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散文家、编剧邹静之谈诗歌与电视剧
2月15日正月初四上午9：00半，舍弃逛街与拜亲访友的热心听众们，会聚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大厅，以兴奋的心情赶来听诗人、散文家、著名编剧邹静之先生关于诗歌与电视剧的演讲。从这次演讲开始，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将拍摄、录制全过程，剪辑之后，将在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百家讲坛”节目陆续播出。
邹静之一开场就说，我在《诗刊》做编辑工作，不善长演讲，也不能从理论上以高屋建瓴之势来论证什么，而只是谈谈个人的经验与体会。
一个简单的难题——诗是什么
不久前，我同一位企业家交谈，他提出：诗歌与广告有什么联系。我说：诗歌是很高级的文学形式，是顶天的东西，而广告是物质化、很具体的东西。我对诗人是很尊重的。尊重诗人的企业家就是一个好企业家。我顺便讲了一个故事：去年三四月份，有一个盲人在地铁进出口讨钱，身边挂着一张乞讨词“我什么也看不见”。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给钱的人不多。一天，一位诗人路过，看到后，在上面加了几个字，乞讨词变成“春天来了，我什么也看不见”。结果，盲人的搪磁碗里钱比以往多了许多。改后的乞讨词明示着：春天来了，花草丛生，可是这美丽的景色我却看不见，增加几分凄惨！
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一种愉快的心情诋毁诗歌和诗人了。在一些作品中诗人被描绘成酸溜溜的、神经质的、像出土文物似的形象。我认为这不是偏见就是无知。郑敏先生说：一个民族若没有哲学和诗歌，那就是一个低档的民族。一位外国汉学家说：中国如果没有李白、杜甫，那还叫中国吗？！对中国诗人的崇敬溢于言表。
年稍长的一些听众都记得，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用诗歌来悼念周总理的动人场面。到处是诗词、诗联，到处是诗人朗诵，群众被悼念总理的诗词所激荡。几年后，在四川举办了一次朦胧诗会，诗人云集，听众如海，万人空巷。在那段时间，有人说：在王府井大街抛石头，如果砸到10个人，其中有9个是诗人。《诗刊》发行量每月达几十万册。在市场经济、社会商品化的今天，抛石头砸到10个人，有9个不是诗人而是总经理了，剩下的一个还是副总经理。由于社会取向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经济化、商品化了。《诗刊》受到冷落。最好的诗在《诗刊》上发表一行最多3元。
我依旧对诗情有独钟，对诗人由衷的尊崇。
我爱人在幼儿园工作，她给我这个做《诗刊》编辑的丈夫，提出过一个简单的难题：什么是诗？我竟然答不出来！我查字典、词典、辞海。什么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等等，答案总是不理想。后来我又翻阅名人语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叶芝说：“与别人争论称为雄辩；与自己争辩产生的是诗歌。”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艾略特说：“诗是为安慰有教养的人所做的游戏。”这个答案使我感到泄气。又是一位大师阿莱克桑德雷说：“诗歌是用来交流的一种深刻的真理”。等等，可谓100个大师有100种说法。
我认为，诗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就是你究竟为什么而写。古人云：诗言志。这是诗歌的精神取向，清代沈德潜说：有第一等的襟抱，才有第一等的诗歌。诗是什么？应该有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要写诗呢？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其目的也是千奇百怪的。一位作者由于来稿水平不高，诗未得发表，多次来信来电要求发表他的作品。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发表，他说：为了评职称。
还有为爱情而写作的，为抒发个人情感而写作的。《诗刊》上经常发表一位家住江西的退休老人的作品，他已经瘫痪，但执着写诗，诗写得很好。他就是为抒发自己的心情而写。
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没有假山歌。作诗作文可奉承，拍马屁，说违心之言，而山歌本自民间，来自实际生活，是真实感情的抒发。我们《诗刊》编辑经常收到读者的询问，能发在《诗刊》上的诗须达到什么标准？这个问题既不好回答，又好回答。唯一的标准就是，一定是好诗，有真情实感、富于想象的好诗。
写诗是为“艺术的时间”还是为“物理的时间”
我16岁半到北大荒下乡。由于年龄小，非常想家。到了大年三十，就想方设法乘火车回北京。有一回，我有两年没回去了。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我乘车先到哈尔滨再转车，刚巧没赶上回北京的车。我到了招待所客居孤馆，一个人，冷冷清清，睡不着觉，水管子嘀嗒的滴水声清晰可辩。这种冷清和孤单，令躺在床上的我油然想起唐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来，思乡思亲的心情达到“一吟双泪流”。为什么1500年后一位客居孤馆的知青，会思吟1500年前的这首唐诗，并以此消解心情的惆怅？
又如几年前我在广西看到周氏兄弟画的岩画，这些画都是表现远古时代的事，但我观后流连忘返。这些使我开始思考诗歌艺术所涵盖的时间问题。我将其分为“艺术的时间”，这是永远发挥作用的，流传至今的唐诗和上述的岩画艺术都是。另一种是“物理的时间”，就就表达某时、某地或某人所做的事。这种诗歌艺术是有时间的局限性。
记得有一年全国进行国情普查，不少普查员写了很多诗，被称之为“普查员之歌”。还有北京举办第七届亚运会,我们收到很多诗稿，全是歌颂亚运的。上述这些都是紧贴“物理时间”而创作的，时过境迁，以后就没什么用了。可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偏偏都是让我们为物理的时间写文章和诗歌。
古人说：文章千古事。所谓千古就是艺术的时间，希望在座写诗的各位写出流芳千古的诗。写诗先要把大问题搞清楚，按持歌的规律写诗，否则累死也白搭。
诗是语言的艺术，而好诗又在语言的背后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人们对诗歌的感触是语言带给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帕斯说：“诗人倾心于沉默，但必须借助于语言。”没有语言的诗是无字碑。我读过最短的一首诗，北岛的《生活》，只有一个字“网”。
诗是用语言表达的一种沉默，所有的意念是在语言的背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女儿的作业》，对当前的语文教育提出疑义。语文老师评价一篇好作文，往往说语言优美、词汇丰富等等。那些大多是语词的堆砌。很多投诗稿的人过于注重语言、遣词造句，写了一大堆词藻，送到《诗刊》编辑部来。我问他们：你给了我一大堆语词，诗在那里？而我认为诗在语言的背后。
一位名家说：“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很多人精心经营这支手臂，而诗歌才是月亮，语文是手臂，让读者通过手臂去看月亮。举贾岛的一首诗《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简直就是大白话，但我们读到后面两句，感到手臂指向月亮了。意在言外。
再举一日本二行俳剧，名为《山头火》：“跌到又爬起，山岭静俏俏”。只这两行说明了人生的坎坷，包含了人世沧桑的全部。诗歌也好，散文也好，不应该有语言的痕迹。在语言的背后，要有形而上的东西在笼罩着你，支配着你。形容词多了往往把东西说死了。我读到一句诗，“那个杯子”，它更使你富于想象地去挖掘自己需要的东西，那不是一个注明了是在桌面上带有花纹润泽的玻璃杯子，那就死了。形容词有很多限制。再如一首诗中“那个戴草帽的人”，任你去想，使你有一种或神秘、或亲切、或惶恐之感。形容词一般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还必须与诗境浑然一体。如王安石的《泊船瓜州》“春风又绿江南岸”，形容词变动词，诗人用了新鲜的语言，多么自豪！
什么叫掷地有声，节奏对诗多么重要。一次我想写一首“沙漠”的诗，结果写一页撕一页，没沙漠感觉，我绝望了。后来我在欣常非洲的音乐时，感觉它虽然只发出哒姆、哒姆的鼓声，但我听出了潜在的爱情、雄壮、心情的紧张和不安定等。只是两个音阶，但内涵很丰富。宋词的词牌大多适合写爱情，但节奏不一样感情也就不一样。
我告诉你们一个写电视剧的秘诀
我在写《康熙微服私访》剧本之前，已写过《吹笛人》、《琉璃厂传奇》，后者得了“最佳编剧奖”。张国立非常喜欢我写的《琉璃厂传奇》那种风情和韵味，邀我编写《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实际上康熙是反对微服私访的。我编此剧实际上不是反映历史，而是将社会现实中很多东西融合进去，是新派的古装剧，是戏说，与历史正剧不同，可以有所发挥和臆造。
同样的主题也可有不同的手法表现。如《辛德勒的名单》写二战时期法西斯残酷地迫害犹太人。而《美丽人生》也是写二战的故事，把残酷的战争变成了“游戏”。这两部电影都获得了“奥斯卡奖”。二部电影对二战的表现视角不同，很难说哪部更伟大。
戏说与正统风格是不同的，但评论非常奇怪，搞正史的人往往沾沾自喜，尽管研究历史的人那么多，有谁能把历史再现，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如表现诺曼底登陆的电影。一些黑人士兵说：电影不真实。实际上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国士兵大多是黑人。
电视剧的编写要注重其背后的严肃性，要有形而上的东西，为更长远的东西而写作。当前还有电视台播放七、八年前的电视剧，说明它还有人看。《渴望》为什么走红？在那个世态炎凉、人人自危的时代，突然出现很讲温馨和温暖的事与人，得到了人们的共鸣。又如《编辑部的故事》把社会真实生活和市民幽默诙谐融合在一起，改变了文娱宣传上的官方印刷体式语言和文字。开始说“人话”了。《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所以受欢迎，因为它反映了当前老百姓对社会上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的仇恨，说明了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讲故事、讲人物哪个重要？我认为讲人物更重要。讲人物不如讲情节，讲情节不如讲味道。
我告诉你们一个写电视剧的秘诀。将放过的电影在脑子里叙述三遍你就会写了。电影里的一个个画面你用语言来叙述，叙述得好，剧本就会编了。我写电视剧里的人物，先设计他是什么身份、作用，再考虑他的做派，他应用什么语言说话，等等。总之，编剧对整个电视剧要有一个总的设计，每个人物，每个情节，都要仔细的琢磨，生动的刻画才能成功。
最后邹静之先生回答了听众有关诗歌与电视剧的区别，关于新诗、诗歌与诗人的地位，关于诗歌朗颂、关于写诗的技法等问题。演讲受到的听从的热烈欢迎。
薛连通 整理
2002．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