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小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教授。)
2001年6月24日
傅光明：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他这个“馆员”可不是中级职称，而是一种荣誉。中央文史研究馆是毛主席本着“崇文敬老”的精神创立的，第一任馆长就是做过毛主席老师的符定一先生，其后是章士钊先生、杨东莼先生。“文革”期间，文史馆也难逃厄运。粉碎“四人帮”，恢复文史馆以后，第一任馆长是叶圣陶先生，叶圣老去世后，我的恩师萧乾先生继任馆长。现任馆长是启功先生。萧乾先生任馆长前，文史馆馆员主要是书画家和旧体的诗人、词人。因为萧先生本人是个作家，是个文人，所以他任馆长之后，就特别注意吸收老学者、老编辑进入文史馆，而且他亲自挂帅，主编《文史笔记丛书》。他当馆长之后吸收的第一位馆员是刘北汜老先生，现在也已经过世了。刘老是当年萧先生《大公报》的一位同事，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编辑家。第二位受萧乾馆长所聘的，就是吴先生。吴先生满腹的古典文学学问，满腹的文史掌故。他跟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文人作家有非常好的交往，所以我跟吴先生商量了一下，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文坛与文风》。就是把他同著名的文人作家的一些交往，对三、四十年代文坛的描述，以及对我们今天时下文坛、文风的一个评估讲一讲。吴先生说他可能讲得很零碎，我想如果是散的话，他也肯定会有一条主线，我们也要有意识地把这些散点连缀起来，看看是不是呈现出当时文坛和我们今天文坛与文风的一种对照。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一个分析。现在就让我们以掌声欢迎吴先生为我们演讲“文坛与文风”。
首先我应该向各位来听讲座的女士、先生们表达我的敬意。今天是一个休息的日子，休息的日子嘛，现在报纸上都宣传叫作休闲，应该“闲”。今天又不太热，大家放着良辰美景不去欣赏，跑到这馆里来听我瞎白话，首先把大家的宝贵时间就给耽误了。这是我很抱歉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讲的呢，也不一定尽如人意，这样的话大家的时间就浪费了。所以我首先对来捧场的各位表示敬意，同时我自己表示歉意。
另外我还要说明两点：第一，我退休以前到现在为止，是教古典文学的，教中国文学史的，是跟古书打交道的。尽管我也很喜欢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也对现当代的作家和现在的文坛的大致的情况有一点了解，但我毕竟是搞古典的，我不是搞现当代的，难免说外行话，这是要向大家首先说明的。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现代文学史，包括当代的一些记录文学发展的书籍已经很多了，我手里一本现代文学史的书也没有。当代的情况，这几年因为退休了，也了解得不是很全面，所以应该说就是全凭感性的一点知识，或者是头脑里头的记忆。
刚才傅光明同志说，谈谈30年代，其实30年代我还上中学，我在文坛的主要活动还是在40年代，因为40年代我在上大学，跟文坛接触比较多一些。别管怎么说，是一个外行，这一点要请大家谅解。不像光明同志他本来就是搞现代文学的，搞当代文学的。但我对现当代的文坛有点儿兴趣，还比较关注，所以就接受了馆里的邀请。光明同志的意思就是希望我谈谈解放前我所接触的当时的文坛大体的一个轮廓、一个状况，同时也谈一谈那个时代(距离现在正是半个世纪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文风，所以我这个题目不专指当前的文坛和文风。至于说当前的文坛和文风，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能我发言的资格很少、很小，但是对于40年代、30年代我还可以说几句。因为30年代我上中学了，已经接触现代文学了。所以我今天还是要从30年代谈起，然后谈到今天。
今天我不想把文学目前的情况作为重点，但是我看到了目前的文坛有一些不正之风，我这个人说话嘴比较敞，得罪的人也不少。昨天我参加了一个会，会上有个熟人看见我，他说：“你明天要去现代文学馆，去讲‘文坛与文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城里都宣传了。”他底下又来了一句：“你又去得罪人哪?”可见我“得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了。应该改正这习惯，但是我这个人又偏偏的有一点儿固执。前不久在北大也做过一次报告，有人对我的看法不同，向我提出意见。我的答复是八个字“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我就是这么一个态度。认为我说的是对的，我就不改，错的我就改，有我的书和我的文章作为证明，我并不讳疾忌医、护短，至少我自己尽量地往这方面做，但是我认为应该坚持的我还是要坚持，这大概就是我一辈子(我今年虚岁80岁)做人的一个准则吧。我把丑话说在前头，然后我们就开始谈。
我有这么一个习惯，写讲稿特别是像这样比较郑重其事的讲座，我还是写了一个讲稿。尽管写了讲稿，难免跑题，难免扯远了。原来我的老师说，讲课不能死板地讲，得有点儿水分。最近我听说，就是我们北大老师陈平原先生，他是中年的教师，现在可以说是很走红的一个老师了。他也认为，讲课应该有点儿水分，看来这有水分是我们教书匠很难避免的这么一个习惯吧。我的老师现在还健在，今年91岁了，北大的林庚教授，他在最后一次告别的演讲中，就主张讲课应该有点儿水分。他举了一个《红楼梦》的例子，《红楼梦》里头贾母的丫环是鸳鸯，贾母“调理”鸳鸯，就是打扮她，把她“捯饬”得越来越好看。《红楼梦》里头是这么写的，说贾母把这个女孩子调理得跟“水葱儿”似的。林庚先生当时就说，可见这个“水”字还是缺不掉，如果这句话，要把那“水”字去了，说调理得跟“葱”似的，那大概就不行了。我是走到哪儿都举林庚先生的这个例子，这也是替我自己护短。
那么，今天要谈的这个关于“文坛与文风”的问题，我是想从30年代谈起，因为我是从30年代上中学时开始从教科书上接触到一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然后就去找原书来读。我说的是“五四”以后，“五四”以前咱们就不说了。比如说，教科书上选了鲁迅先生的，是从《野草》或者是《朝花夕拾》里边选出来的文章，《野草》里边有一篇文章叫《秋夜》，教科书上有。我就去找鲁迅先生的原作去读，上初中的时候就读了《呐喊》、《彷徨》等。教科书上也选了老舍先生的作品，当时我们的国文老师，对老舍先生特别崇拜，就大力地推荐了老舍先生已经发表的长篇小说，第一部《老张的哲学》，底下跟着就是《赵子曰》、《二马》，这些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我在上初中的阶段，当时老舍先生发表的长短篇小说我几乎全读了，只有一本书是后来等于“补课”读的，就是《猫城记》。《猫城记》当时我没找着，后来发现了，这本书我还买到了一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本书才没有了。
所以我接触现代文学可以说是从30年代开始，而40年代我就进入这个圈了。我当时在清华念过一年，在北大念过两年书，最后是从北大出来的。我个人有这么一个感觉，不管说是文坛也好，是学术界也好，我们不提倡“一言堂”的作风，但是我们需要大师级的作家和学者。大师级的作家和学者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学术水平的。我们现在提起来，有位老先生是大师级的，我们一般都念陈寅恪(ｑｕè)的。可是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说是赵元任先生就反对念(ｑｕè)，我算是陈先生的学生，我们都念陈寅恪(ｑｕè)，就是现在的这个恪(ｋè)，这是现在《新华字典》上的读法。我还是遵照习惯吧，我还念不惯陈寅恪 (ｋè)。像陈寅恪(ｑｕè)先生是大师，现在，我们认为钱钟书先生也是大师，这是学术界的大师，而钱先生又是创作界的，也算是大师，虽然作品不多，但是影响很大。作为一个作家，又是记者，萧乾先生萧老，那也应该说是大师级的人物，大师级的作家。我们是需要大师级的作家和学者的。
从“五四”以后，到1936年以前，有一点是抹不掉的。尽管有一些人在那里提出反对的意见、否定的意见，甚至于叫嚣的意见、狂妄的意见，可这个否定不掉。就是：真正的大师，那怎么说还是鲁迅先生。实际上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我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毛孩子。真正读鲁迅作品，是在抗战时期《三十年集》出版以后。那时候已经变成禁书了，我是从同学那儿一本一本借来偷着看的。一直到今天为止，我认为1936年以前，文坛的大师没有超过鲁迅先生的。
当时所谓“五四”运动(包括政治上的运动)，我们有好几个词儿，一个叫作“新文学运动”，还可以再扩大一点儿说是“新文化运动”。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或者是“新文学运动”的作家，人数是不少的，但是中心人物或者说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始终是鲁迅。尽管现在好多人在那儿说怪话，瞧不起鲁迅，说实在的，那些个说鲁迅先生不好的主儿，他是不是真看过鲁迅的作品，是不是真看懂了?都成问题。我都没有真看懂，《野草》我看了多少遍，到现在我没真的看懂。
现在你看什么最多呀?“家”最多!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什么什么家，著名文学家，前头有著名，后头有什么什么家。还有就是什么什么长，别管它这个头衔怎么样。鲁迅先生的丰功伟绩，鲁迅先生的不朽的作品，是抹杀不掉的。我这里又要说闲话了，四人帮当权的时候曾经搞过“批林批孔”。我的父亲是老南开的学生，他跟周恩来总理是同班同学，而且又同岁，他们在同学的时候睡过上下铺，总理睡上铺，我父亲睡下铺，那应该说跟总理的交情是很深的。70年代“批林批孔”，我父亲非常恼火。我那会儿还没有被解放，还在关牛棚，抽空儿去看我父亲。有一次看见我，他就说：“怎么能够批孔?这个孔是批不倒的。”他发牢骚，我就劝他。我说：“你呀，不要生这个闲气，你不是说孔子批不倒吗?你明知道批不倒，你就别生气，早晚它还是会再站起来的。你知道它批不倒，你还生气，你这不是矛盾了吗?”果然孔子没批倒。孔子尚且批不倒，何况鲁迅?
我记得20世纪末，前些年吧，有人要推选21世纪的明星、21世纪的新星。我在《武汉日报》发过一篇发牢骚的文章，我说推选明星、推选新星得这个世纪过去以后，看看谁有成就，谁是真正的星，你才能选。还没到21世纪你就封他是星，他万一要不是星，或者是从天上掉下来，这个星不见了，怎么办呢?所以我当时就说，如果说20世纪在中国文坛能够得上星级的，这个星级咱们不去跟饭店去比，真正的星，真正光灿夺目的，只有鲁迅先生。我说要是选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星，那只有鲁迅。如果是在艺术界，因为我是一个戏迷，我喜欢京戏，如果要是选20世纪的戏曲的星，只有一个梅兰芳，别人够不上。如果你想在20世纪末就去选21世纪的星，这是徒劳的，选完了不够格儿怎么办呢?这个星要是不成材，不成器，你不是白费事吗?你这选星的主儿也丢人哪，是不是?我就不同意这种超前的做法，我这个头脑是很保守的。
说到文坛，除了代表人物以外，除了大师级的作家以外，当然大师级的作家也不光是鲁迅先生一个人了。这里不详细说，我是说那是最突出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所谓的文学流派，文坛总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流派，听说要到我们馆里来讲这次课的时候，我就回顾了一下，我刚才说了，我手里一本关于现代文学史的书都没有，只凭我的记忆。从“五四”以来，在座年长的老先生们可能知道，年轻的同志也可能知道，最有影响而且吸收的成分也比较复杂的，大概就是“文学研究会”。当时“文学研究会”应该说还算是一个进步的组织，尽管它有点中间性，但是“文学研究会”在当时、在“五四”以后还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团体，是一个很松散的流派。
现在我们老爱划线，就是左、中、右，谁是左谁是中谁是右。如果这样的话，“文学研究会”至少也应该是中左，因为其中好多的作家或者是倾向于革命，或者干脆投身于革命。“文学研究会”虽然不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但是里边人才济济。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周作人，我们新中国非常有名的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还有不幸50年代就去世的郑振铎先生，他们都是属于“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先生当时基本上也应该属于“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这个流派的。左派的，就是倾向于革命或者是干脆投身于革命的，参加革命、宣传革命的，大家都知道有“创造社”，“太阳社”，后来成立了“左联”，当然这是左派的组织，也是左派作家集中的地方。最早鲁迅先生也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太阳社”和“创造社”有时候跟鲁迅先生还抬扛、还批评鲁迅先生。现在看来恐怕还是有误解，有过左的地方。这些都没有影响到鲁迅先生的成就和他对革命的贡献。
下边就要谈谈，除了“文学研究会”或者是左派的文学团体组织以外，也有一些一直到现在还被人误解为是属于右的文学派别或者是文学团体。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新月派”，“新月派”写诗的以徐志摩为代表。实际上“新月派”的内涵也是很丰富的，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完的，“新月派”到后来出了一个闻一多，是民主的斗士。除了“新月派”还有“论语派”，就是林语堂等人，提倡隐士文学，提倡幽默，提倡晚明小品这一套，一般也认为“论语”是一个右的文学团体。直到90年代末本世纪初，也就是这一两年，有些文章已经替“新月派”、替“论语派”不能说是翻案，但是是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评论。
我们如果找到旧杂志，去翻翻《新月》杂志，翻翻《论语》杂志，并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右、那么差劲、那么不革命。不是。来讲课之前我清理了一下思路，我想到了一点，“新月派”也好，林语堂所主持的那个“论语派”也好，当然后来还有《人间世》了，《宇宙风》了，实际上基本是属于一派的，人品很杂，有的人后来当了汉奸了，那不说了。拿林语堂本人来说，或者是拿“新月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来说，有一点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不是国民党御用的团体，那些作家也不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
我就回忆了一下，当时所谓真正的右，甚至于就是反动，就是真正被国民党利用的所谓文学团体，或者是刊物，或者是作家，我一个也想不起来。在我脑子里就没有，勉强想起来一个陶希圣，就是替蒋介石做《中国的命运》的那位，也不能算是个作家呀，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反动的理论家。我就感觉到，你现在别管归到“中右”也好，归到“中左”像“文学研究会”也好，彻底的左派咱不谈了，就是说“中右”也好，或者“中左”也好，它有个“中”，而这个“中”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比较自由，比较有独立的观点、看法、风格。具体的来说，看看这些刊物和在这些刊物上写文章的作家吧，比如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做了汉奸的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在《论语》上写过文章。最早鲁迅先生也在《论语》上发表过文章，后来意见越来越分歧，所以他跟林语堂的关系就疏远了。
我的意思是说，包括像周作人这样后来沦为汉奸的人，在抗战以前他也没拿过蒋介石的津贴。他不写小说，他是写散文的，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并不是等同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的那一套东西。我们今天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来看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也就是我上中学时能够接触到的这些作品，就有一个感觉，你要看整个的杂志，别抽出一篇、两篇来看，要整个看办杂志的趋向、趋势，以及它这个杂志里边各种各样的文章，也有左的、也有中的、也有右的。它们并不是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之下的。如果把它们都一棍子打死，是不公平的。最近我看我们的文坛，有一点儿替这些所谓“中右”的作家或者是刊物说话的意思，比较客观，这也是一个进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对的也算错，错的就更错，不能那么看。
但是在过去，在抗战以前，这里说一句公道的话，包括鲁迅先生本人，稍微地觉得有一点儿不革命的味道，也是不容忍的。因此鲁迅先生写了不少的战斗文章，现在他挨批评也在这儿，说有些人你可以批评，你应该批评，有些你犯不着批评。当时鲁迅先生有他的观点，他认为应该批评的，他就批评。可是我们看鲁迅，也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我始终牢牢地记得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叫做《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真正要战斗还是咱们解放后说的两句话，叫“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摆出来，你是反动的，你是革命的，你是怎么样的；然后你跟人讲道理，这个能说服人。我们最反对的就是打棍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管你对不对，先进牛棚再说，只有错拿的，没有错放的，那就无理可讲了。
从30年代开始我所接触到的左的、中的、右的文学团体、文学流派，在我印象里头就是这样。就是说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接触到的，你说它资产阶级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基本上都还是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有发表个人观点的权利的一些作家。
在我身上还产生过一个误会，我简单说一下，前边我说过了，我是很爱看老舍先生的作品的，这倒不是因为我到现代文学馆来作报告，馆长是舒乙先生，我就大捧老舍。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读老舍先生的作品，抗战前的作品，从《老张的哲学》到《骆驼祥子》，他的小说吧，长短篇的，一篇不落我都看过，当然在写文章的时候就受影响。可惜我没学好，对于老舍先生的纯粹的北京的风味，我没学到手，学到的是油腔滑调。我在中学里做作文的时候，交给老师一篇文章，老师下来评语，说你受“论语派”文章的影响太多，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有点儿油腔滑调。当时我不服气，那会儿《论语》杂志我连一篇都没看过，杂志我都没接触过。倒是这篇文章老师批完了以后，我才找了《论语》杂志来看的。说我像它，我没看过，我怎么会像?我承认我是受老舍先生的影响，没学好，我过去曾经有一篇文章谈我怎么写文章和怎么做学问，那是80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说，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新文学，也做过当作家的梦。比如说沈从文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也学过沈从文先生的文笔，结果学到手的是晦涩。就是说把人家的不是最精彩的东西学来了；学老舍先生就把笔调学油滑了；学何其芳的《画梦录》，学来学去变成了堆砌词藻，没有人家那才华。所以我最后放弃了当作家的梦，干脆钻入故纸堆教书混饭吃。我这一生没干过别的，就是一个教书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教书匠。
抗战以前这些文学团体，左的不说，不管是中的也好，“右”的也好，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右，真正的右是国民党花钱买来的那些所谓的作家写的作品，没人看。至少当时我根本就不接受，脑子里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片空白。
我们常说文坛，要说到这个坛，咱们得抠抠字眼儿，这坛大概比这平地得稍微高一点儿，对吧?天坛、先农坛，咱们中山公园还有一个五色土社稷坛，那是不是比平地稍微高一点?而且应该是一块集中的土地。文坛者，就是说有这么一批人，有代表性，也比一般人的见解、水平高一点。既然是“坛”，那就要比平地高出一块儿，高出一头，而且还要拥有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作家。我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鲁迅先生逝世以后，不久就爆发抗日战争，作家的群体就分散了，有的到大后方去了，比如说当时的陪都重庆，就是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那儿有一批作家。有的作家到延安去了，真正投身于革命。留在沦陷区的有的隐姓埋名，不再发表作品了，有的孤军奋战。当时上海成为孤岛，真正能够维持上海所谓文坛的一点儿生气，那应该归功于留在孤岛上的几位作家，柯灵先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当时在上海的还有郑振铎先生。虽然许广平先生当时不写东西，可是许先生应该说在上海孤岛上为当时的文坛起了一个后盾的作用，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注意许广平先生的动态。
现在我们好多的作家都认为张爱玲不简单，是个有才华的女作家，事实上你仔细想想，她是柯灵先生提拔起来的。当时柯灵先生在上海办杂志，那个杂志应该说还是爱国的杂志。到现在为止，我们说胡兰成不是个东西，但是不说张爱玲是一个反面人物。张爱玲的作品从我个人来说，是很喜欢的，尽管有的人瞧不起张爱玲，但我认为张爱玲写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我写的第一篇书评就是评张爱玲的《流言》，是个散文集，后来我又写过《传奇》的书评。毕竟在她的作品里边揭露了封建旧式家庭的黑暗面，她向往着自由，向往着能够冲出礼教的牢笼。张爱玲的作品还有那么一些东西，不能说全无是处。当然她文笔不错。
可是真正让张爱玲逐渐走向成名，那恐怕应该归功于柯灵先生当时办刊物，有刊物她才有发表的园地。后来又有一位女作家，胆子也不小，才气我认为不如张爱玲，当时影响也不小，就是苏青。这两年苏青好像有点儿翻身了，可是当时有些人就不赞成她，因为她写男女问题写得太直率，写得太坦率了，不忌讳。可是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苏青的文笔还是很干净的。没有想到进入90年代，许多年轻的女作家，要把衣服撕开，让人家看她被遮住的部分，公开写在书上，写在纸上，让大伙看。《上海宝贝》不是给禁了吗?我说禁得有道理。如果一个女作家为了所谓争取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口号唱得蛮响，而实际上可以跟好莱坞裸体女明星相提并论，真正的文学应该往那个道儿上去吗?这样的文风站得住吗?这算是优良的文风吗?是好的传统吗?我看不是。
1992年秋天，我到德国去讲了一学期的课。1993年年初回来的，回来以后我就去看周一良先生。他就问我，你在欧洲在德国，看到一些我们国内看不到的书没有?我说，看到了，有一些书写得比《金瓶梅》热闹多了，而且就在日报上登着。现在《金瓶梅》至少在北京来说还是不太公开。我就跟周先生说，要这么一看，《金瓶梅》的作者太落后了，写得太含蓄了，太抽象了，现在有些男作家不说了，还有些女作家干脆就说，她就那么写，还真有人爱看。这样的文风，请问能出大师级的人物吗?能产生有代表性的作家吗?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应该先从古到今，先从上头说起，说到半截就跳到今天来了。
文坛的派别和作家的不同，自然就形成了不同的文风。40年代我在北京念书，自己也写文章，看看我们的老辈，已故的和健在的，比如说像巴老，巴金先生，刚刚逝世不久的冰心先生，他们有一条是共同的。无论他们写长篇也好、写短篇也好、写散文随笔也好，哪怕是写一个极短极短几百字的文章，态度是严肃的，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在写。要让我概括或者总结，从我懂事开始接触现代文学开始，从30年代、40年代留下来的这个传统一直到解放后还保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是写讽刺小品也好，是写抒情小品也好，是写揭露性的、谴责性的也好，你是写歌颂的、赞美的也好，都是严肃认真的。一个人如果想当作家，想要白纸黑字留下来给读者看，甚至于流传到后世，自己先不严肃认真，恐怕你写的东西也是站不住的。
我昨天参加了一个会，就谈到这个问题。现在的创作界是粗制滥造，有好多毛病。特别是语言不够规范，错别字、读错了音、写错了字的现象很普遍。拿学术界来说倒不是这个问题了，是什么问题呢?是你抄我，我抄你，是抄。你不是有学术成果吗?我拿过来，反正现在杂志也挺多书也挺多，我抄一篇儿犄角旮旯的你也未必看得见，蒙得上就蒙过去了，蒙不着再说。所以现在学术界假冒伪劣的情况并不比商店的情形差，这种学术商品比那些商品货物的恶劣还有过之无不及。蒙着了就由讲师变副教授，副教授变教授，可惜还不是大师，抄来的怎么能是大师?
昨天开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志发言说，台湾现在有的学者把我们解放前老刊物上登的论文抄了一遍，在台湾申请院士，结果居然还给批准了，等等。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不能你说人家是贼，我们就可以当贼。”你是贼我也可以是贼，你抄人家的我也可以抄人家的，那不行。他抄是他犯错误，他没有道德，你不能也抄。好像贪污犯你贪污是你贪污，从我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不能贪污，贪污就是犯罪，抄论文也是犯罪。为什么我昨天发言说了这么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个信息谈一个什么问题。偏偏前不久，有一个台湾的年轻学者带着一批研究生到北大来交流，她是一位女同胞，三十出头。因为我去讲课，由北大的同志陪着她到我家来看我一趟，送给我一本书。她这本书我大致翻了翻，看了看。台湾来的，我就看了看。《中华读书报》上说某人有一个新的论点，谈什么问题，怎么怎么样。我一看，怎么似曾相识，这不是台湾那本书里的内容吗?怎么这儿也出来了?我就很怀疑。我没敢下断语说准是抄的，但至少引起我的注意。我得找找咱们国内出的这本书看看，跟这本比比，是不是有抄袭的嫌疑。
另外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60年代台湾的一个中文系硕士的论文，是做谢眺谢宣城的集子的校注，谢眺是南齐时候的一个诗人。这篇毕业论文印成了书，我在德国看了，认为非常好，于是通过香港的学生与这位作者联系，居然联系上了，他送给我一本，现在我手里有这本书。就在1992年我到德国去以前，上海出了一本《谢宣城集校注》，是国内的人写的。我拿这两本书一比，除了台湾学者看不见的书以外，其他注解，连注解的文字都一个不错。那可是60年代，这是90年代，你说他没抄，我不信。这种风气如果要是谬种流传，能有好的文风吗?能有一个像样儿的文坛吗?能出大师吗?钱钟书先生也好，陈寅恪先生也好，他那个大师来得容易吗?要是抄来的，那好办，我把陈寅恪的书抄一遍，算我的，我也变大师了，行吗?不行啊。
所谓创作界和学术界是有关联的，即使像林语堂，他写文章有点油腔滑调，现在，他的作品也公开出版了，有选集，也有整部的书，你拿来看看，即使他的文笔有点油滑，他的态度还是严肃认真的，也是有自己的奋斗目标的。林语堂的是非对错，咱们先不管，他有他的观点，他有他的个性，他有他的具体的看法，这个看法、这个个性他不是抄的，他不是偷的，是他自己的。如果拿过去的文坛跟今天的文风挂钩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文化滑坡现象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抄袭成风、不文明成风正是现在文化滑坡的一个要害。
拿我自己来说吧，从1945年到1948年，我一边念书一边就写书评。因为开始我想当作家，后来作家当不成，但是我还可以读书，读了书可以发表见解。后来有好些个同志，比如说我们北大严家炎先生，他就鼓励我说，你当年写的那些书评不见得都是错的，你找出来也可以印了给现在研究文学史的人看看。于是我就求熟人，从烂报纸堆里头一篇一篇的挖，也挖出来几十篇，居然也印在书里了。尽管我的观点不一定全都正确，但是当时我自己也没想到40年代的作品到了八、九十年代还能够出版。看看那些作品的作者是巴金、是冰心、是茅盾、是萧乾、是钱钟书，这一批书评印出来以后，那些原作到现在还有卖的。我心里头有点儿暗暗地得意，居然我的书评还没完全过时，因为当时我是专找我认为好的作品来评的，而并不是一味地说好，有的我也还是说了不满意的话。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1946年我在清华念书，当时沈从文先生已经从西南联大回来了，我通过人介绍认识了沈从文先生。沈先生很器重我，劝我写文章，我写了一篇书评，后来是沈从文先生亲自拿笔给我批改，最后发表。这篇文章是1946年发表的。我读了废名先生当时所有的作品，每一个作品我给它下了一段短评，当然里头就有对废名先生不恭敬的地方，说了哪些哪些地方我不喜欢，我不同意等等。年轻气盛就这样写了，交给沈先生，沈先生拿去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发表在报纸副刊上，原稿退给我。沈先生非常客气，说改动的地方如有不妥由我负责，就是说由沈先生负责。老先生很认真，文章发表了，题目就叫《废名的文章》，这篇文章现在收在我自己的书里了。是我一个老同学保存了底稿，报纸还有，我就重新发表了。
到了1947年我进北大，选了废名先生的课，在废名先生的班上我是好学生，所以一个班上有好几十人，废名先生别人不认识，他认得我。我那时候有时逃课，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小孩儿了。我家住在天津，我在北京念书，小孩儿一生病家里来封信，告诉我说孩子有病了，你得回去，我就得管，就赶快跑回去一趟，这样我就缺课了。别人缺课废名先生看不见，我一缺课废名先生准发现，等到第二个礼拜我再上课，老先生很严肃了：“你上个礼拜没来吧?下课到我屋里去一趟。”我当然得去呀，废名先生很厉害的。他不抽烟，学生不敢当着他抽烟，有人正在抽烟，看见废名先生来了，赶快掐，甚至于揣口袋里，口袋都烧着了。我想这回要“挨疵儿”，等到去了以后，你猜怎么样?你上一堂不是没来吗?我上一堂讲陶诗，陶渊明的诗，我讲的是哪一首哪一首诗，我哪一首诗哪一首诗讲得有特点。给我把没听到的上一堂课补上。我感动极了。他不是去训我，而是把讲课的内容扼要、重点地把他自己有心得、有体会的，单独给我吃小灶儿。我写的文章当然废名先生也看见了。“你写的文章我看见了，我的书你都能够看一遍，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但是有的地方你没看懂，你还得看，你以后会懂的。”我逃课是我犯错误，但是他能给我吃小灶，我自己说一句往脸上贴金的话，他是很疼我的。这样的一个老师，我心里能忘掉他吗?那个时候的老师教你做人就是这么个教法，他不用训你，也不用一句一句地告诉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用。言传身教，他这个做法就是让你心里头受感动。
1999年刚刚去世的萧老萧乾先生，应该说是我的长辈，但是他拿我作为忘年交，吸收我进中央文史馆，同时把中央文史馆里头需要做的事情，把担子交给我，我不敢不挑。在他住医院以前每一次有馆里的刊物审稿会，我们都是编委，萧老带头，他都八九十岁了，那时候。别的会我可以逃，文史馆里的会有的是什么旅行了，什么聚餐了，这我可以溜号儿，我不去。但是这个审稿会我必须得去，萧老比我大十岁，他老人家都去，我比别人年纪大，可我比萧老年轻，我不能逃。只要萧老每次去审稿，没有缺席的，我们那几个编委都去。而且萧老非常尊重我的意见，我说稿子这儿有问题，就批在稿子封面的空白，批完了以后萧老马上底下添一句，“同意吴小如同志的意见，请照改”。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
我有时候跟萧老同车回家，他住在复兴门那儿，我住在西郊，他拿车送我，我们在车上聊天儿。他有一次就说：“我最反对把人分成名人和非名人，尤其反对说这是武汉的名人，那是北京的名人。”他说：“真是胡闹。”他不用怎么正言厉色的，我看他没跟人发过脾气，老是笑嘻嘻的。可是他这么做了，你就不能不做，不能不跟着做，他对待事情的那种敬业的精神不但是感动了你，甚至于感化了你，你想不敬业都不行。我从30年代接触现代文学，一直到40年代进了这个文学的圈儿，我的师辈也好，长辈也好，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他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就使得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我，以及现在北大有几位老先生，像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张岱年先生，非常敬佩。
张岱年先生是我的老师，其他几位不是，我上过张岱年先生的课，他们做事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对待问题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儿，那简直是一丝不苟，没有说是和稀泥呀、模棱两可呀、口是心非呀。我说一句拽文的话，“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看这些老先生们的所做所为，即使我再觉得我不含糊，觉得我很不错，比起老先生们来，那差多了。我就想，如果现在我的学生要写一篇像《废名的文章》那样的文章，把我的书他都看了，看完了以后，一篇一篇、一句一句挑毛病，发出来了，我受得了受不了?我受不了。可是废名先生只说“你有的地方没看懂，你还得好好看。”他就是这样的老师。我也教了一辈子的书，可没到这个境界。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学校里的老师，离这个境界比我还远。虽然我说这话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但是五十步毕竟是五十步，百步还毕竟是百步，跑四百米的毕竟是跑四百米，跟跑百米、跑五十米的还是不一样。所以笑百步就笑百步吧，反正我觉得我有的地方比现在的青年教师或者是在校的同学认真，对待事情比他们严肃。
文坛跟社会整个的风气是不可分割的，社会风气被商品大潮冲击了，文坛也会走向商品化，文章也会变成了卖钱的工具。为什么现在抄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现在文章越写越长?文章越写越长稿费拿的就越多，这不是很显然的事吗?我有一次跟报社的编辑开玩笑，我这人太保守了。很反感一篇论文万把字，后边有万把字的注解，注一、注二、注三、注四、注五一直到注一百、注一百零几。你翻翻那些注是什么呢?“见《李太白集》卷二”，要不然就是“见什么杂志第几卷第几期”，这个也算一条注。我就跟那个杂志社编辑说：“你们这个文章发表的时候，前边的论文没的说，你得给稿费，注解给稿费不给?”他说：“给呀。”我说：“你想个办法，注解不管多少，一律不给稿费。你二百条注解，没钱，试试看，也许能够杀杀注解大于论文本身的毛病。”
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小说、散文，说不客气话，也够呛。我举一个例子吧，这是我在报纸上看见的，讲给我的孙子听，他都笑了。这就是登在报纸上的皇皇的大文，请各位在座的仔细听听：“在我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当时拿着报纸我就研究，晚上吃的饭难道还是早点吗?晚上吃的饭是午餐吗?“晚上吃过晚饭之后”，都吃过了那还能够是之前吗?当然也是“之后”了。那责编稍微给他抹少几个字儿，不就省事了吗?我孙子说“吃过晚饭”行不行?我说要我比你还省，“晚饭后”。
我是常看电视的。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品牌叫“步步高”电器，出VCD、DVD机的，做了这么一个广告：“步步高VCD一年包换”。这个在座的可能还有印象吧?你是说你那个品牌质量好呢还是质量差?要我看，就是说买你这个VCD，一年里头准坏，不坏你干嘛要换哪?它的意思是想说，一年以内要是出了问题，管退管换。可是它太简练了，“一年包换”，那就是说你这寿命长不了，一年里头就得包换。过去不是叶圣老他们讲“文章病院”嘛，我说这个“文章病院”还得建立。
说到文风，我带了一点儿材料来，不仔细地读了，但是我可以介绍。2001年5月25号的上海《文汇报》，访北师大一位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先生，前边还有一个编者按，标题是《不能听任学术腐败蔓延》。其中谈到的学术腐败现象，第一是“低水平重复”，第二是“粗制滥造”，第三是“泡沫学术”，第四是“假冒伪劣”，第五是“抄袭剽窃”，等等。下边还有一篇，是99岁高龄的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在听了两个小时关于学术腐败和学术批评的讲座后，对在座的几十位教授、副教授和研究生们讲了一句肺腑之言：“要重视文风、学风问题。”
我不用重复钟老的意见，这儿有报纸为证，可见咱们现在的文风、学风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有一次跟启功先生谈话，他现在是文史馆的馆长，我跟他通电话，我说：“您现在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可以。”我说：“你还得多保重，身体还是本钱。”他说：“我不行了，你没看我们师大钟敬文先生，那可棒啊，比我大10岁。”钟老99，启老89，我周岁79，我们都差10岁，我比启老差一块。启老就认为他比钟老又差一块。钟敬文先生那可真是精气神儿十足，但是他担心，因为他活了一个世纪了，看看今天的学风他担心，你说老先生还有所图吗?
刚才在进屋以前，我跟光明同志两个人闲谈，傅光明同志说了一句肺腑之言。他说：“这些老先生提携我们这些后进，是无私的提携，他并不希望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回报。”萧老故去的时候90岁，就在纪念萧老九十大寿的那个会上(没过半个月他就故去了)，萧老有一个发言。他在医院里录的像，然后给我们这些参加会的人听，谈了其他的事儿以外，特别提出两个人来，一个是李辉，一个是傅光明。他一辈子就是提携后进，不用说对傅光明同志、对李辉同志他们更年轻一些的人，就说对于我，我比萧老小13岁，他希望我有什么回报吗?只有他提携我的，我有什么可回报给他的?他不过就是爱才，就是希望人尽其才，希望给你一个工作你能够胜任，你可以发挥你的余热。他是为公、为事业、为工作，他有什么贪图的?文史馆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他把我吸收去干什么呢?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不做工作也可以，你来吧。等去了以后，就像刚才我说的，萧老以身作则，他自己都干，我能不干吗?所以至少在萧老做馆长的时候，文史馆里没有闲人，那些馆员的积极性都被萧老调动起来了。可是萧老是一个非党人士，是一个吃了一辈子苦、受尽坎坷艰辛的同志，这么一位老先生，他图什么?
我们应该从这些老辈的身上汲取营养，学习那种好的品德。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的年轻一代是什么样?有一个很知名的电影明星，也演小品，很受欢迎的。电视台的记者问他：“听说你在北京郊区买了一所别墅，有这事儿没有?”他回避，不愿意说他有钱，但是回避不行，只好承认有别墅。但是他说：“我是为了体力劳动。”说那别墅周围有草，他常去拔草，为了锻炼身体。完了以后他就诉苦了，说我拍一部电影、演一部戏也很吃力，也得事先去找赞助，垫进去多少钱，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力，结果还不一定出成品，等等。记者就问他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我也很疲劳，搞得我心力交促。”心力交瘁，那个鞠躬尽瘁的“瘁”他不认得，他念“促”。
我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买一本《新华字典》的钱总比买一所别墅的钱要少得多吧?你买本字典，在你说话以前你先查查，然后再对记者发言。“心力交促”，你说这怎么办?只要你打开电视，别管是外省台还是北京的台，一打字幕必有错字，一听说话是必读错音，必有讹音，就是读错了。太多了!还有现在老是新编历史剧，从香港或其他什么地方吸收来的“戏说”的风气太厉害了，什么都戏说。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可能8月份才发，给了《光明日报》的书摘。我说这纪晓岚不能炒得太厉害，又是“铁齿铜牙”，又是“风流才子”等等。实际上，纪晓岚的后人写了一个纪晓岚的传记，说纪晓岚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乾隆说骂他就骂他，说他是“奴颜媚骨”，就这么指责纪晓岚，纪晓岚不敢吭声，就这么一个人，把他美化成不得了。而且在这个电视剧里头就出了漏洞，过去不要说君臣之间，就连父子之间都不称字、号，比如说，我父亲叫我，从来不叫我的学名儿，更不能招呼我的号儿，都是招呼乳名儿、小名儿。毛泽东同志他号叫润之，民主党派当时给毛主席写公开信，都是润之先生，都不称毛主席的名字，号比名字还尊贵。可是这乾隆，一口一个“纪晓岚”。他只能叫他的名字纪昀，不能够称呼他的号儿。天津编了一个戏，这是好几年前的话，曹操对他的儿子曹植跟曹丕都不叫名字，叫曹植叫“曹子建”，一口一个子建。曹操跟他儿子成朋友了，这不行。
最近又看一个电视剧，我看不下去，关了。为什么呢?清朝有一个画家又是书法家郑燮，就是郑板桥，名字叫郑燮，他的字克柔。“郑板桥”就跟我们现在投稿的笔名一样的，是他写字画画的笔名，朋友之间要招呼他就招呼他“克柔”，皇帝要是下圣旨那一定就是“郑燮”。皇帝下圣旨给郑燮，居然称呼草野之民(那会儿郑板桥还没做官儿)板桥怎么样怎么样。还懂得一点儿历史常识不懂?请的顾问都是专家，比如说朱家溍先生、民族大学的王锺翰先生，那年龄都比我大得多，都是清史专家、近代史专家。我就问他：“你们当顾问了?”他说既没有顾也没有问，可是名字写上了。编剧、导演、副导演，这个那个，还有监制，包括演员。其中要有一个人动动脑筋，想想这字应该怎么念，或者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就不会在屏幕上这么现眼、这么出错。
钱是要拿的，一部电视剧是多少多少万的。但是有了钱也不能忘了买《新华字典》，这念出来的字还是查查。我有时候也念错字，但是人家告诉我，我马上改，而且我也不会到屏幕上去“献演”。这不是那个丢人现眼的“现眼”，这词儿听着都费劲，它是贡献的“献”，演出的“演”，可是一读起来我就听着不舒服，“著名艺术家梅保玖先生不日在香港献演。”真是没办法。
还有错字，在这儿我简单地说几个。现在，我们申办奥运，马上就要投票了，“我们已经入围了”。入闱的“闱”字现在都写错了，写成了方框的“围”。你要入了围你出得来吗?“入闱”是从科举制度来的，从秀才变举人，举人变进士，得入闱考试。我多少次跟同学讲，跟报社的负责人讲，那个“围”字儿你们得改，是门字儿不是方框，入了那个“围”字儿就出不来了。这个是“入闱”，是进了可能选中的范围了，是好事儿，入了那个方框的“围”是坏事儿。还有一个字，交代的“代”不能写双立人儿“待”，就得写单立人儿。最早这个出处、这个典故是在《左传》里，前任的官跟后任的官“交代”，前任的官把政权、把任务“交”出去了，交给后来的那个人替“代”他。今天我在这儿再说一下，希望在座各位写信也好写东西也好，最好写单立人儿的，要不然容易被海外的侨胞、学者耻笑。你看国外的华文报纸都写单立人儿，不写双立人儿。读错音、写错字，还有病句，知道你就查查。
我有一个学生现在官儿做得不小了，就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副主席金开诚。他有一次跟我谈话，说以后写文章不敢引古书，为什么不敢引古书?他有一次写文章引了杜诗，杜甫的诗有这么两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破者，突破也，突破了才能“下笔如有神”。编辑给他改了，“读‘破书万卷’，下笔如有神”，就是这样的。
再有，我这儿还有材料，就是上个礼拜6月16号的《文汇读书周报》第一版，有一个题目叫《书名不能亵渎文明》。里面提到的书名字，在座的各位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男同胞、有女同胞，我都不好意思念，念着我都牙碜。“近年来，一些书籍出版者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和经济效益，不仅在内容中打擦边球，在封面上打美女牌，在书名上也挖空心思，不惜以亵渎文明为代价，这与出版书籍旨在丰富文化生活、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是大相径庭。”他举了一个《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这话说的年头比较早了，他最近发展了，说了一句比这个更精彩、简练的，叫《无知者无畏》。一个文化人，别管你是流氓也好，是无知者也好，以当流氓为荣，以无知为荣，请问我们国家的文化到了什么程度了?
这不是他个人的荣辱问题，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儿。中央领导整天号召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你在这儿《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个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一个国家与社会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人都是这种品性，还什么诺贝尔奖金了，还什么这个那个了，都谈不上。说连乡村的小学生他都懂得礼貌。还有呢：从《我是流氓我怕谁》到《前妻俱乐部》乃至《少女偷情》、《骚来浪去》、《男人玩我，我玩男人》等等，还有什么《狗日的足球》、《狗日的粮食》、《狗日的上班》、《狗日的出国》、《狗日的文学》、《狗娘养的战争》等等，不往下念了。这就是我们的书名字，书名字就到了这个份儿，您说我们还有文坛吗?还有文风吗?说庸俗低下都是捧它。
叶圣老的儿子叶至善先生有一次跟我闲谈聊天，他比我年纪大，他问我看过《江湖奇侠传》没有?就是那个老的武侠小说。我说：“我看过，我还很爱看。”他就说：“你不是好学生，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有人看《江湖奇侠传》，就瞧不起他，我们大伙都不理他。”我说：“幸好我没跟你同学，要跟你同学，大概你早不理我了，我是看过《江湖奇侠传》。”那个时候中学生看武侠小说，还是耻辱，而现在我们的武侠小说，就争是不是能进我们现代文学馆的殿堂。将来武侠小说的作者是不是要跟鲁迅先生、冰心先生、茅盾先生、老舍先生一样也要挂一个大像片，也要把那些东西都摆在馆里，我不知道。
现在有人说了，这是“五四”以后文学的第二次革命。武侠小说的作者六七十年代写的这些东西，到现在还要给他拔高，给他以美称，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水平也太贫乏了。我1984年到河南去讲学，洛阳工学院、医学院的学生让我去作一次关于文化、关于中国文学的报告。我就说：“各位在座的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是我有一个愿望，别忘了人文科学，别忘了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我最后说了一句话，博得全场的掌声。我说：“我不希望看到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结果当时的同学听了以后都情不自禁地鼓掌，他不是鼓我的掌，他是觉得传统文化不应该丢，不应该丧失，不应该被这个狗日的那个狗日的代替。
有个说相声的叫李国祥，我对他还是很欣赏的，他自称为“白话蛋”，我讲课没有他那个水平，但是我也爱白话，所以这两小时里边水分比较多。还可以“白话”一会儿。还是那句话，我们在座的不管你是搞这行儿的，还是不搞这行儿的，至少咱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吧，都是对我们祖宗应该多少负点责任的人吧，别让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不是那些糟粕)都断送在我们手里。
这里我再举一篇文章，最新出版的民盟的机关刊物叫《群言》，我不用念原文了，把内容给同志们介绍一下。这一篇文章是说什么呢?是我们新修好的世纪坛，世纪坛有一个青铜甬道。《群言》杂志社的编辑部收到了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所一位研究工作者沈先生的来信。这位沈先生说，去年10月29号去中华世纪坛参观，在那里买了一本书叫作《青铜甬道》，书里头的内容就是在甬道墙上刻的文字。他在书里头看到了两个错字，一个错字是把温度的“温”字儿搞成了“湿”字儿，变成了湿度，温度和湿度可是两码事儿，这是一个错字。还有一个就更不应该了，说我们派一个团去北极勘探，到北极进行科学考察。南极我们比较熟了，北极是第一次去，北极、南极，这“极”不应该是木字儿旁的吗?这书上可是写了一个“级”，这是级别的级了。
编辑部收到读者的信，就真跑了一趟中华世纪坛，去了就拿着信跟这个刻的字去对。一对怎么着?还真是刻错了，刻了一个级别的“级”和把“温”度刻成了“湿”度。当然编辑部就不能不管了，编辑部就给世纪坛的负责人写信。我读读最后这一段：“中华世纪坛是20世纪末留给后人重要的纪念性建筑，意义重大，每天前来参观的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世纪坛的文字当然要力求规范。为此，沈先生满怀热情地拨通中华世纪坛相关管理部门的电话，但对方没有等沈先生说完就挂断电话。沈先生又给中华世纪坛管理部门写信反映此事，留下电话，至今未见结果。”这叫讳疾忌医。家丑不可外扬，这个可是国丑，你要是让外宾来参观，因为我多少还认识几个外国人，外国人有的人汉语不比我说得差，认的汉字也不比我少。真要是让外国人挑出这毛病来，可比我们一个沈先生挑毛病严重多了。
我为什么要念这个东西呢?就说明我们的文风有缺陷。还有一段更有意思了，侯宝林说相声《关公战秦琼》，说的是韩复榘的父亲，韩复榘是个军阀，他父亲没文化。现在可悲的是什么呢?有明星参加类似《正大综艺》那一类的栏目，主持人问问题，嘉宾来回答问题。问《三国演义》的一个故事，说曹操“官渡之战”战胜了谁?结果这个大腕儿连续三次都回答曹操战胜了袁木，曾在国务院工作过的袁木。文章有一句话：“这里要请袁木同志原谅，他就是这样回答的，我只能如实记录。”后来别人捅他，说不是袁木是袁绍，结果他大言不惭地也没更正。后来主持人按别人纠正了的答案给他打分，他竟得意洋洋向观众招手致意，颇有“知识英雄舍我其谁”的气度。好家伙，他还没说是袁世凯，袁世凯比袁木的名气大多了。
这都属于文风之内的，你大腕也好、大款也好、大名人也好，什么也好，咱们最好少一点儿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稍微的长点知识就不至于闹这个错。我今天来也等于是跟各位谈心，说说我的心里话。我退休十年了，我们那时候是70岁退休，现在已经缩短了，大概今后也要向60岁退休看齐。一退一晃就10年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不好意思推辞的事儿，比如说，现代文学馆说“你来跟大伙见见面吧”，我就觉得不来不合适，于是我就来了。但是我心里头担心的不是说我来讲一次课、作一次报告累不累，我身体怎么样,或者说我这个业务的好坏。我这内心深处，对于我们现在文化滑坡现象非常非常担心，21世纪口口声声说要有一个新面貌，而现在的文化滑坡现象可说不上怎么新，远远比不上我刚才说的40年代我的老师对我、80年代我们的老馆长萧乾先生对我，人家那个敬业精神，人家那个提携后进，人家那个对待年轻人的爱护，到现在我不说刻骨铭心吧，至少是忘不了。
我的一个孙女儿，去年在北大中文系毕业了，现在在上海的一家报社里当编辑，挣得比我多。我有一个朋友是电影界的老演员，1995年故去的，大家对这个名字一定很熟悉，就是程之先生。又会唱京戏，又会演电影，还专演反派，这人极好。我跟程之先生是好朋友，他故去了，我儿子在上海特别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来，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我孙女儿上中学的时候就说，我爷爷认得程之。她也有点儿吹牛的意思。程之到北京来，我请他吃饭，另外还有一位演员。那服务员就不理我这主人，去招待那俩客人。因为那俩客人是明星，一看这是程之先生，还有一位也是有名的演员，都招呼他们俩，把我干一边了。这我倒一点儿也不嫉妒，人家名气大。可是我孙女跟人家说，说我爷爷认得程之，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她那个同学写出来是哪两个字儿?是橙子的“橙”，果汁的“汁”，就是跟那个雪碧、可乐是一类的。把我这孙女儿气坏了，说你们连程之都不知道。大家对歌星迷，对影星也迷，对于好演员也有追星族，可是像程之先生名气也不算小了吧，也不至于说程之就是喝的饮料啊。咱们这个文化滑坡现象不仅仅是出现在电影、电视屏幕上，也不仅仅是体现在我们的口头，也包括中学生的身上。
这样的一个趋势要是发展下去，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儿?我不希望老这样下去，我相信我今天这个讲话，萧老在天之灵要知道我今天在这儿大放厥词，我想他不至于批评我。他会认为我还是说了几句心里话，因为萧老不但文章里这么写，他口头也曾经跟我说过，他说真话要是说不出或者是不便说的话，最好不说。真话人家听不进去，也不能说假话。我觉得萧老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无可奈何了。巴金先生老说要说真话，现在老先生身体病成那样儿，是不是他肚子里的真话全都说出来了?而且他那真话兑现没兑现?说要办一个文革的博物馆，到现在这话谁听了?这不是巴老提倡的吗?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这就跟鲁迅《呐喊》的序里一样，关在一个屋子里头没有反应，有人骂我也好，有人赞成我当然更好，到底有反应啊!可是像巴老说的那样的话，没反应。可悲就在这儿，没反应，好话赖话没人理。
最后的希望就是今天我在这儿神聊的这通儿，大家可以理一理，不同意的可以批评我骂我，我这个人还经得起骂。如果同意，请关注一下社会上文化这种不正之风也好、滑坡现象也好，请各位监督，不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咱们不读讹音、不写错别字，这是人人有责的。我想这不难办到吧。我的祝愿，我的希望也止于此。说实在的，连读错音、写错别字我都管不了，我当了一辈子教员我管不了这个，我只能谴责我自己，书没教好，责任没尽到。时间浪费了不少，我的意思也不过这么一点儿，还是相当有水分的，希望大家见谅。谢谢!
傅光明：吴先生对“文坛与文风”的两个小时演讲，他讲是“白话”，希望我们不认为这是“白话”，而是刻骨铭心、痛心疾首。吴先生讲了两个小时，他毕竟80高龄了，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会儿留点儿时间大家提问。我有三点小感触，也在这儿跟大家“白话白话”：第一个呢，吴先生是那种老辈学者，所以他字斟句酌，对于在作品中写错字和讲话读错音恨之入骨。我们现在呢，那些使假的、用假的倒是“浑身是假雄纠纠”，用假使假不为所动。这个刚才吴先生说了很多，我就不啰嗦了。
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到前几年摄影界的一个事儿。有一位自称是摄影家的人，吴先生也说了，现在好多人都称什么家什么长什么者。这位叫刘树勇的“摄影家”，新创了一个前卫的摄影理论，就是翻拍大师名作可以成为大师。我举两个例子，他把前卫的理论定在过程当中，就是说他在翻拍的过程中享有跟原拍摄者同样创作愉快的体验，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大师的称谓，堂而皇之的。他居然进行了他的前卫理论实践，有一张著名摄影作品，拍的是二战结束以后有一个美国海军的水兵登上陆地之后，在街头就和一个白衣女护士拥吻，那个姿势非常漂亮，那个名字叫“世纪之吻”。刘树勇先生就在工作间里，用自己的照相机把这个照片进行了翻拍，据他说自己在翻拍的时候，体验到了那位大师在当时那个情景下拍摄时的创作愉快。于是他就制作出了复制品，并把这个“世纪之吻”重新取了一个名字，原名字我忘了，大体意思他可能起一个名字叫“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他就把这个说成是他的摄影作品了。还有好像叫“共和国士兵之死”，我想喜欢摄影的朋友都看过这个照片。就是有一个摄影家，冒着枪林弹雨把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个士兵那种仰躺的姿势拍下来了，他手里还握着步枪，他已经中弹马上就要牺牲了。那个摄影家捕捉住了这个瞬间，你想这个摄影家在这个时候捕捉这个瞬间那种创作的痛感也好、愉快也好、激情也好，是他所复制能够学得来的吗?这位摄影家也如法炮制，依然是把这个照片拿到工作间进行了翻拍，重新命名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他把这个过程说成是艺术，复制艺术创作的过程，是第二次艺术创作。我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批评性的文章，登在《中国艺术报》上，题为《翻拍大师名作岂能成为大师》。
第三个小感触呢，就来自我的恩师萧乾先生，刚才吴先生已经讲了，老辈的学者作家对这些后辈，是那么关爱和提携，没有任何功利心。我们现在有好多人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得很差。至少我觉得在这点上是今不如昔了。我没有经历过30年代和40年代的文坛，但是我喜欢现代文学，经常在头脑中在想象中回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我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现在的书评。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书评何以衰落》。就说我们现在的书评正在流行一种什么习气呢，互相吹捧，而且是拉圈子立山头。我有一个不算朋友的朋友吧，他在书评当中就强调把自己归在某一个派，比如说叫文学新青年，或者说是什么文学新锐，他在举这个派别都有哪些代表作家的时候，就堂而皇之地把自己也加了进去。我想这在30年代的文人里边是不可能的。一点儿不害臊，一点儿不脸红，大言不惭。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书评有失公允。在30年代萧乾先生当年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时候，我想吴先生是非常熟的了，他对书评约法三章：朋友的书不评，他把跟他关系非常好的巴金先生和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书都列在不评之列。就是说《大公报》的书评为了做到客观公允，跟自己非常亲近的人不在评论之列，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每次所评的书都是他自己到上海的四马路买来，然后发放给他所约的书评网的作者，通过这一点做到客观公允。就是说书不送，由书评编者自己买，买来以后再找相应的作者来写，那么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就有相当大的客观度，而我们现在有好多就不是这样了。我在前几年的《中华读书报》上曾经看见一个书评的编辑堂而皇之地写下这样一句话，他说，“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从出版社白拿书”。这样的话，你怎么保证你做书评工作的客观公允，你怎么去正确引导读者大众对这部书的领会和评价?因为他是书评的编辑，出版社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考虑，就要送书给这个编辑，不只是一本两本，有时候就是一撂一捆几十本。你想这个编辑拿了人家的自然就手短，他怎么可能去写那种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书评呢?书评是面对读者大众的，也是为读者大众服务的。我在《晨报》上写过这样的文章，也就是那种文人气的呼吁吧。我说图书排行榜，有时候会误导阅读，它像水泊梁山排座次，有的时候窜至前矛的可能就是某些出版社、某些书评编辑给了钱或拿了钱，使这个书评就丧失掉了客观公允的一个标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也就跟朋友们有一个交流，希望看到图书排行榜，看到什么《读书报》上对某一本书的炒作、热评，我们一定要心态平和，要三思而后行，一慢二看三掏钱，不要看报纸上宣传什么书，马上跑到书店去买它，可能你就会上当。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说到萧乾先生等老一辈作家们对于后进的奖掖提携，我是从萧先生身上得到了这种恩泽吧，我跟了他12年。他没有任何功利心，特别是当我第一次进他家门的时候，他就关心地问我，对什么有兴趣呀，是不是可以弄点什么。他就向我积极地推荐书，并当即表示你可以做起来，你不会的话随时都可以问我，我可以帮你改。这老一辈，我比他小半个世纪，小50岁呀，最开始的时候，他对于我的提携，他对我能有什么私心呢。我刚走出大学校门，对他我能做什么呢?无以回报。所以现在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文坛和文风啊，套用吴先生说的那个古语，真的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虽然我们进入新世纪了，文坛文风是不是真的能够呈现出新的气象，真的能够比一般的平地高出一块儿?如果不高至少你不要陷下去，别到时候成不了文坛成了“文坑”，那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大悲哀了。
那么下边呢，还有一点时间，请热心的朋友、听众来提问，由吴先生来作答。
问：我想听听您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像金庸的小说拥有大量读者，他算不算大师?
答：我简单的回你一句话，畅销书不等于是大师的著作。关于金庸先生，照理我不应该说他的坏话，因为我有一次到香港去讲学，就是他的基金资助的，照理讲那是我的衣食父母。但是我对武侠小说，已经没有兴趣了，我不想评价。就拿他做了浙江大学的文学院长，想招研究生没有人去应招这件事情来说吧。据金庸先生的话说：“我的要求很高，我要让研究生会英文、会法文甚至于要会拉丁文。”我想反问一句，你会不会?如果你不会，你不能要求学生，如果学生也会，干嘛当你的研究生?他自己去招学生好了。这样的一种不现实的托辞，我觉得对他的声誉也不利，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问：我想请教您一下，说评书的您认为谁最好?
答：对于说评书我外行，虽然看过一点儿听过一点儿，不是很专门的，要谈大范围的曲艺，最好的我认为是刘宝全，京韵大鼓的刘宝全。单说说书的，我听得不多，40年代到50年代好像这个人还有，是杰字辈儿的，跟王杰奎他们是师兄弟，叫袁杰英，专说《施公案》的。那个人说得好，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问：刚才您说鲁迅先生是上一个世纪的大师，这一点我想绝大多数人是同意的，您认为鲁迅先生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
答：鲁迅先生的作品，不光是小说，不光是散文，不光是杂文，任何一篇东西你拿到今天来看，都没过时。我不是鲁迅研究专家，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包括他的学术著作，我们搞小说史的人到今天谁也不能说我讲小说史先不看《中国小说史略》。这没办法，鲁迅在前头我们就得看，他说错了我们也得看，我们得先看看鲁迅怎么说的，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他不仅仅是一个开创者，而且也是一个冲锋陷阵的人。在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头，说良心话，有几个作家能像鲁迅那样说真话?这一点恐怕连现在的人都很难做到。我的答案就是这些。
问：吴先生，我想问一下您，1945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黑暗阶段，中国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但是文坛也有许多优秀的大师级的人物。现在国家条件好了，好像反而没什么大师级的人物了。您认为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答：你前边那个问题，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中华读书报》，题目就叫做《谈忧患意识》，不到1000字的文章。我不知道他敢不敢发表，如果那篇东西发了，可以回答你前边那个问题，就是说尽管那个时代是黑暗的时代，但是那些作家都是有良知的作家，他肯说真话。有人问我，你写书评，想必是沈从文先生授意你写的，因为沈先生名气太大，他只能让他的学生写。我当时就公开说：从1945年到1948年，我写的书评没有一篇是别人授意的，都是出自我自己的意愿，我自己要写就写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只要你关心时局，关心文坛的现状，而你还有你自己的良知，那你就尽其所能。古人说“尽己之谓忠”啊，你既然忠于我们这个国家，忠于我们这个社会，那你就尽自己的能力。能力有大小，有能力肯办事的人还不一定就办成，就出成果。但你要是不办不做，根本就自暴自弃了。
问：如果一个作家不得不写违心的话，他该怎么办?
答：不是好多的人都没写吗?
问：吴先生，今天听您的讲座受益匪浅，刚才讲到诺贝尔奖，不知道您对高行健获奖怎么看?
答：高行健的这个书，首先我要声明我没看过，得奖的经过和官方的态度我是知道的。我的学生有懂外文的，看过，我如实地传达他给我说的原话。他说，这个书最好的版本是法文本，诺贝尔奖金评奖中的一个人，跟这个写书的人是哥们儿，而这个人的法文特别棒，能够看懂高行健书的含义。因此他就用法文替他加了工，结果得了奖。也就是说既有内线又有文本，他得的奖。有人看英文本就说看不懂，不知道说的是啥，至于中文本根本看不懂，很差。我知道的信息就是这么一个信息。有人认为他这个书得奖，不完全是书本身的水平，这是一方面，但这跟那个官方态度不完全沾边儿。官方为什么要表这个态?那就是因为高行健已经不想当中国公民了，所以我们对他也就这么表态了。首先这不取决于我们官方的态度如何，也不取决于我们对诺贝尔奖态度怎么样，而是高行健这个人本身是不是够中国公民的资格?我看是这么个问题。我不代表任何官方发表意见，我虽然是作协的会员，可是一趟作协的会也没参加过。我这个答案你也许未必满意，但我说的是真话。
傅光明：今天时间到了，我公布一下下一期的演讲人和演讲题，吴先生在这儿呢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也许吴先生会不高兴。我们在5月6日请来一位袁良骏先生，他对金庸小说的评价可以说是反方的代表，反方主辩。我那天就讲，我们有机会的话把正方主辩严家炎先生请来，甚至合适的时候，我们还会把金庸先生请来。文学馆的讲坛，我们还是想让它是一个自由的学术论争的讲台，各派各家意见都可以在这里讲出来。7月8号下一讲就请正方主辩、北大教授、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来讲《我看金庸小说》。就是吴先生刚才说的，他对金庸的评价，就是“五四”之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他对金庸小说的评价是褒的，是扬的，同袁先生是一正一反，双峰并峙。我想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正与反，都愿意听一听各家的独到见解。欢迎朋友们再来，今天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吴先生：我找补一句啊，因为刚才傅光明同志说怕我听了以后怎么样。袁良骏是我的学生，他上过我的课，严家炎没有上过我的课，因为他那个时候是研究生，我是教员。但是他跟我私交很好，我们见面也谈金庸，各谈各的，所以这两位都是我的熟人，而且过去都是北大的同事。袁良骏同志这个人有点儿心直口快，最后在北大呆不下去，调到文学所去了。在文化大革命里袁良骏是整我整得相当厉害的一个人，但是在干校最后一个星期，我跟袁良骏同志住在一个帐篷里。我们两个人推心置腹地把心里话都谈了，他现在对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礼貌，非常非常地尊敬我。我们到现在为止无话不谈，所以说什么一点关系没有。
傅光明：吴先生最后又透露了一个意思。反正我想文学馆这个地方对许多人来说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了，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大概得占三分之二以上吧，都是熟面孔。我愿意文学馆是一个广交朋友的学术讲坛，欢迎大家下次再来，再见。
吴先生：我再说一句，学术上的分歧不能影响人际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