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画家黄永玉在文学馆的演讲与座谈
文学、艺术是相通的。10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请来了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请他谈谈有关水浒人物画的创作。前来听讲的听众又增加了一些美术爱好者。9时多，黄永玉先生在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陪同下在讲台就坐。我们发现文学馆舒乙馆长也同听众坐在一起，参加听讲和座谈。傅先生首先介绍说：素有“老顽童”之称的著名画家黄永玉，以漫画配妙语的艺术形式重新解说《水浒》人物。他画了140个人物，142幅画，令人称奇。那真是怪生笔端，人物的形神貌相各异，配以充满灵性智慧的旁白，透露出黄先生对《水浒》人物的独特理解。今天我们请黄永玉先生谈谈他为何大画水浒。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黄先生开始了他的演讲：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这个人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动口。当然，我这个动手是画画了，所以我一上台就紧张。为此我还写了一个稿子，但也讲不好，如果朋友之间聊天，比较自然，不拘束。所以后面我留较多时间与大家交流。
我画水浒人物主要出于个人兴趣。在座的可能有不少研究《水浒》的专家。时代背景，艺术特点等等，有不少论述，由我聊《水浒》不是在开玩笑吗！我没考虑那么多，只是“感兴趣”。这话要是放到30多年前说凭兴趣干事，那要受批评的。记得文革受批判时，有位同事指着我说：“黄永玉就是凭兴趣画画”。我弯着腰心里称赞他。“你小子这句话算是说对了，老子就是凭兴趣画画”。没有兴趣，怎么会有激情，没有激情又怎么搞艺术创作。
记得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不久，由我完成主席坐像后面的一幅大画，画完以后再送到山东，用羊毛织出来。大家都认为能完成这幅画的人真了不起，正在工作繁忙时，记者来采访我，问我累不累，忙不忙，我说：很累很忙。又问你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我想早点完工。”他的意思是让我说：“时刻想着毛主席。”可我就不说。不是那么回事嘛！当时的愿望就是把画画好，早点完成任务。一个人总不能整天都在为神圣、为伟大的意义活着。
画画兴趣是重要的，《水浒》故事和人物，男女老幼都很喜欢。小时我喜欢看戏，水浒故事很动人，什么“造反有理”，不懂。我祖母给我讲长毛如何可怕，我觉得不如《水浒》有意思，如鲁智深、李逵、武松，这些形象都是从舞台上认识，从而对《水浒》产生兴趣的。
湘西凤凰城曾经有个“地方官”，谁来了他打谁，管了这块地方达30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办了一个美术学院，培养了不少画家。我父亲曾入过党，当过宣传部长，后来国民党占领了县城，父亲就到外地谋生。母亲在家靠典当过日子。我八、九岁时，每年都要到外婆家住上个把月，走时拿几块大洋，以维持家庭生活。小舅舅是个军人，整天玩枪、打猎，二舅有点文化，但有轻度精神病，平时也论诗说文。我在他眼里是《水浒》“权威”，总爱与我谈论《水浒》。他鼓动我找小舅舅要钱买纸画画，结果钱没要到反而挨了一痛骂，连我父亲都骂进去了。这是我因画《水浒》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上世纪50年代，那时我30开外，在北京安定门附近结识了一位木刻高手王玉荣。他给我指导，我按规格买了200多块木板，准备搞木刻。当时的一些前辈、朋友也帮助我，鼓励我，其中就有黄苗子、聂绀弩等四人，黄苗子还给过我一些卡片。他们后来吃了很多苦，政治上长期不得翻身。后来，我的木刻、绘画有了一定的进展，除完成作品外，同时也搜集了不少资料。
文革当中我们不但被停止了工作，资料大多损失殆尽，二千多张卡片就在专案组地上踩来踩去。我都朝不保夕，什么也顾不上了。李苦禅这位被徐悲鸿请来的美院教授被揍，问他打你的是不是你学生！李苦禅说：“不是，是我爹。”那时跟斗你的学生都叫爹了。我粗略地计算一下，连搞运动带下放差不多浪费了25年的时间，人生有几个25年。
回想起年轻时，在上海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搞木刻、印传单，只要有“指示”自己出钱就刻，刻了就印，然后散发，我们称之为“自费闹革命”。解放前夕，我在香港穷得不得了，凑钱买来船板刻木刻。当时凭一股热情从香港跑到深圳找解放军写生，回来刻了一幅“华南人民欢迎解放军”的版画。文革中批斗我时说我搞这幅热情迎解放的版画，是黑画，押我低头站在批斗台上，我心里是何等的滋味。
80年代，我在香港用了一年的时间画《水浒》人物，画一个就等于我同这个人物开一个玩笑。如我画轰天雷凌振，因为他会使砲，我把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歌词抄上一段：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梁山有一位爱赌钱的邹渊，我就在画像上写了：应该去澳门，你上梁山干什么？对宋江这个人我不佩服，他一不会出主意，二不会用干部。武艺高强的史文恭也未争取过来，统战工作也不会搞。在高俅的画边我写了：这一球踢出一个小乾坤。高俅会踢球，宋徽宗喜欢踢球，结果让宋徽宗看上了，做了大官。洪太尉好奇心强，掀开魔瓶盖子，魔鬼跑出来回不去了，他慌了。我在洪太尉漫画写到：好奇心掀出了大热闹。我在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有朋友提到文革后期所谓的批判黑画。当时王府井南口十八层的北京饭店新楼落成后，需要装饰一下，请了一批知名画家画一些画。此时，一位“头头”想讨好江青，邀功请赏，在画上大作文章。我参加了饭店装饰工作，并给同时也参加这项工作的画家宋文治画了一张猫头鹰。结果这幅个人赠画也被搜集入了“黑画”，通过王曼恬转到江青，举办了那个闻名的“黑画”展。黑画是江青定的，展览也是她授意办的。香港报纸评论此事时说：“这是用子弹从黄永玉身上穿过去打在周恩来身上”。我和其他几位“黑画家”被押着去看这个展览，当时这幅猫头鹰排在第7位，过几天排在第一位了。听一个人说：这张猫头鹰够他呛！我感到问题严重了。这完全是一种政治陷害，当时我们还失去了人身自由。据说后来主席对此有个批示，针对我的批判也不开了，慢慢地我们才恢复自由。
在回答为什么画《水浒》人物时，黄先生说：一是我喜欢《水浒》人物，二是别的名著如《红楼梦》谁画谁倒霉，对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每人都有不同看法，画出来准保众说纷纭。《三国演义》这里面学问太大了，不是一般人都喜欢看的。《西游记》有人画了，那个卡通片画得很好。《儒林外史》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别人画了很好，目前我还没有计划画它。《水浒》这142个人物画，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根据原书说的，另一方面加上我的看法、观点和幽默，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人物画中对女性给予了关注和同情，在封建社会女性受压迫最厉害，没有爱情和婚姻的自由，我在潘金莲这幅画中写道：写书的施耐庵也不饶你，一个宋朝的小女子怎么活得了。即使对王婆我也写到：虽然上不了凌烟阁，也够得着个讯息人才。当主持人说黄先生是维护女权的英雄时，他说：说英雄也可以，但不那么完美。我画武松不画他打老虎的场面，而把他画成瘫软在板凳上，一只眼还瞄着孙二娘。画武大郎主要体现因父母早逝，他从小抚养弟弟武松的情景。武大挑着担子，一个筐放炊饼；一个筐里放着武松。武大为幼小弟弟讨百家奶，所以武大被害，武松报仇心切手狠。
当问道：水浒人物画为什么没有晁盖时，他说：我也不知什么原因没画，但你看得很细。当问到哪个人物最难画时，黄先生说：大刀关胜。在小说中把他的形象写成与关公一样，所以我在关胜的画像上写了：怎么姓关的长得都一样。当问到你认为画的好的有哪些，他说多了，如潘金莲、阎婆惜。美髯公朱仝，我特意夸张他的胡子，并题词：玩的只是胡子戏，幸好没碰上高衙内。我画李鬼时手里拿着大斧子，而李逵却拿小斧子，因为李鬼假冒李逵，人不行，斧子要弄大些。还有一个王伦，非想当那个头，该下就下，做个社会贤达多好。说到这儿我联想到一位街坊，他是位副部级干部，退休后，电视也不看，爱好也很少，在家很烦闷，孩子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开会。他在台上讲，别人下面听，这个机会没有了，他不知如何生活了。
当问到黄先生对速写的看法时，他说：速写是绘画的重要基本功。它实际上包括慢写，通过慢写掌握所画对象的内在结构，规律，这样才能使速写有根据。雕刻家罗丹的速写被称为“妙写”，因为他掌握了对象的结构，把神和态完全地表达出来了。有人看我画画很随便，很快，但我的素描、白描作画很规矩，很认真的，这样搞起创作来才能得心应手。
在谈到文学时，黄先生说：文学我很喜欢。如果把我的爱好排一下队：第一我喜欢写东西；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画画。我只有对文学才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目前写作稿费少，现在是靠画画养着前三个爱好。
当说到沈从文与黄先生关系时，他说：沈从文跟我祖母叫舅妈，是亲戚。1932年，沈从文从北京回到凤凰城来到我家看望他的舅妈，我见到了沈先生，我问他，你是从北京来的？他说：是。又问你坐过火车吗？他说坐过；坐过轮船吗？坐过，仅此而已。1950年，我在北京见过沈从文，当时他住在沙滩，进了革命大学。我心想他怎么进入革命大学呢？我搞文学与沈从文的关系不太大，我主要敬重他的人品，那时我在教木刻。说到文学，聂绀弩对我的影响更大些。读沈从文的作品，我有一种亲切感，但他的凤凰城与我的不一样。
当提到黄先生与李叔同的关系时，他说：我只同弘一法师（李叔同出家后的法号）只见过两次面。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我在泉州流浪到一个寺庙里，听一个小孩说，这里住着一位有胡子的老和尚，我没介意。后来我去摘玉兰花，他从台阶下来劝阻我。问我会什么？我说什么都会，打拳、唱歌、画画。他让我唱一个歌。我就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他说：这首歌是我写的，我说：你吹牛。谈到画画，说起了丰子恺。他说：丰子恺是我的学生。我说：又吹牛。随后请我吃了豆腐、豆芽为主的斋饭。饭后又看了他写的字。他问我写的怎么样？我说：不太好，没力量。我注意到他把一些条幅送给许多名人，我也向他讨一幅，他当时没写。我就去了洛阳桥，当我再回到寺院时，弘一法师已经仙逝。他的书桌上还摆着一卷卷送给人的手书，我找到了法师送给我的一幅。弘一法师在逝世前连这点小事也没忘记。
有人问到他曾写过一首《老婆别哭》的诗歌时，引起黄先生的一段痛苦的回忆：文革受批判，然后下乡劳动三年，身不由已。别说干活，从住处到地里一去16里，回来16里，光走路一天32里。我还受得住，李苦禅老先生那时已70开外，他太可怜了。走到以后为了表示斗志昂扬，还要唱歌，怎唱得出来。晚上没处可去没书可看，我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辞海》，从头到尾读了二遍半，眼睛就是那个时候看坏的。我还写旧体诗、白话诗，当时妻子在北京带二个孩子，生活艰难，前途渺茫。我除了劝她别哭外，没有什么好安慰的。有一天，李可染的小儿子稍稍地告诉我：林彪死了。当时想这么伟大的人物怎么会死了呢？不久接到妻子来信，信中说“阿林死了”。一天我和一个同伴去拉磨菇，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并说你千万别对别人说，他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两人哈哈一笑。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人在家养了一只鹦鹉。他经常跟这只鸟对话，一天鹦鹉突然飞跑了，这个人马上去登报声明：“这只鹦鹉的政治观点跟我完全不同”。
新中国第一套生肖邮票的猴票是黄先生设计的。提起此事他说：我的一个学生在邮票公司工作，他请我设计这张猴票。我喜欢猴，养的一只猴刚刚死，画这张猴票刚好纪念他。一天一个朋友来询问另一个朋友的地址，我顺手从桌子上拿了一张小纸条给写了地址。后来才知道，这个小纸条背面是我设计猴票的底稿。新加坡有一个人买了许多全张的猴票，想寻找这张设计草稿，提出可以用任何东西交换（包括汽车等）。我那位朋友更不肯出手了。
黄永玉先生还谈到，他的家乡有一个小酒厂生产一种湘泉酒，为这个酒厂设计了包装一炮打响，还为另一种酒起了“酒鬼酒”的牌子，用麻包设计了酒瓶的造型，在全国成了畅销酒，而今成为上市公司，还发行了股票。
在回答有关黄先生家庭生活情况时他说：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还是她。孩子两个，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意大利。我在家里把毛毡和纸固定在墙上作画，上下左右挥笔，对我是个很好的锻练。我画画不是受某一个人的影响是受大家的影响，有中国传统的绘画风格，也吸取西方绘画优点。我比较勤奋，能吃苦耐劳，谈不上什么成就，我有自知之明。我计划中的小说，几次提笔几次放下，现在写了20万字了。年纪大了，时不待我，要把画画戒掉，写这本对我来说不一般的小说。
黄永玉先生最后说：我跟大家见面感到非常高兴。大家听完后对我可能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一见之下雷从耳出。听众对黄先生的坦诚、幽默的演讲和交谈报以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傅光明先生最后说：顽皮、可爱、幽默，在黄先生的演讲和谈话中得到的最鲜活的体现，他以一颗率真的童心，热爱着周围一切美好有趣的事物。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黄永玉先生的感谢！
文字记录与整理：薛连通
2002年10月22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