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吾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
2000年12月10日
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向各界朋友们谈诗歌创作，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殿堂，这里凝聚着许多文学大师的智慧，闪耀许多文学大师的光芒，一走进这里就会感到庄严神圣，就有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
前不久有个台湾作家访问团，在北京做短暂停留，他们挤时间到现代文学馆参观，看完后很受感动，他们为中国有这样高水平的文学殿堂而骄傲，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我以为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是文化，最能表现人类意识的是文化。几年前以张贤亮为团长、我和张宇为团员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以色列，我们在一座礼堂里同以色列作家们聚会，他们首先问我们参观教堂的感受和对宗教的看法。张贤亮说：“整个耶路撒冷就像一座大教堂，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精美的雕塑，感到宗教同艺术相融合的时候的确能震撼人的灵魂。我们几位中国作家都不是教徒，但我们尊重世界上一切宗教，正如我们尊重人类之爱。真正的作家和诗人是追求爱的先驱，我们今天相会的小礼堂在未来就该成为文学的圣殿。”他的话充分地表现了文学的本质。
据说在卫国战争时期，当德寇进犯莫斯科，兵临城下的时候，斯大林发表了庄严的讲话，号召人民同仇敌忾打击侵略者，其中有一句话是：“诞生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和契柯夫的国家是不会灭亡的!”这话是否属实我没能考证，但它是震撼人心的，它把文学的价值同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
近几年史学家们不断披露斯大林由于个人判断的失误对于战事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有一些文章相继披露斯大林杀害一些著名作家的事实，我想这是其他范畴的话题，在这里我们不探究其真伪，我只是想说明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尊重文学的崇高价值。
诗是文学中的文学，是一种最精湛的文学，什么是诗?什么是诗的本质?什么是诗的审美特征?什么是诗的功能?以及诗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审美个性，人们有见仁见智的许多看法，特别是进入80年代之后，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们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关于诗的本质，在许多定义中，我最欣赏鲁迅的看法，他认为诗“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发出的真声音”。这就是说，诗是人的精神志趣的一种具象，是审美理想的提炼与升华，它是比较空灵的，而不应该是泥实的，是一种抽象的具体和具体的抽象，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拥抱的产物。
诗是诗人情感的艺术凝聚，诗人必需抒真情。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有过虚假和做作的教训，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并非一切抒真情的语言都是诗。诗是需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的，诗是需要有很高的美学品位的，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美的熏陶。
我们国家被称为诗的国度，这是因为我们具有三个基本条件和因素：其一是有优秀的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其二是我国有许多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作品超越时间与国度，是我们引为骄傲的精神财富和艺术瑰宝；其三是中国诗歌深层地影响着乃至雕塑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同时世代中国人对诗歌的喜爱，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心理需求，哪怕是粗通文墨的人，也能背诵几首唐诗或宋词，这是一种极其了不起的文化现象。
那么为什么现在人们对诗越来越淡漠了呢?为什么诗的国度缺乏诗的色彩和诗的风韵?为什么在当代文坛上诗歌处于被冷落的位置?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比如物化趋势对人们心理的干扰和诱惑，比如通俗文学的冲击和挑战，比如艺术传播媒体的多样化等等。这不只是诗歌面对的问题，其他文学样式同样如此，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诗自身，是诗的理论现象和创作现象，值得我们正视、重视和深化认识。
现在我简略地介绍90年代诗歌创作的态势和审美流向，我所说的诗歌，在这里仅谈新诗，而不谈传统诗词，据有人统计，在省市级报刊上经常发表新诗的作者大约有70万人，经常发表传统诗词的有240万人，传说诗词创作目前有“风起云涌”之势，这是个更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和创作现象，在这里我不讲看法，因为几句话讲不清，我只谈新诗创作态势和审美流向。
我们伴随着历史的足音，经历了百年沧桑，已踏入新世纪的门槛。时间的长河无止无休，而世纪意识和记忆参照却让我们再一次站在结束与开始之间，在暮鼓与晨钟交相回响的诗意空间里，不仅会产生一般意义上的回顾和畅想，而且该有许多的经验反思，该有许多的价值重认。
所有的文学样式都难以像诗这样，以鲜活的意象符号灵敏地表现时代特征和个性风采，也涵容着广阔的历史风云、深邃的哲理意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不管人们对诗的功能和创作方法有多少见仁见智的歧义和观念的差异，都无法否认真正的诗，是民族文化的精萃，是时代精神的折射，是人性光辉的绽放，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象征。
我国新诗随着20世纪的黎明诞生，是东西方文化相交汇的产物，它自身便具有独特的文化品属和生命形态。面对着在两千年文化积淀中所形成的古典诗词完整的美学体系、丰富的艺术经验和稳定的艺术范式，虽然富有无限生机却又显得稚嫩。不足百年，道路崎岖，时而狭窄时而广阔，其中有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耐人思索：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领域里，诗早已失去了领主的席位，而在所有文学样式中，诗的创作现象和发展趋向都一直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视为峥嵘视为黯淡，视为坦途视为歧路，莫衷一是流贯始终。
特别是近几年，对诗的思虑和议论尤为普遍，而一种近似殊途同归的看法，是认为诗不景气，缺乏引起读者兴味和心弦共鸣的佳作，缺乏具有强烈社会反响的力作。也许这些看法同事实大体相符，但酿成诗歌远离读者或读者远离诗歌的潜因是复杂的。我不在这里具体剖析，只是从诗自身的功能和审美特征着眼，简略地概括近年的发展态势和审美流向。
我国新诗历史短暂，却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便是以爱国主义、乡恋情结、忧患意识和人格魅力为内核的精神意蕴，构成诗的主体，同时又是以崭新的语言结构和意象营造以及更自由灵动的抒情方式，传达时代精神和抒写心灵世界，从多角度多向度表现当代中国人不断发展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趋向。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诗坛上出现了多向度的艺术探索，开拓了诗的疆域，开扩了诗的视野。
但由于我们对继承和借鉴的理解有所偏颇与肤浅，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疏离现实生活和淡化时代热忱，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方面，出现了拒绝传统盲从西化的倾向。这同观念僵滞、诗意平庸、抒情直白一样，是诗歌创伤的另一种偏颇。艺术探索之路曲折而漫长,艺术的偏颇只能在艺术实践中得以矫正。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当代老中青三代优秀诗人们也像当年新诗的先行者一样，把诗视为人类的良知和时代的先声，他们以艺术自觉和不可按捺的激情为真善美歌唱，从而形成诗歌创作的主流。
90年代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诗人的文化视角和心灵疆域是比较开阔的，各种审美发现都是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来完成的审美具象，从爱国情愫到人类命运，从乡恋情结到精神归宿，从历史之根到文化之源，从人生局限到终极价值，从爱情真谛到人性本真，从伦理习俗到哲学思辨，无不溶解于诗的意绪之中。诗惟其是心灵的保姆，才能更真切地谛听世界的回音；诗惟其是心灵的天使，才能承载不羁的灵魂；诗惟其是主客观相拥抱时击溅的火花，才能以灼人的光彩辐照漫长的历史巷道和曲折的人生走廊；诗惟其是从感觉到智慧的飞跃，才能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艺术升华。
悠远的历史回音、急剧的时代变革、丰富的现实生活、美妙的情感世界和宏奥的哲学天宇，都引发诗人的思索。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喜事频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和建国50周年的隆重庆典，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也引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灵感，一大批长篇巨制和精致短章，出现在全国的诗歌报刊上。
著名诗人李瑛创作的三千余行的抒情长诗《我的中国》，可视为思想深刻的历史沉思录、视野开阔的文化发展史、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图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诗。他以哲人目光的穿透力和诗学文化的聚合力，遐想着共和国第五十个十月“屹立在太阳和大地之间的/光灿灿的一字/是我们远祖手植的古柏/后来化作民族的脊骨/莽莽河山/全靠它的支撑”，这样便把国庆的意义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诗人鄙弃那种浅薄的数典自傲，而是去发掘中华民族的精神本质，让民族魂骨与今日辉煌统一起来，因而才能理解为什么“一只受伤的月亮/沉下黄河/一轮喋血的朝阳/就从长城上升起”，从而思考当今的民族复兴有着怎样绵长的文化渊源。因此在人类繁衍发展的过程中，在世界文化的史册上，才具有不平凡的意义。
诗人以浓墨重彩描绘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他的超拔凡俗之处在于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理解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本质，才能看到“中国，尘封千万年的/钉着巨大铜钉的红漆大门/打开来”，让“涛声、浪影、清新的大气和/大洋上蓝色的海风/一齐涌进”，从而缩短了中国同世界的距离。一个充满生机的民族出现在东方大地上，“甚至在边塞掩埋征人白骨的地方/甚至没有人烟的荒山野水/都一起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其中他特别强调人的心理结构的递嬗和文化视野的开拓，所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让全世界的思想者们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飞跃，为人类文明提供的新鲜经验。长期以来政治抒情诗的普遍缺憾，是有宏大的艺术框架而缺乏新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从而也没能摆脱类型化的认知和肤浅的抒情，他们甚至对民族灾难和现实流弊视而不见，仿佛只会说一贯正确、莺歌燕舞、伟大光荣。
李瑛具有历史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目光，他让诗的触角伸向历史腹地和灵魂深处，鞭笞那个“丧失理性的时代”，指陈其根源是封建桎梏和文化愚昧。
他从文化形态与政治现象的内在潜连中，评说历史功罪，让一个懂得思辨的民族更加成熟和清醒。李瑛的诗作近几年来有一种明显的趋向，便是追求一种崇高的人格精神和永恒的美学魅力。
他的诗风是凝重而又清纯，深邃而又洒脱。怀念屈原的诗是不胜枚举的，李瑛写的《端阳》却不同凡响，与其说是构思新颖，莫如说是他更理解民族文化与民族灵魂之间有着怎样深刻的内在联系，他说“历史的伤口，流出/第一滴血的这一天/人类最早开放的花朵/凋谢了”——
当那把瘦骨
溅起的水花平息之后
所有河都迷失了走向
使两千年前的鱼
失眠至今
循着哭声
寻向中国文学史的喉咙深处
去把他那
飘曳在江南水草上的带血的
被剖心裂胆的隐痛腌透的
嗤嗤地冒着白烟的火炭般灼人的诗
一行一行地捞出晾干吧
用来织柔软的丝绸
点作灯火，或
铸成闪光的锋刃
题材对于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深邃的目光和心中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观看《恐龙骨骼》还是《溶洞纪游》，他都能感知生命的律动，都能寻见哲学的奥秘。他的组诗《祁连山寻梦》、《诗三首》等篇章，都强烈地表现出那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美学魅力。恰如他在《清明》写道：“这一天，揭开隐痛和伤口的人几乎死去/而死的人都将回到家里/使生存和死亡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一天，在人间，本来是有限的距离/却凝成无限的痛苦/时间和空间酿成一碗烈性酒。”也许这便成为大诗人的重要标志：情思深湛，在人生百态中发现美妙的生命之光；视野广阔，从历史的暂时性走向哲学的永恒。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期盼着在诗歌作品中能有深度和力度，却不是对生活的矫饰，也不是虚假和做作，而是真正能表现出人与命运搏斗中喷发出的火光，表现出历史命运与人生命运的悲壮。从题材来讲，时间为诗人们曾提供了一次契机。适逢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作为思想巨人和文化巨人，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史和几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评价一个人往往就是评价一段历史。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当今追忆和怀念的热情将是另一个学术领域，当时光逐渐冲洗了神化的油彩，诗人们对于这位富有英雄气质和浪漫情调的人，就更加崇敬和亲近。
柯平的《怀念毛泽东》是一篇情思美妙之作，恰如高洪波所说：“他自称是‘以激情、灵感、理想主义的意义上’去开掘，不过我承认柯平把握最准确的一点：毛泽东是浪漫主义的一位诗人。”或许这种气质是造就毛泽东辉煌业绩的动力，当然，也使他晚年蒙上了掸扫不掉的尘埃。
张聂尔在《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中，曾淋漓尽致地写出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并披露出毛泽东在1975年垂暮心境中反复吟咏的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一诗，内中“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句，将毛泽东浪漫主义的无奈心态一一道尽。
柯平这组诗写的是毛泽东的早期、中期革命生涯，尚未涉及晚期，但《恋爱肖像》中描绘的“恋爱的幽灵在北京上空游荡”、《读书肖像》中“他的脸有一半仍被梁山挡住/另一半正在慢慢朝问冬宫”、《北京：1920》中“天安门城楼的阴影有多深/他思想的弹药库就有多深”及《重庆谈判：1945》中的“而他诗中的大雪/给这座南方城市的炎夏/带来意外的凉爽和王者气象”，都十分精辟地点出毛泽东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读来有一种酣畅洒脱的韵味。
叶文福的《诗人毛泽东》同样堪称佳作，他在《蝶恋花》中写道：“你就是蝶 是飞翔的花/她就是花 是喷香的蝶/一生苦恋才酿出几行桂花酒 庄生之蝶 影动于花丛/魂梦之花 暗香于涩苦/痛苦的眼睛才长出遥远的童话 词坛自宋而今 而永远/《蝶恋花》只有一首/谁写都是不幸。”与其说是构思之巧，莫如说是对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深层理解，而让这些诗句浸透人的灵魂。
朱增泉确有诗的才华，称道他“将军本色是诗人”是确切的，其长诗浩瀚，短诗深邃。他的组诗《生命的高原》是捕捉了理发时的灵感，让它涌入人格精神之海：
待我重新直起脖子
看头顶，我生命之巅那片绵密丛莽
湿漉漉乱纷纷黑森森枝枝杈杈直指青天
上方有悬空之手，剪刀如两剑相交
铮铮剪杀丛莽梢头，断发如霜雪纷纷
是严防我灵魂植被中有哪一根细发
会怒长成参天大树，或堕落成千丈藤蔓吗?
我们会肃然感到这些震撼灵魂的诗句，是高昂的人格力量支撑的，昂奋与忧愤熔于一炉。当然这首诗同纪念毛泽东无关，而他写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对手之间》，其视角和开掘都是罕见的，他疏离两种决然不同的政治观念和历史命运，而让这两个历史人物都寻找到母爱深挚的文化之源，以血浓于水亲情万缕为依据呼唤祖国统一。
其二，诗的题旨不管是直抒胸臆的还是寓情于景的，诗的表现手法不管是工笔留真的还是意笔传神的，诗的风格不管是简约明快的还是含蓄朦胧的，都在强化意象的丰富性。题旨已在意象中包容，代之而来的是莺飞蝶舞的五彩缤纷的诗歌世界，其中有无尽的曲径通幽，也有着无尽的柳暗花明。正如RM里尔克所说：“艺术是万物的模糊图像。它们希冀成为我们全部秘密的图像，愿意抛却自己凋谢的意识，以满足我们某种深沉的渴求。”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认识永无止境，人类对文化现象和生命现象的认识永无止境，诗歌从解答人生置疑的教义到窥探世界的明镜，正是对诗歌本体的发掘与重认——这些丰富多彩的意象群落，是一片真实与梦幻相融合的美学天地，从这里更能感悟诗的妙谛——既然人的认识没有止境，那么层层揭示真理的过程便闪烁着诗的光影；既然五彩缤纷之梦是不可破译的，那么随梦潜入文化源流和哲学天庭，都是一次次灵魂的洗礼。
从新时期开始到本世纪末的20年间，我国诗歌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创作格局，这便是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乃至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与审美嬗变的趋向性相并存。前者表明在美学上定为一尊的时代已经终结，共享艺术空间的时代已经到来。诗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在宽广的道路上前进，他们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艺术个性，用自己独特的感觉方式表现世界，同时又是以自己的诗化灵魂呼唤自己的知音。
后者则表明诗的本质的回归和诗的文本的解放，诗在淡化语言外部的节奏感，而强化意象的张力和弹性，让哲理溶解在意象群落之中，让时代感体现在语言结构之内。诗就像一扇扇灵魂之窗，或明亮或朦胧，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自己的美学世界。其中，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审美心理，是拒绝平庸的说教、表象的摹拟和空泛的歌颂，而要求诗人具有一颗平常心，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一些真意趣。与之相契合的是语言色调由绚烂归平朴，又往往在平朴中显奇崛，这是对虚假和做作的反拨。
韩作荣的《1998年的初雪》仅仅是捕捉到落雪的感觉，不断重复“雪落下来”，“在梦境之外，在睡眠深处”，“不知不觉地落下来”，“在塔松的冷绿之上，白着/在被践踏的泥泞中，黑着”，这似乎并没有更深的寓意，却又或隐或现地在平淡中显新奇。他的《蝴蝶不是蝴蝶》，也仅仅是表现了生命和色彩的美丽，“扑闪的翅膀分裂着我的心跳”，当她失去了踪影，“庞大的世界/因走失一只蝴蝶而空阔”。
张慧谋的组诗《深绿的海地》，似乎都在淡淡陈叙，一次邂逅相遇的轻轻握手，并没留下多么深刻的记忆，许多年之后想起“真诚的眼神和刹那的微笑/才发现，那轻轻的一握/多么叫人牵挂啊”，正是对平安与祥和的祈望中，透露出善良的本真。而那《一朵渔火》，“比一朵深红色的玫瑰还小/无论悬着，抑或提在手中”，“只能伴一个人走完一生”。在平淡里深藏着凝重，那种沉实与忠诚的感情，让人感叹而又肃然起敬。
舒婷的《春蚕》是属于她自己的，我们却能从个别中找到一般，她说“幸福本是一厢情愿/有谁敢纵情策动野马狂奔?/枪声 陷阱/污染的水源都将有效拦截/幸福寥寥过镜 仅落/零落蹄声//惟有日蚀接近完美/没有泪水的激情/没有崩塌的晴空/昙花是深邃的过程”。这是剥离了庸常之后显现的警悟与清醒，意象的跳跃性组合，扩展了哲理内涵的容量，它让我们在自由的相对性与限制的绝对性中，思考人类文化的残缺。
青年诗人巴音博罗的《1993：长城畅想曲》和《音乐黄河》都是以宗教般的虔诚的情感投入，去寻觅伟大的民族之魂，当悲怆而高亢、雄浑而深沉的《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响起的时候，诗人感到金属的照耀洞穿沉寂，“仿佛激射的鲜血/带着膻腥的警悟冲击着呆愕”——
咆哮 呐喊 在没有尽头的路上
我是苦难的儿子 被歌声点燃
被壮阔深深淹没
忏悔于旋律中
那一颗颗殷红 高贵的头颅
喷发是如此浩瀚 仿佛鼓声
招引着无数英雄和马匹
昂引挺进 那悲欢缠绵的歌谣
与悠扬深邃的船夫号子史诗般
凝聚 像大泽上冉升的征帆
很显然，他淡化了对黄河外部形象的描绘，而实现了诗人的主观感受，使诗就更加个性化了。
昌耀是一位有着很高艺术造诣的诗人，瀚海风沙清寂生涯，磨砺了他的一颗清峻的诗心。他厚积薄发，又像信手挥洒，让他感到世事沧桑、人间悲喜、历史浮沉，都在他笔下有声有色、有歌有哭、云腾雾缠、气象万千。他在《哈拉库图》这首诗中写道：“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光荣的面具已随武士的呐喊西沉，/如同蜂蜡般炫目，而终软化，粉尘一般流失，/无论利剑，无论铜矢，无论先人的骨笛/都不容抗御日轮辐射的魔法，/造物总以这灼灼的，每日采自东方的花冠/冷眼嘲弄万类，可不寒而栗，/而唤醒世人天性敬畏的情感”。
就这样，他面对消失的城堡，走进历史的大漠和人的心灵的圣地，去表现悲剧的崇高感，去思索为什么“命运的汰选和机会同样不可理喻”，为什么“死亡终是对生的净化”，为什么历史便“意味着一部不无谐戏的英雄剧”。
冯杰的组诗《在中国作一次茶的巡回》写了龙井、蒙山云雾、君山银针、铁观音和毛尖五种茶。其中《第一茶·龙井》是这样写的：
无论伸或缩
都属远古整齐的钟声
自天堂之左 汉唐之右
龙 从此在水中
惊起了云
若有佛的轮回
来生来世 我只选择中国
仍是你身上
最瘦的一枝
对于我们熟悉的爱国主义主题，已不再是通常的表面的赞美，而是融入文化源流之中，简约而又意味无穷。只有进行神化的境界，才会有视觉与听觉相混融，才会有灵魂的升华。
耿翔的《茶道》是写进入一种淡雅境界，方能体验宁静致远的东方哲学。当动人的茶歌“吹下太阳的光芒/也要凉快地落在我掌茶的手上/举起来，手指和日子/一样清净”，而远行者“走遍预知一切的故乡/在时空的每一个序列上，是茶/经受浑身的煎熬，却哲人一样地/劝我忍住隐痛”。与其说是茶的高贵骨气给人以素洁的心理，非如说是中国疏淡宁馨的文化浸润了民族的性格，因而便有一种超拔世俗羁绊的风雅。
其三，以人格模式的寻觅和人情魅力的释放，表明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既然诗是最富有意绪性的文学样式，它理应精微细腻地表现出人的美妙的情愫，表现人对崇高的精神境界与人格价值的追求，表现纷纭复杂的人生现象中涵纳的文化积淀、哲学浸润、生命意识、审美个性。
诗的题材界定是有弹性的，诗的意象中所包蕴的精神容量应该是丰富的，诗人可以从千变万化溢彩流光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捕捉灵感，营造富有独特审美个性的意象。因此，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而不应该是单调的，诗思应该是自由宽广的而不应该是拘泥板滞的。
赵红尘、聂茂的《九歌》是对中外九位文化名人的赞歌，在这些无数次被人重复的题材中，诗人旨在钩沉人格价值、文化价值和个性光彩。诗人“在楚雨和梦中开启痛苦的回忆”，看到了屈原的灵魂。诗人在文化源流中沐浴生辉，才能看到贝多芬向音乐伸出落红的指头。“为拯救自己”，也“为了崇高的钥匙打开人类之门/你的血从秋天丰硕的山脉流过”；看到鲁迅“为孩子而死，因鄙视荣誉而不朽”。
经历了几年沉默的舒婷，最近发表了组诗《蓝色的火焰》和组诗《一种演奏风格》。她表现了进入立秋年华才能“嗅到秋天的味道”，于是昔日的热烈缠绵便转化为深邃儒静。这是深层的文化浸润所使然，也是人生的磨砺所使然，炽烈的生命之火依旧燃烧，却只能像岩浆在地心滚动。所以，她“看一茎弱草端举群山/长嘘一声/胸中淘尽去/遂/还原为平地”(《禅宗修习地》)。
大约生命的成熟也便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认同，她在静谧之中让听觉化为视觉。她的“演奏风格”确有文化，流于言表的热情被冷峻而安详的目光所取代，因而语言也更洗练圆净。这是由于“经过一夏天的淬火/心情犹未褪尽泥沙/却也雪亮有如一把利刃/不敢授柄他人/徒然刺伤自己/心管里捣鼓如雷/脸上一派古刹深苔(《立秋年华》)。
另一位有才华的女诗人李小雨创作的组诗《沉默的盐》、《地中海的微笑》和《逃来逃去的眼睛》均可视为佳作。她的情思淡淡流淌，《红纱巾》时代的热情浪漫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更深邃的思索和更深挚的情韵，在不张不饰之中让人感到凝重。只有经历了人生体验与情感体验之后，只有以人的方式体味人的价值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盐在我的血液里咯咯作响
盐在我的骨头里咯咯作响
盐从我眼睛和毛孔里滴落下来
啊人!你这小小的直立的海洋 (《盐》)
现在我读一下我为悼念昌耀而写的《永远的囚徒和最后的恋歌》：
正是日出时分
采自东方的花冠那万劫不灭的光泽
又重新绘制了一幅五彩缤纷的诱惑
而在高天之下的西部荒原
却有一颗沉默的星辰猝然陨落
他从不会仰天长啸
会仰天长啸的人都是壮怀激烈的
他只留下一声纯音
那一声发自胸腔的鼙鼓般的纯音
在天地之间也仅仅停留瞬刻
雕镂着古朴花纹的陶罐
浸透着殷红血痕的骨笛
都在凛冽的风中破碎了
随风飘散的还有他视若珍宝的
烛台书卷倩影残盏佛图铜驼
一辆大篷车正默默地涉水远去
沿着古老的河床消逝于莽莽大漠
都同有形的和无形的情债无关了
都同善良的和险恶的看客无关了
窗前月下依旧粉香花艳
轻裘宝马依旧风驰电掣
然而瞬刻就能让一条江断流
然而瞬刻就能让一座山崩陷
瞬刻就会日轮西倾大浪沉舸
是谁折断了他的
那根支撑灵魂殿堂的金柱?
是谁撕碎了他的
那张用爱神的彩翎描绘的图画?
坚韧和脆弱的有解之谜
以不可抗拒的魔法
早在时间过程里注定
宿命，永恒不变的伤感主题
就在的性格中繁衍
热诚地追求长久地期待之后
那一声浑融血泊的纯音
能催开无花期的花朵吗?
只有泪水和江水
凝成无言的哑语
在浩渺的天际唱无韵的歌
永远的囚徒和永恒的爱神
都在春天的花丛里长眠了
是长憾的终结还是慈航的港湾
都让人以人的真谛去深深思索
不能说走进了寺庙的都是圣者
而清隽的灵魂都能在圣坛独坐
莲荷之上头戴荆冠
脚下的石粒就铺成了云霞万朵
斗室烛光里
升起了迢迢经幡袅袅云烟
残夜西窗下
流动着融融月光绵绵琴瑟
幻化出百代芙蓉出水
仰慕于千古诗人本色
相信望断天涯有芳草
相信人生路上遇知音
于是就跨越了生命的亭午
用滴血的双足开始跋涉
没有命依情萦的恋人算什么恋人
没有灵魂相融的知音算什么知音
他总也不懂芳草只属于芳草
他总也不懂知音才拥抱知音
就把清音出谷的纯真
和僧面佛心的愚讷
一起交给了风交给了云
交给了不知恨和悔的大漠孤魂
一个深邃明彻的哲人面对抽象
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拥抱具体
他用如兰的手指绘制天堂的图画
他用带血的头颅撞击地狱之门
他知道没有暴虐的大海不是大海
丢掉大海的船夫不是船夫
就在舟倾楫摧的海浪里
矗立着自己生命的桅杆
他懂得不冷的冬天是冬之赝品
就扑向雪野扑向雪野扑向恋人的雪野
去投入幸福的猝死
制作雪夜良宵的柔情蜜意
体验为爱奉献的心灵补偿
一次次死期到来他都没能死去
一生都没品尝过猝死的幸福
钢铁的错位
能听到钢铁与钢铁角逐的尖音
心灵的错位
却是心灵对心灵刻骨的戕残
痴情者让痴情高尚
痴情让痴情者死亡
没有春雪飘飘没有唢呐萧萧
更没有淑女泣血的结郁
在岁月里在情炼中烧焦的化石
该怎样面对今宵无光的冷月
一部庄严而又不无戏谑的历史
只有开端没有终结
永远的囚徒伴着永恒的爱神
在求索的路上踽踽而行
仍在想着海上生明月
仍在梦着诗意铸图腾
他撕扯下生命之树上所有的叶子
在星光下用篝火焚烧
祭奠自己和他人为爱而死的亡灵
天上所有明灭闪烁的星辰
都是爱神在痛苦的涅般木中复生
伊甸园有多远 心就有多远
永远的雪中玫瑰永远地迷人
最后的高原上最后的恋歌
永远在积雪的峰峦上回旋
这首诗着重表现了诗人禀赋和诗人的灵魂，超拔于尘俗之外必被尘俗所不容。永远的人格魅力同永远的悲剧是相统一的。
绿原的组诗《庐山九月我们》是深邃圆融之作，在即景生情中却处处有文化的流动，处处谙悟时间与空间、局限与自由、暂时与永恒的辩证关系。白鹿洞的万籁俱寂托起“千仞匡庐苍翠依旧。/千古泯然/宛在梦中/不禁相视而笑：/嘿嘿，真是天凉好个秋”。惟有曾经沧海的人，方能如此明澈与冲淡。在琵琶亭他隐约听见一千年前“经历风片雨丝万里/飘来了你那一声/淡蓝色的幽怨”。弹琴的人早已不见了，听琴的人不见了，而琵琶“你欲语还停的音律在盘旋——/只因世上总有人，总有愁/总有为愁所羁的小船”。这是在等待知音为之脱缆，那时琴音或可“随江水奔腾/而一去不返”。面对飞泻的瀑布，他看到了一条站立的河滩，在狭窄与宽阔、混沌与丰富的变幻中，诗人顿悟：
乃由新鲜而入永恒
一日有如几千年
几千年又有如一日
更在永恒中保持新鲜
你为智慧的李白留下了悬念
其四，语言越发鲜活与空灵，使其包容着深层的文化意蕴和时代感。从普遍意义上理解，语言对于人类是至为重要的，这是由于语言同思维密切地连接在一起，语言是人类精神的最直接的外观，它承载着人类的历史、文化和全部精神文明的成果，人类凭借它向世界传达自己，世界因为有了它而充满光彩。因此可以说，“语言是人类生存的最为亲密无间的伴侣，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皆与语言相遇”，“只有语言才能使人类成为作为人的生灵”(海德格尔：《诗·语言·思》，第189页)。
语言对于诗歌同样重要，但是，一般的语言都是作为意义的媒介物而存在的，它的价值是媒介所产生的价值，在社会交际中，人们更重视媒介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媒介本身，这便是“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在一般文体中，语言更多的职能是思想感的载体，一旦完成了意义的传达，语言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诗歌的语言，虽然有媒介的性质，但它“在方式上不是指称性的，它的功能不是作为透明的‘窗户’，读者借此而遇见诗歌或小说的‘主题’。它的方式是自我指称性的”(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第85页)。诗歌创作，就其本质而言是意象营造，诗美是通过意象美来呈现的，语言本身无色彩。只有意象通过语言方式来表现世界的时候，诗的世界才五彩缤纷。
雅克·马利坦在谈到诗的本质的时候说，诗是“事物的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就是一种预言(诚如古人所理解的：拉丁文VATES一词，既指诗人，又指占卜者)。在这一意义上，诗是所有艺术的神秘生命，它是柏拉图所说的‘音乐’的另一个名字”(《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第15页)，由此可见，语言的音乐性和形式，都应是富有情韵的，当它能附丽于意象的时候，就更好地完成了诗美传达。
我国古典诗词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对于新诗的发展是有内在影响的，古典诗词的语言是精湛的，音韵是和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沿着唐诗宋词的艺术形式和语言规范进行创作呢?这个问题是复杂的，简单地说是因为旧诗的严格的格律束缚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旧的语言形式是很难表现新的生活内容和时代情绪的。
如果从深层来讲，我国旧体诗词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生长的艺术之花，一方面包蕴着巨大的精神财富与艺术财富，我们不能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传统文化是潜移默化地规定与制约着诗人形成稳定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种稳定的审美心理结构所形成的想像指向容易带有一定的虚假性，但是从创作的角度认识，新诗又必须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语言和艺术的营养，使之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进入语言和重铸语言，就成为诗的重要使命。我在第三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上曾经说过：“汉语的文化命脉和精神风韵，都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之中。儒家入世的修养，道家出世的空幻，释家轮回的信仰，都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先秦青铜的朴拙苍古、盛唐书法的洒脱奔放、宋代彩雕的柔静安恬、明清绘画的清峻冷寂，都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诗同样是如此的，都是以其精神特质的稳定性，规范着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我们心中已有李白的奔流倾泻的黄河，就很难再有别的黄河了；我们心中已有陶渊明的疏淡清雅的菊花，就很难再有别的菊花了；我们心中已有张若虚的永恒迷人的明月，就很难再有别的明月了。时间与空间、暂时与永恒、有限与无限、有形与无形、具体与抽象、绚丽与平朴都分别以或儒或道或释的哲学观念，在语言中浸润，在语言中融解，这便是汉语所独有的丰富的文化意韵。”
“是人的文化的生命激活了语言，给名词以诗化的命名，给动词以中国式的金刚怒目或中国式的柔情似水，给形容词以精约而典雅的形式，于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特色和它所包蕴的情感特质，便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水乳交融了，形成了稳定的形神合一。”
当前，或者说进入90年代之后，诗人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这一点不能无视和否定，但是就总体而言，诗歌显得平庸和细琐，缺乏表现时代精神的大气磅礴激人奋发的诗篇，缺乏传达人民心声感人肺俯引人共鸣的诗篇，缺乏思想深邃感情厚重震撼灵魂给人启悟的诗篇，缺乏表现真善美新颖独特情思优美让人的心灵得到抚慰的诗篇。
而大量作品的内容有如下倾向：其一是表现缺乏审美意味的个人悲欢，有的浅薄委琐，有的无聊做作；其二是以虚无主义态度嘲讽生活或批判历史，并且形成一种轻佻的语言模式，一味地排斥庄严、排斥崇高，仿佛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荒诞的，无律可依，无理可寻，于是嘲弄生活也嘲弄自己。当然，生活中的确有不平有腐败，有欺弄人的人和事，让人感到愤懑让人感慨，该鞭挞的要鞭挞，该嘲讽的要嘲讽，但生活中又有那么多真善美的东西，需要讴歌，需要鼓励自己和别人热爱生活。
其三，是描绘不可思议的玄机和堂奥，写天籁感悟，写神秘知觉，写说禅论道，大多是故弄玄虚云山雾罩，大多篇什都有固定模式相互摹仿大同小异。
在艺术形式上，一种倾向是追求语言疏散、意象轻浅的味道，仿佛是信笔拈来随口道来，不提炼不精炼，没有音乐感，没有内在节奏，仿佛惟有这样才是摆脱“贵族意识”，才是“平民化”。另一种艺术倾向是过分追求意象的暗示性。当然，意象的暗示性的确能丰富它所包蕴的思想内涵和情感体验，更好地进入二度创作。但是，作者本无新鲜的审美发现，却装出神秘的样子，相互因袭，随便打开一本诗集和刊物，到处是“玻璃”、“碎片”、“麦子”、“土地”、“家园”之类，枝枝蔓蔓，故作高深，解读之后才发现就那么一点意向，有的无法解读，不知所云。
以上我简略地描述了诗歌美学嬗变的侧影，虽然并非全貌，我们或可从中感受一些诗的真髓。在新世纪，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将会有更广阔的诗意空间任诗人纵横驰骋，从已知走向未知的生命之舟，也将会沿着多种航道，寻找诗的彼岸。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自我的探寻，将会绽放新的诗艺之花。
诗歌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艺术经验的核心，并非是形成一种艺术范式，而是贴近语言，重铸语言。语言是文化江河，语言是生命之花。中国汉语融贯着中国的文化精髓，诗歌语言的生命之树应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又不断接受欧风美雨的浸润和时代阳光的照耀，才能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诗的国度在新世纪，必将升起新的星群，以崭新的风采，高标于万古红尘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