石支持国大党，支持尼赫鲁，他为了支持印度自治和独立的要求，曾经在1942年和宋美龄一起访问过印度。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很简单，当时却会激怒英国。蒋介石不顾英国反对，访问印度，会见了尼赫鲁和甘地。另外，蒋还支持韩国的独立。众所周知，中韩一直有着长期的友谊关系。1910年后，日本吞并韩国，大量的韩国流亡者、爱国者来到中国，将中国作为其反日的基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帮助了他们。韩国人在中国组织了光复军和义勇队，他们的领袖金九，是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用飞机送回汉城的。而且，蒋介石把韩国独立看作是中国抗战的一个目标。越南，很长时期是法国的殖民地，蒋介石支持越南独立，通过人向罗斯福表示，中国不想独占安南，对此，邱吉尔不相信，斯大林也觉得很奇怪。东南亚国家中的泰国，当时和日本结成泰日同盟，参加法西斯阵营，但蒋介石支持泰国的爱国者，同意他们在重庆设立自由委员会，主张“无条件协助其独立”。
由于时间关系，第三个问题，我简单讲这几点。
四
现在讲最后一个问题，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功与过。
今天我们应当承认，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功也有过。首先讲他的功，在说这个问题前，我要首先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中的一段话，该书是前些年出版的，主编是胡绳。胡绳同志是国家的领导人，他有三个头衔，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是我的上司。一个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另一个最重要的头衔是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这本书其中有段话是这样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200万军队，国民党当时政策的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本书除了由胡绳主编外，还经由胡乔木同志从头至尾，每一个字的审查，最后胡乔木同志给它写了个前言，高度评价了此书。我很坦率地说，我今天敢于在此做这个报告，有这段话作为支持（掌声）。我前面说过，2002年，我出过一本写蒋介石的书，就有几位“极左派”给中央领导写信，控告我，要求严肃处理我，开除我的党籍。后来我在网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鄙人还不是中共党员。这些人是糊涂蛋，他们不知道我是否是党员，也不知道我的书是在海外出版的，还是在国内出版的。他们甚至要求治我以叛国罪。所以说，胡乔木同志审查过的这段话，给了我很大力量。前几天我在成都开会，碰到了这段话的执笔者金冲及同志，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但你的这段话直到现在都还是超前的，有些人也许现在还不会同意。
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蒋介石对抗战胜利是有功的，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有功。抗战胜利的结果：第一，是促进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就认为，废除帝国主义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时机到了，他首先跟罗斯福派来中国的代表谈话，要求美国首先、单独、自动废除对华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而且指示宋子文，进一步要求美国政府取消诸如租界、内河航行、关税等方面的不平等条约。正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第二，是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抗战后期，中国成为国际上的四强之一。蒋在日记中说到：国家的声誉和地位实在是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提高。第三，是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经过抗战，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洗雪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收回了，丢掉的这些土地，随着抗战的胜利，通通收回了。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的战争。第四，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而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是94%。二战的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从抗战时间上看，美国是3年9个月，英国是6个月，但中国的抗战长达14年。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拖住了日本北进的脚步，使得苏联避免两面作战，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000多辆坦克到欧洲战场。而且，中国战场延迟了日本向东南亚前进的计划，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兵力，为英美——特别是美国赢得了时间，也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提供了后方基地。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粉碎了德、意、日在中东会师的计划。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所以说，中国战场的存在，有力地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因此说，蒋介石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贡献。当然，上述成绩，自然不是蒋介石一人之功，但是，他顺应“天理”和“人情”，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到底，这些成绩，自然也和他个人密不可分。
下面，我要讲蒋介石的过错。第一，片面抗战与战略上的失误。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特别是淞沪会战——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地区聚集了70万军队，和日军打消耗战。蒋介石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九国公约》在比利时开的会。后来，在南京保卫战期间，又幻想苏联可以出兵，致使中国军队遭到沉重的损失。蒋当时的战略思想，是持久消耗战。但在实际上，他强调的是敌攻我守，要求固守阵地，这样就消耗了自己。他提出要发动游击战，发动民众，但始终发动不起来，所以他的抗战被称为是片面抗战。他只懂得用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去抗日，不懂得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的：战争的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也不懂得阵地战之外还有运动战、麻雀战、游击战等战术。第二，抗战中期与后期的反共活动。蒋跟美国人说，他有两个任务，一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二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国境内的蔓延。因此在抗战过程中，蒋介石虽然和中共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始终有反共活动，主要表现在：一、制定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对中共的活动进行许多限制。二，他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在整个的八年抗战期间，他始终把胡宗南的军队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不管抗战形势如何艰难险恶，胡宗南的军队始终用来对付中共。三，发动皖南事变。在抗战中，蒋介石一方面要限共、反共，。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全面反共，因为抗日的大局在前。第三错，蒋在抗战期间，始终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改革，顽固腐败。当时，中国有几种力量，都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民主党派，如张澜、黄炎培，都提出要结束国民党的党治局面，但遭到蒋介石拒绝。中国共产党除要求坚持抗战外，还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实行宪政，提出要成立联合政府，各党派平等，但蒋介石也都拒绝了。此外，当时的美国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出面调解国共矛盾，也要求蒋介石改变一党专政的局面。抗战后期，美国非常看好中共，对中共的抗战活动，特别是游击战争给了很高评价，对中共在陕甘宁建立的民主政府也给了很高评价。美国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成立国共联合政府。1944年11月，美国人赫尔利访问延安，从延安带回了毛泽东亲笔签字的“五项协定”，其中的第二条就是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改组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为联合的国民军事委员会。但蒋介石都拒绝了。正是由于蒋介石在抗战过程中，坚持反共，坚持一党专政，这就埋下了他在抗战胜利以后，又一次发动内战的伏笔。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拒绝改革，并且对宋子文、孔祥熙等大官僚包庇。抗战胜利后，他的名声达到了极点，但很快，不过三、四年，他就在大陆失败，逃亡台湾。
由于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了。我准备的内容比较多，作了很大压缩。有很多地方可能没有讲到，也可能有很多错误。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下面我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谢谢大家！
主持人：胡乔木先生审定的，由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里评价蒋介石的那段话，是今天杨先生来演讲的“上方宝剑”。我在请杨先生讲的时候也有过考虑，讲这样一个题目是否合时宜。上次杨先生来文学馆讲的是戊戌政变，那时杨先生和我说，想讲蒋介石。我说，您别讲这个，这个题目敏感。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纪念，是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学术地、历史地来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把他看成是头顶上各种各样的头衔的蒋介石，不管好的坏的，只把他当成个历史人物，来聆听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作出评判。用杨先生的话说就是一家言。现在已是中午了，但杨先生还是兴致颇高，愿意回答听众的问题！
问：杨老师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讲座，学生有个问题。您刚才所讲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新的学术观点，是否有望写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谢谢！
答：我想我们使用的教科书是在不断的前进，不断的修改。我的这些观点当然是我认真研究后得出的。已经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支持我的观点。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在不断的改进过程之中的。改进过程还需要一段时期，我想将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会一天比一天的更加接近历史真实，这个趋向一定会是这样的。
问：杨先生今天的演讲很丰富，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个是您提到，蒋介石收回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丧失的国土，这个我认为可能是有点偏，因为收回的只是日本占领的中国国土。像香港，俄国的东面，乌苏里江以东都没收回啊。第二，您谈到的蒋介石关于中国在日本和苏联之间的选择，我想中国只能有这样一种选择。因为第一，那时候已经是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了中国，已经是日本和中国处于敌对状态。而且，日本对苏联来说，一直是个威胁。从日俄战争以后到苏联的内战，十月革命以后，他都进攻过西伯利亚。所以，我觉得只能是中国和苏联有共同的敌人，自然而然走在一起。另外，在英美和德国之间的选择，我认为也只能选择英美。因为，在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已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轴心国实际已经成立，他们已经是盟国了，我们当然不可能选择德国来作为我们的盟国，所以当然是英美了。同时，当时英美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同情中国，在罗斯福的一些演讲都表现出来了。所以我对这两个问题，有一些看法。
问：杨先生，您好！您的很多观点都来自蒋介石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能否公开呢？还有，台湾的教科书是不是这些观点已经成为肯定的东西了？
答：蒋介石日记，到目前位置尚未公开出版。蒋介石日记的一部分保存在江苏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主要是30年代前的部分，是摘录。还有一部分也是别人的摘录，一共是五种，这五种保存在台湾的国史馆，也未正式出版，都是抄本。蒋介石全部日记的原本，蒋家寄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1919年到蒋介石去世以前。明年二月可以开放其中的一大部分，全部开放尚需等几年。
问：听说蒋介石没有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拒绝把琉球群岛收回中国，而让日本永久占领，有这么回事吗？
答：罗斯福确实有过把琉球交给中国的想法，蒋介石表示琉球和台湾性质不同，台湾原来是中国的领土，琉球原来是一个国家，因此不适合把琉球归还中国。我的个人意见，在这个问题上，蒋没有错。琉球原来就像朝鲜和越南似的，和中国是一种藩属关系，越南和朝鲜原来都是中国的藩属国。蒋主张战后越南和朝鲜应该独立，琉球不应该交给中国。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故事，中国人是很老实的，在开罗会议时，美国人起草的文件说，战后要把东北、台湾归还中国，中间还加了个小笠原群岛。而小笠原群岛从来不是中国的领土。但中国代表提出：，是否将澎湖列岛误写为小丽原群岛？最后开罗会议的正式文本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意见，把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小笠原群岛是别人送上门来的，但我们不要。
问：杨老师，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一些做法，那他对张学良的所作所为，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答：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矛盾就在于：蒋从“九一八事变”以后，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蒋认为抗战还不到时候，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蒋对和平解决中日矛盾还存有一线希望；而张学良则主张立即停止内战，立即抗日。在剿共问题上，蒋认为共产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使把劲儿共产党就有可能被消灭；而张要求立即停止剿共。
问：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琉球的。据说抗战胜利后，归还中国的除台湾、澎湖外，还有琉球群岛，而且也曾让新一军去，但因为调新一军去打共产党而耽误了战机，使得日本至今仍占领琉球，请问是否如实？为何给日本琉球作为领土？
答：关于琉球，它原来不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拒绝接收琉球，这是正确的。至于要调新一军打共产党而耽误接收琉球，绝无此事。我在台湾的档案里看到琉球的一部分亲华派，包括越南都有部分亲华派，要求把琉球，包括越南都交给中国，但蒋都拒绝了。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希望蒋介石来领导亚洲。蒋介石特别声明，中国没有领导亚洲的企图。中国对朝鲜给了很多支持，但中国并没有要求朝鲜给予回报。我认为蒋的这些做法都是值得肯定的。
问：我有个问题请教，英、美、苏在抗战中对中国的支持，您评价一下谁最多？
答：援助中国的国家有英、美、苏，其中应该是英国的援助最小，而且蒋和英国的冲突也最多。在开罗会议中，蒋对邱吉尔的印象最差，蒋在日记中说英国是个老牌的帝国主义，是个老滑头，靠不住。开罗会议中，邱吉尔见到宋美龄就问，在你的印象中，我是不是个大坏蛋？宋美龄回答得很巧妙：请问你自己对自己是个什么看法？而且，罗斯福还向蒋介石告密，说英国就是不肯承认中国是一个强国。开罗会议中，出来捣乱的也是英国人。蒋明确提出东北、台湾和澎湖应该归还中国，可是在修改文件的时候，英国主张说，战后日本应该放弃对台湾和满洲的统治权，但就是不肯写明要归还中国，是中国代表提出，必须注明要归还中国。只是因为中国代表的坚持，加上美国罗斯福的同意，最后文件才写明要归还中国。因此说，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是最小的。对中国抗战支持最大的，前面是苏联，后面是美国。综合来说，我认为对中国抗战支持最大的还是美国。苏联一开始是支持中国抗战的，最早给中国武器弹药的是苏联人。但在抗战过程中，苏联做了件很对不起中国的事情，就是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一个条约，叫《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做了个交换，日本承认外蒙古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苏联承认满洲国是一个国家。当然，这是苏联想稳定东方战线而对日本的妥协，但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政府是强烈抗议的。
问：前几年播放的一部电视剧叫《潘汉年》，给潘汉年平反了。“文革”前潘汉年是被当做汉奸抓起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您给说一下。
答：潘汉年这个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当时在抗战中，中共有三个特殊人物，一个是潘汉年，一个是袁殊，一个是演员叫关露。这三个人，都跟日本人，和汪精卫有复杂的关系。所以在有段时间内，袁殊和关露都是不能见之于媒体的。潘汉年在50年代被毛泽东下令关起来，其原因可以引用《沙家浜》中的一句话，叫作“勾挂三方来闯荡”。今天我们可以做结论，这三个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当时跟日本人周旋，跟汪精卫周旋，都是为了做地下工作，刺探情报。现在中共已经为他们三人恢复了名誉。为何50年代毛泽东下令关押潘汉年，并导致后来的潘杨冤案。主要在于，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一个特务头子李士群有特殊关系，而李士群曾把潘汉年带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见汪精卫，完全是个突然行动，潘汉年事先不知道，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向中共中央请示。如果事后他立即向中央汇报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潘汉年见了汪精卫之后，没有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直到50年代，他才透露了这件事。这令毛泽东非常愤怒，故将其关押。
主持人：时间已经是12点半，不再提问了。听史学家这样讲述历史，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历史现场，这要比“戏说”更使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保持睿智。历史本来乱如麻，再听“戏说”，脑子里不是一笔糊涂账才怪。“戏说”，说穿了只是文化娱乐而已，切勿把“戏说”历史当真。不过，“戏说”倒为后现代史学的观点提供了脚注。后现代史学认为，只有历史的叙事文本，根本没有历史那回事，历史过去之后再无办法还原的，甚至不承认那个历史事实曾经发生过，只是各种各样的叙事文本。对蒋介石来说，这倒也适用。以前我们所认识的蒋介石有很多是各种各样的历史叙事文本，而真正的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历史的原貌如何呢？这已经属于学术探讨的历史话题了。
杨先生今天讲的实际上是以作为史学家的一己之见对于历史人物蒋介石的一家评论。当然，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历史人物，非一次两次像杨先生这样的演讲，非一本两本蒋介石的传记就可以盖棺论定了的，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而其间，是不是有新的学术洞见或叫创见，可能也不仅仅取决于做学问的人，或许还有其他方面诸多的因素吧。总之，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历史人物，要认识他，要评价他，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另外，从刚才有位先生提到的关于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在联苏联美联英问题上呈现出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来看，那位先生跟杨先生已经有争鸣了，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管看法如何，反正讲到抗战期间国际上的这种风云变幻，错综复杂，我想我们今天有一点至少是明确可知的，就是，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只有国家自身强大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够不在各种各样的国际谈判和争端当中被人出卖利益。这又让我想到我的恩师萧乾先生的那句话，他是中央文史馆的前任馆长，杨天石先生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我在演讲二战期间的中国记者萧乾的时候，也曾经引用过，即“国际无信义，只有利益。”最后的结语是，为了我们能够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永久，只能我们自身安定团结，繁荣昌盛强大。最后让我们向杨天时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鼓掌）
录音整理：程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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