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在文学馆的演讲
9月15日，许多热心听众很早就来到了文学馆。上午9时半，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在介绍了近期演讲的安排后说：近两年有不少关于“康乾盛世”影视剧的播出，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也引起了学术界有关如何评价康雍乾历史时期的争论。比如今天请来的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周思源教授，就和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争鸣。我们先请周先生谈谈对康雍乾之世的看法。随后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周教授开始了他的演讲：
“康乾盛世”的提法由来已久，有时也叫“康雍乾盛世”，由于雍正皇帝一直背着窃昭篡位、弑父屠弟的恶名，盛世很少有他的份。虽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和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早已开始对此质疑，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旅日历史学家杨启樵先生多次赴台湾故宫博物院查阅了二万多件康熙朝，尤其是雍正朝的密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才算把雍正的案彻底翻过来。不过人们习惯上仍然称“康雍乾盛世”为“康乾盛世”。
清朝（1644—1911）在位268年，总共有十个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共134年，占了清朝的一半。乾隆禅位于嘉庆皇帝后仅仅44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处于被列强不断侵略、割地赔款、几乎被瓜分的危难之中，直到1911年清王朝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
我的基本观点是：并不否定康雍乾三代的历史功绩，但是不赞成现在依旧把康雍乾时期说成“康乾盛世”，尤其不赞成对康乾之世作过高的评价。我们应当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认真总结康雍乾三代的得失。正确认识康雍乾三世的得失，有助于加快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一． 康雍乾三代的历史贡献及其和汉朝、唐朝的比较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很有作为，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贡献，其中康熙的贡献最大。他们先后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格尔部、回部、罗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等。康雍乾三帝最主要的功绩是将汉、唐、元朝以来的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由于清朝是人数很少的满族统治全国，它必须依靠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蒙族）和它一起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而且必须努力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康雍乾三帝对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加快各民族的融合，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所谓的“改土归流”，就是将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的土官、土司改为由朝廷任命有一定任期而流动的官吏。“改土归流”之后大大地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国家意识。
戴逸先生强调，“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他认为这个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理由是当时中国人口已有三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地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我认为这样的比较有些简单化，因为西汉距康雍乾时期有1600年，唐代距乾隆末年也近800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生产方式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人口自然会大大增加。依此说明“中国在康雍乾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兴旺发达的国家”，而且已远超汉唐，是缺乏说服力的。
汉朝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相比。而唐朝在当时的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且不说其疆域之辽阔，就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当时两个世界强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因此最重要的是看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代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汉唐之所以被认为是盛世，并不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比较开明，社会洋溢着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唐朝的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产生了像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豪迈自信！在清朝找不出一个李白这样的诗人来。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二． 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代最大的历史失误
要想正确地评价康雍乾三代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应当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总坐标中。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之中。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们不能将后来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都归咎于康雍乾三帝。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以大量事实证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明朝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弊病如果和已经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落后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实力遥遥领先，而欧洲则刚刚起步，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进行赶超。但明朝末年政治动乱、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644年清朝在北京正式取代明朝统治以后，中国要发展也来得及，但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使中国失去了整整250年，而关键就是康雍乾三代的134年。
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数亿臣民俯首贴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才是根本原因。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阴影”主要是四个方面：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禅。戴先生说：“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锢，也有书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祸。问题是清朝的文字狱比秦汉、比明朝要严重广泛的多之又多，时间也长得多，不但规定苛刻，而且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康雍乾三代，搞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残酷，时间长达100多年。
康熙五十年，已经“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序者绞刑。过了两年，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印者和看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亲友，而是全民性的灾难恐惧。
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曾静企图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事件，曾静被捕，招供说自己受了吕留良著作的影响，这时吕留良已死了45年，连其子吕葆中也故去，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父子开棺戮尸，另一在世儿子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受牵连一一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严的门人沈在宽因刊藏吕留良著作有4人被斩首。
文字狱最厉害的是乾隆皇帝。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不是文人的老百姓也因禁书而被杀。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会大祸临头，其他臣工就不必多说了。整个朝廷上下都是一种精神萎靡的状态，这样的朝政还能盛世吗？
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清朝统治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和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不得超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乾隆一代，全国禁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
中国落后于西方自然并非自清朝始，但明朝的思想比清朝活跃得多，出现了不少进步思想家，如王阳明、李贽、黄宗羲、东林党等。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200年。
康雍乾之际，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才资源，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迎头赶上，比乾隆末期还要晚70年的于1868年开始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例。康雍乾三世，世界发生了许多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发明。牛顿于1687年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富兰克林于1753年发明了避雷针及电学理论；瓦特于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卡文迪什于1781年证明了水是由两份氢和一份氧组成的。166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四年以后，一个科学院在法国成立。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产生大量的思想家、发明家，而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则根本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会有思想家、科学家了。
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当时的中国属于表面繁荣而实质停滞，西方则暂时还贫困却在迅速发展。事实上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只不过是明末以来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提高的。从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仅仅50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六，而欧洲占百分之六十二，中国一下被抛到后面了。
明朝永乐（1403—1424）年间，中国能造世界上最大的船，有世界最强大的舰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有几次多达二万七千人，远达东非。明朝末年军队已普遍使用火器，在造炮技术和火枪质量上与西方没有多大差距。而康雍乾三代这100多年的耽误，彻底沦落于被动挨打和任人宰割的地步。
三． 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化充分证明康雍乾三代的严重失误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两次巨大飞跃都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
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的积极因素，从康雍时期几乎彻底失去并将落后因素发展到极致的奴性中解放出来。中国人的民族精神重新被激活和大大发扬了，而且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人民有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之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出“二弹一星”，是因为中国人在民族精神上掌握了“二弹一星”，中国人从此找回了自信，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
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它所焕发出来的伟大精神力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的。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又一个高潮。
在思想方法上我们过去往往习惯于纵向比较，解放后比解放前有哪些进步，今年比去年有哪些提高，这当然是必要的。这不过是一维的、单向的线性思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注意横向比较了。和世界其它国家比，这里和别的地方比，这是我们这些年来思维方式的一大进步。三维思维和二维思维、一维思维的最大区别就是从根子上，源头上，本质上去认识并解决问题，才能透过表面现象认识其本质，才能更好地学习别人长处，发现自己短处，以便更好地赶超别人。
傅光明最后说：周思源教授给我们做了一次很好的演讲，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学术概念：一个是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在中国就是封建帝王史，也即是钳制思想、阉割精神的帝王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从当代来认识其历史的价值。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就是要兴思想，重科教，提倡科学、民主的学术争鸣，提倡三维穿透性的思维方法。文学馆愿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我在此向戴逸先生发出邀请，真诚希望戴先生也能在他方便的时候前来演讲。
文字记录、整理：薛连通
2002．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