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作家，《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2001年11月25日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
我们从前天开始，昨天，再加上今天，三天，是给巴金祝寿的活动。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厅里依然悬挂着“把心交给读者——巴金文学作品音乐朗颂会”的字样。今天是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今天恰恰是巴金先生生日的正日子，非常特殊，他在今天是98岁华诞，实岁是97，98岁是虚岁。我提议，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祝福远在上海华东医院颐养天年、静心养病的巴金先生生日快乐。
我们今天请来的演讲人是李辉先生，他是一个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同巴金先生的私交也很好，他的第一本书是和他的大学同学陈思和写的《巴金论稿》，这个待会儿他演讲的时候会提到。这些年李辉勤奋笔耕，写了非常多的文化人，从巴金开始，萧乾、周扬、胡风。像《大象人物聚焦丛书》，书店里卖得很好，已经出了八本。图文并茂、写得非常棒、非常有思想性、非常有文化内涵。他在写巴金这本书的时候，书名叫《云与火的景象》，正好是他今天演讲的题目。
对巴金，我们都知道，他从一个满怀无政府主义理想的激情少年，到写出《家》的成熟中年人，再到经历“文革”，晚年敢于通过自我否定、自我忏悔再反思“文革”，提倡说真话，这一生的历程，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
像巴金这样一个大作家，他所经历的风雨沧桑本身就是我们上个世纪的一部文化简史。这个经历就交织出一个云与火的景象。下面让我们以掌声欢迎李辉先生演讲“巴金——云与火的景象”。
各位朋友!早上好!
今天非常寒冷，在寒冷的日子，在现代文学馆，作巴金的这样一个演讲，我心里是非常热的。我这是第二次到现代文学馆演讲。大概是五六年前，在西三环老馆的时候做过一次关于老舍先生的演讲，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当时听老馆里演讲的朋友。从借的一个房子，到这样很壮观的一个新馆，一直是和巴金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今天在这样一个馆来做一个关于巴金先生的演讲，我想是非常合适的，只是由我自己本人来讲还不是最好的人选。我曾经向傅光明先生推荐，我说北京还有一些比我研究得更有成果、更有见解的一些评论家、一些作家。他们比我更合适。但是他们说可能我最年轻，可能经得起冻。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想因为我这个人不是特别擅长于演讲，可能讲的过程中，有些表述也不太准确。另外，我的普通话也不标准，有不太合适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关于巴金，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20年来研究巴金、接触巴金和写巴金的一些体会。第一部分想谈谈我最初的对巴金的一些研究、接触
和当时对巴金研究的一些现状，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想谈谈巴金的一些性格和他创作的关系。第三谈谈关于他对家庭，对这个“家”观念的一个演变。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看的就是《家》、《春》、《秋》，就是这个反叛家庭的。而在实际上他的家庭观念是很重的。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从《家》，然后到《憩园》，到《寒夜》。这样一种小说中的家庭观念的一种演变，和他自己本身对家庭生活的温馨的一种追求、一种热爱。重点我最后还是想谈谈巴金的《随想录》。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巴金晚年的《随想录》，巴金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可能有现在这么高，可以这么坦率地说。那么就是他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成就，也就停留在《家》、《春》、《秋》那个高度了，而没有他晚年的这个《随想录》这样一个高峰的话，他的地位就要低于现在。至于《随想录》所包含的那些重要的思想的价值，他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和
他自己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他和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他的特点和他的突出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想谈到的。
最后比较大的篇幅要放在他对“文革”的反思，他思想深度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谈一谈。
现在我谈第一部分。
非常坦率地说，我是在1977年冬季参加高考，然后上大学，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学教育基本上是个空白。我是1966年“文革”开始读小学二三年级，然后到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这段时间基本上上课的时间很少的。由于我家在乡下、在县城里面的，父母也不是知识分子，周围也很少有知识分子，“文革”中一些书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巴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淡薄，可以说就是没有。他的作品我去上大学之前，就看到《家》，之外，没有看过别的。进了大学之后，为什么产生对巴金研究的一种愿望?我们知道1978年的上半年是中国“文革”之后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从《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讨论开始，然后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大部分都是从1978年、1979年开始的。整个1978年的教育，在学校是非常活跃、开放的一种环境。
我们从一年级上文学史，开始看图书馆大量的图书，感觉就好像进了一个宝库。每天早上，大家都是，尤其是住校的同学，早上很早就吃完了早饭到图书馆排队、占座位，因为那时候图书馆的座位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很高，要排队，排成一百多人的长队占位子。就看到好多过去想看没有看到的，或者过去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作家的作品。
巴金的作品就是看得比较多的，那么通过和老师的一些接触，老师的一些引导，在思想解放中，就对巴金的认识开始有一种兴趣。兴趣就是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些旧报纸、旧刊物。巴金当年文化思想影响是那么大，但是评价，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评价一直是不高的，而且
批判大于肯定。我产生一种心理，我们到底怎样看历史上的作家。在大学二年级——1979年就确定这种想法，把巴金的作品系统研究一下。当时我有一个同学陈思和，现在是教育界、文学评论界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物，现在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比我要长两岁，他在这方面的知识、见解都比我高得多，所以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俩开始做巴金研究。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因为我在大学一年级，是懵懵懂懂一个状态，或者说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状态。因为刚进大学时，我们又没有教材，所有课设置的都是临时性的。这种自由选择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上课也是非常自由的，老师和学生可以随便地自由讨论。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可以像我们大家一样，都可以随时举手提问和老师辩论。
老三届同学，他们和大学老师不一样，有他们自己的见解，所以课堂的气氛非常活跃。这种情况下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县一级的外地的同学，还有一些阅读面比较小的这样一些同学能够有一种自由选择。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确定了对巴金的研究，正好当时教育部交给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任务，就是编巴金的研究专集。
当时现代文学研究刚刚起步，在王瑶先生和唐?先生主持下，编选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一个作家编一本，自己谈自己和一些资料。中文系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时主持这个任务的是贾植芳先生。他因为胡风问题，1955年开始入狱，一直到“文革”之后才开始工作。就是这样一个文人、一个老教授，在他领导下，复旦中文系的资料室和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就开始作巴金资料工作的整理。
整理巴金资料过程中，也是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的时期。我想我自己是比较幸运的，正好是在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走进大学的，而又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开始巴金研究的。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巴金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大学又遇到贾植芳这样一个德高望重、过去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文人领导我们来做，所以这一切都是机遇。
正好我自己赶上了，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后来一切研究的发展和写作的发展都和1978年、1979年在复旦遇到这样一种机会是分不开的。
中国50年代、60年代谈现代作家的评论文章，有不少人不看最初的版本的，不看那个30年代、40年代这个作品最初的版本的。研究巴金的一些长篇论文，也是根据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文集》来写的。
而那个文集是经过巴金本人删改的，或经过出版社筛选的，并不能反映巴金最初创作的状况。
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巴金本人思想实际和创作实际，很多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作品，以及不合时宜的一些思想说法，是不能见之于文字的。他是个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仰者，他在十五六岁就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印小报，后来写文章。虽然他在1921、1922年也写诗，当时给《晨报》、给上海的《时事新报》写诗、给成都的《草堂》杂志也写一些小诗。但他的兴趣并不在文学，是在政治运动上，所以他的这些无政府主义，后来就是被马克思、列宁否定的无政府主义。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他的一些真正的谈政治思想方面的文章在1949年之后是看不到的，
有的我们只能看到批判他的无政府主义。但他当时是怎样谈论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揭示的理想、信仰，或者他阅读的大量的俄罗斯的作品原状，对他的创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当时并不是很了解的。
就是在这样思想活动很活跃的环境中，接触到巴金这样一个人物，我们觉得非常有诱惑力。开始只想到是一种资料的发现。资料的发现，对一个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不太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包括现在好多就是这样的，写评论文章，或者写一些理论文章呀，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引进某一个新思想流派的理论，而忽略了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形成观点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对一个研究者，或者是对写作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巴金的研究，我们首先是从资料入手的。我们查了20年代以来巴金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的文章，包括20年代年轻的巴金批评郭沫若的文章，包括他和阿英——当时阿英是属于左翼作家——他和阿英争论的文章，这样一系列他对列宁、斯大林的批判，
对当时俄罗斯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批判。20年代，这些文章大量发表在一些无政府主义报刊上，这样查阅是要花费很大工夫。我后来才想到，这个查阅过程实际上是让我们这些人接触历史、触摸历史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促使我自己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包括后来，到现在为止，
有人说你看那么多历史资料也不觉得枯燥无味吗?恰恰相反，我每次看老的报纸、老的刊物，我就觉得兴奋，一连看几个小时，我觉得很有味道。
我最近做两个事情，就是看老的资料。一个是《良友》，最近我推荐三联书店出版一本关于《良友》回忆录，《良友》是三四十年代最有影响的画报。《良友》画报的成就，它的图文并茂的形式是领世界之先的。它的创刊早于美国的《生活》周刊10年，过去我们对它是忽略的。因为到1949年后这个刊物基本上就消亡了。《良友》第四任主编马国亮先生现在还活着，在美国，92岁，他通过人找到我，把他的一本关于《良友》回忆录送给我，让我帮助他联系出版。我看完后，非常兴奋，然后我找到三联书店，极力推荐这本书，现在三联书店作了非常漂亮的开本。版式都做好了，通过范用先生找到《良友》画报的
最初的一套完整的刊物，用了大概几百张图片。参看《良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要写一些介绍《良友》的文章，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一些图文并茂的书，包括对上海文化的介绍，包括西北风情考察，所有我们现有出版物所涉及的题目，当年在《良友》画报上都出现过，比如谈上海的茶楼，谈上海的大饭店，谈西北的妇女的头饰、服装，
当时都在《良友》上出现过，而且做得非常好。
我还有一个工作是，建议浦熙修的女儿做一个关于她母亲的一本书。前两天也拿来一本
浦熙修惟一的一本日记。
大家知道浦熙修是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中国最有名的女记者之一，写了大量的、有影响的新闻报道，而她也是1957年成了右派。而浦熙修有三姐妹，其中一个妹妹是彭德怀的夫人。它是1962—1967年之间的日记，散记的，虽然不多，但是我昨天晚上就看了4个小时，我看完之后，就觉得，你看她的日记是反映浦熙修这个人物，虽然陷入逆境，但是又想对历史有所交代，所以她当时在60年代专门负责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找到大量像当时的梁漱溟呀，当时的一批的老人谈历史的回忆，都是60年代的。如果没有浦熙修的工作，许多政协大量文史资料就出现不了。
史料并不是枯燥的，我觉得史料对于我来讲，就像身边的生活一样，那么有吸引力，那么有感染力。所以当时研究，就看了《申报》，还有当时的《现代》杂志、《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甚至还有一些发行量很小的、无政府主义的小的刊物，包括有的朋友从美国复印来的美国一些刊物上的复印件，因为当时中国的图书馆借东西是很难的，是要开证明的。
在上海，从复旦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到徐家汇的图书馆，看一些旧的报刊，看了报刊以后，就觉得巴金这个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
千万不能用单一、固定的一种眼光看一个作家。巴金的研究史，是随着他的创作一开始出现就在文坛有所反响。他是1927年在巴黎写出《灭亡》的。当时在巴黎他就把小说寄回到国内，由叶圣陶先生替他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巴金很快就在上海文坛产生了影响。
回到国内之后，他就继续写小说，但是我们知道巴金的研究引起重视，是人们认为他是个安那其主义者。那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30年代以来巴金引起注意，是谈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和创作之间的关系。
到40年代，比较有影响的是在中国的一个传教士，写了一本《巴金的生活和创作》。这本书它主要侧重于从基督教的教义这个角度谈巴金，也谈到了巴金家庭观念的一种变化，从《家》到后来的《寒夜》的变化过程，在40年代出版了中文版。50年代以后，对巴金的评价就基本不是系统的，1950年曾经有关于巴金的长篇评论，也就是要肯定他的民主性。1959年，当时发起批评巴金的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大学的在校学生为主，批判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是批判性质的一种讨论。
“文革”期间，巴金作品是大毒草，巴金作为文坛黑线人物的主要成员之一被揪斗，然后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到牛棚里去劳动、改造。然后一直到1973年才开始重新回到家中，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文革”结束以后，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文学评论》上，1978年发表。那时候因为急于给巴金拨乱反正，也要给巴金平反，写了一篇文章强调巴金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者，回避了他真实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发现对巴金问题，不能回避那个历史的实际。历史是什么情况，我们不能回避，我们不能说为了替巴金说话，就把他拔高，或者说因为不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思想就把它回避，这不是一个客观认知的态度。
当时最早看完资料之后，我和陈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第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认为巴金他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但当时我们还是不像后来那样放得开，还是认为他的无政府主义中有些民主因素，还是谈这种关系，总而言之，从那时，开始了对巴金研究的一些起步。
开始几年的起步是这样的，我们与巴金没有直接接触过。我现在后悔，如果在大学四年，那会儿我就能够采访巴金，那会儿他身体还很好，那肯定能谈出很好的东西。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一直到快毕业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去看望巴金，那时我们已经发表过好几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了。
后来也采访过许多文化界的名人，还写了很多稿子，但真正第一次去见一个大作家还是1981年去见巴金。但我见到巴金，也没有觉得紧张、觉得拘束。一直觉得读他的作品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所以见到他也是觉得很亲近，老头儿当时七十几岁，正是写《随想录》的高峰时候。
他私下谈话还是比较放得开的，他说有些东西你们不要发表，是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文革”刚刚结束，谈“文革”就说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说那不是一回事，他只说那不是一回事。
他讲他当年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后来我们社会上对无政府主义的界定，不是同一个概念。他具体也没讲，他说只是找一个靶子，找一个借口。从那儿以后，我对巴金的接触也就多些，我到了北京以后，他每次到北京，到现代文学馆看地点、参加两会，我都去看他，到上海每次去了也都去看他，做一些访问。和他谈沈从文，谈谈关于“文革”的状况，谈他嘉兴李家祠堂的关系，这个我在后面慢慢谈。
在这个接触过程和对作品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巴金确实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这个充满激情，仅仅是体现在文字中。生活中，跟他接触，他是一个话不多的人，因为那时他年纪大。我想没有见到壮年时代的巴金感觉不一样，老年时的巴金，话不多，他还是比较平和的一种状态。
第一次接触他之后，我们系统研究巴金的工作更深入了，这就是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论稿》。我们当时进行分工，就是各自选一个题目，写完再交换修改、补充。讨论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巴金与法国民主主义的关系；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论巴金的恐怖主义；巴金的文学观；巴金的风格演变等这样的一些题目。
到北京工作，分到《北京晚报》做了五六年的文化记者和副刊编辑。
但是我一直不能忘情于现代文学研究，当时我到《晚报》工作，是非常不安心的。
我后来回想，我留在新闻单位也对了。因为我这种性格，要真正到了文学所做研究，或到大学做老师，可能还不如在报社这样更适合我。
因为虽然我喜欢看旧资料呀，看这个东西呀，其实也喜欢跟人接触，新闻记者这个行业是最好的和人接触的职业。同时，我因为研究巴金这个关系，到了北京之后，我做文艺采访，就有意识地和现代的作家建立联系。最开始就是巴金这个生活圈，因为研究巴金，首先就是萧乾、冰心、沈从文这几个和巴金要好的朋友，那么1982年分到北京之后，就与这些老作家进行联系。
同时还要提到我在大学时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因为他是胡风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判刑入狱的胡风分子不多，他是其中之一。我到北京之后，通过贾先生的关系就和胡风这批文人的文化圈建立联系，像胡风、路翎、牛汉、绿原先生。这样从我个人来讲，现在回想，我到北京后来工作的发展呀，是要得益于上海和复旦这样两个文化圈，一个是巴金的文化圈，一个是胡风的文化圈——也就是贾植芳先生的文化圈。这两个文化圈，对我在《北京晚报》工作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包括后来我到《人民日报》的文艺部副刊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我到《北京晚报》之后，先找到萧乾先生，后来又找到冰心先生。我请他们给《北京晚报》写文章，这就是通过工作关系，或者说是假公济私和公私结合把工作开展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现在叫双赢。我觉得我自己在《晚报》的工作是双赢。1985年，发表了萧乾的几组文章，一组是《北京城杂忆》，当时影响非常大。还有《欧战杂忆》，谈欧洲二战。这都是萧乾先生开的专栏。然后也请冰心先生开过专栏。
我编《晚报》副刊时，做过一个专栏叫《居京琐记》，我当时定的宗旨就是请当时在北京60岁以上的文人谈自己身边的事。所以我就借这个工作关系，找到大量的作家。一方面去约稿，一方面去采访记录他们谈巴金的事情和萧乾的事情。
因为当时写了巴金以后，又写《萧乾传》，就这样与当时冯至、卞之琳、楼适夷、丁玲、冰心、聂绀弩、骆宾基，都是当时在北京70岁左右的这样一大批老一代的文化人，建立了联系。这是我刚刚到北京之后建立的联系，通过这关系，一方面给我的报纸带来了很多稿子，我觉得对得起《晚报》，同时我通过他们了解到现代许多文化史上一些重要细节，一些人物。譬如卞之琳先生，也是话不多，但他是跟巴金30年代在北京同李健吾、曹禺他们几个人编《文学季刊》和《水星》的。曹禺的《雷雨》就是巴金当年在那儿给决定发表的。所以请卞先生写文章，同时请他谈对巴金的印象。
这样，就把大学里面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的工作，扩展成一种报社里的编辑记者的工作，这也是一个小记者小编辑去跟他们交往的过程。在编专栏的过程中，我自己还搞了一个作家近况这样的栏目，一周发一张照片。那时拿一个小的傻瓜机，就是看萧军呀，胡风呀，拍一张照片，然后写一段关于他们的近况介绍，这样就把新闻工作、副刊工作和研究工作，结合在一起。领导也满意，你自己也很高兴，这样就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了下来。我了解到在这些老的文化人里面、在这同时代的作家里面，他们对巴金有一种崇敬。接触到这么多的老作家，没有一个人说过巴金的一句不好的话。文坛是是非最多的地方，但对巴金的非议，或对巴金批评的话，几乎是很少的。不管这个人的观点是左中右，在巴金做人上，是很少听到一些对他的非议的。
性格可以完全不同。沈从文先生讲到他们当年一起写作的事情，那时他刚刚和张兆和结婚。先在青岛，后来到北京，住在北京达子营胡同，在西城一带。那时巴金还没有结婚，巴金到北京来，住到沈从文家。他们两人一见面就吵架，一见面就吵。为什么吵呢?因为两人文学观是不一样的。
沈从文先生是强调节制的，他说你不能是无节制的悲哀、无节制的落泪呀，或者这种畅开胸怀，文学是要讲节制的。
而巴金是个一气呵成的作家，尤其在30年代，还没有结婚，写《爱情三部曲》这个时候，是非常的矛盾、非常的痛苦的。所以我们读巴金30年代写的《中年的悲哀》，还有他写的《电椅集》的序呀，都能感受到他非常想成为革命家，并不想成为作家的矛盾痛苦。他和沈从文的文学观、文学方法、写作方式都不一样。沈从文说巴金一天能写几千字、上万字，沈从文在房间里写《湘行散记》，巴金在外面写《爱情三部曲》。虽然争吵，但是还是好朋友，所以与巴金关系最好的人中沈从文算一个，然后是曹禺、冰心。
这些人对巴金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因为他是真挚的，非常值得信赖的人。“文革”期间，巴金遇到困难的时候，萧珊去世，北京有人一到了上海，都要想方设法能够找到巴金，看望巴金。像胡风先生，像梅志，他们对巴金也是非常尊重、非常感激的。
虽然在1955年反胡风的过程中，巴金也写过批判路翎的文章，批判胡风的文章，但是无论胡风和梅志，他们都对巴金很好，觉得他是个好人、是个很好的人、值得信赖的朋友。
所以我就想，一个作家，他不仅仅靠作品，更靠人格来赢得敬重。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人，有些时候写的作品很好，你很崇拜他，或者是他写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见解，也非常有思想。但有时候这个人生活中是非常不容易打交道的，甚至这个人是非常讨厌的一个人。
这种情况太多了，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巴金这个人，做人上和作品是统一的。所以他能成为一面旗帜，绝对不是一个人为拔高的，不像过去，非要通过政府行为，或者政团的、政党的行为，把某一个人作为一面旗帜树起来。而巴金没有人树他，他就是靠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良知，靠他的作品、靠他的人格来体现的。所以在《北京晚报》工作这几年，包括后来在《人民日报》工作这些年和一些老的文化人接触，通过他们的交谈，进一步加深了对巴金的理解。巴金确实是一个有理想，同时是一个很真诚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我想讲我自己的经历，实际上也是我对巴金了解的不断深入、不断理解的这样一个过程。同时通过对巴金的理解，实际上是自己对历史理解的加深。因为对现代史的了解，就不仅仅限于巴金一个个体，
或者不限于他的小说、不限于他的散文，而是他所活动的那个时代。我后来对这个时代产生兴趣，应该说一半是巴金对我的影响，巴金的人格对我的影响。
我记得写完巴金之后，写萧乾先生，然后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实际上也是受巴金的《随想录》对“文革”反思的一种影响而做的一种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想我前面说过，从1978、1979年读巴金的《随想录》，一直读到我走上工作，然后在工作中还在读，因为《随想录》一直在发表。《随想录》所贯穿的是对“文革”的反思，这是他的主线。而且巴金的思路，不仅仅限于“文革”，他的文章已经扩展到50年代，包括反胡风运动，他也写到了。我在1987年开始写作，1988年写完关于胡风集团冤案，我想也是响应巴金的号召，作一个对历史的梳理、对历史的反思。那么通过写胡风也想到、也看到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走过来是多么不容易。
这样反过来对巴金的理解会更深一步，或者更真实一些。
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整个的研究过程是和巴金一直紧密相关的，包括今年刚刚出版的《巴金画册》，这是我做的一套人物的画传。上面许多人是我过去在《收获》上的那个“沧桑看云”写的一些人物，然后把它扩展，增加了一些新的人物。比如王世襄呀、丁聪呀、黄永玉呀这样一些人物。巴金这本我想是做了一个新的形式，至于思考，应该说是上溯到20年前吧，应该说是1979年、1980年那个年代。时间过得很快，没想到
研究巴金已经20年了。
第一部分想告诉大家，我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一个年轻的读者，接触巴金、研究巴金的感受和自己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巴金他是怎样进入我的事业，和他对我的一些启发。
那么现在我想讲第二个问题，讲巴金的性格，巴金的忧郁。就像我的文章中讲的《云与火的景象》。巴金的忧郁从30年代起是人们公认的，那么他这种忧郁到底对他的创作有哪些影响，也就是说他的忧郁和他的性格的矛盾，是一种什么状况?现实和理想的矛盾，爱与恨的矛盾，激情和冷静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东西怎样在他的作品中体现，或者在他一生中是怎么形成的?
巴金的忧郁，从他谈自己童年的生活中就能够感受出来。许多著名的小说中，我觉得最有忧郁情调的、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春天里的秋天》。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读过。作为一个中篇，《春天里的秋天》是非常伤感的。而且是特别适合他的性格，他性格的那种感觉。
他特别喜欢《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的那种音乐，那种感情。
为什么他选择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特别多，他们有这种性格上或风格上的接近。我想巴金他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对死亡很敏感，他在回忆中讲，在童年他看见母亲杀一只公鸡，他就为这只鸡感到很痛苦。另外，巴金他爱做梦，《随想录》写他老年做梦是非常多的。你看很多篇都是做梦，梦见谁，梦见谁……梦见……但有些时候是心有余悸。
但我想他写的这些梦是他真实做了这个梦，而不像有时候作家故意写他梦见谁。相对来说，一看就知道是编的、是故意做文章，把文章做得好一些。
巴金30年代写文章也是写到好多梦。巴金的作品阳刚粗犷的东西少一些，他靠激情打动青年读者。在30年代，如果你没有这种忧郁感，没有这种伤感，或者说没有这种多情的东西的话，打动不了年轻的读者。所以这些对死亡的敏感也好，对梦的敏感也好，随着他的情绪发展。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就是性格上的这种敏感，加重了他对一个事物的反应，也就是条件反射。
比如30年代，沈从文先生也谈过，巴金特别不喜欢听别人对他的作品的批评。这个不喜欢，不是说他说人家不该批评他，而是一遇到情况，他一定要出来辩解、出来解释，他的这种敏感程度要超过其他作家。比如有人批评他是眼泪文学，你怎么老写伤感的东西，让人老掉眼泪。你这个眼泪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
那么他一定会出来解释、辩解。有人认为他是空洞喊安那其口号，我们读他的《爱情三部曲》长序，全是在申辩，在不断地申辩。一个作家不断地申辩爱与喜欢，不断地敞开自己的胸怀，他肯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比较情绪化的作家。而这种东西恰恰形成了巴金创作的一种优势、一种风格。它容易打动人，
读巴金的《家》、《春》、《秋》，一个个的故事，像梅表姐、像蕙表姐，像鸣凤的死，他所有的描写，都是有一种忧郁的情绪在里面。这一点其实和他生活中所追求的恰恰相反。
他生活中所追求的是一种能够抗争的人，他所喜欢的俄罗斯民意党的那些女革命家，为了理想敢于去献身、敢于去坐牢，所以他翻译了妃格念尔的《狱中记》，最早他写的也都是介绍俄罗斯女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他所欣赏和评价最高的是革命家。
但这是一个表象，而他本身按他所解释的他是一个软弱者。我想这是容易理解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是最愿意去张扬的、去赞美的。巴金的性格，他的忧郁性、他的敏感呀是促使他成为作家的内在因素、内在影响。
我前面简单提到巴金他是在十五六岁读了克鲁泡特金、读了《夜未央》、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作品，所以他就向往这种没有压迫、每个人都有面包、每个人都有自由的社会。受这个影响，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参加了无政府主义小组的活动，然后又借他大哥商场的楼上去做编辑室呀，然后去做一些事情，他很热情地投入无政府主义的活动。
他的理想就是想做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有很多派别，而他20岁左右时，就写了很多文章，系统地介绍俄罗斯的革命家，法国的还有西班牙的，反正他是非常热衷的。
1927年他到法国去留学，并不是真要去求学、留学的。当时的世界上无政府主义中心是在巴黎。十月革命之后，一部分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也流亡到欧洲。
巴金实际上是想去革命的，想去当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想和海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联系。有个研究巴金的日本专家山口守，他这几年重点就是去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查资料。查什么资料呢?因为他是研究无政府主义和巴金的关系的，他查的都是当年巴金和高德曼以及当时世界上几个比较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英文通信，好像还有法文的。他都查到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大学里查到的。《灭亡》里有他与意大利的两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是凡宰地，一个是萨特，他们互相的通信，英文原件，都查到了，然后又翻译成中文。这几年他都在做这个工作。巴金在国内，他就已经具有世界意识了，他就已经和海外的、欧洲的和在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用英文通信，讨论问题。
他首先是到马赛，然后到巴黎，就是要和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一种联系。在这过程中，他为什么开始进行写作?就在他走之前，正是1927年大革命。他是1927年年初走的，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是国共合作，那时无政府主义也是一支力量。
当他在巴黎的时候，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了冲突，然后清党。一场大屠杀运动，给远在巴黎的巴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一套东西，在中国、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这就加重了他的矛盾，他本来想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甚至这些运动的参与者。而这些东西在中国来讲，它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而不大可能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我想他对文学的内在喜爱，注定他不能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而要成为一个作家。
他在巴黎写《灭亡》，在笔记本上写。在卢梭的像前，他倾吐他对人类的悲哀和对中国命运悲哀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就是他创作的动机。《灭亡》，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写出来的。
《灭亡》在国内发表。巴金回到国内之后，才知道他的作品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灭亡》产生的影响，它实际是与“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国的革命进入低潮这种情况有关。《灭亡》里的杜大心是采取恐怖行动而牺牲的这样一个革命者，是巴金所赞美的，但同时他也是很矛盾的，这种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巴金所写的《爱情三部曲》和“恐怖主义”与我们现在所谈的本·拉登是两个概念。虽然他有时写的行为都是恐怖行为。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很复杂，因为无政府主义有一派是主张采取恐怖手段的，巴金对这个恐怖手段，理论上他不同意。但他又认为某种情况下，在一个革命者不能实现目的的情况下，他也可以采取恐怖行为。这样一些革命家他也是同情和赞美的。
我们把话回溯到沙皇俄罗斯时代和欧洲19世纪末，恐怖暗杀行为是一个普遍的反对政府运动的一种手段，汪精卫他就暗杀过清朝的摄政王，像孙中山的革命也好，像无政府主义俄罗斯的民意党也好，他们都是以暗杀为主要手段的。因为革命都是一种弱势的，就像现在讲的弱势群体，就连群体都算不上。就是说一小部分的革命者，他需要推翻政权、推翻这个沙俄、推翻这个清朝，他不能够组织大量军队进行一种对抗，他只能采取这个方式。像俄罗斯，就挖地洞，挖进皇宫，挖进去然后埋炸药，然后炸。巴金翻译的许多东西都是写这种故事的。
20年代，在创作《灭亡》之前，巴金大量的工作是翻译，写这种人物介绍，像写女英雄索菲亚、妃格念尔这些20世纪初在世界政坛上影响很大的人物。他歌颂的都是这类民意党人。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发展到民意党，到了巴枯宁，就比较主张暴力手段了。
巴金还翻译了《俄国民主运动史话》，就是谈无政府主义的发展史，一直到民意党到最后暗杀。像俄罗斯大的事件，都是跟暗杀沙皇有关。中国接受无政府主义也好，不接受无政府主义也好，也是采取暗杀手段的。鲁迅当年不也是被安排一个任务，让他去暗杀清朝一个官员，他拒绝了吗?所以巴金当时所讲的恐怖手段，就是无政府主义恐怖手段，是一种对当权者、清朝和沙皇的反抗。
巴金在作品中所赞美的东西，他向往的东西，他自己并没做到。在现实中他恰恰又是软弱的一种性格。
这种情况下，他在文学里面真正找到发泄的渠道。文学写作恰恰是把一个人理想的东西、或者梦想的东西，他不能实现的，转移到别人来体现。读巴金早期的一些作品《爱情三部曲》、《灭亡》、《新生》这样一些东西，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在生活中不能做到的，他希望作品中的那些人能做到。
但是他的性格又影响到他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去做时又不是种慷慨就义，而是在一种瞻前顾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下完成的。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气质影响着他的作品，有些作家，他要写慷慨就义，如果他个人充满阳刚之气，那么他写出来的作品就会和巴金完全不一样。
巴金回到国内后，《灭亡》已轰动了文坛，然后他又一发而不可收，写了《新生》，接着又写《爱情三部曲》，然后同时又写了《家》，就是这样很痛苦地成为了一个作家。
巴金一生讲，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巴金绝对不是自谦。因为他确实不愿意做一个文学家，他愿意做一个革命家。现实没有提供这种可能，或者他的这种浪漫的气质，让他选择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信仰，这种革命信仰，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在任何国家，都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虽然它的理想是很美妙的。
过去讲无政府主义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的，其实它也属于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从理想的描述来讲，无政府主义对理想的描述和马克思对理想的描术基本上是一样的，像没有了国家，就像马克思所讲的，每个人自由选择职业，我今天愿意在这开图书馆，明天愿意开出租车，毫无关系。
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工作。这种理想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描述都是一样的，和马克思主义当年在空想的层面上的理想都是一样的。巴金追求的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这也容易带来误解。80年代周扬、胡乔木讲过，巴金其实他早就是共产党人了。
不同的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上的看法。无政府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应该的，是应该采取无政府手段，应该用无政府的方式，自由的方式，而专政是不行的。所以最后克鲁泡特金和列宁产生最大的矛盾就是在于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有一个政党，一个政党有一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有一个政治局，一个政治局有一个主席，那么最终还是跟过去一样，一个人说了算。无政府主义者，对列宁的批判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上，而巴金早年就受到这个影响，他在20年代写的文章中，都是直接批判苏维埃的。1949年后巴金为什么要唯唯诺诺?为什么感到害怕?这与他早年的批判文章是有关系的。
巴金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理想后，成为了作家，这恰恰是中国文坛的一种幸运，为什么呢?从鲁迅、茅盾、老舍到沈从文，包括张爱玲，没有一个人的性格像巴金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是巴金这样一种思想形成的过程和转变的过程。就是说从社会政治运动转到文学这个过程都不一样的，这所有的东西形成了巴金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我后面还要谈到，在后来的《随想录》里面，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而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巴金不同于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作家。而在“文革”之后，他在反思的程度上高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包括他的一些朋友，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内在的联系。
巴金成为一个作家后，他认为自己走错了路。我怎么成为了作家呢?我是最不愿意成为作家的，作家是最无用的，文学是最无用的。只有革命那种东西，理论那种东西最重要。所以他在写《爱情三部曲》、写《家》的同时他还在做他的工作，就是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翻译大量的克鲁泡特金的文集，这么厚一本本地翻。1930年除了创作外，他重要的活动实际都是和无政府主义有关的。比如他参与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而文化生活出版社几位创始人，一个吴朗西，一个伍禅，包括巴金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运作的方式，都是按照无产政府主义的方式，就是每个人不要一分钱的，都把自己的钱投进去。然后出书，然后卖，除了文学家的外，还出与无政府主义有关的作品。像克鲁泡特金的全集，这里面还包括巴金翻译的《面包与自由》，后来80年代、90年代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的，包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
都是曾在30年代出版的。还有请了一位朱洗，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他也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作品，然后让巴金写序。像这些活动，都是巴金仍然没有忘情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表现。
所以他一直是两部分工作都在做。巴金的作品《爱情三部曲》，包括《春天里的秋天》，他都是以福建为背景。而上两个礼拜，就是在福建召开了巴金第六届国际研讨会，为什么是在福建开?巴金跟福建有什么关系?巴金与福建的关系就是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为什么呢?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只有一小批人转入办教育了，而教育的重点基地就在泉州——黎明中学。翻译家陆蠡这样一些人，都是当时的教员。巴金去福建，实际上就是看他的一些同志们在做什么。通过他们了解到这些人在做教育的工作情况，了解当时无政府主义的武装区的情况。当然有虚构的成分在里面，比如他写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怎么和土匪打，怎么攻占县城，
他是听当时黎明中学同志们讲的一些故事，然后和俄罗斯生活糅在一起写的这些小说。
在30年代，巴金每次去都感觉到这些同志们之间充满着温馨的友谊，是敞开胸怀的，是他所追求的一种人生理想。因为无政府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是互相信任的、友谊的。这是当时巴金追求的。所以他就到福建、到黎明中学、到泉州然后到那些地方，去参观呀，去跟他们住。他说到了那个地方，才感觉到了家，这不是一种夸张的表述，而是他确实感到是到了家。
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他还在写小说，还是对无政府主义不能忘情。他通过这样一些接触，加深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就慢慢地从政治上的一种理想退缩到人的自我完善、道德理想方面。巴金办出版社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在抗战期间，他自己看到一些朋友的好文章，就自己把它编辑出版，然后抗战之后看到这些人，再把稿费和书给人家。巴金这种人格和他早期信仰无政府主义是密切相关的。他是在有意识地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这种道德的完善是基于一种思想和信仰在支撑他，而不是简单的道德完善。
有人说巴金的作品过于喋喋不休地在说教，这与他早年的理论家身份是有关的，因为理论是搞宣传的，宣传是要反复地把理论让人去接受。拼命地讲，反反复复地讲，这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包括《随想录》里他对某一问题他要反复地讲，一方面他看重它，一方面他已经形成把主张通过文字的形式让读者能够接受的特点。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功利目的，或者说是形成了一种习惯。不是文风的问题，不是他对文字失去了控制力的问题。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作家的结合的这么一种身份，形成他的文风的特点。所以我想，巴金性格的矛盾在他的创作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下面我想要讲第三部分，实际上也就是第二个问题的延续，就是巴金的家庭观念的一种变化。我们知道，虽然《灭亡》作为处女作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巴金后来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家》肯定是首当其冲的，真正奠定他在文坛上无可替代的地位的是他的《家》。我们从来谈《家》都强调了他对家的一种反叛，包括他自己也讲他对封建大家庭是希望很快抛到后面去，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包括20年代求学离开成都到南京，后来到上海，再到巴黎，他都认为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
他对家的反封建意识是非常强的，因为有了《家》的这样一个长销不衰的作品，让我们读者了解到封建大家庭的状况，但是实际上巴金《家》中的夸张成分是很大的。巴金生活中的家并不是像他所写的小说那么矛盾突出，为什么?因为巴金家里没有发生那么多的悲惨事情。后来一些研究巴金的专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家》是独立的文学作品，把它和巴金放在一起来看又是一种角度。
巴金写《家》的时候，他除了自己已经有那么多亲身经历外，肯定还有大量虚构的东西。研究者进行考证时，一定要考证生活中哪个人就是《家》里面的某些人。这个会有相对的对应关系，像他大哥就是觉新这个形象的来源。原型是可以这样，但实际上他已经有好些虚构的成分，甚至他对《家》的批判的强烈性，对《家》的黑暗的揭露，都是已经夸张了的东西，都是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后，受到国外一些理论和一些作品的影响。因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否定家庭，共产主义到最后也是没有家庭的。所以无政府主义者是没有家庭、不结婚的。所以巴金结婚很晚，也是很有关系的。巴金跟萧珊谈恋爱，谈了8年，1944年结婚他就已经快40岁了。在中国，那个时代40岁结婚，等于是相当相当晚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不结婚的，主张独身。
我认识国外的一位研究巴金的专家，真正信仰无政府主义，到现在还是独身。我是研究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没有独身。
巴金对家的仇恨，一方面来自他从小对封建家庭的感受。比如那个高老太爷，肯定有他的爷爷呀或者父亲的影子在里面。但是，生活中的巴金的家庭和《家》里面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他之所以对《家》里面的家庭批判得那么厉害，就是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觉得应该走出家庭，要革命。觉慧在《家》里面，最初版本中挂的是克鲁泡特金的像，并不是列宁的像。
所以觉慧是要以无政府主义青年的这种姿态走出家庭，他当然要否定家庭，要把家庭丑的一面、黑暗的一面写到极至。这就是巴金写《家》的一个内在动机，而生活中对家，其实巴金是非常留恋的。
《家》里关于高老太爷弥留之际的那个场面，过去文学史里面是批判的，认为这是巴金的败笔，因为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写高老太爷之死有那种伤感的情调。但这恰恰是一个优秀作家的体现，既便是他有一种理想、一种理论的指导，但当他真真正正进入文学创作时，还是他的生活制约着他的情感，对那些人，他不能说我恨你。虽然说我要恨你，但不能说我恨你，或者说我实在不敢说出我恨你，我觉得是这么几个层次的感情在里面起作用。
所以你看巴金在《家》里面写到鸣凤之死，也写到一些家庭的悲剧，但他从《家》到《春》到《秋》，到《春》和《秋》之后这种对家庭留恋的东西越来越重。发展到抗战的《憩园》，还包括《寒夜》，我们就可以发现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情的东西，就已经退到第二位了，而是一种相对哀伤的东西。《憩园》中哀伤的东西更多一些。到了《寒夜》，他实际上到这个时候对家庭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他不再简单地否定家庭。
《憩园》里面那个杨家少爷，他就不是叛逆者，他拼命地维护他的家庭。到了《寒夜》中的汪文宣，那个婆婆，她也是要维护一个家庭。最后汪文宣的离走，巴金是用一种比较冷静的笔调来写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叛逆者。
巴金理想中的家庭，实际上是一种温馨的关系，所以他对高老太爷的家长作风是批判的，他说如果是一种互爱的家庭，那是很好的。你看他回忆童年的生活，强调母亲对他的爱，母亲对佣人的爱，那些互相爱的关系。包括他后来《随想录》里写到，他回忆他的大哥，回忆他的二哥这样一些文章，你都能感到一种对亲情的留恋。
巴金自己恰恰是非常愿意和家人在一起，所以他在50年代以后，到现在为止，妹妹、侄女、儿子、女儿，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永远在一起生活。实际上他是一个很看重家庭的人。所以他和萧珊结婚以后，对萧珊的感情很深，后来，写出《怀念萧珊》。他对妻子的感情，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他对家庭伦理观的一种追求。
这和他早年的绝对否定家庭和绝对独身，是起了一个质的变化。我想就是当抗战爆发之后，他这种革命的理想都是他的负担。从50年代一直到现在，像这种一般的家庭是很难达到的，而巴金是能够达到的。我们想这可能是矛盾，你很反对家到了晚年又回到家，其实也就是一个在年轻的20岁青年他对社会的反叛，对家庭的反叛。到了中年之后，慢慢又回到了家。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顺理成章的，尤其是巴金这样一个人，他对家庭有一种影响力，这和家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
巴金，他不光是喜欢一个家庭，其实他对早年生活的李家传统观念也是非常留恋的，至少是有感情的。巴金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的祖籍是嘉兴，就是浙江嘉兴，他的曾祖是从浙江嘉兴到四川的。巴金1923年从四川出来之后，到了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二哥一起到嘉兴去拜谒李家祠堂。去了好几次，而且还带了钱，因为李家祠堂是一直有人看守，他留下钱付工钱和维修。然后过了一年，第二年又去，又去那个李家祠堂寻根，一方面他是反对家庭，但同时他又对李家祠堂李家家庭非常重视。这是一个真实的巴金。
几年前我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我正好从嘉兴回来，我到嘉兴，去参观茅盾故居，丰子恺故居，然后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我就跟他谈，我去了嘉兴，那一次谈了一个多小时，断断续续都是谈我的嘉兴之行的情况。我一说我到嘉兴，他就能够清楚地讲，哪个祠堂在哪条街，几号记忆非常好。他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他已经九十二三岁了，这是为什么?这个老人他对家庭观念看得非常重的。他对寻根这条线非常重视，我想这是个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内在地影响着这一代作家，虽然他反叛性很强，他主要是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作家，但是从小生活在四川这样一个环境，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这种东西也是内在地制约着他。所以他到了晚年之后写了很多关于这个家庭的回忆文章，他离不开他的家，离不开他的家乡。
浙江《嘉兴日报》前不久编排了一整版，就作了一个大标题，说嘉兴该做做巴金的文章了，说巴金是我们嘉兴的，他们邀请下届巴金研讨会到嘉兴来，就是也看重了巴金。那天我跟李小林通电话，听说要重建李家祠堂，李小林坚决反对，这事是巴金不准的事情。但是说巴金同意在嘉兴建一个巴金图书馆，然后，巴金要把他的一些书，捐给嘉兴图书馆。就是说，虽然他成长跟嘉兴没有关系，但是他对嘉兴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就是中国传统的寻根观念，在老一辈的文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能够放弃的。不像我们，老实说，不像我们现在这一代，再下一代，对父亲一代的情况都不了解。
虽然他的思想和他的作品，都是西方影响占多数，但是回到家庭这个概念里面，从背叛家庭，到回到家庭，到对家庭的留恋，对理想家庭关系的向往和他自己的身体力行地追求，我想，是可以看出他的这个脉络。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最后一点，还有半个小时，我想讲一讲关于巴金的“文革”反思的意义，也就是《随想录》的意义。我前面讲过，当我们开始做巴金研究的时候，是巴金1978年开始写《随想录》的时候。
我觉得巴金是1979年开始进入一个高潮期。1978年写的一些文章，还有人云亦云的痕迹在，对历史的反思没有进入一个自觉的阶段。包括他写郭沫若，都还是客套的话比较多一些。而到《谈〈望乡〉》，包括后来到《谈骗子》，关于“文革”的反思，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前面讲巴金同时代作家里面，经过“文革”之后，活跃在文坛的作家比较多，当时还健在的年纪比较大的，比他年纪大一点的有冰心，有夏衍，比他年轻点的有萧乾，有柯灵，有很多吧，甚至还有比他更年轻的作家。为什么只有巴金用《随想录》奠定了对“文革”反思的一个丰碑，而别的人没有做到呢?冰心晚年的文章对教育呼吁，也对“文革”有过批判，但对“文革”反思不是系统的。
这一点巴金是超过冰心的。萧乾也对“文革”进行批判，但他不像巴金一样，把自己放进去。而巴金把自我解剖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巴金第一个提出了对“文革”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这个命题。
我们每个人对“文革”的产生，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巴金是最早把这个反思领域从“文革”推前到50年代，所以他对反右中，对反胡风，甚至在此之前，他写的一些，他认为是落井下石的文章，他认为这构成一个整体。他反思我们知识分子作家，为什么失去了自我，为什么失去了独立思考?《随想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讲真话和独立思考，这一点不是虚的。这两年，有些青年评论家或有些青年的杂文家，对巴金的东西提出了批评。你那个《随想录》对“文革”的思考太浅了，你并没有讲“文革”发生的渊源关系，对“文革”并没有从政治上、哲学上进行总结。写这些文章的有我的朋友，有些是研究“文革”的专家。
那么我就给他讲，巴金他是个作家，他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谈“文革”的，他提出这个命题是个道德命题，这个道德命题，是知识分子做人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根本的问题。而“文革”产生的政治的因素，是你们专家研究的事。
“文革”为什么产生?它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关系，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运作的关系，“四人帮”的作用关系，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责任，而不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一个作家他能够提出把这种个体体验提升到道德反思、自我忏悔这样一个高度，就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有的杂文作家讲巴金的文章，80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现在看看没有什么新东西，很简单，就是说了几句要否定“文革”，没有说到别的东西。
我说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现在可以坐到这样一个文学馆讲这些话，我可以坐在这儿演讲。那么二十几年前，你就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文学馆这个地点和环境。年轻一点的可能不知道，80年代初关于“文革”的否定是有很多交锋的。新闻媒体或者出版界，哪些题目可以谈，甚至经常是有限制的。而巴金的《随想录》能够基本上完整发表，是得益于香港《大公报》。如果不在香港《大公报》，而在国内的话，他的《随想录》肯定早就夭折了。
在这种环境下，有些题目是不能谈的。而巴金他能够写出来，因为他当时写的时候就是：我有话就要说，我就先写出来。但恰恰有香港《大公报》，
对大陆的人来讲，相对来讲，它宽容得多。而且，《大公报》的副刊编辑潘际垌先生，是巴金的老朋友，是很好的一个编辑家。
上届我们开巴金研讨会，潘先生从美国回来，我特意把他请到湖北去，作了一个关于《随想录》发表过程的演讲。他讲了当时很多故事，有一次巴金的文章已经上版了，最后文字没有，只出现一个标题，叫《鹰之歌》。说这篇文章不能见报，只出了一个标题。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在香港可以做，在国内不可能做。所以，我们必须放在80年代当时的文化环境下来看巴金，谈这个问题。而不能说，我站在21世纪了，要求20年前的人跟我现在有一样的看法。
这是对人非常苛求的，包括甚至对老舍先生，还有对很多50年代的一些作家，他们为什么要写检讨?他为什么要配合形势?如果我们孤立地看，我当然觉得他不配合当时的形式写，很好，是吧?或者他当时不写检讨，那是非常伟大的。是吧?
有张志新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老舍、曹禺、萧乾、巴金你们都写检讨?或者那个，那么多人都写，包括一些学者啊，费孝通啊他们都写，为什么要写?
现在年轻一代，比我还年轻的一代，他还不能理解，他谈一种理想的人格的构造，或者强调独立思考，但是又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也不能脱离一个作家的具体的实际。
当时对新社会的一种热情，每个人不一样的，有被迫的，有主动的，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有些人他不可以拒绝，尤其像巴金这样有历史旧账的。所以《随想录》的产生，巴金的历史贡献，我们到今天来看，就得联系当时80年代的思想解放的实际和当时的中国文化的环境。而即使我们到了今天，我们反过来再看，他的很多见解，很多的命题，依然有他的生命力，依然能够感动我们。
为什么?因为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巴金当年所谈到的很多话，我们现在还有人继续讲，或者说甚至讲得还不如巴金那么直接。这就是环境制约人的问题，对吧?所以巴金的成就在《随想录》里面。他写的《十年一梦》讲的就是十年，就是对“文革”的批判，事实上是反复讲。他说我每天做梦，他说我有一次就梦到萧珊，不止一次梦到萧珊，这意味有个人感情，同时还有一种他对“文革”的余悸，或者“文革”留下的噩梦。
那么，巴金的《随想录》在当代的这个文化市场的意义，我想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可以讲巴金你的身份应该说得更多，甚至说得更高、更深。但是这是一种要求，是一种希望。并不能因为一个希望他没有做到，你就否定他已经说出来的东西。而已经说出来的东西，我认为，在今天来看，仍然有它的价值。因为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对“文革”的批判，远远没有结束。不管多少年之后，“文革”也是一个人类史的东西。
所以，巴金第一个在文章里面提到“文革”是整个人类的灾难，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我觉得他这个是很重要的命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都有对“文革”反思的责任。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甚至说每个人的做法，使“文革”能够产生。我觉得他并不是为当权者，为制造“文革”的人开脱罪责。有这样的一个名言，就是有什么样的民族，才能有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国家。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文革”?如果我们当时都是独立思考，我们当年都不是人云亦云，都不是落井下石，不是做一些违反良心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文革”的产生恐怕就不会是当年的那个状况。
我想他谈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深的。而且他是恰恰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个体的这种意义。就是他从自我解剖入手，如果不是自我解剖，就是学者了，就是研究者了，也就是文史专家了。从“宫廷”的逸闻，从党内矛盾，一直到社会运作开始，那是另外的事。研究者不能苛求一个七十几岁、80岁的老人，以那种方式反思“文革”。他从个人的角度思考，恰恰是非常合适的，而这一点来讲，他就高于他的同时代的人，我前面讲的那些作家，他高于他们。而且我认为，巴金在“文革”反思上，是一面旗帜，影响到他的这些朋友们，影响到冰心，影响到萧乾，影响到一批同时代的作家。
八六年，我请冰心写一个序。当时我在《晚报》编辑部做了一个征文，叫做“难忘一事”征文。当时因为“文革”刚好结束十年，很多人的记忆非常清晰，所以收到大概一万多封来稿，百分之七十都是谈“文革”中的一件事情。
我们刚发了十篇，就不让发了，后来我们就改成发40年代的、30年代的抗战啊之类的文章了，谈“文革”的不让发了。不让发，我觉得很不甘心，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得的。所以，我就把其中的大概有一千封信，用个纸箱子全留下来了，一直留到现在。当时我就编了一本专门谈“文革”的书，叫做《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就专门选了“文革”开始时，作者们是小学生、中学生，这样一批人。有的是去批斗田汉的，有的是抄了吴晗家的，有的是看见胡耀邦在台上挨斗的。全是这种故事。我去请冰心写序，冰心就非常赞同、同意写，几天之后，就给我寄来了。
她在序中讲，刚刚看到巴金发表的《十年一梦》的文章，就是说巴金的文章对他的老大姐——冰心这样的人都在产生着影响，何况是对一些中年的作家。而相反，我觉得当时的一些中年作家，反右过来的作家，他们对“文革”的反思，还没有达到巴金的这种程度。他们很多人就是仅仅停留在讲自己的冤案啊，或者这个程度、这个层面上，而没有超过一种个人的恩怨，而谈一些民族的事情、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问题，而巴金做到了。
巴金为什么能做到?我想就是和他早年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非常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前面讲到过，巴金虽然后来政治理想已经破灭，或者是觉得这是不可实现的幻想，但他是在追求道德的完善，在寻求一种友谊和人品。他非常强调这一点。而他在“文革”一结束才发现：我早年所追求的东西，所强调的，为什么在十七年、“文革”之前，这二十多年，全忘了呢?我怎么会在这儿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呢?这是个痛苦。
为什么我强调巴金的痛苦，巴金的痛苦是在这儿。就是晚年的痛苦在于他发现自己走的弯路，早年的理想，早年对于道德的追求，
到了50年代、60年代没有了。他失去了自我。他就讲，没有了自己。就是我当年，我当年那些朋友们对理想那么献身，那么帮助朋友，为什么我做不到呢?有些人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他们，我了解他们，我认为他不是反革命，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写文章跟着一起表态呢?这种痛苦只有有他那种经历的人，才有这种痛苦。胡风、巴金、黄源这几个人是鲁迅当年身边几个最好的，就是鲁迅最器重的几个青年作家。
我知道胡风不可能是反革命，为什么我写这个批判文章?路翎我根本就不认识啊，我为什么要对批判他的《洼地上的战役》表态啊?
所以我们只有了解了巴金的早年的思想行程之后，才能体会他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像火。一般人说错算了。啊，我当时好像不该批判你的，话也就到此为止。但巴金的性格，和他的这个思想史形成的过程，使他要对这东西每天不能放弃，每天都得想。所以这种痛苦，这种想法促使他写成了《随想录》里面那么多对自己的一种叩问，怀念老舍也好，怀念胡风也好，怀念很多朋友的文章，全是在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帮朋友?朋友遇难之时，我没有帮人家，而且我还写表态文章。这是一点，这是他痛苦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去潘家园，收集一些历史资料的东西，也认识一些摊主，关系也不错。潘家园出现一批关于严文井的材料，其中有一份：1967年的6月28日，中国
作协去搞外调，要巴金写严文井的交待材料。我想简单的把这个材料说一下。当时每个作家对外调要交待很多情况，我念几段，可以反映出作家当时的状况，也可以看出巴金和别人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而且也不是那种盲目揭发的，为了保护自己，就拼命把屎盆子尿盆子往人家头上扣的那种人。下面我念一下。
“关于严文井，1952年3月我参加文联创作组去朝鲜，严文井和林默涵都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他们管我们学习的事，直到3月9日，把我们送上车为止。有一年，严文井从湛江到上海，对我大大称赞湛江风景好，建设好。1963年11月，我们同访日本，一行四十几天，只有最后写鉴定时他讲出要冰心在政治学习上要多努力的话。平时，他最喜欢开玩笑，有一次，讲了一个挖苦山西人的故事，几乎使马烽发起脾气来，当时在饭桌上还有日本翻译，我也感到为难。后来，他告诉我，他和冰心同车出去，常常在车上开玩笑，那个翻译(是个左派)提过意见，以后要注意。这说明他做外事工作，太不突出政治了。特别是在我们访问的后一段时期，日本方面接待负责人白土吾夫对严文井说过，他得到消息，日本右派要暗杀中国代表团，让我们小心。他还是那样爱开玩笑，可见，他在尖锐的政治斗争面前，还是麻痹大意。”这就是他的交待。
还有最后一段，讲的就是1966年亚非紧急会议期间的事情。“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后，他陪柬埔寨作家代表团访问上海，并乘专机送他们到广州由深圳出境。这次对待柬埔寨代表团特别客气，甚至礼节隆重，这事情应当由领导小组负责，但是严文井对柬埔寨代表团也是百般迁就。这个团从团长郑璜起没有一个不是大右派，大资产阶级，而且在会议上表现不好。从武汉起就派一架专机给他们，离开广州，还送重礼。严文井不但无意见，反而因为客人满意而满意，而得意，这说明他做外事工作完全丢了主题的思想。
巴金，1967年6月28日。”
就是说，这种材料，每个作家当年要写很多很多的。从这个来讲，我自己觉得他是捡芝麻丢西瓜，就是他没有无限上纲。但是就是这样的检讨，对于巴金来讲，他也是很痛苦的。我觉得和他表态文章一样，一个作家，他不去写文章，不去写小说，而要写这种东西。他很熟悉的平常大家在一起很好的人，你必须交待，你不交待不行呀。这就是他对“文革”的反思的直接起因，他有自己的感受的。
还有一封信是李小林提供的，信是1972年6月22日写的，当时，萧珊病重，巴金在干校里面劳动，给上面打了个报告，要求发补助。四九年之后，他是国家惟一一个不要国家工资的人，一直是靠稿费的。“文革”中他的经济来源中断了，萧珊是在工作。“报告：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烧在摄氏38度左右，有时超过39度。曾到医院挂急诊号，并不断看中医，服中药，两天前，还到地段医院拍过片子，尚未查出病源。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现在一面继续服中药，一面还准备继续进行检查，需要医药费较多，全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补发医药费壹佰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文化系统直属四连连部巴金1972年6月22日。”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从这两封信，一个是交待材料，一个是报告，可以看出，“文革”对一个人的心灵的伤害非常沉重，不是过来人是不会体会到的。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恰恰要通过他们的接触，通过他们的作品，去认识历史，因为不对“文革”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肯定是没希望的。巴金所提倡的“文革”博物馆虽然在中国来讲，目前是不可能建立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大量的工作，文字的工作，包括思想的工作，包括我们对巴金的尊重，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我用演讲的方式，大家用交流的方式，表示对巴金的一种尊重，对巴金先生生日的祝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巴金开拓的思路，他没做完的，我们继续做下去。
我再补充一下，像类似于“文革”这种材料，巴金手里面是非常多的。两年前，那时巴金还能讲话。我知道，80年代还给他一摞“文革”中的交待，他锁在抽屉里。我说你那个东西，是不是整理出来?他说我不敢看，我不敢看。锁在一个抽屉里，自从放进去之后，十几年，都没开过。他说等以后再说，我说先整理出来，至少先写一个序。第二天我又去，我问他：你考虑得怎么样?他说你性子怎么那么急。我说你性子不是比我还急吗?然后他说，我想想看吧。很快，他就病重了，那么很难由他自己来整理。我觉得那是对巴金的研究，对描写巴金，很重要的一个资料来源。
今天庆贺巴金高寿，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最好的方式，一方面祝他健康；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他想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这包括“文革”反思，包括文学的研究，包括对他的创作的一些认识。我想作为一个巴金研究者，或作为一个传记作家，我想我会尽自己的力量，我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参与，延伸成一个整体的文化的反思，历史的反思。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虽然不成系统，但都是我真实的想法。这方面我也是像巴金先生说的那样，要说真话，虽然说的不一定对，但至少是真的，很高兴和大家交流，谢谢大家。(掌声)
傅光明：李辉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现在还有半个小时，请朋友们抓紧时间，有问题的提问。现在有问题的朋友，可以举手提问了。
问：你好!李先生，谢谢你的演讲，我对巴金的《随想录》非常感兴趣。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接触巴金先生和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的剖析，最重要的，你认为最深刻的，他提出那些问题，他有没有给过你答案?答案是什么?特别是关于他自己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巴金先生希望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反“文革”的一个先锋，他把这些都揭露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这是一件很丑陋的事情，世界史上都很少有这件事情，如果把这些事情揭露出来的话，会不会有勇气来面对世界人民的指责，因为如果把它揭露出来的话，个个民族都可能会戳中国人的脊梁骨，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想知道巴金老人有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他是怎么来考虑的?就这两个问题，非常感谢。
答：第一个，我想我可能在前面已经大致都谈到了，他对自我的剖析，他提出一些答案，很难说有答案，我想他最重要的就是提出这个思考。因为有些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答案。他的自我解剖，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我想这个应该是他的思考。至于为什么有这种责任，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要展开谈，展开谈应该是研究者的，或者是更年轻一代的工作。我在想50年代以来，这种思想变化是怎么形成的?作家们为什么要写自传，而这种自传基本上都是自我否定的一种方式。很多，萧乾写过，巴金写过，估计所有人都写过，没有知识分子不写的。
《随笔》去年第六期，有一篇沙叶新的文章，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这个检讨的形成，所以我想这个《随想录》它不是给我们提供答案，而是给我们提供一种标尺。这个答案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去做，很可能是不一样的答案，我想这都不要紧，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文革博物馆。人们面对的问题，我想这个肯定是很难面对。文革博物馆是巴金的建议，我想一个民族，它不能面对这个丑恶的东西，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是健全的，我想德国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博物馆，并不影响德国民族往前走，而更能够避免历史悲剧的发生。当时，萧乾也比较早地提出建文革博物馆，是写在当时一篇文章中的。他正好到德国访问奥斯维辛博物馆，他在信里面谈到这个事情，能不能给中国也建立这样一个博物馆呢?
这就是说，那一代知识分子，还是比较能够面对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史料的东西、书信的东西，他并不是说我们每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这种错误的东西，而我们能够面对的话，恰恰证明我们的民族有希望，是有信心的，是一个自信的民族。就像如果鲁迅在，鲁迅肯定敢面对，鲁迅不是说过中华民族应该是有自信心的民族吗?它不是一个针对个人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民族。
为什么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那么狂热地做那种不该做的事情，大学没有了，中学也不需要考试了，老师们都回家了，回原籍，知识都不行了，你这种东西哪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虽然说和那种希特勒大屠杀是不一样的东西，但这种对知识的、对人的伤害，是非常惨痛的。我们现在确实很难想像，冰心六十几岁去插秧，你难以想像吧，身体那么弱。并不是说六十几岁不能插秧，我认为，我如果不上大学，“文革”不结束，我是种茶的，我开荒，一直开荒开到六十几岁，没问题。冰心本身是一个作家，是一个大学教授，她的工作就是创作，就是翻译。甚至钱钟书这种人你怎么忍心让他去放牛，去放羊，对不对?
我想，“文革”不是一个简单武斗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民族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史料价值，有些进入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这东西背后有很多悲惨的故事，而这个东西对我们民族是有很大伤害的。
所以我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权，对每一个人的这种权利都应重视，我们这个民族在发展，包括进入WTO，那么这个对中国发展是非常好的，这些都是历史的进步，而这些进步是我们20年以前，想都不会想到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文革博物馆，不是单纯揭露丑陋，而是一个展示，让人们能够知道“文革”，让一代代人能够思考这种东西，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更完善，使我们的生活更合理。世界上绝对没有完美的东西，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问题。反正我认为“文革”反思最终能够找到更适合中华民族的生存的一种机会，避免这种灾难再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现在，尤其年轻人，认为“文革”挺好玩的，现在还要考试，那时就不上课，也不考试，也不用增加那么多负担。这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不进入到一个巴金所达到的那种独立思考的方式，即使我们现在建一百个馆，它的陈列架和巴金的初衷也是不同的。所以，有时候我认为重要的变化就是每个人要有思考，而巴金先生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问：对于巴金这样的老作家，我是非常崇拜的。我想通过你知道，在“文革”当中，像巴金这样的老人，痛苦程度到底有多大?
答：关于“文革”中知识分子的状况，我想这方面的书比较多，像文学馆舒乙先生的父亲老舍他在“文革”中也自杀了，像“文革”中田汉先生在监狱中去世，这种事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大家很熟悉的老的作家，包括翻译家傅雷先生，很多了，“文革”中去世的，“文革”中自杀的，甚至被打死的也有，病重的得不到治疗的。有人说，知识分子自己写文章，谈自己的遭遇，其实“文革”中我们工人农民的遭遇更苦，当然也是这样的。我现在讲巴金的伟大，我不轻易用这个词的，他的伟大就在于他把“文革”的问题看做是全民族的责任，全民族每个家庭都经历的事情，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躲不过。所以我想，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群体，是全民族的灾难，如果稍微浏览一下一些作品，一些回忆录，都能看到这方面的东西。大的悲剧里面，当然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每个人承受的东西也不一样，这是肯定的。
问：非常感谢从这个研究的角度介绍巴金，我听过以后，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你研究巴金研究这么多，从你研究的过程中，你现在觉得巴金他还有信仰吗，他的信仰是什么?我觉得老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前人都一直认定的，你好像说不是那么回事，那么他的信仰，就从你研究的角度，现在他的信仰是什么?
答：我想，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巴金的信仰，我认为他到老和早年的信仰有所不同，因为信仰有很多层次的，有政治信仰，有道德信仰。他的理想不矛盾，一个是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有自由的信仰；还有一个就是做人的信仰。我想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理想。谈到人生的信仰，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信仰就是要正直地活着，要讲真话，所有的内涵都在强调信仰的内容，这个信仰就是要真实地对人，要有理想，个人要融入民族的群体之中，我想这是他的一个信仰。但不是简单的说我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要搞无政府，中国不能有政府。到了这个年龄，他已经不是这种阶段所要谈的问题了，而是另外一种更普遍的人性的信仰的东西在里面。我是这样理解的。
问：我想请问你，你用的题目是“云与火的景象”，那么请问云和火这两个意象对于跟巴金先生的作品或者的他的思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呢?
答：我自己写文章吧，有时候标题要稍微新一点。云是他的忧郁，我把忧郁痛苦作为他的云。火是他的热情，巴金的作品是以感情感动人的。所以我对云和火是这样理解的，云和火是一种意象性的东西，云是代表他的性格忧郁性和痛苦，火是他因忧郁和痛苦而产生的热情。
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写文章吧，有时稍微有个人表述的特点，所以不是很准确，因为这个文章不是一个学术性的文章，论巴金的痛苦与创作的关系。我想写成随笔，找一个虚的表述，这个有利有弊，有利能够形象一点，弊就是那个包容量和界定性是不确定的。
问：记得你说巴金的笔名，早期他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就用了巴和金。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研究是不是这样?另外你还对胡风先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巴金的一些回忆录我们没有见过对于胡风有什么评价，当时胡风左倾还有知识分子的主观能动性吧，他的这些价值都是在80年代才发现，有关胡风在晚年，因为什么，坐了十几年的监狱?好像最后，精神已经不太好，他没有留下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所以我想问一下巴金和他的关系和胡风晚年的一些情况，请你简单说一下。
答：关于巴金这个笔名，巴金讲是因为在巴黎，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姓巴，后来加了一个“金”，他认为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没有关系。从我个人来讲，我更倾向于后者，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起笔名是有讲究的，像茅盾他起茅盾，就是因为1920年大革命后矛盾状态下，他叫茅盾。而巴金和他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无政府主义名声不是很好，后来包括国际上无政府主义是和恐怖主义相等同的，老是给政府添麻烦。我想巴金也有关系的，巴金解释什么?我们解释什么?并存。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巴金和胡风的问题，我想这个题目比较大，我用了8年时间采访过很多人，采访人的难度比较大，那
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对关于胡风的遭遇，历史的形成和文坛的关系，以及巴金，里面都写到过，大概有三十几万字。我只能简单地说说。
巴金和胡风是30年代在鲁迅身边的，鲁迅最信任胡风和冯雪峰，同时，和左联保持距离的，和周扬他们保持距离的，有胡风、萧乾、黄源、巴金这样一批人，所以胡风和其他的一些作家，应该属于鲁迅旗帜下的一批作家。当时有两派，一派是周扬的一派提出的口号，一派是鲁迅的一派，而巴金和胡风他们是属于鲁迅他们这一派的。在1955年胡风被打倒之后，巴金出来写批判胡风的文章，我想他是有痛苦的，读巴金怀念胡风的那篇文章，我想可以认识得多一点。我的回答今天到此结束。
傅光明：由于时间关系提问到此结束了。虽然文革博物馆到现在还没有建立，也可以说遥遥无期。是不是指日可待，我们心里也没数。好在我们今天能够坐在文学馆里反思“文革”，我想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是历史的进步和我们本身的幸运了。我讲一段小趣话，大家当故事听，是真实的故事。李辉先生提到，巴金先生成家很晚，但是他给家里带来了温馨和稳定，冰心先生有两个好老弟，巴金是一个，比她小4岁，萧乾是一个，比她小10岁，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私人的情谊有六七十年。冰心对巴金有一个特别好的评价，就说这个老弟用情专一，她最看重巴金的这一点。巴金的夫人萧珊是在“文革”当中遭迫害致死，“文革”之后巴金先生写了至情的怀念文章《怀念萧珊》。那个时候，文坛有人说巴金先生要再婚了，谣言传到冰心先生的耳朵里。冰心先生说，以我对巴金的了解，他不可能再婚。过了一段时间谣言不攻自破了。巴金先生心里只有萧珊，也没有再婚的念头，可见冰心先生对巴金先生的了解是非常深的。
另外一个，萧乾先生比她小10岁，这位老弟结婚四次，交的女朋友就更多，到了冰心先生的文章里，跟我也有过一次聊天，曾经说到，萧乾这个老弟，在感情上，总是跌跌撞撞。她说萧乾到我这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或者说每次总带给我的一个信息是：大姐，我又离了。
李辉先生的演讲带给我们沉重的思考，“文革”，我们民族这么大的一个劫难，今天好像只是在知识界进行着不断的反思，民间或者是中小学生对“文革”可能不太知道了。
今天到我们这里来听演讲的，我看年龄低的非常少，还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一些，大概有切身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吧。我想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之所以被立为新文学史的丰碑，其意义也在这里。他敢于忏悔，他是从一个会为了一只待宰的鸡而流泪的忧郁、敏感的少年，成为了一个用他的血与火的热情写出了《家》的作家，再到晚年敢于说真话的精神世界的战士。我觉得巴金的人格魅力足以成为我们的楷模。现在环顾周边，有很多的作家呀，青少年呀，良知和人格怎样了呢?我常常很痛苦，我感觉好多人的人格被金钱买了去，好多人的良知让狗给叼走了，什么时候还能回来，不知道。不能说我们加入了WTO，就对“文革”的反思和历史形态的一些东西淹没在世界的经济共享之下，我觉得也并不是我们民族的一件幸事。李辉先生刚才也谈到了，一个不懂得反思历史、不懂得思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共同等待文革博物馆速成那一天的早日来到。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李辉先生。(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