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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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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  作家

20011028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著名作家从维熙先生,我愿意亲切地叫他从老师。从老师是1957年的右派,他在50年代初,同其他几位作家一起崭露头角,同王蒙先生、刘绍棠先生、邓友梅先生四位一起,被喻为当时的文坛四只小天鹅。被打成右派之后,沉寂了22年。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复出,创作生命有了第二次的青春。到今天呢,刘绍棠先生已经过世了,剩下的三只小天鹅,都已经年近七旬,创作力却依然保持着旺盛。从老师从粉碎四人帮之后,写出了非常多的优秀作品,他因为《大墙下的红玉兰》这篇作品被喻为中国的大墙文学之父。从老师深居简出,能把他请来非常不容易,今天呢,舒乙馆长特别上台陪坐,可见对从老师的敬重。下面我还要讲一下注意事项,每一次我都强调,今天再一次发出请求,请那些带着呼机手机的朋友们,赶紧检查一下是不是关掉了。文学馆尽量为大家营造一个高品味的演讲,希望来听的朋友们,也是高素质的听众,这样咱们才能够……现在就开始叫了,赶紧关掉吧,免得在演讲过程中我们都尴尬。下边呢,我们欢迎从老师演讲文学与人生

  今天天气是阳光灿烂,天蓝云白,能有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到这里来听我讲演,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想大家能从各个角落来到这里,都是很虔诚的文学爱好者,

  有的不一定读过我的什么书,而可能是对文学馆里面的很多偶像,从五四以来的很多文化大师更加崇拜之故。这儿确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它是五四以来文学大师们精神的栖息地,而且又是存放他们文学著作的码头和港湾。所以文学馆从去年就跟我说要我到这儿来讲讲,我自己很胆怯,因为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按照我夫人的说法,我是文字表达能力百分之百,语言表达能力百分之二十,其中相差百分之八十。这个呢,也不奇怪,很多作家都不善于谈吐,像巴金先生。老舍先生善讲,因为我听过老舍先生的讲演。还有一些人,像张洁啊,你让她往这儿一坐,她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所以说从去年起文学馆就跟我打了招呼让我来啊,我就一直拖,拖到今天感到在舒乙跟傅光明的盛情之下,再不从命的话,觉得有点对不起先祖——这儿的很多文学大师们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这儿还有鲁迅先生的文魂。鲁迅大家都知道,用他的那副对联说,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啊,组成他人文精神的全部。前面一部分指很冷静地对待社会,后面一部分是指他那种孺子牛的公仆精神。

  所以到这儿来讲课的,无论是学者、作家、评论家等等,都只能来讲实话,绝对不要来讲套话、虚话。这也增加了我的难度。过去我到别的大学去的时候从来不带讲稿,拿张纸划几句。这回我就不敢,我用了五天时间在电脑里打来打去,想给大家做一个很明确的交待。一来对得起主持会议的两位,第二呢,不负这么多从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师们的目光,第三我更不能愧对来听我讲演的热心听众们的期望。

  今天我想讲一下文学与人生这个大题目。我考虑了一下,宏观的论述容易枯燥,难免流于理论。后来我干脆把它微观地处理了一下,把它变成我的文学与人生,这样讲大家可能听起来会更具体,更形象,更好说明问题。

  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其实它囊括的东西在人学的范畴之内,无所不在其内。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等等吧,都是它所要表达的范畴中的一隅。古人说揽万物于桌头,拢田地于笔下,这就说明文学的概念非常广泛,就是说无所不是它所表达的内容。所以从人学的概念上说,从我们那个老祖宗的《诗经》的开篇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描述中看,这里既有人又有河川,还有鸟的鸣叫声。所以说,似乎从我们的老祖宗最古老的文学《诗经》的第一篇起,就囊括了天地之间的自然与人,已经给我们的文学定位了,就是以人本来为主的。当然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无不纳入其中。

  所以文学的总体包容是非常广泛的。文学工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有人把它说得神乎其神,就像一般凡人不可理会似的。我自己认为,它就是一种寻梦、解梦、析梦的工作。在生活里边去寻找梦,去发现梦,去解析梦,去涂抹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梦是怎么样形成的?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产生于主观,我不否认这种看法。比如说在座的青春少男少女们,他们这时候经常做一些春梦,他们的春梦产生于一种生理本能的各种需求,这是产生于主观色彩的梦境。

  但是更主要的,梦是来自于客体东西,是大脑皮层折射于生活的结果。白天你看见的各种形态的物质,到晚上躺下的时候,到子夜深更的时候,才有梦的回光。梦里面所折射的东西也都是你在白天所看见过的东西。我记得美学家王朝闻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躺在农村的土炕上,看严冬季节玻璃窗上结冻的冰花,你说冰花这儿像老虎,那儿像狮子,有的像各种动物,有的像等等。你所以产生了这种很奇妙的联想,因为你在生活里看见过老虎,看见过狮子。你又说了,你看那天上的浮云像骷髅,骷髅你没见过,何以会产生这种反射呢?骷髅是通过童年起往从耳朵里灌输的鬼怪小说,神话故事,从童年起你到庙宇里面去看很多的泥像,如十八罗汉,牛头马面,阎王判官,都在你大脑皮层里产生一种折射,这种折射过来的东西,是你在梦境里面再现的东西。这是间接折射的结果。

  文学的本质也是一样,就是说,生活里边对你的精神有很强的刺激震动的一些事情,你反过来把它写在稿纸之上,今天你把它输入到电脑之中,其道理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文学工作说到底就是寻梦,找梦,析梦,解梦,涂梦。就把这个梦啊,你生活里边对你折射过的东西,在你的笔下,再重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所谓奥妙的文学工作并不奥妙之所在。它就反映一个客观的你所经历的那种生活。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我这个人了。

  我这个人是既有知识分子共性的遭遇,又有个体遭遇的一个作家。共性遭遇呢,就是说大家一块共同度过了我们建国初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50年代,经过了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其个体遭遇呢,

  好像比其他的知识分子又多了很多属于我自己所经历的那种生活。我记得我是从1951年元月1日,在《光明日报》的大、中学生征文版上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当时编辑部写在旁边的文章说,收到有几千份稿子。我的稿子光荣地入选了。我记忆里边,第一次接到稿费的时候,不是真正的钱,寄给我的是一张折合90斤小米的票据。那个时候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用小米来折合稿费,就是说你应当得到90斤小米的那种价值。因而可以说,我是从195111日开始文学生涯的。我的家庭,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属于地主家庭,属于书香门第。土地不算多,家里有170亩地,14口人。我的爷爷是满清末年的一个秀才,我的父亲没有继承我爷爷的衣钵,他是搞理工的,考北洋大学的时候在理工科拿到了前三名,那也是非常难得的。他考进了北洋大学。我的叔叔考进了辅仁大学的国文系。我的两个姑姑跟老舍夫人胡NCB62青先生一样,后来也入了北师,去当教师。

  从我这个家庭来看呢,我没继承我爸爸的遗传基因,好像是属于一种隔代遗传吧,我反而从我爷爷身上吸取了一些东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除去刚才我跟大家讲到的那些神怪故事,鬼怪故事,神话以外,爷爷是给了我文学营养的人。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玉田县,我们城南有一条河叫暖泉河,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下面泉眼也在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小时候,爷爷常带我到那儿去吟诵古诗。当时自己不懂,现在回忆起来,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说来可就大了。

  当时我并不懂什么叫文学,也没有立志要当什么作家,但是从小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就好像给我的幼年心里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或者从他的生命遗传里,在隔代遗传里,我有他的某种的生命基因。我记得那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胆怯怕事的人,我有个姑姑,她爱讲鬼怪的故事,经常吓得我夜里做噩梦。我的爷爷住在东间屋里,我住在西间屋子里,从东边的屋子到西边的屋子要有一段路。有一次她讲得特别可怕,我记得从东屋转到西屋去睡觉,过门槛的时候,的一下就绊倒了,我摔得晕了过去。虽然这是一种所谓的童年记忆,但是对于培养我的文学细胞和文学的潜在能力,是无可估量的。它也刺激我产生各种联想,让我有了潜在的文学之梦。

  为什么会产生鬼怪?人死了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有天堂?我们那县里庙宇特别多,城隍庙啊,孔庙啊,还有一个大唐庙,修建于唐代的。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到里面去捉迷藏,藏猫猫。一到晚上做的梦全是那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我童年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死去,这可能导致我身体太虚,有轻度的口吃,越是碰到紧张的事情,越说不出话来。所以让我到这儿来讲演呢,我特别发怵,推了若干次,我说不去吧,换人吧,中国作家有的是,但是盛情难却。

  我谈了半天的意思呢,就是说文学工作就是生活折射的产儿,它把最深刻的记忆,最触动心弦的东西留于笔纸和今天的电脑屏幕。这就是最简单的ABC,而不是NBANBA是美国篮球协会的标志。文学与人生呢,是双胞胎。你有什么样的人生,就会在你的笔端产生什么样的文学。这好像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定律。在世界文学史上,文学与人生,人生与作家,就好比人和人的影子,几乎形影难离。从文学的全景观上看我们几代作家,都在反映出自己经历的人生,战争年代的作家难忘前线啊,我们这一代经受苦难的作家难忘激情的政治运动。

  举个例子,非常微妙的,我在1987年到德国访问的时候,夜宿在波恩。波恩因为有莱茵河从中间流过,看得见莱茵河的水,我夜里居然做了个梦,梦见回到了金钟河。金钟河这个地点在哪儿?就在天津以北,环绕茶淀劳改农场的河。傅光明陪我去那儿的时候,没见到那条河,只是看见了那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方园几十里。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梦?别人到莱茵河去,可能梦到自己那故乡的河流,我却梦到了过去在劳改的时候环绕我们周围的这条河。

  我在那地方做梦所以能够梦见它,就是因为它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在河畔的土地上劳改,可以望见河里边一片片白帆。河的对岸就是自由世界,我们这边就是一帮囚徒。在这块土地上陪着我们一起改造的还有犯人,还有拿枪看着犯人的武警战士,始终是在这种精神环境下。到了莱茵河畔,就本能地产生这种反应。

  我谈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说大脑皮层还是不断来折射你自己最严酷的那种生活经历。所以几代作家都是折射他自己的生活,笔端流露出来的也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比如说像巴金写《家》、《春》、《秋》,大家知道,那是巴老从童年起用他那双童眸来看他的那个家族,而留下的他织梦的图画。老舍先生写《骆驼祥子》,写《茶馆》,这个京味大师的鼻祖啊,他也是写他所经历过的、使他最感动的,也是使他最难忘的一些生活场景。当然后来老舍先生很不幸的,就是《正红旗下》没有写完。我非常喜欢这部没有写完的书。你看吧,自古以来,直到五四的作家,直到当代的作家,他们笔端所流露的东西,都是自己所曾经走过的这条路,所曾经目睹过的东西。有的没有直接见到,但是间接地也捕捉到了这样一些东西。

  沈从文之所以能写出来美丽的《边城》——我到他的故居,去凤凰城看过,一片青山秀水,那儿离张家界比较近,山是充满阳刚气势的山;那地方有一条河,叫猛洞河,猛洞河一池碧水,根本不起波纹。我记得我到那儿去的时候正好天下微雨,静极了。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叫《女儿河》,我觉得它非常清纯透彻——是这方美丽的水土,养育了沈从文先生,才有他的《边城》问世。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说,如果没有他故土那片奇山秀水,何以会有沈从文笔下的清秀文字?胡适也是一样,他说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童年乡土。我去过他的故土,和沈从文一样,他的乡土也十分秀美:一条大河从村口流淌而过,村庄被包围在翠绿的山峦之间。那儿叫尚庄,属于安徽省绩溪县。这小小的山村,似乎有文曲星高照,竟然孕育了三个知名的大人物,第一是文人胡适,第二是徽商胡雪岩,还有就是徽墨的创始人胡开文。所以说尚庄产生了三胡

  我觉得胡适后来之所以成长为一个教育家、文学家,与那片富有灵气的山水是分不开的。我记得胡适写过一首白话的童诗: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园中种几株,盼望开花好,虽然大家听起来这不像诗,但是它代表一种从他那种环境里面来的人非常纯朴的这种感情。所以说每个人,沈从文也好,胡适先生也好,从文学的那个视角去剖析它,都有可以解释出来的东西,都是跟他们个自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的。

  我讲到这儿,也说一个题外话。那天到胡适先生家里去觐见的时候,我也写了一首诗,写了四句对应胡适先生的诗。我这诗念完了以后,再给大家解释为什么写这个:遗老遗少皆竖碑,楼堂馆所金碧辉,胡适故居今何在,肥猪拱板破檐垂。我们那天去参观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那细雨斜飞的时候,天气也很凉。我那天正闹肠炎,进了胡适故居以后,我一看周围非常阴暗,很黑,尽管挂着灯啊,大家也是需要走近了去看。正殿悬挂着胡适跟他父亲的像,两个耳房呢,是他的书房。当时我们刚进这个县的时候,县委书记就跟我们提出请求,说你们去那儿看了以后啊,会有感触。我们已经把胡适先生故居呈报国家级的文化保护单位,呈报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呈报了很久,也不知道究竟对胡适先生有什么看法,始终拖着不批。他当然在国民党呆过了,在蒋介石期间还让他当副总统他不当等等,但他是五四文化运动新文化开拓者之一,是世界级的文化人哪!可是这样一个文化人的故宅,让人看了实在寒心。

  那天天冷,我正好又闹肠炎,我就赶紧来找个坑蹲一蹲吧。我刚蹲下以后,就吓了我一跳,后面是个隔板,的一声,我说后面什么东西,原来后面是个猪圈,一口大肥猪在用嘴巴拱那个板。所以我就写下了这几句诗。我再给大家来读一遍:遗老遗少皆竖碑,楼堂馆所金碧辉,胡适故居今何在,肥猪拱板破檐垂。这是我留在胡适故居的一段题外话。

  战争年代的作家怀念战争,在我们这代历经过共和国的黎明历史时期的作家,大部分在

  1979年回归以后,都是倾吐建国之后曲里拐弯的历史:像张贤亮写出《土牢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蒙写出《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等等,都是倾吐这种生活。

  还有知青一代作家,像梁晓声、王安忆、张承志等等,也是根据生活主轴线的脉络,用笔墨来倾吐着自己所经历的、所感悟的知青生活。当然这里边也不是没有变数,你好比说过去有一个知青作家,我非常喜欢读她的作品,叫严歌苓。她写过一部叫《雌性草场》,小说是描写插队的这帮女孩们到了那个很荒芜的内蒙古草原以后的各种心态,写得非常好。但是她到了美国以后,她那生活主轴发生变化了,因而她最近的一些书就完全是反映美国生活状态的书,美国的华人生活啊,美国的华人子弟啊等等。这也是因为生活改变了色泽,文学也改变了色泽。

  像陈染《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像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为什么她们来反映这些东西?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她们的生活根基的。她们所生活的年代,像文革啊,像这种大流血的年代,她们都没有经历过,或者说经历的时候她们不记事,年纪全非常小,所以她们只能来反映自己身边的这点事情。当然这要反映好了,也是一种功夫,也得需要文学才情,没有的话也写不出来。

  所以刚才我跟小傅谈到,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们应当有一个文学的全景观。这句话是萨特说的,就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完全是适用。你可以不喜欢战争年代的作品,你可以不喜欢魏巍,你可以不喜欢那个《吕梁英雄传》,不喜欢孙犁的《风云初记》,这是你个人的阅读兴趣。但它仍然独立存在,他们是从那年代穿越过来的,为此,他们倾吐了整个的生命,全部感情。一句话,他们所有的梦境全留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现在他们拿起笔来画梦的时候,当然是他们的那种生活。你可以不喜欢写劳改生活,所谓大墙,从维熙啊,张贤亮啊等等,诸如此类,这是每个人的志趣,都不一样,不可强求。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你可以不喜欢陈染啊,甚至现在所谓新新人类的小儿小女,所谓美女作家,每天谈一些什么所谓酒吧啊,猫啊,狗啊,身边琐事啊等等,这样一些聚集成篇,把它拧合在一起的作品。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不太喜欢这些作品。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它有存在的理由。它为什么存在?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你不让它存在是不客观的,它要顽强地来表现自己。其实自我并不是一种新词汇,自古以来文人全是强烈表现自我的,自我的概念就是自己来表现自己的人生。

  所以说,我希望朋友们对文学可以喜欢张三,讨厌李四,但是你得客观地承认它的存在的合理性。至于你个人的爱好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但是一个评论家评论起文学来,自五四以来一直排到现在,这整个过程你要全纳入其内。

  就我来讲,我是一个历经磨难的作家。法国的大作家雨果说过,苦难是一所学校。俄国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得好像更透彻,他说苦难是一所最好的社会大学。我只上过北师,就是中专,毕业以后没过几年就沦为囚徒。所以我经过的这条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完全是属于我自己,很少有知识分子涉猎这个生活领域。

  下面我想谈一谈我生活的具体感受了。截止到今年年底吧,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前后一共出版了59本书。有我的八卷《文集》,当然那八卷《文集》里面全概括其内了,其中有在80年代文学的非正常时期的反复重印,印了以后又给你印了,这书里面有,那书里又有。这样总加起来一共59本书,其中百分之八十吧,是写我这20年的生活。我主要向听众同志们谈一谈我的生活,也就是能够产生这样一些作品的原因。由于生活主调中充满悲怆,完全丢掉了我在年轻的时候、童年时候所师承的那种诗情画意的小说,而走向很深沉、严峻。唱的大部分全是悲歌,而不是喜鹊登枝。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现在我谈一谈我所经历的那种生活感受。我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并没有马上被送到社会的最底层去。在1958年大炼钢铁、大跃进的阶段,自己又向党忠诚地交心,不断地讲实话,在农村干了一些什么事吧,在汇报里就得讲出来。结果是我跟我原来的妻子,在19601113日,一块被送进了大墙之内。临走的时候坐在吉普车上,押送我们的那个警察说,希望你们老实一点,不然的话,你看我这儿带着手铐。你们全是知识分子,我知道你们能够自己掂量这个分量。当时,是东城区分局派出所来押送的,20年辗转流离了大概有十几个地方。

  现在我谈谈这部分的生活。我先谈一谈肉体所经历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在批胡风以后大都经历过肉体上的锻炼。我这20年来,七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开过铁矿,烧过砖窑。开铁矿,大家知道,铁矿粉全是红的,出来以后一个个全成红鬼。烧砖窑呢,就是在里面烧的时候,无论夏天多热都要到里面去,回来把那烧成的砖坯车往外拉,那砖坯啊很重,每个坯车要装上二百块的话,那得相当多少斤哪!有的坯车小一点,有的坯车大一点,那是累断了骨头,熬断了筋的活儿。我还当过车工,当过铣工,车床的那个铣工,这当然全是在劳改农场里边。在地壳下边一百多米二百米的样子吧,我还挖过三年煤,当过三年的煤黑子。

  20年的生活里我有三次大难不死。第一次是差点儿变成独眼龙。那是没有送进劳改单位以前,在西山潭柘寺后山沟里边,跟市委的好多右派一起改造,王蒙也在。有一天崩山开石头,崩下来以后啊,要大家把石头装到背篓里边,背到指定的地方去垒田堰。我往下一走呢,正好炮崩的那块石头带尖,我被石头绊倒之后,一下扎到眉心。留了一道浅浅的疤痕。要再往下错上一寸,我的左眼就瞎了,就成了现在好像阿富汗塔利班外交部发言人旁边坐的那个翻译那样,还蒙着一只眼睛,当然更不雅观了。这是次苦难经历。

  第二次是在煤矿,是在山西劳改煤矿里边。矿山透水,大家知道矿山透水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最近报纸上刊登的广西某矿山透水淹死了二百多人,因为矿山里边有空洞,空洞中有长年积水。矿山测量人员测量的不是特别准确,掘进到那儿以后不知对面是个孔,还往前开打,里边搁上雷管炸药还要崩。一次我们上夜班,一声响过之后,那水就迎面扑来,我好在离工作面还远一点。前面那电机呀等等,骨碌碌全都冲得飞跑。这次大难,两个人淹死在里边,好在那次死人里边,没有什么我的右派同类。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山西长治市有个化工厂,就是我当车工、铣工的地方。化工厂要出产一种叫二硫化碳的东西,大家有学过化工的吗?就是氢气啊,制造这种东西来助燃。因为是个劳改化工厂,里边就挑有知识的人去学习。我就是那其中的一个,就被人家带队带到张家口一个化工厂,在大炉旁边学习生产二硫化碳。去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们到那儿以后,不要暴露你们的身份。我们是冒充工人身份,到了张家口化工厂的,一共有那么十几个人。

  那种二硫化碳的大罐特别容易起火,下去以后必须要穿上石棉制服啊等等。我自己修理地球多年,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有一次到那下边去测量温度,我没穿石棉服,一下子大罐周围起火了,还不是整个罐的爆炸,只是那个地火啊,就从下边的空气炉旁边着了。还没容我反应过来,我的头发眉毛,整个烧成了秃子了。人家立刻把我抢出来,送进了张家口医院。当我回长治化工厂,路过北京我的家的时候,脸上还蒙着层纱布。我母亲一看就掉泪了。我想在座的听众朋友们很难经历到这种生活,我经历了,这就算我人生经历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也算是像孙悟空一样经过老君炉的那种修炼了。这是我的第三次大劫。

  另种痛苦,是精神上的。在那个环境里边,我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在我们同一条大炕上睡着的,有妓院的老板,就是妓院的老鸨,刑事犯的流氓小偷,五毒俱全呀,地富反坏右在大劳改农场里边,是向来不分开的。所以,旧社会中最污浊的东西,过去我根本就不知道的东西,那个环境都教给了我。你比如说年轻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年纪大的同志知道,像八大胡同啊,像北京过去那妓院,跟我睡在大炕上的一个姓平的,就是一个妓院老鸨。这老鸨他在晚上的时候没事啊,夏天蚊子轰轰啊,把蚊帐一支,他在蚊帐里边想啊,男的呀,女的呀,什么样的女人哪,什么样的男人哪,什么阳啊阴啊等等,最后就是唱开了十八摸。我头一次在那个环境里听到,过去,我不知道这首淫词浪调。

  其实从搞文学的角度讲,什么都应当知道,我是从那里边知道的。劳改犯在大饥荒年代,什么事都干,什么都吃。到地里种菜的吃菜,我呢,在大饥饿年代,只煮过一回从菜地里边捡回来的那个菜根菜帮,放进一个小锅啊,用芦苇把它点了煮着吃。但是有的刑事犯,年轻的大肚汉,他们永远吃不饱。在那个饥饿年代,摸到什么吃什么,不但吃而且带。

  有一件事情给我震动最大,也是大家很难想像的。偷黄瓜,从菜地里边偷出黄瓜来,没地儿搁,一个男孩就给另外一个男的,全是刑事犯了,放到肛门里面去了。这样到监舍门口还是照样被检查出来了,因为来负责检查的人,个个都是人精,什么人可以不查,什么人要把他查个够都心里有数。这种奇闻,我想大家是闻所未闻的。还有,由于那个地方全是单身的男儿汉,出于对人性的需求,鸡奸的,饲养员跟猪、狗乱来的都有。所以这种东西对我,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精神伤痕,在某种程度上,比肉体的伤痕还要大。

  当然这只是里边的一面。另外我从底层里边也同时感悟到,在社会上很难看到的这样一些亮点,或者说叫沙子里的黄金。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远去的白帆》,发表在80年代的《收获》上。西影曾经想拍成电影,后来没拍成。这个故事呢,得从我讲起。我母亲两只小脚,在大饥饿年代给我们去送吃的。她背着沉甸甸的东西,拉着我的儿子。由于在大饥饿年代,什么东西呀全丢,你千藏万藏都不行,你最好把你的东西出工的时候背在身上,这样是最可靠的。但我不能背,我觉得这个东西背在身上干活是不行的,就放在监号炕洞里,但是这些食品被一个神偷给偷走了。偷走了以后呢,大家就怀疑一个人,他不单偷了我一个人的东西,还偷了别人东西。这令我十分恼火,因为这食品来得非常不易,是我母亲拐着两只小脚从北京送来的。劳改队长也气愤这个事,他让我们开会查清这个贼,然后就躲出去了。队长一走,上去人啪啦啪啦一阵乱打,这个小毛贼,东北人,姓那,大概是满族。后来演绎出来的故事,让我的灵魂受到很大的震动:

  他偷的东西自己没吃,而是给一个带进劳改队的孩子吃了。1957年反右以后,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一个讲师,他老婆就跟他划清界限拜拜了。拜拜以后,还有两个孩子,女方死活不带娃儿。没有办法,这位划了右派的讲师,只好把娃儿带进了劳改队。原来这个毛贼,偷我的食品,自个儿没吃,他把这些东西,拿到小孩子那儿,去喂那只雏鸟去了。

  这个事让我内心受到了洗礼。我为此写了一篇叫《远去的白帆》。这篇小说主要人物是写这个贼,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在众怒之下,都认为他是个贼;但是他所做的,他身上所闪耀出来的东西,正是人性里边蕴藏着的最美的东西。

  当时来自公安部的一个右派叫邓诚,他管烧锅炉,很心疼这两个小孩,冬天的时候他就把很滚烫的炉渣,用大铁锹给他们撒到屋里地上,让他们屋子可以变得更暖和些,因为那里都是土炕,也没有炉火取暖,但是,社会最底层人性的善良之光,更显得美丽。尽管那个大环境非常污浊,在污浊的背后,在污浊的反面,是另外的一极。

  大饥饿年代,你到地里面去干活全要回来接受检查,

  检查人员都是轮流值班的。好比张三李四,今天张三负责检查,明天就是李四。有一次轮上我当值星,当天,在高粱地里干活,高粱本来长得就不怎么好,很多人饿得直啃高粱秆吃,然后把高粱穗掐下来,把两只鞋脱下来搓那个穗,直到把高粱粒搓下来填进肚子。然后再把穗子往高粱地里一扔。回来的时候,有的人还往口袋里装。

  那天轮到我来值星,我还记得那小队长对我说:从维熙今天该你了,大家伙站好,你把大家身体检查一下。我说我没干过这个。他说你没干也得学。我说我不会干。在我激烈的抗议声中,我说大家全挺饿,在地里吃饱了,不会再往家里带了。谁那么傻呀,搜出来以后,回去还要挨批判,要上黑板报的。那是我的一次抗命行为,也算人性的善良没有完全泯灭的表现吧!事实上有的人口袋里就藏着粮食,那天的门岗也没有尽到职责,呼噜呼噜全给放进去了。结果有的流氓小偷说,从维熙还是你行。我说你别夸我,我这么做,是感到你们比我还要饥饿。

  之所以如此,因为我在1957年前出版过三本书。第一本集子《七月雨》,第二本《曙光世纪早晨》,第三本长篇《南河春晓》,写的是我童年故乡那一方水土。那时候稿费比较高,这三本书我收入七千多块钱稿费,按刘绍棠2400元买一所小院,那我能够买两三所小院。所以我母亲带着孙子,一个老鸟,一只雏鸟能生存,全靠我遗留下的这七千多块钱。所以他们能买东西不断地往我那儿送,我没有感到过于饥饿。

  我最记忆深刻的是,一年过春节的时候,我感觉到挺饿,大家伙儿包饺子,用脸盆和馅啊,洗脚盆洗脸盆都不管了,没有那么多讲究,和了馅以后,我吃了73个饺子。现在你让我吃10个、15个我也吃不了。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很考验人的,但我还没有沉沦到丧失良知的地步——不然我是不敢抗命的,这是劳改队给我的精神洗礼。

  当然,我感悟最深的,还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在我的人生与文学里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多。中国知识分子里边,我觉得我感悟最深的,可以用古代三国里边的曹植跟曹丕之间的那几句诗来概括: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到底是我们中国封建文化给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打下的一种特殊的记号呢?还是属于人性中恶的东西?我还不能说得十分透彻。但是我在那里边确实感觉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可卑的东西很多,不像看起来一个个人面狗脸的挺像回事,其实内心里边有时候非常肮脏,对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会前赴后继。

  当然,曹植跟曹丕兄弟俩之争的那几句诗啊,距离现在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其影子一直延伸到现在。还举这个《远去的白帆》为例,

  那个带着娃儿进了劳改队的北大讲师,有一天,是个礼拜天,正在大家拧开自来水来洗衣服的时候,一个同类问他说,你这个衣裤怎么这么难洗,一个劲地搓。他说衣服以领口、袖口最难洗,所以我总得搓。大家想知道这领口袖口能演变成什么学问吗?一个同类就给演绎成了这样一种东西:他洗衣服的时候说,领口袖口最脏,实际是攻击谩骂伟大领袖最脏。于是,小说主人公被关进了禁闭室。

  我的小说是这么写的,其实这故事并不发生在北大讲师本人的身上,写小说时,我将它移花接木,稼接到他身上了。实际生活里,这事件发生在另外一个同类身上,他叫李建源,是卫生部来的右派,我曾经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叫《风泪眼》,就是说他有一只眼睛,见着风就流泪。后来,这个人被砸死在矿山。领口袖口最脏——而变成了伟大领袖最脏,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我把这个奇冤,放在了《远去的白帆》之中。

  这些,在我的纪实文学《走向混沌》里都有所披露。

  这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类型,是中国封建文化挤压而成的。但是,中华文化也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在高温蒸煮中不变形的物质。我在《走向混沌》那本书里谈到了《北京日报》的徐钟师,1957年的时候,徐是《北京日报》的一个老编辑,平常日子是一个道学夫子型。他本来就谈了一个同意储安平的党天下,说这个天下都是党的。这已然是攻击党的罪行之一了,批判他时他又把头剃光了。过去讲究蓄须明志啊,就是说留了胡子是代表什么,他把头发剃了也是一种无言的抗议。他穿了一件中式的对襟马褂,往那儿一坐,问他什么也不说。后来被送去劳改,送劳改的时候我还没有被划成右派,因而我也参加了送行批判。那天,他仿佛成了一个喜剧演员:我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关照,感谢大家关照。我真的被徐的精神震住了——他无惧无畏,没有知识分子面对危难时的懦弱;正好相反,他是以他的行动反抗五七年暴政的。这是另类的典型之一。

  大家都知道,1955年反胡风的时候,胡风朋友中有一个叫吕荧的人吧?后来在劳改队的时候他跟我为邻,有一次,我去拉苇子的时候,到那儿去看了他一眼,那是他快死的前夕,当时分不清什么是衣服什么是皮肤了。他人本来就瘦小,我见他时成了人干的样子了,浑身全是

  虱子——让人目不忍睹。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他在1955年的时候,那么多的文艺工作者,那么多作家,在胡风的批判会上,惟独吕荧站起来为胡风辩护。他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也属于在高压下不变色的那种类型,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另外一种知识分子的典型。后来他死了,坟边立起一块红砖,上写吕荧两字。这也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与豆箕相煎相对立的类型。

  我们应当为中国知识分子中这个类型的人而骄傲。但大多数受难知识分子,都有别于前两种形态,而属于愚忠型。大家知道鸳鸯蝴蝶派作家张资平吧,他的儿子张赞祖的死,可以代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愚忠类型。他是在新华社的资料室工作,1955肃反好像就挨了一下,1957年后送到大墙里边来了。春天的时候在稻田里耙地,前面要有人牵着一匹马,后面要有一个人扶着犁。开春不久,张去干耙水田的活儿。当时天很冷,水里冰碴儿刚化尽,苦是非常苦的了。他耙完了地后,浑身是泥,这个马呀也浑身的泥。就在他牵着马往河边走的时候,马迫不及待地就挣脱了他,奔河边跑。你作为一个活人,把缰绳松开就完了,马总不会不回来的,它还认识槽呢!可他就死死拉着那个缰绳不放,马跑他就后边跟着跑,结果这个马呀跑到河里一甩,把他甩到河里边去了。马自己洗完一个澡啊,上来了,直奔槽头,他却淹死在水里头了。

  为此,我曾经想写一篇小说,始终没写,题目就叫《缰绳》。写人与马的关系,这个马跑了,马活了,这个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死了。他为什么死了,他脑子里有一种潜在意识:这个是我的责任,我这匹马要跑了,我回去要开我的批判会;作为来改造的一个知识分子,我有责任不能让这匹马跑掉。其实,马怎么能跑掉呢?这个死我觉得非常有典型意义,那就是中国传流至今的愚忠。

  以上是我在苦难生活中,对中国知识分子三种类型的体察:两头小,中间大,像个枣核那般,愚忠属于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他们在那里浑浑噩噩地,不断地唱歌;一边受着苦,一边唱歌。

  1979年我平反归京之后,便开始对这20年苦难人生的咀嚼、回味、分析、梳理,之后,我就开始创作了。当我1979年回来的时候,我的家从一个四合院被驱赶到了一个大杂院的阴山背后约有8米到10米之间的一间小屋子里。因为唐山大地震,屋里搭着一个双人床铺,就是我母亲跟孩子的,一个住在上层,一个住在下层。当我回去的时候,只有一个书桌,我的所有过去50年代的存书,包括书架,包括我的童年照片,都在20年间化为乌有。我童年的照片,全让我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惊吓中全部撕掉了。

  所以,在1979年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要到我家拍我重返文坛后的写作镜头时,我说我那屋里拍不了照,你们不要去。他们说就要拍从痛苦里回归的,我们必须去拍照。进了屋以后他们就为了难了,没地方下脚,这边一张桌子,那边两层双人的床,下边一个小炕桌,两把木椅。他们让我在桌子上做写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状,我就拿个笔在那比划着,但是难坏了他们,因为屋子小得拉不开焦距。最后,在无计可施时,他们只好爬到那二层的床上,算把我那镜头给拍下来了。

  痛苦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当然在座的好多青年朋友们,我不希望你们经受像我这样的痛苦,上我这样的大学。而且时代的发展,现在也不具备你们再想磨炼的契机了。刘心武在80年代曾经跟我说,维熙呀,你现在跟公安局也混熟了,你能不能给我说个情,让我到里边去一段,说好了我什么时候回来,就说我是犯人,但是必须定好了条约。我说那不行,我说你的这种感受啊,到那里边去混充上几个月的犯人,跟我们亲自到里边去活去受,是两个感悟。

  现在回忆起来呢,我见到好多的年轻朋友们,只要一见面就提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其实那个东西很早,1979年距离现在已经这么远了,那年的第二期的《收获》发的。当时好像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发了以后呢,现在我回头一看,虽然当时轰动的程度是空前的,但它还带着50年代的文学痕记,远不如我的后期作品,对中国文化批判更有历史的容量。

  所有轰动的东西,从文学艺术本质上讲,未必是最好的东西。它可能有那一个时候的价值,有它的不可更替性,但是从文学的艺术根本上讲,它未必是好的东西。朋友们如有空闲,不妨翻一翻我90年代后期的作品,如《风泪眼》、《阴阳界》、《方太阳》、《野浮萍》等等。作家中有两种类型:一是自恋型,自己生的娃儿都是天生丽质;二是自审型,不断否定自己,两眼永远向前看。我属于后者。

  不是像浩然那样一个自恋者,历史过了这么久远了,自己还在奢谈什么《艳阳天》、《金光大道》……那个年代,全国饿死好几百万人,历史已经对生活伪作作了公正而严酷的结论。

  不再多谈浩然,因为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远,我们的人生,走了两条绝然相异的路,因而无法沟通。至于我们的文学创作,孰优孰劣,我想,后人能够更好地进行评说。今天,自己已经是一个超期服役的人了,在20年的困痛生活,七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没有死掉已然是一种幸运。相反的获得是,

  20年的奇特生活给了我一个健壮的体魄。我今年68岁,去年到协和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居然身体各个大件都还正常。我酒也喝,烟也抽,吸烟喝酒不锻炼,基本上属于叶圣陶老先生型的。《人民文学》大概是王蒙主政的时候,去采访叶老,叶老说他吸烟喝酒不锻炼是生活指南。《人民文学》就在扉页上把叶老讲的刊发出去了。我之所以这样,有个下意识的感觉,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超期服役的人了,在那困顿年代里,我的很多同类,很多佼佼者,就是比我更优秀的这样一些人,全走了,我的生命不比他们贵重。

  我有点累了,是不是让我出去抽根烟?

  傅光明:从老师是一个大烟鬼,他讲了两个小时,让他出去休息一会儿,我们也在里边静坐一会儿,有方便的,去方便一下。五分钟之后,从老师抽完烟回来回答提问。

  从老师烟瘾过完了,也请大家尽快就位。从老师为今天的演讲精心准备了五天,写了好多页的提纲。时间对从老师太吝啬了,只有将来我们出演讲集的时候请从老师把今天没有讲到的和又想到的,整理出来补充进去。今天的演讲,照从老师的说法吧:

  有点口吃的从老师带给了我们一场精彩的演讲。我不多耽误时间,就进入我们每次例行的自由提问。

  问:您好,请问一下,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以后,您现在有什么精神信仰没有?现在流行这么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您对这句话认同吗?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吃了苦中苦,方知甜上甜。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甜吗?就问这两个问题。

  答:现在生活对比在大墙里边当然甜了,这是一个很1+2=3的问题。当然你问的原意可能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历经苦难的人,他好像有两种去向,有一种人就萎缩变形,在劳改队里畏畏缩缩的样子,出来以后仍然那样。有的在劳改队里就没有怎么完全变形,出来以后也基本上一下子,就好像身上长了弹力一样,又回复到当年了。我基本属于后者吧。苦难确实是不希望大家伙儿承受,如果在座的谁碰上了,也希望不要避开这个锋芒,一定要勇敢迎接它,并且付出自己的努力,走过这段所谓冰冻和泥泞。我认同性格决定命运,甚至人的一生之说,因为它符合哲理。

  问:从先生我请问您一个问题,您后来在监狱期间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是什么精神支持您能够乐观地生活到现在?

  答:说是乐观吧也谈不到,那个时候进到里边去以后,那思想脉络发展是非常曲折的,不可能一进去就能对困难勇往直前。不可能。那也是慢慢的。我觉得我的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还是从文革开始的。文革中你们在外边的人打打闹闹啊,什么贴大字报,包括老舍先生跳了太平湖以后,我就考虑这是要干什么呢?很多的忠臣啊过去戎马一生,共同打天下的,现在成了朱元璋火烧功臣楼了,怎么自相残杀起来了?我从那时开始审视,真的,文革是从反面给了我一个很大影响,我觉得是从那时有所觉醒的。你们好像全是那剧里人,全在里边串连啊,在被斗啊或者斗人哪。我们是一群死猫死老鼠,圈在大墙里反而看得更清楚,我觉得这不单纯是我一个人。我们出来以后一些难友也经常聚会,聚会的时候都感觉文革对大家是一个最好的启迪。从另外一面,这群死猫死老鼠全从那里边得到启迪,当然友人的鼓励呀,亲情啊,母亲啊,孩子啊,我上有老母,下有一个儿子等等,全是我要生存下来的力量。这里边没有什么各种所谓理想主义。

  问:从老您好,我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今天很有幸聆听了你的讲演。我想问的问题是

  1997年《北京文学》主持了一次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讨论。我的问题是,您老人家怎样看待今天中学语文教学?你对中学语文教学有什么期待?谢谢。

  答:对中学语文教学这一领域我很陌生。因为我的两个孙子上中学全在国外。所以国内课本我接触不到。但是我间接得到的信息,让我感到我们文科的教学,窒息学生的思维发展。不管是形象思维跟理性思维,应该让它自由发展的空间大一些。上海出了一个韩寒,他写了《三重门》以后,你看看在社会上教育界的反应,就可以感到我们教育有多么刻板。虽然承认他是才子,但报纸上,特别是教育口的报纸,把韩寒看成一个很可怕的人,恨不得让自己的孩子要跟韩寒拉开距离。

  其实每个人发展的路都不一样,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次他们中学《校园文学》让我给写点文章谈谈。我说在欧洲文艺复兴年代有一句口头禅,叫条条道路通罗马,现在我们非像赶羊似的往一个圈里赶,这是反科学的。其实,每个孩子素质不一样的。那个韩寒你要把他塑造成什么理工科的博士,能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数学不及格,还在北京二中留过一级。这都是不光彩的记录,基本上属于韩寒类型的。所以我看到这些以后,真的为中国教育悲凉。条条道路通罗马,虽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口号,但到今天,并没过时。我希望做家长的,都能够弄懂这句话。要知道,每个人的性格,包括他的遗传基因,将来的归宿,喜好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为什么要赶着孩子往一个圈里走呢?我不知道回答清楚了这位中学教师先生的问题没有。

  问:从老师您好,很有幸听到您的讲座。刚才从您的谈话中,我就看出您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相煎太急的劣根性很有感触,能否谈一下造成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劣根性的原因何在呢?谢谢。

  答:这劣根性啊尾巴伸得很长,中国的文化人,是不是自古以来就跟封建文化的仕途结了缘了?小的时候我爷爷就说什么光宗耀祖等等,怎么光宗耀祖?做官啊,这是不是一种仕途的诱惑?从一开始我们古代就传留下来了?问题不在于我爷爷一个,而是一代传一代,一直伸延到了今天,成了民族性中的一个顽症。这就派生出来相煎太急的问题了。都想去当官,谁当老百姓?有一个典故是这么说的:说山上有一个最漂亮的女孩,谁能先跑上去,谁才能跟她怎么样。如果是两个美国人,他们俩就来互相竞争,看哪个人跑得快,那个人就先得到她。两个日本人,就一路剑拔弩张地决斗,看我把你打倒或者是你把我打倒。两个中国人,就是在奔跑的过程中,我给你下绊,你给我下绊。概括了我们中国封建文化遗留到现在的恶果。当初老舍先生如果无官一身轻的话,我相信要留下的作品会比现在多。仕途跟文学上双赢的没有。我不知道我这曲线回答,你听明白了没有?

  

  问:正好舒乙馆长也在,我提一个问题就是,从先生认为您是现代作家还是当代作家?就是现代文学的划分,主要从五四运动开始,那么是不是到1979年比较合适?因为所谓的苦难生活,现在提起来,这些当代的青年们不知道什么叫苦难了。但是在文学和人生里头,苦难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觉得现在文学是和苦难联系着的。谢谢。

  答:我属于当代作家。我个人认为还是以五四划线为准。苦难是大学,磨砺出真知。它给了我的文学营养,无可估量。我刚才谈到,我并不希望在座的年轻人去受苦,尽管它对文学对我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我那八九百万、近一千万字的东西,如果没有这苦难的20年,我成什么了?没有这20年我什么也不是。因为中国的文艺政策在50年代始终是一个模式,文艺为政治服务,工具论,就是完全把文学变成一种工具。

  到了1979年中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时候,邓小平提到了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虽然是不再提了,但是我们不同时期的文化官员们,依然固我。其实文学是什么东西?文学是一个作者心灵想唱的歌,不受外界任何的刺激,也不接收各种功利信号,就是我自己想怎么唱就怎么唱。赵丹在临死的时候曾经说过几句话,我看说得相当尖锐。他说,管的越具体啊,文艺越没希望。这句话他作为一个大艺术家,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他这么一个真理。我沉沦社会底层20年,也得到与赵丹同样的结论。

  问:您好从老先生,我对您的苦难生活经历非常感兴趣,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在那段生活期间您的内心状态。我感觉今天您是跟大家很坦诚地交流,我想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一下在那个苦难的时期,您内心都在想些什么?您都在思考什么?还是您停止了思考,就是只求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您一直在思考,那么您有没有些结论?这些结论现在来看,对它有没有些修正?谢谢。

  答:各种状态都有,浑浑噩噩的状态也有,因为在那里时间太长了,七千多个日日夜夜,不可能每天全焦头烂额地去考虑中国的命运走向。但是让我能够不沉沦,或者说不走向绝路,不自暴自弃的,与我的家庭亲情有点关系。我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他28岁就被国民党关死在重庆的陆军监狱。他跟北洋的几个毕业的学生在重庆想投奔延安,在朝天门被捕,结果28岁就被关死里边了。所以说从小我的记忆里就没有我父亲的形象,就是有我母亲。我想:万一我要走了绝路,那我母亲怎么活?

  另外我还有一个儿子呢。当时关进去的是我们夫妻两人,我觉着亲情对我的扯动是一个强大力量,可以算一条钢筋。要不然的话,你想想那日子多么难熬啊!你一天天算算,那七千多天是多漫长!当然话得说回来,刚把我关进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经受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我有亲情的牵挂,如果我知道要让我熬上七千多天的时候,也恐怕早就不存在了。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我这里都没列举出来。我觉着他们非常壮烈,本身全是一首悲歌。在大蒸锅里,我和别的老右曾谈论过鲁迅,说他死的早,如果他也活到1957年,绝对难逃大劫。最近《文学报》披露,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接见罗继男跟周谷城的时候,他们就询问了毛泽东一句话,说鲁迅先生如果活到1957年,该是一个什么状态?毛泽东回答说,要么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这是毛主席对鲁迅的分析估计。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是社会动物,特别是我们那一代,都十分关注国家和社会。因而在20年里,社会风云变幻,是我们之所思。

  问:从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在有灵感的时候才写作呢,还是责任感推着您写?还有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文学面临什么问题?谢谢。

  答:写的大部头像《走向混沌》,全是我的生活实录,像摄像师啊,对着我过去的脚印一步步寻,寻找我过去的脚印。写小说类别的作品,是灵感与责任心的双重驱使。写时很痛苦,但却收获快乐。因为我是在对社会发言,对世界发言,中国有一批这样的坚贞的、不坚贞的、愚忠的,各种类型知识分子,大家一块度过了中国历史的冰冻期。收获快乐的是,《走向混沌》出来以后,能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个宁夏教历史的教师说,他说自己出钱,给他教的同学人手一册,以补充中国的文史之不足。

  问:从老师您好,当您成为一个右派的时候,我在大学念书,也是和您一样。经过二十多年以后吧,您恢复了创作的生命力,我呢,也从那个泥坑里边爬了出来。那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被解放,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1979年以后调整了一些政策,我们占了便宜?谢谢您。

  答:这个问题比较大,这是一个历史跟党史互相交错在一起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意义,在于如果没有文革,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你是幸运儿。

  问:从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想您也发现了,今天在座听你演讲的除了一些有生活、有阅历的人,还有一些在校园中就像我们一样的校园人。我在上文学课的时候,尤其是学现代文学,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我们这一代是对于现在对于未来都比较迷茫,比较充满烦躁的一代。我们应该从您那样的苦难生活、苦难的文学中体会到一种怎样的心灵净化,或者说心灵的平和呢?谢谢。

  答:我觉着我今天讲这话,对老年人可能勾起他们某些回忆,他们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尽管生活不可能像我这么更严酷吧。但是对你们年轻的人来说,更有意义。你们绝对不了解中国还有这么一段苍茫的历史,这么一段历史的冰冻期,你们读的,全是另一面。刚才我谈到了,没有苦难的时候不要去寻找苦难,你们全是所谓阳光男孩,阳光女孩,一片灿烂,一片天真,一片清纯,像清水出芙蓉那样洒脱,跟我们所经受的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了,我们不是一个秤盘里的东西。但是你们年纪轻轻的,更应当准备面对各种困难,各种挑战。比如说,你将来大学毕业,你要找工作。将来你们所遭遇的困难,不可能再经受我这种生活的那种硬伤了,但是软伤少不了,那就要有一种知难而进的精神。不要迷于追星,而应当把追星的时间,用在武装自己上。一句话:充填知识,驱赶浮躁。

  

  问:您好,我们算是出生于80年代的,就是所谓新新人类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文革,对我们来说很多的苦难都很遥远,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全都是父母已经为我们设好的,我们惟一可做的,就是闷在校园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我们惟一拥有的就是梦想和爱情,而爱情对我们来说唾手可得,然后又很平淡,就是弃之毫不可惜,梦想对我们来说又太脆弱了。我们是化工大学的,对于我们文学社的人,都是把文学当成我们的梦想。但是文学在化工学校来说,是太奢侈。我不知道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文学,而我们又应该在我们的笔下写些什么?在我们大学里,流传这样一句话,大一呐喊,大二彷徨,大三沉沦,大四朝花夕拾。而我们正是大三,我们很沉沦,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生活,怎样去面对文学,我希望从老师能回答这个问题。另外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您一下,现在一些所谓的另类小说啊,新锐作家,比方说卫慧、棉棉这些美女作家,还有一些王朔、韩寒他们写出来的一些相对来说是比较通俗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您是否也会关注也会去看。假使说有一天,像我们这些后辈的人,可能是为了一些商业的目的,同样也有梦想在内的,如果我们出一本书的话,您是否也会去关注。谢谢。

  答:是学化工的。你学化工的搞不搞文学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搞文学不是更好嘛?在文学这条路上跑的人很多,不一定非要搞文学。如果你确实发现你自己身上有这个细胞,就跟我从青年时起,我就觉着,非在那纸面上宣泄自己不可,老师上课我也不好好听,我有一个化学老师在校友聚会的时候,就点了我的名说,从维熙你记得吗?有一个镜头啊,你上化学课,我突然问你,从维熙我在讲什么?你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讲到什么地方了?问都不知道。那是那个年代的我。

  你们这个年代无论作为男孩或女孩,都欠缺一点活着为什么的自觉。我们年轻的时候,觉着总要给我们的民族怎么样出一把力。比如说你那袖子,你刚才这一扬那袖子,我看是挺时髦的。新潮女孩都把衣袖弄得长长的,外面只露出一个指尖来。你箍着的手不难受吗?是不是啊?我总觉着你们精神处于一种完全六神无主的状态,是不是啊?缺乏一个活着的理由,我就想你们还是得要点精神。这个精神从哪儿来,我回答很抽象,从高尚的文化中来。每天忙于新潮的追求,自己将来会一无所有。真的!多读书,多思考,移情别恋到书上,会不会让你少些茫然,多些实际?

  问:从老师您好,我是从社会上又重新走进大学的一个,现在算是一个学生吧。当今中国可以说是在大小说的世界上,作家还有他们所写的书籍,用多如牛毛来形容的话显然有点不大恰当。但是作为一个常人来说的话,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看完这么多的书籍,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每本书,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可读、可取、可看之处。可以说我们现在非常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学习机会。我们当代青年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看一些对我们自身最有用处,最能启迪我们人生的一些书籍。您能不能给我们说几句,或者就圈定一部分书让我们能够阅读。谢谢。

  答:你是从社会上奋斗进大学的,进大学渴望学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选择哪些书籍来读?倒真是门学问,我在学生时代,有一种逆反心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团员吧,全读什么卓娅、舒拉呀,我到现在也没读过。我读的是老一代作家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你要有独立意识,根据自己的志趣去选择。外边哄哄嚷嚷,在媒体上不断反复炒作的,不一定是好书;即使是好书,也不一定适合于你。至于你应当读什么书呢?一句话,选择你自己爱读的书。我就是这么一个特点,我自己喜欢什么书,我就读什么,不管别人说什么。这里,我想对青年学子们说一句话:条条道路通罗马。这句话虽然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句名言,到今天也没过时。问题是你要有一个抉择:你到底想干什么?是想将来当老板?还是想当一个作家?目标清晰了,你就朝这个目标奋斗就是了。荷戟独県徨不行,要选择你的人生跑道!

  

  傅光明:时间过得很快,到12点了,由于时间关系提问到此结束。从老师今天的演讲呢,至少是让我某种程度上觉得沉重和压抑,他提到两点我觉着非常重要,不管是对于从老师来说,还是对于我们所有喜欢文学、想搞文学创作的来说,就是童年的经历和苦难的历程。这两点在从老师身上都体现得非常深,他在演讲当中也反复强调了童年的故事以及他右派时期的苦难历程。对于从老师来说,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说,这都是不可多得的、难能可贵的、丰富的矿藏,它会带给你无穷无尽的创作素材。如果从老师没有这个艰辛的右派历程,他晚年的许多创作,我想会苍白许多。这也是从老师作为一个作家的幸运。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故意要有这个苦难的历程而去触犯法律,当年从老师的大墙生活,是因为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和历史造成的,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如果还要去体验大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从老师在演讲过程当中呢,几次提到他接受劳动改造的那个茶淀农场,提到我跟他一起去。那是1998年的秋天,我和从老师一起踏访他当年接受劳改的故地,就是茶淀农场。我也是由此生出了非常多的感慨,这也让我觉得苦难的历程啊,对从老师来说,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丰富的矿藏。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开始学会遗忘了,学会了遗忘苦难,像文革也好,像1957年反右也好,我们现在都讳莫如深,不愿去谈。好在有从老师这样的作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留下了《走向混沌》这样厚重的作品,这也是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幸运吧。

  在茶淀农场面对茫茫芦苇的时候,我就遥想当年,1955年,因为替胡风仗义说了一句公道话,瘦小的书生吕荧,最后竟然死得那么惨。到今天为止,那一片当年知识分子在茶淀农场的墓地全都填平了。我心里就生出这样的感慨:难道我们至今不能在那个地方竖上一个碑志,来表明我们的国家在某个时代的某年某月,某人在某个地方殉难吗?比如说像书生吕荧,我们为什么不能立一块碑志来纪念他呢?难道我们永远只让那一望无际的茫茫芦苇来做历史的无言证人吗?我不希望看到这样,所以我愿意提出八个字啊,这也是当年我的恩师萧乾先生时常教诲我的,来与大家共勉,就是我们时刻要牢记这铿锵有力的八个字,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居安思危,乐不忘忧

  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让我们以掌声再次感谢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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