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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刘世德
演讲时间：2003年10月11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大家欢迎。刘先生还有好几个学术头衔，他是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在文学馆听讲座》继举办大型专题系列演讲——“新解《红楼梦》”之后，将从今天这一讲开始，请国内研究《水浒》的专家学者为我们品读另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小说都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水浒传》的版本状况是怎么样的？下面就请刘世德先生演讲《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大家欢迎。
刘世德：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雨，大家还赶来听我的讲演，我在这里首先对大家表示感谢。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水浒传》的作者和版本，这个题目比较枯燥。它是一个系列讲座的开幕式，精彩的主要是在后面，我这儿主要是抛砖引玉吧。我写了一个讲稿。有时候不得不念，不得不读，当然我尽可能脱离开讲稿来讲，这一点请大家原谅。我主要是讲《水浒传》的作者和版本。由作者还附带讲到了时代的问题，究竟《水浒传》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另外，我还要着重讲另外一个的问题，《水浒传》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创作下来的作品，还是一个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的产物？准备在作者问题里着重讲这个问题。
现在就开始，先讲作者。作者和作品是分不开的，所以现在要从时代问题谈起。《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这是个别的明代学者说的。当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学者接受这种看法。原因非常简单，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那毕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明代学者个别的人想当然地提出来的看法。
第二种看法，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现在非常流行的，是当代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作品。这个系列讲座里有学者也持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基本上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这种事情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杀功臣以后，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看法，它只是一种分析，并没有证据。
另外一点，为什么认为是明代中叶才有的呢？他说明代初年出现了一些水浒戏，朱有燉写的。那个情节跟现在的《水浒传》不一样。如果说《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为什么朱有燉的杂剧里边写的水浒戏会和《水浒传》不一样？所以加以怀疑。这种说法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证据。再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书里面出现了一些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还有一个说法是，这里出现了一些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里边写了大家是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用银子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所以，根据以上这几种情况，他们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它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水浒传》那么厚的一本书，里边出现了个别的一个名词，譬如说是明代的地名，你怎么能够不排除这是个别的人在后来修改时候加上去的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就那么一个证据，说服力不强。另外，有一些武器，有一些用银子的情况，固然是明代中叶以后才有，但这是根据一些明朝人的文字记载提出来的。我们知道一个情况，就是书面上的记载永远落后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如果说，现实生活里用了银子了，而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服力也不是很强。所以讲作者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它还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作者还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我要先讲的第一点。
下面我就要直接讲《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了。《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这是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有一些文人的笔记里面提到的，也是最早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见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头，都是这么写的。每一部小说，第一页一定有作者是谁，这在明朝《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是这样子的。它们这上头就写着：施耐庵，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的“的本”。“的本”是什么意思呢？“的”，就是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的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水浒传》它确确实实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次”，“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从这个题名来看，《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是相信这个说法的。
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尤其是金圣叹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前面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金圣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很漂亮，句子也很流传，但那个是假的，和施耐庵没有任何关系。大家比较熟悉的，作者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
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当时有一个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印古典小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里就署的是施耐庵，所以现在大家普遍的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它有缺陷，就是把罗贯中给完全抹杀了。所以关于作者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施耐庵是主要作者，罗贯中是他的合作者。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承认《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应该说《水浒传》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所以，第一，不能剥夺施耐庵的创作权；第二，不能抹杀罗贯中为《水浒传》付出的劳动。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我想就讲这几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可能有的同志会问：既然施耐庵是作者，那施耐庵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又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钱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倒是别的地方老要抢施耐庵，把施耐庵认为是他们当地的。浙江杭州毫无动静，大概杭州名人太多，不在乎多一个施耐庵，少一个施耐庵。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是江苏省，一个兴化，一个大丰，来抢施耐庵。这是怎么回事呢？兴化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文物。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县长姓李，是他建的墓。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的墓，这不能作为他的籍贯的凭证。这是兴化。我曾经对他们说，你们何必非要和大丰来争施耐庵是我们这里的人，你们这个墓现在就已经定为文物了，本身已经够了。另外，你兴化名人很多，郑板桥啊什么都是你们兴化的，何必去争一个施耐庵呢。后来，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不怎么宣传这个事情了。
大丰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新设立的一个县，以前没有这个县，由于历史上记载，传说施耐庵是白驹桥的人，这个白居桥恰恰原来属于兴化，现在划归大丰了，所以现在他们在争这个。我曾经奉中央领导同志之命到大丰专门去调查这个事情，当地出现了施耐庵的家谱，还出现了地下挖出来的墓志铭，墓志铭上头那个人，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他的后人，这些全是假的。那个家谱上耐庵两个字是旁边加上去的，墓志铭上出现的那个人名跟施耐庵毫无关系。所以也不可能是江苏大丰人，当然也不可能是江苏兴化人。我们现在惟一能够知道的，就是浙江杭州人，从前叫做钱塘。这是他的籍贯。他的生平事迹毫无所知。这个籍贯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水浒传》写到很多浙江的地名和现在地地理情况完全符合，他写别的省，什么山东、河南，很多地理他都是错乱的。由于作者知识有限，在封建社会，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他有些地理情况不熟悉，出现了错误。但是在浙江省杭州附近的地名没有错误。我在浙江大学有一个教授朋友，他跟我有通信关系，他给我的信封上总是写着：道古桥某某寄，而我在《水浒传》里发现了有道古桥这个地名。就是这么一个小地名，《水浒传》上都有，说明他对浙江对杭州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说他是钱塘人是很可信的。
那他是什么时代人？当然是明代以前的。我们为什么断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为由他的合作者可以确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罗贯中，而罗贯中在《续录鬼簿》里有小传，根据这个小传来判断，他是元末明初人。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当然也是元末明初人，作者和时代是这么确定下来的。但是只知道他姓施，他的名字并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号，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它是百分之百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曲学大师吴梅，吴梅在他的《顾曲麈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施惠，就是南曲《拜月亭》的作者。可是他没有说出他的根据，大家很长一个时期引用吴梅的这句话都要加上一句：不知道他是根据的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抄本，叫做《传奇汇考标目》，这是跟《录鬼簿》什么的相同的一个作品，列举了戏剧家和戏剧作品。《传奇汇考标目》当中，就写了施耐庵叫施惠，是《拜月亭》的作者。吴梅的根据就在这儿。再往后，吴梅又发现了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本书，叫《三家村老委谈》，这里面讲施耐庵就是施惠。我可以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大家去思考。在《续录鬼簿》上我们找到了施惠，根据《续录鬼簿》的介绍，施惠是杭州人，大眼睛，胡子很长，很漂亮，写戏曲的。关于施惠，就是这么个情况。施耐庵除了以上讲的以外，现在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作者问题大致就是这样。
下面就提出一个问题：《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这是我的看法，这个看法能不能够成立，我也没有公开写专门的文章来谈。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累积型呢？就是说这些作品，从宋代、元代到明代都有很多人写了这些东西，是逐渐积累下来的。这个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用素材作依据的，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理由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布料到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我将要举例子。光是这样子只是一种推测，只是一种空谈。必须得举例子来加以说明，才能有说服力。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先讲林冲，我们知道林冲是在《水浒传》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出场最早，除了鲁智深以外，他是最早的。另外，《水浒传》这部书描写的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在梁山的英雄身上，谁体现的最充分、最准确呢？林冲。林冲的故事最充分、最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在《水浒传》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当中，这些文字资料包括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只有林冲的名字，没有林冲的故事，更没有现在《水浒传》里写的他这些故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水浒传》里林冲的故事是作家施耐庵创作的，我们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据。如果大家能够举出一下材料，说以前写过林冲的故事，这个是有依据的，我这个说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出来，我这个说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关于林冲的。
第二个例子，关于宋江和阎婆惜的情节。这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惜上头，我们要承认，它有累积。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这些素材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水浒传》它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如果是量的区别，我们就得承认是累积型的作品，起码在宋江这个故事上；如果是质的区别，那我们就要思考了，这不是作家依据以前的东西写出来的，而是他动了脑子，花费了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的。第二个例子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宋江杀阎婆惜，这个情节在《水浒传》里是第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得非常精彩，用白描的手法，有非常仔细和细致的刻画。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三国志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对于生活场面的描写是很少的。我们看《三国志演义》很少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家里吃饭、喝酒、互相谈话，没有。《西游记》里也没有这种日常生活的描写。而关于阎婆惜和宋江，就有这方面的描写，尤其是日常起居生活，房间里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浒传》，写得非常具体，这和其他地方还不一样，这表明了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宋江，很详尽地写出来宋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忍气吞声，从忍气吞声发展到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再发展到怒火中烧，怒火中烧再发展到手起刀落，就把阎婆惜杀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很合理，我们感觉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生活一样的，符合生活逻辑发展，那是写得很成功的。
另外，阎婆惜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成功，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进尺。另外，还写了一个小人物，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很平凡的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非常的好。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勉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关系，全靠着阎婆奔走于两个人之间撮合，还勉强维持着。最后当然是破裂了。而阎婆最后看女儿被杀了，好像是站在宋江一边，说怎么怎么样，把宋江拉到了官府门口，忽然大叫宋江杀了人了。她的心还是在女儿一边，不在宋江一边。这些地方写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以前的文字资料里没有。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比较。比较是两个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元杂剧的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大宋宣和遗事》的比较。因为元杂剧里边也写到了宋江和阎婆惜的事，《大宋宣和遗事》里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他们的事儿。我们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杂剧写《水浒传》的有七、八部之多。每一个人物一上场，就是宋江一上场，它有一个上场白，讲我是什么人，从前怎么怎么样。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这里边宋江上场的开场白，究竟说了些什么？别的戏里边宋江的开场白，跟这个差不多，大同小异。大家听一听这个上场白是怎么说的。他说：幼年我曾经在郓城县做一个把笔司吏，因为带酒，也就是说他喝醉了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坛，一脚把蜡烛坛给踢翻了；蜡烛坛一踢翻就烧了房子；房子一烧就烧死了人，烧死了多少人，他没说。最起码少也有一个吧，他说死了人嘛。烧死了人，他就逃走，逃走了以后，官府就捉拿宋江，捉拿的很紧，宋江没有办法，就去自首。自首以后怎么判他呢？两样：第一，打四十棍，第二，发配江州。这是元杂剧里写的宋江和阎婆惜这段事情。就是这么个说法。
这个说法，我们拿它来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浒传》里边的描写来比一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的，是本质的区别。这里面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他杀阎婆惜的起因是什么？第二，宋江的罪名是什么？我们从这两点来进行比较。根据元杂剧的说法，他杀阎婆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喝醉了。就是这么一个原因。第二，他的罪名是什么呢？第一，杀了阎婆惜；第二，烧了房子；第三，烧死了人；第四，逃走。大家听一听，宋江这么四点罪名，打了四十棍，发配到江州。我认为这个判的不重，起码杀死了一个人，烧了至少有一个人，还逃走了，烧了房子，打四十棍，发配到江州，应该说判的是不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读者来说，值得不值得同情呢？这里有没有是和非的区别？美和丑的区别？善和恶的区别呢？可以说没有。这是元杂剧里边所描写的宋江和阎婆惜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轮廓。和现在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比较。
第二个，就是拿《水浒传》和《大宋宣和遗事》来做比较。看看《大宋宣和遗事》是怎么描写宋江和阎婆惜的？《大宋宣和遗事》里写到宋江和阎婆惜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有一天，梁山上晁盖他们说起来宋江对我们很好，有恩义。就派人，派的是刘唐，送给宋江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是金钗，一对金钗。宋江收下来了没有呢？收下来了。收下来交给谁了呢，交给阎婆惜。阎婆惜就收藏起来了。这是一个地方写到的。第二个地方，宋江探亲。从梁山泊回到家里探亲，给父亲看病，看完病以后，他就发现阎婆惜和一个叫吴伟的人有不明不白的关系，勾勾搭搭。他到那儿一看这两个人搂搂抱抱，靠在一起。宋江一看就怒发冲天，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这两个人杀掉了。《大宋宣和遗事》写宋江杀阎婆惜，就是这种情况。
把这个描写和《水浒传》的描写我们再来进行比较，看看其中是量的差异还是本质的差异。这些描写可以说是非常简单，很简略，只有骨头没有肉。《水浒传》的描写有骨头有肉。《大宋宣和遗事》的描写问题还是出现在宋江为什么要杀死阎婆惜，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由于《水浒传》里写了晁盖给宋江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又给阎婆惜看到了。另外，又给了一百两黄金，宋江没有接受。但是《大宋宣和遗事》里没有这个描写，只描写了送了金钗一对，没有晁盖给宋江的信。因此，就出来一个问题，在《水浒传》里边阎婆惜要挟宋江的主要是她拿到了这封信，她认为这封信是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现在没有了。另外，阎婆惜为什么要狠命地要挟宋江？是因为信里边说给了他一百两黄金。实际上宋江没有，阎婆惜要让他交出来。现在呢，没有，就是金钗一对，而且这金钗交在她手里了，也没有说这是谁，她也没有凭据证明这个金钗是晁盖交给宋江的。所以宋江杀她，仅仅是看到她和吴伟两个人搂搂抱抱就把她杀了。也就是说，这个罪名无非是情杀。
《水浒传》描写的那些都没有了。《水浒传》里边说，第一，你是私通梁山，我要到官府去告你。宋江是一再地退让，一共是退让了三步。那个是得寸进尺，最后没办法才把她杀掉的。而这里这些情节都没有了，就是看到跟一个男的搂搂抱抱就把她杀掉了。这个说服力不很强，这个描写没有能够感动人，没有能够使人引起对宋江的怜悯，对宋江的同情。《水浒传》里边写了这个以后，读者的同情是给宋江的，读者的谴责是给阎婆惜的。而在元代杂剧也好，《大宋宣和遗事》也好，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宋江也不值得同情，就是很平常这么一个只有骨头没有肉的故事。
那这里边有很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施耐庵在这个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肉，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是个大艺术家加进去的，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丰满，使得这个故事情节合情合理。这个区别我想大家一听就能明白，这个故事就显示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语言文字艺术大师和一个很普通的记载一个故事的记录者之间的艺术功力的区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有创造性的作家，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肯定。我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凡是伟大的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有那么重要地位的作品，积累型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品。我想应该证明这么一个规律，这么一个结论。《水浒传》是这样，《三国志演义》也是这样，我们都要承认它们是作家的创作，不是集体创作，不是累积型的作品。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现在我要讲《水浒传》的版本问题。《水浒传》有哪些版本问题呢？大体说来有这么五个基本问题。第一，现在保存下来的《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什么？第二，《水浒传》过去最流行的版本是什么？第三，《水浒传》版本可以分为几个系统，或者说有几个类型？第四，怎样区别繁本和简本？第五，究竟是繁本在前，还是简本在前？
先讲第一个问题，现在保存下来的《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什么？一个是残叶，一个是残本。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时代最早的《水浒传》的版本。残叶就是说，一共就保存下来两页，这个残叶现在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它那个版口上的书名叫《京本忠义传》，没有水浒两个字。但确实是《水浒传》的残叶，这两个残叶都是卷十，一个是卷十的第十七页，一个是卷十的第三十六页，它们相当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水浒传》繁本的第四十七回和第五十回，就是描写石秀、杨雄什么的这一部分。这两个残叶，根据版本专家的判断，我个人是同意的，从它的版口，从它的字体，从它的纸张，这些方面加以考查，这个残叶刻印在什么时候呢？十六世纪的上半叶，也就是正德、嘉靖年间。在现在来说，还没有一个版本比这个残叶更早的，这个残叶，可能是刻在福建，它的底本是在南京，所谓京本。当时的京本主要的不是指北京，而是指南京。因为朱元璋当时定都是定在南京。所以这本子可能是根据南京的本子做底本，也可能是冒充，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明明我在福建刻的，偏要显出我是南京的本子。这也是有这种可能。这种是最早的。
这个残叶有一个重要性，它可以直接反对那些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的作品，它在正德年间就有了。这个在中国小说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有意义。因为我们发现元末明初有《三国志演义》、有《水浒传》。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完整的版本出现在嘉靖元年？为什么从明初洪武年间到嘉靖元年以前，没有小说的刻本流传下来？这里有将近一百五十年左右。这一百五十年里边有没有小说？有没有长篇小说？大家脑子里一直有这个疑惑，在我们学术界把它叫做“一百五十年的空白”。是不是空白？当然不是空白。这也是很多人认为《三国志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它是明代中叶作品的一个根据。因为嘉靖以前没有，这个是正德年间的，这有助于我们打破空白论。证明它不是空白，还是有的。那个时候更多是抄本的流传，因为到了嘉靖年间，万历年间，我们中国的印刷业才发达、发展起来，在这个以前，是受到了这方面的限制。另外一方面，从朱元璋开始，对文人是不信任，不重视的，有很多书不能印，所以造成了所谓的空白。残叶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最早的残本现在保存了八回，号称是“嘉靖本”。这个八回是拼凑起来的，一个是五回，一个是三回，是两个藏书家，现在把它拼在一起，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那前边的五回是郑振铎的藏本，郑振铎得到这本书以后非常高兴，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我认为这是嘉靖刻本，嘉靖刻本那就很早了。但是郑振铎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这个书是你的，你又说它是最早的，你又举不出证据。所以学术界将信将疑，大多数人还是不相信的。如果说它是嘉靖刻本的话，那么这也是最早的，有八回。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现在保存下来的《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样的。
第二，《水浒传》过去最流行的版本是什么？那就是金圣叹的，在清代三百年间，这是惟一流行的，几乎它占领了全部《水浒传》的市场，把别的《水浒传》的版本完全排斥出市场之外。一般的读者只知道有金圣叹批的《水浒传》，不知道有别的《水浒传》的版本。它当然是把《水浒传》腰斩。当然，有个别的《水浒传》的学者，像很有名的太平天国学者罗尔刚先生，他认为《水浒传》金圣叹腰斩的这个有古本作为依据。但是这只是罗先生的一家之言，我认为没有根据。《水浒传》原本是（我底下要讲）一百回，它是砍掉了。金圣叹不但是砍掉了《水浒传》，写了大量的评语，这些评语写得很好，对于我们一般的读者来阅读《水浒传》，理解、欣赏它的艺术成就很有帮助。但是他改了《水浒传》，又把《水浒传》腰斩了，这是他的不对。所以金圣叹的本子有两面性。第一，他是功臣，他对《水浒传》的普及起了作用，他能够指导一般的读者去阅读《水浒传》，这是好的一面。其次，他有错误，有过失，他不该把《水浒传》拦腰砍掉一半，而且把文字改了，把一些要符合他的地方在文字上改动。比如，他对宋江的看法，他为了要说宋江怎么怎么不好，个别的文字就修改了，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这是他有过失，有错误的地方。所以对这个人既不能够全面肯定，又不能够全面否定，这个人是有两面性的，他这个本子也是有两面性的。这是我讲的过去最流行的版本。
第三，《水浒传》的版本分为几个系统，或者是分为几个类型？如果说我们按照回数来分的话，《水浒传》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有七十回本或者是叫七十一回本，有一百零四回本、有一百十回本、还有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还有一个不分回，分卷。有回，可是没有第一、第二、第三这种顺序号的。按照回数来说就是有这么多本子。这是按回数来分。如果我们按文字来分，大家注意是按文字，按文字的繁还是简，而不是按情节，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按文字分和按情节分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讲按文字分，有两种，一种叫作繁本，一种叫作简本。繁，繁在哪里？简，简在哪里？繁，繁在文字上；简，也简在文字上。不是繁在情节上，不是简在情节上，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为什么呢？简本的情节比繁本多，尽管它的文字比繁本少，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现在大家说的《水浒传》比较早的本子是《天都外臣》序本，这个本子应该对它做仔细的介绍，因为一般的人误解，认为这个本子是万历十七年。因为前头有一篇序，这个序是万历十七年。也就是说，这个本子是万历十七年的本子，万历十七年就很早了，在现在流传下来的《水浒传》里边，万历年间的它是第一个。但是这个本子不可靠，不是说它的文字不可靠，而是说它刻印的年代不可靠。这个序，我们知道一篇序，序的最后是作者的名字以及写这篇序的时间，完了以后还空着几行，空着的几行有可能要写我这个书刻于什么年间。但是这个书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大家可以去看，序的末页给撕掉了，撕掉了一半，撕得非常巧妙，就是序的后面不是有年代吗？年代用刀子一折，把它裁掉了，裁，你裁的干净也好，是不是？不是！把“万历”两个字留了一点，让你从被裁剩下的那个地方还能看出来这个是万历的。它被裁掉的里边究竟有什么呢？我的猜想：这个书刻在清代康熙年间。这个书并不是收藏者作伪，并不是图书馆的人把它裁的，谁裁的呢？书商。他要把一个清刻本冒充明刻本来抬高这个价钱，就做了手脚。过去书商是经常这样作伪的。这个书呢，有的版心上明确地讲，我是康熙年间的石渠阁补刊，第一本可能是万历十七年的，我清代又重新给它整理，又有几页是重新刻的。也就是说，要把一个康熙刻本冒充万历刻本。所以这个本子，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明本来对待，它是一个清代的刻本。另外一个本子，叫做容与堂刻本。杭州刻本。它是刻于万历三十八年，因为它前头有一个李卓吾的序，序的后头有一个小和尚写了几行字，说我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万历三十八年。所以这个是可靠的。这个题名也没有被书商撕掉，这个保存下来了。最早的几个本子就是这么个情况。
下面我讲第四个问题，什么叫繁本，什么叫简本？我们知道《水浒传》各个版本都涉及的故事内容，如果我们把它提炼和简化，大体上把它折开来，可以包括六个部分。把现在所有的《水浒传》的故事情节放在一起，把它们拆分提炼。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叫聚义。从误走妖魔，一直到梁山泊英雄排座位。第二部分，招安。招安是从元夜闹东京到梁山泊全伙受招安。第三部分，叫征辽。第四部分，叫征田虎。第五部分，叫征王庆。第六部分，征方腊。我们一定要分为六部分，然后才能讲清楚《水浒传》简本和繁本的问题。
什么版本有这六个部分呢？一百二十回本有这六部分，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简本有这六部分。有这六部分全的就是一百二十回本。有各种各样的简本，不管你是叫什么名字，只要你是简本，全有这六部分。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别，一百二十回本里边的征田虎、征王庆和简本里边的征田虎、征王庆，情节是不一样的，完全改写了。简本里边的在前，一百二十回本是后来改写。所以它们的征田虎、王庆不相等，不相同。一百回本没有第四部分也没有第五部分，七十回本只有第一部分，这是六部分的区别。这里边你就可以看清楚了，简本和繁本不是以故事情节来划分的，而是以文字来划分的，文字包括各种“的、了、吗、呢”啊，“看官”啊什么这些交代性的语言、叙述性的语言，不涉及到故事情节。
原本究竟是多少回？原本是一百回，所谓一百回就是第一、二、三、六部分，不包括第四、第五部分。第四和第五是加进去的。你怎么能够证明原本是一百回，第四和第五是加进去的呢？因为有很多人，包括鲁迅提出来，简本是最早的。其次，是聂绀弩他也认为简本是最早的。他们有一个理论：文学创作是由简单到复杂，是逐渐逐渐、一步一步丰富起来的。但这只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证据。我们有很充分的证据证明最早是繁本，简本是把它删改的。我们抓住什么呢？抓住删改的不合理，删改删错了。这是硬证据，很多。你怎么证明第四和第五部分是后来加进去的呢？当时有个风气叫“插增”，有的《水浒传》的版本的名字就叫“插增”田虎、王庆，水浒什么忠义志传，把“插增”两个字就写在头上。“插增”的不是别的，就是田虎、王庆。这个版本现在保存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书名上就表明了，田虎、王庆是“插增”的。这个话可靠不可靠，有没有旁证？我在六十年代发现了一个旁证，就是证明这一点。明代有一个戏曲家叫张凤翼，对戏曲史很熟悉的听众可以知道，他是很有名气的。苏州人，写了《红拂记》等等。很有名气的。他写了一篇《水浒传序》，他的这个序现在任何《水浒传》的版本上都没有，过去也没有人提到过张凤翼曾经写过一个《水浒传》。我是偶然发现的，我在国家图书馆查书，看了他的文集，他的文集叫《处实堂集》，里边有诗，有文。诗也好，文也好，都是编年的。虽然没有明着写，这个文章是写于哪一年，我经过从全书来考查，这篇《水浒传》序是写于万历多少年，现在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年，我当初是考查出来了。重要的就是，在这篇序里面，除了讲《水浒传》的思想内容等等情况以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的大意就是：最近几年有书商把田虎、王庆“插增”到《水浒传》里去了。这就是一个铁证。因为张凤义就是万历年间的人，他说这是前几年书商插增进去的，就可靠，就可以知道田虎、王庆是没有的，征辽、征方腊是原来有的。所以《水浒传》的原本是一百回。
为什么在万历年间书商要把田虎、王庆加进去？这个可以说是万历年间出版界，尤其是小说出版界的一种风气。这个风气就是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我的这个《水浒传》要比你印的《水浒传》更能够吸引读者，更优越。在哪里？我跟你不一样。我有田虎、王庆，你没有。当时插增故事、插增人物成为风气。可以举一个旁证，《三国志演义》原本没有关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里边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没有关索。关索是关羽的儿子，我们只知道关公的儿子一个叫关平，一个叫关兴，现在说还有一个关索。而且，不同的《三国志演义》的版本有不同的关索，有的把关索写在什么地方呢，写在关公镇守荆州，刘备往西川进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关索，就在这个时候有，后来就没有了。另外一部分版本是在哪？七擒孟获，发兵的时候，诸葛亮领着军队正往前走，忽然关索来了，说是我当年怎么怎么在荆州养病，现在我要到成都去见皇帝，听说你们要发兵去征孟获，我就前来投军。于是每次都有关索出场。
关索到底是《三国志演义》原来有的，还是《三国志演义》后来增加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其实非常简单，这个关索是后来加的。为什么？在荆州的部分是把关平的名字改成了关索，于是留下来矛盾，这个关平一会儿荆州，一会儿在四川，就是因为把它改动了，这是不合理的，由此判断这个关索是后来加的。为什么七擒孟获的关索也是后来加的呢？因为忽然有一个地方说关索被人家抓去了，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么应该是两个人被抓去，原来书上写的，现在加上关索变成抓去的是三个人。但是书上写的是最后放出来的，也就是作者叙述语言里讲的，是两个人。那就很明显，关索不包括在内。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在万历年间，为了出奇争胜，为了显示出我的书和你的书不一样，就是我有关索，你没有；我有田虎、王庆，你没有。我的书是全的。当时一个号召力是全。所以《水浒传》要叫《水浒全传》，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是全的，有了田虎、王庆，你那个不全，你没有田虎、王庆。读者一般不知道情况，一看，哦，你的是全的，就来买你这本书了；你有田虎、王庆，他没有，那应该是你的好。一般的读者不了解这种情况。这是书商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所以，田虎、王庆是后来加的，我想这个版本的问题呢，就是这样。
问：我想问一下关于作者的问题，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这可能是您讲到五十年代出书时写的是施耐庵的缘故。但是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写的。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历代版本记载的作者是施耐庵，还是他们俩个都有？
答：应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水浒传》的版本作者的署名，最早的书目记载上头作者的署名，都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就是我刚讲的《天都外臣》序本以及那个一百二十回本，容与堂本，都是这么署名的。为什么这个不受到大家的重视？就是我刚才讲的，在清代流行了三百年独占《水浒传》市场的金圣叹本的风行，他只写了一个人。解放以后，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基本上是垄断了古典小说的出版，它出的书上写的是施耐庵。学者一般也就没有深入地去查这个问题。关于作者的署名，我附带说一个问题，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红楼梦》都说是曹雪芹、高鹗。根据我的看法，这是错误的。八十回，是曹雪芹，没有问题。后四十回，是高鹗，没有根据，不是高鹗。我也不能多讲，因为今天讲的是《水浒传》，不是《红楼梦》。那个依据都是错的。短短的七八十天改自己的作品，程乙本和程甲本，不可能改那么多，几千个地方，不可能改错，现在后四十回改错了。从程乙本和程甲本的比较，这就不是高鹗，高鹗自己没有承认他写这个，是胡适说的。而胡适是一种推测。所以现在书上提这个，我觉得是不严肃的，没有去考查。同样，我也觉得，现在《水浒传》，如果合理一些的话，作者应该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但是你要单署施耐庵，那也无所谓。刚才我说了，那是狭义的理解，还有一个广义的理解。
问：鲁迅对金圣叹是如何评价的？
答：鲁迅认为他是腰斩了《水浒传》。没有涉及到对他本身做出全面的评价。这个我们要了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上头的地位以及鲁迅做出这样的判断，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候的环境。因为他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错误的。譬如说，他认为《水浒传》最早的本子是一百一十五回本，现在证明这个是错的。他当时一系列的意见，他对于《红楼梦》、《水浒传》的一些看法，基本上是依据胡适的看法，和胡适是比较一致的。这是当时的时代环境，我们今天不必要去苛求他是一个完人，他什么都是正确的。他关于《水浒传》没有多谈，就是谈了一个腰斩的问题，只是后来评《水浒》的时候把他抬出来。那是有别的政治的背景了。不晓得这样说可以吗？
问：您刚才说提到罗尔刚先生说，第一部分才是《水浒传》原本的，他有一些依据，比如说，他说原来武松是赞成招安的，他临上梁山以前就跟宋江说，我有一天上了二龙山以后啊，就要等着招安。但是到后来七十回聚义以后，武松好像又不赞成招安了。宋江作了一个菊花诗，说是早招安，武松就明确反对。而且他还提出一个依据，说智真长老给鲁智深的所谓寓言性的东西，开始就是四句，到 “逢江而止”，到那就止了。但是后来到了七十回以后又补了四句，碰见方腊就被捉住，具体我记不清了。我想听听刘先生您的意见。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七十回以后要是不是施耐庵写的话，涉及的面就比较广了，比如说杭州的一些描写，大家都记得，非常印象深的就是张顺被射死什么的，如果七十回以后就不是原著的话，那这个作者问题恐怕要有影响了。这是我的一点想法，想听听您的意见。
答：罗尔刚先生是一个大学者，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解放以前写过一篇《水浒传》的论文，临去世以前提出来这个看法。我认为和他的结论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认为七十回本有古本，以前就有，那没有举出有力的证据。他举出来的证据都是《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问题，《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下边，侯会先生会专门讲成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它并不能够证明罗尔刚先生的结论，就是你认为七十回本有底本，你必须得举出证据，你必须得排除反证。我觉得他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就是得要有直接的证据、正面的证据、确凿无疑的证据，这样一个结论才能够成立。罗先生的说法是新的，但证据我觉得不足。由于他已经去世了，学术界很多人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因为《水浒传》的底本不是七十回本，这是个很明显的问题。你要推翻这个，那非得要举出证据不可。就是我讲的正面的证据，确凿无疑的证据，必须得有这个。现在提出的一些怀疑，我对怀疑提几点看法，包括《水浒传》的作者为什么是元末明初人？你说的依据在于《续录鬼簿》说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你怎么知道《续录鬼簿》上提到的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它上面没有说啊，现在有人提出这么个问题。我觉得这是考据问题，考据问题就好像是侦探破案、法官断案，现在法官断案有两个原则，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个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我认为他是元末明初人见于这个《续录鬼簿》，你认为不是，我认为，我举出证据来了——《续录鬼簿》，你认为不是，请你举证。第二个原则，疑罪从无。这是现在所坚持的一个原则，你怀疑某个人杀了人，你举不出证据，那他就是没有杀人。判案就是这么判，疑罪从无，你不能够用怀疑的东西提出来对一个有证据的、肯定的、正面的说法。想推翻它，我觉得现在不行。你只能是一家之言，你还不足以推翻这个。这样说不晓得恰当不恰当。特别重要的，我觉得谁主张谁举证，疑罪从无，这两个原则，我觉得应当引用到考据工作当中来。
傅光明：刘先生如数家珍般地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的貌像，常说知人论事，很可惜，我们对《水浒传》的作者的生平、家世却无从考证，只能是知之甚少了。但这丝毫不会妨碍《水浒传》的作者成为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作家。我想今天我们听了刘先生的演讲之后，会更好地有助于我们阅读和理解《水浒传》。最后让我们对刘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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