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4月7日这一天，文学馆在讲座开始前两个多小时，进行了特殊的安排：一是为控制听讲人数，免费发票入场；二是在讲演厅外设立分现场，并安置了大屏幕电视。做这种安排，主要是考虑到主讲人崔永元有着很高的人气。不出所料，讲演开始前，主、分现场已座无虚席。
在演讲正式开始以前十分钟，首先举行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合作的签字仪式。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与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社教中心主任高峰，先后致词，并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今后，广大听众、观众将会享受到内容更为丰富，题材更为广泛的演讲。
演讲开始，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首先以富有哲理、略带幽默的语言谈了他对崔永元大作《不过如此》这本很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的看法，之后略带调侃地以他“总结”的目前的“四化”——生活现代化、办公自动化、男人女性化以及电视庸俗化——引出崔永元的讲题：电视的庸俗化。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正襟危坐，少了几分幽默，多了几分严肃的崔永元开始演讲：
今天由我来谈电视庸俗化这个话题，在这之前我接受了傅光明的三本赠书《在文学馆听讲座》，内容都是来文学馆演讲的专家、教授的演讲，很精彩、很有水平。我越看越紧张，心想我的演讲不可能那么精彩，为了使这次演讲与各位前者相差不过于悬殊，我还是认真地进行了准备，争取讲好，不能说不给文学馆抹黑，其码不让自己丢人。
在这个讲台上谈电视的庸俗化，作为一个电视人谈这个题目是不是庸俗的表现，是否想哗众取宠，自己糟踏所从事的行当，毕竟我从这个行当挣了很多钱。电视庸俗化这个话题大家在谈，专家学者也在谈，有两位著名学者就电视而言，一个认为庸俗，另一个认为只不过算世俗而已。知识分子的话真难懂，又出来一个世俗。
电视的庸俗化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相关，也就是说，社会创造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就有什么样的电视。电视庸俗化的过程是一个与社会文化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有人说：看电视时间的长短与一个人的文化程度成反比。高级知识分子一天只看半个小时电视。但不看电视也不能说明他们都高尚，有的也许上网聊庸俗的话题。每一次披着科学技术外衣的商业炒作都有高级知识分子的黑手。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成捆的钞票考验着知识分子的良心，愿他们能经受这种考验而良心不泯。
我试分析一下电视庸俗化的成因。改革开放使我们通过各种渠道看到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借鉴和参考。遗憾的是我所看到的不少电视节目，只克隆发达国家庸俗的电视节目。中国的电视观众很少看到发达国家的优秀电视节目，像美国、日本，他们的电视节目高雅的、庸俗的都有，而我们抄袭的庸俗节目比较多。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为什么要去抄袭那些坏的、滥的节目，我一直想不通，后来我看到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先生写的一本书《不敢恭维》，了解了其电视庸俗化的历史、社会源缘。我把它介绍给大家，丁学良的文章题目是《香港与内地文化的互反馈》，主要是讲为什么内地为庸俗文化提供了一个大市场。
文章提到香港著名的翻译家董乐山先生，他说香港的殖民文化对内地的负面影响，形成了汉语自我的次殖民化。他描绘出当今中国文化令人寒心的一个侧面，指出香港存在四种文化：一、正宗的中国文化；二、正宗的西方文化；三、中西兼有的白领文化；四、卑俗的大众文化。一般国家卑俗的大众文化都有一点，但中间层次的文化占大多数；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高雅的稍多一些，而卑俗的文化则是边缘的。而香港社会所体现的是卑俗的大众文化所占比例较多，书店高雅的书不多，据说最后一本以刊载严肃文化的杂志也转让给了旅游杂志而消声灭迹了。无聊的、卑俗的文化遍地都是，市民所热衷的录相带、光盘的名称：《人肉叉烧包》、《夜半鬼敲门》、《鞭尸奇案》等等。根据有供应就有需求的道理，可以说这种文化在香港有着相当的市场。而香港社会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特点呢？
首先香港存有一个数量可观的劳工阶层，不包括香港原有的劳工，从1949－1962年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劳工总数超过100万，60－70年代每年也有几万，80年代以后，每天也有几十人，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小城镇、他们受教育很少，甚至没受过什么教育。不少人有一种信念：只要能到海外就可以发财，因此，东南沿海一带多少年来盛行偷渡。我看到这一带自然环境非常好，人们收入也不少，其码比我们多得多，我不明白他们到底想挣多少钱，我想偷渡大概是这一带人的传统。
这些移民到香港以后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迫于生活的压力发财的欲望，促使他们拼命地干活，没有时间进行文化修养，更没有条件接受高雅文化。再看这些人在国内时由于过去控制的比较严，卑俗趣味的东西很难找到机会和市场，而高雅文化的传播又受到种种阻力，他们到香港以后有了更多的自由，卑俗的文化乘虚而入，在这种环境下“坏的东西总比好的东西捷足先登”。在香港上层文化的影响力有限，很难广泛传播，而卑俗文化却有很大的市场。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内地受香港的影响很大。连香港的退化的语言，内地许多节目主持人、影视明星也在改变自己的口风，模仿那种拙劣的演技。文理不通的歌词，低俗不堪的曲调可以流行在我们的电视节目中，并成为了一种时尚，这是一种文化的双向退化。
第二个原因是知识分子的不介入，理论上讲知识分子介入的程度反映着电视节目的文化含量。知识分子的不介入也有其客观原因，有些电视的从业人员素质比较低，对文化对知识分子不够尊重。一般电视台找知识分子他们都不愿意来。我在《实话实说》的嘉宾中也邀请过知识分子，他们不但不来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纠其原因是他们在电视节目中曾受过伤害。第二是知识分子的想法在变成现实语言时，其知识化程度受到很大的损耗，使他们在知识界的名誉受到影响，口碑降低，为了使其专业术语化为通俗的语言，有时化错了，在相关节目中漏洞百出，弄得他们非常沮丧。找了一、二次就不会再来了。第三，电视节目的操作有着特有的方式和技巧，知识分子由于对这些不够理解，很难达到与电视人的契合，这一点很难与知识分子沟通。第四是商业利益的操纵，特别是商业广告泛滥。商业操纵电视节。第四，是平面媒体的宣传效应，这些媒体从商业利益出发进行恶性炒作，主持人与歌星、影星的走红的程度与他们见报的次数成正比。电视人与电视节目借助媒体炒作，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第五是缺乏真正的电视评论，有些所谓的评论不是令人作呕的吹捧，就是恶意的通盘谩骂，很少见到实事求是、客观的、有学术水平的真正评论。一个栏目主编把持一个版面，所刊载的文章往往是根据主编的好恶和意见，根本不反映整个编辑部的思想，其某些代表“民意”的评论恰恰是强奸民意。小报、小刊庸俗化有它自己的运作套路，这里不加细说。第六是缺乏事实求是的研究。电视节目的主创人员包括编导、制作大都租一家宾馆进行电视节目策划、创作，以至节目出台，那些群众场面都是他们事先找来的，我们所看到的个个神色慌张，词不达意，说话磕磕巴巴美其名日反映实情。第七缺乏原创，互相抄袭、相互模仿，没有行业的规矩和规范。日本的电视节目抄袭美国；港台的电视节目抄袭日本；内地抄袭港台，我们的节目已是第三、四手货了。
在国外有坚定反对电视搞庸俗节目的声音。美国的前教育部长在谈论庸俗的电视节目时，称这是电视的腐败，是大众文化的红灯区，美国华纳公司副总裁站出来批评电视主持人太注意挣钱了。要他们更注意自己的言行，电视节目低劣，充满暴力庸俗，它对青年的影响大于教堂、家庭和学校，应引起重视。英国的一位名叫玛莉•怀特豪斯的老太太，揭露电视的卑端30年如一日，勇敢地与电视节目的庸俗化进行斗争，直至去年11月23日她逝世。她看到一些卑劣庸俗的电视节目播放后，一些青少年就在车棚里模仿，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她领导一个净化电视节目的运动，成为了与电视媒体进行抗争的一股力量，使庸俗电视节目制作人胆战心惊。1997年布莱尔担任英国首相后专门写信支持她的观点。
我们国内对电视庸俗化的制约是很弱的，这方面的监督主要靠上级主管部门，而主管部门的指导思想是为如何保证将中央的声音贯彻下去，当然这也是对的。对电视的庸俗化的监督就不那么有力了，而来自群众的监督更显得苍白。目前电视庸俗化大有超过港台呈后来居上之势。
我致力于电视庸俗化的研究，目前我还不能说得很系统，很多问题难以概括，有的还似是而非。我试说一下其特征及表现形式。
浮华浪费，节目重复，相互模仿。如谈话节目，同样的格式谈同样的内容，电视剧是同样的手法表达同样的主题，文娱晚会是一个人在不同舞台唱同一首歌或演同一个小品，就其重复所浪费的金钱触目惊心。节目没有新的水准，往往是近亲繁殖。这样理所当然不会有好结果。表现的另一方面是对正面报道漫不经心和格式化。经历了十年文革和样板戏的苦痛，人们渴望自由，但认为背叛、背离是自由的唯一表达形式，与过去“假大空”相比，认为“痞子文学”是自由。“痞子文学”不是真正的文学，其码不是纯粹文学的全部。我们的正面报道往往不能更好地树立真正人的形象。如表扬一个抗洪一线的战士，说他知道父亲将要死了，也不回去，还坚持在第一线抗洪。这件事如果放到整个社会背景来看，他人道的选择就应该回去看他父亲，他若不回去就再也看不到了，而在抗洪大军里，他不在别人可以补上。
我对雷锋很感兴趣，不久前我还去了雷锋的故乡，参观了雷锋纪念馆。我看到一篇《纽约时报》记者写的文章，文章中说：“雷锋是一个平凡的好人，他经常帮助别人洗衣裳，他心里装的不是漂亮的姑娘而是毛泽东……。”我从展览所了解的是：雷锋家很穷，给地主当佃户，是孤儿，他从童年到少年都是在乡亲邻居们帮助下长大的，他内心有一种对别人回报的情感，他做好事我认为是受这种情感的支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每做一件好事心里都想着毛主席语录。后来在雷锋展览馆又展出了他的皮夹克、毛料衣服、欧米加表，写的诗歌。他也爱过女人，这些说明雷锋是正常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这才恢复雷锋的本来面貌。
我们所拍的主旋律影片存在着格式化，不能给人以实际的活生生的形象感受。有些媒体的批评报道往往随心所欲，没有标准，批评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你与媒体的关系，或对媒体的态度，如果你在媒体有人，还多了一条批评别人的渠道。批评和表扬不实事求是、不真实、不公正，往往受金钱的支配。很多电视节目是预先安排的，其表演是编导安排的“托儿”。他们表达了不是自己的声音，而是电视制作者的意见。这在国外被算作丑闻，有相应法律法规制约。而我们却习以为常。
我们很多电影也是靠媒体吹捧的，为取得好的效益，其票房收入的数字也是捏造的，电视台对某些电视节目所公布观众的收视率也是假的，不然厂家的广告费怎么会投向这个电视节目。新闻媒体的不真实报道有下面几种类型：无中生有缺德型；偷梁换柱捣乱型；借题发挥炒作型；翻云覆雨胡说型等。
《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一书中说普力策是靠黄色新闻起家的，在报纸上伪造色情新闻，然后又虚假地对受害者或当事人表示同情，反复欺骗读者。我们的报纸，特别是一些小报，也经常制造“奇闻轶事”以增加报纸的销量。
在今天商业大潮汹涌澎湃的时候，文化爱情，一切时尚和种种神圣的东西都会消退，这是对人民的挑战，我们要努力地创造一种机制，维护文化的综合性，传统的多样性，让媒体的传播尽可能地发挥它的积极效应，扼制它的消极影响，现在是向电视庸俗化开战的时候了。
大厅内外近700名听众对崔永元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
崔永元还回答了听众有关电视及电视庸俗化的问题。
（薛连通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