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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段启明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大家知道，《水浒传》中的英雄形象，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读者们可能很少去分析逼上梁山的人物形象，他们上梁山的前因后果，以及类型是不尽相同的。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段启明先生，专门为我们评析《水浒传》中被逼上梁山的人物形象，大家欢迎。
段启明：朋友们，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来一起讨论讨论《水浒传》的问题，我非常高兴。《水浒传》它有很多的热门话题，比如说《水浒传》替天行道是怎么回事儿，招安是怎么回事儿，特别是逼上梁山又是怎么回事儿。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逼上梁山这个问题。
《水浒传》这部书它的遭遇、它的命运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它被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是了不起的伟大作品，有的时候又说它是诲盗之作，明清两代哪一个帝王都要下令来禁毁《水浒传》；而到了五四以后，又把它说成是反映农民起义伟大史诗，不得了；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年龄大一点儿的朋友都记得，那时《水浒传》又糟了，变成了一个反面教材，宋江是投降派，全民都在批判《水浒传》。一本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遭到这样不同的待遇，这恐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那么在现在呢，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宽松的学术气氛当中，大家可以实事求是地对《水浒传》做一研究了，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时期。《水浒传》这部书，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确实是中国古代小说当中一部非常伟大的英雄传奇。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分类来讲，比如说有历史演义，有英雄传奇，有神魔小说，有世情小说等等，可以分成若干类。《水浒传》应该属于英雄传奇这一类。英雄传奇这一类，过去跟历史演义划分不是很明确的，因为一般来说，它还是写一个历史故事，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事情。但是它有一个不同，历史演义比较尊重史料，比较尊重历史的记载，有虚构，有夸张，但它还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像《三国演义》那样的作品是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这样的。我们说英雄传奇这一类小说呢，历史上有过那样的一点事情，正史上有过那样的记载，但是主要的内容是虚构的。这个虚构包括民间传说，包括后来作家的创作。《水浒传》就是这一类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宋江起义历史上确实是有的，《宋史》的记载，有关史料，都说明在北宋末年确实发生过宋江领导的起义。至于说凑成了一百零八将等等这样的事情，这主要是民间传说虚构而成。所以就把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这一类作品称作英雄传奇，包括后来的《杨家将》啊，包括岳飞的很多作品，这里面历史上确实有这个事情，但是更主要的是夸张，更主要的是虚构，《水浒传》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水浒传》所写的，比如它写的这一百零八将，要说写的是个什么故事，从表面上看，写的就是强盗的故事，这一百零八将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就是强人、绿林好汉，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更具体地讲，《水浒传》的故事是发生在北宋末年这样一个时期，因此《水浒传》所写的这个故事，这一百零八将的行为，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说《水浒传》是农民起义也好，流民暴动也好，有的说是市民反抗也好，不管怎么说，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个人民大众反抗朝廷的这样一个故事。
反抗封建社会、封建统治，究竟应该怎么看呢？这就涉及到逼上梁山的问题了。我想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封建社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是完全正常的，它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而且封建社会也确实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封建文化、封建文明，这都是了不起的。但是封建社会它确实又有很多的制度，很多朝廷统治的措施是违反人性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在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极其黑暗，极其腐败。这并不矛盾，一方面作为整个封建社会来讲，它是创造了灿烂文化，但同时它也有很多的、包括一系列的上层建筑，它有很多违反人性的不合理的东西。因此呢，人民，你是农民也好，你是市民也好，对于这一些不合理的东西，表示抗争、表示反抗，这是应该歌颂的，应该赞美的。这些年来，史学界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在很多研究当中也很强调农民起义的破坏作用，这个也是事实。农民起义也好，流民起义也好，市民暴动也好，它在反抗封建社会那些不合理的规定，不合理的制度方面，是值得赞美的；但同时它也有些破坏，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文明，破坏了文化，这也有，这是另一个问题。因此我们看《水浒传》它描写这样一批人起来反抗朝廷，即北宋末年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那种黑暗，那种混乱，那种朝廷的无能，《水浒传》英雄的故事就应该值得赞美，更何况，《水浒传》里所写的英雄人物，确实跟一般的所谓的草寇，一般的强盗是有所区别的。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水浒传》的一篇序文，这个作者叫汪道昆，属名天都外臣，他就讲，水浒英雄虽然写得也是绿林好汉，但是他们“虽掠金帛，而不虏子女”，就是他们光把一些不义之财抢来，并不去坑害人，“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他们光是取贪官污吏的那些不义之财，而不去戕害善良的人，所以说他们“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天都外臣这个话我觉得讲得挺好，就是他们虽然也在抢，也在夺，但是他们主要是抢那些不义之财，所以他跟我们一般的所说的强盗是有区别的。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水浒传》一百零八将我们说是英雄人物，称这部书是一部英雄传奇，这一点是站得住脚的。不管你怎么样来评价历史上农民起义问题，不管你怎么样来评价《水浒传》里所写的残忍的、野蛮的那一面，但是从总体来看，这是一部歌颂英雄、歌颂反抗的这样一部伟大作品，这是应该确定的。这一百零八将，他们都是在自己不同的人生道路上，走到了水泊梁山的。所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逼上梁山”这些问题，就是通过这些人物，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得到了充分表现。
《水浒传》所写的逼上梁山，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这里的梁山，它有一种宽泛的指向，它不仅仅指一个水泊梁山，可以说是一种泛称，是指的反抗者聚会的地方。《水浒传》一开始在写一百零八将以前写的一个人物，是谁呀？是高俅。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时候就讲，他说为什么写一百零八将之前先写高俅呢？他说这个意思即指“乱自上作”。社会的混乱是由上面开始的，乱来自上边，就是朝廷了。正是因为有高俅这样的人，所以才引起下面的这种反抗。所谓乱，金圣叹看出来了，是这样一个意思。既然是“乱自上作”，那这一些人就不得不摆脱社会的主流生活上山落草。他们是被逼无奈呀，被逼迫，不得不这样，有很多很多的人就起来反抗朝廷，到山寨去聚义，聚到一起。所以这个“乱自上作”的前提非常重要。
我们看《水浒传》里除了写梁山泊以外，其实它还写了很多其他的地方，二龙山，桃花山，青风山，白虎山，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逼上梁山，其实也包括那些逼上二龙山，逼上桃花山，逼上青风山，也包括这些。总之就是一个在乱自上作的前提下，大家没有办法，只有到山寨去，聚在一起来反抗朝廷。我想，逼上梁山这种泛指的意义应该说是很深刻的，反映了这样一样“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样一个富有普遍意义的现实情况。我想这是一个想法，逼上梁山是泛称，应从普遍意义去理解。另一方面，逼上梁山也有确指水泊梁山这样一个具体的指向，它就是指的水泊梁山。这也是《水浒传》告诉我们的，因为到后来那一些，二龙山也好、桃花山也好，这些地方，实际上最后都聚会到水泊梁山来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逼上梁山的那个梁山又是确指水泊梁山。这个意义它反映了一个反抗的力量，要跟朝廷对抗的这个力量，还必须有一个聚集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前边讲的那个意义还具有普遍性，这第二种意义就表明了它必须是一种力量的汇聚，汇聚在一起，它才能够在宋江的统一领导下，打曾头市也好，打东平府也好，打大明府也好，才有这个力量。所以，我认为这个逼上梁山，恐怕它有这两种含义。
我们要讨论的是，《水浒传》它究竟是怎么写逼上梁山的这些人物的命运及他们上梁山的那些经历的。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里，我们可以大体分成这么几种情况来分别讨论一下。一种情况大家非常熟悉，比如说豹子头林冲的故事，他上梁山真正是最典型意义上的逼上梁山了。这是一类。林冲没有任何理由要抛弃八十万禁军教头这样一种正常的生活，而到梁山上去做一个头领，到梁山上去落草为寇。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而他最后这样做了。走到了这一步，确实是一步一步逼得他没有办法。明代的一些评点家，包括金圣叹、怀林有些人的评点，说林冲这个人物，用两个字来评价他：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狠”。金圣叹说这个人简直不得了，太可怕了，“忍”也非常令人可怕。高俅、高衙内那么样地欺负他，那么样地侮辱他，那么样地坑害他，但是他都可以忍下来，到最后把他弄到草料场，他还是在忍着。他总是想，我将来能够回到东京去，还怎么样，还能维持那种正常人的生活。忍耐。这个林冲的“忍”实在是惊人。大家可以仔细读读，一步一步地他都忍了下去。只有到最后了，到了火烧草料场以后，他的几个仇人还要来杀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这时候林冲才起来了，而这一起来，就不得了，那就是“狠”。杀人，上山，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到了山上一开始也是忍，那个心胸狭隘的王伦，对林冲也是很不客气的。林冲忍，但最后到晁盖他们上梁山了，这个王伦还不接受的时候，林冲“狠”！把王伦杀了。所以说林冲这个人物，这个忍和狠我觉得概括得是很有意思的。他的命运确实是逼上梁山，一步一步地逼上梁山，没有这样的要求，也没有一点要上梁山的要求，硬逼着他走到这一步来的。所以这是一种类型，就是说确实是被逼无奈走上梁山的。其实除了林冲以外，其他有些人也有这样的一种意义。
比如就武松来讲，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当然武松首先是上二龙山了。武松即使到了杀嫂以后、杀了西门庆以后，大家注意，他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是他去自首，自己去了。可见在他的观念里面，朝廷法律还是主要的。然后官府把他发配了，他都接受了。武松一开始也是想将来能够招安，能够怎么样，他一开始并不是说我就要反抗朝廷，就要上梁山。直到张都监一家要来害他，逼得他一步一步地最后上了二龙山。这种人还是很多的，在《水浒传》里这是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属于自己主动选择要上梁山，跟林冲他们截然不同。这种类型的上梁山的，最主要的、最突出的就是晁盖、吴用和三阮（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劫了生辰纲，取得了这一大笔不义之财，而且已经被郓城县知道了。怎么办？他们只有选择到梁山。这是他们很主动的选择，而且他们当时的处境也只有到梁山才能继续生活下去，因为他们犯了弥天大罪。这样一类型的人也是很多，晁盖、吴用是他们的代表。这种类型走上梁山的人物还很多，包括黑旋风李逵，他也是主动上梁山的。他上梁山，他是要跟着宋江，跟着他最崇拜的宋公明上梁山。确实有这么一类。一百零八将里有很多是属于这样的类型，自己主动要上梁山。
第三种类型，是江湖上一些为了能够生存下去的而上梁山的这样一些人。比如他自己犯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只有到梁山。在江湖上为了能够求生存而走上梁山的。大家注意《水浒传》很重要的一回就是第四十回。劫法场救了宋江以后，白龙庙聚会了那么一大批人。这一大批人里面，有很多就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只有上梁山了。特别是像有一些包括犯了法的，比如杨雄、石秀，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他们杀了人了，怎么办呢？杀人了，只有到梁山去生存。还有，比如说孙立、孙新、顾大嫂，他们是为了解救解珍、解宝，解救他们的亲戚，怎么办呢？自己的力量又不够，只有求助梁山的力量，也得上梁山去。就是说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求生必要走上梁山的，这也是一种类型。
第四种类型，我觉得梁山里边有很多人，是属于这那种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上梁山的人。这个类型主要是指原来是朝廷的将领，他们本来是去攻打梁山的，最后反而在梁山落草了。这一部分人在《水浒传》四十回以后，写得很多。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花荣、黄信、秦明、呼延灼，这一些人，本来是朝廷的将领，后来成了梁山好汉了，这又是一部分。这一部分人上梁山很值得我们思考。他们本来是朝廷的军官，他们本来是打梁山，怎么会变成梁山的人了呢？这都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朝廷的昏暗，官府的腐败，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边。花荣也是跟那个知府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前提。这些本来是朝廷的人，他们后来投降了梁山，归附到了水泊梁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当然他们确实是败兵之将，跟梁山较量了一番他们都打败了，没办法。败兵之将，那当然只有归附了，所以这些人归顺了梁山。还有一点这里应注意的，就是宋江的那种道义上的魅力吧，对吧。大家看宋公明捉到谁以后，他就亲解其绑，赶紧下跪磕头，所谓义，也是道义上的一种感染。所以，这几个原因，造成了很多朝廷的大将，最后都成了水浒的英雄。这也是一种上梁山的类型。
第五种类型很有意思，所谓的被赚上梁山的。赚，赚钱的赚。这个赚字如果读zuan(钻音)第四声，发不卷舌音的时候，就是哄骗的意思。赚钱的赚读zhuan（四声）,这是两个读音。这里是读zuan“赚”，把他哄骗上山来的。大家看《水浒传》里有那么几回，你比如五十六回，“汤隆赚徐宁上山”，把徐宁赚上山；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玉麒麟就是卢俊义；还有，比如说六十四回“呼延灼月夜赚关胜”。所以看来确实是有这么几个人是被赚上梁山的。这个“赚”，就是把他哄骗上梁山来。这个在梁山的一百零八将里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本来没有任何原因，他也没想投梁山，他也没有跟梁山打仗，打败了归附梁山，没有。而是梁山需要他。所以就想法把他骗上山来。比如最典型的像金枪手徐宁，他自己当然没有上梁山的这种要求了，也没有奉命来打梁山。但是因为那个呼延灼搞连环马，梁山泊没办法，只有徐宁会使勾连枪，勾连枪来破呼延灼。怎么办？就把他给骗上来，梁山事业需要他，这就把徐宁赚上山来了。还有那个玉麒麟卢俊义也是，他们听说卢俊义这个人非常有名，是北京最有名的人物，武艺又高强，就想把他赚到梁山上来。所以就派吴用下去赚他，给他算卦，然后做了种种巧妙的安排，最后把卢俊义弄到山上来了。这样人也有这么几个，被赚上山来，这也是一种。
还有一种上梁山就是为了等待招安的。这里当然最重要、最典型的就是宋江了。那么宋江这个人，他既是一个江湖义士，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义士，大家一听到山东“及时雨”，那简直不得了，疏财仗义，这是很有名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胸怀忠义的一个吏，郓城县的一个小吏，他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是矛盾的，他既是梁山泊上的一个领袖，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因为梁山泊上确实在四十回以后，宋江到了梁山以后，梁山的事业才发展起来的，攻城略地，三打祝家庄等等，这些都是宋江指挥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义军领袖；同时，他又是把这一支很强大的反抗的队伍，引领着归顺朝廷，最后全部毁灭。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上梁山，别的我们不讲，他确实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就是到梁山以后等待招安。所以他特别地讲忠义，梁山泊的本来是一个反抗朝廷的一个存在，但是却又是一个忠义，宋江把他变成一个讲究忠义的队伍。大家知道《水浒传》叫做《忠义水浒传》，明朝的大思想家李贽李卓吾，他就讲《忠义水浒传》，专门为《忠义水浒传》作序，讲忠义不在朝廷在水浒，宋江是忠义之烈，不得了，忠义。这个看来都是好像是矛盾的，这样一群造反的绿林的英雄，但是又说他们是忠义之士，这里面问题其实都是很复杂的。
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李卓吾？作为一个批判传统的礼教，批判传统思想的思想家，他却要说《水浒传》是忠义，宋江是忠义之烈，他们最后归顺朝廷，他称赞不已，这些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宋江上梁山他确实就是等走招安的这条路，因为他的忠义是有一个明确的功利价值在里面的，就是所谓的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要做这样的人，所以他要率领队伍归顺朝廷，唯有归顺朝廷，唯有接受招安才能够实现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所以他上梁山，确确实实就是等待招安。所以说上梁山，包括上二龙山，上桃花山，等等这些，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各种不同的道路。
我刚讲的这六种，有的是志愿的，有的是被逼无奈的，有的是求生存的，有的是形势所迫，他打败了仗了，也有被赚上梁山的，也有等待招安的，大体有这么几种情况。所以逼上梁山，实际上是个多元的概念，这恰恰反映了逼上梁山的普遍意义。它不是仅仅几个人的为了自我的，为了报仇等等，它是各路人马都是处在一种被逼上梁山这样一种处境。
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李卓吾在他写《忠义水浒传》的序里边讲，当时宋朝《水浒传》是一个冠履倒施的时代，就是帽子和鞋都搞颠倒了，是一个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时代，贤就是好人，处在低下的地位，那种不肖的人，那种奸臣，像高俅这样的人，他们却处上。它是一个颠倒了的社会。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这种违反常情，违背常情的这样一个现实，所以他们就反抗。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所以上梁山的形式越多，途径越多，它所反映的普遍性就越强。这是我们大致归纳的几个上梁山的情况。
另外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水浒传》它是怎么写的？它用些什么样的艺术手法？用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手段来写的不同类型的逼上梁山？因为《水浒传》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是文学，它就必然有它的审美的追求。我们看看写上梁山的一些手法。一种是用写一个人物本传的手法来写他上梁山。本传，就是写他的一个传。他上梁山是他这个传当中的一个环节，是用这种形式来写的。比如说林冲，那十回都是写的林冲的故事。实际上就构成了林冲的一个传。他上梁山的过程就成为传主主要的一个经历。写武松也是这样，也写成了一个武松的传，他上二龙山，也就是他这个传里面的一个部分。这种以记传体的笔法来写小说，《水浒传》是很成功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这几部长篇小说在写法上都深受史书的这种写法的影响。因为我们中国的史籍，历史的文献是最丰富的，是成就最高的。在中国史书里面大体分这么几类，一种像司马迁《史记》开辟的这种纪传体的正史，就是我们说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这种类型的，人物的传记为主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编年体的史书了，就像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的，《资治通鉴》它是按年来写的，一直写到北宋初年，而后接着有人写了《续通鉴》，然后清朝人就写《明通鉴》，这样写下去，这就是所谓的编年体史书。这两种历史典籍的体制、写法，对中国的小说创作是非常有影响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像《三国演义》，它是小说但是它深受了历史著作当中的编年体著作的影响，它就是一直写下去，大体上按照一个时间顺序写下去，当然它毕竟是小说了，它有很多塑造人物的手法，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像《水浒传》就深受这种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纪传体的影响，一个一个的纪记。所以在这里边逼上梁山，就纳入了《水浒传》以传记手法写作的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写这个人物，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最后走到梁山，这是一种写法。
另一种写法大家看，很有意思。它是由一个人物串联了若干人物上梁山。很多人物走上梁山，他是和某一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给它起的名字，这是一种“牵引”的写法。由这一个主要的人物牵引出若干人物走上梁山，比如这主要的就是写宋江。宋江上梁山以前，大家看他的故事里面，它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宋江本人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地牵引出很多英雄，由他来推荐，或者是跟着他最后走上梁山的，比如说花荣这几个人就是他牵引上梁山的。 大家看第四十回，劫法场以后，劫法场虽然有梁山的人，但是更多的人是他这一路串连来的，混江龙李俊，童威，童猛，张横，张顺，穆春……这一些人物都是他的经历当中串连起来的，跟着他上山了，他还不断地推荐人、介绍人上山。花荣、秦明那一拨人是他串连起来，而后碰到吕方、郭盛，这些人物都是在宋江的故事当中把他们牵连进来而走上梁山。金圣叹多次讲，《水浒传》的章法不得了，这都是它的这种结构法，写一个宋江的故事，然后就牵引出很多很多的英雄跟着走上梁山。这种写法是很高明的。因为老是那样写，写完了林冲写武松，写完了武松再写花荣，写完花荣再写秦明，这样一个一个写的话，那就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了。而他能把它组织起来，由宋江的故事，牵引出这样的一些人物，以不同的形式走上梁山，这是写逼上梁山的一个很成功的手法。他写的目的是一个，就是上梁山，但是它的写法不一样。还有一些跟这个差不多的，比如说一个一个衔接的手法，先写李逵，李逵又见到了杨林，由杨林又引出了杨雄和石秀，这又是一串。是由李逵的故事引上梁山的。所以他是采取这样的一种艺术构思来写逼上梁山，写得很有意思。
还有一种写法那就是我说的，叫做“转变”，用一种转变法。怎么转变法呢？写那些本来是攻打梁山的人，最后又转变成归顺梁山，成为梁山好汉的这样一些人。这个写法写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他明明是来打梁山泊，后来却转变成了梁山的人。这种写法里面，很突出了宋江的那种道义的感召力。这些人对宋江非常敬佩，愿意在他指挥下落草。但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我们看这种写法，它会有很多使人出乎意料的。攻打的变成了归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投降，他是一种归附，归附以后成了梁山的好汉。这是写得很有意思的。这是这几种写法，就是本传的写法，牵引的写法，还有转变的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呢，大家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既写一个一个人上梁山，个体的行为，同时也写一些群体的行为。这种被逼上梁山、走上梁山，不仅仅是个体行为，它也是群体行为，大家最后归顺了它。大家看《水浒传》里面写到：青风山，就是燕顺，矮脚虎王英的地方、黄门山、饮马川、二龙山、白虎山、少华山、硭砀山，我这不完全统计，这是写了八个山头，这些人都后来和梁山汇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反抗朝廷的力量。这些手法呢，它穿插地运用，有的时候用的是本传的写法，有的时候用的是牵引的手法，有的是写个体的，有的是写群体的，互相穿插地使用，所以大家觉得《水浒传》里边写逼上梁山，写得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他不是一个人那么一个点，而是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经历。
当然在所有走上梁山的人中，经历最复杂的还是宋江，宋江走上梁山最后成为梁山的领袖，他这个过程是最复杂的。我们说林冲也复杂，但是线索比较单纯，他就是在高俅的逼迫下，逼得他一步一步地走投无路，最后只好上梁山。而宋江走上梁山情况就比较复杂，他对梁山又是有功劳的，梁山又非常欢迎他，但是他又不去，不去以后出了事儿的时候，又要靠梁山的人来救他，最后又不得不去，他这个情况就非常复杂。他没上梁山以前就对梁山做出巨大的贡献了，晁盖这几个人就是靠着宋江的保护才脱离虎口，投奔梁山，这是一大功劳。而后他又不断地为梁山输送人才，这也是一大功劳。所以他对梁山是有功之臣，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是有功之臣，当然大家就欢迎你来，而且让你来坐第一把交椅了，但他是死也不来。那一次路经梁山，梁山的英雄好汉请他留在梁山上，他是以死相拒，你们再要是逼着我留下来的话，我就死了，我就死一个给你们看看。这么坚决。没办法，下去了。但后来又出了事儿，出了事儿怎么办，又是梁山英雄们出来救他，就是劫法场，这样他才走上了梁山。
为什么他上梁山的问题这么复杂呢？这里面除了他具体的经历以外，还有一个他的观念经历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因为他是一个信奉忠义的人，信奉忠孝的人，我必须要听我父亲的话，他要讲孝道，孝义黑三郎嘛。所以他上梁山就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生活当中的经历的问题，他还有一个内在的他的观念的阻碍 ，才造成了比较复杂。像李逵那样的话，就非常痛快，走走走，咱们都到梁山去，谁不去我把他砍了，非常简单的。但是宋江就不一样，他的复杂就在于除了生活经历本身，还有他内心的思想上的一些东西，造成了在“逼上梁山”当中，宋江这个特例是最为复杂的。而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观念、他的思想。这个也应该特别提到。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写了这么多山头，八个山头的聚会，（这是我统计的，也许不全，）这一点，无论是表达小说的思想，或者是从小说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很高明的一笔。大家想一想，如果它仅仅写梁山泊的故事，如果我们把鲁智深、武松他们上二龙山的故事，把燕顺他们几个在青风山的故事，把这些故事我们都给它砍掉，变成一个仅仅保留梁山泊的这样一个《水浒传》，大家看看，大为减色。它必须写出这样的一些和梁山泊互相呼应的这样的一些山寨，这样的人的一些故事，才能看出水浒故事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的行为，它才具有气势，具有美学的价值。所以《水浒传》里写逼上梁山那一些山头，人们不断地聚汇在那里，最后又聚汇在一起，到梁山，这个内容也是使《水浒传》逼上梁山写得非常感人的一个重要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逼上梁山和最后的招安有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某种情况下走上梁山的人就同意或支持招安，另一种情况下走上梁山的人就反对招安，有没有这样一种对应的关系呢？在我看来，不明显，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说为什么最后能够招安成功？就是当初逼上梁山的人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将领，好像这样一些人都是支持招安的，在我看来不是那样绝对的。最后宋江要接受招安，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他个人的力量以外，要充分估计宋江本人的这种决定对梁山命运那是非常重大的，同时也要看到招安摆脱绿林生活应该说是大多数梁山人的表层的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愿望，因为它是一种回归。虽然在梁山泊，大家可以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家兄弟相称好像非常浪漫，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太爽了，但毕竟是一个脱离了正常社会生活轨道的这种生活，人们还是愿意回归的。因此宋江热心于招安，其实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虽然李逵表示反对，鲁智深表示反对，武松也表示反对，但是它还是有基础的。因为有一个自然之理在，有一个道理在那里。但这个招安最后作品又把它写成一个悲剧，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所有的正面的文字，叙述者也好，作者的评说也好，都是把宋江接受招安的理论作为一个主流来讲，但是真正写了招安以后梁山泊英雄的遭遇，分明是告诉你招安是一种悲剧，最后全都完了。这里面也很有意思，过去我们经常讲在文学作品里面形象大于思想，就是它真正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要大于在文字上行文当中的表述。在我看来，《水浒传》招安问题也是形象大于思想，它虽然写了这些人归顺了朝廷，怎样怎样，要封妻荫子，或者是青史留名，宋江的这一套吧，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一个地死掉了，死得那么惨，特别是宋江把李逵都毒死了，那简直是大悲剧。所以形象又告诉我们招安是一个死路，绝路。因此招安有自己的一套规律，一种艺术哲学，跟当初上梁山的这些人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这一拨来的人就是支持招安的，那一拨来的人就是反对招安的，恐怕不能这样来对应。
所以在逼上梁山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几点，我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问：请问段教授刚才您提到上梁山原因不一样，宋江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思想能把这些素质参次不齐、思想不一样的人捏到一块，让他们互敬互爱。这是什么原因？
答：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意思。首先说他们确实是来路不一样，有的是将门之后，有的是地皮流氓，确实是什么人都有。梁山没有对参加者的审查制度，它没有，没有规定必须是哪样的人才可能参加到队伍里面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大家在这里聚汇在一起，是对朝廷表示抗争，这些人有一个最基本的统一的一点，所以聚汇在一起。另外，大家也要注意到，虽然他们都是在梁山上，但是在梁山里面他们也还有很分明的等级制度的，比如说对关胜、呼延灼这样的一些人，对他们是一种对待，对段景住、时迁这些人，又是一种对待。所以实际上在梁山泊的内部每个人的地位处境是有所不同的，确实是太不一样。一个是他们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使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另外在实际的生活具体的安排当中，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不同的等级上的，这是一点。
另一个问题，宋江到底有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呢？金圣叹在评点里面，是最看不上宋江的，他说宋江怎么能够把人团结在一起啊，怎么吸引人呢，就是用银子，你看宋江到哪都掏银子，用金钱来把大家伙在一起，当然这是金圣叹的看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宋江作为一个梁山的首领，这些人五花八门，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这里面我看靠的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他的威望，他在江湖上的名声，这是有很大凝聚力的；另一方面，大概他还是有很多手段的，这在《水浒传》里面恐怕也是有的明写，有的暗写。当然，《水浒传》没有明写的东西，我们不好像搞《红楼梦》似地又搞成索隐派了。宋江的处理还是有很多措施有很多手段，既有他道义上的感召力，又有他处理问题的一些具体的手段，所以他才能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而更重要的是他带着这一拨人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不断地去攻打大明府，攻打东平府，这样把这些人都带到战场上，用撕杀来开拓他们的事业，或者说等待朝廷的招安，用这些东西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问：我想到马三立先生有一个相声叫《逗你玩》，施耐庵老先生写《水浒传》这么宏大的场面，以至于几百年我们都这么热爱它，读它，他到底写这些为什么？他想给他的读者一个什么样的启发？
答：先生提的问题非常有水平，涉及到《水浒传》的一些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几百年以前就提出来了，就是说施耐庵也好，罗贯中也好，他们写《水浒传》到底是干嘛呀？按照李卓吾明朝这位思想家所讲，他们是发愤而作，他们又生活在元末明初，现在讲施耐庵、罗贯中是生活在元末明初，他们是有感于当时这种政治的黑暗，特别是汉民族被异族的统治。这种情况是他们愤慨，然后就写出北宋的这样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朝廷的昏暗，来谴责朝廷的昏暗。《水浒传》里面，只有一个官是比较好的，剩下所有的官吏全是坏的，所以对官府对朝廷的谴责，表达了他们在元末明初时候的一种愤激之情。古人著书，有的时候他就是一种自己的发愤的行为，像司马迁写《史记》，发愤的行为，表达他的一种感情，表达他的一种要求。这是李卓吾的看法。
金圣叹的看法是，不能把《水浒传》当作发愤之作，是跟《史记》不一样的。说司马迁写《史记》，是因为司马迁有一肚皮的官司，一肚皮的冤枉，一肚皮的愤慨才写的。施耐庵没有这些问题，那他是为什么呢？就是想写出他的“锦心绣口”，就是写出他自己编纂的那种美好故事，写出他喜欢的人物，写出他喜欢的种种事件，就是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这是金圣叹的讲法。这两个讲法，当然不一样。据我看来，这个问题应该看《水浒传》形成的过程，大概前两次已经讲过了，它实际上最初不过就是一个说书的内容，说书的说这些东西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后到施耐庵这里，施耐庵把它编纂成这样一部伟大作品，他编这部作品实际上就是一种创作，他还不是是仅仅把前人的东西编在一块，他是重新的一种创作。创作的目的是什么呢？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要告诉大家要有忠义之心，实际上是宣扬一种义理上的追求，我们中国古代的小说都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就是道德上的宣传，很多作者是为了宣扬一种道德的规范写书，写《水浒传》它也是为了宣扬忠义，所以李卓吾称它是《忠义水浒传》。这是作者自己的想法。
我们今天对它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它表达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追求，也不一样。大概过几十年以后，年轻的读者和更年轻的读者也会有他们的解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探讨应该说是无穷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分很多层次来看待。从这个书的形成过程来讲，最早是作为说书人谋生的手段，作为出版家一种经济的行为。从创作上来讲，古人是怎么说的，李卓吾是怎么说的，金圣叹是怎么说的，他本人又是怎么讲的，他要宣传道义，要宣传忠义。而我们今天看这个作品是怎么样的，将来又会有什么人对它发表出新的看法，所以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问题。我谈的非常的笼统，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傅光明：段先生分三个方面讲了《水浒传》逼上梁山的双重意义、六大类型还有艺术描写，我想在听了段先生的一番品读之后，当我们再读《水浒传》的时候，对逼上梁山的人物形象可能更多一些艺术的、多元视角的分析和理解。最后让我们感谢段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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