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教授谈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
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听星期日义务演讲，已是业余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节目。2002年1月6日文学馆的首次演讲，是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戴锦华教授主讲“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演讲开始前，可容纳400多人的多功能厅，基本已座无虚席。
戴锦华的演讲很抓人，她一上来就说：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并不乐观，我不是报喜鸟。接着，她便从我国2001年12月加入WTO开始了论述：现在我们已经入世，就中国电影而言，挑战要大于机遇。就世界范围来说，中国的崛起，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国家是欢迎和高兴的，而美国和日本某些政要则感到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对我们有一种特殊的“担心”。这就意味着包括中国电影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发展中，有着更多的挑战，也就存在某种危机和险阻。
好莱坞的宗旨是赚钱，是纯商业性的
实际上电影从它诞生起就是全球性的艺术，而电影艺术发展之快，影响面之广，几乎覆盖了全球。可悲的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区、国家的经济、科技的巨大差距，是很不平等的，形成世界电影业清晰的中心与模糊边缘的格局。电影的发展历史证明，它不可能也有带来全球性的共存共荣。它的发展一向是按照富国，早先是欧洲，现在是美国的意志，愈来愈形成单一化的局面。
电影是法国人卢米埃尔于1895年发明的，所以电影一直使法国人感到骄傲，而近些年来，由于受到美国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巴黎繁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法国人身着美式休闲装、牛仔裤；美国大片《哈利·波特》的电影广告占据广告宣传最佳位置，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在西非马里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我看到一间录象带商店。我好奇地观察一番，摆出的尽是美国影视录象带，可见美国在这个贫穷国家也有他们的市场。
各地区，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它的历史及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由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依据他们经济、科技上的强势，在倾销他们物质产品的同时，将他们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品推向世界各地，造成了本地区、本国的电影业逐渐凋零甚至消亡。电影业比较有基础的国家，自己的电影也正在衰退。一些国家在这种电影强势冲击下，已经或正在模仿好莱坞，而好莱坞的宗旨是赚钱，是纯商业的。
电影是20世纪的伟大艺术之一，列宁称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包括思想、道德、文化等，有着很强、很广泛的影响力。从全球看，事实是电影到了今天已经走向纯商业化了。近几年，我有幸参加过多次国际电影节，很少有令人激动和耐人寻味的作品。我认为电影这门艺术处于急需抢救的危机之中。
1905年，我过诞生了第一部国产影片——京剧《定军山》。中国民族电影的起步，使许多海外学子及有识之士相继回国。他们是怀着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投身自己的电影业。因为在海外，他们看到的影片中，中华民族被污损为一幅愚昧、丑陋的形象。他们想通过电影来表现和反映我堂堂炎黄子孙的正面形象，以正天下视听。不幸的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经过众多志士的努力，在西方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中国人被歪曲的丑陋形象，没有多大改变。造成这状况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缺乏交流与沟通，其中有些国家的媒体不报道中国正面的东西。二是西方的媒体对中国的宣传里带着偏见，或者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你。我们国家推出的电影，多反映的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和精神面貌，他们认为是“宣传”，是不真实的，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不接受，更不会替你传播。而有的影视作品反映旧中国的落后和现在仍存在的丑陋现象，合这些人的口味，被他们接受和认定。这是西方由于殖民地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和意识形态巨大差别形成的偏见。
张艺谋影片获奖，是因为他符合了西方人的文化逻辑
1988年由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是中国电影所取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张艺谋、巩俐等载誉而归。中国送到另一个世界A级电影节——嘎纳电影节，由陈凯歌执导的表现中国教育问题的影片《孩子王》，却得了一个最差影片“奖”，让中国电影蒙羞而返。两部电影，在两个A级国际电影节上截然相反的遭遇，说明了这就是外国人，特别是西方的文化逻辑和标准。台湾电影界说这种评奖结果，等于是中国电影的“启示录”。
这话说得不错，因为它对中国大陆电影界，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导演起了启示、倒向作用。在这之后，张艺谋又趁势拍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由于张艺谋的成功，这一年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位一流作家同时都写关于武则天的长篇小说，由张艺谋预订改编版权。后来有六部以武则天为题材的小说先后问世，业内人士都体会到张艺谋的感召力，认为张艺谋、巩俐对中国电影太重要了。许多导演如著名导演黄建新也决定不拍城市题材，而到乡下去寻找灵感。不久，中国银幕出现了多部题材相近，手法类似的似曾相识的影片。难怪有人说，看电影一直在“脱帽”，因为电影中的形象都是“老熟人”。
这个阶段，一个“铁屋子”关了一个特别的女人，成了一种电影模式。《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都是被禁锢的中国女子的形象。这些故事给中国电影展现了一扇门、一座桥、一条路，打开这扇门，过了这座桥，就是一条通往世界电影之路。《红高粱》受到西方人的褒奖，是与他们的文化逻辑和取向想吻合的，而受羞辱的《孩子王》与他们的理念格格不入。陈凯歌在这个严峻事实面前，调整自己的戏路，拍了《霸王别姬》，也在国际上得了奖。张艺谋、陈凯歌的影片就是西方观察中国电影的“镜片”。
西方人认为世界历史就是欧美历史，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只不过陪衬。
中国电影的确是愈来愈处于危机之中了
自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奖后，在中国影坛上发生了巨大的震动，对电影体制、题材、艺术技巧等方面，中国电影人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由张艺谋和陈凯歌开创的历史情节剧至1993年在中国达到辉煌，但随后不久也一落千丈。
以后，我国电影又开始了中国革命史的大制作，如电影《开天辟地》、《大决战》、《周恩来》等，这些影片投入巨大，演员阵容强，是中央倡导的主旋律电影。《周恩来》、《辽沈战役》拍得不错，反响也很好，但有的影片上座率很低。
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是制约电影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影院门前比较冷落，其原因有二：一是票价昂贵；二是上映影片单一，观众选择的余地不多。这是中国电影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1994年，文化部经过研究决定引进十部大片。这是我国与美国断绝了近50年电影贸易后，重新向美国开放中国的电影市场。当时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狼来了》的文章，阐述了美国电影对世界各国电影的冲击，及对处于弱势的中国电影的忧虑和担心。不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议论和责难。我国的电影院都受“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制约，而美国好莱坞有一个庞大的电影发行系统。只要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支持和推荐，进口大片可以占据全国所有的龙头影院。
1995年，好莱坞影片进入了中国的影院。一些业内人士也认为中国电影得救了。我认为这种想法太幼稚，因为事实证明，好莱坞进入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电影就萎缩，连法国这样的电影大国，都感到好莱坞的巨大压力。另一种说法是，它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活力，这又是幼稚的想法，世界电影从来没有什么“公平竞争”可言。好莱坞才大气粗，一部中档影片的投入，再加上它巨大的宣传广告，这种竞争是平等的吗？等于在很弱的羊群中，引来了很凶狠的狼。这群羊能受得了吗？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推出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红樱桃》、《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几部叫座的影片，活跃了中国的电影市场。应该指出的是，其中两部是由国外投资拍摄的。
1996年，我们借鉴好莱坞大片大投入，三家公司投入《秦颂》、《兰陵王》等三部影片的制作，掀开了中国电影的大制作，其结果是三部影片巨大的亏损，几乎拖垮了三家电影公司。
近两三年，中国电影界推出新主流电影：一种是以表现小人物、普通人的苦涩柔情为主题的低成本、小制作的影片，故事以情动人，让人们流泪，而又觉得心里暖融融的。这种借鉴伊朗电影的成功经验的影片模式称之为“阿巴斯效应”。张艺谋执导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属于这一种。此后，一些类似的影片相继问世。
第二种影片被称之为“北野武效应”，其特点是故事曲折，有温情，加上一点暴力、荒诞；还有“王家卫效应”，这都给年轻影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中国电影中的“冯小宁现象”。由冯小宁执导的影片《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的推出，获得好评。影片的共同特点是：旖旎的风光、异域的景观、中外影星的阵容，与中国历史相关联的故事情节。这种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一种创新，但对某些内容的处理上，还值得商榷。
第三种是冯小刚的贺岁片，他是新主流电影的主要代表之一，电影有《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有话好好说》、《大腕》等。这些电影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我认为，冯小刚具有平民意识，懂得中国广大观众的市民心态，有市场意识，这也说明他对投资者的尊重。同时，他是支持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相抗争的大牌导演。但不足的是，使人感到影片有点“俗”，艺术品位还有待提高。
以上中国电影在近年所做的积极探索，有成功，也有教训。我还是要提出，不可小看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冲击。不然，中国电影就要成为又一艘世界电影的“冰海沉船”。因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呈现出特定的萧条。陈凯歌到好莱坞拍片了；冯小刚这个支持中国电影与好莱坞抗争的硬汉，被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请”去拍“情节剧”电影。美国对中国电影似乎要赶尽杀绝。我听了冯小刚下面一句话，“别担心，吃里爬外是我的强项”后，才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我不怕被人说成“乌鸦嘴”。中国电影的确是愈来愈处于危机之中了。
薛连通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