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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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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石昌渝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在《水浒传》流传之初就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和看法,或称之为诲盗之书,或称之为忠义之作,到了五十年代国内的学界一般认为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八十年代之后呢在农民起义论之外又有了市民说,忠奸斗争说,或者市民说从属于忠奸斗争说,等等观点。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水浒传》,看待《水浒传》的性质、意义和思想?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先生,请他为我们演讲《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大家欢迎。

 

石昌渝:各位朋友,早上好,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水浒传》我感到非常荣幸。《水浒传》这部小说在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关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一直存在着比较尖锐的意见分歧。今天,我谈一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在进入正题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我讲《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它的文本依据是什么?因为《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从文字的繁简来说,它有简本、繁本之分,就它的故事情节来说,有七十一回本、一百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之分。我今天讲《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它的文本依据是一百回本。为什么要以一百回本为依据呢,我认为一百回本比较接近作者原作的面貌。嘉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著录了《水浒传》,它著录的《水浒传》就是一百卷本。在中国的文献里边,记录《水浒传》最早的一本书就是《百川书志》。另外,在上海图书馆曾经发现一个残叶,这是现存《水浒传》版本中最早的一个版本,它是一个残叶,这个残叶我们分析,它是一百卷本。因此,我们认为,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一百回本是最早的版本。其次,我们分析一下七十一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号称《水浒全传》,和一百回本在情节上有什么区别呢?它插进了两个情节,一个是打田虎,一个是打王庆,这两部分情节只要我们细读一下就会发现,是比较多余的,明显模仿前面情节的痕迹,很显然是后来的书商为了寻找卖点,插增进去的。

另外,七十一回本就是金圣叹搞的一个本子,他把《水浒传》七十一回以后砍下去了,在七十一回末尾加上一个惊噩梦,卢俊义惊噩梦暗示一百零八将都将被杀尽,金圣叹认为梁山好汉是强盗,他们绝没有好下场,因而不给他们去征辽和征方腊就是不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这是金圣叹的看法。金圣叹标榜这个七十一回本是古本,是最早的本子。他还写了一篇序,并把这篇序说成是元代施耐庵的序,很明显这是他自己伪造的。很没明显,七十一回本,也不是《水浒传》的原貌。所以我们谈《水浒传》思想倾向的时候,应当选择一百回本来作为文本的依据。

要说明的第二点是,谈一部长篇小说的思想倾向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人能够把它谈得非常的好,谈得非常准确,非常全面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古代诗评家有一句话,叫“诗无达诂”,就是说一句诗要给它一个准确的诠译很难办到。这位诗人写这个诗,他的主观意图如何,它所包含的思想内涵究竟有哪些?作为后人来评论它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困难呢?第一,这个诗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体察诗人的生活环境,他的经历,他的思想世界观,他的艺术趣味,要准确地把握这些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评论者,他必然要受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影响,他有他的生活环境,他有他的文化背景,他有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思想,他自己的情感,评论起来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别说不同的评论家去评同一首诗会有不同的见解,就是同一个评论家,他年轻的时候和年老的时候去评同一首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阅读《红楼梦》,阅读《水浒传》,由于彼时和此时的心境不同,感受也不一样,你高兴的时候,你悲伤的时候,你压抑的时候,你放松的时候,去看一部作品,得出的印象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古人说“诗无达诂”,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评论家总是要追求准确地解释一部作品,怎么去追求呢?就我个人来说,今天讲《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我想应该要注意把握两点:第一点,把作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效果要结合起来;第二点,对于一部作品我们要全面地、系统地去把握它的形象和情节,不要取其一点,不计其余,不要只看一个方面,要全面地看,要发展地看,要联系起来看,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来把握。我想只要坚持这两项原则,对《水浒传》思想倾向的分析就不会离作品的实际太远。当然,我分析的如何,还要请各位指教。

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历来对《水浒传》思想倾向的不同意见。刚才主持人也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我想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向大家作一个比较简要的说明。在封建时代,对《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主要的看法有两个。第一,忠义说。认为《水浒传》通过宋江一百零八人上梁山的经历以及最后招安这个悲剧性的结局,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提出这个忠义说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贽,就是李卓吾。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忠义水浒传>序》。他评《水浒传》抓住两点。第一点,他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是一部发愤之作。为什么是发愤之作呢?他认为作者是生在元代心在宋代,作者愤于怒宋代的灭亡,认为当时朝廷的文武大臣缺乏忠义,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城心腹,”而在《水浒》。作者是出于这个背景写《水浒传》的。这是他理论的第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他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最后是死而不辞。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在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这是李卓吾的看法。我们知道,《水浒传》最初的版本,名字叫《忠义水浒传》,水浒是和忠义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李贽这个看法比较接近作者主观的创作意图。这是一。

在李贽以后,出现了诲盗说。说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这个观点出现在明崇祯十五年,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的时候,那个时候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代这个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这个时候有个官员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本,这个人叫左懋第,他认为《水浒传》是教坏了百姓,强盗就是学宋江。他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一个叫李青山的强盗占住了梁山,行动模仿梁山,当时政府多次围剿,也没有彻底把他们剿灭干净。梁山,我们知道是处在运河一线的附近,古代运河担负着漕运,叫南粮北调,梁山就在运河的附近,如果被“强盗”占据,就会威胁到这条经济命脉。左懋第在奏本里面讲到这个问题,说《水浒传》“贻害人心,”若不禁毁后果将不堪设想。同年,朝廷就下令在全国销毁《水浒传》,连同它的版本都要毁掉,烧掉。这就是诲盗说。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金圣叹《水浒传》从艺术上对《水浒传》的评价很高,认为《水浒传》描写人物很成功,叙述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一回以后砍掉而加上惊噩梦的结尾的这样一个举措。忠义说和诲盗说,是在封建时代对《水浒传》思想倾向评论的尖锐对立的两种意见。

建国以后,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古典小说的时候是经过一番研究的,最后决定先出版《水浒传》。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这个观点反映在文革以前是各种教科书、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著作中,是那个时期的一个主流的看法。认为它描写了一个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它歌颂了这一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歌颂了他们革命的、造反的精神。这个观点实质上是历史上的诲盗说的当代版,只不过换了一个立场,“诲盗说”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而“农民起义说”是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但是文革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文革当中,1975年,曾经在全国掀起评《水浒传》的运动,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认为《水浒传》里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就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一百零八人中没有晁盖的位置。

当时“四人帮”评《水浒》并不是文艺批评,他们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这且不论,单从文艺的角度说,它乃是“忠义说”的当代版。这种观点在文革当中由于是惟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造成很大的影响。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对《水浒传》的思想提出很多不同意见。不过我认为,它不管怎么翻新,仍然超出不了历史上两种主要的见解,一个忠义说,一个诲盗说,还是这两种,只不是是各种不同的名词来包装而已。各种标新立异的论点,只不过是新瓶旧酒,本质上还是摆脱不了这两种观点。这是历来对《水浒传》思想倾向的主要的不同意见。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水浒传》写的是一伙强盗,还是农民起义的英雄呢?这有不同的回答。我们知道,一部作品写什么、怎么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它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也可以分析出作品的倾向。在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强盗写给强盗看的书,写的是一伙强盗。《水浒传》的一百零八人里有没有强盗呢?我们都熟悉《水浒传》,那确实是有的,强盗还不只是一个,是一大批。统计一下,三分之一是有的。

第一类是占山为王的强盗,那是一大批,少华山,桃花山,梁山,白虎山,清风山,对影山,黄山门,饮马川,芒砀山,枯树山等等,这些都是强盗,毫无疑问。我们读《水浒传》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桃花村里有一个地主叫卢太公,他的女儿被桃花山的山大王“小霸王”周通看中,周通要强娶他的女儿做压寨夫人。鲁智深来到桃花村见卢太公哭得伤心,问他说,你嫁女儿,哭什么。他说,不是我愿意嫁的。鲁智深说,那你就不给他娶呀。他说,那不行,周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你不给他娶行吗。周通就是个强盗。后来鲁智深搞了一个洞房恶作剧,他躲在帐子里面,等周通进洞房上床时把他抓住,揍了一顿。桃花山的另外一个头领“打虎将”李忠认识鲁智深,立即来认错请罪,解除了这门强迫的婚约,这才了结。周通等人就是占山为王的强盗。

还有一类是开黑店的,那大家就很熟悉了,十字坡的张青、孙二娘,他们杀人可不管你是什么好人坏人,只要你进了这个黑店,他就要把你麻倒。开黑店的还有一个朱贵,他是梁山的眼线。黑店是以王伦为首的梁山的情报站,朱贵对林冲说,进了我这个店的客人,统统麻倒,有钱的把钱夺过来,杀掉后瘦的就做成腊肉,肥的就熬油点灯。这能说不是强盗行径吗?

还有一类是在陆地和江上打劫的,都是拦路打劫。江上打劫的我们很熟悉,就是“船火儿”张横、“浪里白跳”张顺。宋江被发配江州,到了穆弘、穆春的庄子上,因为打抱不平,被穆弘、穆春兄弟追赶,宋江和押送他的公差仓皇逃命,逃到了张横的船上。张横把船摇到河中间,就问宋江三人:你们是要吃板刀面呢,还是要吃馄饨?吃板刀面就是一刀剁了,抛到江里去;吃馄饨就是整个抛到江里去。这是江上打劫。

还有一类就是小偷小摸,“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他们都是惯偷。这四类强盗在梁山一百零八人里面确实是相当一部分。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水浒传》是写强盗的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作出结论。为什么?

第一,从全书的结构布局来看,这些人不是梁山集团的主流,也不是情节的主角。《水浒传》排座次很有讲究,我刚才举的这一伙强盗,占山为王的,开黑店的,打劫的,惯偷这些人,基本上不在前三十六名,都在三十六名以后,唯有张横、张顺例外,在三十六名之内。为什么呢?因为张横、张顺他们不是随便杀人的,他们当时在浔洋江上要杀宋江这三个人,是因为看到那两个公差了,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你们这些狗公差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宋江没有带刑具,他以为是一伙的,要杀他。这一段写得很漂亮的,最后“混江龙”李俊来了,知道宋江上了船,千钧一发,把宋江救了下来。小说描写宋江从舱里出来才发现星光明亮,准确地表现了宋江从紧张到松弛的心境。张横、张顺两兄弟不随便杀人,不像张青、朱贵。

第二,作者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如何去杀人,如何去抢劫,他们的这些举动都是通过他们口叙、旁叙出来的,都没有正面的描写。小说正面描写的是鲁智深,是林冲,是宋江,是这样一批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批英雄好汉。他们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才是梁山的主流。

第三,他们这些人上了梁山以后,都服从了宋江的纲领,就是服从了宋江的领导,执行了宋江的路线,他们已经再不干过去干的那些强盗的勾当。这是很真实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队伍的成分就是复杂的,其中不乏土匪强盗。姚雪垠的《李自成》描写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生动丰满,结构宏大,是当代长篇小说的杰作。但是你要以为历史上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就是那个样子,我认为就错了。姚雪垠在相当程度上是用共产党的面貌来改塑李自成以及他的队伍,与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李自成有相当的距离。《水浒传》却写得非常真实,里面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泥沙俱下,鱼龙混珠,决不那么纯粹,他们都是被逼无奈,亡命江湖,然后聚合在一起,出来一个领袖,这个领袖有思想,有目标,统率这一帮人去打天下。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晁盖等七人聚义,劫了蔡京的生辰纲,事情败露,站不住脚了,迫不得已上了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王伦不容他们,林冲火并王伦,尊晁盖做了第一把交椅,梁山于是就在晁盖的领导之下。作为梁山领袖的晁盖,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干什么?还是打家劫舍,与桃花山,与王伦没有什么区别。他领导梁山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击败了济州府官军的征剿,第二件就是劫持,抢劫了一个车队,一个商人的车队,抢了二三十箱金银,四五十匹骡马,他还是干强盗的勾当。宋江却是有政治头脑的,他上梁山以后,主张保境安民,斗争的矛头对准贪官污吏,过往的官员,他拦下来,如果发现官员箱笼里有金银,就一律收缴。过往客商,一律不准抢。在梁山周边几百里范围之内,如果发现有贪官、土豪、恶霸,他毫不留情,去把他干掉。这跟晁盖完全不同。宋江上山以后,用他的思想理论来统帅梁山的行动,这个时候梁山就是农民起义,而不是强盗。我们判定一个队伍是不是农民起义不能简单地看它的成分,关键是看它的领袖,它的领袖提出来的纲领和纲领的实践。宋江虽然有招安思想,但他和政府军刀对刀、枪对枪,是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我们说他领导的队伍不再是土匪强盗,而是农民起义的军队。

这里还涉及到对农民起义的认识和历史评价问题,我认为农民起义不能叫做社会革命。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不是一种新的社会孕育的因素。这是一。第二,从事实来看,农民起义它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它并不反对封建制度,只是反对压在他头上的那个皇帝,那个政府,推翻它,然后取而代之。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洪秀全,没有哪一个不是想当皇帝的?就抢一个座位,并不改变社会制度。梁山聚义排座次,这个排座次很有研究,“一丈青”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一对夫妻,扈三娘武艺那么高强,又那么漂亮,嫁给一个“矮脚虎”就已经够窝囊的了,排座次的时候扈三娘还要排在王英的后面,这是为什么,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这就是封建思想。

农民起义在发动群众的时候也会提出“均田地,等贵贱”的口号,梁山也有“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之类的说法,但这些只是口头上的宣言,根本不可能实施,乌托邦而已。说到底它的指导思想是封建思想,不反对皇权主义,不反对封建制度,用《西游记》孙悟空的话说:“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如果我们把农民起义的性质拔得太高,把农民起义革命化,那我们就会觉得《水浒传》写的梁山一群人不像是农民起义。其实农民起义就是这个样子。

总而言之,我们看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关键要看它的领袖,要看这个领袖所提出来的政治纲领和他纲领的实践。《水浒传》是写了一批强盗,但是并没有赞扬强盗,它赞扬的是以林冲、鲁智深、宋江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它歌颂的是这样一批人,它肯定的是宋江上梁山所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因此我认为《水浒传》的确是写农民起义,而且对农民起义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当然,他的肯定是宋江式的起义,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谈到了《水浒传》的确写的是农民起义。这种起义有没有合理性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我们读《水浒传》只要读到林冲,你就会感到他不想造反都不行,高俅、高衙内为要强夺他的妻子,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才罢休。他被诬陷判罪,流放,他都忍了。火烧草料场,他已退无可退,横竖一个死,他冲出山神庙,把高俅派来的陆虞侯等几个坏家伙杀掉。要不这样写,你会觉得压抑得很。再如写鲁智深,他拳打镇关西,那几拳打下去你难道不觉得痛快吗?不打才窝囊,打才解气,这就是《水浒传》肯定的东西。它肯定的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水浒传》宣扬的是一种反抗压迫的精神,这种精神非常可贵。我们知道,《水浒传》写被压迫者起来反抗,在中国古代小说里面是绝无仅有,曾有评论说,小说都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唯有《水浒传》写下层人民的反抗,写他们为生存、为正义而斗争,这种思想倾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我同意这个评价。

但是《水浒传》有一个招安的问题。首先,《水浒传》是不是写了招安;其次,如果真的是写了招安,又如何看待招安呢?有的评论者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问题。说《水浒传》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七十回以后的《水浒传》是另外一个《水浒传》,是两个《水浒传》。宋江上梁山排座次之前,那是一个宋江。上梁山主持梁山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宋江。言下之意,七十回以后背离了前七十回的思想,前七十回是造反的,七十回以后是投降的。这就涉及到我前头所讲的如何分析一部文艺作品的方法问题。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地分析、要系统地分析,不能取其一点,更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实际上,宋江上梁山之前,他的思想是忠义思想,上梁山之后这个忠义思想就变成他的路线。招安的路线,他是一贯的,不是上梁山以后突然变了,不是这样。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亡命江湖,他曾经在孔家庄,孔明、孔亮的庄子上遇见了武松。这是他是第二次跟武松见面,宋江跟武松第一次见面是在柴进的庄子上,当时孔氏兄弟把武松吊起来拷打。因为武松先打了孔亮,之后喝醉了酒被他们抓起来,宋江出面把武松救了。他们离开孔家庄,武松要去投奔二龙山,分手的时候,宋江语重心长对武松说:你如此英雄,决定能做大官。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这都是宋江的真实思想。他劝武松,因为武松这个人是有一定的盲目性的。

说武松醉打蒋门神,那很能体现武松的性格,武松有正义感,敢说敢当。不过,说到武松杀潘金莲,我却有一点看法。我认为《水浒传》对妇女的看法有偏见,这是江湖亡命汉的偏见,武松杀潘金莲有一点过度,潘金莲是一个弱者,她被迫嫁给武大郎,就是一个悲剧。《水浒传》对妇女持有一种江湖意识,或者说游民意识,江湖上对女人很忌讳,认为坏事的都是女人,他们认为很多事情是坏在女人手里。江湖上的人不能有家小,明代成化年间有一部说唱词话《花关索传》,花关索是关羽的儿子。此书写关索的身世,讲刘、关、张结义,刘备说:我独自一人,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羽、张飞为了证明自己没二心,互相把家小全部杀掉,由张飞去杀关羽的老小,张飞到了关羽家里杀了一十八人,发现关羽的妻子有身孕,动了恻隐之心,让关羽的夫人跑了,这才生下了关索。后来《三国演义》有的版本有关索,有的版本没有。这是江湖上的真实。

武松醉打蒋门神写得非常生动,但就其性质而言,还是有可分析的余地的。武松杀了潘金莲,发配到沧州,认识了“金眼彪”施恩。施恩的父亲是个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就是我们今天的监狱长。他打死个人就像拍一只苍蝇。施恩就凭父亲的势力在快活林开了个酒店,这个酒店实际上是黑势力的据点,控制着当地百十家大客店和三二十处赌坊、兑坊,连过往的妓女都要盘剥。施恩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施恩不过就是请武松在监狱里喝酒、吃肉,武松马上跟他称兄道弟。蒋门神有张团练为靠山,武艺又比施恩高强,打伤了施恩,抢了他的店子。施恩用酒肉款待武松,就是让武松去夺回酒店。那武松毫不犹豫,上去就打,武松的醉拳打得很精彩。但是你要问问他为什么打?蒋门神固然是个恶霸,那个施恩当时也不是善类,一个大恶,一个小恶。蒋门神的背景比施恩更大,后来蒋门神就勾结官府要把武松害死,于是发生了后来“血溅鸳鸯楼”的情节。此时的性质才发生转变,武松血溅鸳鸯楼是对官府迫害的反抗。武松这个人能量很大,做事以江湖义气为重,这样的人很容易被人利用。宋江清楚武松的弱点,劝他走正道。宋江是根据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世界观来引导武松,你呀,既然有本事,武艺高强,就应该到边关去,守卫国家疆土,用一刀一枪,建立军功,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宋江的忠义思想是很明确的,他杀了阎婆惜以后,亡命江湖,多次被山头上那些山大王请上山,他都不肯上山落草。他刺配江州途中,晁盖把他接上梁山,他拒绝入伙。他虽然重义气,但他认为还有高于义气的东西,那就是忠孝。他说入伙梁山,“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流放到江州,在江州他题了一首“反诗”。这首反诗有两句云:“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当地一个赋闲的通判黄文炳一心钻营,在浔阳楼墙壁上看到宋江的这两句诗,他分析到:“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于是给宋江加上谋反的罪名。宋江此诗的愿意是这样吗?他说“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史称拥兵六十万,攻陷长安,建立大齐王朝。

宋江说黄巢不是个大丈夫,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黄文炳的解释,一种可以解释为批评黄巢谋反朝廷自立皇帝,认为这种行径非大丈夫所为。我认为第二种解释更符合诗的本意。他认为忠义才是大丈夫的风骨,后来他在梁山干的事业才是大丈夫的作为。所以说,宋江的招安路线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的,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的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上梁山之前,他的行为准则是两条:一个忠,一个义。对江湖上好汉、豪杰他称兄道弟,扶危济困。对朝廷,对父亲尽忠。如果忠和义发生矛盾,他是让义服从于忠的。上了梁山以后,这种思想很自然地就会演变为招安路线。所以说,《水浒传》宣扬的是忠义思想,招安正是这种思想在政治路线上的表现。

其次,我们如何看待招安?前面我讲历来对《水浒传》思想倾向的不同意见时,已经涉及到一点,文化大革命评论《水浒传》,不是个学术问题,那是个政治运作。把晁盖说成是革命路线,把宋江说是反革命路线,这种说法缺乏事实的依据,缺乏文学描写的依据。从文学描写来看,从《水浒传》提供给我们的人物情节来看,宋江和晁盖不存在一个革命和投降的对立。晁盖的“聚义厅”的“义”是江湖义气的义,并没有均田地、等贵贱、打天下的意思。晁盖既没有革命,宋江就谈不上投降。

前已有述,农民起义是不反皇权主义的,李逵说打倒赵家皇帝,让宋江大哥做皇帝,这是典型的农民起义思想。但是对于社会和人民来说,农民起义成功了,也只是换了一个皇帝,社会制度依旧,并没有发生性质的改变。他只是要反某一家皇帝,然后自家做皇帝。宋江则不同,他造反,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思想与反皇帝的思想的确不同,但不存在本质的差异,不存在政治上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差异。历史上农民起义,接受招安的多得很,李自成、张献忠都受过招安,明代正德年间,河北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就千方百计的要招安,他们私下送银子给当时正德皇帝身边最得宠的太监刘谨,想得到朝廷招安。

农民起义常有接受招安的现象,这是农民起义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农民起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奋斗目标,它自身的封建性质决定了造反和招安可以兼容。招安是他们的一种策略,形势不妙,他们就可能接受招安,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这样招安的,一旦他们势力又壮大起来,马上就换旗。宋江跟他们不同就在于,宋江把招安作为他战略的目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般都要推翻皇帝,自己做皇帝,宋江和他们的差别就在这里。招安是对当朝皇帝的投降,但它与李逵式的造反并不是反革命与革命的本质差别。我们不能认为,《水浒传》写了招安,就判断《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

还有,招安在《水浒传》全书里情节中的位置并不是主要的,《水浒传》主要写林冲的故事、晁盖的故事、武松的故事、宋江的故事,等等,比起这些逼上梁山的故事,招安情节在全书里面显得苍白。尽管作者是要宣扬忠义,但是客观效果并不是十分的强烈,反而是逼上梁山的故事脍炙人口。我认为《水浒传》价值之所在不取决于招安或没有招安,它的价值在于它歌颂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揭示了逼上梁山这一封建社会历史的规律。金圣叹虽然反对农民起义,但是他也承认乱自上作。他评点《水浒传》说,“乱自上作。”不能怪老百姓,动乱是统治者上边搞起来的,朝廷的腐败、政治的黑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把老百姓逼得无路可走,才动乱起来。《水浒传》的价值简单来说,是它歌颂了一批敢于反抗的英雄,在客观上揭示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个封建时代的历史的规律。这个思想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不能因为作者宣扬招安,就把《水浒传》全盘否定。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我认为《水浒传》存在对立的两种思想,一个是造反有理,一个是忠义思想。这两种思想本是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它们确实在《水浒传》里共存。宋江这个人物性格就体现了这两种思想的对立统一,他不想造反,造了反又不做皇帝。这种复杂性格是不是作者虚构而不真实呢?这种思想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非常罕见,但也不是没有,明朝正德年间农民起义的领袖中有一个叫赵隧的,人家称他为赵疯子,就是因为他脑子里面存在这种二律背反,你要忠义,又要造反,这是完全不能相容的东西。所以人家认为他疯了,是神经病。我们注意到,正德以后,历朝野史笔记,记载赵隧的特别多,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封建时代的文人,不管他的思想多么进步,他是不会接受造反的事情的,比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大家公认他在那个时代思想最解放,但是他还是坚持忠义的立场,他肯定《水浒传》就是基于忠义的思想,他就不能赞同造反。赵隧这个人物,为什么许多文人对他感兴趣?就是因为赵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翻天覆地的造反行动,却满脑子忠君思想。农民起义失败后,他被凌迟处死。他被捕押赴北京途中某驿站题诗于壁,感叹“秦廷无剑诛高鹿,汉室何人问丙牛”,以汉朝忠臣丙吉自喻,以没有杀掉奸臣赵高为憾,他的诗仍然是忠义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证明,《水浒传》宋江这个人物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是真实的。

造反而又不反皇帝,我把它称作二元统一。这种二元统一,它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水浒传》写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悲剧。《水浒传》结局宋江被毒酒杀害,他知道中毒必死时又让李逵吃了毒酒。他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但是他不明白,既然揭竿而起与政府对抗,朝廷是决不会承认他的忠义的。他的悲剧结局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傅光明: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就是很多读者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水浒传》中的绿林的英雄性和江湖的豪侠气,而往往忽略掉了他们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我想不光是对《水浒传》,对任何的文学作品,我们还都应该历史地、科学地来看待、来理解、来品读。好,最后让我们感谢石昌渝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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