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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2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陈漱渝
傅光明：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鲁迅研究专家，作家、学者陈漱渝先生。
建国以来，每每遇到大的思潮或变革的时期，知识界就会常提出一个热门的焦点话题，也几乎是所有人都会关注的，就是“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看？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样？少不了许许多多见仁见智的“假设”。陈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今天我们来听他的真知灼见《假如鲁迅活到今天——鲁迅遗产与当代中国》。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三类文艺家。一类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一度享有盛誉，但逐渐被读者淡忘了，比如英国戏剧家马洛（1564---1593），是中世纪戏剧的革新者。他的作品为莎士比亚的创作铺平了道路。——马洛的剧本《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影响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他的另一个剧本《爱德华二世》影响了莎士比亚的《查理二世》。但当今的读者大多只知道莎士比亚，却不知道马洛，因此有人把马洛比喻为“皇室的奶妈”—哺育出了像国王般拥有盛誉的文豪，而自己终究相当于一位鲜为人知的乳母。第二类 文艺家在生前默默无闻，而他死后却声誉日隆。比如德国作曲家巴赫（1685--1750），是近代奏鸣曲的奠基人。他生前鲜为人知，逝世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才逐渐被人们发现。中国的曹雪芹多少比巴赫幸运一些，但他的《红楼梦》也是在他去世二十四年之后才开始刻印问世。还有一类文艺家，他们的作品既是当代的文化财富，又是后世的精神资源，鲁迅显然应该划归为这一类作家。他生前就是读者的良师益友，死后仍然是我们生活中“缺席的在场者”。完全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屈原，没有李白、杜甫，没有曹雪芹、吴敬梓，没有鲁迅、巴金，中国文学史就不可能拥有金字塔般的辉煌。
鲁迅的文化遗产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粗略概括起来至少有三个：一、惊人的丰富性；二、鲜明的政治性；三、强烈的现实性。所谓丰富性，取决於鲁迅多方面的文化贡献。他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其思想又囊括了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博大的思维世界，积淀成了一座经得起持续开发的宝藏。这样，鲁迅研究就必然成为一种持续性的多视角研究，不同时代的不同视角具有各自的意义和价值，可以相互增补却无法彼此取代。正是这种历时性的多视角研究，使得鲁迅的文化遗产成为了对民族后续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资源。二、政治性。政治是阶级、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基于各自根本利益所发生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它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鲁迅生活在中国遭受列强欺凌、中国人有可能从“世界人”中被挤出的时代。长夜如磐，饿殍遍地，中国民众不仅受到剥削和压迫，连生存权都难以保障，而且受到宗法制度和礼教的精神虐杀。因此，鲁迅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排除了宏观的、远大的、深刻的政治意识，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深刻内涵。
大家记忆犹新的是，在极左路线干扰下，一度高喊过“文学从属于政治”或“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口号，抹杀了文学不可或缺的艺术特质。这引起广大读者的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厌恶和尚而恨及袈裟。政治从来都具有不同的性质，比如，腐败是一种政治现象，反腐败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我们不能因为反对“从属论”和“工具论”而在政治跟“政治实用主义”或“极左路线”之间划上等号，完全排除文学作品中或隐或显、或强或淡的政治性。不错，1927年底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篇讲演中提到文艺跟政治经常发生冲突。但这里所讲的政治仅仅是那种维持落后现状、扼杀思想自由的政治，也就是专制政治。只要认真阅读这篇文章，就能发现它本身就是一篇革命宣言，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当然，鲁迅所说的革命，既包括暴力革命，也包括了和平渐进。
三、现实性。鲁迅进行创作既不沉湎于古代，也不把未来的黄金世界轻易许诺给读者，而是执着于现实，密切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状，从现代中国人生存、温饱和发展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揭露那种自以为超然物外的作家，反对那种主张离开人生，专讲“梦”的文学，更不认同把创作单纯当成个人情感渲泄的文艺理论。他明确宣布：“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他热烈号召：“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坟·论睁了眼看》）正是由于鲁迅文化遗产本身具有的丰富性、政治性、现实性，使得我们研究其当代意义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文化遗产的研究通常包含着纯学科研究与该学科当代性研究这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纯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当代性研究可以使该学科在不断阐释过程中得到价值增值。这种效应可以称之为“箭垛”效应。文化遗产好比箭垛的中心，各种阐释好比是各处射来的飞箭。万箭丛集，蔚为壮观。只要这种当代阐释是从文化遗产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强加于人，就跟实用主义地歪曲利用划清了界限。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原来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今天被称之为原始儒学。但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了官方学说，为历代帝王所利用，直到上世纪初才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受到冲击，终止其垄断地位。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家的地位又被重新确定。不少学者（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思考如何在现代中国发挥儒家思想的应有作用。如在市场经济中讲“诚信”，在人际关系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外敌面前讲“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在处理国家利益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处理师生关系时讲“尊师重道”，等等。我想，只要是从儒家思想本身出发，这种现代阐释就不会导致牵强附会。基于这种理解，我今天试图综合运用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尝试着对鲁迅进行一番当代阐释。
关心鲁迅研究的人都知道，当前有一个热门话题：“假如鲁迅活着”。有不少讨论文章，还有一本选编的同名读物。记得1990年秋季，我在台北一个规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语音刚落，就有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站起来“修理”我。在台湾用语中，“修理”二字含有质疑、挑剔、挑战、挑衅等多重意思。那位学者问：“听说陈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请问：如果鲁迅活到今天，来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中华民国，将会有什么感想？”这让我有点两难：如果迎合他，说些捧场的话，将使我丧失立场，违背本意；如果反击他，揭露台湾阴暗面，又会破坏会场的学术气氛。我当时作了这样的回答：“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鲁迅事实上已经在1936年逝世。他不可能再说话，不会再写文章。对于这类假设性的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胡适说，鲁迅今天若不死，天安门前等杀头，而毛泽东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的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我对那位台湾学者说：“我们之间文化背景不一样，政治理念不一样，辩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一来那位台湾学者就不再说什么话了。台湾媒体的一些记者认为我的回答很得体。
的确，“假如鲁迅活着”这样一个问题象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人各不相同的鲁迅观，也反映出不同人对当代命运的不同思索。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有个别标榜宽容的学者其实并不宽容。别人跟他的看法有出入，他就自比鲁迅，将对方比附为北洋军阀门下的章士钊。我认为这样学风是不利于学术繁荣的。基于上述现状，我在此郑重声明，我今天谈“假如鲁迅活着”，谈鲁迅遗产的当代意义，这反映的仅仅是我心目中的鲁迅，也折射出我对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些思索，只能作为当今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供诸位参考。不妥之处，也希望诸位能够坦诚的批评。
首先我想谈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鲁迅假如活着”会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抱什么态度？有些权威学者说，鲁迅已经预感到革命胜利之后他不一定有好下场，例证主要有两个：一、鲁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崩溃”，指旧政权倒台，那时他可能发配去扫马路——“红背心”指清洁工人的工作服。二、1936年鲁迅跟青年友人李霁野谈起冯雪峰——雪峰是沟通鲁迅跟陕北党中央的桥梁。冯雪峰向鲁迅谈起革命的大好形势。鲁迅开了一个玩笑：“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雪峰连连摆手摇头，认真地说：“那弗会，那弗会！”鲁迅以此说明雪峰是个老实人，但言语之间也流露出他对左倾路线的隐忧。
大家知道，任何谈话和通信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语境。我们没看到曹聚仁的来信，不知道鲁迅是在什么特定语境中谈到旧中国崩溃后他有可能去扫马路。我们也无法确定鲁迅所说的要先杀他祭旗的究竟是什么人。但是，鲁迅对革命胜利之后知识分子命运的思索并非是杞人忧天。首先，作为一个痛苦的清醒者，鲁迅从来就没有对革命抱有浪漫蒂克的幻想。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就明确告诫当时羽翼未丰的文学青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其次，鲁迅亲历过1928年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和1935年底至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目睹过当时那些患左倾幼稚病的文学家摆出了多么横暴的面孔。比如，后期创造者的冯乃超说鲁迅是“醉眼陶然”看人生，他的作品反映的是“没落的封建情绪”和“落伍者的悲哀”。成仿吾也说鲁迅是“有闲阶级”“没落者”。郭沫若更将这种情绪发挥到极致，干脆派定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所以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预见这些人得志之后，他只好靠扫地混半块面包吃；如果这些人真正掌握了生杀大权，那他可能会被划归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的遭遇大家也是十分熟悉的，不必详谈。最近，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封1936年7月17日鲁迅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书信，其中提到，有些“国防文学”的倡导者在他重病期间仍想“用伟大的旗子”杀他祭旗，使他“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十分恶劣的心境下，鲁迅也没有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就是在致杨之华的同一封信中，鲁迅提到他在“几乎死掉了”（指1936年6月6日至30日一度病危）的情况下，仍坚持编辑出版瞿秋白烈士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可见他并不是把共产党组织中的成员看成是铁板一块，而是将其中的优秀代表人物跟有错误倾向的人加以严格区分。鲁迅当时仅仅编选瞿秋白的译文而没有编选瞿的著作，是因为瞿的作品政治性强，应该将来留待党组织审查筛选。1936年10月15日，即鲁迅去世前四天，鲁迅在写给美术青年曹白的信中说：“《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力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由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罢。”“公谟”，是Communism的音译，即共产主义。公谟学院指共产主义学院，即革命政权建立的权威学术机构。这就有力说明，鲁迅临终前仍对革命事业怀有乐观信念，并没有因为受到少数有错误倾向的人的打击就背弃了自己的信仰。这种政治立场在鲁迅最后的几篇杂文中表现得更加清楚。比如，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就旗织鲜明地宣布：“中国目前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鲁迅为什么会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我认为归根结蒂是中国现实生活的启示。鲁迅出生于行将崩溃的封建旧营垒，青年时代寄希望于辛亥革命，中年又一度寄希望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北伐战争。后来目睹了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中国社会一天天更加沉入黑暗；特别是亲历了1927年四月国民党发动的清党运动，被这场“血的游戏”吓得目瞪口呆，鲁迅这才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被摧残、被镇压的中国共产党一边。鲁迅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看其宣言，听其口号，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答托格斯基派的信》）。“假如鲁迅活着”，看到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重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鲁迅肯定会心悦诚服地拥护。当然，鲁迅也更清楚的看到，真正的宣传，必须用今天或今后的事实来证明。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鲁迅说：“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是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所以，党中央如今强调“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鲁迅如果活到今天，对这一点肯定更会心悦诚服地拥护。
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对于中国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会有什么看法？我觉得鲁迅同样会持肯定的态度。这并不是强加於鲁迅。五四时期，有形形色色的主义在中国传播，除开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一起涌进了思想的自由市场。鲁迅当时并没有服膺什么主义，也没有宣扬什么主义。1925年3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回信中坦率地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对现在还是乱闯。”但到1927年之后，鲁迅已经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不但能从鲁迅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证实，而且在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也能得到证实。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个片断：“鲁迅先生坐在χχ电影院楼上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在现存的鲁迅回忆录中，萧红的回忆公认为最真实生动，这篇文章提供的史料无疑是可信的。另一位日本友人长尾景和在他的回忆文章《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中也提到，鲁迅“肯定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业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将来中国也一定会这样的”。这篇文章，可以作为萧红回忆的一个旁证。
有人说，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中国也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见鲁迅的看法过时了，他当时被苏联的宣传所蒙蔽。鲁迅有一篇杂文题目是《我们不再受骗了》，实际上受骗的是鲁迅本人。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表面的看法，不足为训。鲁迅在文章中对苏联的肯定主要是两点：一、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消灭了农奴制。千百万奴隶从地狱里涌现出来，成为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二，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由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而苏联的小麦出口，煤油出口，使世界震惊。我认为，鲁迅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尺主要是这么两个；一看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也就是人权的尺度；二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生产力的尺度。这两个标尺今天也完全正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当前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条是平等的原则，另一条是发展的原则。所谓平等也就是社会公平，主要表现为对公民幸福和福利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弱势群体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关注。所谓发展就是要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来谈平等就会流于空想，其后果就是全社会的普遍贫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象格鲁吉亚，人均月收入才23美金，前总统月薪才200美金，这就会引发所谓“天鹅绒革命”。但离开平等讲发展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也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当然，富裕不可能同步富裕，在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然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不过不能差距过大，以致偏离了共同富裕的方向。
“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了SARS病情和其它自然灾害的冲击，但今年GDP增长速度仍将提高8.6%，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据有关专家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对住房、汽车、通讯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不仅使国内通货紧缩的顽症不治而愈，而且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於九泉。
但是，“假如鲁迅活着”，也会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示忧虑和关注。所谓贫与富是一种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应该看到，贫富差距扩大是一种世界性趋势----目前，全球1%的富人已经占有全球80%的财富，富国跟穷国人均收入的差距达到了430倍。在不同国家，贫富的标准也并不一样，但粗略划分，贫可分为赤贫与贫困。所谓赤贫指生存性贫困，即食不裹腹，衣不遮体。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生活费每天低於1美金者为赤贫，这类人在全球有15亿；生活费每天不足2美金为贫困，这类人在全球有30亿。也就是说，目前全球有一半人口是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富可分为先富和暴富两个群体，他们致富有合法与非法两个渠道，他们的财富因而可分为可以公开来源的“阳光财富”和来源不可告人的“骯髒财富”。
我国贫困线是根据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项指标之和确定的。根据今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1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927万。因此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成为了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城市贫困群体也不少。据统计，今年下岗职工有600万，登记失业人员有800万，新增劳动力有1000万，所以解决就业问题形势也相当严峻。
今年夏天，我去东北进行了一次考察，重点视察了那些煤炭、石油、木材进入枯竭期的城市，发现那些地方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小兴安岭的林木资源已经减少了98%，林场42%的职工处于闲置状态。抚顺西露天煤矿经过数十年开采掘，只遗留下两个6.6公里长、2公里宽的大坑。鹤岗煤矿区发生大面积沉陷，每年下沉一米三，时有事故发生。比如王治发等三人开会，房屋下沉5米，无一幸存。付成友到室外大便，地面突陷10米死亡。李桂花推车行走，发现一小洞，好奇观看，连人带车掉进15米深的井巷，未见尸体。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生前曾蕴酿写一篇关于“穷”的杂文，大意是：“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比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1937年上海《宇宙锋》十日刊第50期）。鉴于我国目前地区、城市、行业、群体收入差距扩大，中间层收入相对下降，三农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形势，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决策时强调城乡的统筹发展，区域的统筹发展，经济和社会的统筹发展，人和自然的和谐统筹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发展。根据鲁迅的思想实际，他对这些举措肯定会由衷拥护的。
“假如鲁迅活着”，对于今天两个文明建设的现状会有什么看法？我想，鲁迅首先会肯定当代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改变。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在论文中强调要“重个人”，即张扬人的个性，发挥人的独创精神，使人性能得到全面发展。他强调，“个人”跟“害人利已”是两个概念，决不能混为一谈。跟文化大革命以前相比，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监督意识······鲁迅活到今天，对于这一点自然会持肯定态度。但是，在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鲁迅又肯定会不以为然，因为他期待的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融，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
在纪念鲁迅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候，理论家周扬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精神界之战士》。周扬援引了鲁迅《摩罗诗力说》一文中的名句：“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说明鲁迅从事文艺活动的宗旨，就是改造中国国民性，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净化和重铸中国人的灵魂。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鲁迅当时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的主张。“掊物质”并不是反对唯物论，并不是不承认“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是反对物质至上主义；“张灵明”就是要发挥精神的推动和导向作用，这是总结十九世纪文明之后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一切的事物都物质化了，人的思想受到侵蚀，精神日渐空虚，意志和感情变得庸俗不堪，人们只是一心向往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把主观的内在精神全然抛在一边，不加省察。只注意外在的物质，却抛弃内在的精神，芸芸众生都被物欲蒙蔽，社会日趋衰退，进步因而停止，于是一切奸诈虚伪的罪恶行为无不乘机滋生，这样就使人们精神的光辉愈来愈暗淡。
鲁迅生前一直关心中国人的道德面貌。他笔下诲人不倦的藤野先生，将受伤老妇送到巡警分驻所的人力车夫，就都是职业道德的楷模。但他笔下也讥讽了那个向死人推销明版《公羊传》的唯利是图的书店小伙计，揭露了那位不顾事实、强卖布鞋的青云阁胖伙计。这些作品距离今天都已七、八十年了，但我们的职业道德仍然有待提升。最近宣判的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赵安受贿案和张俊以行贿案，双方通过权钱交易，炮制质量平庸的主旋律歌曲欺世盗名，牟取钱财，极大损害了中央媒体的威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河南一男子，为推销纯水机，向蓄水池投毒，造成64人中毒。通州某小学教师陈有海，利用职务奸淫8至10岁学生十名，另对16名未满16岁的女生进行猥亵（见2003年12月18日《北京青年报》法制版）。广西有11名医护人员协助52名人贩，售卖了118名婴儿，50元收购，3000元卖出。广东某戒毒所工作人员受贿，竟将决心改恶从善的戒毒女卖给鸡头，让她们当街卖淫。山西繁峙县去年金矿爆炸，明明死了38人，但11名记者受贿，只报2死4伤。去年九月，赴南京经营饮食店的个体户陈正平，因妒忌同行，竟然投毒，造成38人死亡。出租车司机应该是为乘客服务的，但北京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李某，因嫉妒出台小姐赚钱容易，从去年12月开始，半年内杀了五名小姐，并将其中某些人的内脏生吃了。
跟职业道德比较起来，鲁迅更为关注官场道德。因为在所有职业中，能够产生全局性影响的莫过于官。为官一任，可以造福一方，也可以为害一方。民谣中所说的“匪来如梳，官来如篦，”控诉的也是贪官的危害。官场人格的核心，是为谁用权的问题：是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已。在鲁迅心目中，前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孙中山。鲁迅称赞这位民国的缔造者是永远的革命者。他“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后者是一群白蚂蚁式的腐败分子，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他们一路吃过去，而遗留下来的只是一条排泄的粪。鲁迅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知县做寿，因为他属鼠，属下就凑钱给他铸了一个金老鼠做寿礼，不料知县受礼之后立即宣布：明年恰巧是他太太整寿，而他太太属牛。鲁迅建议，对于这种贪官，不仅不能送金老鼠，而且死老鼠也不要送，万一再给他太太送一头金牛，他还会接着宣布他的小蜜属大象——这就叫做欲壑难填。
我们国家当前的干部队伍，大部分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是事实；但存在的问题不能忽视，这也是事实。据公开报道，这些年有4000名贪官外逃，捲走了50亿国有资产，仅此一个数据，就已经令人震惊的了。但50亿还不是一个大数目，前些年曝光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数百官员，逃税额达800亿。对付贪官的办法是完善法制，加大监督力度。当前，正在抓紧制定《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今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一条例，向腐败宣战，既治标，又治本。今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纪委、中组部有关请示，成立了中纪委、中组织的巡视组和巡视工作办公室，加强了对地方党政班子及领导身边人的监督力度。今年以来，象程维高、田凤山、刘方仁、王怀忠这样的省部级贪官，揪出来的将近十个。仅北京市查处的党政干部就有788名，人们在备感振奋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鲁迅在剖析中国国民劣根性时，揭示过一种“围观”现象，亦即“看客”现象。中国人喜欢看热闹，比如一个人蹲在地上看自己吐的痰，很快就会有人同看，围成一圈又一圈。如果有人哇地大叫一声，撒腿就跑，立即就会有一群人尾随其后，不知此人从何而来，也不问此人往何而去。鲁迅的小说《药》中描写了革命者夏瑜就义的场面。夏瑜是为民众牺牲的，但当他被清兵杀头时，就有一群民众围成一个半圆看热闹，一个个“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鲁迅还有一篇专写看客围观的小说，就是收在《彷徨》一书中的《示众》，写的是北京西城一条马路上，有一个犯人被巡警拉出来示众，很快就围了四层人观看，但大家并不知道这个犯人究竟犯了什么事。在这篇作品中，被鲁迅拉出来示众的其实并不是这个犯人，而是围观的民众。这些看客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麻木不仁，不辨是非；二是将他人的苦难趣味化，正如作品中搧胖孩子一耳光的胖大汉说的：“好快活！你妈的······”我们看到，鲁迅笔下这种令人痛心的画面竟然在今天的中国重演。大约两个月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放了一个节目，叫“美丽玉林最漫长的一个黑夜”，讲的是广西玉林有三个女孩（最小的十四岁），扒光了另一个小女孩的衣服，让她在街头示众三小时，数百人围观，无一人干预。这三个女孩叫喊着：“谁愿意带她走？谁愿意搞她？”结果四个男孩挺身而出，轮奸了这个女孩。中央台的主持人说，这不是这个女孩的耻辱，而是玉林人的耻辱。不迅速制止这种现状，就难免不使这个被伤害的女孩子对我们这个社会感到绝望。
鲁迅一生寄希望于青年，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结尾，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希望拯救那些被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摧残的青少年。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杂文中，他又明确提出青少年应该有“纯洁高尚的道德”。我们痛心地看到，目前青少年犯罪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全国刑事犯罪总数当中，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经达到70%以上；而十五、六岁少年的犯罪案又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在当前的吸毒人员中，也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吸毒者已经占到了吸毒人群的65%，最小的只有九岁。今年12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了一个十三岁少年的堕落经过。他是安徽人，随父母到福建泉州打工。他羡慕金庸小说《鹿鼎记》中有七个老婆的韦小宝，便多次跟异性发生性关系；不仅如此，他还胁迫两个16岁的少女卖淫，因为他的父母从事的正是色情行业。更令人恐怖的是，我国的少女群体中出出现了暴力化的趋势，一些人名副其实地变成了野蛮少女。今年夏天，一个十五岁的少女用木棍抽打另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使她惨遭八个小伙子轮奸。详情见今年12月14日《北京晚报》第五版报道。今年9月13日，广西师大一个女生用水果刀行凶，造成一死七伤。今年12月11日下午，一个未满14岁的少女用砖头砸死了一位78岁的老太太李秀英。她偷过老太太四次钱。老太太生气，把她头上打起了一个小包，她便转身抄起两块砖头，结束了老太太一条性命。今年9月25日，深圳宝安区一所贵族学校，有四名初二女生对同室另一女生实施性虐待，手段卑劣，难於描述。
以上触目惊心的事例表明，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道德水平并不会随之自然提升。品德跟财富之间少有必然联系；相反，财富往往成为了品德败坏的诱饵并为堕落提供了物资条件。我国当前推进的现代化跟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地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健康的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跟文化、生态、经济、政治、环境都不可分割。邓小平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现代化的基本点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是第一位的；或者说，跟物质的现代化比较起来，人的现代化具有更为广泛、更为深远、更为本质的意义。邓小平明确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靠人，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或者说人的思想道德面貌，体现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对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和方向把握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光有钱不行，还要有精神，有灵魂。用毁灭良心的手段赚钱，用损害健康的办法花钱，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看待当前的文艺状况？我想，也应该是欣慰之中有隐忧。新时期以来，广大文艺家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他们姿态前瞻，视角独特，目光敏锐，为时代立言，为民族立德，为广大读者和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断涌现，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重点抓了长篇小说，电影和少儿作品，更产生了不少佳作。比如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后改编为电影《生死抉择》，就以反腐倡廉为题材，直面现实，击浊扬清，发出了警世之声。历史题材的作品不断问世，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都才情兼备，脍炙人口。由《长征》《日出东方》《大雪无痕》《大法官》等作品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是中国文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陶冶少年儿童情操的好作品时有出现，如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全传》、曹文轩的《草房子》郁秀的《花季雨季》，都象雨露滋润着少年儿童的心田。我想，“假如鲁迅活着”，见到此情此景，再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生态环境相对照，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但令人忧虑的情况也有不少。比如，对西方文艺观念和新潮艺术形式的生吞活剥。由于历史观的严重混乱，出现了一些以“戏说”为名歪曲历史的作品。由于“美女经济”的驱动，文艺界出现了恶俗化的倾向，如遍布江西、甘肃、安徽、广东、山西、河南、湖南、浙江农村的脱衣舞，聚众围观的“人体彩绘”，以及以木子美为代表“私人日记”写作，无怪乎有人把当下称之为“文艺叫春的时代”。这种倾向也迷惑了一些有一定艺术功底的人。据今年9月11日《南方周未》报道，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就排演了一出新戏剧《穆桂英》——该剧的卖点之一就是让穆桂英褪下了战袍和花翎，长发轻挽，泡进了一口现代浴盆，而且在梦幻中还跟她的亡夫杨宗保表演了一场鸳鸯戏水。为了解除观众的困惑，导演进行了一番现代阐释：“浴盆是一个人最隐蔽最私密的场所，人在沐浴的时刻最能体现真实的状态，让穆桂英沐浴就是让她回到女性的原初状态，回到女性的本能，回到隐私的领地。从这个视角切入她的内心，看她的精神状态。选择这个视角可能会和英姿飒爽的穆桂英不一样，但更真实。杨家的男性都死光了，一群孤儿寡母生活在一起，她们会思念，她们也有对爱情的渴望，有对安宁和幸福生活的渴望，穆桂英也不例外。”
这真是不说反倒明白，越说越令人糊涂！既然是“私密的场所”，“隐私的领地”，为什么一定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展示？既然穆桂英的英武豪气、大义凛然已深入人心，为什么又一定要硬把她拉回到“女性的原初状态”？为什么裸体的穆桂英就一定会比戒装的穆桂英更加真实？如果只有在澡盆里才能最真实地展示人的精神状态，那么今后是否应该把舞台一律设计成澡盆状？
不错，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不能担保穆桂英生前就一定没有跟她的夫君洗过鸳鸯浴。但读者和观众之所以喜爱穆桂英并不是因为她具有人和动物的共同本能，而是因为她智勇双全，精忠报国，反映了我国人民抵抗侵扰、民族自卫的坚强意志，在男权社会显示了一种“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不去区分历史上征战杀伐的不同性质，如果不象开掘金矿一样地去挖掘人物的崇高感情，而只是以性欲招徕卖点，以艺术的名义满足少数人的偷窥癖，其结果只能造成欲望主义的泛滥，道德精神的荒芜，其手法就跟借浴女推销浴缸的促销手段处于同一水准。早在五十八年前，鲁迅就似乎已经觉察到未来的中国会出现新戏剧《穆桂英》编导者一类的文艺家。他在《“题未定”·六》中尖锐指出：“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当前，演出要跟市场接轨，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文艺的生存背景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文艺追求真善美的属性并没有改变；文艺形式、体裁和传播方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它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的独特品性和历史使命并没有改变。面对当前文艺界的某些不正之风，人们不禁区又想起了鲁迅的教导：“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坟·论睁了眼看》）2001年9月24日，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在纪念鲁迅诞生120周年大会上有一个发言，题为《永不庸俗》。其中有一段话联系到文艺界的现状，我以为她讲得很好。她说：“文艺市场为追求最大效益，不惜迎合庸俗的趣味，创造者迎合市场，写下规避现实的粉饰文字，‘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写作者迅速产生，壅塞了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披上一件轻薄亮丽的外衣。现在，三十年代的‘摩登上海’又登上舞台，糜丽的声音不绝于耳，而我情不自禁地，要在其中追寻先生的身影，那笨重的，巨大的身影，因有了他，‘三十年代’便不止是摩登，风月，夜夜笙歌，还有铁流，呐喊，堡垒。”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个奇特现象：不少经典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希望自己很快被人遗忘。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临终前，留下的遗嘱是将他创作的史诗《埃涅阿斯纪》毁之一炬。但他的朋友们没有执行这一遗嘱，这部耗费了诗人十年心血的12卷史诗才得以保存。后来维吉尔的作品成为了哺育《神曲》作者但丁的乳汁，使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成为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佛罗伦萨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临终前也要求把他的作品“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但他的委托人布洛德拒绝执行，这才使世界文学史避免了一场难以估量的灾难。显然，如果没有9卷本的《卡夫卡全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派文学就会减少很多光泽。同样，鲁迅生前曾把旧中国比喻为“废弛的地狱”，而把自己的作品比喻为地狱边沿的小花和野草。他希望这些花草火速地死亡与朽腐。在那篇题为《死》的遗嘱中，他希望把他的遗体“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然而，他死后，仍然成立了纪念委员会，而作为纪念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1938年推出了煌煌20卷的《鲁迅全集》。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作品历版不衰。鲁迅作品的这种恒常价值表明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幸事。但同时也意味着鲁迅揭露和抨击的时弊还没有彻底消亡，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作家和民族的不幸。
今年11月25日，我们极其隆重地纪念了巴金百年诞辰。令人遗憾的是，巴金已经无语，他早已成了植物人，的的确确是在为别人活着。巴金如果还有思维，他在想些什么，我们已无法妄测。但1996年10月他跟老友黄源在杭州重聚之后曾在记事本上写道：“六十几年的旧事都涌上我的心头，许多话都咽在肚子里，我只想着一个人，他（按：指黄源）也想着一个人，就是鲁迅先生。”这是巴金白纸黑字亲笔写出的文字。受巴金启发，我写了一篇短文《忘不了的人是你》作为今天讲演的结束语。
1936年10月19日，当你溘然长逝的时候，曾留下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然而，67年以来，你的友与仇从来没有忘记你，在你棺木上复盖“民族魂”锦旗的人民大众从来没有忘记你。你的死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死亡对于死者并非灾难，对于生者才是不幸。”
1881年9月25日，你诞生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在当时，这一天并未因为你的呱呱坠地而显得不同寻常。但在你去世之后，每年的这一天都成为了中国人的文化庆典。因为你以“鲁迅”为笔名创造的文化遗产，成为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值得夸耀的精神财富之一。
你的文学活动是以失败开始的，但却以辉煌终结。你作品中蕴含的深邃哲理，过人才智，渊博学识，以及深厚的生活底蕴，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你成为了“作家的作家”。你在中国读者心中的神圣位置，如同荷马之于希腊人，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人，歌德之于德国人，泰戈尔之于印度人，惠特曼之于美国人······
你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不仅仅取决於你是一位作家，而首先取决於你是一位战士。中国历史上涌现的作家灿若繁星，但荷戟执戈、毕生鏖战的首推“鲁迅”。你跟重於磐石的黑暗势力搏斗，跟人类灵魂深处的丑陋面搏斗，跟自身的弱点、局限乃至缺点、错误搏斗。在你看来，面对压迫要斗争，对敌宽容是纵恶。你的铮铮硬骨，是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擎天梁柱。
我结识了不少当代作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无法讲清他的哪一篇作品受到了你的什么具体影响，但是他们却毫无例外地把你的作品作为人生的教材，努力按照你的风骨品格塑造自己。他们牢记着你的教导：文艺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巧，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你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你的甘为泥土、甘为人梯、甘为崇楼广厦一砖一石的精神，仍然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时代精神。
是的，你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十七年了。两万四仟四百多个日日夜夜，这是多么悠长的岁月。但岁月的流水并没有冲淡我们对你的记忆。你的精神背影在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程中显得愈益清晰，愈益高大。你没有死！你的事业属于人类，你的生命属于永恒。
傅光明：大家都知道，鲁迅当初是有感于国人的愚昧、麻木，要疗救国人的精神而弃医从文的。鲁迅仙逝久矣，但国人中之愚昧、麻木的现象，却依然常常令我们触目惊心。而且，有太多的阿Q们在几十年之后，真成了“好汉”，换了装束，兜里也有了钱，过得有滋有味。一个阿Q倒下了，千百万个阿Q站起来。他们的精神仍然是要疗救的。不要让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成为永远。让国人多一些鲁迅先生的风骨，而少一些阿Q的德行。因为就像陈先生最后讲的，鲁迅的事业属于人类，鲁迅的生命属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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