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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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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黄延复在文学馆的演讲

 

在全国进入高考的第一天,中国现代文学馆迎来了许多文学爱好者,他们来听一个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主讲人为清华校史专家、资深教授黄延复先生。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年逾七旬的黄教授开始了演讲:

 

各位朋友,我非常高兴来到现代文学馆与大家进行交流。方才主持人傅先生所提到的《水木清华》重点写了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及其传统精神与文化理念,也可能有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可是过去很多新文化就是在不合时宜议论中萌芽了,当然,我这里谈的是过去的往事。

清华得到长足发展,是从1928年罗家伦任校长开始。1931~1937年梅贻琦、周诒春任校长时达到了高峰,历代清华人所称颂的“黄金时代”,提的就是这个时期。当然现在清华发展这么大也可以说是黄金时代了。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清华南迁,校园遭到很大的破坏。

清华文化的三大源头:1.环境。它是在清末几处皇家园林——清华园、近春园、以及长春园的一隅衍变而成,山林俊秀水木清华;2.建校历史背景。清华大学前身是美国用“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改为清华学校,因此,老一代师生都称自己的学校为“国耻纪念碑”;3.清华早期的学子,清末从1909至1911年先后三批选录170余名学生赴美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成为我国各界,特别是科技界的著名学者。如梅贻琦、竺可桢、胡适、赵元任等。

一所大学治理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是否得人,清华的历史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周诒春任校长始,前后有十几位,直到梅贻琦任校长后,逐步开创了老清华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1909年投考第一批庚款留美生被录取,在美读电机工程,回国后到清华,历任清华教师、教授、教务长,1931年被任命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第一,办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第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第三,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第四,保持良好的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第五,合理使用经费;第六,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这六条施政方针,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

1948年梅贻琦到了美国,做了几年寓公,为了将他手中的款项用于科研、办学,他到台湾新竹建了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所。后来又改为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他病逝于台北。治丧委员会决定将他的遗体葬于新竹清华校园,该墓园称为“梅园”。

从二十年代起,清华园一直是国内外一流名师学者会聚的地方。到三十年代,清华便形成了一支稳固的、高质的师资队伍。清华师资队伍建设仍以梅贻琦关于教师作用的理论为代表。

至三十年代,清华的教授大都出类拔萃,他们当中最杰出者才有资格公选出来出任院、系的领导。至抗日战争前的1937年被任命的各院长先后有:文学院杨振声、冯友兰;理学院叶企孙、吴有训、熊庆来;法学院陈岱孙、陈石孚;工学院顾毓琇等。还有院长级的导师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等。理学院叶企孙培养的一大批学生后来成为我国科技战线的栋梁,在国家表彰的二弹一星功臣中三分之二是他的学生。如: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等等,海外学者杨振宁、林家翘也是他的学生。

系主任有王文显、朱自清、吴宓、刘文典、雷海宗、陈达、金岳霖等。

名师有闻一多、俞平伯、杨树达、邓以蛰、郑振铎、谢冰心,罗常培,郭绍虞,朱光潜、钱玄同、沈兼士、张煦、许地山、钱钟书等等。

二三十年代的清华人,因受西方文明之影响,民主、自由和法制观念很牢固,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是清华师生孜孜以求且奉为神圣的生活理念。具体表现是对外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对内则实行民主和法制管理。老清华历史上曾发生过“三赶校长”的事件。从表面上看,这里面掺有官场斗争和人事纠葛,但主要的还是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等重大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华校园文化的一个侧面。

清华园的平等观念主要表现在学术上就是提倡“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子们常说的一句话:“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此外还有人格平等、男女平等,等等。

所谓自治精神,主要是讲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要体现青年人的自觉精神,从而给予较充分的自治权(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较能反映这种自治精神的是清华学生会,学生通过学生会积极干预校政。另一个体现清华自治精神的,是诞生在二十年代初期的“清华学生法庭”,其宗旨是“提倡学生自治,灌输法律知识,并辅助校章之执行”。

清华1928年以前是不招女学生的“和尚学校”。1928年罗家伦校长“开放女禁”,招了第一批女生,但生活管理上比较严格,男生到女生宿舍必须登记,按会客制度办理。

清华大学的文化理念还包括两性文化、婚姻恋爱以及衣食住行诸方面。清华学生一般都把注意力放在学问上,而对物质享受则放到极次要的地位。

在当年的清华,举凡校内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理论、观念、思想、人才、人物、作品等,无不与清华文学院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文学院,包括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五个系,文学院多数系都比较强调“知识广博”,“中西兼重”的原则,希望培养博通中外文史知识的通才。如中文系比较“注重新旧文学贯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外文系则提出要培养“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博雅之士”,历史系则提出“中外历史并重”等等。

在课程编制上,除外文系以外,各系必修课都较少,选修课很多,学生可以凭个人志趣选习本系或外系的有关课程。像文学、美术、哲学都是学生乐于选修的,这对于学生陶冶情操,提高素质是很有帮助的。

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文坛是同时期国内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1918以前,清华文坛的代表人物有洪深、吴宓、闻一多等,都曾在校刊上开过专栏。至1918年底,在国内文学革命潮流影响下,清华文坛出现了新气象,产生了不少代表新思潮的作品,代表人物有闻一多、朱自清,梁实秋、洪深、曹禺、钱钟书、李健吾等。

1925年以后,一些古典诗词大家如王国维、陈寅恪、俞平伯等相继到校,清华园的古诗词创作活动活跃起来,留下了不少佳作。

以民族兴衰存亡为己任的清华学生运动有着光荣传统。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就已经开始渗入清华园,清华学生中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日益强化。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平天安门的大游行的消息当日晚传到了清华园,全校顿时轰动,后来清华学生还参加北平学生代表团先后到天津、上海、汉口、太原等地宣传,把五四精神扩展到全国。

以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清华园的抗日救亡运动,实际上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清华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进行军训及抗日救国宣传。1931年12月清华、燕京组成“南下请愿团”要求政府抗日。日寇的侵略变本加厉,进攻上海,占领承德,紧逼华北,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学生行动起来了,清华学生早上7时就在操场集合,徒步向西直门进发,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挡在城门以外,学生们高呼口号,派代表抗议,一直相持到傍晚,而城里的游行队伍遭到军警大刀、水龙的镇压。“一二·九”运动是清华师生参加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全体师生一致的爱国行动,在台湾的一些老清华也写文章纪念它。

闻一多说:清华学子都是响当当的,美国办“留学预备学校”其目的不见得是让中国强盛起来,但清华的学子都是爱国的,没多少人因为上了清华而成为美奸细,抗日时期背叛祖国、民族的也很少,还有清华人去暗杀汪精卫,清华园里的英烈碑就是历史见证。

最后谈谈清华的传统精神与教育理念。对于清华的传统精神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团队精神、实事求是精神,有人说是教书育人精神等等。这些都不错,但我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既全面又有份量,这八个字的校训取自我国古代的《易经》中乾、坤二象辞。1914年梁启超作为名人,被邀请到清华以“君子”为题发表演讲,他首次引用《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青年学子树立完整人格。

清华的教育理念有三条:一,通才教育;二,民主管理,教授治校;三,学术自由。

一.  

通才教育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须接受普通教育,此普通教育并非专门的知识准备,而应渗透在整个大学课程中。”认为通才为大,专才为次;社会生活为大,社会事业为次。大学不单纯传授知识,而且以人文辅助学生的素质教育。

二.   

民主管理:清华过去采取“教授治校”。四驾马车(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校长)三权分离(咨询、立法审议、行政审议)的原则,校长是“三会”的主席,由他来全面协调。议事发扬民主,决议是少数服从多数。在梅贻琦任校长期间,治校管理运作很好。他在会上总是倾听他人意见,而与会成员又十分尊重他的见解。也可以说梅校长是“无为而治”。

三.     

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也就没有大师。只有学术自由才能做到“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不合时宜之思,无所不言中必有一部分不合时宜之言。“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奠其基矣。”

 作为一位资深的老清华,黄教授的演讲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文字记录整理:薛连通

200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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