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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作家，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2001年8月5日
傅光明：今天是新一轮中国现代文学馆星期日义务演讲的第一讲，第一讲我们就特意安排了讲鲁迅。毛主席对鲁迅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学的主将，他不光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今年是鲁迅先生120周年诞辰，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馆特意请来了鲁迅博物馆的副馆长，鲁迅研究专家，著名学者陈漱渝先生，为我们演讲“新时期以来关于鲁迅的若干次论争”，我想朋友们可能有的不是很了解，我对若干次的论争有的也不是十分清楚。新时期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在大学读书的大学生，历次关于鲁迅的论争，怎么样论争，论争的内容如何，焦点如何，最后又有一种怎么样的评估或者结论性的东西，都无从了解。我想这个题目会带给我们大家许多新鲜的东西，我们对关于鲁迅的若干次论争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一份判断。接下来我们欢迎陈漱渝先生为我们演讲。
主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感谢大家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来听我的肤浅之论。去年我曾经到现代文学馆来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呢叫做《人之子鲁迅》，主要是介绍鲁迅的人学思想。这次换一个题目，叫做《挑战经典》也可说是《挑战鲁迅》，副标题是“新时期围绕鲁迅的若干次论争”，主要介绍从1976年到目前这25年来围绕鲁迅展开的一些论争。这些论争有的并不局限于鲁迅研究界内部。有一些论争虽然学理性比较差，但是社会影响比较大，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是新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所以系统梳理一下也许并不是没有必要。
我下边所做的介绍虽然力求客观，但总不会没有自己的倾向性。鲁迅讲过，人世间不会有那么一道矮墙，让你骑在上边，两脚着地，左右稳妥，毫无倾向性。拿人来说，有胖的，瘦的。有的说我不胖不瘦。不胖不瘦的也是或者倾向于胖，或者倾向于瘦，所以不会说一点倾向性没有。所以我只是作为一家之言来发表意见，作为当前众声喧哗当中的一种声音来供大家参考。我是第一次讲这个题目，肯定会有些生疏和把握不准的地方，请大家能够谅解。另外，我看今天听众，年龄的文化层次参差不齐，所以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听众可能觉得我讲得肤浅、啰嗦，而另一些业余文学爱好者，可能觉得内容有点陌生，这也是要大家谅解的。
那么什么叫挑战经典呢?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心目当中，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有的学者就很宽心地讲：鲁迅的作品已经进入了经典，不需要任何人来保卫。什么叫文学经典呢?文学经典应是历代作家作品中长存读者记忆当中的那一部分，或者说经典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它垂范于后世，但是为数有限。它并非流行，它不是流行歌曲、流行音乐，但是它却比流行更为久远。每次我们重新阅读都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判断经典学术价值的是批评家，决定经典流传价值的是读者群。在经典和读者之间也经常进行着一种互动。
毫无疑问，经典的构成总是有其相对稳定性的因素，不是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我们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能够成为经典，总是有它固有的客观标准，比如说它的内容总应该是真善美而不应是假恶丑，它在形式上总是具有一种不可重复性，而不是单纯模仿工作。还有作家在作品当中体现的思想穿透力。郁达夫评论说，当别人观察了事物现象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本质，人们刚看到眼前的时候鲁迅已经回顾了历史和展望了未来，所以他的思想是具有穿透力的。此外，经典作品还会对历史的进程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一种推动作用。一般来讲总是具有这样一些综合的因素，它才可能称之为文学的经典。
但是经典又是流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长期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和重新审视。比如说我们过去读鲁迅的作品，往往推崇他后期的杂文而忽视他前期的文言论文，后期杂文当中往往牵涉到几个名篇，像1937年毛主席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讲到鲁迅的政治远见，举了一篇为例，叫做《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毛主席讲鲁迅预见到中国的托洛斯基派会堕落成为汉奸，拿日本人的津贴。现在看来，《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能不能称之为经典呢?这恐怕不行。因为托派是党内的一个反对派，在抗日问题上它和党是一致的，像给鲁迅写信的那个托洛斯基派分子陈其昌化名陈仲山，他本人就是抗日战争期间慷慨捐躯的，是个抗日烈士。他怎么拿日本人的津贴呢?
反过来倒是我们忽视一些的文言论文，我们发现里面还有那么珍贵的思想，像鲁迅在《科学史教篇》里边讲到“致人性于全”。文化活动的宗旨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所以打倒“四人帮”以后周扬复出，重读鲁迅的文言论文觉得真是不得了，跟马克思主义观点是达到了一致，而当时鲁迅才27岁呀。所以长期认为具有历史唯心观的这些作品，现在我们重读觉得非常了不起，有些过去流行的篇目现在重读觉得它显示出了比较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所以即使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挑战和重新审视。在这样一种再选择的过程当中，伪经典就会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经典却经过了冲击和磨砺，放射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
无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会面临诸多的挑战。新时期以来，围绕鲁迅的问题展开过多次的论争，时间跨度是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也就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今天。在这25年当中，我们又习惯于把开始确立市场经济模式的1992年作为后新时期的开始。在这四分之一世纪当中，鲁迅研究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化的条件下，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潮空前冲撞交汇的形势之下进行的。
作为对鲁迅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首先应该提及的就是发生于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场大讨论。我可以比较放肆地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深奥的哲理，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我不是政治理论家，我是学文学的。比如30年代，周扬在跟“第三种人”论争的过程当中，他就讲过，实践才是真理的决定标准。再往前推，五四时期胡适也讲过类似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1978年的这一场大讨论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它特定的政治针对性，所以就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
讨论发生在什么时期呢?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历史拨乱反正的这么一个转折期。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华国锋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就是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不把这两个“凡是”推倒，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怎么平反呢?邓小平同志怎么复出呢?怎么会有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呢?不可能的。
所以在1978年提出这个问题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它特定的历史针对性，这个影响就非同小可，这就超过了胡适，也就超过了周扬。正是这样一场讨论彻底粉碎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新蒙昧主义的精神枷锁，使文学政治的附庸从属地位提高了。原来那样一种凝固的、板结的、一体化的文化秩序就逐渐松动而终于到今天解体了。这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的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原则，也使鲁迅研究领域恢复了活力和生机。
新时期以来关于鲁迅的第一次论争，是围绕重新评价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过展开的，大约发生在1977年。这是新时期以来围绕鲁迅的第一次论争。为什么要重新评价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过呢?大家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曾经委托江青召开过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有一个《纪要》。这个《纪要》全面推翻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崇高评价。以这样一份《纪要》作为政治依据，一切跟中国30年代左翼文化有关的人士在“十年浩劫”期间都遭到了残酷的整肃。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从而也在实际上被驾空。
这个《纪要》说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政治上贯彻的是王明路线，组织上先是关门主义，后是投降主义。理论上是照搬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的一些思想体系，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照搬他们的思想。所以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全面否定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辉煌业绩。从《国际歌》问世到革命样板戏出台这中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文艺史变成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都没有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剩下了所谓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因为“文革”期间允许出售鲁迅著作的白皮本，没有注释的，此外还有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其余都被打倒了，左翼文艺都被打倒了，中间派被抹杀了，右翼就更甭提了。
刚才我提到了《国际歌》，这是插话，就是兴之所至。毛泽东同志讲，《国际歌》当中最重要的一句歌词就是“要为真理而斗争”。前些天我看一个材料，说鲍狄埃的歌词里面根本没有这句话，可惜我也不懂法语。有兴趣的听众可以考证一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糊涂的问题。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讲话，同年7月又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拉开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
在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下，鲁迅研究界迫切需要增进共识。因为当时已经复课了，现代文学史课程要开讲，那我们怎么讲嘛。讲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涉及到怎么评价“创造社”和鲁迅，讲到左联涉及到怎么样评价左联和鲁迅的关系，讲到两个口号论争，涉及到怎么样评价这两个口号的功过。当时北京各个高校的老师非常的着急，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三校联合发起，召开了三次大规模的研讨会。一次讨论革命文学论争；1928年的论争,到底什么地方鲁迅对了，什么地方郭沫若对了；讨论左联的功过。在北大的那一次讨论最激烈，就是辩论两个口号的优劣。当时老师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我们要讲课，讲课要求把准确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因为课堂上不是提倡发表各自的创见，是要把学术界的公论传授给学生。
这几次讨论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是推翻了“四人帮”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那些污蔑、不实之辞，充分肯定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提倡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时叫新兴文艺理论，以及培养了一支坚强的左翼的进步的文艺队伍。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就是军事队伍，总司令是朱德；另外一支队伍就是文化大军，总司令就是鲁迅。正是这两支军队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讨论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分歧，其中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对两个口号问题的评价。
关于两个口号问题大家可能陌生一点，我重新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保加利亚的革命家叫季米特洛夫作的报告，号召在全世界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当时共产国际的总部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副代表是康生。他们就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到中国来。康生要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萧三写了一封信，托鲁迅转交上海文艺界的地下党组织，并主动提出要解散左联，建立新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
所以1935年的后半年，中国革命是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由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的“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一直到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红军脱下军服穿上国民党的军装，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当时上海文艺界的地下党组织决定重新成立一个团体，叫做文艺家协会。周扬借鉴了苏联的做法，率先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号召当时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作家都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要努力地创作抗日救亡的作品。当时很多人拥护“国防文学”主张，但也有人反对，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当年参加这个讨论的左翼文化界的人士有一百多人，发表的论争的文字有二百多篇，总的字数多达100万字。
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是持保留态度的。他经过跟冯雪峰、胡风、茅盾等人商议，重新提出了另外的一个口号，叫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样，一个进步文艺阵营就出现了两个口号。鲁迅为什么在周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以后还要重新提出一个口号，是不是有意要标新立异，自己拉一个队伍搞一个宗派?恐怕不是这样。就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对于这个口号的解释也不一致，甚至有一些偏颇。问题并不在口号本身，往往在于对口号内涵的阐释以及是怎样实践。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很好理解。
你说社会主义好不好，对不对，毛主席不是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吗?印度也搞印度的社会主义，墨索里尼不是自封为社会主义者吗?我们过去有僵化模式的社会主义，今天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不在于口号本身。“国防文学”口号不是不可以用，而在于对这个口号本身的解释。
周扬和他的拥护者对口号的解释有些偏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创作国防题材的作品作为参加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入场券。你想参加统一战线吗?那你就要写抗日题材的作品。鲁迅说我是主张抗战的，这属于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民族感情，但我不一定要写抗战题材的作品，比如说我写《阿Q正传》那也不是抗日题材。张恨水写“蝴蝶鸳鸯”、哥哥妹妹，你就不让他抗战了吗?他也可以抗日嘛!只要抗日，“蝴蝶鸳鸯”、哥哥妹妹都可以。如果以创作国防题材的作品来作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入场券，就会形成宗派主义、关门主义。
另外一个是统一战线内部要不要一个核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内部要不要显示它的领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八个民主党派，但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领导机构是统战部。搞统一战线不是大锅烩，有一个谁统谁的问题。当时像周扬的追随者徐懋庸先生，他就讲左翼文艺家不应该挂特别的徽章。如果你在统一战线内部显示我是左翼,那就会把别的阶级的战友吓跑。为了纠正这种解释的偏颇，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意思是说，我们统一战线是以抗日为旗帜，而不是以写不写国防题材的作品为标准。在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不仅不能放弃，而是要加重放大，在统一战线内部，不同的文学派别还可以互相批评。我理解，这两个口号大概有这样一些区别。
现在看起来，当时上海文艺界发生这样的分歧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这两个口号的提出者都竭诚地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且愿意为此而斗争，双方都是爱国的，都是要抗日的。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党的政策正处于一个重大调整的历史关头，而上海地下党组织又跟陕北党中央远隔关山，音讯不通，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个政策的。所以左翼阵营内部产生一些认识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究竟哪一个口号更加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需要，更能够全面体现党的方针政策?1977年的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见仁见智。有的说鲁迅的口号太左、太片面，不能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只能作为左翼的口号；有人认为周扬的口号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片面强调写国防题材的作品是左，导致关门主义；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是右，是右倾投降主义。有的说周扬执行了王明的右倾路线。但反驳者说，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1938年才形成的，而周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是在1935年，当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还没有形成，怎么周扬就提前右倾了呢?
当然有人说不是右倾投降主义，但也是路线性的错误。“国防文学”倡导者到底犯了左的错误还是右的错误?周扬刚开始复出的时候，我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去找过他，访问他的时候他好像认为左的偏差也有，右的偏差也有。总而言之，当时很年轻很幼稚，对鲁迅很不尊重。后来他公开发表谈话的时候，只承认有左的错误，不提右的问题。
过去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左是要革命的，太热情太急躁就左了；右是不革命，想取消革命，所以宁左勿右，而没有像我们今天认识到左给革命造成的危害绝不低于右，没有这种切肤之痛。所以当时围绕两个口号的优劣以及“国防文学”口号是左还是右，还是左右兼而有之，学者之间展开了论争。
那次讨论是在北京大学，我记得夏衍同志去了，周立波同志也去了。后来罗瑞卿打个电话找周立波，周立波提前退场了。当时我主要批评“国防文学”口号的局限，认为没有鲁迅表述得全面，底下有些学生听得不耐烦，也有起哄的，认为我太僵化了，还是“四人帮”的那些观点，缺乏今天这样祥和的气氛。
我有一个老师李何林先生，当时会议组织者一定不让他发言，认为比较僵化，所以讨论会开得有点剑拔弩张。今天我们回顾发生在新时期之初的这场论争，我觉得应该吸取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个就是必须克服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毛泽东说过，我们党有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就是有宗派。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文艺界也是有的。在延安也有这个派那个派。上海时期有雪峰派，周扬派。
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残余如果不能肃清，很多问题就不可能达成共识。当前文艺界有没有，我觉得不团结的因素还是有的，给我们很大的困扰。比如说今年12月中国作协要换届，谁来当这个主席?大家都知道巴老已经病重，不可能做任何具体工作。他是中国文学的良心，大家都拥护他。那么万一巴老旗子一倒，谁来扛这个旗?是王蒙，是刘白羽?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谈不清楚。
1977年开展左翼文艺运动讨论的时候，左联时期很多老战士还健在，他们经过了十年浩劫，在浩劫当中备受磨难，劫后余生。当时刘心武很激动地对我说，别忘了“文化大革命”挨斗，头发一把一把被揪掉了，夏衍被打断了腿……所以对历史上论争双方观点评价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历史功过，而且难免影响到他们的现实处境。这些老同志直接参加讨论，难免夹杂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在文字上也有情绪化的表现，妨碍我们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学术评价。所以宗派主义情绪不克服的话，你这个讨论话题就不清楚，就容易情绪化而不是学理化。
第二个教训，就是我们评价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这些功过的时候，应该善于用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分析，而不应该过分纠缠于个人的责任，把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比如说在“文革”期间，冯雪峰在政治高压之下写了一份交代材料，题目叫《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这个材料呢，在鲁迅研究界广泛流传。后来在1979年2月首次刊登于《新文学史料》的第二期。
这个材料涉及到30年代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的领导人周扬、夏衍，同时也谈到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生活书店指的谁呢，是邹韬奋，进步的出版家。冯雪峰在这个材料当中同时郑重声明，说在1936年的时候他没有发现周扬、夏衍这些人跟王明有什么组织的联系，现在也想不起可供追查的线索；在专案组提问时他说我不知道周扬跟王明有什么组织联系，现在我也不清楚。
所以后来周扬非常感动，说雪峰没有趁“四人帮”恶毒诽谤他的时候对他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虽然雪峰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所谓揭发他的话，其中也有不实之词，但并不是存心诬陷他，他觉得雪峰还是比较公道的。这是周扬的看法。
可是夏衍的看法跟周扬就不尽相同。1980年他在《文学评论》发表一篇文章，叫做《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1985年又推出了他的长篇回忆录，叫做《懒寻旧梦录》。有人说既然懒寻你还寻它干嘛呢，说明并不是懒寻，而是在追寻。1991年夏衍又发表了一次谈话，叫《夏衍谈左联后期》。在这些谈话和著作当中，夏衍多次或者委婉、或者直接地对冯雪峰进行了批评，说雪峰有宗派情绪、行班情绪、偏见、固执、骄傲、一言堂等等。他还说两个口号到底哪个更符合党的精神，当然是“国防文学”口号，因为鲁迅毕竟不是党员，他提出的口号标新立异,不利于统一战线。
夏衍这样一些谈话和看法，在鲁研界又引发了一些论争，有些和他商榷的文章。我认为反思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不考虑当时特定历史背景，论争的一些特定的语境，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把很多问题的产生都归结于个人的品质问题，这恐怕不是很恰当的。这是今天回顾起来，应该总结的第二个教训。
第三，就是评价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是非曲直，应该是就事论事，就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是什么就说什么，宜粗不宜细，特别是不应该机械地跟路线斗争和路线错误挂钩，更不能够搬用那种“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模式。路线错了，不一定什么都错。上级的决策错了，个别党员就没有英勇行为了?基层组织就没有对的了?
当时有人认为“国防文学”口号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而根据我们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年代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1938年才形成的，所以说周扬1935年1936年就右倾投降，被批评者自然难以信服。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小平同志主持下，我党又制定的一个重要的决议，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包括对“文革”的决议。
这个决议和历史上的决议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不谈路线斗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里边就没有路线斗争这个概念。列宁提的也很少，到了斯大林的时候才强调路线斗争。小平同志讲，过去常说有十次路线斗争，现在怎么看，彭德怀庐山会议那一次算不算路线斗争，肯定不能算呀。彭德怀是正确的。刘少奇算不算叛徒、内奸、工贼，也不能算呀。这么两次，十次只剩了八次。那么揭露林彪、江青这个算不算路线斗争?小平说，“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也不算，只剩了七次。陈独秀还有瞿秋白、李立三，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现在陈独秀的名誉在逐渐恢复过程当中。他的陵墓经过中央批准要重修。他的个别的错误也是来自于共产国际，而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又有抵制，不是搞阴谋诡计呀。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这也谈不到什么路线哪。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高岗是搞阴谋诡计。
所以小平后来又讲，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滥。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来明显都不能成立。所以对待左翼文艺内部论争的功过是非也应该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原则上不要再提什么路线斗争，不要采用路线斗争这个提法。我们回顾1977年这场论争，这一场历史教训都应该吸取。
由于冯雪峰在那个交代材料当中提到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对鲁迅态度也不好，这一下茅盾先生就火了。因为长期以来鲁迅、茅盾是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亲密战友出现的。雪峰说茅盾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茅盾就非常气愤。他率先在新时期提出了反对神化鲁迅的口号。
当然反对神化鲁迅也有极个别的学者提过。乔木同志也讲，我们不要匍匐着来研究鲁迅，要跟鲁迅进行平等的精神对话。我记得丁伟志也讲过十年浩劫期间有些人被鬼化了，有些人被神化了，被鬼化的是孔夫子，被神化的是鲁迅。其中讲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早的就是茅盾。他在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和在同年西北大学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发表了一个谈话，他讲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们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
那么神化鲁迅有什么表现呢?茅盾举了个例子，那就是对鲁迅七言律诗《湘灵歌》的解释。鲁迅有一首诗七言律诗《湘灵歌》，“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苓零落无余春。鼓文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大意是：从前我听说湘江的江水一律青色，如今听说湘江江水已被鲜血染红，湘水之神梳妆打扮以后，像一轮皎洁的皓月，从密布的阴云中探出头来窥视人间。她发现当时的中国万马齐喑，非常沉闷，没有一丝春意。湘水之神弹拨一曲无人共鸣，而在当时中华民国的都城南京却呈现出一派虚假的繁荣景象。
这首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当时西北大学有一个年轻的鲁迅研究者，叫李鲁歌，他认为这首诗是鲁迅悼念在革命中牺牲的湖南烈士杨开慧而作。杨开慧就是鲁迅笔下的湘灵。茅盾看了李鲁歌的文章不以为然，认为这就是神化鲁迅的例子。茅盾说，据我所知，鲁迅并不知道杨开慧是谁，我也没有跟鲁迅谈过杨开慧。这是茅盾1979年11月的公开谈话。
可是到了1981年8月，他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录，说1931年底他跟冯雪峰拜访鲁迅。他告诉鲁迅说，毛泽东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大学问家，博学鸿儒，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杨开慧则相反，性格贤淑、腼腆，不声不响，整天带着两个孩子，这说明他又跟鲁迅谈过杨开慧。可见茅盾提供的情况有的时候是互相矛盾的。
我们常说：“诗无达诂”，就是说对同一首诗不同读者常有不同的理解，这原本是正常的。《湘灵歌》最初发表于1931年8月10日上海出版的左联刊物《文艺新闻》，当时编者加了按语，说：“闻此系作于长沙事后及闻柔石等死耗时，故语多悲愤云。”“长沙事件”，指1930年7至8月红三军团强攻长沙，又被迫撤出，造成重大伤亡。
李鲁歌把这首七律局限于悼念杨开慧一个人，我觉得是牵强附会。但这个例子是否能证明这是神化鲁迅呢?我认为不能。茅盾说：“鲁迅研究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就是凡是被鲁迅骂过的人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一定好到底”。但有的人说也不见得嘛。鲁迅赏识的人胡风不就成了反革命吗，鲁迅赏识的冯雪峰不就成了右派吗?鲁迅赏识的丁玲不也是叛徒加反革命吗?鲁迅赏识的萧军不也是反党分子吗?鲁迅赏识的这些人，好像有好下场的并不多。反过来鲁迅认为很糟糕的人，如“四条汉子”，解放以后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人，鲁迅说坏的人并不一定糟糕。
茅盾在一篇文章叫《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中举了个例子，说鲁迅不是神，比如说，在胡风问题上，鲁迅就失察，没有知人之明。他没有看清胡风反革命的真面目，这是茅盾1979年2月份的言论。可是他没想到，1980年中央就颁发了76号文件，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同年年底，胡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顾问，全国文联常委，后来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所以鲁迅在胡风问题上是不是失察，这也就不言自明了。
那么对茅盾当时反对神化鲁迅这一提法，今天该怎么评价?我是这么认识的。我认为反对现代迷信，就是消除对个人的盲目崇拜。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提出反对神化任何历史人物的意见，不管是涉及任何人，不管他所举的例子是不是妥当，在当时都具有不可抹杀的积极意义。反对神化历史人物在原则上是对的。
鲁迅生前写了很多文章，反对神化任何历史人物。比如说1923年，北平“新月社”接待印度诗人泰戈尔，他左边一个林徽因，右边一个徐志摩，金童玉女，把泰戈尔捧得像神仙一样。鲁迅说，泰戈尔他不是神，你把他捧上云端，我们地上的青年看他要仰着脖子，累不累呀，这只能使他和现代青年产生隔膜。所以他认为泰戈尔被神化是倒了大霉，触了霉头。
当有人称鲁迅为前驱、战士、导师时，鲁迅说，“你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他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导师，什么主将，他把纸糊的高帽子一顶一顶亲手撕毁!所以反对神化鲁迅有利于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鲁迅研究的无形束缚，有利于挣脱僵化的单一的对鲁迅作品的解读模式，创造出一种自由探讨、平等切磋的宽松的人文环境。所以茅盾这种批判我觉得是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有其进步的作用。
不过当时鲁研界也有人对茅盾这个提法有所质疑，不是说要神化任何历史人物，不是那个意思。神化这个词儿，这个概念，它的内涵是什么，它的外延是什么，你要把它界定；如果不明确，争来争去好像三个近视眼看匾，对匾上的字争论不休，其实当时那个匾还没有挂。你说神化鲁迅，谁神化鲁迅?有人说，毛泽东神化鲁迅。毛泽东说鲁迅这个家那个家，这不是神化鲁迅吗?有人说不对呀，毛泽东不也批评了鲁迅吗?毛泽东说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对京剧的看法很片面，鲁迅小说当中对农民的落后面描写很多，对革命性表现不足。
其实毛泽东批评得对不对，也还是可以讨论的。鲁迅并不是一概反对中国戏剧，但是梅兰芳演出《黛玉葬花》，要把那个唱词修改得更雅更雅。鲁迅和左翼文艺战士当时在提倡文艺大众化，因为中国的民众百分之八十不识字，太雅的话谁懂呢。鲁迅为什么喜欢在野地看社戏，它贴近群众。鲁迅是以人民为本位。另外，男扮女女扮男，这也导致一种畸形的性心理，就是男人看到扮女人，女人看到男人扮。而且清朝末年的那些角儿，有时被迫当“相公”，就是男妓。过去男人玩戏子，这不是搞同性恋吗?
毛泽东对鲁迅杂文也是有保留的，比如，毛泽东讲，鲁迅的后期杂文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他掌握了辩证法。这句的潜台词就是鲁迅前期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前期杂文有片面性。毛泽东还说，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鲁迅那种冷嘲热讽的笔法不适合于新社会，不适合于新时代，杂文时代已经过去，那就否定了鲁迅杂文的现实意义。毛泽东还发表过一些其他的言论，1958年说每个省都要培养个把鲁迅。鲁迅是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伟人，每个省都培养一个，那鲁迅还是鲁迅吗?
据说毛泽东还讲，鲁迅活到今天起码要给他一个文联主席当当。这些话都是对鲁迅的一种贬低，所以有时候毛泽东也没有神化鲁迅，也没有说鲁迅就是一尊神，在他头顶画上一个光环。有人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的很多论断并不都是他的创见，他只不过是站在政治家的高度，根据鲁迅其人和他的创作实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出发，综合了广大读者对鲁迅的评价，加以提升，对鲁迅进行一种总体性的评价和本质性的概括。这不能叫神化鲁迅。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还有指导意义，并没有过时。这也是一种声音。
有人说“四人帮”神化了鲁迅。“十年浩劫”的时候学习鲁迅评《水浒》，学习鲁迅批孔，学习鲁迅评《红楼梦》，把鲁迅整个绑在“四人帮”的反革命战车上了，可见“四人帮”神化了鲁迅。有人说那不叫神化呀，那叫做“四人帮”在政治上利用鲁迅，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神化。
“四人帮”中的王洪文是个草包，他没有文化，他怎么神化鲁迅啊。“四人帮”中狗头军师张春桥，30年代就含沙射影攻击鲁迅，鲁迅写了一篇《三月的租界》予以反击。“四人帮”中的江青，她把鲁迅的全部书信手稿从我所在的鲁迅博物馆调走，藏在钓鱼台的保密室，害怕鲁迅的著作涉及她30年代的隐私。“四人帮”中的文化杀手姚文元，他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鲁迅作品，可删之处尚有不少，他反对出版完整的鲁迅全集。姚文元用今天的眼光看鲁迅著作，应该砍掉的很不少，可见他并没有认为鲁迅完美无缺、十全十美，是个神。所以有人认为“四人帮”那不叫神化鲁迅，只是在政治上歪曲利用鲁迅。
还有些研究者认为，在反对神化鲁迅的过程当中，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是有很多貌似公正的提法，并不一定出于真实的公正的目的，概念和事实之间有时候会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同一旗号下，有人是用放大镜从伟人的相对完美之处来寻找他的疵点，从伟人高大的身躯上来挑剔那些微不足道的灰尘。
与此形成对照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同时又为那些大节有污的文化人曲意辩解，绞尽脑汁，要从他们的阴暗之处寻找出亮点。这是学术界一个时髦的风尚。周作人当了汉奸，做华北教育督办在天安门检阅童子军，到长春去朝拜溥仪，到东京朝见日本天皇，慰问侵华伤兵。可是他黑暗当中有亮点，比如保存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那些图书。有人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别人当汉奸还不如让周作人当汉奸。因为周作人是文化人，当汉奸可以少做点坏事，极力用人性的普遍的弱点来抹杀大是大非。那周作人为什么不南下呢?因为他有老母嘛，还有鲁迅的遗孀嘛，都需要他来供养。所以在同样一个反对神化的口号下，有些人就是极力对伟人求全责备，而专为那些反面人物做翻案文章。
第二，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并不是因为他是人。鲁迅当然是人，不过今天你们来听我这个讲座，难道仅仅因为鲁迅是一个人吗?难道因为鲁迅也跟我们一样会吃喝拉撒，会生儿育女，我们就崇敬他吗?不是嘛，我们崇敬鲁迅恰恰不是因为他具有人的普遍性，而是他具有区别于一般人和一般作家的独异性。比如说，他经历过清朝末年、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执政时期，他的个人阅历极为丰富，具有不可替代性。他的思想具有平民性、深刻性、否定性，广采博取，气势恢宏，他的作品体现了民族性和现代性高度融合等等。正是上面这样一些特异性，使鲁迅成为了我们中国13亿人中的“这一个”，成为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这两点应该注意。
跟反对神化鲁迅有关，1980年初王蒙在《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大家读过鲁迅的杂文集《坟》，《坟》里边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做《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费厄泼赖”(fairplay)是一个英文名词，原意是讲在体育比赛当中，或者开展一些竞技活动，比如说拳击、柔道，运动员应该光明正大地参加比赛，不应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拳击你就不能踢人家下部，不能踹人家脑袋。
王蒙跟鲁迅那篇文章反其道而行之，鲁迅说“费厄泼赖”(fairplay)应该缓行，现在不能实行，王蒙说“费厄泼赖”(fairplay)应该实行。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认为鲁迅提出“费厄泼赖”(fairplay)应该缓行虽然是一个富有革命特性的命题，但缓行就是慢一点来嘛，他并没有否定“费厄泼赖”(fairplay)，缓行并不是说永远不要实行“费厄泼赖”(fairplay)嘛，现在共产党的地位变了，解放前共产党是属于被打压的境地，现在成为执政党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在政策上实行“费厄泼赖”的条件，特别是我们经过了“十年浩劫”以后，要消除留下的阴影，“费厄泼赖”无疑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王蒙理解什么叫“费厄泼赖”?他讲，“费厄泼赖”就意味着跟对手的一种平等的竞争，意味着一种文明精神，一种道德的节制，一种伦理、政策和法制的分寸，一种民主的态度，一种公正、合理、留有余地、宽宏大度的气概。“费厄泼赖”就意味着在文化领域实行“三不主义”，不要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要贯彻双百方针。王蒙特别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尤其需要讲“费厄”，在学术问题上尤其需要讲“费厄”。比如说，我这个观点错了，我当然希望你能对我宽容一点，可以磋商。但别给我上纲，即使对敌人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费厄”，敌人投降了你不还要给他一条活路吗，不是还要给出路吗。
王蒙上面一些看法，是在总结了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深刻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切中时弊，发人深省，这是我的看法。所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得到了一些杂文作家的呼应，像牧惠等人。但是在鲁迅研究界也引发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王蒙不是说的挺好吗，那怎么还有不同意见呢?分歧在王蒙在新时期提倡的“费厄泼赖”，和鲁迅1925年反对的“费厄泼赖”到底是不是一回事。王蒙讲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鲁迅也不是每句话说得都对，在“费厄泼赖”的问题上也不能搞僵化，不能搞“凡是”。根据王蒙的提法，毛主席的话之所以不是句句是真理，“费厄泼赖”有真理的成分，也有失误，有对的也有错的。
当然从原则上来讲，这个提法是对的，鲁迅的话也有对的也有错的，也有永恒的真理，也有过时的提法。具体到“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个问题上，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到底是孩子，还是给孩子洗澡的脏水?今天应不应该把鲁迅“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观点跟洗孩子的脏水一样泼到大街上去?王蒙在他的文章里面加了一个作者附注，他说，据说“泼赖”的英文原意是凡事以游戏态度对待，不要过分认真。他说他提到的这个“费厄泼赖”，是指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平等讨论，留有余地之意，并不包含提倡游戏态度之意的态度。他加这么一条注释，是怕读者误会，也就是说王蒙谈的并不是“费厄泼赖”这个英文名词的原意，而是在借题发挥。
无独有偶，在王蒙发表这个文章半个世纪以前，鲁迅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时候，他在开篇的题解里边也跟王蒙一样早就发表过声明，说自己不懂英文，因此也不了解这字的含义究竟怎么样。因为林语堂、周作人讲什么“费厄泼赖”就是不打落水狗，那么我却很想有所议论。可见鲁迅在他的那篇杂文当中谈的不是英国文化，而是中国的国情，跟王蒙一样他也是在借题发挥。鲁迅谆谆告诫中国读者的就是说，对于落水狗不能宽容。落水狗是什么?就是本性不改的敌人，是指没有改变咬人本性的狗。
鲁迅讲，我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它也许可以供读者诸君参考吧，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的，却是目睹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这是一篇血写的文章。鲁迅在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章介眉是绍兴的土豪劣绅，当年到官府告密，出卖了秋瑾，秋瑾被绑到绍兴的古轩亭口处决了。辛亥革命胜利以后，绍兴成立了军政府。革命党人认为“咸与维新”，都革命了，绍兴军政首脑王金发便宽恕了章介眉。但“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介眉投靠袁世凯，又出卖了王金发。所以鲁迅说不打落水狗，反而被狗咬，这叫自家掘坑自家埋。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讲的是被压迫者面对压迫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态度，他所反对的只是对那样一种十恶不赦的摧残者实行恕道。鲁迅强调的是，你谈“费厄泼赖”也应该看看对手。鲁迅也反对敌人投降以后你还“食肉寝皮”。敌人消灭以后，把他肉拿来吃，把他皮剥下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鲁迅很不以为然。他没有说敌人投降了我们也不给出路，他是说狗还咬人，它本性没改，掉到水里就宽大它，那它还会重新浮上岸来，即使不咬你，它也会耸身一摇，把脏水溅得你满身满脸。所以鲁研界认为鲁迅这样一些教导是用鲜血换取的历史经验，不仅在当年是真理，在当前仍然也是真理。
建国以后，在左的专横下，在人民内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不是因为鲁迅提倡“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而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不是，恰恰在于我们对于封建残余观念、封建专制主义没有穷追猛打，没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对封建专制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搞了“费厄泼赖”。现在存在的一言谈、家长制，这都是封建观念，到现在还没有清除。解放后很多“左”的政策和做法，恰恰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没有穷追猛打酿成的苦果。
王蒙是在借题发挥，他讲了一番真理。鲁迅当时也是借题发挥，是告诉我们一些苦涩的人生经验。所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不是属于鲁迅著作当中非真理的这一部分，而是鲁迅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历史经验。
跟上面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所谓鲁迅被专制力量利用的问题。鲁迅这个人是反专制的，很奇怪怎么历来鲁迅总被专制力量所利用?所谓“专制力量”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实际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山西一个思维非常活跃的青年批评家谢泳，他在编《黄河》杂志，主要研究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讨论广东林贤治著的《人间鲁迅》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说鲁迅反专制，怎么老被专制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的鲁迅，却总被专制利用?为什么新社会愿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胡适是要给政府当朋友，要补天的，为什么当局不利用胡适呢?谢泳觉得这是我们当前鲁迅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说非得剥开这个疑团不可。
所以有的研究者感到，谢泳这个提法，是不是说鲁迅思想本身就包含一些专制主义的因素，所以才会被独裁者多次利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利用”这个词儿是个中性词儿，今天的报告厅不是叫多功能厅吗?那么这个厅就可以多种利用，既可以搞文艺演出，可以开舞会，也可以搞讲座。利用的性质各不相同，利用者和被利用者的关系各不相同，被利用的对象也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有自愿和无奈的区别，鲁迅生前多次被利用，有的是他乐意的。青年要利用他做垫脚石，跨越他，鲁迅就很乐意。他愿意当梯子，愿意当一砖一石，愿意当泥土，培养青年才俊之花。也有他不乐意的。鲁迅也预见他死后会有些人谬托知己，以他的死尸为沽名获利之具。但是如果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曾被政治势力利用，就认为鲁迅的思想实质跟专制主义有相同之处，那恐怕是大谬不然。
鲁迅提倡的是什么呢?鲁迅提倡的是斗争哲学，是以弱势群体为本位的斗争哲学。鲁迅和孔子的区分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都是思想家。孔子是贵族思想家，他是为贵族怎么治国平天下出谋划策。鲁迅是下等人，是封建营垒的逆子贰臣。他判断事物的是非，对事物的爱憎取舍，就是取决于下等人的利益。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所以他的斗争哲学实质是反压迫、反专制，是以维护被压迫者利益为前提的斗争哲学。孔子讲爱“仁”，仁者爱人。不管爱多么诱人，它有一个前提不可动摇，是维护这个等级制。“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为什么雷峰塔倒了，鲁迅那么样的幸灾乐祸呢?因为雷峰塔象征着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压在底层的是贫苦的民众啊，而且最底下的是那些妇女和儿童。鲁迅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专制主义需要的是奴隶哲学、奴才哲学，而不是以维护被压迫者利益为前提的斗争哲学。“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把老师打死了，这样一些历史悲剧难道要鲁迅来承担责任吗?
为什么新时期我们以鲁迅作为精神旗帜，而不以胡适先生为旗帜呢?胡适也是很重要的思想家，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取代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鲁迅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过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旧时代，而胡适当时是旧政权的诤友，所以新时代自然不会高抬一个肝脑涂地为旧政权补台的人。
80年代中期就是1985年左右，围绕石家庄的《杂文报》和西宁《青海湖》杂志的两篇文章，又引发了一场声势很大，而学理性很差的论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何必言必称鲁迅》，是刊登在1985年8月6号的《杂文报》；另外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发表在同年8月《青海湖》文学月刊。
《何必言必称鲁迅》它是用一种非常轻佻的口吻，把鲁迅的文化遗产称之为“鲁货”，把接受鲁迅影响称之为“鲁化”，而且给鲁迅扣了一顶受王明“左”的路线影响的大帽子。作者李不识，是笔名。《青海湖》文章的题目叫做《论鲁迅的创作生涯》，把鲁迅一生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准备时期，1906—1918年，就是“五四”以前那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1918—1925年，鲁迅活动的中期，也就是创造时期，就是鲁迅一生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第三个是衰退时期，1925—1936年。
作者认为在准备时期鲁迅的文学创作只能叫习作，跟孩子作文一样，实际上认为这个时期鲁迅的文学活动是失败的。在创造时期的鲁迅作品是瑕瑜互见，有泛泛之作和充数之篇。即使是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奠基的《狂人日记》，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也只不过是一篇模仿的作品，模仿了俄国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而不是创新。享有世界声誉的《阿Q正传》，这篇文章作者认为是在创作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那就是以所谓本质代替形象，也就是说阿Q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以本质代替了形象。阿Q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
现在国外对鲁迅的《野草》评价很高，认为最具有现代意义和现代技巧，但这篇文章的作者邢孔荣，却说《野草》就是二流货。鲁迅后期是所谓衰退时期，1925年以后，惟一称得上创作的作品，就是《故事新编》里的八篇历史小说，但遗憾的是，这八篇小说艺术性都很差。鲁迅一生三个阶段的作品，第一个阶段是习作，第二个阶段瑕瑜互见，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一篇是模仿的、剽窃的，另外一篇是概念化的、脸谱化的。后期的创作就谈不上什么，一个《故事新编》价值不高。另外鲁迅还有两件事谈不上创作，一个是杂文，一个是翻译。鲁迅的译文根本不好懂，绕嘴，不堪卒读。鲁迅的杂文是为了吃饭的需要，或者作为论争的手段，从本质上来讲，它就不是文学。
《何必言必称鲁迅》的作者当时是安徽铜陵财经专科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他后来认识到青年不了解鲁迅是一个悲剧。他的文章并没有学理价值，问题是当时推出这篇文章的河北《杂文报》，在创刊的时候说要去浊扬清，要继承“五四”以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传统。可是创刊未久，这个刊物的副主编储瑞耕(杂文家)就公开宣称写杂文根本不必要学鲁迅，所以此后就刊登了一系列的翻案文章，其中包括《何必言必称鲁迅》。
鲁迅是可以批评的，不是不可以分析，但是你态度不应该轻薄，什么“鲁化”，什么“鲁货”，这样的话是亵渎前贤，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这篇文章本身没有什么可讲的，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问题不在于年轻人，而在于刊物主要负责人的舆论导向。
《论鲁迅的创作生涯》的作者邢孔荣是一个成年人，他说他写这篇文章耗了十年的工夫，感到重新认识了鲁迅。重新认识是可以的，你重写文学史也是必然，但是重新认识并不等于贬低、全盘否定，起码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前提，你宰牛的话要有一把锐利的解剖刀。邢孔荣这篇文章的理论依据就是有一个文艺理论家丹纳，也翻译成泰纳，他写的一本理论专著叫《艺术哲学》。
在《艺术哲学》当中有一句话，泰纳把艺术家的一生通常分作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做真情实感时期，往往是年轻的时候有真情实感；第二个时期是墨守陈规的时期。任何艺术家一生都有这两个阶段。他就以泰纳的上述观点作为理论前提，把鲁迅一生的中期、后期通通划归为衰退时期。
那么我们跟邢孔荣分歧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泰纳这个论点，反映的、概括的是局部的文学现象，不是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所以对泰纳的一些观点不能机械理解，不能够作为普遍的创作规律来看待。比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不是讲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老了以后文章更成熟。像这样的老了更成熟的作家并不乏其人。
人的创造力取决于智力因素、动机因素、个性因素这样一些综合性的因素，它可以属于所有年龄段的人，所以很多伟大作家的寿命很长，晚年一直从事创作活动，直到去世。比如托尔斯泰，他在创作活动的晚期还写出了长篇小说《复活》，《复活》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主义嘛。歌德晚年诗情洋溢，还恋爱还结婚，还写了很多抒情诗、哲理诗。他的代表作《浮士德》，前后创作延续了60年，一直到去世前的一年才完成；像塞万提斯，55岁他才开始创作《唐吉诃德》；到了他去世的前一年《唐吉诃德》刚出版；雨果创作小说《九三年》，那个时候他已经72岁了；伏尔泰写他的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65岁了；萧伯纳写他的政治讽刺剧《苹果车》已经73岁了。可见该文作者以泰纳的观点作为依据，把鲁迅后十年的文学成就一笔抹杀，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以后，《青海湖》杂志在1986年刊出了编辑部的自我批评，说对于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这个问题理解是片面的，强调了评论自由、创作自由，忽略了社会责任感。刊物在激烈竞争下应该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而不应该去迎合一种争奇骛怪的社会心态。就是说，你现在说狗咬人，这文章没地方登，谁也不看，如果说发现人咬狗，马上就会有刊物发表。这两个教训我认为至今仍应汲取。
当时的这场论争也不是说没有缺点，我也被卷进去了。当时《文艺报》编辑何孔周给我打电话，约我写篇文章，千字文，批评当时的反鲁风。我写得很仓促，写了两个结尾，用哪个都行，《文艺报》很快登了。有一天早晨起来，新闻联播早间新闻全文播了这篇文章，播音员慷慨激昂，《人民日报》、全国各地的党报都登载了这篇文章，有的还放在头版。这篇文章叫做《不要肆意贬低鲁迅》。以后对《杂文报》和《青海湖》进行了组织处理。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一般不应该采取行政方式处理，不应该轻易动用组织手段。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
新时期有关鲁迅的论争文章当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汪晖跟辛平山的一次论争，这个是所有论争当中学理性最强的。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展开。汪晖的文章叫做《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发表在1988年的《文学评论》第六期。后来有一篇反驳的文章，题为《究竟要塑造出什么样的鲁迅形象》，作者用的是化名，叫做辛平山，发表在1990年的《文学评论》第六期。这两篇文章针锋相对，作者都在极力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不仅仅是文学价值观，也包括政治价值观。
大家看一看这两篇文章，1988年到1990年，中间隔了一年，而在隔的这一年当中，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那样一场政治风波，所以这两篇文章所反映的是新时期风云激荡的时代思潮的一个侧面。这两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汪晖现在是《读书》杂志的主编，青年才俊，也被人称之“新左派的旗帜”。他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把鲁迅研究的历史比喻为一座历史辉煌、结构稳固的古堡，像十五六世纪的古堡，他要自觉承担的使命就是要对鲁迅的研究史进行历史性的批判，要拆卸这样一座古堡。
汪文最重要的论点是鲁迅研究必须摆脱“作为规范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束缚，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梦幻性，就像过去对共产主义的畅想。1958年有一位领导人说什么叫共产主义?就是人人都可以穿老虎皮，人人都可以有飞机坐。人人都坐飞机，天上飞机不是要打架吗?那天上也可以设交通指挥岗。那个时候对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展望的。
现在我们才清醒认识到，共产主义绝不会一蹴而就，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经历好几百年。意识形态的梦幻性、宗教性、强制性扼杀研究者的思想自由，排斥了研究对象精神世界当中和其不相吻合的一些独特和复杂的现象，比如鲁迅的苦闷、孤独、虚无，因为跟主流意识形态不吻合，研究者就排斥不谈了，就回避了。这样一来，鲁迅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对权威意识形态的既成观念的论证。
毛泽东说鲁迅是革命家，研究者就写篇文章论证他为什么是革命家，他的哪些作品反帝，哪些作品反封。应该承认，汪晖的文章剖析鲁迅研究历史上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见解，比如鲁迅研究的基本构架，到底怎么来设计，是应该取决于鲁迅自身的精神结构，以此作为基本骨架呢?还是以一些先验的理论框架呢?另外就是鲁迅精神当中那些具有独特含义的思想范畴，我们不应该忽略，不应该否定，不应该以这种普泛性的意识形态来取代丰富复杂的研究本体。这些看法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深刻，也击中了长期以来鲁迅研究的一些要害。
那么究竟要塑造什么样的鲁迅形象，我们要给读者描绘一个什么样的鲁迅形象?辛平山的文章提出了与汪晖的文章截然对立的看法，其中就涉及了毛泽东的鲁迅观，和对几十年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所形成的鲁迅研究传统怎么评价。辛平山的文章是维护毛泽东的鲁迅观，以及几十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鲁迅研究的传统。
汪晖的文章说，什么叫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就意味着对旧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反叛。什么叫意识形态?汪晖说的意识形态的特点，总是使人自觉自愿地服从于某种至上的权威，正如同封建时代的人们对于“理”的主观自觉的服膺。人的思想自由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之内是被自觉、自愿、自由地奉献于一个更高的圣坛。这句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在汪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跟思想自由水火不相容的概念，所以他说鲁迅研究一定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什么是意识形态呢?意识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映象，意识形态就是跟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点、观念、概念的总和。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意识形态并不是跟科学认识相对立的一个贬义词，而是作为跟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的范畴。人的意识各不相同。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各不相同。按阶级内容和反映的生产关系来划分，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奴隶主的意识形态，封建主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同样的社会历史阶段，有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反映旧时代、旧意识残余的意识形态，也有反映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新的意识形态的萌芽。总之，意识形态有科学进步跟腐朽没落的区别，集中体现了不同阶级、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在现阶段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范畴的观点、观念是没有的。所以汪晖要求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本身也是一种观念，也是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带颠覆性的意识形态。
我们当前恪守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需要坚持的部分，还有需要发展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要扩大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讲过，恩格斯也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毛泽东也没讲过，邓小平也没讲过。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墨守陈规，原封照搬，也不能全盘排斥，一律反叛。笼统说要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我觉得从表述上来讲是不很科学的。
另外，历史上鲁迅是个客观存在，我们在他去世65年以后来认识他，当然跟历史上的他有一段距离。我们也许是很难原封不动地再现鲁迅的形象，但是作为我们的主观追求，总是想要尽力靠近他，逼近他，而不是带主观随意性来描绘他。那么在鲁迅的精神世界当中，究竟什么因素最具有深刻而独特的心理内涵，大家认识是不一样的。
的确，鲁迅的情感世界非常丰富，其中既包括有短暂的孤独，一时的绝望，也有独战的悲哀，“横站”的瞻顾——因为他腹背受敌，背后有人射暗箭，前面有正面之敌，瞻前顾后，分外吃力，心态确实非常复杂。但是作为鲁迅毕生战斗的力量源泉，我认为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我们民族的挚爱，他向我们民族背上挥鞭的时候，都是眼里含着泪水。他为什么眼里含着泪水，就是因为他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
鲁迅的精神世界非常复杂，我们只取一面而割舍另外一面，当然是不客观的。不顾鲁迅精神境界的不断的升华，夸大鲁迅精神世界当中的阴暗面，恐怕同样不公正、不客观。比如1934年11月7日萧军、萧红写信给鲁迅，问他平常有没有孤独跟落寞的感觉。鲁迅在12日的复信当中明确说，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是后期鲁迅的精神状态。同年12月10日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里面谈到，说左联的基础不好，成员的质地不纯，好的也不常有，但是不是经验少就是身体不强健。但他的结论是，被压迫的时候，大体有这种现象，鲁迅认为是不足于悲观的。鲁迅跟萧军谈《野草》，说《野草》技巧不坏，但当年写这部散文诗集的时候心情太颓唐了，他希望年轻人不要读，以免受他当年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如果夸大鲁迅精神世界中孤独、寂寞、绝望、复仇这类所谓跟现代文化思潮有着内在联系的精神现象，以此作为鲁迅身上最具深刻而最独特的心里内涵，鲁迅在九泉之下会不会感到不安?
在20世纪临末的时候，在中国文坛将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中国文坛又发生了所谓“断裂事件”和“哀悼事件”。所谓“断裂事件”指的是《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刊出了一篇叫《断裂：一份问卷的56份答卷》，参加问答的是一群体制外的文学写作者。他们自认为是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具真正独立精神立场的一代。他们要实行的“断裂”，就是要跟现行的体制性写作断裂，要跟传统文学观念断裂，要跟我们长期信守追求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我们的信仰、追求、趣味断裂。在他们看来传统是垃圾，文学是自身的。他们肯定的作家很少，只有张爱玲、汪曾祺少数几位。他们要给以毁灭性打击的对象，已经从鲁迅扩展到钱钟书、金庸、余秋雨、王蒙、贾平凹等等。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从主张知识分子要边缘化，疏离权力中心，发展到知识分子要处于跟权力对立的立场，要对权力采取批判的态度。
他们的鲁迅观是他们价值观的一个部分，在他们眼中，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其反动性不证自明，应该靠到一边儿歇一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批人?为什么会发表这么一些言论?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直截了当地直接表述他们对鲁迅的看法?我介绍一点背景资料。这一批所谓自由作家原来是有职业的，他们辞职了，炒了单位的鱿鱼，所以自由了。他们认为现行的体制剥夺人的独立精神，集体行为对于文学尤其是一种伤害，所以他们不愿意在一种体制下生活，特别不愿意从事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一开会他们就头疼，叫做开会过敏症。即使在一块儿玩，比如说在一块儿踢球，他们也感到跟在单位似的那么别扭，因为要踢球也要靠团队精神，要彼此协调配合。
像“断裂事件”的发起人，一个叫朱文，一个叫韩东。朱文是个诗人，原在江苏的河海大学任教，他辞职，把档案送到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那个地方很乱，档案一直从楼梯堆到楼下的空地上，好多人到那儿存档案，堆得很乱，在混乱当中他把自己的档案袋拆开了一看，看到系主任说了他一些坏话。他就重新回到学校，进了系主任办公室，看到系主任笑眯眯地对他，他就猛地扇了系主任两个耳光，再对系主任的笑脸猛击一拳，从此成了自由人。后来江苏电视台来采访他，让他发表谈话，他说我只会说黄段子，你说怎么办吧。朱文这些话可能也带有自我调侃的性质，他并不是光会说荤的。
其实这一批自由作家大部分人兴趣非常广泛，多才多艺，拿朱文来说吧，他原来是南京东南大学动力系的毕业生，学工科的，爱文学会写诗。“断裂事件”另外一个发起人韩东，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教员，他的爸爸是一个小说作者，家学渊源。这批自由作者当中还有的学过飞行力学、学过动力学、学过美术史，有的毕业于法律系、日语系等等，他们喜欢画画、下棋、游泳、上网、泡吧。
根据一本书记载，韩东、朱文白天还有一个爱好，常常坐在马路的护栏上看过往的漂亮姑娘。这批自由作家的心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烦躁不安，一个是感到压抑。烦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穷，就是到了贫困的边缘，无论怎么理智和痴迷都无法扼制物质贫困带来的情绪化。比如朱文在云南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发表了一首诗，后来给他寄了稿费28.98元。朱文说这是羞辱我。当时他的一位朋友在旁边，帮着大骂这家杂志。
还有一个作家叫做顾前，半年发表了七千多字的小说，一千字稿酬50块，半年得的稿酬才350块。现在要靠卖文为生那简直活不了。有人去顾前家，发现他家的墙皮是松软的，塑料地板已经老化破裂，厨房乌黑，抽水马桶漏水。他坐在一只单人沙发上，单人沙发的坐垫已经陷下去一个洞，他就坐在这个洞里，好像坐抽水马桶似的。这种经历我也有。我办公室原来那只沙发弹簧断了，我就一直坐在那个洞里，坐到前年我发了脾气。我是享受国家津贴的学者，让我坐“抽水马桶”坐了那么多年，才给我换了一只沙发。所以他们烦躁不安，穷。
另外的一种心态就是感到压抑，他们觉得自己的作品那么多，那么优秀，可是始终没有进入文坛主流，感到非常愤怒，想破坏，想颠覆。好比有一场摇滚乐演出，有个女乐手把其他乐手一个个推倒在地，而后把易拉罐饮料打开，把饮料洒他们满脸。乐手们一个个仰面朝天，一齐破口大骂，因为他们感到长期受压，无人喝彩，有断裂，好比文坛的一场文化摇滚。他们有这么一种心态，他们的表述方式就跟一般人的表述方式不一样。比如我今天跟你们讲话，惟恐有偏颇，惟恐错了，所以尽量把话说得圆滑一点。这些作家表述方法有个鲜明特点，就是凭直觉感性来谈话，肆无忌惮，口无遮拦，一逞口腔之快。就是要挑衅，就是要反精英，就是要用出格的话表明立场，直指人心，振聋发聩，表达愤怒，表达直率，表达年轻人的情感态度。他们认为像我今天讲话的表述方式是一种中庸平和的学者风度的表演，所谓滴水不漏的大师风格，非常虚伪。他们说鲁迅是老石头，就是老石头，反动就反动，并没有什么论证。所以这样一种断裂主张，是前一个时期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当中涌出的一股泡沫。但由于他们只有命题，没有阐释和论证，所以只能达到情绪宣泄的目的，缺乏进行学术论辩的理论原创性。
到1999年底和2000年初，“断裂事件”参与者之一的葛红兵——上海某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在湖南的《芙蓉》文学杂志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还有一篇《为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这两篇文章确实是惊世骇俗。因为这两篇文章的态度的粗暴，学理的匮乏，论断的偏激，文风的低劣，在历年的文学批评文字当中都是属于罕见的。在葛红兵的笔下，鲁迅在创作上至多不过是一个半成品大师，在文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在生活中，压迫他的原配夫人、正室妻子。鲁迅弃医从文，要改变中国国民的灵魂，是一种爱国主义的选择。学习成绩太差，不及格，没有办法才学文。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葛红兵认为几乎没有什么理论色彩，是非文艺非理性的批评方式，或者就是谩骂。
我觉得把葛红兵对鲁迅的批评移植到他自己的身上倒是恰如其分。近些年来在商品大潮冲击下，文学批评当中出现了以个人表现和商业炒作为动机的传媒化倾向，以小题大作、信口雌黄为特征的粗暴化的倾向，以及不顾事实和学理，故作惊人之语，乃至剽窃、克隆他人成果的学术泡沫化的倾向。传媒化、粗暴化、泡沫化，葛红兵博士的文章呢，可以说就是上述不良倾向综合症的一个病理标本。继葛红兵的哀悼之作以后，2000年第2期《收获》杂志，开辟了《走近鲁迅专栏》，发表了王朔的《我看鲁迅》，说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当不上文学大家，没有为中国的社会指条道儿，也不配称之为思想家。还有冯骥才的文章，认为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思想来源是西方传教士，就是所谓“东方主义”，鲁迅是中了传教士的毒，在鲁迅的国民性的批判背后，隐藏着西方传教士冷傲的面孔。这就等于说鲁迅批判中国国民性的这些作品就是印证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来侵略中国的合理性。关于这个问题很多，我写了一篇文章，还编了一本书叫《鲁迅风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讲了。这大概是上世纪末关于鲁迅的最后一场论争。
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发生这么多的论争，首先取决于鲁迅和他的著作这样一个研究客体。鲁迅是谁?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当中讲，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中“一切开端的开端”，我就想克隆高尔基的这句话，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天才的创造者，出色的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创造者，他不仅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他又是新兴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一个开拓者。特别是他创造的杂文这个文体，把思想情感形象逻辑高度统一，把科学分析的能力和艺术想像的能力高度统一，揭示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民族性的异化，存在的荒诞，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
一般来讲，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艺术家重感觉。我为什么搞不了创作呢，因为我艺术感觉特别差，特别迟钝。我有一个表弟搞创作。一个螃蟹爬出洞，他就能够写两千字。我就没有这种形象化的能力，感觉迟钝，“螃蟹出洞”四个字就写完了。思想家重抽象。艺术家重个别事物，思想家重普遍规律，所以一个人要想在理论思维、艺术创作两方面都屹立在时代的潮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然而鲁迅却把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辨、生动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把“思”和“诗”、文学和哲学融合在一起。他是以思想家的睿智去从事文学创作，所以他的作品当中蕴含了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成为了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思想家和艺术家。
鲁迅是立足于现实的，他是为现实而创作，并不想死了以后进天堂，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但是正因为他这种洞察现实的穿透力，反而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现实、超越了时空，而具有了永恒性。鲁迅是把创作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创作当中融进了自己的血和泪，所以他的作品又成为了他生命的延续，而不至于跟他的肉体生命同时朽腐。所以无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还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研究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鲁迅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他真是一块绕不开的老石头，所以自然而然成为广大研究者、广大读者长期关注的一个焦点。
另外鲁迅作品展示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世界，其中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消长起伏，有绝望和希望、消极和积极、阴暗和光明、求索和彷徨、苦闷和乐观、退避和抗争的厮扭，这样一些诸多的对立而又统一的因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者的光芒四射的生命整体。所以研究者要准确把握鲁迅的生命脉搏，就成为了一场非常艰巨的学术攻坚战。
从上述的意义上来讲，鲁迅研究领域无尽无休的论争，既是鲁迅的宿命，也是鲁迅研究者的宿命。鲁迅还参与和评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跟很多历史人物存在着为友为仇的复杂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反思历史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使鲁迅成为一议再议的人物。比如章士钊死了，为统一战线贡献了力量，我们就会想，鲁迅不是骂过章士钊吗?骂得对不对呢?我们纪念梅兰芳大师，又会想到，鲁迅当年不是批评过梅兰芳吗?鲁迅在《华盖集》中批评过杨荫榆，有人说杨在抗战时期骂敌身亡，那鲁迅当年批她批得对不对呢?所以鲁迅不可避免成为一个争议人物。
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领域之所以论争频繁，还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转轨时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的趋势，以及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推进和人文环境的日趋宽松。所以总的来说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令人鼓舞的，能够有不同意见多么好呢!凡是经历过单一刻板的、畸形年代的人们都会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无比广袤的世界总是充满千差万别，其实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两滴相同的水珠，当然更没有相同的精神世界，相同的情感空间，相同的思维模式，特别是在转轨时期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人们的现实需求、现实利益不同，对事物的评价标准也会出现差异。比如，你信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你信仰不信仰社会主义，这种认识的分歧就决定了对鲁迅后期评价的分歧。因为鲁迅说过十月革命的好话，肯定过苏联，这是他的历史局限，还是他的先见之明?
有评价标准的差异就会产生评价的分歧，从而产生观念的碰撞，导致理论的交锋。所以在鲁迅研究领域当中开展学理性的讨论和争论是正常的，只有在这样一种讨论和论争当中，谬误才可以得到澄清，偏颇才可能得到纠正，鲁迅学的整体水平才会得到提高。但是我们希望尽量避免那些非学理性的、带炒作性的论争，应该尽量避免在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下对鲁迅进行情绪化的酷评苛责。
我们在总结新时期关于鲁迅研究论争的时候呢，还应该看到健康的学术论争固然可以为学术文艺的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动力，但论争并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也不是鲁迅研究的全部。现在我们处于新时期的开端，各门学科都在谋求学术突破，力求加强学科的自身建设，作为这种兼容性、开放性的鲁迅学，在对自身的发展进行反思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提出构建一种学术新格局的战略设想，使鲁迅文本的阅读空间不断地得到拓展，使鲁迅的文化遗产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只有正面加强鲁迅学的学科建设，才可能消除一部分人对鲁迅的偏见和误解，使鲁迅的传统真正成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一种活性的传统，使鲁迅学在中国的新时期能够放射出新的学术光芒。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儿，留下点时间咱们展开讨论，好吗?谢谢!
傅光明：两个小时的时间多少限制了陈先生洋洋洒洒的发挥，下面半个小时我们也抓紧时间请听众朋友提问。今天的提问就不可能像上次一样那么让听众朋友自由发挥了，我们就得做一点限制：请提问的朋友首先要等我们的工作人员将话筒送到您的手中，这是为了我们下一个年度的演讲录的观众提问得到保证，再一个呢就是请朋友们在提问的时候最好提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两个，干净利落，不要握住话筒作太多的自我发挥。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和合作。现在提问开始。
问：你好，我问一个稍微比较偏的问题，有人有这么一个提法，说如果鲁迅在1936年不是因肺病过世，或者他活过了1949年，以他嫉恶如仇和直言耿直的性格，他在1949年以后的各种政治文化运动中都会被整死，而造成的结果，他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没这么高。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不懂为什么总是说鲁迅是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为什么不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我就问这个问题。
答：鲁迅1936年就去世，是幸还是不幸?前不久我讲过这个问题。我说我思来想去，答案是兼而有之。鲁迅仅仅活了56年，就离开我们而去，对于他来讲是不幸，更是中国文化的不幸，如果他多活几年多给我们留下一些文化遗产不更好吗?但是他死得其时，正好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就去了，避免了在中国“寿则多辱”这样一种命运，中国活得越长的人经历的历史风波就会越多。这又是他的有幸。鲁迅死后在全世界拥有亿万读者，他的读者群这么多，在世界著名作家当中恐怕首屈一指，这是鲁迅的有幸。但是他的作品没有速朽，又是不幸。鲁迅希望他的作品像野草一样，赶快消亡。他的作品抨击的时弊，抨击的社会弊端还没有消亡，有的甚至还变本加厉，像封建主义的余毒，这又是鲁迅的不幸。所以鲁迅1936年死是幸是不幸我觉得是兼而有之。如果鲁迅1936年没死，一直活到今天，会怎么样，这是一种预测学的问题，是一个假设性的提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教养，不同的政治理念，对待同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比如毛泽东说，鲁迅活到今天绝不会用他那枝锋利而又辛辣的笔来攻击新社会，攻击共产党。胡适就假设“鲁迅今天若不死，天安门前等杀头”。还有郭沫若说鲁迅如果表现好会怎么样，表现不好又会怎么样。这种假设是不可能取得共识的。我这个问题先回答到这儿。
问：陈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收获》杂志发表那篇王朔的《我看鲁迅》，你对那篇文章怎么看呢，你认为有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答：王朔写《我看鲁迅》，是经过了认真的思索，还请教了一些朋友。据我所知就请教了他的朋友梁左。我问梁左，你认为中国谁是大师?他说是王朔。有一天快到中午，梁左特意来找我，问鲁迅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我说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先跟我吃饭去吧。我请他吃了一顿饭，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他可能就告诉王朔说鲁迅的思想也没什么新鲜的，根子是不是在我这儿我也搞不清楚。
王朔作为一个作家，他可以对鲁迅的作品发表他自己的一些感悟，但是如果把王朔的观点作为对鲁迅的一个学理性的评价，那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反驳王朔观点是毫不困难。比如王朔有一个得意的论点，就是“不写小说就不配称作家，不写长篇就当不了世界文豪”，而鲁迅只不过留下了几堆杂文。如果这个论点能够成立，那么在中国文学史上，在唐代以前司马迁也好，屈原也好，司马相如也好，这些光辉的名字都会通通被抹去，因为只有到了唐代产生了“传奇”，我们才有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如果不写小说就不是作家，唐以前就没有作家了，连屈原都不是作家了。
如果以篇幅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作家的成就，那我们知道蒲松龄他写的是《聊斋志异》，另外有一个夏敬渠他写的是《野叟曝言》。在座的谁都知道《聊斋志异》，但看过《野叟曝言》恐怕没有几个。《野叟曝言》是长篇，《聊斋志异》是短篇，所以文学价值的高低并非取决于篇幅的长短。如以篇幅论，那莫泊桑、契诃夫在文豪的排行榜上也要被删掉。
王朔说，鲁迅的思想没有什么深刻的，主要就是说鲁迅没有给中国的社会指一条前进的道路。给社会给民族指道，这种思想叫做社会政治思想。实际上思想就是观念，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理性认识。思想的范围非常宽泛，有哲学思想、逻辑思想、文学思想、科学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等等。鲁迅没有一部完整的理论专著，但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主要体现在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他思想的深刻可以跟他同时代的任何的作家来比肩的。现在有些人研究鲁迅的教育思想、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的伦理思想、鲁迅的哲学思想，都有专著出版，所以鲁迅的思想非常丰富。没有理论专著就不能成为思想家吗?那么孔子呢?孔子没有理论专著。《论语》是他的弟子记录他言行的一部书。老子在西方评价很高，西方认为老子是东方古代思想的精神代表，但他留下的《道德经》只有五千言。
所以王朔这样一些论点我觉得从学理层面来反驳是很容易的。他还认为，阿Q也是非常概念化的人物，实际上阿Q这人物虽然带有高度的抽象性、普遍性，但是他又融合了感情具象，具有鲜明个性。所以鲁迅讲，如果没有沾染游手之徒的狡猾，那就不是阿Q，但是流氓气太多，那也不是阿Q。戴瓜皮帽而不是戴毡帽，那不是阿Q，阿Q必须戴毡帽而不是戴瓜皮帽的。阿Q被送上刑场的时候，他坐的是大车而不是坐摩托。让阿Q坐摩托去慷慨就义，那就不是阿Q。所以阿Q是一个个性和共性的高度统一，是超越时空、超越地域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典型。王朔作为一个自由作家、反体制作家，他的文化活动的一个宗旨就是要亵渎神圣、消解崇高、反叛权力、颠覆传统，所以他对鲁迅的评论也是他文化活动的一个部分。但是若干年以后我们总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那么鲁迅毕竟还是鲁迅，王朔终究还是王朔。
问：我想请您帮助证实两件事情，一个是“文革”初期(这都是道听途说)“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好像有一部分鲁迅的手稿，当时曾被他转移到什么地方，是否有这件事情，还有目前这份手稿的下落?第二就是据说许广平先生曾经为这件事情发病，是否有关系?
答：鲁迅现存书信手稿我记得是1333封吧，但是在“文革”以前，《鲁迅全集》里边只是收录了三百多封，那为什么不全收呢?因为里边涉及左翼文艺阵营的内部论争，比如批评“四条汉子”是奴隶总管，工头，以鸣鞭为惟一业绩。这批手稿保存在鲁迅博物馆。“文革”期间，江青派戚本禹到文化部肖望东那里拿到批文，从鲁迅博物馆就把这批东西调走了。后来戚本禹作为小爬虫被揪出来了，许广平很着急，这批鲁迅书信是她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许广平写信给周总理反映情况，总理命北京军区傅崇碧处理此事。据戚本禹交代，书信手稿被江青扣留在钓鱼台的保密室里。傅崇碧就开吉普车到钓鱼台，今天国宾馆的地方，江青在那儿办公，还带了个秘书。江青当时非常恼火，说你光天化日之下开着吉普车带着手枪来冲击“中央文革”办公所在地。“女皇”一发脾气，吓得傅司令员的秘书犯了病，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后来一找，在钓鱼台江青的保密室，找出了这几个楠木箱，把箱子摆在钓鱼台的台阶上，一打开，箱内装的就是鲁迅书信手稿。江青说：这不都在吗，这不都在吗，哪儿丢失了。江青受挫后不甘心，于是制造了一个杨、余、傅事件，就是傅崇碧、杨成武、余立金事件，其中傅崇碧的主要罪名就是冲击钓鱼台，傅崇碧有一本回忆录，里边就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许广平因为鲁迅手稿一时下落不明深受刺激，给周总理写信，晚上也睡不好，第二天到她一个朋友家里去，那个朋友叫凌山，是翻译家董秋实的夫人，到她家里去谈这个事情，谈着谈着心脏觉得不舒服，她的儿子周海婴把她扶起来，穿上大衣，送到北京医院，因心脏病突发就去世了。我记得是1968年3月2号，可能就是那样死的。
问：陈老师您好，当代青年在阅读鲁迅作品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人都觉得有点艰涩难懂，我想请您对于当代青年阅读鲁迅作品提几点建议好吗?
答：这个问题鲁迅讲得很清楚，就是要“知人论世”，年轻人之所以感到晦涩难懂，因为他们不了解鲁迅创作的历史背景，特定的文化语境。现在鲁迅的作品历版不衰，《鲁迅全集》再版了10次，而他论争对手的文章很不好找。这样鲁迅就成了仰天吐唾沫，对空中击拳，逮谁跟谁急，逮谁灭谁，这么一个有点精神变态的人。读者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污蔑他，怎么样来中伤他。所以要读懂鲁迅作品，最关键就是你要“知人论世”，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说，我为什么花那么多钱，节衣缩食来买当年的杂志、报纸呢，我也不傻，就是因为通过杂志、报纸你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的文化氛围。
问：鲁迅曾经跟郭沫若论争过，跟成仿吾也论争过，而鲁迅最得意的那些弟子，他很看重的这些学生，像胡风，还有冯雪峰，这两类人，一类可以说曾经是他的论敌，另一类是他的继承人，在1949年后他很看重的这些学生却被相继打倒，而他的论敌则成为了这个新政权很器重的人。像郭沫若曾经说鲁迅是二重反革命，而在1949年之后又在毛泽东主席讲话之后重新举起了鲁迅这面旗子。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样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呢?谢谢!
答：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回答起来是很不容易。鲁迅历来是主张精神独立、思想自由。鲁迅很少谈民主，但是谈个性解放，胡风就继承了鲁迅这样一种传统，强调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在革命过程中强调的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到了建国以后又被推向了极端，所以胡风那些文艺主张得不到广泛的认同。周扬是文化官员，郭沫若到后来也可以说是文化官员、政治人物。成仿吾跟鲁迅论争的时候，曾经攻击过鲁迅，说鲁迅的《呐喊》里面的那些作品价值都很低，只有一篇《不周山》是佳作。鲁迅很生气，后来成仿吾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偏激，到了30年代他跟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时候，他是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鲁迅不计前嫌，说成仿吾变得黑黑的，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变成了钢铁似的人。鲁迅这个人，只要是大家为了同一目标，他并不时时记着个人的恩怨。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建国以后我们党的文艺政策发生了偏离，所以导致了胡风、冯雪峰、丁玲在建国后的灾难和厄运。
问：都说中国的文学流派有茅盾的“创造社”，还有胡适、徐志摩的“新月派”，我不太了解鲁迅和“新月派”他们之间观点有什么不同?
答：刚才有一个提法是不对的。“五四”时期文学流派主要是以茅盾、叶圣陶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以郭沫若为首的是创造社。创造社又分前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新月社20年代在北京是文人的一种聚会，一种文艺沙龙，不是一个严格的团体，到了上海以后开办了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杂志，后来又出版《独立评论》，形成了一个派别。新月派有它的文艺主张，也有它的政治主张。政治主张主要是希望中国能够制定约法，保障人权。立法和人权是胡适他们的政治主张。他希望能把西方的民主制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来。鲁迅跟新月社的论争主要是跟梁实秋个人之间展开的，他围绕着翻译的问题、文学的阶级性问题相互辩难。鲁迅认为文学固然要表现普遍的人性，但是人性在阶级社会也不免带有特定的阶级性。拿出汗这样一个很普通的生活现象来讲，少爷、小姐出的是香汗，人力车夫、臭苦力出的是臭汗。连出汗都不可能一样，爱憎喜乐怎么会一样呢?比如说，北京的贫妇不可能像林黛玉一样的养兰花，贾府的焦大也不会爱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如果不承认阶级性，中国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呢?梁实秋说工人资本家都一样。工人要是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劳动，他也可以成为有产者，如果连阶级对立、阶级矛盾、阶级压迫都把它抹杀了，那么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不也就抹杀了吗?当时我们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左翼文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翼，所以当时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在翻译问题上，信、达、雅到底是以信为主，还是以达和雅为主?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是硬译，译文不好读，绕嘴，鲁迅说我翻译要忠实于原文。信、达、雅是，信是第一位的，不仅要符合外文的原意，而且要符合外国的语法的规范，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胡适的翻译就有很大的随意性，他对原文进行增、删、修改，像胡适翻译的《最后的一刻》，跟原文一对照，就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有人把胡适的翻译叫做“胡译”。但新出的中国的翻译家词典没有胡适的名字，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胡适也还是翻译家嘛。鲁迅和新月社之间的论争，主要是跟梁实秋之间，围绕文学阶级性问题还有翻译的原则问题展开的。
问：您好，我提一个问题。当年张艺谋拍了一部《红高粱》，当时遭到许多人的攻击，因为他那个片子揭示了一些民族的阴暗面，但是鲁迅先生写了一部《阿Q正传》，在阿Q身上也有一些民族的劣根性。您作为一个鲁迅的研究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这个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鲁迅写的阿Q反映了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一些下层民众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文化审丑行为。阿Q头上有一个癞疮疤，别人见了讽刺他，阿Q就很生气说，你还不配呢!癞疮疤在阿Q身上都成了骄傲的资本，胜利的旗帜，“以丑骄人”，丑恶都成了骄傲的资本。这是不是鲁迅的虚构呢?不是。《新青年》杂志就登过北大教授林损的一首诗，大意就是说，我跟你比不过干净，干脆就跟你比肮脏。比不过美，就跟你比丑。比不过阔，跟你比穷。所以鲁迅剖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客观存在的。张艺谋那些文化片子迎合了西方一些人的一些观赏的习惯，所谓“东方主义”。西方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愚昧、落后，但是东方又具有香格里拉的神秘色彩，令人向往。张艺谋夸大了我们民族习俗当中的落后面，有一些东西在民间都是不存在的，有些很粗俗，是脱了裤子给人看，迎合一些西方影评家的口味。我不认为张艺谋那些作品内容是健康的。
傅光明：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演讲就到这里，我们首先感谢陈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精彩演讲。我想说陈先生的演讲为我们注入了一针精神的兴奋剂，我们要学鲁迅，学鲁迅的什么呢?学鲁迅的精神，学鲁迅的风骨。环顾我们浮躁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正在丧失这种风骨，就是有鲁迅这种真精神，敢于呐喊出真声音的作家文人已经越来越少，浮躁的文人非常多。这种空气呢，应该也让我们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由鲁迅的风骨、鲁迅的精神去净化，去抵挡。另外，陈先生在讲到若干次关于鲁迅的论争过程当中，也涉及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朋友也都会有所体会。不论是我们政治历程上，还是我们的文学论争上，我们都长期重复着一个恶性的循环往复，过去否定了的，今天肯定了，今天肯定的，明天会不会还否定，这些都不知道。那么我们都要以这种理性的判断代替可怜的一种忠孝，就是以鲁迅的这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考来从事自己人生的进取或者是叫探险。
我们从去年演讲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一年了。文学馆的演讲正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朋友们的喜爱。文学馆的演讲能有今天，并且今后还要继续发展，继续生存，就有赖于朋友们的继续支持。那么在这里呢，对朋友们一年来给予的关注，我谨代表文学馆向大家表示感谢。也希望大家以后继续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扶持我们文学馆的演讲，我们共同来把它办好。
今天的演讲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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