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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广芩
2004年1月18日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作家叶广芩女士，大家欢迎。叶老师是旗人，祖姓叶赫娜拉，出生在东城区的四合院，是地道的北京人。1968年，由于出身的原因，离开了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到陕西插队。她在黄河滩上放过猪、当过护士、当过记者、入过藏、走过八百里秦川，九十年代又到日本留学。可以说，是这不同的丰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拓展了她的视野，同时也成全了她的写作。她写过普通的市民，写过京城四合院，现在又深入了秦岭深山，写起了自然、动物和生态小说，所以，我今天请叶老师为我们讲座的题目就是讲她的写作——《从京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大家欢迎。
今天，到文学馆来，和大家交流，心里有点紧张。因为，毕竟是离开北京三十六年了。回到北京，有种回到娘家的感觉。大家听我在这儿唠叨，就是听一个离开北京的游子，在娘家人面前的唠叨。内容杂乱无章，希望大家能给与宽容。
在座的，我看年龄，可能大部分和我差不多。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心里就有了底。我相信和大家在沟通方面不存在困难。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年龄都相差无几。当然，我也很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年轻人和我的思想撞击所产生的火花，也是文学的一个亮点。也希望年轻人对我这一番讲话和言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刚才，傅光明同志把我做了一番介绍，我也就不想再多说我了。我这次演讲的标题是：大四合院到秦岭深山，副标题是：从老县城说生态文化与文学。
我自己是48年出生，是镶黄旗，是旗人，刚才他说，姓叶赫娜拉。在辛亥革命以后，我家就改姓叶了，这个叶，和汉族的叶，完全是两码事。汉族的叶，在南方，在广东。我们这个叶，是假的叶，后来归顺了叶。实际上，跟叶没什么关系，只取了前面的一个字。在解放前，有一位叶春善先生，是福连成班的班主。他也姓叶，那时作为通家之好，经常和我们家来往。我们家喜欢唱戏。大家都知道，北京人喜欢唱两句，我们家的锣鼓家伙都是叶春善先生帮着挑的。叶春善先生的儿子，叶盛兰是演小生的，《群英会》里的周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的孙子叶少兰，也是今天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一个表演艺术家。就这套锣鼓家伙，文革时，被我拿到废品站，按照废铜烂铁，卖了十四块钱。用这十四块钱，我到了陕西，支撑了我一段的生活费。就是这样一个家庭。
我父亲，年龄很大了，他出生在光绪十四年，慈禧太后死的时候，他已经24岁了。他生我的时候，已经60多岁，所以我是我们家比较靠末尾的，我家大排行，孩子排起来有十四个。我的母亲有三位，我同父异母的大哥比我整整大了36岁。我父亲在解放前是搞艺术陶瓷的，在徐悲鸿创立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老师，就是今天中央工艺美院的前身。我们家兄弟姐妹大部分都是搞陶瓷艺术研究的，现在有在故宫博物院陶瓷艺术研究组的，有在中央工艺美院当教授的，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搞艺术研究的，是学有所成的，唯独到了我这儿，我出现了变异，认为叶广芩是不学无术的、没有本事的、就会写点瞎话、写得跟真的似的，博取人们的一点眼泪，实际上是很没出息的。他们眼中的作家确实不是多辉煌的，他们也从来不看文学作品。我在北京方家胡同小学读的小学。我记得，那时候，老舍先生好像在方家胡同小学工作过。现在这个方家胡同小学还有老舍先生的塑像在里面。后来，我就考到了北京女一中，现在女一中改叫一六一中学。在过去，女一中不是那么好考的。是一个很有传统的老学校，像张瑞芳也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还有，咱们的女领导干部何鲁丽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邓小平的夫人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就是说，那个学校是一个很有文化传统的学校，那个学校的要求严格，我至今记忆犹新。那种做人的基本训练，我想，恐怕从那个时候就基本开始了。
后来，我又到了陕西，陕西的工作非常杂，种过地，放过猪，去工厂干过，去医院干过，还有，到报社也干过。改革开放以后，就到国外去了，读了几年大学。因为我爱人也在那儿工作，我的身份是“家族滞在”，当时也不知道“家族滞在”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家属。考上大学，研究生，人家一看我的护照是这种护照，连毕业证都没给我，所以，等于白读。读的是什么呢？二战，研究二战。所以和文学根本也不搭界。但是，在那儿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离开了我们的国，离开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日本这个地方又和中国比较接近，反过来又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文化，就有了一种审视的目光。所以回来以后，九五年，调到西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这才走上了文学的正轨。所以，我的小说发表，大家认识我，是在九五年以后。这以前，在报社写新闻报道消息这一类比较多。
大家都说，作家要跟得上时代，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特别尊敬的一个编辑，现在已经退休了，叫崔道怡，他原来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他说，“大凡作者，其思想水平和境界要高于常人，要新于常人，要看得远，要挖的深，要见人之所未见，识人之所未识，成为群众时代的先知先觉。”我觉得老先生这话说得特对，可是我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到这个。因为我这人，有北京人传统的思维模式，简单、大大咧咧。生活中非常浅薄，有时候，谁要是跟我说一些很深刻的话，我都听不懂。像我在陕西，有一次来了一个大学问，大学问来了陕西考察了之后，就跟我们提了几点意见。其中有一条是，你们要注意关口地区的文本收集。当时我就愣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当时山里的寻护员也听愣了，他们也听不懂。他们就问我，“叶老师，他们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关口地区’的文本收集？”我就问这个大学问，我想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就说“您能不能说清楚一点？”他又说了几遍，解释这个话。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就是收门票。所以我这个人，不太善于搞这个深刻的东西，现在我的水平，可能就是我们文学所讲的三个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那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阶段，人家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就比人差了一大截子，因此我就觉得特别的自卑，特别是回到北京来，在文学大师的脚下谈论文学更觉得有点忐忑不安。我这个人平时稀里糊涂，人家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我爱人挂了一幅字“难得清醒”，他给我写的。人家的书房都叫什么斋什么斋，我的也有名叫“糊涂斋”。我的卧室有一块木头牌子，也是我爱人给我挂的叫“反省中”，就是说，你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你写的文章怎么能骗读者，不知道那些评论家们怎么还能从你的文章中挖掘出思想来。他不理解。我想是因为他是对我太了解了，所以他才不理解。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说的话，可能也是骗人的。
我的创作主要有几个部分。一个是家族题材小说。大家可能也知道了，就是改老舍的《茶馆》，为什么让我改呀？因为，我是北京人，和现在的北京人又不太一样。现在年轻的北京人和我说话还是有差距的，人家说的新北京话有很多我学不来的词，有我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我的北京话，停留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因为我在六十年代就离开了北京，被掐断了，所以还能保持原貌。正因为如此，所以，老舍先生的《茶馆》让我接过来改。可能是从这方面考虑比较多。如果老舍的《茶馆》加了很多新北京的词汇，可能就不伦不类了。这是导演的考虑。我的家族小说，主要加了一些素材，给他以文学新内容。像《采桑子》这本书，里面分了几章，每一章都是纳兰性德词里的一句，第一个是“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潇潇，雨也潇潇，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这每一句话是一个章节，单看是一个中篇，合起来是一个长篇。其中《梦也何曾到谢桥》这个中篇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我就想，这些个老北京的素材，北京大宅门里的故事，怎么我们家的人谁都没把它写出来，非得我把它写出来。很多事情，他们比我知道得更多，他们的文化水平比我更高，可是他们没写，让我写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离开了北京。如果我今天我还泡在北京城里，泡在四合院这个家里，恐怕我和他们一样，什么也写不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北京的作家为什么没写出我这样的作品？因为北京的作家由北京作家的生活环境。我每回回到北京是一种什么状况，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我现在住在东城，我住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被拆了。迎亚运时，那一片都盖成经济房了，四合院全没了。我原来回来的时候，四合院都非常优美，海棠树、金鱼缸、石榴树什么的。但回来的时候都是冬天，那个院里是没有暖气的，生着蜂窝煤的炉子，弄着白铁皮的烟囱，从屋里绕一个圈在转出去，每天还得担心或炉子灭。蜂窝煤的热力是极其有限的，比我们现在的暖气差远了，所以，每次回来我就得穿着大衣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的溜，这样还能暖和一点。我在街上溜的时候，我就想，老天呀，现在北京有那么多的作家，他们都在自己的单元房里，有温暖的暖气，幸福的生活着，只有我这个作家，凄凄惨惨的被冻得满街转。就是上个厕所还得穿上大衣跑到公共厕所蹲坑去。这种别一番滋味是我区别于北京作家的一个点。所以我的作品和北京作家的作品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一个区别。
那么家的基调，给我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落魄、冷漠、贫穷、苍凉、另类。这是我对我家的几点归纳。有些人说，你是贵族家庭，贵族家庭应该是生活得非常好。但是，我家的后裔，尤其是辛亥革命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家基本上是靠卖东西来维持生活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和借卖商店打交道，卖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情况下长大的孩子一个是敏感，再一个是自卑。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人家都是干部子弟，穿的衣服都比我新。而我穿的是什么呢？我穿的是父亲里蚨呢马褂改的夹袄，看起来非常另类，大铜扣子，黑的，里面的里儿是蓝绸子的。我想这衣服现在穿起来那多时髦，现在大街上卖的中式服装，哪一件比得上我这个衣服。可是在那个时候，和人家的灯芯绒条绒的制服一比，我那真是太土了，给人一种非常自悲的感觉。老和人家不一样。交学费的时候，拿不出来，藏在同学的背后，等人家都走了，悄悄地跟老师说，能不能给我免费？因为父亲死得早，56年就死了，没有生活来源。老是这种状态。这些也就渗透到我的骨子里去了。今天我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虽然在县里面当个什么书记，当这个，当那个，但我觉得，我实在进入不了角色。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为什么写出了北京大宅门这么多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赶上了这个好时代。文化政策的宽松，就使文学艺术非常宽松。写这些东西，我开始非常有顾虑，害怕别人说，你写这些东西是不是企图翻案呀？是不是格调不太健康、是不是他灰暗了？有这些顾虑。但现在没有这些想法了。因为我写出来这些东西能被大家理解，能被年轻人喜欢，这也是读者思路的拓宽，是一种文学的进步。包括我个人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和民族的习惯，包括北京四合院所赋予我的一切，不知不觉地走向了我的笔端。许多我不想提及的往事，已经被我封起来了，想永远也不去想它，比如我当反革命的事情，带着牌子去游行的事情，这些我都不愿再去想了。但是封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从封着的坛子的泥口中又冒出了酒香，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坛好酒。正是因为这些磨难，才给予了我文学创作的素材和激情，使得我别于常人，写出了大家喜欢的东西，这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性的共同，也是文学的美丽。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日本的素材。我在日本呆的时间不短。写了一些中篇小说，比如说，《风雨》系列，《风》、《雨》、《雪》、《雾》等等的中篇。这些中篇，我觉得今天看抗日战争，和我们上一辈他们写《敌后武工队》，他们写《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这些抗日题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大家都看过苏联的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现代人来回顾二战。今天我们现代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在日本研究二战的人，回过头来再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必定要赋予时代的差别。而不应该再现《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那样的情景。那怎么来赋予这种不同？我想就是应该站在人类的高度，在人性的立场上来看待这场战争。
比如我写过一个《风》，这是一个真事发挥出来的。我在日本住时的一个房东，是当年的一个鬼子兵，是驻河北炮楼里的一个小队长，叫坂乔民一。每到礼拜天的时候，那些日本老兵们都想吃饺子，在中国几十年的战争，使它们喜欢上了中国的水饺，日本没有水饺。于是就把我叫去给它们包饺子。我在厨房里包的时候，老兵就把中国地图在榻榻米上铺开，每个人寻找自己的行军路线。几个花白的脑袋集中在中国的地图上，我就一边包饺子，一边看他们找路线，就想，老天那，那不是一帮鬼子么？我在给他们包饺子，我是一个汉奸的角色。在吃饺子的时候，坂乔民一拿出一双银筷子。在刷碗的时候我看了看他的筷子。中国的筷子是方的，一头方一头尖。这个筷子方的这一头，注着几个字“祝贺坂乔班长荣升”，另一根筷子上注的是“河北蛟河县保安队分队长孙国章”。我对坂乔民一说“这是汉奸送给你的？”坂乔说：“你说他是汉奸，这是你们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孙国章是一个好人。”我说：“孙国章怎么是好人”？他说：“孙国章人很漂亮，很纯朴，不说瞎话，他的裤子都是打补丁的。”我说：“你说他人很纯朴，你给我举个例子。”他说：“他是提供八路军情报的，我是收集情报的，他提供的情报从未失误过。”我说：“这是地道的汉奸”。
我就想，我们的电视、小说里在写汉奸时，往往把他们处理得穿着纺绸裤袜、带着礼帽或者还带个黑眼镜，手里还拎个盒子枪，骑着个自行车，要说话的时候还要用枪把帽沿顶顶，长得尖嘴猴腮，这是我们眼里的汉奸形象。鬼子眼里的汉奸是非常“漂亮”，非常“纯朴”，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我问鬼子：“你收集我们八路军情报，还在炮楼里，你是地道的侵略”。鬼子说：“我不是侵略，我还教你们的小孩学文化呢。”我说：“学什么文化？”他说：“我发了石笔、石板，教他们写字。”我说：“写得什么字？”他说：“当然是日语。”我说：“你的侵略，比拿枪拿刺刀扎人更可恶”。就是这种思想的差距和碰撞。回国的时候，坂乔民一委托我一个任务，到河北蛟河县寻找孙国章。我说：“你找他干什么？”他说：“再叙过去的友情。”我说：“他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过清查，川岛芳子作为日本特务，是被国民党枪毙的。孙国章就算逃的过国民党的清查，也逃不过解放初的镇压反革命，就算逃的出镇反，也逃不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是汉奸的都成了汉奸了，‘文革’中阿庆嫂肯定进‘牛棚’。就你这孙国章还能活下来？如果到现在他还活着，那是一个奇迹，只有一个可能，他是地下共产党。”坂乔说：“你还是找找吧，找不着他找后代。”我说：“你找后代干什么？”他说：“赞助他到日本留学”。我回国后在报社工作，因为有这个便利，在河北无极县，有一个做老鼠药的这么一个人，我想无极县和蛟河县离着不远，而且这种替鬼子找汉奸的行为也不光彩，也就不敢惊动政府，就住在招待所里找老人打听，有谁知道有个叫孙国章的，当过保安队的分队长。有些老人说，好像有这么个人。抗日还没胜利的时候就不见踪影了。估计是外地人，蛟河县有九个保安队，他是分队，估计是其中的一个。人没有了。我问：“他有没有后代留在着？”他们说，也没有。问谁谁说不知道。后来我无意中说：“鬼子还要找他的后代留学呢。”这一说，晚上有好几个人找到我招待所，都说他们是孙国章的后代。我说：“你们说是后代，得拿出证据来。”但他们都没证据。有一个小伙子打出来一个图章，已经涂的看不见字的图章，说：“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我说：“你把图章印下来，我回去看看，要是孙国章，我再和你联系”。后来回去，就到碑林博物馆，找篆刻的人，说“你看看，这是个什么字？”因为模糊不清。那人分析半天说是孙宪章，不是孙国章。所以又断了。
像这种题材，在中日关系上，能挖掘的是非常多的。我丈夫在广岛女子大学教汉语，我每年在广岛要住很长时间。我的邻居，一对老姐妹，已经八十多了。两个老太太穿得非常讲究、非常漂亮、生活品位非常高。参加朗诵协会、歌唱协会，没事的时候在屋里一个弹琴一个唱。和服颜色的搭配，不只是自己和自己搭配，而且是两个人互相之间的搭配。我觉得我们服装学校搞色彩的应该好好跟人家老太太学学。刘恒写了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觉得人家老太太这才叫幸福生活，多滋润呀。还养了条大狗，丘田犬，就是像吉利拉雪橇那样的大狗，眉毛上还有两个小白点，看着很凶猛，非常通人性。这狗叫贺冒。这两个老太太说我不太修饰，就告诉我，什么样的衣服配什么样的裤子，头上还带上什么样的卡子。于是我照老太太的意思不断修饰自己。我爱人就说我，你怎么老和日本人往一块搅和？八月六日，就是原子弹投到广岛的那个日子，到了的时候，两个老太太早早的就出去了，拿着本让大家签名，反对核武器。她们从来不说自己受过原子弹的迫害。那个狗，也和老太太非常亲密。他们每次出去散步，人家都是把狗栓一根绳上，那俩老太太把狗栓两根绳，一人拽一根。成三角状，在河堤上走来走去。走到卖果汁的果汁机的时候，不走了，老太太就拿着崩儿往里扔，这个狗爱喝苹果汁，喝完苹果汁狗才往前走。多幸福呀。老太太还有医疗保险，有自己的生活津贴。我觉得，是一种无可挑剔的美好。可是，老太太的狗死了。我觉得，这相依为命的狗死了，我非常关注，我还去悼唁这个狗。拿一束鲜花到人家对门去，我看见两个老太太给狗穿起了丧服。把狗放到灵堂里，像人一样的摆了好多鲜花。告诉我一会儿殡仪馆的人就来了，把狗拉走。完全作为一个人来对待。老太太这种平静，这种生活趣味非常令人羡慕。老太太还有一个儿子，每到一定时间，就来看她。她儿子长得就像一个小白脸，后来到年底的时候，我发现老太太的儿子没来，就寄了一个贺年片。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家里面居丧的时候，不拜年。就寄了一个贺年片。我一看，这贺年片上写的，老太太的儿子不在了，死了，白血病。因为老太太怀儿子的时候曾经经受过原子弹核辐射，她可能没什么，可她的儿子得了白血病。我想，老太太的儿子死了，还是那么平静。她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影响。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因为经过了大起大落，经过了原子弹爆炸的洗礼。十四万人在一瞬间命丧黄泉，连尸首都找不到，变成灰了。六千度的高温，比炼钢炉还热，你还想找谁？什么都没有了。能够活下来，经受过这种考验的人，在今天，还有什么能把她打倒？还有什么能引起她的悲哀？对于生活的理解是一种大彻大悟的理解。这是一种从人性角度的关注。也是那场战争，老太太到今天还在反对核试验、核爆炸，在她内心深处的情节是一辈子的。是我们所应该受到感动的。这就是日本的题材。我们从这些事情中，从这些小说中应该读到了历史。产生了对历史的审视、思考，这才是小说所应给予读者的一种内涵。
最后我想多花点时间，讲一讲生态环境写作，老县城。今天好像工人出版社把这本书带来了。我还没见到这本书。这是我在陕西周至县蹲了四年，整整四年，写出来的，纪实的写地域的书。2000年的时候我要求到周至县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后来组织部就分我到周至县当副书记。实际上，我什么都不管，我就住在秦岭深山叫老县城村的这么一个地方。周至县，可能大家比较陌生。周至县是陕西关中的一个大县。在这里活跃过许多的历史人物，像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就在周至。周至有首阳山。还有，老子讲经在周至的楼观台，老子注五千言《道德经》，讲经在楼鹳台——说经台。所以刚才我给一些朋友送了几句话，“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这是老子的思想，是庄子的一句话。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和研讨什么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无穷之门，无极之野”，包括我从事的文学在内。
另外，还有白居易在我们周至的仙游寺写的《长恨歌》。为什么他在仙游寺写《长恨歌》呢？不到周至的人可能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杨贵妃被刺死在马嵬坡驿站。实际上背后还有故事呢。俞平伯先生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考证。我就不细说了。实际上，杨贵妃没死。《后唐书》上记载说，唐玄宗和六军沿褒斜道到了四川。杨贵妃怎么走的呢？没死的杨贵妃就从傥骆道，也是蜀道之一，到了陕西的汉中洋县，沿汉江南下到扬州，漂流到日本油谷町，在向津的一个小渔村上岸。前年，我在日本坐着大巴旅游，有一天忽然发现在山口县有一个标志，上边写着“杨贵妃故里”，我非常的惊奇。我马上就说：“我一定要到这看看杨贵妃的故里。”后来，就在网上把杨贵妃故里的资料全查出来了。那一天终于如愿以偿，叫着我的孩子，开着车一块到了有固定。那天正好是小渔村过秋祭，就是秋天的节。很多的家里面把自己做的东西拿出来在村公所门前交换买卖。他们做的都是什么呢？杨贵妃酱、杨贵妃寿司、杨贵妃的窑烧出来的瓶还有杨贵妃的酒，很多东西，和杨贵妃都有关系。后来我想，没想到杨贵妃隔洋过海的，在这里还这么有影响。日本人问我，你是从哪来的？他们正坐在那儿喝酒。我说，我是从西安来的。他们说，西安就是长安。我说，就是。他说，那你用西安话给我们说几句长安的话。后来，我就用陕西话给他们说了几句。他们根本就听不懂，但是，很感兴趣。因为什么？他们说，当年杨贵妃就是说的这样的话。根据他们说的，我找到了二遵院，找到了杨贵妃墓，一个石头的五层塔。当家的，就是住持，给我拿出了一个蓝布面油纸的墨笔写的庙里的纪事。其中有这么一条，说：天宝十五年七月，唐玄宗贵妃乘空舻舟在油谷町登陆。上岸不久后死去，里人相祭，葬于庙后。就是这么一点。我又往后翻。我想，杨贵妃怎么会跑着来呢？据说，有这么一个传说。唐玄宗把处死杨贵妃的事交给了高力士和陈玄礼，陈玄礼是六军代表。高力士早晨将杨贵妃从寝室中叫出，于庙堂前树下缢死。着六军代表验看。陈玄礼，也是唐玄宗的一个心腹，他是六军代表，验看以后，六军就走了。带着皇上，上了褒斜道了。这时候，陈玄礼看贵妃气息有所和缓，造空舻舟，置数月粮食于舟中，放舟于海内，任其漂流。什么叫空舻舟呢？就是，没有橹的舟，任其漂流，死生有命。你已经不是贵妃了，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杨贵妃，带着一群随从在海上漂流。
有一股海流从扬州到向津油谷町，这条海流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在油谷町附近，有一个途经浜博物馆，那里面挖掘出来三百多具两千多年前的人骨头。所有人骨的埋葬都是面向着大海，面向着中国的方向。这些人是中国大陆的移民，两千年前，就是我们的祖先。我想，这股海流承载了我们的移民的祖先，很难以说，它就没有承载杨贵妃。后来，我下了海滩，到杨贵妃登陆的海滩去看一看。下去后发现，那么干净的日本，海滩遍布垃圾。这些垃圾，引得很多妇女在这儿捡破烂。有中国海飞丝洗发膏的盒，中国的一次性塑料饭盒，中国农妇矿泉水的瓶子，中国女同志穿的扣判布鞋，中国的破烂夹克，还有渔民打鱼用的大球球。都是这股海流冲上岸来的，到今天还存在。所以这么说。当然这也是节外生枝的事。就是说杨贵妃从傥骆道至汉中地区，沿汉江南下，到扬州顺海到了向津的油谷町。杨贵妃和周至县还有这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这条傥骆道是长安进蜀的最近的一条道路，建得最早，荒废的也最早。其他的蜀道，大家都知道什么子午道、金牛道、褒斜道，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是沿着山谷，来回来去地走。今天的公路已经把它们重复了。但只有傥骆道还是完完全全的存在着，因为它是直上直下的，遇山盘山，遇水过河。因为太险了，也就没人走了。到今天，从西安飞往汉中的飞机其航线还沿着傥骆道飞。大家可想而知，这条傥骆道是多么的直、多么的节简。我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考察过这条古道。我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把它走完的。我是今年走一段，明年走一段，是这么走的，不是一下走的，因为我没那个能力。今年叫老乡把我从这个村带到那个村，后年，又从一个村带到另一个村。在走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老县城这么一个地方。
另外，周至县更值得一说的是，白居易到这来当过县尉。白居易24岁中进士，36岁到这里来当了县尉。在这里留下很多的诗歌。周至县的县衙门到现在还是县委县政府的大院。街道呈Ｔ字形，门口是朝南开的。我就住在最后一层院子，衙门的前面已经被现代化所遮盖了。后面是很老的房子，有廊杆，葡萄藤的青藤在廊干上穿来绕去。晚上大家都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住着。推开窗户向外一看，一股风吹来菊花的香味。我就想，白居易当年也在这里住过。他在这后院曾经写过一首诗。他移了几棵蔷薇花在廊干下，诗是这么说的“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疑冻春；少府无期春寂寞，花开将尔作夫人”。单身汉白居易对着花做出了这样的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种诗，在这个时候，你读着他，就别有一番韵味。那种无奈就全出来了。白居易后来找了周至县县衙门的姑娘当媳妇了。
周至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我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幅油画，谁见了谁都喜欢。画的是一片白桦林。画是谁画的呢？是周至的农民画的。后来有同事到我的办公室称赞这幅画的时候，我就自豪地对他们说，这是周至的农民画的。后来这位画家同志知道后，不高兴了，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叶广芩，你为什么见谁和谁说这幅画是农民画的？你是不是对农民有成见，认为农民就是愚昧的、落后的、没文化的？你认为农民能画出画，所以就了不起，如果知识分子画出来的，你会介绍说是知识分子画的么？”我说：“我是没有看不起农民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农民能画出这样的画来实在了不起。”他说：“你还是看不起农民。”实际上，我还是把人给得罪了。
有一次，我到一个村里，我听说这个村里有一个老汉写字写得非常好，我想看看老头的书法。我就去了，我看这个老汉正在那儿写呢，写什么呢？写诗呢。这个老汉年龄大了，眼睛不太好，看东西看不清了，近乎失明了，他给自己的眼睛写了一首诗，我给抄下来了。“天地欲提一盏灯，顿时世界半幽冥，道中熙攘齐于鬼，屏上蜿蜒如若重，先哲名山文不朽，朋友竣业我何成，如今岁月蹉跎了，早把等闲看此生”。我就称赞这个老头，说这诗我可写不了。古体诗是我最欠缺的。老头说，我写的还有人和呢。他把邻居给他和的给我看。我一看，和诗是这么说的，“云亦廓清再提灯，冰珠依旧放光明，甚遵医嘱消肝火，快畅胸襟听晓音，得取兰亭酬宿愿，即兴诗海走湖增，曹娥杯待刘君赐，岂许匆忙说此生。”你看人家俩老农民，谁说山区没人，谁说农村没人。两个农村老汉的一唱一和使我目瞪口呆。开始下来时，我还有点张狂，呆了这么一段时间后，我就不敢张嘴了。真是藏龙卧虎，乡民可畏，焉知来者为谁？这哪有我说话的份呀。
希望我们的作家多到下边去走走，去看看，那些文化绝不是我们从书本上能学来的。作家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总对现在的文坛状况，包括我们的影视，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家，他们的创作来自何方？来自某些宾馆，几个人的策划，在那侃电视剧。这样的戏谁看？所以，打开电视，你就来回来去换台，没有一个能让你看得下去。
我总说我的女儿，“你年轻，你现在的生活来源是文学作品。”比如说，在高中时，谈了个小男生。就是小孩间朦胧的早恋。小男生跟她吹了。她受不了，就爬到我家（交大）后面的青龙寺旁边的一个测量用的铁架子上，坐到顶上，让风吹着雨打着。我起来一看没人了，到处找她。有人看见后回来告诉我说，你女儿在铁塔上坐着呢。我们动员她下来，她就是不下来，让雨吹着。我叫了一个在地里种地的农民，跟他说，给你五块钱，你上去把我家孩子叫下来。农民说：“你给我五块钱让我上去，我才不上呢。”农民嫌少，他不上。后来我没办法，我给我爱人他们教研室主任打电话，让他帮忙给叫下来。那个教研室主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买了面包牛奶，用塑料袋提着往上爬，给她送干粮去。小伙子爬了几磴下来了，害怕。我一看人家谁都不上，只有她妈上吧。五十岁了，我爬那个铁塔。换了一双旅游鞋和一条牛仔裤，我就往上爬。我家老爷子九十多了，那个想法也很怪，扔给我一个照相机，说：“一会儿你一爬，她就跳下来了，她跳下来，你就给她的尸体照一张相，告诉她，这事咱没责任。”老爷子想的是责任。我就爬了。爬了几磴，小孩一看，她妈这么大岁数爬铁塔，她自己主动下来了。我问她：“你为什么要上那上面坐着去？”她不说话。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她失恋了，她要表现她的痛苦。在电视上，都是站在高山之巅在大风中高声呐喊着，或者在海滨上让海浪拍击着，表现痛苦。可我们西安没高山，也没有大海狼来拍击她，所以她就上铁塔上让雨淋着。她想象那个小男生一定看到了她的痛苦，会回心转意。但是我说，这都是瞎掰。小男生没准在家正吃热汤面呢，谁知道你在上面让风吹雨打呢。他并看不见，你只是心里在想，你是在表演，你是在作秀。她为什么会这样呢？看电视看多了。为什么这样电视会这么多？作家不负责任。所以，我说作家深入基层，深入到老县城这样的地方，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心灵的净化。我对别人说，我到周至县这么多年了，没有别的收获，我换了一副“狼心狗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用自然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世界，看我们的人类。
老县城是傥骆道中心被荒落的一个老城。这个城建于道光五年。现在大家都将旅游。我说不妨，有机会到我们的老县城旅游旅游，非常值得。道光五年建的这个县城，四四方方，有城墙，有城门，里面有县衙门、监狱、文庙、城隍庙、娘娘庙、马神庙，各式各样的庙，现在都倾废了，塌了。仅这个监狱就值得一提。四四方方的监狱，没有门窗，夹皮墙里面搁上沙子。犯人要想进出，拿杆钓。如果想逃跑，挖洞，挖一点，沙子流一点，挖一点，沙子流一点，是逃不出去的。这叫天狱。
老县城，小小的，一个原始森林中间的一个县城有这种设置。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两任县太爷先后被土匪绑架。杀害在县城附近的财神岭。为孙培经立的《清官碑》在城门外。后来下面的县太爷不敢来了，背着大印到处流窜。他怕土匪把他杀了。有一天走到山外边一个相对平的地方。他一看，这不错，就把这叫老县城吧。新城建立了，老城就荒废了。老百姓爱跟着官跑。官走了，咱也走，就都跟着走了。这个老县城就空在深山老林里。竹子也长起来了，树也长起来了，大熊猫也来了，金丝猴也来了。
到今天，老县城住了九户人家。九户人家到今天都没有电，点煤油灯。现在有单位资助他们用矿泉水发电。那地方的泉水非常丰富。老百姓发电发到九点就不再发了。到今天，那个地方任何手机、电话、公路都没有。我要进山得到厚畛子乡换吉普车，沿着农民自己修的小路随便拐，司机，谁走到那儿都骂，拐的不合规矩。这个地方，它的闭塞，它的荒凉，是我们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很难寻找到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有那么多土匪呢？一个是因为抽大烟，一个是因为赌博。山里的赌博，我看县志记载，量非常大，一赌就是一百两银子。到今天，老县城里还有一个“荣聚站”，就是当年赌场的遗址。完完整整的清代建筑，五间。前年我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我说，拉斯维加斯这么一个赌城，魔鬼之城，到处都在赌。街道的顶棚都是封闭的，有白云，不管白天黑夜，就是这种时光把你留住了，让你赌二十四小时你都不知道几点了。拉斯维加斯的经济那么发达、繁荣，有让人感觉脚踏不到实地。我想，在荒凉的戈壁滩上，美国靠赌建立起来了一个新兴的城市。而百年前，在我们的深山老林里却因为赌毁灭了一个城市，这究竟是什么关系？谁来解答这个问题？这不是我这个作家所能解决的，要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来解决。
还有，今天的闭塞，使老县城保持了一方净土，这是由老乡的贫穷换来的。有的老板到这以后非常喜欢这块地方。西安有一个老板，弄了六只蓝狐，用铁笼子装着，拉到老县城，跟他们的村长说，这个狐狸的皮毛是十分珍贵的。你们的老县城动物非常多，适合动物生长，你就养。我给你拉来蓝狐，给你几箱子火鸡，再给你六千块钱。看看，如果能适合，就让它们大量繁殖，还能让你们致富。老板走后，农民就养狐狸。狐狸是要吃鸡的。给了那么多火鸡让它吃，鸡吃完了，还有六千块钱。等过了一段时间，老板来看他的六个狐狸，这六个狐狸都成了黄狗了。为什么呢？鸡被老乡吃了。老乡想，狐狸不是活着就行么，不吃鸡它也能活着，就把鸡吃了。把钱花了。狐狸吃的是什么呢？是包谷糊糊。把老板气得没办法。他们就是这种思维，你让他跟得上现在是不那么容易的。
他们乡政府的乡长跟我说，叶广芩你书里写，外边作报告，千万别把老县城说成愚昧落后的，我们不落后。你看我们的老乡都是张口后现代，闭口是什么画派。我说：“是因为你这儿落后，所以来了很多画家来这里写生。很多摄影家，来这里摄影。那些画家、摄影家都是满嘴的后现代。”这新名词一个比一个新，老乡就跟着学了些新名词。所以，是不闭塞。县城里，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还是耕地、养牛。
那儿有个大熊猫保护站，我住在保护站里。和同志们上山寻山的时候要穿迷彩服。那地方羚牛特别多。由于羚牛太没有天敌了，所以发展得很快。我想，应该向政府申请枪毙一批了。它们动不动就伤人。老县城一共九户人家。已经顶死了两个，顶伤一个了。有的还在院里扎猪草呢，羚牛溜溜达达就过来了。那媳妇跟男人说，你看羚牛来了。男人说，甭理它，咱又不理它。但是你不招它它招你。这羚牛就进了院了。冲着人就过来了。两个人就往厨房跑。女人先跑，男人后跑。后面的男人就把门关上，把牛关在了外面。但牛脾气非常大，一下把门顶倒了。把男人压在了门板下。羚牛看见媳妇以后就非要把她顶死不可，媳妇就躲，羚牛就顶，媳妇躲到了墙角，一侧身，羚牛就整个把她挑了。就是这么一个生存状况。
有一个小男孩，叫旺旺，三岁了，脸脏的一道一道的，小脑袋像土豆似的，这瘪一块，那瘪一块，穿姐姐的裙子穿还穿反了，口朝前开，带朝前系。我说，“旺旺，你怎么穿你姐姐的裙子呀？”他还不好意思了，把裙子一撩，把脸盖上了，光屁股。我说：“旺旺，没穿裤子”。他就不好意思地往绵厂的大碌碡上一爬，脸也不让你看，屁股也不让你看。越爬越低，后来滚下去了，就哇哇大哭。我把人家孩子招哭了，就把孩子提搂着送他们家去。我到他们家一看，旺旺的太爷爷，在房檐地下看书呢。老爷子86岁，看书是什么姿势呢？就是关云长读《春秋》的姿势。老头子不戴眼镜，挂在脖子上。我说：老先生看的是什么书呀。一年级课本，带拼音的，很大字。“老山羊收白菜，小白兔、小灰兔来帮忙”。这么一种生存状况。我说，这多美呀。你在咱们的城市能找到这样的环境么？找不到。我在村街上走，一帮孩子在后边喊。陕西话叫“叶书记、叶书记”。你一转头，他们都藏起来了，你一继续走，他们又接着喊。我想，我在那儿住着，至少让孩子知道了作家，什么是作家。让他们知道了，还有作家这么一个职业，他们知道了圆珠笔，不用灌水的圆珠笔，知道了巧克力，巧克力的味道，山里的孩子是根本不知道的。他们知道糖，但这种巧克力，又苦又甜，又有点药味，他不是中国的味道，是外国的味道。他们了解到了这些。
在我的书《老县城》里，提到了一个所罗门，所罗门是中世纪一个国王的名字。传说他有一个指环，就是一个戒指，谁带上这枚戒指谁就能听懂野兽的说话。所罗门王戴上这枚戒指后，听到了许多野兽的语言。听到了鸟的语言，听到鸟说，他的哪个妃子对他不忠，另外有相好。所罗门王非常生气，就把这枚指环扔了。嫌它太扰乱他的心。我就想，所罗门王靠指环才能听懂鸟兽的语言。确实有点不怎么样。大自然万物存焉，活泼泼的生物，完全无需你借助于有魔法的指环达到和他们交流的目的。实际上，自然中，再小再不起眼的生命也有它的喜怒哀乐。彼此也能传递他们的信号、它们的感情，完全能理解，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
在周至县，有大熊猫保护区。因为在老县城大熊猫是时常可见的。大熊猫有的时候，晃晃悠悠就进城了，跑到老乡的猪圈里吃猪食去了。我在老县城南边一点的佛坪自然保护区。刚开始的时候，给大熊猫带圈，最早的圈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是金属的，是皮带的。这个皮皮带要编号，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很原始，就是拿红漆在皮带上写上多少多少号。过一段时间，这个号就磨没了，要给它们重新写号。就根据无线电追踪，找到大熊猫。然后我们保护站的同志就提着油漆桶，给大熊猫写号。皮带戴时间长了，熊猫身上的油就抹在上面，漆就写不上了。然后我们就描呀描呀，描半天也写不上。熊猫急呀，你还没描上，然后就自己拿起桶来往自己脑袋上一叩。其实熊猫很聪明，它现在完全懂得你对我没有任何伤害。它知道自己是宝贝，你杀了我，你要被枪毙。所以，动物是很聪明的。有时，我常想，熊猫的性情像谁呀？有时我觉得，熊猫的性情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情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相近。老子在楼鹳台写“上善若水”是不是也受了熊猫的启发。熊猫是近视眼，高度的近视眼。不愿意活动，往那儿一靠，用胳膊一搂竹子，像吃芹菜一样，吃完了，用另一只胳膊再一搂，吃完了，再一搂。然后，摸不着了，再站起来走两步，再吃。他看不到远处。我和一个熊猫面对面的，我用摄像机摄它，我就看不见它的眼睛，因为那是俩黑圈。我就想看看它在干什么，因为我看它，它也在看我，我就把它的眼睛调过来，我一看，它睡着了。它能在你的视线下、你的摄像机下睡着了，你想想，它还能把什么放在眼里。它把什么也不放在眼里。这种高度的近视，这种性情，“上善若水”，你环境变成什么样，我就变成什么样，好死不如赖活着。
山林里有豺狗，豺狗吃动物怎么吃呢？掏肛门。他掏老虎的肛门，一掏老虎疼得大叫起来，冲着往前跑，让它自己把自己的肠子拉出来。豺按着它的肠子不动，老虎自己把肠子拉出来，然后大叫一声，死在地上。这是一种多壮烈的死亡呀。熊猫就不。他一看豺狗来了，先找一个石头靠在那，把自己的肛门先保护住。你吃吧，你把我吃成只剩一副骨头架子，我也要把我肚子里的东西保护住。是这种状态。这和中国人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多么得相像。它本来和剑齿虎那些动物是一个时代的。那些动物随着地球的变化都消亡了，但熊猫是，没有动物吃了，他吃草。挣不过那些吃草的，他吃竹子。竹子没人吃，所以它吃竹子。所以，和它同时代地剑齿虎、恐龙，都成了骨头一个个穿起来了，熊猫还活着。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和熊猫太相像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惰性和劣根性不是和熊猫一样么？
我们那儿不光有大熊猫还有金丝猴。猴年的时候，我们那的乡长姓侯，他逮猴，犯了猴案了。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故事，“猴年侯乡长逮猴犯了猴案”，判了刑。金丝猴是非常有思想的，他是和人非常接近的动物。我们大熊猫保护区有一位叫雍严格的大熊猫专家，是当地的。他父亲原来是个老猎手，打金丝猴。在五十年代，在各个乡，是要集中起来打猴的。打猴干什么呢？要做皮衣裳。我们那有个老会计，有金丝猴皮衣。我问过他：“我说你穿么？”他说：“我从来也不穿。”我说：“为什么？”他说：“金丝猴皮的衣服不一样，所有羊皮的衣服有绒毛，是保暖的。而金丝猴不一样，他和人特相像，它的毛非常的长，和人的头发一样，金发。你把它做成皮大衣以后，你用手摸一摸他的面，没有绒，就像人的头皮，你穿这个就像穿头皮。”我说：“你应该把这个在报纸上写一写，看看那些想穿金丝猴大衣的人，还想不想穿人头皮”。
在打金丝猴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那叫“围山”。一边围山，一边砍树，最后把金丝猴围在一个小的环境里，人上去，人猴大战。因为他要的是猴皮，所以，把猴往死里打。其中，雍严格同志说，他父亲在一次围猴的过程中，看到一只大母猴抱着一只小猴突围出来了。这个母猴突围的时候，背着一个别家的猴，还抱着一个自己的小猴。跑到一棵枯树上，无处可逃了。雍严格的爸爸拿着枪，和一个老猎人，他们两个人，对着猴就瞄准。要开枪的时候，母猴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这个猴要干什么呢？他要给他的两个小猴喂奶。猎人想，他要喂奶，等一会吧。那个小猴可能也不太饿，吃了一会就不吃了。那个母猴就把树上的枯树叶摘下来，把自己的奶水挤下来，挤到枯树叶上，然后把枯树叶放到小猴能够到的地方，放了很多树叶。最后，母猴面向这两个猎人把自己的脸一捂，“你开枪吧”。这两个猎人再也举不起枪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动物，而是一个母亲。从此老猎人再也不狩猎了。这就是我们山里发生的故事。
山里人和动物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比如说，一个农民在山里面摇栗子。山里的栗子树非常多。看见树上有一个穿黑棉袄的，说“行，你在上面摇，我在下面捡，咱俩一家一半。”那人就在上面使劲的摇，农民就在下面捡。后来，农民就喊“别摇了，太多了，咱们背不了了。”这一喊，上面扑通掉下来了，是一个大黑狗熊。这个熊一看是个人，撒腿就跑，跑树坑里，没影了。这个人一看狗熊跑了，自己背着栗子回来了，在地上留了一半，给狗熊。到现在，山里人还有这样一个习惯。山里的柿子树、枣树、果树从来都不摘完。要留。留给谁？留给鸟吃、留给动物吃。我说，这种关系保持到今天是多么的难得呀！动物和人一样，是有灵性的，有自己的尊严。我们对于这些，应该给与理解和尊重。
在秦岭山地，我写过一篇小说，叫《老虎大福》，最后一只华南虎，被打死了。这是我们到今天应该反省的事情。这个事情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完好的小说。在周至的东南部六四年的时候，发现一只老虎。老虎为什么来这儿呢？因为林区不断的砍伐，老虎已经没地方去了。所以，就来到这儿了。到这儿后，最先发现的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去上学。山里的孩子上学起得很早。他们住得很分散，在各个村，这几户、那几户。早晨上学的时候，这些孩子串起来，一起到学校去。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走得稍微早了一点，他妈在火塘里给他煨的土豆，还带着一个狗，上学去。走到半道，他想吃它的土豆，热乎乎的，他就坐在那儿吃。他的狗就跑到前面去了。一会它的狗就跑回来了，吓得就往他怀里钻，还直哆嗦。孩子以为狗要吃他的土豆，就把狗往外推，怎么也推不出去。后来，他就觉得不太对，这狗怎么变成这样了？他就抬头看，一抬头，看见树后蹲着一只大老虎。老虎正在看着他，非常非常近，小孩吓坏了，拉了一裤子。也不会说话了，也不会喊了，也不会哭了，也不知道怎么好了。这时候，他的那些同学从别的地方过来了。看见了他，说，你怎么在这儿呢？这个孩子说，有大家伙。山里人把老虎叫“大家伙”。山里人的名字起得都很怪。生的长子都从老二开始排，老大让给山里的东西。比如生的第一个孩子叫二虎，大虎就是真大老虎；叫二树，那大树就是真大树。这是一种对山林的崇拜，对自然的崇拜。这个孩子一说有大家伙，那些小孩就说，哪有大家伙呀？树后面什么也没有，就说他看花眼了。老师也不相信，小孩的爸爸也不相信。就这个小孩总是说他看见大家伙了。后来，这个老虎真的在破碾子这儿吃了一个人。这人是过去逃难到周至的灾民。没有人找。老虎的脚印，人的被撕破的衣服，人的血迹和搏斗的痕迹在山林里。就是说，真有老虎了。有一个村长在村里开会开到半夜，凌晨，点着火把回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家没有烟冒出来，门还关着，跑到后院一看，满地的老虎脚印，大肥猪也没有了。他赶紧到乡里报告，说老虎到他们家里了。这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带了两把步枪一把手枪，带了几个猎人，就沿着脚印追下去了。终于发现吃饱了的老虎正在石头后卧着睡觉呢。公安局的同志就说：“咱们猎人和民兵都是神枪手，两个步枪先开火。你们都是神枪手，一定要把老虎打准，打脑袋，别打身子上。打在身子上可了不得。把它惊起后，咱们再手枪猎枪一起打。”神枪手说“行”，公安局的人说“一备齐，打”。一个步枪打出去了，一个步枪卡了壳。打出去的是很准的。但他们没想到，老虎睡觉像猫一样。爪子捂在头上，所以，一枪打在爪子上了。老虎就蹦起来了，用尾巴一扫，把周围的灌木扫倒了一片。老虎的吼声震动山河，简直太大了。几个人就吓呆了。老虎起来就发现他们了，冲着他们就过来了。公安局的人就喊“快开枪”，于是，乱抢齐发，就把老虎打死了。老虎顺着坡就滑到底下去了，把灌木都压了一个胡同。老虎的势是非常大的。老虎死了之后，上面的猎人在那里愣愣的坐了一个小时，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半天没有人知道老虎死了没有。没有人敢下去看，让谁谁不去。后来，往下扔石头，扔完石头扔木头。没有动静，后来，问谁下？可谁也不敢下。商量了半天说，让狗下。就把队长家的狗，两个人抄着他的腿，“一、二、三”一扔，给扔下去了。狗也是有思想的，想“你们都不下，让我下。”所以，狗下去之后，腿一着地，就从下面翻上来了。上来后，都没正眼瞧一下这几个人就直接回家了。狗不干了。这几个人说，那咱们下去吧，下去一看，没声，老虎果然被打死了。他们把老虎抬上来，抬到队长家，挂到房梁上，吊着。身子一共两米长，加上尾巴，大概有三米多。当时就开膛破肚。老虎皮现在在陕西动物研究所，做成了标本。老虎骨头，一斤四十七块钱，卖了两千多块钱。老虎肉被老乡分了。老虎的内脏一挖出来，虎胆先掉出来了。队长说，“这个虎胆我要，英雄虎胆，这是个好东西。”就放在石头旁边了。肉都给大家分了。油就被公社拿走了。村干部有时候晚上值班开会的煮点挂面吃，挖一勺老虎油，放在挂面里。我问过吃过老虎油的人“什么味呀？”他说“无色无香”。我想不出来无色无香的油是什么油。他说：“热力非常大，一边吃得一边脱棉袄”。再说这虎胆。队长回来发现虎胆不见了，到处也找不到。最后发现狗嘴上是绿的，才知道被狗吃了。大家知道，动物的胆是苦的，虎胆当然更苦了。要有多大的毅力才能吃这个虎胆呢？但是狗吃。狗为什么吃呢？“你不是说这是好东西么？好东西我就让你得不到。”所以给吃了。从此以后，他家的狗和这个人一直到死都是离心离肺的。这就是一部小说。事实我没有做任何更改。我想我说出来，大家就知道小说的内容是怎么回事了。
像周至这个地方，历史积淀丰厚。在汉代、秦代的时候，是皇家的御苑——上林苑，是汉朝皇帝打猎的地方。司马相如写过一篇《上林赋》，杨雄写过《长杨赋》。长杨宫、上林苑都在周至。那地方有一个射熊馆。当年汉武帝狩猎的地方。当时有一首诗“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这是个打猎的地方。当时打完猎以后，就把猎物关在一个大圈里，叫匈奴和老虎、狗熊搏斗。就像罗马的斗兽场。咱们汉武帝已经干这事了。当时的场面是，千人唱，万人和，山林为之震动，山川为之荡波。这么个场面。汉武帝一日搏熊三十只，这个有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清朝的皇帝有记载，一日射虎多少多少只。他是射虎，还有距离呢。汉武帝是搏熊，一天三十只。所以这个地区狩猎的风气是很有传统的。
在这个射熊馆有过这样一个事情。一个渔民，他家旁边有一条渭河。汉武帝就是死在这个地方的。叫五祚宫，在这儿托孤。把小皇帝托付给霍光。他的陵墓从这儿运过河。埋在陕西的茂陵。有一个农民，这是前几年的事了，在渭河里看见了一条大黑鱼。渭河的水季节性很强，水来时很大，水去后，就干了。黑鱼在这搁浅了。陕西人农民是不吃鱼的。这个农民看见后，就要获取他。不吃也要。于是下到河里，用锄头把鱼脑袋敲碎，拿裤腰带把鱼鳃一穿，到集市上，卖了二十多块钱。那时特别大一条大黑鱼。这个渔民在敲碎鱼的时候，他看见在主流里还有一条大鱼，更大。但当时，主流这个鱼没走，大概是一对。那个黑鱼眼看着他把这条黑鱼敲碎拿走了。这个农民看见还有一条，想今天我卖了二十多块钱，明天我再把那条逮了。第二天一看，那一条也搁浅在那儿了。他就过去，把那一条也敲碎。今天是有备而来，所以拿了条麻绳，一头穿在鳃上一头拴在腰上。他是要过主流的，所以把鱼拉过主流。农民的水性非常好。他打鱼的时候，岸上很多人看着他，他从那边把鱼往这一边岸上拉。鱼和其他脊椎动物有一个特性，就是脑袋碎了，自然存在的本能还在。大家都知道，你把蛇脑袋砍下来，他的身子还会动，而且，说不定，断了身子的脑袋还会咬你一口。这是脊椎动物的特性。鱼一到水里，复苏了，活了。这么大的大鱼，他有劲呀。他把农民往水里拽，农民水性好，就往起游。游上来，鱼就把它拽下去，又上来，鱼又把它拽下去。岸上的人就这么看着他，想反正他水性好，没关系。但就这么挣来挣去。就把他带下去了。等第二天，人们发现他，捞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鱼还活着。那为什么他不解开绳子呢？麻绳。麻绳在水里一泡，是解不开的。所以就为了一条鱼断送了性命。你说是鱼复仇么？这冥冥之中我们是很难想清楚的。后来老乡把他捞上来，把鱼也捞上来，用鱼作了一大锅鱼汤。因为出殡送人的时候是要吃饭的，全村人把鱼吃了，把人埋了。
秦岭是鲜活的，是广袤的。对于狗熊、狐狸、大熊猫，对于这里一切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问一句，它们吃什么？熊猫吃竹子，花豹吃肉等等。但有一个问题，对人就不能问这样的傻话。问人吃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你只能这样问，人不吃什么？人吃的东西太广泛了。尤其像我们闹非典。果子狸呀、穿山甲呀、老鼠呀，包括婴儿的胎盘，喝自己的尿，使劲的吃。你说他不吃什么？他什么都吃。所以我说各种疾病也是自然对人的一种报复。不管遇到什么，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吃。我曾经遇到山里的游客，见到东西首先问我，这能不能吃？好像不管什么东西都要往嘴里放。有一次，一个人捡了一个豪猪的刺，也问我能不能吃？我说：“你要泡软了，可能也能吃。”
我说了这么多山里的情况，还有我在山里的体会。最后，我想说说结论。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我写的《老县城》这本书里的内容。这是一本纪实的书，包括那些历史的遗传和自然生态，以及我的思考和大量拍摄的照片。大概三百幅照片，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个人来说，至少是一个人生历程的总结，是很难得的一个记录。这本书尚未正式发行，我希望发行以后，大家能喜欢。至少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环境之外的另外一片净土。人是自然之子，但是切记，人绝对不能做自然之父。毛主席有一句话，我至今想起来都挺可怕的。他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我们不管与天与地还是与人斗都不起乐无穷。“人定胜天”这句话，我说，人永远胜不了天。老天爷在地上画了一道沟。这道沟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和意义，你把它改变了，你就要倒霉。这次大家都知道，佛坪县那么大的山洪把他们的乡长都冲了，淹死了。当时保护区的人跟我形容说，当时在河滩上盖的大楼，他们是眼看着它缓缓的，和“泰塔尼克号”一样一头倾斜着倒塌在水里。第二天水退了一看，什么都没了，连一块砖头都没留下。我说这是自然报复。你们对自然太不恭敬了。上边就乱砍乱伐，下边就在河滩上，在河道里盖楼房。你不是等着挨冲呢么？“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浮躁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饮一口山里的清泉。我们的矿泉水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都是假货充斥。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是和谐，是质朴，是自然，是天真。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是敬畏，是知道感恩。敬畏山川天地，敬畏我们的祖先，敬畏我们的父母，要敬畏我们的后代。有人说，为什么后代还要敬畏？我说，后代最应该敬畏了，你今天作的事，要经得起后代的检验。
我在九七年在故宫博物院写《全家福》这个古建电视连续剧。认识了很多搞古建的老工人。他们说，我们建筑工人是最能和祖先和后代对话的。其他的行业都不行。他说，比如说，太和殿盖起来了，那一代工匠走了，今天轮到我们。我们来维修，来处理一些宫殿遇到的问题。我们把瓦揭起来的时候，看见瓦下有席篱被，为了隔热用的。看到席篱被，看到压在太和殿下的十二传金钱，黄金筑的，作为镇殿用的东西。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看到这十二传金钱，我们没有一个人想把它藏起来，其实要想把它装兜里，那是太容易的事了。但是，我们得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对得起我们的后代。盖这个宫殿的人，就好像回家歇班了，现在该我上班了。以后我歇班了，我的后代会继续干这个。他会从这个宫殿中读到我的心血，我的意志。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虽然不像建筑工人那么直接，但是，我们对后代也是应该敬畏的。山里人保持了这点朴实。每家每户的堂屋，一进去就看到一个堂板，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他把天地，把皇帝，把亲人，把老师供奉在这里。今天依然如此。这种情况说明，山林里保持了这种风俗。
我们感谢大自然对我们的饲育，感谢父母养育我们的艰难。对于自然的感激应该像孩子追随母亲一样。时间是悠长的，人生是短暂的，宇宙是广袤的，我们个人是很渺小的。心灵净化是环境净化，最基础的基础。这是我在周至四年的思考。把他们写出来。我想用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话作结尾，我想是再好不过的，他说：“我们艺术所要争取的最后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压抑后发出的内心深处的深深的一声叹息，而引起我们的深深的思考。”谢谢大家。
傅光明：叶老师讲的京城四合院，随着北京都市的现代化建设，老四合院也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四合院背后的故事，有的就荡然无存了。如果我们想在四合院的背后寻找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古韵的话，有些可能就得到叶老师写四合院的长篇小说中去找。叶老师刚才讲到了秦岭深山，讲到了周至。我想我们可能对那个佛坪自然保护区，对周至，有了几分向往，甚至想有机会去。去的时候您找谁呢？就找叶广芩，怎么找她呢？到了周至，您就和老乡打听叶广芩在哪儿住？老乡就会告诉你，叶广芩，就是那个穿着旗袍，吃着烤白薯，整天坐着三轮满城转悠的那位作家兼县委副书记，他们就会带着你去。不过，去多了，大家都想见见大熊猫，可能叶老师就忙不过来了。
问：叶老师你好，你的演讲非常精彩，使我们感受到了周至县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把老舍的《茶馆》这个短篇话剧改成长篇电视剧，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讲？
答：老舍的《茶馆》是座山，我没有自信能翻过这座山。我知道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许多朋友反对我干这个，他的话剧语言，话剧结构，太精彩了，在改编的过程中，几乎他的每一个台词，我都可以利用到，没一句废话。这样精粹的一个作品，场场爆满，几十年一直有旺盛的生命力，自然有它的艺术品位在其中。“人艺”的演出也是非常精美的。但我为什么接这个活儿？他只能限于在北京地区，在话剧剧场里，作为一个剧种存在着。像在我们外地，很少能有人亲自到北京坐在剧场里看“人艺”这些艺术家的演出。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遗憾。如果“人艺”能到各地巡回演出，那真是太好了。但是这种可能不是我的意愿所能达到的。如果作为电视剧，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东西。不管是不是深山老林，只要有电视就能接收到。作为一种文化的普及，我觉得这种工作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把它接下来了。我接的时候是很谨慎的。我不希望把老舍的作品改的不伦不类，改的面目全非。为了迎合市场和有些人的口味，弄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是我不希望的。所以我花了太大的经历，我把《老舍全集》细细通读。做笔记，包括老舍先生的文学评论和快板，我都读了。我丈夫在日本，他是研究老舍的，这一点是得天独厚的。在这些工作都做得我觉得还可以使我坐下来接触话剧本身的时候，舒乙先生也鼓励了我。我的年龄和经历都比较适合。还有，老舍话剧里提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两个逃兵娶一个媳妇，在老舍的小说里都有。确实我也找到了。老舍作品中的一些细节，甚至语言，我都搬到了电视剧上。我力求把《茶馆》改编的，从《茶馆》里挪到社会上时，把一写明台词后面的故事都演绎出来。不要走样。比如说太监娶媳妇。太监怎么娶媳妇呀？话剧里没有交代。把它用电视剧表现出来就是非常好看的。两个逃兵娶一个媳妇，背后的戏是怎么回事？也要展现出来。松二爷这个八旗子弟最后在街头冻饿而死，是常四爷化缘化来的棺材把老头埋了的，他为什么冻饿而死，怎么冻饿而死的？他的家庭情况怎么样？这都要展现出来。这种展现，一方面有赖于老舍的原著，一方面要发挥我的想象和积存。尽量不胡说八道，谨慎再谨慎。
问：我请教一个创作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您前半生的坎坷和磨难成就了您？你认为除了这些经历外，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还有什么可向我们传授的？
答：一个作家除了经历外还要有两点能力，一个是艺术感受力，一个是艺术表达力。不是谁都有艺术感受力的。这和文化水平和学历没有关系。研究生、博士生导师，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家；山里面的老太太，剪纸剪得出神入化，她没上过学，但她具备了这种感受力。我丈夫是个博导，他的艺术感受力，我实在不敢恭维。我送他去日本，坐火车从西安往北京走。火车上放《梁祝》，其中有《十八相送》这一段，我跟他说，此情此景，梁山伯送祝英台，现在是我送你，多优美呀。他说是挺美的。但我知道，他根本没听懂。车都过了涿州了，他还问呢，到哪儿了？我说算了，北京都快到了。所以，艺术感受力不是什么人都有。有些人听音乐能听出生命的感悟，体会到一些感情上的东西。有些人听了就是空响一片，这是因人而异的，跟知识水平没关系。再说艺术表达力。有些人，感受也感受到了，但一肚子蝴蝶飞不出来。这可以经过后天训练，可能会有些提高。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个作家，真正的作家，最后拼的，不是写作技巧，不是感受力，不是他的表达，不是小说的结构多么完美，而是人格，对社会的理解和精神境界。
傅光明：我又有两句话想说了。现在我们有些作家写得文字让人家实在是不太爱看，不太爱读。先不论他写了什么，就单说他的人格魅力的匮乏和精神境界的卑微，甚至是低贱，就让我们“敬而远之”。我们常说作家肩负着一种使命感，也有人说是灵魂的工程师，但像这样的作家能拯救什么人的灵魂呢？他自己的灵魂又何在？他们每天生产文学垃圾，现在浮躁的文化氛围又给这些垃圾生存的空间和舞台。现在有很多的电视节目，就像叶老师说的，是几个人攒出来的，我想大家也可能像我一样，每天坐在电视前不住的换台，觉得没有可值得看得。所以，电视少看，多来文学馆听讲座。前年，崔永元在这里讲了一场电视的庸俗化，他讲得非常好。他深知电视制作的庸俗化的倾向。我想叶老师的《茶馆》是好的，我们拭目以待。
问：请谈谈，回到北京的感想。
答：非常复杂。我当初离开北京是凄凄惨惨，好像被北京抛了出去，所以我现在一直有点自卑，我一听到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在北京，我就想，外地人都能在北京站住脚，我这个北京人怎么就回不了北京。我想，等我死后再回来吧。
傅光明：叶老师给我们留下了很沉重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对北京的看法。北京的历史和文化古韵，他的品质、格调都保留得怎么样呢？许多北京的四合院和古建筑都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变成了瓦砾。希望这样的日子以后不要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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