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主持人撒贝宁在文学馆一席谈
五月四日是青年的节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此请来了一位年仅26岁的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主持人撒贝宁。面对青年人占多数的听众，撒贝宁开始了他的演说：
登上文学馆讲坛演说，对我来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今天，我想就个人的经历和大家认为我“成功”以后的心态，以及青年人所应有的诚信，与在坐的听众特别是青年人聊一聊。
最近社会上发生一起大学生用硫酸浇动物园里的黑熊的事件，还有北大一个青年学者抄袭别人学术成果和一个年轻职员贪污上亿元的事情，值得深思。如今一些年轻人做事、做生意不讲诚信，因此，社会上的人不愿与70年代出生的人打交道，这应该引起人们特别是我们青年人的思考。我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 青年人要在社会上扎根，必须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
我们《今日说法》有三位主持人。张玉刚与我各有不同年龄段的听众，而肖老师各年龄段的听众都有，因为她有相当的知名度。我刚到电视台时她就像老大姐一样关心我，在业务上给了我多方面的指导，从这一点上说我是很幸运的。我在北大读书，不自觉地好像头上顶着一个光环，后被保送读研究生，接着又被挑选作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这是一个很受人们关注的位置，它也给了我信心，是我小有成功的条件。
这段经历永远让我难以忘怀
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领导，根据《今日说法》这个栏目的性质，一直想再物色一位法律专业毕业的青年主持人，因此与北大法律系进行了联系。对主持人来说除专业知识外，在品貌及表演上还有所要求。我自认为符合条件，我在北大是戏剧社的，演过话剧《保尔·柯察金》，北大推举了包括我在内的200多人面试，可惜面试那天我因故没有赶上。不去就不去吧，我这么想，但自己也闹不清怎么搞的，那几天吃不好、睡不着，过了几天实在忍不住了，记得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下我拨通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话，接电话的先生说：你是撒贝宁吗？我一听有戏，于是我们相互交谈了约10分钟，商定第二天到电视台面谈。
第二天，我身着借来的西装，同学像欢送“英雄”一样，欢送我到了电视台。进入那么庄重的场合，多机灵的人也发毛。事后考评的人告诉我说，当时我的形象就像是一个“非洲难民”。几位“考官”对我进行了轮番“轰炸”，我集四年之所学说了一大套，自我感觉“良好”。随后他们让我进入“12演播室”试镜头。这个我在电视中已十分熟悉的演播室，现在也显得陌生和严肃起来。主考让我坐在摄像机前随便说，我就想到了当时一个热门话题，关于企业破产，一边说一边擦汗。说完这段主考又递过一张报纸，上面有一条新闻，让我看后叙述一遍。我挺激动地讲了这个案例。“考官”们评价说：这小伙子还可以，印象上还觉得年轻了点，但这好办，让化妆师化得老一点。接着他们就把一个年轻人给“折腾”老了。这一段经历将伴我一生，永远难忘。
前进中的困惑与思考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主持人，也不觉得我的能力得到了有效的发挥。
《今日说法》栏目是大家经常看的，栏目开始都是先播放一个案例，然后主持人与嘉宾出来，此时不少观众就换台了，他们对主持人与嘉宾说的不感兴趣。这个栏目放案例占了主要时间，剩下2~3分钟留给主持人与嘉宾，不可能有更多的话说了，最后就成了公式化的“表演”，观众很难听得过瘾，主持人自己也感到羞愧。
成功的主持人应该是说出观众最爱听的话，但这毕竟涉及到法律及社会安定。五月份《今日说法》即将改版，时间增加5分钟，我希望能给主持人更多的发挥空间。
我目前还是两边兼顾。研究生这边我学《行政法》，涉及“民告官”。行政诉讼牵扯到老百姓与官员、与工商税务等方面的纠纷，课程涉及内容多，很繁琐。由于工作烦忙我不得不延长学习期限，于是报纸说“撒贝宁留级了”，把我的形象给毁了。对我来说因工作推迟毕业也是正常的，何况我还有“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奔走呐喊”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今日说法》给我的环境，让我掌握许多第一手材料，我这里的每一个案件都可以拿到司法界用。由于法制问题在我国广大农村比较突出，这方面的材料我也比较多，因此我得到一个“农民法学家”的外号。
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人是实力最强的，很值得我学习。他们评论我说：“小撒还不错，优势在于外表和他的语言，不怯场。欠缺的是生活经历与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我的人生经历是校门对校门，刚迈出校门就进中央电视台，在社会没有更多的涉足。要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应该更多地走出去采访，了解社会，接触百姓生活。
中央电视台举办主持人大赛时，利用当主持人的条件我去下面进行电视采访，那次带了48盘带子，采访的对象是湖北省一起孩子的抚养纠纷：二个由医院养成的该入学的女孩，在医院把她们送还给其父时，遭到拒绝。他拒绝抚养的理由是这二个孩子的母亲在分娩时因医院耽搁造成产后大出血而死亡。采访时，孩子的父亲反复要求“要法院将给他妻子接生的医生判处死刑”。就这样录了7、8盘带子用处不大，最后二、三天我们到县卫生局才拿到“医疗鉴定”。记者不管多忙必须抓住真正有用的东西。我们对孩子父亲说：医疗事故是医院的责任，但父亲抚养子女的义务是法律所认定的。孩子见到这位父亲连哭带喊，而这位父亲有钱就喝酒。往往一个案子都是各有各的责任，而法院的判决只能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我经过二年多的工作，体会到全世界的法律都是玩平衡。就民事而言，法院就是找平衡点。法官不能用“法律之剑”砍死一方，保下另一方。因为事情往往双方都有不同的责任和情况，不要留下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加之对问题的不同判断和理解，为这个平衡点找到恰当的角度是很难的。
我走到这一步应该说幸运占了百分之六、七十
前面说了我到中央电视台作主持人的工作，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分，而我上北大就更是幸运了。我是被武汉一中保送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在中学读书时我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有一次纪念“五四”青年节，我一个人演了八个节目。但在学校还是要看分数的，我自知数理化不过硬，高二时就转了文科。我准备报考电影及戏剧专业，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的父亲是不同意的，但母亲支持我的想法，从高二开始我就积极地做这方面的准备。
幸运终于在我高中毕业时来临了。那年武汉一中正好要保送一名文艺特长生去北京大学读书，学校领导、老师几经考虑后找到了我。3月28日，北大录取我的通知书送到我手中，在收拾书包时我哭了，这毕竟是我朝夕的企盼。我在回家的车上也哭，回到家我抱住我父亲，他也哭了。当时有一种共产党解放咱穷人的感觉，从来没想到唱歌唱到北大去了。
我进入北大以后依然唱歌，后来还当了合唱团团长。我也当过报幕员和主持人，还到欧洲、美国进行交流演出，这也算得上幸运事。
大学毕业时，经过一番考虑，我还是想考研。在全系考试的200多人中我考前22名，希望较大。考虑到我的志愿和情况，学校又录取了我上研究生。我自己有一个信念，只要是与我的发展有关的机会，我都不放过并紧紧地把它抓住。
比如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组织的“主持人大赛”。这项大赛对刚进入电视台不久的我来说，是一个学习、锻练和展示自己很好的机会，于是我就报名参加大赛。赛后，总分算起来，我获得了大赛的第一名，从此我也找到了感觉。
打那儿以后大家更关注我了，这对我压力也很大。一个青年一夜成名，有时会使其忘乎所以，那时我在北大好像“横”着走路，常常带着一种浮躁的情绪，遇事不冷静。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时，在我前面遇到一个人“加塞儿”，我上去一把揪了出来，心想我排的队你也敢“加塞儿”。人们表达不满时愤怒是最愚蠢的方式，一个20岁的年轻人成名了，自己兜不住了，那是很糟糕的事情，与事业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我意识到自己还是应该自我克制、自我约束，否则弄不好会切断我发展的道路。
人人都想出名，因为它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但是不能刻意地追求它，不然自己会处于尴尬的境地。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戏剧社进行招考，我是评委之一。在考一位女孩时，她无意将目光投向了我，我心血来潮，问了她一句：你认识我吗？女孩回答说：嗯，不认识。尴尬的心态使我开始了诱导，我又说你平时看电视吗？女孩说每天都看。我再问：电视里每天都有一个新闻30分，30分节目完了以后是什么，你再想想。结果小女孩说：对啦！你是说评书的，这一回答引起了哄堂大笑。一个人不能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特别小有名气以后，更愿意听好的，那是很可怕的。
我认为自己还不算成功，要成功还需要进行自我调整，但我渴望成功。
法律、道德与诚信
法律与道德是二个层面的问题，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现在有些年轻人从各个方面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若不守法，越轨取财就会有人治你。商品化的社会也给年轻人一种错觉，似乎可以无所顾忌，一方面，享受的欲望在膨涨；一方面赚钱不择手段，以至当他的手都被抓住以后，还那么坦然，心安理得。我上面说了一个女青年贪污了1亿2千万，当她在狱中见到我们时，居然谈笑风生，她说她开始通过造假账弄到200万时，想起了一句名言：“一次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正面的话她反面来用。从此她一发不可收，认为贪污得来的钱就是自己的钱。这心态比她的信念更加可怕。
讲利益并不错，但不能违背国家利益，不能侵犯他人或集体的利益，更不能违法。
目前，在社会上倡导诚信，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现代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中缺乏诚信。作为一个青年人要立足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讲诚信。这种诚信又是在生活中、待人接物中一点一滴逐渐形成的。因此我们不能拒绝小事，并且要从小事做起，养成诚信、敬业的品格。
大家在观看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时可以看到，当节目结束，主持人崔永元都要向观众深深鞠躬，每期播完都是如此，这体现了主持人崔永元做人的态度。再如倪萍外出联系工作，与她同行的司机，总是得到倪萍大姐的关照。她待人坦诚，和谁都能开诚布公地聊天。这一点一滴都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我这次也是以诚信的态度与大家做实实在在的交流，恳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希望大家关心、支持、帮助《今日说法》栏目，支持我的工作。
撒贝宁的讲话受到了听众的欢迎。
作为央视节目主持人的撒贝宁还与大家进行了现场交流。
薛连通
200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