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吴青
时间：2004年2月15日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冰心先生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老师。欢迎吴老师上场！
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一九三六的暑假，吴文藻先生到美国代表燕京大学参加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的庆典，他就利用这一年的时间，到欧美寻师访友。到了法国以后，又去英国的牛津、剑桥学习那里的导师制。冰心先生就利用在巴黎的一百天过得悠悠闲闲，这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在此之前，冰心先生生了儿子吴平、大女儿吴冰，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吴先生太忙，没空照顾太太，两个人决心堕胎。当时在法国堕胎属于非法，大夫索要天价两千法郎，冰心先生一气之下把孩子留下来了。这个孩子就是坐在我们面前的吴青老师。所以冰心先生每次跟吴青老师提及此事就说，“你是我的快乐！多亏那个法国大夫，要不就没你了。”
吴青老师在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爱的花光月影中长大，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就有独立的女性意识，而且教书育人几十年，关注女性权益，作为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履行自己作为人大代表的职责。她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性别与社会性别和公民意识”。大家欢迎！（掌声）
姐妹兄弟们，非常感激大家听我讲。我称大家姐妹兄弟，我到各国演讲时都这么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姐妹和兄弟，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世界要变得和平、平等、持续性发展，大家都应该是一种姐妹兄弟的关系，我们这个世界才能太平，人民才能得到发展，尤其是女性才能得到发展。
在战争中，女性遭受的灾难比男性大，因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用强奸作为对一个民族的惩罚。我下面开始讲性别与社会性别。在这一讲以前我还想讲，实际上我一直是教英语的老师，后来教美国学。如果大家在七七年、七九年看电视的话，我当时是在电视上教英语的。我的专业就是英语和美国学，但是为什么我会去关注妇女的问题呢？那是因为在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首先冲击到妇女。当时甚至很多社会学家说，让女人回家看孩子，把男人工资提高。我觉得特别不平等。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我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其实你们男人也是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因为都是人，所以他们应该平等。《宪法》第33条就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说男人就应当比女人高一块儿！我觉得特别不平等。我们，尤其是英语系的女老师们，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不定期地一起谈自己成长的过程，觉得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受母亲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母亲是第一位老师。母亲的智力对每个孩子，尤其是对女孩子非常重要。慢慢我们就成立了妇女小组，但是小组慢慢成为作研究的。研究我觉得需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行动。
九〇年起，我就开始支持《农家女百事通》杂志，我一直关注农村。因为中国毕竟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改变中国就必须改变农村，一个国家的富裕如果甩掉了九亿农民，这个国家无法发展。要改变农村就要改变妇女。教育一个妇女等于教育一家人、几代人，教育一个男人只是几个人。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农业劳动力中，65.6%是我们农村妇女。大量的男人从七十年代末已经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土地。他们在工地上、矿上，他们在做小买卖、在跑交通。我们的姐妹们承担着我们身上穿的棉、我们饭桌上吃的饭食蔬菜水果，这些都是我们的姐妹们在生产，但是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文盲。我从八九年开始成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专家，我专门去评估，一个项目下来到底是不是对男的、对女的有平等的好处？在我的评估中，特别是我去了甘肃几个地方，使我懂得了，也看到了中国的贫困。因为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孩子只有在电影上看到农村的贫困，但我在现实中看到了老百姓的贫困。他们吃不饱饭。有的地区的老百姓不懂什么叫饱，因为他没有饱过。下雨才有收成，不下雨就没有收成。孩子没有鞋穿。妇女一般要最后生了个儿子才打住不再生育。为了挑两桶水要走上一天的时间……
因为这样我就懂了，为什么中国要生孩子，要生儿子，因为那个就是社会保险，农村没有社会保险。后来我就决定，我要为农村，要为农村妇女，要为农村的辍学女童服务。现在在昌平有一个农校，在北京城里有一个打工妹之家。我们的农校就是为了培养农村的妇女，那是一个非赢利、非学历的学校，我的任务就是去到处要钱，所以人家叫我国际叫花子。到处要钱主要是在国外，在国内弄点儿钱是太难了，但是我们的第一笔钱来自我母亲。她在95岁时把全集稿费捐了，九万多人民币，当时银行利率比较高，最后弄到十万。我自己捐了五万美金奖金。因为我做妇女工作，另外因为在中国，我是第一个使用《宪法》的人大代表，我是第一个给自己规定每个礼拜二接待选民的人大代表，我是第一个用《宪法》进行监督的人大代表。所以后来我得了一个相当于诺贝尔奖的亚洲奖，奖励了我五万美金，我全部捐了。因为我觉得，也是我父母教育我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社会责任。猫和狗本能地就去护崽儿，人不一样，人是理性的动物，高级的动物，人会思维，人能够创造，人有社会责任。因此我就会去关心妇女，实际上我是在为人权而争。因为人要有基本的人权，所以我会管，我会进入这个领域。
当时我在北外的时候，我出去要做什么事情，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北外的人一看报纸就说：“哎呀！吴青你还关心这个！”有人跟我说：“吴青，你管什么妇女问题啊？那妇女问题是妇联管的，你就在外语系好好教你的本科生、研究生，你说你到人家那儿去，人家懂你吗？你跟人家有共同语言吗？”我也不跟他们啰嗦，我该走还是走。我在教书的时候，基本把课安排在三天教完，然后我就可以去农村，而我真正长期去农村的时候，永远是三伏天、三九天。那时我去了回来，就把了解的农村的情况跟妈妈说。有的时候，我会哭，妈妈跟我一起哭；我会笑，妈妈跟我一起笑。因为从小受到妈妈这种性别意识的影响，我逐渐有这样的意识。下面我就言归正传。
什么是性别？我们大家填表，性别一栏，男的填男的，女的填女的。因为我们人的染色体不一样，我们女的是两个XX。由于我们女的是两个XX，就决定我们有女性的生理和生物的特征。那么有哪些特征呢？一般说来，我们女的个子比男的矮一点，小一点，力气当然也小一些。我说的是一般，因为在云南、四川、贵州有的男性比我矮，这就决定在发生暴力的时候，98%是男的打女的。这些社会学书上有。当然也有女的打男的，但女的打男的也要分析。你们看报纸上，女的把她的丈夫杀了。原因呢？往往是她丈夫把她作为发泄性欲的工具，当她不愿意的时候还在强行。在国外有婚内强奸，我们中国仅有一两个案例，因为没有人觉得。至少我们的司法机构还认为“你是他老婆！”他们还是这种思想——“娶来的媳妇儿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是他的私有财产。在马路上你只要看到一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一说是“他的老婆”，人都走了。我给东城培训过150警察，谈到家庭暴力和人权时说：“她是你老婆就该你打吗？！”“她是你孩子就该你打吗？！”这就是侵犯人权！
女的特征还有，乳房在体外，我们有生育和哺乳的任务。其实这个任务在世界上是最大的任务，至少到目前为止，男的还不能生孩子。也可能将来可以。我有时候想，这个男的能有啤酒肚，他干嘛不能生个双胞胎呢？（笑声）没准儿将来科技发展，弄不好有，但目前为止，只有我们女的能生孩子。生孩子对世界是最大的贡献。因为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没有年轻的来代替老的，这个社会就完了。所以为什么法国现在很着急，日本也很着急，很多人不生孩子，人口负数增长，社会的财富谁来生产呢？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但是现在，往往很多单位认为女的生孩子是个负担。这是绝对错误的！如果在座的有领导，你得好好考虑考虑。
我们妇女来例假，十二、三岁来例假就说明性在慢慢成熟。我们女的抗冻、抗病、抗饥饿。怎么说抗冻呢？如果大家看了爱情片《泰坦尼克》，里面的女主角和一般美国电影里的女主角不一样，她比别的女主角丰满，比较胖一些。最后船沉了，她得在冰的海水里泡着。男性女性染色体不一样，因此肌肉脂肪分布都不一样。我们女的抗冻、抗饥饿、抗疼，所以战争以后，女的生存力更强。当然，也因为战争中往往是男性去打仗，但是在饥饿面前、疾病面前女的都比男的行。所以为什么女的比男的，一般来说要多活七岁到八岁。按说，在人口中女的应当占51%左右。我的母亲就比我的父亲多活了十四、五年，我父亲是在八五年去世的，我母亲是在九九年。你看我今天戴了一个戒指，是昨天别人送我的。我做了一个“关于吴文藻和冰心”的节目人家送的，这个节目大概清明的时候播。
男的是XY的染色体，因为XY的染色体，他一般说来个子比女的高大，男的十二、三岁长胡子，嗓门也变了。他的生殖器在体外，在一定时候他会遗精。男的爆发力强，但是男性中的怪胎多，死胎多。解放前，生个男孩儿往往叫什么“小锁柱”啊、“小铁蛋”啊、什么“冲不动”啊……为什么呢？就是怕所谓的鬼魂把他们给招走了。正因为他们有XY的染色体，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从实质上来说，男性比较弱，女性比较强。
我刚才说的是男女之间的生理生物上的区别，从这样分析，我们知道了男女本来生理就不一样。另外，因为女的生孩子，在避孕药发明以前，男女只要一结婚，她就生！生！生！因为她同房啊，没有别的办法。在很多地方，如果不采取避孕的话，一个女的能怀胎二十多次、三十多次，胎儿存活率比较低，尤其是条件不好的地方。我们也知道，一个小孩儿至少要到五、六岁才会去要饭要吃的，但是小狗小猫，两个月、三个月就能跑出去。社会的发展是从一个阶段进入一个阶段，在狩猎的阶段，男的一般出去打猎，由于男女不常在一起，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孩子，女的就在家主持家务，所以有一段时间是母系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人们要安定下来，不再是游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逐渐形成了阶级、等级，文字也被发明。因为人不需要出去打猎，而有富余的粮食。这个过程中，男女在一起的机会多了，在一起就生孩子。女的一有了孩子，她还能出去吗？自然而然，她就开始围着锅台转。她在生孩子、喂孩子的时候，必然要依靠某些人给她提供食物，所以逐渐形成，尤其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男主外女主内。
这些特点不是生理上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历史文化强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对男人的态度、对女人的态度不一样。这就是社会性别。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女人要什么样？要温柔、要美丽、要作贤妻良母、要会生孩子、还得要会生儿子！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果你不能生儿子，把你的筋给拔了，把你从楼上扔下去，把你休了，因为他要的就是要儿子传宗接代！这就是我们姐妹们的遭遇。这就是重男轻女。当然，我刚才也讲，也因为我们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现在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是三只部队在支撑，三八、六○和六一。三八是妇女，六○是上了六十岁的男人或者老人，六一是孩子。我们的义务教育做得一点都不好，我们算什么义务教育？！城里都没有，别说是农村了。
社会性别是历史文化长期以来强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对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不一样。女人要奉献，女人要会牺牲自己。《十五的月亮》那歌儿，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那奖章里一半有我……我干嘛要你那一半儿？我能挣！我自个儿就能挣！男人得刚强，得顶天立地，得做大决定，赚大钱，做大官儿。取名字都不一样，男的是“震亚”、“智虎”、“卫东”……你瞧瞧这名字！女的什么“芬”啊，什么“香”啊，什么“红”啊，什么“琼”啊，什么“梅”啊，什么“莲”啊……就要你好听！听起来好听，好看就够了。父母对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期望，你不就是出嫁吗！生孩子吗！这就是社会性别。包括老师上课，在座的老师你们想想看，把难的问题问男生，简单的问题问女生，因为你自己就有这个看法，认为女的回答不了。
这就有问题。等于是世界上一半儿的人得不到发展！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我说的是每一个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不管住在大城市还是住在边远地区，靠近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因为我常去这些地带，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彝族地区，非常贫困。又是在高山地区，日照时间非常短，收成很少，但是政府搞什么形象工程，要每家摊八百块。我说，“你搞什么形象！你搞给谁看！老百姓得利了没有！”我是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应该给她（他）空间，让她（他）得到发展。每一个人！
我觉得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我父母给过我机会，后来我自己去争取机会！机遇啊机遇，要自己去争取，因为你是一个人。其实“危机”这个词，是危险与机遇并存。如果遇到危险，我往右走，右边不能我往左走。哪儿不能通啊！因为你是一个人啊！因为我们国家两千多年的封建，尽管解放以后说妇女能顶半边儿天，是那么回事，可我们女的都在哪儿啊？解放以后，尽管我们女的都从家里走出来了，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妇女地位到底怎么样呢？
在八七年的时候，几项指标中国排得比较低。你们认为世界上男女平等、地位这方面，中国能排多少名？前十名有没有？没有！五十名？一百名？有的觉得有了。八七年的时候，我们排132位。指标有六个，第一个是对男女婴儿的看法。一般说来，不加任何干涉，就是说不做B超，不堕胎，生的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是106或者107个女孩子，100个男孩子。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说了男的死胎多，怪胎多，有什么病他容易得。到20岁左右，应该基本上一样，女的应当51%。由于中国重男轻女，所以很多地方是做B超。我们男女婴儿严重失调！我就给你这么一个数字，这个是《京华时报》2003年的数字，妇女占全国人口的48.5%。我们少了几个百分点？近三个百分点！我们中国领导人说，“哎呀！我们中国就是男女平等啊！你看毛主席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地位啊！”人家外国人一看你少三个百分点！你就别说了！
说明中国重男轻女。当然，这里面也有的生了女的不去登记户口，有“黑人”，但是她一旦成了“黑人”，她上学怎么办？！她找工作怎么办？！她结婚怎么办？！所以现在我们要求把户口打了它！《农家女百事通》已经招开过两次关于户口的问题。因为户籍制度本身就没有执行《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在五四年的《宪法》第三章的九十条里讲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权和迁徙权……”这是五四年的《宪法》，但是后来没有了，因为五六年镇压反革命以后，地、富、反、坏、右不许动！从那以后，接着就是困难时期，所有人都不许动。我们从来都是牺牲农村的利益保城市，也就是说，农民本来就没有多少权，要离开也没有多少权，所以为什么发生去年一个大学生被遣送时被打死！不是人！他没有权利！因为有人找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警察看见他，说“你的三证呢？”看完以后，撕了，把他弄走。那些人也是人，你凭什么这么做！你不是说人人平等吗！唱得这么好！实际上怎么回事呢！说明这中间有问题。
现在也有一些人生了女孩子就送到孤儿院。所以你们要到孤儿院，98%是女孩子。男孩子也有，豁唇的、有心脏病的、各种疾病或者是残疾。所以你会看到，有时一个旅馆里全是外国人在抱中国的孩子，把中国孩子抱走。有时就有人问我：“吴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说：“哪个妈妈都不愿意把自己的亲骨肉给人，谁都一样，但她有时是被迫的。当然反过来，这些孩子将来都是友谊的桥梁。她们能使得这些抱她的父母和我们中国交起朋友。”确实也是，像我们的一些大使馆，比如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一过春节就把这些抱了中国孩子的家庭请来一起过春节，而且这些父母也都注意，每年夏天让孩子回国，让孩子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我现在给你数字，2002年5月9日，男女比例，海南是最坏的，100个女孩子比上135个男孩子。广东其次，100个女孩子比上130个男孩子。湖北100个女孩子比上128个男孩子……我就没有时间再列举。这样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可能有六千万到八千万男子找不到老婆。这个中间就是我们大量的姐妹被贩卖！再有一些人被迫当妓女，去满足男性的需求！也有人说，是不是这样以后妇女地位会提高？因为女的少了嘛，物以稀贵。这个完全要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在安徽有的地方，是100个女孩子比上160个男孩子。你们可以到托儿所去看看，我当时在甘肃某地，九二年的时候，一个托儿所71个孩子，59个是男孩子。你看看这个比例！
第二个是男女入学的比例。比如说我最近到广西农村去。因为现在中国在搞乡、镇、村的合并，国家现在只支持中学小学。不完整的小学，基本上要解散。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失学！穷困的男孩子也失学。我在那里就看到一个刚上一年级七岁的男孩，他早上走三个小时到学校，中午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因为要用煤烧水烧饭，谁出这个钱？没有！这个小男孩儿下午上完了三节课再往家走，到家可能还要放牛，要看着弟弟妹妹让妈妈奶奶做饭。有的地方为了省电，天晚了太黑，你说他怎么念书？你说他笨吗？他没有这个条件啊！
教育经费，我们现在是3.19，比很多国家都少。我给你们一些数字，就能知道。比如，以色列最高7%，挪威6.8%，瑞典6.6%，丹麦6.5%，巴西5%，马来西亚4.7%，墨西哥4.6%，韩国泰国3.6%。当时中国九八年的时候2.55%，可是李鹏在九○年就说是4%！所以我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我每次都要他到会，因为人大代表可以监督他。根据《宪法》第七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尽管我没有选他，但人家选他了。我要他来，我要他解释！
我们的入学比例也严重失调，小学是1，中学是2.8，大学是3.8。大家注意这个比例，我们的义务教育根本没有普及，而且大量玩假！现在有这么一个顺口溜，“村瞒乡，乡瞒县，一瞒瞒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就是不兑现！”这是老百姓的话，多生动啊！（掌声）因为我去广西，那里扫盲是把汉族老师派到布依族地区，根本不懂言语，教科书非常难，三年级四年级的书，怎么可能在一些多年没有机会念书的姐妹们中间普及！另外，不经过调查，人家干了一天的活，晚上还要织布卖钱，但是可以报，报了就完成任务了！因为他们从来不下去，去具体看！我们要扫盲，我们挨个儿自己弄，自己考，自己做，因为我们觉得每个姐妹应当有这个机会，而她没有。
在九○年初，我们妇女受教育平均年限是4.8年，男的是6.7年，平均下来是5.75年，小学没有毕业。21世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素质的竞争，所以现在如果任意挑选中国十个人，各国十个人，都在一个屋子里，里头有计算机，对我们有什么用呢？这有问题。另外，我还给你们一个数字，如果是按九一年世界银行的一个比例，当时中国的文盲是27%，咱们政府一般给的数字就小得多。中国政府的数字不准确，往往是上面要什么，我下面给你什么。九一年，我们中国文盲27%，人均收入370美金。韩国文盲4%，人均收入6350美金。美国文盲也按4%以内算，人均收入22340美金。日本，世界上人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一个国家，基本上是中专以上毕业，它的人均收入是26840美金。中国如果是以农民为主，生产小麦要四个多月，一斤四毛九、五毛一，而在那些先进的国家，两三分钟出一辆汽车，它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按现在二○○一年，十年以后，中国文盲16%，收入是890美金。韩国9400美金。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和日本最近这十年不好，那么美国是34870美金，日本是35990美金。所以你要看到，文化的投入和产值是成正比的。不肯给教育投资，你的产值就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上不去。
我们现在大量的女童辍学，家里有点什么事，天灾人祸，绝对是女孩子回家。干嘛？带孩子，带弟弟妹妹，做饭，看家里的老人，看家里的病人。所以为什么我在昌平有一个辍学女童班，专门到最贫困地区把这些孩子挖出来，而且我们的家访做得很细。如果我们一不注意，村长乡长就把他的孩子全往里塞。有时我们的老师出去招生，得跑一百多里地，跑到山上去，走多少个小时到人家家里。有时发现一个孩子在家里，就跟孩子说：“你去把你的衣服拿出来。”她不知道衣服在哪儿，我们就知道这是假的。女孩子念书太难了。所以你看看，如果你家里有打工妹，她可能初中没有念完，是吧？那她也是人啊，她也要发展啊！女孩子难！而且不仅是上学难，到了学校也难。就是我刚才说的，问男孩子问题，不问女孩子。说她们害臊，算了别问了。为什么不问啊！要给她机会啊！也正因为我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们班的女生远远超过男生。我早就告诉她：“你比男生面临更多的困难，你必须好好地念！你必须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教书第一天起，所有孩子都要上前面来回答问题，因为我要我的学生自信，要我的学生将来敢于面对世界。为什么？因为你是个人啊！人家能说，你为什么不行！我总是告诉她：“你行！”你要知道，在中国，尤其是农村的女孩子，城市里也有，从小大人就告诉她，“你这也不行！你那也不行！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你这不能做！你那不能做！因为你是一个女孩子。”我妈从来没有！但我妈给我规定不许说假话。要讲假话骗人，就拿肥皂洗我们的嘴！要骗人说假话就让我们喝奎宁水！所以我就一直说真话，但现在说真话是多难！多难啊！（掌声）
第三是男女就业的比例，现在中国在经历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失业根本不算！这也是新鲜事儿，认为谁在农村就业问题就解决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凭什么国家不管这些人！《宪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就存在就业的问题啊！国家还提出在就业前，“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这上面写的有，为什么不照着做！所以从前，我就拿着这个去找北京市劳动教育局。我说：“我现在给你培训你得给我钱！我依据《宪法》。”“啊？《宪法》里还有这个吗？”呵，我这次去还得用这个（笑声）。
这些都是权利，而现在我们妇女在城里就业也很难。荒唐就在于，哪个地方要下岗，女的三十几岁内退了！三十五岁内退了！四十岁内退了！总比男的早五年。这违反《宪法》第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家庭的各个方面享有同男子相同的权利”；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五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在九六年，还是九七年，我帮助海淀医院的十六名大夫维护了自己的权利，到六十岁才退休。这就在于你会不会用权利，你会不会用法，你敢不敢坚持。有人觉得麻烦，说算了。那算了是你活该！谁让你放弃自个儿权利的。按说，《公务员法规》本身是违反《宪法》的，女的五十五岁退休。凭什么啊！女的在她更年期过了，孩子长大了，有更多的精力做事情。像我现在六十六岁，我们学校让我2000年就退休，其实我还能干。他们也是因为某些地方不喜欢我。（笑声）我有经验，我是一名好老师，我是一名优秀的老师。我们英文系现在缺老师，缺编。所以有很多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在重要领导岗位上妇女的比例，也就是妇女参政的问题。我们国家，我们的主席是男的女的？男的！百分之百男。军委主席男的女的？男的！百分之百男。总书记，百分之百男。人大主任，百分之百男。政协主席，百分之百男。政治局九名委员，百分之百男。中央委员有一个女的，占百分之四点几。国务院、国务委员一个女的，百分之二十。那么在这样一个决策的过程中，听到一个妇女的声音了吗？没有。人都不在。所以你们下面的人跟我做一个动作，伸出两个手指来，每个人都做。你两个手指拍，有声音吗？三个手指，四个手指，五个手指（掌声渐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妇女必须团结起来！必须有声音，或者说老百姓的声音要听到。否则，在决策中，制定出来的政策只能代表一半人，不代表另一半人。那么，这个政策就是不完全的。我现在到处在呼吁。因为在农村，更多的是妇女，开会的是男的！谁听到我们妇女的声音！所以《改革报》在去年年底开会，本来叫我小组发言，我说小组发言我不去！你必须让我大组发言我才去！我要代表妇女讲，我不是要个人出名，我就是要让人听到我们妇女的声音。尤其你搞农村改革，你没有听到妇女的声音，你搞什么改革！西部开发，听不到妇女的声音，肯定要失败。因为妇女是主要、主要、主要的劳动力！
我举个例子，甘肃会宁有一个地毯厂，一共是287个人，12个男的，275个女的。这12个男的是什么呢？厂长、副厂长、四个技术员、四个车间主任、一个保管加会计、一个司机加保安，统统的干部。275个女工，只有一个女工代表，她的任务很明确，发手套，发口罩，发手纸。在12个男的前面，一个女的她敢发言吗？听得到妇女的声音吗？而我一般到地方去，我都要去看厕所。厕所、食堂、宿舍，这是跟老百姓关系最大的。我一去数坑，五个坑给男的，五个坑给女的。2.4个男的一个坑，55个女的一个坑。如果等到男的发现他那儿的手纸没了，再去看女的那儿的手纸，草都从房顶上长出来了！他知道女的需求吗？他能代表女的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大量培养女的让她参政。你必须去参政，必须懂得你是代表妇女，不是你个人，你必须能代表妇女的声音。如果我们在座的有女的领导，你要永远想到姐妹的需求。你不要想当然，你要下去了解，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群，生活的状况，她的需求。什么叫以人为本！什么都以人的需求为准，人民作为中心。要不你说什么我们是“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往往把人民抽掉了，这还算什么！所以我刚才举的例子很好说明，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男的全拉肚子，每个人跑三十次，他才比女的去一次多。而且五个对五个就不对，我们都知道女的本身上厕所时间就比男的长，大概平均是一分到两分半钟。难道她不该有更多的坑吗？！
像有个中学，男女差不多，男的有二十个坑，女的才有十六个坑。我说：“根据什么？”他说：“大概有个法规。”我说：“凭什么！正好应该倒过来！女的得要二十个坑！”你们大家想一想嘛！比方你要建一个超市，你要想到买东西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女的多！是结婚以后的人去得经常，还是未婚的人去得经常？结婚以后！而结婚以后的人，不是带老就是带小，厕所男女比例应当1：4。因为她带老人去，她带孩子，可能还需要一个临时托儿所，因为有的妈妈买东西比较沉，她带个孩子多难啊！这才叫以人为本！你要永远想到谁用，多少人用，多少男人多少女人用。另外，像在北京盲道有多少？即使有了，汽车给停了，小铺子在上面卖东西或者有个铁丝拦在那儿，人家怎么走！人家也是人！所以就有一条，“处处以人为本”。你不管做什么，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的需求，你别光想着你自己。比如说在我们中央民足大学内停车，有人就是不停在车库里面，往前一停杵在那儿。我说：“你为什么不停在车位里面？”他说：“会撞后头车。”我说，“根本不会。”他一个人停在那儿就挡住了路，“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别人还要用呢？！”就是以我为中心啊！那要是成为领导更不一样了。
第五个指标在家庭中的地位。谁说了算？咱们在家，你要是跟老爸住在一块儿，基本上是老爸说了算。买房子的事，孩子上学的事，妻子就业的事，基本上老爸。跟爷爷住一块儿了，爷爷说了算。妈妈就是管柴、米、油、盐。现在还有人说什么阴盛阳衰，就因为看到了女运动员老在那儿赢。你要注意男女运动是根据男女特征分开，那是最公平的。我们中国女的跟外国女的比，我们赢了。我们女足老在赢，没有多少人支持。男足老在那儿输，还有人支持。（掌声）我不是说不该支持，那么女足为什么就得不到支持呢？人家也是人啊。难道一个国家的实力就看男的吗？这一半儿到哪儿去了？这也是世界的问题。哪一国都是重视男的。篮球、各个棒球队，都是注意男的，女的认为是小擦边球啊。但她是人啊！
那么现在还传什么“床头跪”、“妻管严”。比如说，我到工厂去培训，有的厂长就说，“哎呀，吴老师！您真是不知道这些女的。”我说，“怎么了？”他说：“有一天下大雨我做报告，女的全要回家收被窝！”我说：“哎呀！革命同志啊！你怎么就没有看到妇女的积极性啊！她要家人过得好，生产才能保证啊！还是男的都想睡湿被窝，穿湿衣服了！你没有看到女的责任心吗？”他还说：“男的出差，提溜着小包儿就走，就女的事情多。”我说：“那男的提溜着小包儿，后头有女人给他干了多少事情啊！” 女的做的事，得不到承认。在家做饭，在家洗衣服，在家看孩子，都不算！但现在有了小时工了，怎么看这个家务？
很多东西都需要改变，用另外一个视角，就是社会性别的视角看问题，你就越看越明！有时候是我们随便地一说，比如一个小孩子摔跤了，“哎呀！男孩子不能哭！”有没有问题？有！为什么女孩子能哭？为什么男孩子不能哭？憋得男孩子也够呛！所以人家美国人就说，西方的男人能够哭，他哭本身就是一种发泄，而亚洲的男人不能哭。当然最近他开始哭了。因为人都一样嘛。他有一种发泄嘛。女的就是“婆婆妈妈”，她要做决定就是太“轻率”了，她哪有那能力？男的就是真“果断”，真“了不起”，才一分钟就决定了。
最后一条是妇女财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是个女企业家的问题。你看我们中国的女企业家成功的有多少。我在成都做过一次统计，九三年，女企业家只占百分之一点九几。家里要没有背景，不认识人出不去，而且银行不给贷款。你想现在干点什么不得吃喝嫖赌，你得把人拉住啊。吃，女的可能不如男的；喝，可能有的女的能喝，喝一个摞一个；嫖，真让妇女难；赌，那小赌可以。你看现在我们国家犯罪的那些大赌都是男的，他花老百姓钱不算，因为他在做官的位置很久以后，这个制度就是这样，没法儿监督。所以你贷不了款。银行也觉得女的不果断，男的敢冒险啊！女的不行！
从这六个指标来看，八七年我们排的是132位，现在来看不容乐观。所以我刚才就讲了，性别与社会性的区别和真正的妇女的地位，中间加上了我的社会性别的一些看法。只有社会性别，你越看越发现男女处理的就是不平等，父母对男孩子女孩子也不一样。我有一个大学生，她的父母也是大学生。她有一个哥哥，但是她妈妈就说了：“哥哥绝不可以下厨房，就你来吧！”尽管受了大学教育，也可能是个博士，但还是重男轻女，这跟文化不成正比，跟官职也不成正比。在于你自己，能不能够平等地去看人看事。我下面讲的就是公民意识。
公民，什么是公民？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人就应当是公民。当然公民的选举权是十八岁。公民的权利在我们《宪法》里是从三十三条一直到五十六条，都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要反复去看，要知道自己的权利，更要知道自己的义务。这点非常重要。我想讲一下我是怎么当上人大代表的。二十年以前，海淀区当时给北外一个名额：要一个女的，要一个中年，要一个非党，要一个优秀教师。人事处这么一搜罗，有那么几个，我算一个。后来就把我推出去。当时推荐人大代表，基本上是领导推，共产党、民主党派、工会、妇联，为什么会推我？人家当时也问我想不想当，我说想当，我觉得是有一定背景的。
我八二年、八三年到美国进修，上麻省理工大学进修一年，我参加了一个社区发展项目，里面的成员一般都是美国的少数民族，美国的黑人、美国的波多黎各人、美国的亚洲人、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那些领袖，都在为自己的人民争取权利。因为当人一想到黑人，觉得黑人只会唱歌谣，当运动员，别的没有。实际上跟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看法一样。这不对。黑人有历史、有文化、有英雄，为美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奋斗了，但长期以来受歧视。像二次大战中，一开始打仗没有黑人，后来黑人组织了一个团队，而黑人受伤血还不能用，后来才打散。所以美国所谓的“人人平等”也不是。
另外我又觉得解放以后，我是五一年回国，经历了各次政治运动。五七年的反右，我爸爸右派，我姐姐严重右倾，后来认为我妈妈是漏网友派，如果我要是上大学，我绝对是右派。因为我有思想，我会提问题，我躲过了那个，因为那时我正好考大学。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灭绝人性，是对人格，对人的尊严极大的诬蔑！我爸爸右派，我记得那天我回家，正好我妈妈在给爸爸写“我是右派”，那是一块黑布，写的白字，要贴在我爸爸身上。我觉得在写的过程中，心里是很痛苦的。因为你要是右派，任何人可以打你。因为你是敌人。分离，死亡，没有尊严，受到人格的侮辱。我爸爸想不通，他说：“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干嘛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来！我做了些什么？只能说我要坚信事实总会清楚。正义、平等、真理总是能够战胜邪恶！”我经过这个，我觉得中国必须改！必须真正做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必须当家作主！
我想当人大代表！我要改变！我觉得中国必须是法治，不能是人治。你说那个时候毛主席一句话等于一万句，一个人说了算！这算什么？你再想想当时，所以我一直在说巴金舅舅提到的，要建“文革”博物馆。如果我们不好好地总结，人人总结“文革”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很难前进！太值得总结啊！否则我们还会来！
人家问我想不想当，我说我当，但我不知道怎么当。那么大家为什么选我？因为我作为学生一直很积极，当老师六○年我就是工会委员，但中国的工会是不替中国说话的，顶多就是领点儿电影票，澡票，什么唱个歌儿啊，“三八”节发个东西啊。我领票，发现每次都没有好票。我说：“好票哪儿去了？”说是给领导了。我说：“拿出来！”凭什么领导都坐好的，“拿出来翻！”（笑声）有的人觉得吴青挺好，有的人觉得吴青怎么老犯上。我当时负责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电影。八十年代，我能每礼拜弄一个英文电影。多难啊！我们弄来英语电影，礼堂能坐一千人，我们正好也有一千人。我就说：“这票只能发给英语系的师生，别人一律不许进。”我身上从来不带票。我那些好朋友，我跟他们说：“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进啊！你一进我看到了就把你给提溜出来！”（笑声）我的好朋友都不进。我注意自己从来不带票。我记得我们领导说：“吴青啊，你能不能给张香山的夫人票。”张香山的地位当时很高，中宣部的。我就说：“如果你让我给他票！我再也不管了！以后你去管去！”领导说：“行行行，你说不给就不给。”因为谁也不愿干这个活儿，这个活儿是不给你钱，而且花大量的时间，自己搬电影，有的人都跟我去跑电影，倒片什么的。我当时是两点钟一到就开始演，谁晚来都不让进。当时我的老师王佐良，是我的校长、我的老师、我的前辈，他晚来了五十秒钟，我说：“对不起！我按原则办事。”王老师特别支持我。后来，他只要发现晚了，他就绝不过来。我谁都不开。群众觉得我公平。我觉得中国老百姓无非就要个公正公平！他还要什么？！
在八四年我就当选了，我当选了人大代表，我第一个学了《宪法》。这是我妈妈用过的，为什么我到哪儿都带着？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战士的女儿应当接过这个火把，就是民主与科学。所以我老带着它。我在学《宪法》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几条，是特别重要。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利都是属于人民。当然不可能是人人都来参与，是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代表人民来行使这个权力。所以，从在北外八四年我当选以来，我又被选上了，我现在是第六届海淀区的人大代表。
每次选举总有点儿什么事儿。因为有人不喜欢我。因为我在北京，从八八年起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我八八年是第一个当着885名北京市人大代表投反对票的。有人就认为我这个人可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嫌疑。我为什么要投反对票？我认为《宪法》第三条已经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也就是说，人大要监督政府、法院、检察院，政府官员能进人大吗？！运动员同时能当裁判员吗？！很简单的道理。当时我看到政府官员进入了两个委员会，一个议案审察委员会，一个社会国民经济委员会，我投了反对票。另外我还认为我们主席团选举极不民主。要么就是全体同意，要不然就是不同意。不是一个一个地选。我记得那一年选举某某人，就是他搞的黄帅，而且他认为中国没有代沟，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代沟。这符合科学吗？！还有一些老人来参加主席团，还带着氧气，走路也不利索，我觉得那些同志应该休息了。（笑声）因为他有的会都不能参加，他能代表我吗？我投了弃权票。
另外，我认为每次开会都应该有大会发言，就由我们人大代表上去发言，讲我们现在的政府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依法治国。我认为每一次都应该有大会，代表发言的大会，因此我投了两个弃权票。实际上，有人说“我同意你”。我以为不会就我一人投反对票。结果一数票，“一个反对票，一个反对票，一个弃权票，一个弃权票。”我知道就都是我了。等到一散会，我往回走，没人走，都往前看，我想可能哪位老先生晕菜了。（笑声）我一看，主席台上没有人了。哦，原来大家都想看看是谁投了反对票，投了弃权票。法律规定，人大代表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弃权票、也可以投反对票，但在我们历史上，一向是一致同意。我有法律保护，但有人觉得我奇怪。说明这个习惯势力是多大！我走出去以后，很多人来握我的手，说“吴青啊！你真让我感到中国的民主啊！”那我说，“你怎么不投啊！”他们说：“说来话长！”（笑声）但是最近我们开始用机器，反对票开始增加，因为我们的位置是固定的，这本身还是不民主。而且这个机器是在桌上，每一次我就是在底下去投，我想我要保护我自己。这一次我还是要提意见。
至少还是在进步，确实是在进步。因为我想，中国两千年四百年的封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读书就为了做官儿，而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这有问题。有的村，有的县，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有北大的学生，为什么那个地方还这么贫困！为什么？我们解放以来，那么多领导干部都是从很多地方来，为什么教育不投入，为什么农村还那么贫穷？那不就是读书做官儿吗？好不容易跳离了农村，我自个儿解放，我就不想社会的责任了。所以在我们家有一个传统，你出国去学习，去交流，去交朋友，你回国服务。所以我们都出去，又都回来，因为我们的根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这就是我们家的传统。
我学了《宪法》第五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同原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并且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所以从八四年起，我是八四年的六月四日当选的，我给自己规定每礼拜二下午是我接待选民的日子。我已经坚持了二十年。因为最近人代会，比较忙，我就在家接待。我家的电话已经成了热线电话，当然其中也有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就体现到我们人民代表大会的有些机关工作人员并没有保护我，因为是群众委托我提意见，做了一些事，现在当事人认为我有问题，他准备告我。我说，告吧。他的一个违法建筑被拆了，他认为为什么别的没有拆，他的为什么拆。十二点半，我睡觉了，他打来。我们没有得到保护。有时候，当事人就到家里去骚扰我。这说明我们的制度有问题。有人说，“就是吴青那个人大代表批的。”他这么流露，人家当然来。
我每个礼拜接待，听老百姓的声音。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民主常常都是这样，“我们要选人大代表啊，大家看看怎么样？我们就是想推荐吴青，你们大家有意见吗？有吗？没有啊！那我们通过吧！举手！”（笑声）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是怎么做的。因为我当了人大代表不久，就有退休的工人来找我，大家都注意到在八十年代以前，有一个吃皇粮的家里人吃的药全部由他拿，药多到那个“胃舒平”当棋子儿拿来下棋。可是后来八十年代后期，突然之间就收紧了，所有的退休的教职员工得到地方的医院去。我们北外正好在西北三环，我们的退休工人、老师，如果要到海淀医院去看病，两站地，但要换两趟车。当时他们找我，说太不方便了。那个时候，要请假就扣奖金。他们说，能不能我们中有的人在学校看病。我觉得可能可以啊。那么我就先骑自行车到校医院，校医院的领导说：“可以考虑，但我们不能做决定。你得到海淀医院。”我就骑车去海淀医院、海淀财务局、海淀区政府、海淀区人大，我说我要做这个。海淀区的财政局和卫生局都说，没有人提过，咱们先试试。
谁作为第一个人做事情，有好处有坏处，基本上在中国是不好的，因为是枪打出头鸟。我这个还好，他说：“这样吧，我们试试。我们需要提出来的人十个以下。”我说：“这样吧，我请你们都来。”所以有一天，我招开了一百多人，就是退休的老师、工人还有一些干部，我请了我们北外医院的院长，海淀卫生局，海淀医院这些人来都谈了一番话，表个态，表示支持。然后我让大家提名，提着提着就看这个一挤眼儿，他给他提，他给他提。我的黑板写了二十九个人。看大家也没有什么提的了，我就说：“谢谢大家！但是下面我希望大家来进一步帮助我，把名单归到十人以下。”许多工人站过来，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最后留下了九个。两个礼拜后我又开了个会，我说：“谢谢大家！经过大家的帮助我现在有九个人。”我请人把字写在黑板上：“但是我给大家三天，大家觉得是不是还有谁拉下了？是不是在上个名单里面还有人不该享受在学校看病的权利。”三天以后，没有人提。我就到这九个人家里，对他们说：“老大爷！老大妈！这个机会难得！希望你们珍惜。”谈完了，我把这九人的名单公布，没有意见。
这事儿我做得很漂亮。因为我觉得民主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定要遵守，使得大家都很负责任，大家都积极参与。现在有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向群众汇报就只有22个人，因为从来没有人大代表汇报过。“什么人大代还要汇报？”这不都在《宪法》里面吗！我第一次汇报来了22个人，第二次汇报来了700多人，比院长开会的人都多，鸦雀无声，没有人说话。我就觉得每一次一开会，或者我做报告，或者是到大学、中学，人家都说，“注意啊！报告期间不要讲话。”我说那简直就是废话。如果一个人报告讲得好，不需要你去说这个，你老是抄那报纸上的话，那谁爱听啊！人当然要说话！我还说呢！我觉得做报告，好听就听，不好听就让人走，你何必浪费人家的时间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北外的地下通道。如果你们经过你们就知道。我们这个项目是蝎子尾巴——独一份儿，就是外语学院有，其实很多学校都是一样的，有的单位也是这样的。之所以弄到，我就知道，本来各个地方财政就少，就是十个馒头，谁喊饿，这馒头就到谁那儿。我老喊饿！我们北外东院西院本来是两个学校，东院是俄语学院，西院是外国语学院，五九年合并的，中间本来就是一个大车道，后来变成六个车道，两个自行车道，越来越宽。我们外语学院西院以教师的宿舍为主，东院有小学，过去有现在没有了，还有托儿所。也就是说，一天得有八个人次，早上送中午接，下午送晚上接。托儿所一个孩子是四人次，早上送下午接。我们的学生住在东院，部分教学楼在西院，每一天通过的人次有人帮我统计是一万人次，每一次堵车有人帮我照相。这个路上我们死了九个人，包括一个孩子，相片有，材料有，过街的人数有，堵车的相片有。后来一看堵车我自己还去堵，那个时候高干的车是39开始，我去堵了一个车，那人下来就冲着我过来。有的人就是狗仗人势，群众看他对我那样，马上就把他围起来。他红着脸把车开走了。因为我跟他说，人行横道应该慢行。
那么我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我先请海淀交通大队给我安了一个红灯挂在路中间，意味着你到这儿要慢，有人要过街。因为我们学校前面是个丁字街，红灯一改绿灯，速度一上就到我们门口。我那儿是画了斑马线，但是人家很难停，就觉得应该开，尤其是首长的车。人家奔驰，你要注意！三四十码，人不行，人得快，那是首长车，你要注意！我们那儿去香山嘛，他们的车从那儿过，他们就是要享受特权。这个不起作用，那么我说，“你们给我安全岛！”他们给了我四个，我就找院里要钱，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点儿钱，我去找人给我搬。”学校说没有钱。那怎么办呢？我自己做。因为我天天早上锻炼，你看我现在66岁，我从五二年开始坚持到现在。那么我早上搬！但我自己从来没搬过，在职的工人，退休的工人，在职的老师，退休的老师，学生们帮我。学校白给我四个，我又买了三个，一共七个。有时候放了回来呢，来回的车一下就给撞没了。我去找小学校长，我说：“实际上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孩子，你们老师能不能替我值班，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放学，你们就往路边一站就行。”一开始他们说行，我就去找学校要钱。一天一个老师值班给一块钱，那时候还管用，那是八四年、八五年的时候。到11月初，老师就跟我说：“吴老师，我们家也有孩子，回家还得做饭。”那就不行了。
怎么办呢？我找学校。把门卫找来，我找海淀交通大队给帮着培训，做了四身儿衣服。北京人说话很损，管人家叫二狗子，因为他不是警察，就叫人二狗子。“二狗子”上来，那人家就不听，有的还骂我们这些人。有一次把一个人拖了有七十米。人不干了。我觉得有道理。那个时候，我进了北京市人大代表，我就找当时的市长。我说，“我要地下通道。”他说，“你为什么要？”我给他相片，死人的、每天堵车的，我都带去了。他说：“看样子是得修。那这样，我们一家一半儿。”我说：“一半儿不行！你得出大头儿！”这个事从八八年开始，到九○年“十一”以前修好了。一共花了360万，外国语大学出了80万。后来，大概在北京市的政治教材里面，不提名的把我这个例子说到了。但我不大主张，人大代表只做好事，他不是做好事的人，也不是个好人。好人是谁也不得罪，我有不少敌人，他们恨我，但我更多的是朋友！我觉得人大代表必须依法监督，否则也在搞人治。
我还记得九四年，我在斯坦佛大学进修，等到我回国，我爱人去接我，告诉我两件事。一个是我妈住院了，在八月八日住的院，我是八月九日到的。还有一件就是，地下通道的水有一米多高，都绿了，也没人管。实际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大代表，他是我们副院长。第二天一大早，我先去看我妈，回来我就解决水的问题。8月12日水就没了。所以，外国语大学有人说：“八路军回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我。我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依法来使中国更多法制！所以我现在更注意中国法制的变化。比如说，在人大代表会上，我特别注意选举，尤其是选举的民主程序。比如在去年十一月，选北京市人大代表。上面给了一百个名额，上面推荐一百个人，而且我们书记明确表示要保这一百个人。因此，在我们选举的过程中，因为间接选举应该是选举人数的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要么一百二到一百五。他为了保那个一百，他在引用的时候只是五分一，那个二分之一他没引上。我们说不对，你要么把法规全部引上，要么就是一百五十个人，我们先得争这个。
当时说，提名选举应当有两天。我马上就问，这两天的意思是什么？是48小时，还是两个工作日。不作任何回答。我还提出来，上面提的一百人的材料，和我们十人联名的材料应当同时同地发下来才叫平等。你们说是不是？因为上面人推荐的名单早印为册了！我们这些人是现来，就说“吴青你想不想当？”我说，“我想当”。“好，赶快把你的材料拿来。”我还得回去把材料拿来。现在我明白了，我把我的材料都带去，因为我想当。然后再十人联名，他们的人下午两点就到了，我们早上八点半，相差了十几个小时。另外，我们提名下午两点半到早上九点半就结束了，不到一天。这民主吗？不民主！
这些我都写材料，告了我们海淀区的几位书记。所以我特别注意这个程序，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解决医疗问题，这个程序我做得很好。它不需要集中，它自然集中。我们这样的民主集中，是晃一下民主完了集中。像这样的态度，“大家对选举有什么意见吗！啊！”你还敢说吗？不敢。我觉得这个程序我很注意。
我约刘淇同志谈，党员干部按惯例办事，不依法办事。实际上就是党大法大的问题。我认为法是高于一切的。《宪法》第五条，“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能超越《宪法》法律的范畴。”任何组织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全国人大是最高的，它能够解释这个原则是怎么说的。另外，《党章》也规定，“共产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但是这些干部为了保这一百名，就压我们！有一个人我们提了，提上去作为候选人，但是书记和我们人大常委会主任找人谈话，让人家撤。他为了保这一百名。我们提出来了七十二名，十人联名，只选进了六名。今年是最差的一年。第一年是十二名，第二次是十七名，第三次是二十三名，今年只有六名。真难啊！太难了！
我监督这个，我监督人大，另外我监督法院。我先给你们念法。《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法院是谁的？国家的！第一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大家注意，这个中间用成了“行政机关”，没有用“任何组织”，但是是“独立”。我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怎么做的呢？在2001年的报告里面，都不到位。这上面说， “二○○二年，在本界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各位代表从对全市各级法院审判工作、改革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关心支持和爱护出发，提出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人民代表对法院应该是什么关系？监督！监督它法律字眼都不会用！监督是“最大的关心”，“最大的支持”，“最大的爱护”。你再看下面的黑体字，“第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努力作好审判工作”。我说，人民法院不是共产党的，它是国家的。我说都不到位，你怎么来做！所以我是各种地方都依照《宪法》，只有一线监督才是法制。所以，我建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必须用法。
检察院我也是这么审查。当然我还非常注意钱怎么花。钱怎么花就是审计局。我认为北京市搞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项目，都必须由审计跟班劳作。因为现在我们北京市有这么个问题，这是全国问题。我们的领导一当官就要考虑到形象工程、献礼工程、政绩工程，现在还有夹缝工程，好多工程，名堂多了。来一个工程就是一个形象，所以谁会注意到北京市的地下管道。我们北京市一会儿地下水管儿崩了，一会儿地下煤气管崩了……谁管？那地下没人看见。因为我们当官儿的短期效应，就是自己上台耧啊！耧啊！耧啊！真难听，但确实。当然有些人也真想给老百姓做事，但呆久了就进去了。因为我们这个监督制度有问题。所以最近我看到党内的监督，但是要真做起来是真难。就像我这个人大代表，我现在监督起来也真难！太难了！因为你说真话就是难！像这个审计，我让他们告诉我，在九九年，不是欢迎国庆有五十个大项目吗？他们就重点审计了十二个项目，查出违规金额是4.2亿，其中决定处理处罚金额2.2亿，指名要求纠正的2亿。一共是78亿，78亿中间有4.2亿的话，占5%。等到二○○○年，上升到12%。
所以为什么在申请奥运的时候，我当初是唯一一个反对。为什么？我说中国要主持奥运会，但不是现在。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九六年起，农村结构改革，再加上风灾、雨灾、涝灾、水灾、旱灾，农民收入从九六年起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农村种一亩地赔一百五。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必须进城，在那儿他根本没法儿活。他只能全家进城。所以北京市一些市民认为所有的问题就是外来人，凭什么是外来人！我们在北京真正有多少不是外来人？！
我认为外来人是最伟大的一只队伍，他们有勇气、有能力、有理想，敢于离开自己所熟悉的土地，敢于到北京来跟你竞争。你竞争不过人家，你还想骂人，有什么问题你还想赖人，你凭什么？人家难道不是人吗？北京难道是你的？北京是个首都，你接纳世界的人，你凭什么不接纳中国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北京有北京的文化，旗人嘛，那从前都是吃官饷，饿死也不出去干活儿，面子问题。这就害死人了。移民的国家本身就很了解起，美国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不断有人移民，来自不同国家、地域的人，带来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道德观念，在一起碰撞才能碰出火花！所以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的诺贝尔奖，几乎5%以上是美国人得的。这个中间我不得不插上几句，因为我现在正在为他们的权益而奋斗。
至少在两年前，我们就已经通过了，对外来打工者的子女进行义务教育，而且这些学校要帮助他达标。所以我现在是这些人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他们有问题就找我。我认为教育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接受的。但目前，丰台做得最不好，把所有的学校都关闭。我认为它违反了《宪法》，而且我要求它告诉我，有一个学校有473个孩子都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我是依法监督。
我要注意钱怎么花。因为我们是纳税人。纳税人必须知道纳税人的地位，就是你这些政府当官儿的，你是为我服务，不好你就下来！因此你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要珍惜你们的选票，要选出能够代表你们意见的人。有人来找我，“为什么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你？”我说，“你也不像我的选民，你根本不关心！”在外国语大学，群众说了，只要吴青还能干，我们都选她！像今年，他们说要选年轻的，在职的。显然我都不符合，我退休了，66了。但是老百姓说，那不对！法律没有这样规定，说退休的就不行，也没有规定，说年轻的就行。因为北外的群众懂得法。如果是你们自己放弃，那是你们活该！
有人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反正我也不去选，我也不用知道，还觉得自己挺得意。你的责任到哪里去了？你有没有责任？我觉得应该有。北京市教委2002年通过了这个文件，我现在要为外来人口争取人民代表的席位，因为他们应当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我们有300万外来人口，现在你们看看，我们在北京吃早饭难吗？买菜难吗？服务难吗？我们的房子谁给我们盖的？我们这些方便谁给我们提供的？他们为什么不能有权利？凭什么就是你的？很多时候就是在于你自己怎么看，就是在于你自己。这个户口早就该取消了。因为人都要得到发展，得到机会，应该向所有人都提供。我们已经占了农村人太多的便宜。
我建议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在北京，不用走多远，我们山后有很多郊区很贫困。所以，我告诉我的朋友，在经济上我们有两个中国。怎么说呢？上海、北京、深圳是一个中国，农村是另外一个，确实是相当贫困。你到那个地方看看，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是艰难，辛辛苦苦种的地，一场水灾、一场雹灾，一下就没有了。你知道我们农业脆弱到一个灾以后，百分之二百、三百地返贫吗？很脆弱。
作为一个公民，你有责任。我们能够创造，能够用理性思维。如果我们每个人只看见自己的鼻尖儿底下，我觉得你可能走路都不稳。比如骑车，你们试一下，你只看你鼻尖儿你肯定要摔，但是你站得越高，看得越远，你越不摔，因为你两只胳臂扶着把手，扶得好好的。尤其是后来，我到国外，我去过一些非洲、亚洲的国家，印度这些国家，看到人家活得多不容易啊！人家也是我们的姐妹。尤其我去了卢旺达、乌干达。乌干达九四年的一个大屠杀，三个月死了100万，女的50%以上都遭到了群奸。不是一天两天，是几个月。我看到那些姐妹，眼睛里确实没有多少生活的火花，因为她们遭受到一种灭绝人性的侮辱。她们在从前不能作户主，不能有土地的所有权，女性没有。但她们现在得养十个孩子，很多都是孤儿，父母被杀了。她们也是我们姐妹，她们在互相的支持，在活着。她们水怎么喝，就是在下雨前，在地上挖一个洞，铺上塑料，下完雨后就喝那个水。她们是我们的姐妹。
所以我们不仅要有公民意识，我们还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识。我们都有责任。当你想的东西是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对你自己面临的困难都比较好克服。如果就是围着自己转，就是这么以自己为中心，你越转越小，弄不好你自己就摔里头。就像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吴老师，我现在就要自杀，我想见你最后一面。”但我现在还没见到他呢，开完人代会后我会给他打电话。我觉得生命是最可贵的。一个生命来到世界上很不容易，所以应当是天赋人权。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就有所有的权利，而要实现这个权利，就是各级政府应当保证给你提供这种可能性。所以到处在讲的时候，一般都讲性别、社会性别意识和公民意识。
我现在就准备停下来了。下面是不是大家能够提问题，行吗？（掌声）
傅光明：掌声是对吴老师最好的致敬！尽管吴老慨叹了好几句，讲真话真难，太难了。但是她仍然像她崇敬的巴金舅舅和她深爱着的妈妈冰心先生一样，敢于讲真话，给了我们一场讲真话的演讲。吴老师还有一个身份。她是北京农村妇女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长期关注农村妇女的命运，多年来一直为她们奔走，为她们呼吁。冰心先生在世的时候，因为吴老师非常忙，有时在家里对妈妈都照顾不到。冰心先生就怪女儿。我记得有一次冰心先生幽默地跟吴老师说：“你总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忙，为选区内的人民忙，好像我就不是你的人民了。”吴老师都忽略了自己家里的冰心妈妈这样一个人民的人。接下来我们就向作为人大代表的吴青老师发问。希望大家也能受吴老师勇气的鼓励，讲真话，提问题！
问：妓女应当被取缔吗？如果不被取缔，那么她们的权利谁来维护？谢谢。
答：妓女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单位可以做的。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有一个供需的问题。供和需。像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国过去可能是一个禁欲的社会，谈性马上脸色都变，但是实际上有一个性解放的过程。这也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现在赚钱难，妇女就业难，这也是面临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就选择了卖淫。她有脸蛋，有漂亮的身材。有的人赚了钱就出国去学习。她可能不是要一辈子做这个，她无非就是要那个钱。因为对某些人来说，赚钱赚得比较难。
我也听到有人说，应当让它合法化。因为如果你不能取缔，就合法化。凡是有卖淫的地方，往往是跟官方勾结，要没有一定的背景在后面，你本身很难成立。因为我也让人帮我进去过，进到一些地方。后来我自己出钱，我给一千块钱，你给我每次去查。很难。它有一定的后台。这就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做。有些女孩子确实成为牺牲品，其实有的时候我并不赖她们，只不过是赚钱的手法不一样。有些人是用另一种方法做，在位的，用这个位置来做。就是说，我不管什么方法，为了赚钱不惜一切。有的女的就用了这个方法。因此要做大量的工作，是全社会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有一个地方，也说中国应当学泰国。认为公开化，把卖淫作为政府收入的一部分。实际上，不是有些官员就靠这个活吗！我想，可能与这些姐妹为敌可能是错误的。我觉得要了解每一个人的背景，她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有不少人因为被强奸，是种种原因导致她们走上这条路，我不希望大家简单认为就这些人脏，就这些人不要脸，就这些人什么什么……我认为这是伤害人。你打量她容易吗？
由于女的长期以来是二等公民，也就是说妇女实际上最早的第一个职业，因为社会不承认她的家务，真正赚到钱的职业可能算是妓女。不是吗？我想这是要全社会共同来欢爱的，跟我们的教育制度，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作老师的，如何启发女孩子，她行，她应该自立自强，应该有一门技术，能够被社会承认等等。我觉得是多方面的，不能够简单看这个问题。这是我的想法。
问：吴老师，请谈一下您对这几年中国妇联工作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不是很满意。谢谢。
答：我觉得妇联和工会由它的章程决定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妇女、和工人之间的桥梁。另外就跟民主进程有关。因为妇联的干部不是选举的，或者说是经过大会选举，一层层推举上来的。往往是任命。因为有的地方还是某位干部的夫人在做。但是我也不是统一这么看。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是跟县一级的妇联工作，凡是跟她们工作，至少在半年以后，她们越来越注意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她们看各个地方的妇女的需求，我们来做工作。我认为这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是自上而下，而要逐渐的自下而上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妇联要就各个地方、各个人具体分析。笼而统之这么说，我觉得可能不负责任，因为有的地方她们做得还是不错。这个跟人的责任心责任感有关。也就是说有的人如果把这个当成职业，我赚这么多我就吃这么点儿，职业不就是拿工资吗？你要查字典，职业是你通过这个来谋取生活的费用。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事业，就是要终生奋斗的，可能就不一样了。你不给我钱，我也要干，我自己找钱干。所以我觉得不一样。
问：请您谈谈爱与恨。谢谢。
答：其实爱与恨这个问题就看什么人来谈，你爱什么？你恨什么？我觉得像我们今天在场的应该有二百多人吧，有二百多人就应当有二百多种不同定义，爱与恨，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我来说，因为长期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爱这个国家，我爱饱受困苦，多灾多难的人民。这就是我的爱。我爱我现在从事的事业。我爱我的学生。我觉得我爱生命。从小妈妈就让我养猫养狗，从小就是爱花爱树，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恨摧残生命的一切！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定义。我觉得凡是有生命的都需要受到尊重，像一棵草，一朵花，都应该被人们爱。像我们国家的自然环境已经破坏得太厉害了。北京的水现在是告急。我们官厅水库你们去看看，密云那边的那个水没有多少了。可我们还有地方还在浪费水，我们会渴死，这就关系到我们的公民意识。
问：吴老师，中国男女性别在它的社会公民意识上有什么差别？其次我们如何培养公民意识？谢谢。
答：公民意识和性别意识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公民意识可能女性比男生更强。因为女性的权利经常是被男性侵犯，所以女的懂法规可能比男的多。另外，老百姓比领导更懂得法规。因为老百姓的权利经常被地方政府和地方下属的一些人侵犯。这一次我下去带的意见就一大包，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拆迁过程中被拆迁人的权利、老百姓的权利。而领导认为他说话就是法规。要有公民意识，我觉得需要大家人人来学法，尤其是在学校，我现在到很多大学去讲社会性别意识和公民意识。人应当依法规，我觉得《宪洗》应当用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解决了北外的糞坑问题。因为北外的西院是在四季青公社的包围之中，从前如果他们要现款，他们就把糞坑建在北外家属宿舍边儿上。他们从来都得到好处。我当人大代表，他们照样把糞坑挖在我们教师宿舍的边上。我学了《宪法》，违反《宪法》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注意最后一句，“尊重社会公德。”他违反了这一条。他本来应该把他的糞坑搁在他地的中间儿，他又好浇灌，又不用影响我们。他为了要钱，把这个糞坑搁在最北边儿。他没有遵守社会公德。
所以我一看这个，再看周围，你们要知道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家里基本上没有电冰箱，没有空调，顶多就是出国买“八大件儿”的家里有。因此送奶是夏天早上四点半送，那么送奶是招苍蝇。一进宿舍楼，上面都黑了。怎么办呢？我就骑车到了海淀区政府，海淀区人大，海淀区农委，海淀区环卫。我去了跟他们说这个，要来他们的电话。我发动所有的群众打电话，我还给我外国老师的孩子们，你们也打！这不叫卖国投敌，这是最基本的，人也要个好环境。中国人有个毛病，崇洋媚外，大鼻子提意见就好，我们提意见就不好。这是经常发生的。所谓的花儿要开到院外才香，开在院内不香。后来，我又骑车去请了这些人过来看。我说：“他违反《宪法》，《宪法》里有。”我们领导不看《宪法》，就说：“啊？《宪法》里还有糞坑问题啊？”（笑声） “不是，他是没有尊重社会公德。”我说：“他们应不应该罚？”他们说：“应该罚！”我说：“那好吧！你们走吧！”我去找他们生产队长，我说：“你三天给我弄干净！”他说：“五天。”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应该妥协。五天以后，我一去查， 干净极了。回来我就请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贴在他们大队。他们就说：“外语学院的女人大代表好厉害！”我厉害在哪儿？我厉害在我依照了《宪法》，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所以现在有人说：“吴青你好大胆！说了很多人家不敢说的话。”当然，因为有我的妈妈和爸爸。因为有的人在利用他的爸爸妈妈为自己挣官儿、挣钱。我为什么不能利用我的爸爸妈妈来为老百姓办点儿实事呢！（掌声）
问：北京堵车很严重。如果把政府机关和部队搬到五环以外，它还能堵吗？谢谢。
答：我也有这种想法。其实就证明梁思诚先生在解放初期提得多对啊，“政府搬出北京城，我们保护这座古老的城市和城墙。”当然人要吃一堑长一智。我知道贵州的贵阳市政府已经搬出中心。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发展公共交通，而不要鼓励个人买车，这个本身就是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我想，这可能需要大家共同来做的。
问：吴老师，请问我们人口比例失调除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外，是不是跟计划生育有关？
答：实际上尽管我们一直是说独生子女，真的在农村没有。到我们农校来的基本上是三个孩子，也有六个孩子。因为现在村长腐败，他要你多生，他要这罚款钱。当时我们每对夫妇是平均2.3个孩子。只有城市相对抓得紧。反过来，我认为独生子女应该是个过渡。我们很快也将成老龄人口国，如果光生一个孩子还是不行。我们也看到了，只生一个孩子的弊病，有这么多的小公主跟小王子。我觉得人口的控制必从实际出发。从前我们在搞计划生育的过程中，我们是以数字为主，没有以人为主。伤了很多父母的身心。作为人大代表，现在有人找我，现在这个问题不给解决。按说，应当是个过渡。有人算下来，即使一家生两个孩子，跟现在的差距并不大。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请专家。
另外，我们国家开始，刚开始对光生女孩子有一些好的政策，女的没有政策保证。再有，农村没有劳保，没有社会保险，他生儿子就是他的社保。你国家又不提供，又这么来做，行吗？我到农村去，如果一家光有女儿，挑水绝不会让女儿去，因为来回路上一天，在路上会被强奸，会被野兽吃了，掉到深渊怎么办？秋林地带，果子成熟要看果子，是个女儿去也不放心啊。有具体的困难，我们中国不是哪儿都像北京啊。就是北京你出去，你看有贫民窟啊！所以我们制定政策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我们往往是一层一层听汇报，一层一层往下布置，所以就出现我刚才讲的“乡瞒县”。
问：吴青女士，你觉得市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有没有改进的必要？现在我们的候选人，我们根本就没见过，也不给我们表态，开完会也不来给我们报告，这样一来大家的参与热情就越来越低。我在这里二十几年，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我们的区人大代表。（掌声）
答：你这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现在，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要改进中国，使得中国加快法制，最重要的出现直选。这跟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关系。我们要看我们的候选人，我们要让我们候选人到这里来跟我们讲一讲，他要当人大代表他想怎么当？他是不是依《宪法》来做？我们要自己推选。现在都是上面给名单，强行通过，这点是最不民主的。所以这次在北外的选举中，比较早我就开始注意到，我做了六场汇报。有人说我拉选票，我就是要拉！（掌声）而且我是依照《宪法》，必须“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要给人民一个选择的机会。他看我做了些什么，看我说了些什么，我关注什么，他满不满意？不满意把我选下，要满意把我选上。就是去买东西也让人家看一看嘛！你不让人家看，就让人家买，凭什么！当然现在已经过了，你们要是早请我来讲就好了。（笑声）我就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得关注，不管是选什么，都应该关注。按说你的人大代表应当代表你的利益。不过你们现在也不晚。不是选了吗？你们就找他们这些人大代表去，“你过来跟我讲讲，你到底干了什么事儿了？”要知道他怎么想的，现在也不晚。这个就是你们应该做的。你们都回去找你们各自的人大代表，如果你们的人代表想听怎么当人大代表，我愿意去交流。（掌声）
问：吴老师，刚才您几次提到说真话真难，做事真难。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您受到家庭的教育，使您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事，只是敢怒敢言，但不敢为。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您怎样使我们和您一样有信心？在您不当人大代表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接过您的枪，使火种越燃越大！
答：其实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我就希望大家都用法。如果人人都用了就不一样。如果就一个人在那儿说，枪打出头鸟，就过去了。那么这中间就要解决我们中国文化的问题，明哲保身，中庸之道，谁也不得罪。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大家都应该说，因为我们要我们这个国家好，我们要我们国家法制，大家都来，我觉得就不一样。难道不是吗？很简单。我们大家在一起谈谈，看看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一个人去，人们就说，“瞧他这德性！这人怎么样啊！”所以在北京，就有人认为吴青就是爱出风头。人家要东，她非是西。她就是要出风头！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你说她怎么……人家就这么看我的。看我的多了。
反过来，我从来不在乎人家怎么说我。说什么样的都有。脑袋长在人家脖子上，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呢？我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我想，狗在狂吠，骆驼队在前进，只要你依法办事，没有在这儿为个人争名争利，就一点儿也不怕，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因为你越害怕，“哎哟，他们这么说，我就得小心”，人家越说。像在外国语大学，我就从来不在乎，后来人家都得靠边儿，因为没有人听他的。环境是人创造的。你就要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我的勇气是，一个是我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宪法》给我的力量，再有就是老百姓对我的支持，在外国语大学能够这样。你们要知道在九○年是选举年，当时北京市下的规定，吴青就是不许当选，说我八九年表现不好。那么党员有的说：“你枪毙我，我也要提吴青！”老百姓保证我的名字上去。那一次选得比较乱，因为大家不满意，就是不让选吴青。名字上了以后有二百多人，所以要预选。第一次，我九百张票，一个人三百。然后，做工作啊，做工作啊，谈啊，我还是九百，那个人一千二。后来老百姓说，“这一千二有水分”。他们有的人根本不去参加会，到最后选举以前就跟我说：“吴老师，最后选举，不许有人在我们画票的地方！” 我抄来两个地方的电话，他们打我也打。因为当时我们负责选举的党委副书记还说，“吴青当了市人大代表，不许当海淀区的人大代表。”回来我就找我们副书记，我说：“能当！打这个电话问吧！”后来他们还恨海淀区。我觉得我当时九○年能在，在于我们党委书记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他很懂政策。我们的书记是张福森，现在的司法部部长。我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后来我当选了。
我当选那天，老百姓那高兴啊！我还没有上完课，一张纸条已经从门缝里飘过来了。我到现在还留着，是张浅蓝的纸条儿，说“吴老师你当选了。”这么大的压力下，群众能这样来支持我。我觉得是少有的。反过来也说明中国法制的健全。只要你懂得法规，你能够坚持依法办事，你就行。所以我认为任何权利没有恩赐和给予，任何权利只有斗争才能得来。当然这还要看你的出发点，看你是干嘛。我建议你们大家，一回去就找你们的人大代表，看看他怎么样。（掌声）
问：如果上个礼拜我们只知道您是冰心的女儿，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了您是吴青阿姨，忘记了冰心老人。您能讲一讲您的父亲吗？谢谢。
答：我的父亲叫吴文藻。他是一位学者。他是在中国建立社会学的人之一。社会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组织跟组织之间的关系。一般社会学者就是在一个社会里做调查、实验，妓女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所有的问题他来调查，然后给政府提供一些资料，希望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使社会更加平稳。这些人看问题看得很准，会提意见，但是在我们国家，五三年社会学被枪毙了，和心理学同时被枪毙了。然后五七年，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工作者是右派，因为这些人看到了社会的弊端。一直到七九年，才全部恢复。
我爸爸为什么不出名？因为我母亲是一个文学家，大家都看。我的父亲只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才看。人们认为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有学问的学者，而且知道他人品非常的好。他为了建立这个学科，花了所有的心血，决定派哪些人去哪儿。费孝通就是我爸爸的学生，费孝通、林月华等等，这些人都是。我爸爸当时在精心设计这些人去哪儿，也就是刚才小傅说的，三六年到三七年，我爸爸就在寻找怎么样建立导师制，这些学生到哪些国家，跟谁学，来学哪些社会学的观点，使我们中国能够建立自己的社会学。
我父亲五一年回国以后，就一直不受信任，五七年是右派，以后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中印边境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然后西方哲学的这些书他提供，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辞海》里的词条他提供，等等。他后来在八五年去世了。我觉得我的父亲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昨天我做我爸爸妈妈这个节目，我提到了我父亲。吴文藻，提到社会学，很多人知道他，燕京的、清华的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非常正派的一位中国的学者。我觉得可能也是知识分子的良心。
问：请问您的父亲、母亲对您的教育有什么相同点？谢谢。
答：我想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从来没有对男孩子、女孩子不一样，因为我有哥哥，有姐姐。我觉得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参加过“五四”，到国外去学习过，他们觉得是个人，就应当得到发展。当然我爸爸严谨的治学态度、责任心对我影响很深。我觉得很幸福，我父母从来没有对我们两样儿。我觉得这点是最最重要的。
我父亲管我，管得很细，包括我刷牙。我有一次不刷牙，他跑到学校里去，“你怎么不刷牙？”哎哟，弄得我没有面子。（笑声）从那以后，我确实是刷牙了。还有，我爸爸很注意我们的牙刷有毛的那头儿不应该搁在里面，应该搁在上面。我妈妈要是不在，他就会问我这个。甚至我妈妈在，他都会问我，“这个月来月经了吗？”因为社会学研究人。人的成长都有一个过程。
我建议大家有时间都去看一本翻译的社会学的书，你对这个社会，你对人，对看很多问题，你会带规律性地去分析，而不至于就把一点断开来看，而是从一个学科上去看。因为我刚回国，我爸爸右派，我根本不敢，觉得社会学就是不能碰的。后来，在我教书以后，我看了大量的社会学的书、人类学的书、世界史的书，所以在我教书的时候，我远远跨开了所有的范围，我从社会各个方面去看。所以我教书的时候，我们班学生是社会意识最强的，关心社会是最多的，他们自己主动到老人院去，自己主动地去保护环境，收各种报纸。我要到路上去做环境宣传，我就把我的学生带去。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做得好，能带出一片人。你要是干得坏，你也会带坏一片。
傅光明：由于时间的关系，提问就到这儿结束了。吴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演讲。吴老师这十几年走得非常艰难。1988年，刚才吴老师讲到了，在人大会上就某一个提案她投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会议结束之后，好多人指指点点、嘀嘀咕咕，“就是那个女的！”“就是那个女的！”他们依然在以传统男权的第二个性来看吴青老师这个好像是另类的举动。虽然很多人在心里面对她充满了感激和赞赏，在心里面也像吴老师那样投了反对票，但是很多人没有勇气举起那个反对票的手臂。在吴老师最需要支持和关爱的时候，依然是她的妈妈冰心先生，送给她一幅林则徐的对联，“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我想这些年来，吴老师也是以这样的精神支撑，教书育人，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请命。今天我们听她的演讲，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应该如何树立起自己的公民意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法律的天赋的权利，我们要行使它，因为在法律面前，不论男女，人人平等。最后让我们向带给我们精彩演讲的吴青老师表示感谢和致敬！（掌声）
[录音整理：余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