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应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2003年10月18日
傅光明：今天请的是远方来的客人，著名海外华人作家龙应台女士。我与她神交以来，一直是称她为先生的。她演讲的题目是：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
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全球化”成了一个颇为时髦的词，似乎我们生活的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全球化着。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吗？它将带给我们什么？文化人做何思考？今天就请龙应台先生为我们演讲。大家欢迎。
龙应台：在准备这个题目时，我一直在思考，在我自己的生活里，到底全球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开始我想跟诸位分享一下我24小时的生活内容。如果说我的24小时的生活内容跟你们的目前有一点不一样的话，别紧张，很快的，你们的就会跟我的一样了。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全球化打进来的速度非常得快。
我自己的生活里，到底全球化到了什么程度？
我想到，早上的时候我吃早点。第一个，不太可能是稀饭、油条、烧饼了，通常就是牛奶、面包，涂奶油或果酱。那你面临的选择，在旅馆里就是所谓的欧式，它比美式的早点要清淡一点，还要加上两个鸡蛋、香肠、肉片等等。基本上早晨醒来眼睛睁开来看，是欧式早点。
如果不是在家里吃早点的，你到外面去可能是进入一个咖啡馆。
在家里吃早点，你会坐在餐厅里看报纸。我通常看几份报纸，先看当地的报纸。当我在台北时，看《中国时报》、《联合报》，都是当地的报纸，再加上《国际先锋论坛报》，还可能再看看《亚洲华尔街日报》。如果在德国还加上当地的德文报纸。现在我在香港了，另会加上《国际先锋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听新闻就听CNN，还要听BBC。电视的全球化讨厌就在这儿，技术的问题就会干扰你对于内容的问题。
一方面在物质的粮食上相当的西化，如果精神的粮食上已经是看由美国的、英国的，或是德文的报纸给以你讯息。我再进到浴室冲凉，洗头发时会看到洗发精的品牌也几乎是不可必免的国际通行的品牌；我要去拖地板，发现不管是打腊或清洁剂的品牌是美国的品牌。厕所里用的卫生纸可能也是美国的品牌；不管我是在香港，在台北或者在柏林，或在纽约，货都是同一品牌。你要梳头化妆时，发现你的化妆品不是法国的就是德国、英国、美国的品牌，再多也许有“资生堂”日本的品牌。可是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用的品牌是一样的。我特不讲穿名牌，对名牌衣服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我大多数的朋友里，她在买衣服、穿衣服上非常有品牌概念。这个品牌也是一样，是全球的，不管在世界哪个城市。
一路走来，就是食跟衣，接下来是住跟行。
住：我在纽约或在柏林、在法兰克福、在香港、在台北住的房子没有任何差别，全部都是公寓式的。出门了，行是坐车，坐车跟你用化妆品一样，完全都是品牌，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育、乐：育，是教育跟文化。假如在24小时中，下午三点钟到当代艺术馆去看一个新的展览，它可能是当代艺术。很有可能在台北当代艺术馆里展览的作品是几个台湾的艺术家，譬如说刚刚在最有权威性的威尼斯的艺术展所展出的成品回国来展览。走进去看当代艺术的话，如果你不熟悉当代艺术，会有很多人说：“我不懂什么叫当代艺术”。那你去看他表现的东西。比如说：几块砖头放在这儿，上面有一些轮胎，你看不懂。那就是从现在的生活里取材的东西放在那儿。你在台北这个地方所看到的当代艺术的展览的形式、内容跟我到北京，或上海、香港、到威尼斯所看的当代艺术展览的内容，它的表现的方式跟表现的语言也是全球化，一样的。
如果下午四点钟我看完展览之后，进了书店。这个书店一进门的地方大概就是哈利·波特的中文版，到香港是中文版，到北京也是中文版简体字版。我如果到马德里的话，会看到西班牙版。到柏林的话，会看到德文版，反正都是哈利·波特。
如果晚上有时间，我去看个电影，这个电影要不然就是好莱坞的产品《铁达尼号》，北京翻译成《泰坦尼克号》。或者好一点的电影，比如今年得了奖的影片，是演一个波兰的钢琴家，在第二次大战德国占领期间的故事，片名是《钢琴师》。但是正巧这个电影我在柏林看过一次，然后在台北看过一次，在香港又看过一次。不管到任何哪一个城市，到了晚上七点钟看电影时，还是看的一样的电影。
到了晚上九点钟回到家，打开电视，我跟我的十三岁的孩子一起看电视，那感觉特别奇怪。我们最近在香港，电视一打开，刚看见片头，孩子就说：“这个电视节目我知道。翻译成广东话。他完全知道内容是什么。同样的电视节目，是美国制片的，但是在德国放映是德文，在西班牙放映是西班牙语发言，到了香港是用粤语发言。是完全一样的故事，一样的节目，全球放。所以到了晚上九点钟以后看电视时还是在那种全球化的旋律里。
上床之前，我想喝一杯酒的话，除非是喝中国的酒。但如果你是喝所谓的洋酒的话，那个品牌全球都一样，不管你在哪一城市。
如果我睡不着觉，想吃一颗安眠药，你会发现，跟纽约的朋友通电话，你可以有这样的对话：你吃什么安眠药，我吃什么安眠药。结果是一样的安眠药。全球一致。头疼的时候，你吃什么止痛药？大概是全球一致。
我在台北养了一小缸金鱼，让朋友去帮我买金鱼的饲料，我一看，跟我在德国养金鱼用的是同样品牌，就是一点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从眼睛打开，到眼睛闭上，你健康的时候，或者是生病的时候，你拖地板的时候，你上厕所的时候，化妆时，牙疼时，似乎你所有用的东西是全球都一样的。
甚至我自己想要寄一大箱的速食面，给我法兰克福的儿子。因而他认为至少亚洲的速食面比德国的好吃。我要用快递的话，发现是“敦豪”。我不知道北京你们要用国际快递是哪个公司的？。北京也有，完全一样，全球一致。
如果发生了版权纠纷，有侵犯版权的事情，我必须打官司的话，我也发现连律师事务所都有全球连锁。可以用美国的律师在台湾打台湾的官司。
你如果要有健康保险或人寿医疗保险，车子的意外保险、我发现也是全球连锁店。
有朋友过生日时，我想订一个蛋糕给他，并送到门口。我发现也有全球的连锁，代送同样的蛋糕，同样的方式，同样形式的卡片。
我非常喜欢花，每到一地我首先问花市在哪儿。我到花市去买花放在家里，我发现，现在的人买到的花，也不再是以前的人所说的，中国人喜欢的茶花、牡丹花、菊花了，或者插几支梅花或者是樱花。现在我买到的也是荷兰的郁金香、美国的康乃馨。连这里的插花的行为也都跟西方的品位完全一致了。
如果我去美发店去洗头发，我发现他给你的洗发、护发的各种调理头发用的品牌，是跟西方一模一样的。然后他把一些杂志放在镜子前面，让你看，这些杂志多半是妇女杂志，这些杂志就更有意思了。我不知道这些女性杂志进入北京到什么样的程度。有美国的、法国的、德文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妇女杂志，全部是中文面貌。还有更多的日本的杂志，你读的杂志也是全球连锁。里面的内容，就代表那个文化，想要输出来的文化的价值。
如果在80年前或100年前，在梁启超那个时代或是再晚一点胡适之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谈所谓的“西学东渐”。可见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里头，对西方的影响还是刚刚碰到表面。那个时候还是在讲抽象的思想。已经到了你的门口，然后你面临的决定是我要敞开门来，让它全部进来呢，还是敞开一条小小的缝，让某些东西进来。所以在80年前，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他面临的是那样的抉择。
但是，物换星移，到80年，100年后的今天，已经变成我刚刚描述的那种生活状态，所以已经不是一个“西学东渐”的阶段，它已经从大门、窗子，从地下水道，从门缝里头全面的进入，已经从纯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论那个层次，已经深入，渗透到变成你生活里头，你呼吸的，一睁开眼睛就看到的世界，渗透到你的最具体的生活内容跟细节之中了。
这是我们的生活状况。那什么东西代表全球啊？
这个词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全球是从哪个方向到哪个方向，从哪里往哪个方向渗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细节里来的，是印度的影响吗？在我24小时的生活里，我看不出有任何印度来的影响，我是说来自埃及和古希腊的文明，甚至于说来自于以色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吗？没有。仔细看这24小时的生活里，全球化渗透的程度，其实99.9%是西方的影响，是西化。对我们东方人而言，其实，全球化跟西化之间，有相当高程度的等号可以画在那儿。
然后你再细看西化的内容，譬如说讲物质的品牌而言吧，其中又有非常高的比例，恐怕80%以上是美化，是美国来的东西。所以对我们而言，这24小时的被全球化，内涵里头高比例的，其实是被美化的过程。它不止用物质面，它同时是精神面，它不止是技术，它更是文化的内容跟它的价值观。
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因为在20世纪工业跟商业化的方面里，所有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的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商品，那文化它当然是商品。你就是最抽象，最困难的哲学思想，它其实都是透过商业的方式在传播。
譬如，我自己是1952年生，我在读中学时流行的是，一个高中生要表现得与众不同，颇有深度的话，去参加舞会时，就故意挟着本书。书的封面让人家看见，前面当然一定要是外文，是洋文。一定要是尼采的书。今天的北京孩子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假装自己有深度。三十年、四十年过后，我们发现在台湾的十几岁的高中生，很多对尼采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但是，文化是透过商品的包装跟商业的技术而传播全球。以尼采为例，尼采是属于东德的，他的故乡在东德，他的活动也是在东德。但是他的哲学跟东德共产党的哲学不和，所以在1989年以前尼采虽然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非常受欢迎、受重视，可是他在东德是淹没无名的，一般人不读他，也不知道他了。
柏林围墙倒了之后，尼采又重新被发掘出来，然后就重新包装，重新出售，销售全球。任何的文化都是商品，包括哈利·波特。它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到其他的社会里去。文化成为商品时，它就不是简单的只是洗发精来洗你的头发，它影响你的价值观。
最有意思、最明显的，像《国际先锋论坛报》对于时事的评论，不管是评论美伊的战事，或评论非洲哪个政权闹政变的事情，或者评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吵架，文化价值的辩论，这个报纸总是在报导的同时，传递的是它价值的结构。当我们在长年的读这个报纸时，我们当然逐渐的渐进（就是“西学东渐”）的是被它那一价值所渗透的。
更明显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是CNN的报导。它镜头给你看，但这个镜头是如何的选取，也是它一个价值观的体现。最有趣的不要说是对知识分子、对一般的平民，我相当注意到现在的女性杂志的兴趣，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瑞典的、日本的女性杂志进到我华语世界来，心里觉得很困惑。很有意思的是，不要看这些女性杂志是在教你怎样弄你的发型，你的脸要用什么颜色的化妆品，看起来什么样，等等。当你下定义什么叫美，这都是表面上的，其实里头包含着很多更深层的东西。
譬如，妇女杂志里会告诉你，当你跟你的丈夫婚姻出现裂痕时你如何处理，它在教你两性的关系。或者婆媳之间出现问题时，它告诉你应该怎样处理。它也在告诉你跟你的女儿，你如何教育你的下一代。它也在告诉你女性的自我教育，女性到底应该是非常独立的，妹妹你大胆地往“西”走，大踏步地走过去的。还是说你要如何地蛊惑男人让他为你活一辈子。或者是说“育夫术”，也就是说它也在教你女性的，自我教育跟自我的定位。这些问题都是很深层的文化的问题。女性的定位，女性的价值观，女性的人际关系，婆媳的、母女的、母子的、夫妻的等等这种关系，文化人伦里，每个社会是非常不一样的。
当西方的女性杂志大量进入，然后让平民老百姓在洗头发，边看这些杂志时，它到底带进来什么东西？在接受的这一端，一面是满头的泡沫洗发，一面在读这些东西的人，她心里认识到有多少在接受什么东西？知不知道她自己在接受所谓全球化的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尤其是女性杂志的这个文化商品的进入。
所以在这样的食、衣、住、行、娱乐的24个小时就完全在这个全球化的轮子里时，偶尔我会被提醒，有一个电话打来，是跟这个全球化的步调不太一样。我有时接到德国的某个报纸或出版编辑的电话，让我针对什么什么事件，写一篇你的观点文章。我们不希望总是西方观点，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让我们有你的观点，因为你的观点会是一个不一样的观点。这个时候我就会被提醒，在所有全部要把我同化的过程里，有一个需求是希望有不一样的东西。这时就会产生问题出来。如果说龙应台这个人24小时都在一个“同”里头，从洗发精到安眠药，都是同一个品牌里，我凭什么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我那个不同的观点从哪里来？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在英语的环境中长大的纽约的知识分子、作家，跟我同样的年岁，在大学里教书，写文章的这个作家，跟龙应台之间，她的生活内容，她读的东西都完全一样的时候，凭什么我会有不同的观点呢？这观点从哪儿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这个编辑他为什么会需要一个不同的观点？他的报纸如果没有龙应台的观点，会怎么样？有了龙应台的观点会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先丢下，大家先思考一下）。
换句话说，在我描述全球化如此渗透到最深处，最核心的程度时，我们对于全球化这个现象，而且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觉得你的生活还没到这个程度，我确信，那只是时间问题，而且速度是用几何倍数的速度加速。
如果它的趋势跟它的方向是必然发生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全球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你是要敞开大门欢迎它，进来渗透吧，我正需要或者是对它要用种抵抗呢？或者是你欢迎的同时，心里要有戒备呢？到底要怎样的态度来看这个度卷全球的趋势。
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那时对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出现时，对于全球化的东西，在1975年，第一次对于这种趋势有一个非常微小的反抗的思维出现，是毕业后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高中、大学的英语课时通常是有美国或英国老师。这些老师面对五、六十个学生的第一个要求，一定是请每个人都给自己选一个英文名子。我的英文名子叫“Sally”，这个名子一直跟我到大学毕业。到美国之后，我开始教书。有意思的是，我是用助教奖学金到美国去的，所以到美国大学是教书的。一面教书，一面读书。我教的是大一英文，要教美国的大学生用英文写作。
面对二三十个美国学生，我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发现每个美国学生的头发颜色都不一样。可是让我记每个学生的名字非常难，我只好想尽办法把这个人的脸跟他的名字连起来，让我能够认得我的学生。可是我回头想，我做学生时，我的美国老师为什么没坐下来花时间，把我是龙应台三个字同我的脸连在一起，而让我改名叫“Sally”呢？
有这个认识后，我就第一次决定我的英文名字Sally从此消失了，从此以后我的外文名字永远是“龙应台”，而且不是“应台龙”。我是按中国人的做法把姓放在前面。当时的意思是你美国人可以学着发中国名字的音，你可以学着去记中国人的名字和他的脸，你可以学着知道你碰到三个音节的名字时，就应该知道它第一个是姓而不是名。你可以学、凭什么就不学呢？这就是我第一次对于文化平等交流的反思。
现在问我对全球化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我用这个名字的例子讲，把名字回到自己的中文名字十年后，我第一次参加了国际笔会，在瑞士举行，全世界各国的作家参加大会讨论的议题。那年大会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人权的问题。这个作家在哪个国家因为写什么东西被关起来，所以国际笔会要发出声明，拯救这些作家。在整个三天的讨论中，我发现有一个困难，我作为一个华语的作家跟其他语系，（语言当然主要是英语），有个困难的地方。就是我和其他外国作家坐下来谈话时，我可以跟你谈，莎士比亚、托马斯·曼或俄国的托尔斯泰，但是倒过来就不行，我无法跟你谈庄子，也不能跟你谈韩非子，因为有一半的知识是你所没有的。在我们坐下来谈时，似乎有个前提的假设，就是说只有那一半的知识是我们被允许来当作整个的知识范围来讨论。它那个沟通呢，就变成是一个单项的沟通。所以由这微小的例子，我想我自己对全球化的态度：第一它是不可挡的；第二可能是要有相当深思而且是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因为你没有一个深思的态度，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让它就这样席卷而来的话，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整个世界文化的单一整齐化。个别的文化特色显然在快速的消失之中。要问所有的人士，一个整齐单一、单元的文化的世界是不是我们乐意见到的？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华语的人口占了全世界人口的1/4，但是我们又清楚地知道，占了人口1/4的华语人口对于全球的贡献，或是把人类当作一个社区，我们这1/4的社区里的人口对这整个社区的思想、前瞻，对于它向前健康发展的能力，有没有相对的贡献1/4？答案明显也是否定的：没有！
我们这个1/4的人口对于这个社区贡献的有没有1/8，也都很难说。所以这个1/4的人口对于我们所生存的社区的贡献，跟我们所占的1/4的人口，其实是非常的不成比例。
所以我觉得全球化以这样的速度席卷全球，尤其这1/4的华语人口更有责任追问：到底给全球的文化体制的健康和多元的方向，我们做出了多少贡献？我们可以做什么贡献？对全球化，可能有这样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在那儿。
有人可以反问，龙应台你说对全球化，你采取这样一种戒备的态度。可是，你不正是那个一直在呼吁那个不管是台湾或中国，都应努力要国际化的那个人吗？对于全球化的戒备，跟对于国际化的追求，中间是否有矛盾的地方？
但我觉得，国际化跟全球化两个之间，有非常关键的差别。我常常说我们需要国际化，它是有原因的，前提当然是说我们所处的社会，国际化的程度相当得缺乏。
我们比较三个城市，看北京、台北、香港。要问这三个城市国际化程度的高低，（台下答：香港最高，北京最低）。绝对是的。当然它有它历史的成因。因为每个社会走过的轨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来说，这三个城市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是香港，最低的是北京。
我昨天到北京新的机场很有感触的。从机场就可以看的出这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你到台北去看时，一眼就看出，这个城市的观光客一定很少，因为台北的机场过境时，看到的大部分是本地的人回他的城市，而没有很多外国人进进出出特别为这个城市而来。看墙上的标语内容，制作的对象主要是以国内的人为对象。这是一个对外开放不是很够的城市。
你到香港后，对比非常强烈，它做出来的图片，标语用的那种语言，他的广告海报里照相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就知道这个城市，一定是个观光的城市。因为它非常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跟外面的人沟通。那个是打动你的语言，对比非常强烈。
昨天在北京机场，这印象太深刻，太鲜明了。到海关出关时要排队，你们下次再到那儿注意看一下：第一，没有任何商业广告；第二，墙上没有任何一张海报，全部是空的；第三，没有一个外文字，也就是说那个厅不是给外国人看的。他在设计时，就没有外国的观光客在他的心里。最奇妙的是：前面海关的官员在盖章，有人在排队，唯一在四个地方在你前面有个非常大的银幕，跑马灯地在跑。右边翻成英文，左边全是中文的，可这是所有外国人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关，第一印象。但是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除了穿制服的人在盖你的章之外，它上面打的字是什么内容你们知道吗？会不会是说：欢迎你，我们北京是全世界中国传统最精彩的地方，或是说我们这个城市是最友善、文化最厚的城市。或者是你来看了长城后，永远不会忘记，或者是从月亮上看，你只看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长城。是不是这类的文字呢？然后用日文、法文、英文来写的。
你们知道我看到的什么东西吗？你们猜猜看外国人到了北京见到的第一个印象看的文字是什么？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办法》的中文、英文版。内容是：有下列状况的人不许入境。有下列状况的人，我们将采取行动等等词句，用中文、英文不断地跑。做这种设计的人做这种设计完全是给官员、公务员看的，为什么打出来给过境来到你这个城市的客人看？老实说，讲国际化程度，这个设计人他完全不知道，怎样让你的城市拿到国际上去吸引别人，得到别人的感情，让别人感动，让别人喜欢。他没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叫做他有国际化，懂得国际，没有这个概念，表示他完全不知道国际是什么意思。
我曾经在台北市政府工作中与我的同仁上过一堂课。这个课我们弄一个很大的银幕，同仁跟我一块上的网、去看几个城市的网页，看几个城市的市政府所做的网页。我们看的几个城市是：台北市的网页、香港网页、柏林、纽约和上海的网页，这个网页一看，特别好玩。
我想要突出地跟我的同仁研究的是，台北在国际化上如何的落后。果然你看到纽约的网页时，当然是用英文。你的网页是干什么，网页当然是宣传我们的城市，希望吸引全世界来爱上我们的城市。所以在看纽约的网页时就会告诉你，它的语言，跟它设计的目标、对象、是外国人，它用各种的手法，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知道：哎！我到过纽约！什么时候，哪一天，几点钟可以去看一种歌剧。
我如果在星期天下午三点钟到了中央公园时，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比赛。
如果我有十三岁以下的孩子，如果在那里呆四夜三天或一星期时，我带孩子可以到哪去。
如果你对公共艺术、环境、城市有兴趣的话，它会告诉你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有公共艺术的展览。纽约街头会有三百头高大的狗、各种形式雕塑的狗给你看。
所以他的设计，非常清楚是让你一看就美不胜收。你马上就知道，到这个城市有多好玩！这是纽约的。
我们再看柏林：柏林不是英语城市。我就去检查它怎么做。
我们发现有德文的网页，但马上就有英语的网页。它英语的网页也是以外国人为主。你可以找到最有趣、最美丽的，而且最便宜的观光旅馆。你到旅馆后，可以怎样的方式去看你的博物馆。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有什么深刻的东西、有什么精彩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看台北。那时我们一看到台北，我们同仁就说：“哎哟！觉得好丢人啊！”台北的网页很典型的是条文，台北市政府的组织结构，或者是宗旨，服务目的，也就是公务员的文字。而且是用中文的像北京机场出入境公告式的。同样的一张网页是没有人想要来这个城市的。
大陆的城市看看上海吧！点击进入上海网页。你们觉得它比台北是进步呢，还是怎样？谁看过北京的网页？比上海怎样？不进步！（笑）看上海的网页特别好玩！
我发现它的结构与纽约、柏林或香港一样。它显然是已经有那个意识的，要吸引外国人来爱上这个城市的。所以他们那个分类，一看就是那种精彩的分类。明显的就不是台北的那种，完全是公务员的，文字的表达。
好了！眼睛一亮，要点进去，进去之后，发现全是空的，里面没有东西，没有资料。已经半年多了，实情现在不知怎样，是否改进了。但是他所透露的是，这个城市是有人有概念的。他知道国际，他知道怎样推销他的城市。可是他还来不及做。所以外面只有标题，里边还没有东西。
那这个网页其实就相当程度地透露了一个城市它的国际化的程度。例子是想要来解释，什么叫国际化。
照这样看来，国际化指的是：你们懂不懂得国际的情况。你懂得国际的运作的语言跟它的手法。懂得那手法之后，知道如何利用那个方法和技巧来把自己的东西，让外面的人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认识你。
所以国际化在我的心目中，不是一个内容的转换，不是把我们变成跟西方人一样，而是你学习到西方国际上流行的那种网页的制造方法、语言的掌控、懂得利用技巧，把我自己的内容推销出去。总而言之，国际化就是这个意思。
假定说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自由的轨道，那国际化的意思是我知道用什么办法跟它接轨，我知道那个轨道如何建立。但是国际化的意思不是说你那轨道接好之后，坐了火车，然后火车里的内容，可不是把西方的内容放进去。火车里的内容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你自己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深度，自己的文化思维跟创作，然后通过轨道，把它输出去。这是国际化。这国际化是懂得如何接轨，但并不是如何把火车里的内容整个都变掉了。
回过头来，我说对全球化我们要戒备的意思就在于这里。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手段和技巧。你出版一本王安忆的小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法，让上海最好的作家，能够用全世界包装的手法，使得她这本书有芬兰文的版本、有土耳其文版本、有日文版本、有冰岛文的版本，那是一个手法。但是并不是说国际化并不代表，让我们自己北京的作家跟上海的作家开始去学人家是怎么写哈利·波特的。不是内容的改变，而是技巧的取得。这个叫做国际化。
如果我们对国际化不掌握这一点，不清楚的话，你以为所谓的西化赶上国际，就是把自己的内容都变掉了，把别人的内容来填塞自己的火车。放到铁轨去，对不起！你如何去跟别人竞争呢？他为什么要你的模仿的、次等的、二流的东西呢？
你如果把国际化误解到内容的、自己的、彻底的掏空。包括你的城市长的什么样子，城市的建筑到底要保留老的，还是要把老的全部拆掉，然后让新的来建，都是同样的思考。你要跟国际接轨，要跟别人竞争。
巴黎跟伦敦跟纽约竞争是把自己的老房都拆掉，然后建出来跟他们一样高大的房子来吸引他吗？这不是一个笑话吗？他们难道是为老远跑到北京来看跟他们长得很像的房子吗？或者是说他们老远要来接受中国文化，是为了要来看到你完全跟我一样吗？当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相当重要的是界定：国际化绝对不是，像台湾的官方所提的，要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这是一笑话。
现在很多的亚洲国家都有焦虑，对于现代化，全球化或者赶上国际的焦虑。就我所知，北京、台湾、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都在说要如何提升人民的英语的能力。包括台湾的官方说要它变成官方语言。我也听说北大的老师们开始用英语教课等等。这个是否有点搞错了，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差别，国际化跟全球化的差别。
英语对于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英语能力，是在提高我们使用这个工具的能力。但是工具跟你的灵魂，不能把它混为一谈。你的灵魂还是你自己，对于汉语的掌握的最深和最高的境界，才是你的灵魂。那英语的提高，只是你如何把你的汉语所创造出来的、最精彩的东西输出去的一个手段，一个办法。你如果不认识到灵魂工具跟语言工具的差别，而是说：“我就变成英语国家算了，因为这样我们最接近国际。”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建了铁轨之后，让火车撞自己的做法，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输出的，到时候是自己骗了自己。
这个议题是很深的，让社会的公共论坛去挖掘的。我们现在因为对国际的有相当严重的误解，对于全球化的一种非常浮浅的了解，以至于一窝风地去拥抱，不但是拥抱西方的铁轨，拥抱它的火车，包括火车里的内容，还盲目到连我自己火车的内容也换上假的，把自己真的东西拆掉。到结果你去看看，任何当代艺术都变成西方的表现方式，你就会奇怪了，那中国人的当代哪里去了？
你去看建筑。北京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等到奥运村整个都弄成之后，再去问这些问题，恐怕都已经太晚了。就是说，你看到的全部是西方的建筑。当一个城市充满了即使是最精彩的西方建筑时，城市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城市呢？你以后要吸引全世界，而且在这个全球的社区里独具一格，就是不同的。那个东西使你不同的到底是那个西方的建筑、当代建筑、还是你原来有的很深厚的历史的土壤呢？这个就是我们在面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时候必须必须要最深刻思考的问题。
譬如说从艺术到建筑，你都找不到自己的词汇了。
再看民族音乐。我们现在看到民族音乐表现的方式，也是跟交响乐团是完全一样的表现方式。到底民族音乐，再下100年走到哪里去，怎么个走法？
当代文学要打入国际，我刚刚讲只是一个接轨，把铁轨铺出来的问题。你比较好的对世界比较有贡献的，（指1/4的贡献）是把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里最精湛的文学作品，透过国际化的包装，把它用这个铁轨输出去。
现在情况不是这样的，现在好像国际化的意思变成，你输出的东西是投西方所好，譬如说：中国不是谈性比较保守的社会吗？所以我就写在性方面最大胆的文学作品，这就可以吸引西方的注意了，然后你就输出去了。或者是小说完全是反抗体制的，或把自己包装成异议分子，也容易输出去了。或者是这部作品专门描绘中国的社会跟传统里它的野蛮、它的流血，它的伤痕，它的种种可怕，也容易输出去了。
这是一种作法的输出去，但是你这种作法对于我刚说，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人类的1/4的、文化上的贡献有多大？恐怕是没有的。因为事实上你是在改变火车里的内容，而不是说我这里有真实的从我的文化底蕴所出现的内容，然后输出。那底蕴的东西输出去的话，你就会比较可能做出1/4你该有的贡献。你如果是投其所好，你喜欢小脚，我就给你小脚。你喜欢鸦片，我就给你鸦片。你喜欢“文革”的残酷，我就给你“文革”的残酷。如果是照这个思路去做的话，这不是国际化，这其实是对不起这个人类的社区。因为你并没有为这个人类的社区，提供新鲜的眼光和最新鲜的思维。你是继续让自己的文化被西方定义，而且去助长这种让西方来定义你的趋势。
当然，不这么简单。我说，中国人应该有自己下定义的当代，我自己的当代，我只是学会了国际化去铺铁轨，而火车里头要输出什么东西，内容必须是我自己的内容。
但是请问你，如果全国的人，包括最精英的知识分子，生活的24小时都是一个西化的内容，你读的书，全部是西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你没有所谓的中国文化的情怀时，你如何产生出是中国的、自己的当代？它像一朵花，灿烂开花，可是每朵花一定是有它很丰厚的、肥沃的土壤，才能够长出那朵花来。
我的问题是：你要求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独立的当代的创作，请问你那个土壤在哪里？当你那土壤非常薄的时候，你弄出来的东西，当然除了小脚、鸦片、“文革”的伤痕之外，就是不三不四非常拙劣的艺术，而只不过因为你是神密的中国，所以拙劣也被当做猎奇的对象来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对自己非常苛刻地追问，你要有当代的花朵出来，请问你的土壤在哪里？这个土壤恐怕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问题。
我想给大家用林怀民《云门》的舞题作为例子。他是被国际声称为全世界一流的当代舞团，是亚洲惟一的艺术造诣很高的当代舞团。林怀民接受的是美国当代舞的训练，开始回到台湾去创建舞团时，自己就已经很清楚了，说：“我如果还是带着美国教我的现代舞这样走下去的话，到最后就只不过是一个现代舞团罢了”。所以她开始进入、深入京剧的世界。你到最后看到，三十年以后，现在的《云门》所呈献出来的东西里，会有《楚辞》里边的《酒歌》，用现代舞跑楼道的方式呈献。太极拳的姿势，经过形式的转化，进入了舞蹈。书法、行草书法里的狂放，在舞蹈里出现。台湾本土诞生的历史，流离的历史，贫穷的历史，上了舞台。甚至于最乡土的迷信或地方信仰里的基隆的那种狂乱，拿着刀把自己砍的全身是血的那种，接近于那种非理性的世界，呈现出来的表现，也被经过艺术的转换，上了舞台。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在维也纳的国家剧院，去看《云门》的表演，刚好那次推出的是家族合唱的那一出舞剧。主要是写台湾的家族历史来呈现出大的国族的历史。但是其中就有基隆的那种狂乱进入癫狂的境界，被当作舞蹈上了维也纳的国家舞台。
用这个例子是在说，像林怀民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她其实是在寻找她自己的当代。我是跟柏林的、纽约的芭蕾舞剧团竞争的现代舞团队，而我来自亚洲，来自华语文化，我来自台湾。那我以什么来跟你平等的对话，而且是做艺术的竞争呢？最后她一定是要找到自己的当代。她如何找到自己的当代？一方面跟国际接轨，《云门》舞团一年12个月整个到2004年至2006年全世界的巡回演出，都已经满了。这个手法是国际化轨道全部的建立，她懂得那个手法。但是那火车所输出去的内容是《楚辞》、是《太极拳》、是《书法》、是《红楼梦》。这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当代的一个方法。到最后的结果，那花到什么结果，我们不知道，也没有人去告诉你。
但是可能很重要是说，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台北、香港，在被全球化席卷而来，浪冲过来，我们的脚站在沙滩里，你要知道你的脚下的沙，不完全从你的脚下整个被掏空，你一定还是有土壤让你的脚，实实在在地站在土壤上，然后那个土壤够深，你才可能看见你自己的当代，你也让别人看见你的当代，尊敬你的当代，而不是永远的做那个接受的一方。
如何找到自己的当代？就是你一定要深入自己的土壤。意思是说：像中国大陆的情况，我们从“五四”的全盘西化开始，到后来五十年代开始的全盘“苏化”吧，经过很强烈深入的“苏化”，然后又经过“文革”，“文革”之后又经过1992年的改革开放，大浪打进来的这个浪头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浪头。也就是说这100年来，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我们什么时候，整个人能静下来，然后很好地去看看，自己到底是站在什么土壤上边？这个土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深根进去，然后才能开什么花。你到底知道你自己问题在哪里？
100年来，这样一拨又一拨的浪潮打来，好像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机会使这个民族整个安静下来，很深刻地去思考，自己要如何地去铺铁轨，并且要运出去的火车里装什么东西，或者是盲目地不断地接收，不断地接收，不断地接收！这样下去的话，前景蛮是让人忧虑的。诸位！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个前景让人忧虑，不是说中国就怎么样了，中国文化就如何，如何了！反过来，我们1/4的人口，我们应该对整个全球的文化的开放、健康有所贡献。而你1/4的人口不能做出相当的贡献，其实是让我们应该觉得羞愧的。
对于我个人而言，那个文化土壤的问题，是如何从传统之中用最新鲜的眼光去重新看它，用最深刻、最大胆的想象力去重新认识自己很长时间不屑的旧的传统的东西？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跟一个英国的知识分子聊天，问她说：“有什么书，这一辈子每两年必读一次的吗？”他说是《圣经》。我说是《庄子》，我两年一定会翻过来重新读一次，每次都会有新的认识，新的启发，从来没有让我觉得这是旧书。
从十岁开始，我父亲就让我们背诵《古文观止》。这本简单的书，到现在几十年之后，每一次看了都有新的体会。所以说传统它绝对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死了的不是传统，而是你自己的眼睛。传统永远是活的，只是看你当代的人有没有新鲜的眼睛，跟活泼大胆的想象力，去从重发现它，找到它。
因此，在全球化、国际化这样排山倒海而来时，它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到底找不找得到铁轨与铁轨衔接的地方，也就是西方跟东方，现代跟传统，旧的跟新的衔接的那个点，然后找到那个点之后，大概就可以在席卷而来的那个全球化的大浪里，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了。
谢谢你们的时间！
傅光明：有很多的文化人，一提到全球化就变得忧心忡忡，他们认为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强势文化，或是美国化对弱势文化的鲸吞蚕食。全球化的结果甚至是新殖民主义。今天龙先生就全球化的话题，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提出了自己深刻的文化思考。下面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向龙先生发问。
在此之前先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有多少人看过龙先生最早在大陆发行的《野火集》？请举手。看来并不多。
我读《野火集》的感觉是，在那特别犀利的文风背后一定是凶悍极了的女子。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跟龙先生见面，一看龙先生，声音是那样的甜美、柔软，而且是非常的女性化、母性化。那个剽悍变成了今天这种柔中的力度，柔中的锋芒，那种文化的思考也是非常深刻的。下面开始发问。
问：今天我是慕名而来，问您一个问题：我在北京看到一个现象，有好多人过“圣诞节”，不过春节了。如果他们是基督教徒，也无可非议，有好多人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龙：我在最近《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紫藤萝》中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移植西方的文化，你过圣诞节时，看到别人热闹，可是别人的热闹下面又是一棵小草。蒲公英在地上看到它的花，可是它是有根的。在它热闹的下面，是有它的宗教的信仰。它也许在晚上8到12点之间去开舞会狂欢，可是你没有看到他12点准时到教堂去做弥撒了。当我们把它移植过来时，我们就移过来那个热闹，大吃、大喝，还有那狂放的舞会。那舞会下面什么都不见。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节目，也是这样，那当然是更荒唐的了，还有人开始过“感恩节”了，吃火鸡、南瓜什么的。那完全是美国人的感恩节。美国人的感恩节是因为“五月花”泡到了东海岸之后跟印地安人之间的过程。是有它的原因的。
这个就有一点像美国人开始过“端五节”，去“赛龙舟”比赛，但是又完全不知道龙舟是干什么的。那倒也好，把它变成运动项目。如果把“赛龙舟”变成奥林匹克的项目也很好。
可是我们在亚洲的各个城市里都在过“圣诞节”、“情人节”，我觉得很难忍受的是二月十四号的“情人节。”我很难想象有谁知道Valentine’s Day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蛮复杂的，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刻薄的比喻，这有点像是：你把别人的牌位引到家里来，然后上香、鞠躬，有音乐，念阿弥陀佛等等，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谁。有点像这个做法。就是在一个自然而然的没有被中途打断、截断的文化传统里，你有自己的节庆要过的，你要过“情人节”，为什么不过“七夕”？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尤其是“七夕”。有这么美好的诗歌来传颂这个节日。
譬如说中秋，几百年来都是苏州虎丘的中秋夜。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有自己的“礼乐”文化，从周朝以来，有所谓的“修禊礼”，在永和九年《兰亭集序》里说到。有很多餐厅附庸风雅地都把王羲之的文章写在那，他描述孔子三月时到河边去游泳。从周朝以来我们就有“修禊礼”。“修禊礼”是什么呢？是三月的暮春，你到有水的地方去郊游。春天到来，你到水边去，当然有一种宗教的意味，在春天用水把自己洗净，来迎接这新的人生。他是有很深的，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人与社会的意义在内。所以你为什么不去过你自己民族的美学里头已经有的传统，而且它非常的丰富。这是春天。
到了夏天的时候，当然有夏至，有“端午节”，也非常的丰富。
到了秋天有中秋，这中间还有宗教呢，于兰盆，就是“鬼节”，是农历的7月15日。有大慈悲悯的心情，对流荡的孤魂野鬼有所敬尊。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有很多的原因，不断的浪一次一次的打来，每一次的打来，就是一次一次的退掉。这种对传统的遗忘过后，现在还觉得自己是落伍的。因此认定了，我们的传统是落伍的，是封建的，是野蛮的，是不及格的，是拿不出台面来的。这种其实是自己遗忘自己的传统的同时，盲目地把别的东西引进来。这是一个层面。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的民族对于自己感觉不是那种假的狂大、狂妄，里边有些相当多细微的差别，一个政权有时很可能故意地打针，打针的药剂叫做民族主义，来让你为自己的民族特别的骄傲。有那么一种东西。
另外一种东西，是你从自己的传统文化出发，然后看到自己传统文化的美好，而你对于自己的文化有所自信，有了自信之后就不会对所有的大浪打来一次次的，把自己的东西退掉。就我自己而言，我甚至于是一个用英文写作的人，可是在我的讲话和文章里，第一个只要能用汉语表达的任何词汇，我就不用外文。在我与朋友的对话里，只要有汉语的，我为什么用外语？但是你没有汉语这个词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用英语了。这也是对自己的语言的尊重和捍卫吧！
对于自己的民族美学，民族美学包括是随着季节起浮的而且是连着根的。上面热闹，连着下面根的礼乐的生活，重新的找回来。可能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了信心之后，就会发生的事，就会发现的自然现象。
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大陆的情况，是因为其正视的历史，这样走过来的，他压抑、他保守、他内向、他不自由。当你把西方的这种热闹带进来的时候，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party而已，他其实还模糊地暗示着一种对于开放的向往，个人的精神解放的向往。它有另外的意义出来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也就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只不过是逐渐的把自己民族的文化信心找回来。那时你就不需要依靠这种东西来建立自己对于开放的可望。
傅光明：中国的青年人越来越喜欢过洋节日，对自己的节日背后的文化故事，大概不知道了。我特别注意观察最近几年的二月十四日，总有些乡下的，脸冻的通红的小女孩，捧着一束束的玫瑰花，见到小男生都会问：“先生，买束玫瑰花吧。”不知道七月七比如献上中国的荷花或是菊花，献给自己的情人会什么样？这可能是龙先生愿意看到的。
龙：这个也是跟文化信息有关系。我发现台湾这几年，开始过“七夕”的人多了。还有，就是古时候十六岁的“成年礼”，台湾有很多人开始过了。暮春三月的那个“修禊礼”也开始大家渐渐有认识了。所以到最后大家要从根做起。对于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之后，那些“礼乐”会重新的回来。
傅光明：过洋节日不怕，别把自己的文化过没了。
问：龙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文章，也非常喜欢您今天演讲的题目。我知道您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可以套上今天的话说，是个全球化的孩子。我想知道，您在平时的生活中，是怎样进行教育的。最想知道您的孩子是怎样看待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谢谢！
龙：对。这两个孩子还是蛮全球化的。他们在德国生长，所以我从来不让中国文化的东西变成一种压力，我从来不要求他说中国文化是多么重要，多么了不起，你不要数典忘祖。我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他既然是生在德国，长在德国，我第一个原则就让他们认同德国，而且做个快乐的德语的文化人，或者在德语的文化里，让他如鱼得水在那长大。中文对他们而言，我为他们做的是，为他们开一扇窗。所以我们两个孩子的中文讲得非常好。我跟他们从出生落地开始就讲汉语，而且不夹杂英文或者是德语，所以他们中文讲得相当好。可是我没有机会教他们认字，所以他们是文盲。我开的窗的意思是说，从小除了跟他们讲丹麦的童话，德国的童话之外，也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当然《水浒传》讲到武松怎样去砸人家的店的那一段就决定不讲了。也讲了全本的《西游记》，他们对中国的东西懂得蛮多的。还记得有一天晚上，那是老大10岁的时候，在他入睡前灯黑了，我跟他躺在一张床上谈心，我刚好问到1996年“飞弹”打台湾的时候，那当然孩子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飞弹”要打台湾这故事要再从头讲起就得从“戍戌政变”开始谈。当然后来要谈到共产党怎么来的。就从1917年俄国的革命开始谈起，从1917年然后到1949年中国的分裂。故然也牵扯到德国的分裂。最后讲到1996年的“飞弹”事件。经过这样平常的相处，谈历史、谈文化、谈文学，为他们保留这扇窗。直到有一天，自己有兴趣，把头伸到这扇窗外面来进入中国文化世界的话，那是他的选择。他愿意的话，他就做，他不愿意的话，我决不免强。
问：我叫司徒勤，是文学馆的义务讲解员。听了您内容非常深刻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演讲，非常感谢您，向您致敬。在您演讲时，我回忆起曾经看过的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烧死一只大螃蟹》。您在淡水的海边，看到四个青年用火在烧一只活活的螃蟹，您非常气愤，但是您只说出了百分之一的气愤。这事情如果要发生在大陆，那几个年轻人会这样回答你：“有一位名人讲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我们正在学做勇敢的人。”您将会怎样回答他们？谢谢！
龙：写那篇文章其实是讲那些孩子们，他们把烧螃蟹作为一种游乐，好玩。我当时想，这些年轻的孩子，对一只小小的螃蟹都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生命，而你对于生命要尊敬，是文明的一个基础的话，那我们很难的去跟孩子谈其他的文化的事情。但是我想，您说的是意有所指的，是其他的事情，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他敢去做这事。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因为以后的历史事实上就证明了，我们每一次都要重新再吃一次。
问：听说您在台北从政三年，是文化局长，而且干得非常不错，现在又不干了。我不知道您这有两种感受，希望您讲一讲。第二个问题，您谈到您24小时的生活，里面没怎么谈写作，我想了解一下您写作的情况，特别是关于民族化（我们民族土壤这方面）的写作有哪些？
龙：我在台北市政府三年三个月三天。很凑巧，佛教的“大闭关”刚好是三年三个月三天。非常复杂了。我从政实际上是一种理念的实践。我在1999年底时接受这个挑战，那是在测验自己说：“龙应台，你这么指点江山，自以为了不起，有很多抽象的理想，但是你到底经不经得起实际的考验？当你把自己投到那机器里时，你敢吗？而且你会不会变形、走样？会不会你以前所写的东西一进去之后，要全部烧掉，因为全都说错了？”是带着这么多的疑问进去的。
进去后发现，确实很困难，非常的困难。可是到最后真的是做完了一任。虽然最有名的是李敖说：龙应台她绝对做不了三个月。但她真的做完了，而且做完之后，竟然还得到普遍的好评。
它就对我证实了几件事情。《论语》里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我能够全身而退，而且做出一些事情来了，竟然还得到好评。它证明的不是我这个人，多么得了不起，证明的是说，台北这个地方文化的成熟的阶段，跟它的市民的平均素质，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可以接受一个强烈的批判者来进入体制，来工作。而且，竟然还容许这样一个批判非常强的知识分子，来冲撞它原有的体制，而且还接受它。
这三年做成了之后，所证明的不是这一个人多么得有能力，而是证明了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一阶段。这是让人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决定退下来是因为，每天在处理这种事务是巨大巨大的压力。一天的工作十六个小时，每个小时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我后来渐渐觉得，我进去就为了要铺那个铁轨，铁轨铺好之后，第二个阶段是做别的事情。那么方向即定了，觉得可以由别人来做，如我自己对于写作者的那个巨大空间的渴望，超过了我对于台北这个城市的责任感，所以照道理说：如果要让事情做得更好，而且那个制度可以常治久安的话，我应该继续跟着马英九再做四年，让那基础打得更稳。
但后来，很遗憾的是，我决定不这么做，是为了要得回那个距离，得回自我的那个比较大一点的空间，让我重新可以思考。那个环境里没有办法思考，每天在做。那再做四年，剥夺那个思考的沉思的空间，对我也损失太大，还是比较自私的决定退下来。
问：今天听这场讲座，最大感受就是刚才傅光明先生说那段话，是今天看到的龙应台跟我想象的龙应台完全是两个人。原来看了你的文章，在我印象中，你经常是一个怒气冲冲，看问题比较偏激，比较激烈的人。我的问题是，你写的《野火集》到现在差不多也过去二十年了，今天的龙应台与二十年前的龙应台，对人生，对社会，特别你这思想方法，对看事物的方法，你觉得主要有什么变化？另外，你今天怎么看你《野火集》那个时候的龙应台？谢谢！
龙：其实你不要误会，二十年前她在写《野火集》时，看到她，她一定是头上都是刺的那种人。我在二十年前也是这样的人。我是个很好的母亲，朋友们都觉得我带孩子耐心是很惊人的。我是很温柔的人。只不过是你写文章是写文章，你做人是做人嘛。我对长辈很尊敬、很爱护，对小辈很维护，很喜欢我的朋友，很喜欢游山玩水。人是有很多面的，但是在你写作时就事论事。
文字的风格，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性非常强的一面或者是感性特别强的一面。我必须承认说，我在写作的时候，人就是理性的头脑在那儿写作，感性的那部分就不见了。可是作为人的时候，人当然是复杂的东西。你如果读《野火集》的同时去读《孩子，你慢慢来》——我写小孩那本书，你就会知道人是有多面的。至于说《野火集》它在18年前面对台湾那个时候的状态，其实我必须说那个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天真，可是那个天真到20年后还是一样，到今天还是一样的天真。当我在20年之后，尤其经过3年可怕的、恐怖的、政治的场域里的历练，历练出来之后写下的文章，那个天真是无可救药的。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个天真的话，你根本就不要写作了。你之所以会去继续写作，是因为你还认为文字可以达到什么影响，还是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变好。你还是认为说，看这个世界的光明面，才会去写作。哪一天你不写作的时候，就表示你是根本就放弃了。那这种不放弃我觉得是一种天真。只是说就台湾而言，它的社会在这18年，或者20年之中它的转变有巨大的质变，品质的质。
《野火集》那种直接的批判，热烈的批判，而且完全不绕弯子讲话的批判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批评家说《野火集》是台湾的社会评论，社会批评的滥觞就是从它开始的，但是有了它之后社会批评变成台湾的一个寄存现象，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批评，而且每天都有。所以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它今天其实不再需要《野火集》这样性质的文章，反而需要的是那种净水流深、抽丝剥茧地看到问题核心的东西、深刻的东西、而不是这种短打似的东西。
但对于大陆社会的发展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的文章对于大陆在它不同的阶段发展的影响跟对台湾是不同的。那么也因此我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两篇文章，在大陆的网上也流传，一篇叫做《五十年来家国——台湾文化的精神分裂症》，在这儿不能发出，网上可以看到。还有后来的一篇是《面对大海的时候》。这两篇文章很有趣的是：在台湾引起巨大的30年来未见到的文化大辩论。同样的文章在大陆的网上也有很大的辩论。好玩的是：同样的文章在台湾的解读跟在大陆的解读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解读。《野火集》也是，同样一个文本，因为读者所处的环境不同，它的解读跟它所发挥的作用就完全不一样。譬如说，我最近在《南方周末》的《紫藤萝跟辛巴克》的那篇文章，在大陆发出之后得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回应，那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因为那篇文章谈的就是自己的传统跟国际化现代化之间的问题。那么大陆读者的巨大反应才使我知道，原来大陆人对于现在在他身边所发生的这种巨大改变，其实是他心里的痛或者说一种灵魂的流离，是在那发生中，而且是人们的一个痛处，在我写之前我是不知道的。这点倒证明说，这样一篇文章两边的反应都很强烈而且都一样，也就是说在某个方面，两岸人民在碰到灵魂的接轨，寻找那个衔接的地方这个问题和困惑是一致的。
问：谢谢您。今天我才第一次见到您的庐山真面目：说实话，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其实比刚才的观众还夸张，我以为您是“龙先生”的妻子。不好意思，真是对不起。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大学生，刚才很抱歉。我看过您的散文，也是比较仰慕的，我想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请教您一个问题：在二外这个外语学院，我们对外汉语专业，在别人眼里可以说我们有比较大的优势，因为一方面我们的母语要像中文系那样有比较精深的研究，去学习；另外一方面，要花4年的时间跟纯粹的英语系学生一样去学英语。但是在我看来，身边的很多同学仅仅是把英语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或是在大学期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过四级、六级或是“专四”、“专八”。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根据您刚才的讲谈，作为有志于继承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分子，并且希望在国际接轨的浪潮中能有所作为的大学生，如果我希望您在我们笔记本上写下一句勉励或是希望的话语，您愿意为我写些什么？谢谢您！
龙：把英语学好的意义在于它是你的工具。如何掌握好这工具，相对于汉语而言，汉语是我们灵魂的语言，英语是工具语言，但是你把这个拿掉去谈英语，说它是工具，事实上任何语言都并不只是去学它的文法，或是讲的腔调是否正确而已。你学的语言一定是牵扯它所有的价值观在里面。没有一个工具它只是工具而已，譬如说：你学英语势必要学到：“How are you ?I’m fine ”。或者说：“Thank you for calling。”谢谢你打电话。你要知道说我们中国人打电话：“喂，董秀玉，讲完了，明天中午见面，好，可以我准时到，再见。你就一定要学习说英语的对话：“Oh, thank you for calling!”但是他英语会说很多的话，他会说：“It’s so nice you call。”太好了，你打电话。然后又会说：“I want to call you for long time.”我本来就想要打电话给你，然后又会说今天你打电话来实在是太好了。“It’s so wonderful you call”他会说很多这样的话，你要学习的不是这个语言的结构，而是学习美国人或是英国人，他在他的人际关系，即使是一通电话，他有非常多礼貌的表示，有非常多试图去取悦对方的这种文化在内。如果说学到democracy“民主”这个词的后面包含太多太多的东西。那你不知道它后面的东西，只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拼的话，你根本没有学到这个语言。所以在这个场域而言，工具后面都跟着一个灵魂。工具不是只是工具；我们的青年你要只是把语言当机械地学，就太笨了。因为将来你总是要走出去，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国际，而整个国际越来越全球化表示它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状况下，你要站在一个衔接点上，掌握这个语言的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个太清楚了。你要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的权力才可能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对于年轻人而言你要我写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认清楚知识就是权力。”
傅光明：龙先生的演讲从一开始就讲到了她在全球化的一天中的生活。我想有很多人也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不管我们拒绝与否，而且其实是无法拒绝的，我们都融入了全球化的生活，但是融入不等于失却。这也是龙先生非常可贵的一点。她的文化的个性和思想的独立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是保持至今的，依然保持着“野火”的锋芒，虽然形式变了，变得可能更加柔性了、韧性了。
问：很荣幸得到这个机会，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大学生，今年大三。我接触龙先生可以说是从龙先生写的一段话开始的。那段话是这样的：“我在生命中等候，不知在等候什么。同时我又在急忙追赶，不知在追赶什么。我已跋涉千里，天涯赶尽，但生命的本质并不曾超越登陆的轨道……。”这句话对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接触这段话应该是一年半以前，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我这一年半的生活，由此我转入了沉思：我不知道我在思考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就像龙先生的目标，她说“再铺一个轨道。”我不知道这条轨道是在干什么？她的这些任务是社会赋予她的职能，还是她自己想做的事情？她这样做开心吗？或者说她这样做能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东西：一种是已知的，一种是未知的，一种是不可知的。而我们大家所得到的东西都是整个教育系统和整个社会所给予我们的东西，而我们把这些东西装进了我们大脑的记忆系统里，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提取它。在这个过程中大脑扮演的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说此时处于灵魂之下的一个东西。我提出的问题是：龙先生那时候的思考一直到现在为止，是慢慢的淡化了呢，还是因为有某个理想，某个目标而把以前的考虑变成一个目标呢？谢谢。
傅光明：我想这位先生如果是活在15、16、17世纪的话，今天回想起来，啊？那个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位有思想和思辨能力的哲学家。
龙：您所引录的那段文字好像是1999年那本《百年思索》中的，那是一篇比较内在思索的读白，在巨大宇宙的黑洞里的读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读者很少，因为比较深，比较孤独。我昨天到北京，到今天一天半的时间，你是第二个提到这篇文章而且是提到同一个片断的人。这给我的信息是说：有时候我觉得比较深刻的读者反而是在大陆，而不是在台湾。事实上你所引录的这篇文章，是我自己认为就散文跟汉语文字的精粹上面是最好的一篇。但从来没有人提过。大陆的读者因为在对于知识的渴求，而且他的生活形态里也使他成为一个比较用心的细微的读者。所以你引录的这段其实是再度告诉我说，有时候我觉得在台湾好像没有人看到的那些我自己认为是最精致的汉语作品，在大陆比较有读者。这是你说的第一个印象。第二个你所表达的是对生命的一种茫然感，这种茫然感跟不知方向的迷惑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起，一定是你本来就有迷惑跟茫然，然后被我的文章讲出来了，所以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使你茫然。我想说的是对人生的这种迷茫的感觉，不止是一个大三的学生会有，我今年51岁，我也有，而且常常有。那你要说人生的孤独感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不管你是如何的入世；不管你是如何的进入现实，跟现实的关系如何的紧密。但任何一个比较能做独立思考的人，他一定有他孤独的时刻。孤独其实才是生命的本质。所以说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告诉你前面的路怎么走，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凭自己摸索出来。
傅光明：我想套用龙先生讲的一句话，单一整齐的文化世界无疑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如果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具有像龙先生这样的头脑和思想，一定不是一件坏事，最后让我们向今天为我们做了精彩而深刻演讲的龙应台先生表示感谢。
龙：谢谢你们。我倒是有个愿望，要知道你们所有的在大陆可以买到的我的书，其实都不是原貌，希望有一天你们都可以读到我的文章的整体的原貌。但是当我们知道有很多其他的作家，他的书稿其实都锁在抽屉里的，那我算是非常幸福的了。最近我发现一个不好的趋势，我在网络上甚至于看到挂着我的名字的文章不是我写的，这个事让我觉得很震惊，但这种事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我的读者你要自己看清楚，这个会不会是别人冒写的。总而言之，来到北京特别的高兴，尤其北京在我的心目中有它特殊的历史的地位。因为它的历史的重要性。在我的心目中，北京是一个重要的世界文明的遗产，所以希望透过北京人本身的文化的厚度，使得这个城市会长长久久地在寻找这个铁轨的衔接的时候，有一种智慧在那里，不要做错了选择，保持这个城市它永久吸引着我们来，而且它永远让我们继续地被它所感动。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