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周思源（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演讲时间：2002年9月15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先生，大家欢迎。
近几年随着清廷戏的不断热播，不论台湾那边拍的《戏说 乾隆》，还是我们内地的《康熙微服私访》，一直到最近几年，以正史剧面目出现的《康熙 皇帝》，《雍正王朝》，使大家提升了对清朝历史和清代皇帝的浓厚兴趣。学界关于如何 认识清朝 历史也是有不同的看法，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在国家图书馆给 百名省部级干部讲座的时候，题目就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在充分肯定康雍乾盛世 时也指出了它“沉沦”的原因。不久，周先生就在《中华读书报》上著文与戴逸先生提出商 榷。周先生提出自己的 看法，他觉得称康雍乾“之世”好像更正确。在之后又不久，有一位姚小平先生再次在《中 华读书报》上发文，与周先生再商榷。我想文学馆这个地方，是一个自由的学术论争的讲坛 ，我们今天先把周先生请来，请他来谈一谈，他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的。
主讲人：
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1日一期的“文史天地”版刊登了《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 史》(以下简称《沉沦》)一文，我有些不同看法，6月19日该报发表了我的《正确看待康乾 之世——与戴逸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商榷》)。7月17日该报刊登了戴逸先生《怎样认识 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一文(以下简称《怎样》)，后来又有别的学者参加争论。 由于报纸上篇幅有限，未能展开。今天我稍微多说几句。
“康乾盛世”的提法由来已久，有时也叫“康雍乾盛世”，不过用得较少。一是“康乾盛世 ”是两个双音节构成一个四字结构，比较顺口；更主要的是，由于雍正皇帝一直背着窃诏篡 位、弑父屠弟的恶名，所以尽管雍正夹在康熙、乾隆之间，“盛世”却很少有他的份。虽 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等人和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等早已开始对此质疑，但直 到20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旅日历史学家杨启樵先生多次赴台湾故宫博物院查阅了二万多件康 熙朝 尤其是雍正朝的密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八十年代初出了一本《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 》(1)，才算把雍正的案彻底翻了过来。从此“康乾盛世”就称作“康雍乾盛世”了，不过 人们习惯上有时仍然叫它“康乾盛世”。
清朝(1644—1911)三百六十八年总共十个皇帝，位居第二、第三、第四的康雍乾三帝就占了 整整一半一百三十四年。其中康熙在位长达六十一年(1662—1723)，雍正在位十三年(1723 —1736)，乾隆长达六十年(1736—1796)。乾隆禅位于儿子为嘉庆皇帝后仅仅四十四年就发 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 地 。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处于被列强不断侵略、割地赔款、任意宰割、几乎被瓜分的危险 之中，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因此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我国最后一个封建 专制王朝清朝，首先就要认真研究被称为“盛世”而且占整个清朝一半的康雍乾三朝。
我的基本观点是：并不否定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功绩，但是不赞成现在依旧把康雍乾时期说成 是“康乾(或康雍乾)盛世”，尤其不赞成对康雍乾之世作过高的评价。简单地说，我和一些 学者的分歧不是对康雍乾三朝的肯定还是否定，而是评价的高低。因为批评 “盛世”不等于否定三朝，肯定三朝也不必非评为“盛世”。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比较历史学 的角度认真总结康雍乾三朝的得失，尤其是其失。正确认识康雍乾之世的得失，有助于加快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我讲三个问题。
一、康雍乾三朝的历史贡献及其和汉朝、唐朝的比较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都很有作为，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其中康熙的贡 献最大。三朝先后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了准噶尔部、回部、罗卜藏丹津、大小金川 土司叛乱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康雍乾三帝最主要的功绩是将 汉朝、唐朝、元朝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由于清朝是人数很少的满族统治全国，它必须更多地依靠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和它 一起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而且它必须努力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才能缓和与汉族的紧张关系并 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康雍乾三帝和此前的顺治等对加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加快各民 族文化的融合，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一系列 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将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的土 官土司改为由朝延任命有一定任期而流动的官吏。这项工作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就 开始做了，废除土司，设贵州布政使司，置思州、思南等八府。但真正大规模进行是在清朝 的雍正时期。雍正皇帝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在云南、贵州原土司统治地区实行和汉 族地区一样的政治制度，如编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组织乡勇等。从而大大加强了 从中央到省和州县各级政府对这些民族地区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 文化交流。过去在不少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老百姓的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对于他们来说自己 只不过是某个头人或土司的人。因此容易被人利用，发生动乱。“改土归流”之后大大加强 了这些地区人民的国家意识(“我是大清国人”)、统一观念(“某地是大清国的某省某州某 县”)、大民族归属感(“我是大清国或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某族”)以及地域归属感(“我是中 国某省某州某县的人”)等民族文化心理，而不是过去那样，“我是某族某部某头人或某土 司的人”。因此极大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边远地区的管理与开发，促进了多元的中华文化的 融合与发展。至于戴逸先生在访谈中提到的其他几项，按照比较历史学的观念，即不仅与自 己的过去进行纵向比，将对象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还需要透过表象进行实质比，则 颇可商榷了。
戴逸先生强调，“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这与传统观 点 不一样。”他认为康雍乾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理由是当时中国人口已有三亿，而西汉 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 远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沉沦》)我认为这样比较有些简单化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的下限距康雍乾时期(1662—1796年)的上限相差一千六百 多年。唐代(618—907年)的下限距乾隆末年也将近九百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生产方式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口自然也大大增加。单纯从“养活三亿人口”的角度说“中国在康 雍乾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兴旺发达的国家”，而且已远迈汉唐，是缺乏说服力的。汉朝在当 时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比，相当于今日的美国或欧盟。 而康雍乾三朝无论是哪一个，在当时的世界上都不具备这么领先与强大。而唐朝在当时的世 界上之强大独一无二。且不说唐朝极盛时期的疆域西部直达波斯、阿富汗、今中亚各国，东 北到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北边达到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和外兴 安岭以北的鄂嫩河，南边到今越南的河内一带，国土面积几乎比现在大一倍。唐朝的富庶也 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据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上册引用《通典 ·食货志》记载的资料，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仅河南道与河北道正仓、义仓 、常平仓所存储的粮食就超过四千万石。加上全国其他地方的存粮总数达到九千六百万石， 这还不算老百姓家中的存粮，而当时全国人口不过五六千万。因此开元天宝年间物价非常便 宜，青州、齐州一带斗米五文而已。(转引自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下册)当时另两个世界 强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和首都在巴格达的阿拉伯 帝国都不如唐朝，所以历史学家称“隋、唐皇朝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中国通 史第六卷上500页)因此最重要的是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朝显然远远 不如汉唐。
康雍乾时代和汉朝唐朝的主要差距还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和精神。
汉唐之所以一直被公认为盛世，并不仅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 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精神生产和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 的皇帝总的说来相对地比较开明。刘邦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而且比较粗鲁，爱骂人，但他为 汉王时就很注意纳谏，所以萧何将逃跑的韩信追回能拜为大将军。刘邦称帝后陆贾等文人常 常引用《诗》、《书》的文字劝说刘邦，刘邦烦了，骂道：“乃公(你爷爷)居马上而得之( 天下)，安事(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就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天下) ，宁可以(怎么能靠)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面有 愧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结果陆贾连续上 了十二篇治国方略的奏章，刘邦每看一篇都说好，这就是著名的《新语》十二篇。东汉前期 也还较多地保持着这种状态，整个社会洋溢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所以班超才 会不甘心于抄抄写写，投笔从戎。知识分子中洋溢着一种大丈夫气概，就是班超所说的“壮 士志”。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到武则天到玄宗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杜甫 诗以赞扬的语气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 中仙。”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甚至是灭九族，连家中藏有此诗 者都可能祸及。戴逸先生在《怎样》一文中说我“此话未免言过其实”，理由是不但“清前 期书香门第，读书人家一般都会有李杜诗集，我们从未听说谁家因藏有李杜诗集而遭灭族或 连坐之灾，相反乾隆皇帝……诗文中对李杜的诗更是一片赞扬……如果杜甫生于当代，乾隆 皇帝愿意鞠躬拜倒。”我看未必。乾隆皇帝对生活在一千年前已经不会对他构成威胁的李白 杜甫可以“一片赞扬”，“当拜下风”，“鞠躬拜倒”，但是决不会容忍他当皇帝的时候居 然有这样藐视皇帝召唤的文人，也不会允许有人藏有这种对当朝皇帝大逆之作。我说“如果 是在康雍乾之世”李白杜甫如何如何，就是指李白杜甫如果生活在康雍乾三朝时将会有什么 样的遭遇，而不是李白杜甫的诗在一千年后的康雍乾之世的待遇。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 用”，年纪轻轻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豪迈 、自信!有清一代找不出一个李白这样的人来。我们在唐诗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充满进取精神 、昂扬斗志和开放意识的大唐气象，大唐精神。清朝整整二百年没有一点豪迈之气，直到19 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才出现一些有区魄的作品，但那是忧国忧民，充满了悲愤之情。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刷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 民族精神，而这些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二、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历史性失误
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中批评我没有对他提出“盛世”的条件进行反驳， 那是因为当时我不愿把文章写得太长之故。所以现在我只好就此问题多说几句。戴先生说 ： “盛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 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 文化昌盛等。”康雍乾三朝在国家统一方面的伟大历史性贡献我前面已经讲了，现在着重谈 谈另外四个条件。
要想正确评价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应当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总坐标之中。美 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指出，“(公 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 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找到通往印度的航路，1520年麦哲伦从大西洋来到太平洋。所 以“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 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广大研究世界史学者的共识。
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之后的中国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将后来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都归咎于康雍 乾三帝，因此首先要从公元1500年前后的明朝中后期说起。无独有偶，著名美国华裔历史学 家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选择了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的许 多细节来对当时的中国进行解剖。黄仁宇以大量事实证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 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矫，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 态维持王朝的安全。”(3)明朝的?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弊病如果和处于文艺复兴时 期的欧洲相比，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整体实力遥遥领先，而欧洲则刚刚起 步，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动乱、农民起 义 和清兵入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然，1644年清朝在北京正式代替明朝以后，中国也完全来 得及。但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使中国失去了整整两百五十年!而这里关键的就是康雍乾三 朝的一百三十四年。
戴逸先生说：“统一之后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利益不同，思想观念更不同。这就需要强 大的中央集权统一管理。而加强中央权力，实际上就加强了皇帝的个人权力，加强了封建专 制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使对今日也是任何一个大国不可避免的，将它作为“需要强 大的 中央集权”的理由，进而似乎“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也有了合理性，实难令人信服。戴逸 先生在答我的文章中说：“只有认真研究产生这种制度的原因，才能找到铲除它的办法。发 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这才是根除封建专制主义 及其残余的正确途径。”此说需要商榷，因为产生封建专制制度和这种制度在某个朝代长期 恶性发展，并不是一回事。铲除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固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并不意味 着这种经济基础薄弱就只能“发展生产”等等，就只能加强本来已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何 况正如戴逸先生《怎样》一文中所言，康雍乾时期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实际上我对康雍乾 三朝评价提出异议，并不涉及是否“铲除”或“根除”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革命问题，只不 过是觉得评价过高罢了。
戴逸先生认为，“在制度上康雍乾盛世的制度创新意义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作用明显。这 是封建专制发展得最完善的时期。”此说我不赞成。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 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三朝在改土归流等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改革，但 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戴先生十分肯定的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 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贴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 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这种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病在乾 隆中后期已经越来越明显，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糰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数十 年而无法揭露，就是一个显例。因为身为大学士的和糰只是对乾隆一个人负 责，只要乾隆继续宠幸他，那就谁也奈何他不得。甚至连当上皇帝的嘉庆对他都没有办法， 因为乾隆虽然禅位给了儿子，可乾隆还是太上皇呢。直到乾隆一死，嘉庆立即逮捕和 糰，并且赐死。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清 朝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舰船本身和军官素质上 毫不亚于日本，却全军覆没，即为铁证。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阴影”主要是四个方面，且将“闭关锁国”置于“重农轻商，禁 锢思想，轻视科学”之前。我认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度的专制制 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 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 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而且这三个问题由来已久。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农轻商，轻视 自然科学，只不过各个朝代程度略有不同罢了。至于闭关锁国，明朝前期就开始了。因此这 三个方面都不是清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特有的问题。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 ’》一文中说：“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在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 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 ，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锢，也有书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祸。而且后来八股取士， 这就要求不但在考试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完全按照朝廷的严格规定行事。问题是清朝的 文字狱比秦汉、比明朝要严重广泛得多得多，时间也长得多。不但规定苛刻，而且面广，动 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康雍乾祖孙三个 ，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残酷，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 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讳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时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 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轻则降职，重则甚至处斩。康熙五十年(1711)已经 “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 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序者绞刑 。过了两年，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 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刻者和看过此书而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 属多达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三十二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 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而是全民性的灾难与恐惧。康雍乾三帝严厉处置“失察 ”官员这一招非常厉害。所以文字狱本身牵涉的人虽然有限，无非是几千人，但是由于各级 官员都深怕由于自己失察而被杀或者丢官、降级，所以无不变本加厉地在各地严厉禁止一切 对朝廷有一丝一毫触犯的文字和言行，于是整个民族自然就变得万马齐喑了。
雍正处死他最倚重的大将军年羹尧，主要把柄之一也是文字。雍正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年 还在年羹尧的折子上批道：“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之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 久矣……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仅仅过了几个月 ，雍正三年二月，天空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年羹尧也和群臣一样上疏贺此大吉大利之象。 疏中用了“夕惕朝乾”四字，此语出于《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年羹尧本系奉承雍正整天都在自强不息、小心谨慎地为国操劳。此语通常作 “朝乾夕惕”，是个并列结构，前后互换并不影响原意。汉语中类似词语颇多，如“柳暗 花明”、“三教九流”，不胜枚举。雍正却说他有意倒置，心怀叵测。“羹尧不以‘朝 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清史稿·本传》)。后来 这位助他夺得帝位的左膀右臂被捕回京，定罪多达九十二款，其中斩罪三十余条。年羹 尧在狱中上奏哀求：“留下这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恩准”其于狱中自尽， 其子年富被斩，其他十五以上诸子发边充军。雍正六年(1728)发生了曾静企图策动陕甘总督 岳钟琪 反清事件，曾静被捕，招供说自己受了吕留良著作的影响。此时不但吕留良已死45年，连其 子吕葆中也已故。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吕葆中均开棺戮尸，另一子吕毅中斩 首。其余兄弟、伯叔、妻妾、女儿、以及兄弟之子女妻妾等均受牵连被一一治罪。吕留良已 死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示，严的门人沈在宽以及刊刻和私藏吕留良著作的四人均被斩首，还 有一些吕留良的门徒被革去功名，连同妻、子发配三千里外，另有门徒十余人被责打一百大 板。吕留良一切著作均被禁毁。
乾隆朝历来被认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此时清朝建立已近百年，满族的统治 已经巩固，按说应当宽文字之禁，不再搞文字狱了。可是恰恰相反，文字狱最厉害的正是乾 隆朝。整个清代一百六十余起文字狱，乾隆朝就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占百分之八十，一不小 心就会被处死。乾隆十六年民人(即非旗籍之人)王肇基在同知(副知府)衙门献上一首恭讼皇 太后寿诞的诗联，被山西巡抚发现诗联后面的文字“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处”。乾隆传谕迅 速严审。王肇基供称，这是为了“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 ”“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何敢有一字讪谤” 。其实王肇基是拍马屁求官做，可能不小心文字上“毁谤圣贤”了。结果乾隆降诏将他“立 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于是王肇基被押赴城内交通要道以杖活活打死。
如果在文字中不小心写到康雍乾三帝的名字，即所谓犯了名讳，就有杀头之罪。江西举 人王锡侯因编字典《字贯》被处死就是一个显例。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上谕道：“ 竟有一篇，将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 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结果王锡侯“从宽”立斩，三个儿子四个孙子皆斩监候秋决( 秋后处决)。由于“失察”，江西巡抚海成也斩监候，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江西第二、三 把手从二品的布政使与正三品的按察使俱降级为正五品的同知。河南民人刘峨刊刻了一本专 门卖给考生讲避讳的书，告诉考生什么字应当避讳，怎么避讳。这样自然就必须把皇帝的名 字刻出来，结果竟被斩首!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不是文人 的普通老百姓也因有禁书而被杀。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四十 七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十五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即使有 些已死多年者也被开棺戮尸，澹归和尚案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澹归(1614—1680)俗姓金，名堡，浙江杭州人。明朝崇祯十三年(164 0)年进士，做过知州。明亡后金堡曾参加抗清义军，失败后出家为僧，在广东韶州(韶关)辟 丹 霞寺住持。他死后将近一百年的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亲自审阅各地呈缴来的应禁书籍时 ，发现澹归和尚的《偏行堂集》“诗文中多悖谬字句”。该书为当年的韶州知府高纲募集资 金刊刻并作序。由于高纲已死多年，乾隆降诏，将其子孙多人捉拿交刑部治罪，各人家中查 抄。澹归一切著作均彻底销毁，丹霞寺内所有澹归的碑刻全部推倒打碎，埋骨之塔刨毁，寺 僧死者一说三百余人，一说五百余人。总之，乾隆朝文字狱打击面大大扩大，已不仅限于 文人，还有各种老百姓，包括老板、江湖郎中、算命先生、轿夫、农民、帮工。
姚小平先生说：“卷入文字狱的以底层普通读书人居多，中层次之，高层尤少。”( 《也谈康乾盛世》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8日，以下简称《也谈》)这个说法并不全面。有 些 文人身居高位，深知文字狱的恐怖，极为小心谨慎。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直接因文字罹祸 者不多，但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惧，他们在文字和言行上都极其胆小怕事。我们只要看看乾隆 特别宠幸的重臣张廷玉(1672—1755)的遭遇就能明白。《清史稿》列传七十五说：“张廷 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他历任康熙朝末年内阁学士(清初正三品，雍正八年定从二品) 、刑部侍郎(品级同上)。雍正朝先后授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位同 宰相，雍正八年并定正一品)兼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少保，为新设立的军机处三位军机 大臣之一。乾隆四年进三等伯，加太保，开清朝文臣无爵至侯伯先例。他年过七十多次请 求致仕(退休)不准。这位三朝元老可谓位极人臣，显赫无比。但是他再“周敏谨慎”也总有 想不周全之处，结果差一点惹了大祸。他七十八岁获准致仕后奏请乾隆，说先帝(雍正)曾有 遗命许他死后配享太庙，他怕将来不能兑现，请求乾隆给句话。这不是对皇帝不信任么!乾 隆很不高兴，不过还是颁诏重申雍正遗命，并写诗示意。第二天乾隆见张廷玉自己没有亲自 来谢恩而是派儿子上殿，大怒，降旨斥责，削去伯爵。第二年乾隆的皇长子死了，才初祭时 张廷玉就请求回老家安徽桐城，乾隆更加愤怒。后来张廷玉举荐的一个姻亲犯罪，乾隆抓住 把柄责备张廷玉，并“命尽缴历年班赐诸物”。虽然张廷玉死后还是配享太庙，但这只不过 是乾隆遵父皇雍正的遗命罢了。由于文网实在过于严密，许多高层文人仍然躲不过文字狱 的灾难。沈德潜(1673—1769)少时即以诗名，但举业不顺，六十七岁方中进士。乾隆爱 写诗，有时命沈德潜属和，甚至请他代作。沈德潜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致仕后先后加 礼部尚书衔和太子太傅(从一品)，“入朝赐杖”，回到故乡苏州后乾隆还为他的诗文集写序 。九十七岁去世，乾隆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也可谓生前身后备极荣耀。沈德潜死后九年 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集》被人检举“有悖逆语”，主要罪状之一是引用了吕留良 (1629—1683) 的话，乾隆还发现徐述夔有的诗可能有影射，其中最有名的是《鹤立鸡群》诗中有“明朝 期振翮(hé鸟羽茎，振翮意高飞)，一举去清都”两句。原诗咏鹤，期望来日高飞到天廷， 其实反映了作者科举高中和入朝为官的愿望。但“朝”可读作cháo和zhāo，有两解。“ 去” 可解作去往，也可解作去除，那样就变成兴明去清了。乾隆上谕说：此诗“借朝夕之朝，作 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 极。”而此集子前有沈德潜写的传，说徐述夔“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乾隆非常生气，“下 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磨毁移弃)其墓碑。”(《清史稿》列传九十 二)还命江苏巡抚杨魁亲自到沈德潜家中将以前赏赐给他的“墨宝诗章碑帖”及木杖、坐褥 、寿佛等统统收回。因此所谓“文字狱并未涉及到高层知识分子和学界名流”并不正确。连 张廷玉、沈德潜这样备受乾隆皇帝恩宠的大臣都如此火烛小心，只要一不留神就会大祸临头 ，其他臣工的谨小慎微就不必说了。整个朝廷上上下下都是这样一种精神萎靡不振的状态， 有谁还敢对皇帝提出任何不中听的意见?自然只有迎合了，这样的朝代还说它是“盛世”， 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盛世”的标准中应该有民族精神振奋这样一个重要指标才是。
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朝，不但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 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 褒贬……尤为罪不容诛。”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1774—1782)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 模的清查和毁书二十四次。乾隆一朝，全国禁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 数几 与四库现收书相埒(lie，相等)”(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因此在西方思想不断翻陈 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 齐喑，中国本来就一直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彻底被扼杀。中国官场过去就等级森严，“ 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至清代尤甚，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 才”，唯唯喏喏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乾隆四十七年进士，嘉庆、道光时代的大学士军机 大臣曹振镛(1755—1835)，别人问这位三朝重臣的为官之道，他说，“无他，多磕头，少说 话耳。”大学士就是宰相哪!连宰相都吓得只知道“多磕头，少说话”，这种卑躬屈膝之徒 居然能够当上宰相，这样的时代现在还称作“盛世”，我不赞成。
中国落后于西方自然并非自清代始，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明朝的失误。但是明朝的思想比 清朝活跃得多，出现了不少进步思想家。明代中期的王阳明(1472—1528)以反传统的姿态 出现，提倡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李贽(1527—1602)提出“穿衣吃 饭即是人伦物理”，主张重视功利。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夫妇论》) 。他还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 之是非为是非”。尽管李贽被捕入狱，被迫以自杀抗议，但是毕竟不象康雍乾时期那样灭 几族。李贽的书在当时被禁，但是一直有人在不断重印。这在康雍乾时代根本不可能，重印 者也要处死或灭门。明朝后期的具有改革意识的东林党人反对宦官专权，反对矿监税使对城 市工商业者的严重掠夺和贵族无限占有土地。尽管受到宦官的残酷镇压，许多东林党人被杀 ，但是毕竟不象康雍乾三朝那样斩尽杀绝，诛灭几族。因此东林党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朝 灭亡。明末至清康熙中期的黄宗羲(1610—1695)竟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 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强调“工商皆本”。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 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 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 两百多年!
在康雍乾之际，列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用坚船利炮威胁中国。如果不是由于康雍乾三帝的严 重失误，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才资源，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迎头赶上。戴逸先生说我 的“这个愿望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不是某个人的 严重失误造成的”，不能“把个人的作用看得很大”(《怎样》)。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康熙 、雍正、乾隆三位可不是一般人，是独揽军国大权不受任何制约可以对全国臣民生杀予夺的 皇帝，而且掌权长达134年，我们不能不把他们的“个人作用看得很大”。比康熙朝晚一百 五十年比乾隆朝末期还要晚七十年的于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即为一例。1662—1796年 的康雍乾之世国外出现了许多改变世界面貌大大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进展和重大发明。牛顿 (1642—1727)于1687年在其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17 53年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并将它发展为电学理论。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气机。1781年卡文迪 什证明水是由两份氢和一份氧组成……往往被我们忽视的还有，就在康熙登基之时1662年英 国国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皇家学会的成员们 已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鼓励并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以搜集可能 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四年以后，即1666年一个科学院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批准下 成立。接着，在欧洲其他国家一些相似的学会也相继成立。(4)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重大 科学技术发明的中国人，有清一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中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不仅几乎没有 什么值得 一提的重要成果，连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都直到19世纪末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时才高 涨起来?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当时科学家在西方大量涌现，其实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环境有 利于大量产生思想家。而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则根本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会有 思想家，因而也就不会有科学家了。姚小平先生说：“要说‘解放思想’，‘接受新知’ ，康熙已经在这样做了。”康熙确实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哲学、医 学等知识很有兴趣，但是作为皇帝，他不但没有提倡广大臣工也来学习，而且他的主要兴趣 并不在此。他曾说：“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 书，俱经研究……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他组织编篡《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 理精义》等书，为之作序，目的都是为了“讲求治道”。正如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说：“现今 中国，人们把道德、哲学视为主要学问，却极端忽视了哲学以外的其他学问。”他说康熙皇 帝“长期研究中国古籍，完全领会了儒教的精神”，是当代中国“儒教的教祖”。(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8册178—180页)由此可见康熙的“接受新知”只停留在兴 趣层面，丝毫没有成为帝王“治道”的一 部分，因而康熙远远没有达到“解放思想”的高度。
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当时的中国属于表面繁荣而实质停滞，西方则暂时还贫困却在迅速 发展。(5)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繁荣是由于过去进步而在 吃老本，或者说暂时还有老本可吃，它内在的先进性却已经消失，因而社会发展停滞。而 西方因过去落后造成的贫困却由于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 命，正在迅速改变。戴逸先生引用美国学者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关于“18世纪中国 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欧洲也才百分之二十三”，并不能证明“从横向来 看，康雍乾盛世都是一个非常繁荣发展的时代”。戴逸先生说：“康雍乾盛世，中国国力 世界第一，但这只是生产总量第一，而非人均。”戴先生显然是将“国力”(现通称“综合 国力”)与GDP(国民生产总值)甚至“工业产量、生产总量”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国力” 的构成因素比GDP要复杂得多得多，工业产量、生产总量或是GDP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远非一事。康雍乾之世的经济“繁荣”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明末以来长期战乱之后的 恢复性发展。因为康雍乾时期的经济没有任何新的素质。而欧洲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 革命带动的新型工业，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根本方面都比康 雍乾的清朝先进得多，因此它所具备的综合国力实际上要远远大于GDP。在整个欧洲刚刚开 始走向资本主义时，康雍乾时期的中国由于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总量确实很高。但由 于生产关系落后和根本没有任何机器大生产，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欧洲，实际上综合国 力已经比欧洲差了一大截。中国由于人口远多于欧洲而形成的经济总量上的暂时优势，不久 便荡然无存，迅速被欧洲超过并被远远甩在后面。戴逸先生针对我上面这段话说，“周先 生在这里把时间弄错了，肯尼迪书中的统计数字明确指的是1750年，还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前 夕。无论欧洲还是中国都处在手工业生产时代，并没有大机器与工厂制度，因而也不存在周 思源先生所说‘比清朝先进得多’的欧洲工业。”(《怎样》)英国产业革命 发生的时间，“恩格斯等都把它订在1760年”，有不少学者认为“开始于1780年代……其实 ，工业革命是由一系列生产技术的创造革新和社会关系的变动所构成的，很难说哪一个年代 可以作为它的开始的绝对标志。”有些学者“把它的开始定在18世纪后半期。”(蒋梦引主 编《英国史》422页)我是将康雍乾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18世纪后半期正处于乾隆中后 期。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虽然是在1 8世纪后半期，即乾隆中后期，但是酝酿则早得多，时间也长得多，正好处于康雍乾三朝， 在时间上没有错。何况我是把欧洲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放在一起来讲这个问题的 ，商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要早于工业革命。而原来手工业比英国发达得多的中国康雍乾时期却 丝毫没有动静。正是由于严酷的思想压制，明朝后期已经出现的重视工商业的呼声未能得到 张扬，从而堵塞了中国前进的道路。
GDP无论是总量或人均都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但是过于强调GDP的作用是不 行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只要看看中东力量对比就可以了。综合国力究竟如何，不完全取 决于GDP。20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正处于文革 时期的中国的GDP在世界上很低，由于中国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核武器和中远程运载工具 ，尽管两弹一星从GDP角度计算微不足道，但在提高综合国力上的贡献惊人，中国的综合国 力在世界上谁也不敢小觑。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强调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是很有战略眼光 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总量多寡来确定这个时代是否“盛世”。美国学者麦迪逊教授在 他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总量方面，1820年中国占世界总量的百分 之二十八点七，高居世界首位。居世界第二位的是被英国控制多年的印度，第三位是法国， 第四位才是当时最发达最强大的英国。印度、法国和英国加起来总共才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五 ，还不及中国。( 6)很显然，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繁荣、强大，否则中国不会在二十年后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 。也不能说明印度比英国还繁荣和强大，否则印度不会在1849年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实 际上麦迪逊的统计和观点在西方就有一些学者表示怀疑。(北京日报02．6．3林甘泉文)其实 道理很简单，中国和印度(当时的印度包括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是世界上面积辽阔、 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英国和法国人口加起来也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在工业化初期，它们的 GDP总量自然不如中国多，但是人均已经超过中国，而且它们很快就在GDP总量上把中国抛在 了后头，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赶上!所以说得难听一点，我们现在还在还康雍乾三朝欠下的 历史性债务!
正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的极度专制，使中国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上彻底失去活力，以至 于与世界的差距迅速扩大而且越来越大。“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 二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7)而康雍乾三 朝失去的恰恰就是这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百多年。中国的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以来虽然有 所发展，但从孔、孟思想中最宝贵最核心的成分人文精神来看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失落。汉儒 与宋儒、明儒在“仁者，爱人”，“民为贵，杜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基本精神上不断倒 退。孔子学说的两个互有联系的基本点是“仁”与“礼”，他的名言“克己复礼为仁”最能 体现其学说的本质，表明“克己复礼”本身不是根本目标，根本目的是“为仁”。孟子出色 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个伟大思想。但是自汉代开始儒学的重心越来越由“仁”向“礼” 倾斜，到宋儒已经非常明显。到了清代在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儒学进一步由理学变成了礼教 。孔子游说各国时虽未受到重用，但他在精神上并不低下卑琐，孟子则多次使国君“王顾左 右而言它”，令人感到某种比较平等的气氛。汉代和唐代的知识分子官吏对帝王的进谏有时 也相当尖锐。如前面讲到的陆贾对刘邦的批评和反驳，多么厉害!魏征的进谏有时连唐太宗 都受不了。清代根本没有一点这样的影子。王公大臣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下 级在上级面前也每自称“奴才”。有些人世世代代都是奴才，即使当了大官也不例外。《红 楼梦》第四十五回写到的赖大的儿子赖尚荣放了州官，由于是“家生子”，在贾府的主子面 前依 旧是奴才。因此清代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恶性发展，将“理学”变成“礼教”，尤 其是奴性发展到极致，思想窒息，活力尽失。龚自珍(1792—1841)说“我劝天公重抖擞”， 并不仅仅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希望“天公”改变那种“避席畏谈(闻)文字狱，著书 都为稻粱谋”的“万马齐喑”的可悲处境。而当时离开文字狱最恐怖的乾隆朝已经整整半个 世纪，龚自珍这种具有“更法”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惧怕文字狱，足见康雍乾时期的思想 专制严酷到了什么程度!
因此所谓康雍乾之世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文字狱为代表的高压统治的 基础上的，是以萎缩整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牺牲国家发展前途为代价的，这个代价大得可怕 。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万马齐喑的“稳定”是极不可靠的，在外力作用下，尤其是在帝 国主义入侵下，立即变得风雨飘摇，差一点土崩瓦解。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以给乾隆皇帝祝八十三岁大寿为名，派遣了一个官员近百 连水手多达七百人的使团乘装备有六十四门火炮的“狮子号”战舰来华。乾隆在承德避暑山 庄还 自以为英“夷”来向“天朝大清”朝贡来了。他们7月25日从天津大沽口登陆，9月8日达到 承德行官，21日离开，从大运河与陆路经北京、杭州、南昌等地，越过梅岭到广州上船， 自北向南穿过整个中国，一路考察和搜集情报，前后历时五个月。使团团长马戛尔尼勋爵后 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政局不稳，没有机器，尤其是没有现代工业和兵器工 业，只有手工业，中国军队比英国落后三四个世纪，不堪一击。他在给英国内阁的报告中说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将近一百 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只 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转引自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 击》530页)四十八年后的鸦片战争证明了这个结论。 而当时的乾隆是个什么眼光、什么水平呢?1763年乾隆致英国国王书说：“天朝物产丰 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 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梁庭丹《粤 海关志卷23．贡舶3》)1793年9月乾隆在给英国国王的回信中这样写道：“奉天承运皇帝敕 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 ……朕……具见尔国王恭顺之意，深为嘉许……天朝抚有四海，……奇珍异宝，并不贵重。 而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 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 义(yi安定)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停滞的帝国》331页)马戛尔尼的给英国政府的详细 报告，被中外史学界公认为“实为英人轻视中国，造成鸦片战争之张本”。(萧一山《清代 通史》中卷820页)
其实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当时严重的问题，起码当时和外国人有些接触的中国人会看出一 些问题，只是文字狱的恐怖使人绝不敢轻言朝廷的失误和社会的弊端。生活在康雍乾之际的 曹雪芹就看透了当时的社会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但是他不能直截了当地指出。曹雪芹 生年红学界一种意见认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即1715年，另一种意见认为生于雍正二年 甲辰，1724年。卒年一般认为在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除夕，即1763或1764年。乾隆时期 表面上十分繁荣，真有些“盛世”的模样。但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借冷子兴演说荣国 府之口指出，贾府(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其腐朽本质和必然走向没落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红楼梦》中有许多进步观念，有超 前意识，但是这些都是严重地犯忌讳的，所以曹雪芹只好故意模糊时代界限，说这《石头记 》“无朝代可考”，“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就算了。其实在《红楼梦》中充满着非天思 想，即对于天的批评，也就是对天子的批评，但曹雪芹在讲到皇帝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 不时还要讲几句好话以作掩盖。曹雪芹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对儒学毫无好感，但他表面上 对《四书》还是不得不说好话。中国文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不仅是文人的悲哀，也是民族的 悲哀。因此与其说是一大批科学家和发明家成就了近代化的欧洲，不如说是一大批充满人文 精神的思想家成就了欧洲。法国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对中国文化态度 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值得发人深省：“17世纪期间……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 的中 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导所强烈地吸引住……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 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 。中国……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但是 “18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就在曹雪芹去世的乾隆中期即1764年，伏 尔泰说：“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 来最好的。”(同7)欧洲人由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正是在康雍乾时期的一百多年。这些 都能印证1793年马戛尔尼朝觐乾隆皇帝后的报告，就是清朝的中国远比他们原来估计的还要 落后，落后的程度要以世纪计。这些都说明在康熙初年至乾隆末年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和西方 的差距大大拉开了。
在一个纯农业社会中，经济总量主要取决于人口总数和养活这些人口的耕地数。据世贸 组织候任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说，“中国经济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直至1820年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占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七，而当时美 国经济仅占世界经济的百分之一点八。”(8)这也是用的麦迪逊的统计。很明显，距离乾隆 禅位二十五年和距 离鸦片战争仅仅二十年的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中国，实力决不可能比当时的美国强大十 六倍。 尤其是当时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多几十倍。戴逸先生在访谈中也提到：“从乾隆年间到鸦片 战争仅仅相隔五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力量对比完全改变。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总 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六，而欧洲占百分之六十二，中国一下子远远地被落到后面去了。”这还 只是总量上的差距，如果计算人均，差距更大。五十年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大?这正是我们应 当深入总结和研究的。康雍乾三朝中国的国力与西方不断发展着的各国相比正在不断地迅速 地走向衰落，就足以对这个“盛世”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这种人口无限制的增多并非好事 ，至道光年间人口激增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已极其尖锐，对环境的破坏大大加速。如果考虑到 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都少于中国(人口第一大国法国1789年为二千四百五十万)，美国人口只 有中国的 几十分之一，那么这个差距就更加惊人了。事实上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只不过是明末以来 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 产力革命性的大提高。因此当这种动乱之后的恢复性潜力发挥完结，中国经济的落后与停滞 就迅速暴露在世人面前。鸦片战争距乾隆末年仅四十四年，“大清国”竟如此不堪一击，便 是明证。戴逸先生在《怎样》中反驳道： “汉唐也是封建专制社会，‘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也并未出现。那么汉 唐‘盛世’又怎样认定的呢?”这是因为，汉唐时期中国的物质生产方式、精神生产方式和 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盛世，而康雍乾三朝在这些 方面都越来越落后，而且由于文字狱为代表的严酷的思想统治使中国失去了发现并纠正这种 落后的机会!
明朝初期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中国能造世界上最大的船，有世界上最强大的 舰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有几次每次达二万七千人，远达东非。明朝末期明军已经普遍使用 火器，在造炮技术和火炮数量质量方面与西方没有什么差距。但是靠骑射起家的清廷自以为 大清的马队照样打败了有大量火炮的明军，自然也就不必怕洋鬼子，根本不继续学习 、研究火器。康雍乾三朝这一百多年的耽误，使明末清初的中国本来整体实力毫不落后于欧 洲，变成了全面地大大落后，彻底沦落于被动挨打和被任意宰割的悲惨地步。至乾隆末年西 方兵船的吨位、火炮数量与威力都增加了许多倍，地图的精确程度、天文导航能力等都大大 提高。而中国的清军基本上还停留在几千年来的冷兵器时代，主要靠刀枪和弓箭，火炮是前 膛装弹药的以火绳从前面点火的前膛炮，射程短，准确性差。水军全是小型木船，没有远 航能力，火炮射程很近，只能挨打并被迅速击沉。1840年6月28日开始的鸦片战争英国一开 始投入的兵力仅仅是五十艘舰船和三千水兵，还有四千陆军，总共才七千人，结果打得清 军死伤惨重，溃不成军。在为时两年的战争中英军总共只有二万人 ，只被打死五百人，而全国清军有九十多万。清朝大臣的战略战术还停留在《三国演义》火 烧 赤壁和《水浒传》等小说几千人、几万人手持刀枪密集冲锋，主将把敌将一刀斩于马下的水 平上。有的大臣建议，洋人的腿不会拐弯，可以让军民用木棍扫其腿破敌。有的高级将领认 为英军炮火准确、猛烈是妖术，只要用猪血、女人马桶中的屎尿之 类的秽物一倒，就能“破敌妖法”。朝野一致认为这些不过是洋人的“奇技淫巧”，根本不 值得我“天朝大国”学习。林则徐被称为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连他未到广州禁 烟之前都以为洋人的腿不会拐弯!这就可想而知，早于林则徐五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康雍乾 三朝的大臣们对世界和潜在对手的了解是什么样的了。
因此康雍乾之世失去的是汉代唐代那种昂扬向上、奋发进取、为国建功立业的崇高精神 ，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铸造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灵魂与核心。直到19世 纪末在几乎二百五十年内没有出现象班超那样的充满“壮士志”的一批“大丈夫”(《后 汉书．班超传》)；连李白那样充满“为君谈笑净胡沙”豪情壮志的文人也没有。整个民族 精神被压抑得萎靡不振，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从未有过的惨痛精神浩劫!
其实在清代不但康雍乾三朝被称为“盛世”，直到清代末期，整个中国已经千疮百孔， 风雨飘摇，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险，由于人们对文字狱的恐怖心有余悸，因此在文人 著作中，当时仍然被称为“盛世”。即使一些处于时代前列的进步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近代 著名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2)是孙中山的同乡，他在1892年写成后来不断再版的一部名 著中明确提出“非变法不能富强”的口号，在当时影响极大，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盛世危言 》!郑观应等不是真的认为当时还是“盛世”，而是不得不如此违心地说话，因为怕文字狱 卷土重来!只有生活在雍正朝及乾隆前期的曹雪芹一再暗示当时是“末世”，说，“古人 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但曹雪芹也只能暗示而已，再三表示此书所写之事“无朝代年纪可考”，“假借汉唐等年 纪”，绝对不敢明言。
三、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化充分证明康雍乾三朝的严重失误
国民素质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精神素质。因为只有具有旺盛的进取精神者才善于学习， 勤于探索，勇于创造，敢于拚搏。一个国家只要保持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就能克服前进 道 路上的一切困难。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 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欧洲的商业革命、科学 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国在20世纪的两次巨大飞跃都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 戴逸先生在《怎样》一文中反驳我说：“真正的思想解放均有物质基础，单凭人们的主观思 想不会创造出新世界。”其实康雍乾三朝的物质基础远远好于15世纪前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 。如果不是那么严酷的文字狱使得人们丝毫不敢有违背朝廷的言论，当时的中国出现思想解 放至少是思想活跃是完全可能的。
辛亥革命先驱者已经初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自康雍乾以来发展到极 致的奴性，努力振奋民族精神。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当时中国人无不“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 之外无性质……伺候之外无精神”。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着力批判的正是这种误国误 民的奴性。他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就指出：“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 见之士……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胡适在谈到五四精神时说，它的根本意 义只是一种新的”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新思潮的意义》)
但是真正完成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将中 国人民族精神的积极因素从康雍乾时期几乎彻底失去并将落后因素发展到极致的奴性中解 放 出来。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那种积极向上的基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等，不仅被重新激活和大大发扬了，而且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文化基因，尤其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这种精神面貌康雍乾时期 哪里会有！很显然，没有五四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 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9月1日毛泽东新政协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 来了！”代 表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时代精神。这是多么豪迈！多么充满自信！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使 中国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成为谁都不敢欺负的世界大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之所以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出两弹一星，是因为中国人在民族精神中重新掌握 了“两弹一星”，中国人民从此找回了自信，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
20世纪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著名的“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它所焕发出来的伟大精神力量给中国命运带来的巨大变化， 是我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的。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又一 个高潮。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都是方针政策，而任何方针政策都来自于思想。正是邓小平同 志关于“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的思想，才有1975年的全面整顿，而这个全面 整顿促进了四人帮的垮台。也正是这个思想，指导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关于“ 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就要去实践，不要去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论述，其精神实质都是注重效果，提倡探索，鼓励 创造。这种精神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完全没有而且绝对不允许存在的。总之，整个20 世纪中国之所以能够发生如此翻天复地的变化，归根结底是两次思想大解放。20世纪的中 国人在物质上是贫困的，但是在精神上却越来越富有，因而才得以逐步改变物质上的贫穷， 成为GDP总量世界第六的经济大国。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康雍乾三朝严厉的思想禁锢给 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是多么巨大。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前人，但我们也不要过于美化前人！康 雍乾时代哪怕有一点点这样的思想，中国也不至于沦落到鸦片战争一败涂地，英法联军火烧 圆明园，甲午海战全军覆没，被迫割让台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种几乎亡国的地步！其实 敌军每一次入侵都只不过一两万人。甲午海战的失败最能说明问题，不是武器太差，军人怕 死，而是专制到极点的清朝政府的腐朽和愚昧！
通常认为康雍乾时期“文化昌盛”的标志是 修四库全书和经学、小学的繁荣。当然，这些都是成就。姚小平先生引用了梁启超在《清代 学术概论》中关于一国文化进展，必须社会尊敬学者，学者生活无忧才行。他说：“如果我 们承认康乾为盛世，则学术的兴旺和社会对学者的礼遇都得到了解释；反之，如果视康乾为 黑暗时代，梁启超的论点恐怕就站不住脚，同时也无法理解学术何以会繁荣起来。”(《 也谈》)这里我和姚先生有两点分歧：一是他所举的学术只是小学(语言文字学)和经学，按 当代学术分类至多只是十二个大类中分属两个大类中的两个二级学科而已，并不能代表整个 学术面貌。因此不论小学与经学多么繁荣，也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学术在清代日益严重的 衰败。二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除了“盛世”之外未必就只能评为“乱世(或黑暗时代)” 。在这两头的中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还可以有各种各样既非“盛世”又非“乱世”之 世，比如“较好之世”、“一般之世”等等。我们应当从多年来困扰我们学术研究的二元对 立思维模式中走出来，不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修四库全书确实是一大功绩，但是不能一 俊遮百丑。且不说为了修四库全书本身付出的沉重代价，比如收缴销毁了数以千计的禁书等 等，只要想想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四年中国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上的损失远远超过 一部四 库全书，就很难同意康雍乾之世有什么“文化昌盛”。除了局部的“昌盛”外，从整体上来 说，这是一个文化逐渐衰落的时代。我们在高度评价“乾嘉学派”的治学成就的同时，不能 不注意到中国文人的无奈，更不能以偏盖全。事实上在一个政治开明的时代，也可以出现这 种学派与成就。如果康雍乾时期真的是“文化昌盛”，那么中国后来的命运就不会是那个样 子了。
我们现在来讨论究竟给康雍乾三朝一个什么评价，“盛世”或者曹雪芹所说的“末世” ，或者折中不带具体评价的一般“之世”，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康雍乾三朝毕竟已经永远过 去了，已经成为永远不会改变的古代史了。但一切对历史的重提实际上都反映了当代史，都 是当代人观念和思想方法的反映。而这种观念和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会影响当代史的进程。 因此我们要从它的当代性来思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康雍乾之世评价过高，不能充分认 识它的致命错误，那么我们就可能会重犯它的某些错误。第二，在对康雍乾之世的评价上反 映了我们思维方式上的某些严重缺陷，而思维方式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正确认识康雍 乾之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不能将中国落后的责任统统都归结于康雍乾三帝，还要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消极因素等方面去总结。但是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康雍乾三帝恰恰 是彻底剥夺了中国人正确认识自己和正确认识别人的权利，完全堵塞了纠正错误的道路，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奴性发展到了极致。
整个20世纪中国人都在为追赶世界而不懈奋斗。经过全中国人的一百年尤其是改革开 放二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同20世纪初相比今天我们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但仍然相当可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中国的五大挑战和五大机遇》一文中指 出：“从联合国公布的数字上和我们国家的统计资料上提取的一些数据，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GDP(总量)按外汇比价，我们现在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如果按购买力的标准是美国的二 分之一；人均GDP是美国的四十三分之一，如果按购买的标准是美国的九分之一。”(9)2001 年中国的GDP按外汇比价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点四，即使按购买力比价也只有百分之十一 点二，大体上相当于19世纪中期中国 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被康雍乾三朝耽误了一百多年，被整个清朝耽误了两百多年，由于庞 大的人口负担，所以不可能短短几十年就在人均上赶上西方。
相比而言，康熙的贡献比雍正更大一些，雍正又比乾隆强。而文字狱和思想禁锢则正好 相反，雍正比康熙厉害，乾隆比雍正更加厉害得多。乾隆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在享爷爷康熙 和爸爸雍正的福。乾隆的主要功绩是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进一步 加强了朝廷对西藏的管理。至于编纂《四库全书》等等，这些在一个开明的王朝都不难做到 。而现在乾隆最吃香，不仅成了模范皇帝，还是模范丈夫和模范爸爸。我们不少想当格格的 少女大概都觉得乾隆比她们自己的爸爸更理解她们。当然电影、电视剧是艺术，允许虚构， 不能完全按历史来要求，但是毕竟不能太离谱。西晋的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最后说：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 道也。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时在泰始十年(274)二月，距司马炎称帝还 不到十年，六年后才灭吴。因为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说了他许多好话， 而诸葛亮后期主要对手就是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所以最后陈寿才这么“诚惶诚恐”了一通 。但到了清代类似这样的话已经成为为臣者对皇帝上折子时的套话，在皇帝面前尤其要表现 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不能有丝毫独立人格。以致于直到现在，有些外国人还以为对 别人口称“奴才”是自谦之词。几个月前我应邀担任某单位一个外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 委员会成员，他读本科和硕士也在中国，在北京生活已十年，博士论文写得不错。但他给我 送论文和聘书、评语表时，一见我就拱手说：“奴才拜见老师！”我还以为听错了。谈话 中涉及一个问题时他颇有见地，我夸了他几句，他说：“奴才不敢当！”最后告别时他又说 ：“奴才告辞了！”第二次他再来时，我问他怎么回事，原来是这些年来清宫戏电视剧看多 了，受了影响。我只好对他指出这个严重错误。
我和一些学者在康雍乾三朝的评价上的分歧反映了思维方法上的差异。我认为比某个具 体观点或结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改变单向思维和平面思维的思维方式，提倡三维思维 方式。或者说，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要停留在一维和二维，还要用三维思维方式来看待生活中 的许多现象。
在思想方法上我们过去往往习惯于纵向比较，解放后比解放前有哪些进步，改革开放后 比改革开放前，今年比去年有哪些提高，这当然是必要的。不过这只是一维的、单向的线性 思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同时注意横向比较了，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比，这里和别的地方比 ，这是我们这些年来思维方式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二维的平面式比较还不够，我们还要从 现象到本质进行三维的比较，因为我们的世界本身就是立体的三维世界。三维思维和二维思 维、一维思维的最大区别就是从根子上、源头上、本质上去认识并解决问题。因此它是立体 思维，是穿透性思维。我们只有进行三维思考，才能真正认识这个立体世界，才能穿透表面 现象认识其本质，才能更好地学习别人的长处，发现自己的短处，以更快地赶超别人。现在 科技界就很注意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许多产品的产量、技术不用说与自己的过去比，就是现 在和世界各国比较，距离也已经大大缩短，甚至产量已经世界第一，质量也达到一流，如电 视机。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我们掌握的源头技术很少，尽是些中游、下游的。所以 我们要进行多维比较，本质比较。值得我们高兴的是，许多领导人和专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个 问题。现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专家敢提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普遍重视群众呼声 ，所以才有863计划和973计划，强调发展核心技术，发展上游产品。比如我们的电脑产量在 世界上已经位居前列，但芯片技术不要说与美国比，连台湾都大大不如，软件则比印度和爱 尔兰都差得远。联想电脑是国内第一品牌，但是，芯片是英特尔的，主板是台湾的，显 卡也是台湾的，而我们用的软件多数是微软的。因此只有具备三维思维方式，才能既不自卑 ，又不自大；既对未来充满信心，又保持头脑冷静，具有危机意识。既看到中华文化的伟大 生命力，前途无量，又不会盲目乐观，夜郎自大。总之我认为应当大力提倡三维思维方式。 三维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似乎很难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有些问题很难解决，是因 为我们在思维方式上不当。比如说，街上的公共汽车牌上经常被写上办证的手机号。我们的 办法是报纸上批评，还有就是让清洁工或者发动学生、机关干部去清洗。可刚刚擦洗完毕， 又都写满了。从思维方式上来检讨，我们是采取的下游解决办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其实 只要按照这些号码打电话，就能抓住这些人，将其劣迹登记在案，然后有监督地罚他们来清 洗街道上这些牛皮癣。我们的街道上经常丢失下水道畀子和各种井盖。我们的办法是加固井 盖和畀子，但是还是继续丢失。其实只要对收废品的站点加强登记，对于所收的某些废品进 行登记和调查，就能将这些窃贼和销赃窝点很快查明。再如贩卖妇女、儿童这种丑陋现象屡 打不止，主要是我们只打击人口贩子，而没有打击或有力打击买人者，存在着巨大的买方市 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把买人看作是严重犯罪。在禁毒上也存在这个问题。只有同时从打击 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某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遏制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从源头上解决。从思 维方式上说就是从本质上、源头上去认识并解决它。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不仅是有越来越多的文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运用着三维思维，而 且各级领导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以三维思维方式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比如农民购买力低影响 了内需的扩大，其原因是负担重。但负担重是个现象，后来领导部门认识到是乱收费太多， 虽然三令五申，还是制止不了。为什么?从源头上一查，最根本的是机构太多，脱产人员太 多，没有钱怎么养活他们?于是就要乱收费。所以现在从立法、定编上控制，改变税费不分 的现象，搞费改税。再比如，过去我们往往爱说，中国在占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上养活了百 分之二十一的人口。当然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后来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外国学 者早就指出了) ，不能光看养活，还要看活得怎么样，即生活质量。现在报刊上已经不大那么说了。
三维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许多问题的另一面，使我们更好地前进。比如北京人均GDP 达到三千美元，无论是一维的竖比还是二维的横比在全国都很高，这当然很值得北京人高兴 和自豪。但是杭州的人均GDP也是三千美元，宁波GDP将近三千美元，无锡GDP高达三千七百 美元。苏南、浙江有的县级市已经接近或超过三千美元。北京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 越条件，光是大学就有六十多所，其中部属市属重点大学大约占一半，研究所数不请，两院 院士几乎一半在北京。杭州除了浙江大学，无锡有个轻工业大学，几乎就没有什么有名的大 学了，国家级研究所只有个把。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充分肯定北京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想到， 北京肯定存在着北 京人一直没有认识到的严重缺陷。如果对症下药，北京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在全国更 好地发挥“京华乃首善之区”的龙头作用，更加有力地推动全国的发展。
在一些学术问题上 同样如此，运用三维思维比较容易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流 行 的“21世纪是中国文化(或‘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世纪，西方文化不行了，要 由中国文化拯救世界”，认为中国文化将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主导文化。许多国人非常兴奋， 很受鼓舞。其实从文化的本质来看，它和经济具有共生性和互动性，经济本身常常就以文化 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它本身就是文化。一种文化要成为世界主导文化，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 件：一是文化本身是世界最先进的；二是这种文化已经提供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为人们 带 来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三是外界对这种文化具有拯救性的强烈需求。上述 理论对中国非常有害。再比如“全球化”，现在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有的学者大 讲“面对‘全球化’，我们究竟是对立还是对话?”似乎“全球化”是个新事物，首先需要 我们端正态度。其实“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在西方流行大概只有三十多年，在中国流行 才十几年。但是“全球化”开始至今已经有整整五百年了。我们运用三维思维观察就可以知 道，“全球化”的本质是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便利使得全球各地由分割而渐渐联系紧密，互相 依存，经济与文化的交融越来越密切。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前后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达·迦马绕道好望角发现通往东方的航线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所以“全球化”虽然是 个新名词，却是个老现象，不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自我恐慌，更不要设置一些伪命题。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史中，清朝是离当今最近的一个王朝，影响最大也最直接，人们相对 熟悉和更加感兴趣一些。因此正确认识清代，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基本符合历史 真实的评价，尤为必要。首先应当对清史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看到有 的清史煌煌大著，康雍乾三帝自然不必说了，其他皇帝连道光都不错。至于人物传记，几乎 都是优秀人物，象和糰这样的只是个别人。清朝的皇帝和大臣们都这么好， 那么清朝为什么 要推翻它呢?清朝的极度专制和极度愚昧、腐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和揭示。我阅读某些 清史著作，总有一种感觉，仿佛若不是帝国主义不断入侵，“大清”不说挺好，也还是不错 的，可恶的只是帝国主义，也就是外因而已。戴逸先生在《怎样》中引用了他发表于1995年 9月20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中的一段话作小结：“18世纪以后， 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和国内动荡，而一蹶不振 ，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我认为，实际上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已在逐渐地不断地在 陷入“不振、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作为外因，帝国主义的入侵不过是加重和加速了 这一危机罢了。这些年来影视作品中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清宫戏，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严重 违背历史真实，有的已经超越“戏说”而成为“胡说”。这和对康雍乾之世缺乏正确认识， 不无关涉。“八旗子弟”过去是一句骂人的话，表示这些出身官宦人家的年轻人是最没有出 息的。可是现在我们的影视上看到的八旗子弟都很不错。有这么好的接班人，“大清”怎么 会灭亡?为什么必须灭亡?两年前我曾为此写过一篇文艺随笔《虽非杞人亦忧天》，发表在中 华读书报上。我说：
有清以来共计十帝，凡二百六十八年。其中宣统三岁登基，下台时乳臭未干，谈不上对国家 民 族有什么责任；光绪有意变法图强而终被幽禁，令人同情；同治了无实权而且早夭，嘉庆没 有明显的劣迹，顺治亲政时间极短，均可不计。康熙、乾隆两朝长达121年，几乎占整个清 代的一半。他们统治的时期历来被誉为“康乾盛世”，这种说法近几年更加流行起来。有的 电视剧中乾隆皇帝竟然多次冒死潜入“匪窟”，解民于倒悬，恐怕咱们的不少高级干部看后 都得自叹弗如。自打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播出后，雍正皇帝更加“出色”。倘若评选中 国五千年十佳领导人，康、雍、乾三位当入选无疑，而且准能名列前茅。
这一来，清代十个皇帝中有三个极其“优秀”，在位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等于整个清代 的 一半；五个没有责任、一般或令人同情；于是只剩下了“好汉两条半”：对鸦片战争失败负 有严重罪责的道光，和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仓惶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另外“半 条”是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由于近些年来电视剧着重表现其生活化，这位老太太的形象也 有了很大的改善，有时候简直已经值得同情。我不反对艺术作品虚构，但是应该适当有度。 重大人物由于其社会地位总是处于历史发展的某些重要联结点上，而历史网络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主要就是由这些重大与次大人物的活动来编织的。因此他们的活动往往不仅仅是个人行 为，而成为社会进程的重要部分；对他们道德品格描绘的把握，也直接关系到他们所处的这 段历史评价的真实性。因此以真名实姓的重要历史人物为主角的作品，即使不是历史片、传 记片，也应当尽可能地比较准确地表现这个人物的历史贡献与过失及其个性的基本风貌。现 在这些越来越严重违背历史真实的作品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实在值得怀疑。我真担心 孩子们会产生疑问：清朝的皇帝都这么好，辛亥革命有必要吗?是不是搞错了?
如果说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叶人们津津乐道于“康雍乾盛世”还不难理解的话， 那么时至21世纪文化界还以这样的历史观来演绎历史，就不能不令人遗憾和担心了。
最后我还是想回到专访戴逸先生的题目《盛世的沉沦》上来。历史上把康雍乾时期叫做 “康乾盛世”。我虽然不赞成现在还这么叫，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毕竟历史上曾这么叫。 我只是认为，作为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它的“沉沦”，而不是它的“盛世 ”。康雍乾之世首先从皇帝开始就毫无危机意识，当然也绝不允许人们谈论危机。自以为大 清国居天下之中心，乃天朝大国，别国都是蛮夷，因此不求进取。一旦危机来临就束手无策 ，一败涂地。
今年三月间我和另外两位教授在北语有个讲座，评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 的《文明的冲突》。有一位中国大学生问我：“去年撞机事件后我们中国的反应是不是有些 过分了?”还有一位大学生问道：“我们老提南京大屠杀，是不是我们将来准备来个东京大 屠杀?”这些都说明我们的一些年轻人缺乏正确的历史观，而不能正确看待历史者就不可能 正确把握现实。据我所知，全世界大概很难找出第二首国歌像中国国歌这样充满危机意识，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著名的法国国歌 《马赛曲》略可比美。四人帮统治时期只有曲子，没有歌词，歌词还改过。粉碎四人帮后党 中央和全国人大恢复了原来的歌词，非常英明！这是一个以三维思维方式认识问题的光辉典 范。确实，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至今还没有完全过去。以往我们的优势是人多地大， 可以将入侵者放进来打，打持久战。现在很可能在根本见不到敌人的情况下我们的军队和武 器装备，交通枢纽、工业中心就已经遭受重创。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讲所谓“康雍乾之世 ”不宜再称之为“盛世”，目的也是为了提醒人们：切不可被一些已有的成就所陶醉，失去 危机意识。我们要居安思危，切不可像康雍乾三朝时那样，居安而不思危，以致于危险一旦 出现时便束手无策。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至今还没有完全过去 ！还需要我们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作出更大的努力，长期的不懈的努力！
主持人：周先生讲了两个小时连水都没喝，他长得非常瘦，但是中气、底气比我还足，喝了水，润了 嗓子，咱们进入提问部分，有问题的朋友请举手，咱们向周先生来发问。
请等一下，我们有话筒，要不然听不见。
问：周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非常精彩的演讲，但我想说一下，我觉得你是否特别的 过于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康雍乾三代皇帝，而有点忽视了历史以来 ，长久那种深刻的华夷意识。那种意识造成了中国开始封闭，开始走向落后。是否有些 忽视?
问：我是说现在的影视界，都在连篇累牍地宣传康乾盛世，什么康熙、雍正、乾隆这方面的 片子很多，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理论的导向是很重要的。他现在这些影视片子，到底 是在有利于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呢?还是不利于发展我们的民族精神?我想根据这个，听 听周先生的意见。
问：那个在漫长的中国社会里，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古老而敏感的话题。有许许 多多的文人，许多的皇帝，也包括那个康熙和雍正这样著名的皇帝，他们对文人一方面利 用，一方面利用他们的才华，但是另一方面又十分制约限制着他们。其实文人也有许许多多 的历史局限性，比如说文人带兵，文人打仗不行，文人理政可能也有许许多多的弊端，我想 问一下周教授，中国文人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他们有许多优秀的地方，但是，不是
也有许多的历史局限。说到再敏感一点，就像毛泽东对文人，其实也并不是十分开明，也限 制过一些文法。
[编注：周思源先生对以上提问分别作了回答，内容已由他本人整理进前面的讲稿中，这里不再重复。]
主持人：周先生的意思是我敢请他来不是因为我比部长的官大，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环境好了，这个也 是我们要庆幸的。大家能想象吗，如果现在大清还在，我们是大清的子民，周先生他首 先不敢在这儿讲康雍乾，不敢数落他们的“罪状”。我们能坐在这沙发上，那么安然地听讲 吗?我想我们得穿着长马褂，垂手而立。周先生给我们讲课，也是在给康雍乾歌功颂德。
今天周先生讲得非常好，我有几点想法跟大家交换一下。首先我想提出两个学术上的概念 ，就是史学界一般有两个提法，说历史是帝王史，尤其对中国而言，我们两千 多年的封建史，实际上是帝王书写的。周先生刚才讲到他为什么对康雍乾，不能说是恨 之入骨，反正他对它的钳制思想，是非常憎恨的。因为这种钳制思想的做法，就是禁锢精神 ，对后代的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阉割，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 们的封建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帝王史，就是说在历数康雍乾这三个皇帝的时候，实 际是在探讨康雍乾时期这段的历史，三个皇帝他们书写了康雍乾三个朝代的历史。
第二个概念，周先生在讲座中也提到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我们今天来说，周先生 是当代人，站在今天的讲台上，一是讲这个历史的当代性，及它所具有的一些史 学的价值。如果我们凭空地去讨论以往的历史，并不跟现代挂钩的话，也没有太大的 实际意义，就失去了史学研究的意义。我记得好像是英国的一个艺术史专家叫贡布里希，他 就强调，所谓历史就是我们同历史的事件、人物等等站在今天的角度跟它去挂钩。今天周先 生实际上就是在这儿，让这个钩挂在了康雍乾的历 史时期，然后周先生从当代性又去评估康雍乾“盛世”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学术价值，以及 思 想上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启迪。周先生提出了，并且肯定了康雍乾一些盛世的征象，比如说固 定了疆域版图，强化了民族凝聚力等等。另外周先生最极力反对的，并且由这一点来 说明康雍乾不够盛世的提法的，就是禁锢思想。好在我们今 天有这样好的环境，能够请周先生来，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是空前的开放了。江 总书记讲到三个代表，里边特别提出来，共产党代表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我想， 文化某种程度上也是生产力，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同时也就特别强调了，就是我 们尊重知识，尊重思想，要宏扬科学民主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的操守，也要有 更大的空间来抒发自己的思想、理想和情怀。周先生今天就是在这样做，那么我想 我们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要兴思想，重科教。我们目前正很好地 在做，并很好地在进行着。我想在未来，我们国家也是越变越好，越来越有希望。就从戴先 生提出来的盛世的五点要求来看，我们今天离盛世的要求似乎还有差距， 但 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理论，就是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这样一个好的理论来指引。我想 我们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国家离真正的盛世，繁荣昌盛，就为期不远了。这个也是 我们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全力去努力的。
再有一个，我想我们文学馆是一个为科学民主的学术争鸣提供园地的这么一个 地方。今天，周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跟戴先生 有争鸣，我想如果戴逸先生愿意，我们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请戴先生来，给我们来讲如 何看待康雍乾盛世。他的看法，或许跟周先生形成争鸣，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文 化汲养，我想也算是我们的福气吧。讲坛不看他官大官小，不看他职称高低，我只看他 有没有真的学问，有没有真的思想，是不是能够真 正地带给我们启迪。我觉得周先生讲到一点非常好，就是三维思维，穿透性思维。它 教给我们怎么样去客观的、科学的、民主的去认识历史，不光认识康雍乾盛世，就是我们现 在看待任何一个事物，看待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具有三维思维、穿透思维的科学民 主的学术的这么一种见识。这样的话，你才不会，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不会光 磕头，少说话，这当然是一种奴性的思维。我想周先生今天告诉我们要三维思维， 就是一种科学的、民主的，和这个奴性思维相对的。大家都奴性思维了，我们就真的只能是 皇帝专制之下的大清顺民，而不是共和国的公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本文关于文字狱的主要参考资料：
1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2王彬著：《禁书·文字狱》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注：
1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第一版，1985年增订第二版。
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3页。
3《万历十五年·自序》，三联书店1997年。
4同2书，251、256页。
5参见周宁、梁光玉《停滞的繁荣与发展的贫困》一文，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12日。
6原载《了望》杂志，转引自浙江日报2002年4月29日。
7转引自同2书，331、66、232页。
8转引自新华社记者2002422发自曼谷的消息。
9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30日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