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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1年5月20日
傅光明：在我们这样的场合如果使用手机或者呼机，响声不断，是非常不适当的。因为中国人多，有许多个世界第一就得的非常容易。比如说中国人现在的手机拥有量，如果不是世界第一，我相信离这一天也为期不远了。但在不当的时候，不当的场合打手机，就会招人讨厌。我有一次去北京音乐厅听音乐会，就听到播音小姐在不断重复，请在演奏期间，不要接听手机，或者是把手机、寻呼机放到振动档。在音乐指挥和这个乐队的演奏过程当中，突然响起此起彼伏的蛐蛐叫，那对整个的现场气氛都是非常不好的。我在这里也把丑话说前头了，就是请配带手机和呼机的朋友，还有一分钟时间，请将其搁到振动档，以免在演讲的过程当中闹得彼此尴尬，谢谢大家合作。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你看他很年轻就是博导，他是著名的胡适研究专家。关于胡适，昨天晚报消息有一个说明，就是我们以前对胡适的印象太流于表面化了，对这样一个文化大师的了解很浅显。今天我们请专家来，为我们作一个批评和分析。因为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文学史文化史当中，像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文人都是被扫地出门的。除了胡适之外，还有梁实秋、林语堂，甚至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等都是不能够写入革命文学史的。我们就仅仅是剩下了鲁迅或者是高尔基的文学，好在我们现在把这些大师们都还原了，还原成一个本来的面目，孰是孰非，专家也好，我们每一位听众每一位读者也好，都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位主讲人为我们所讲的题目是《胡适的文化世界》。他叫欧阳哲生，双姓欧阳，哲生，很有味道。演讲开始，我们欢迎。
主持人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就我自己多年研究的一个课题，也就是胡适，和大家做一次交流。今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10周年。胡适是1891年生的，到今年刚好是110周年。所以我想今天举行这么一个活动，或者我自己来做这么一次演讲，可以说是对这一位世纪文化大师的一个怀念，或者说是一个纪念。
今天呢，我想谈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胡适研究正成为一门显学”；第二个问题呢，是“胡适大批判”的来龙去脉；第三个问题是“胡适与中国新文化”；第四个问题是“胡适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首先我们谈第一个问题：“胡适研究正成为一门显学”。胡适这个人物，近年来可能在出版品上，他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大家可能对他也比较熟悉。这一点，可以说和大陆的学术界的研究运作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胡适是这几年来大陆学术界比较关注，投入研究比较多的一个历史人物。这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看出来。第一，就是研究胡适的论著大量出现。据统计，近十几年来，有关研究胡适的传记有近十种。年谱两种，研究论著十多种，研究论文就可以开出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有数百篇的。目前，国内还有两种专门研究胡适的丛刊，就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的《胡适研究集刊》，已经出了两集了。还有北大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胡适研究丛刊》，这是专门以研究胡适为题材、为对象的。
第二个表现呢，就是胡适本人的作品和学术著作大量的翻印出版。这几年来胡适作品大型的集子就有好几种，像中华书局推出的八卷本的《胡适学术文集》，它是分专题的，有中国哲学史，有中国古典文学，有哲学理论，有新文学运动，有语言文字，有教育，分了八种，八个专题。以《胡适文集》命名的就有两个版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胡适文集》，主要是选的文学方面，还有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我自己编的一套《胡适文集》，12卷本。光明日报出版社也出了一套16册的《胡适精品集》。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又出了一套《胡适之作品精选》，也是有十多种，这是比较大型的。
除了这些大型的集子之外，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各种专题性的选集，像《胡适之集》、《胡适散文集》、《胡适诗话》、《胡适书信集》、《胡适日记》等等，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关中国近现代文化人物的一些学术经典丛书，或者说作品集，里面都保留了胡适这个人的位置，也就是说都会给他专门立一卷。当然在这些众多的胡适作品，就是整理的胡适作品当中，这个作品很多，各种各样的层次都有。如果你们要选看的话，如果要推荐一套的话呢，我自己还是愿意推荐我自己编的《胡适文集》。我不是给自己做广告，我这一套《胡适文集》呢，一共12卷，北大出版的，它的篇幅，作品的数量，它的字数的篇幅，在目前国内外，就是大陆、台湾、香港这几个地方来讲，它的规模是最大的，650万字。台湾出的《胡适作品集》呢，37册，也只有400多万字。我编的这套比它多了200多万字，从这个文字的校勘方面来讲，我们也比他做的好，这是第二个表现。
第三个表现呢，就是大陆自90年代以来，多次举行有关胡适研究的学术研讨会。1991年在安徽召开了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有这次研讨会的综述。1992年在北京又召开了胡适的研究回顾与展望的座谈会。1993年在青岛召开了“胡适思想研讨会”。1995年在上海召开了“胡适与中国新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在大陆已经形成了一支研究胡适的队伍，年轻人以胡适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把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这种论文现在也逐步的出现。在大陆我是第一个以胡适作为对象来写博士毕业论文的，现在几乎每年都有这样的论文出现。
与大陆的这种情形相一致，海外的胡适研究这些年来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1990年前后，围绕胡适诞辰一百周年，美国成立了国际胡适研究会，他们举行有关胡适学术研讨会，出版胡适研究丛书，目前已经出了一个系列，有八种。所以从上面这些情形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它呈现出多边参与的国际化特点，就是大陆、香港、台湾、美国这几个地方的学者，都参与了。多学科参与的综合化特点，就是投入这个胡适研究的，不光是我搞历史的，我是历史学的，也有搞文学的，也有搞哲学的，还有搞教育学的，还有搞政治学的。所以可以说，胡适研究在这些年来是一个热点人物研究。
这一点我想，并不是一件夸张的事情，相对于五六十年代，对于胡适的那种冷漠的局面来比较的话呢，今天可以说已经有天壤之别。我自己就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这里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同志、先生，你们可以回忆一下，五六十年代人们是怎么对待胡适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聚集一堂，大家可以来这么自由轻松地谈论胡适，这样一种情形跟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恍如隔世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就胡适研究会呈现出这么一种情形?是什么力量，什么原因在推动这样一种研究向前发展?我自己的观察呢，大概有这么四个原因：
第一，是大陆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除了过去人们对胡适研究的禁忌。70年代末以来，大陆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局面，在学术领域里面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只有在这样一种大环境、大背景之下，学术界才可能对于一些过去遭受批判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真正展开平心静气的研究。在文革时期要做这样一种研究，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一位在文坛很显赫的作家，这个人的名字我就不必点了，他在文革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个《胡适传》。他是当时上海的御用班子的一个成员。整个这个传，对胡适的态度基本上都是批判性的。现在这个作家很走红，有人就说他当年写了《胡适传》为什么不忏悔?当然，我想，他当时是那么写的，其实是和当时的那个大背景大环境是一致的，当时能够发表。在文革的时候如果有人写胡适这个人物，能发表的只能是那种作品。那么今天呢，当然这个大环境已经变了，人们可以对胡适根据历史的材料，根据自己的历史的经验来重新加以审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关胡适的档案材料和各种资料，大批大批地公布。这一点对于胡适研究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动力。王国维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开首提到，这篇文章就是《中国近二十年学问之新发现》，在这篇文章的开首他就提到，近二三十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是因为有新发现。这个新发现，或者新发展，是指的新材料。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跟一批新材料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比方说殷墟甲骨文，甲骨文的出土、汉简的出土、敦煌文物的利用，还有明清大内档案。这些材料的公布，对这一个领域的历史学研究有很大的推动。
对于胡适研究也是如此，有关胡适的大批的档案材料，在大陆、台湾、美国等地被抛出来了。有关胡适的档案材料呢，主要是三个地方抛出来的，一个是大陆。胡适1948年以后离开大陆，当时他家里面的东西都留在北平，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北京。胡适这个人物成名很早，而且他又有历史癖，所以他对于自己的材料非常珍惜，也懂得保管。他过去自己写信给人家，很多信他都请人留一个底稿，存在那里。假如这封信他觉得很有价值，又写得很长，他寄给某人他没有存一个底稿的话，他还甚至要求对方收到信以后再把那封信给寄回来。这样，他手里保存的材料就很多。自己写的东西保留下来，别人寄给他的书信也保留下来，保存了一个很完整的私人档案。我自己估计呢，他自己保留的这个私人档案库啊，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人物中最完备、规模最大的一个资料档案库。鲁迅、郭沫若这些人，就资料而言可能都没法跟他比。
那么这批资料呢，他走了之后没有带走。他当时住在东厂胡同，留下来了。他走的时候是北大的校长，这些材料他走了之后就交给了北大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在50年代中期，有一场胡适大批判，在搞这个运动的时候，中宣部把这一批材料就给调上去了。调上去以后，在这些材料里面找当时能够给这个运动提供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曾经整理了一批胡适的材料，就是我手里的这本《胡适思想批判参考材料》。这是一个内部稿，是由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的。这个稿子现在别人送了我一套，这些材料就是根据当时胡适的档案来编的。
这些胡适的档案，这个运动过了以后，就交给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所从70年代末以来，开始整理，就先后出版了《胡适的日记》、《胡适来往书信选》。这两套东西一出来，在海外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香港台北，就出现了不同版本的翻印本。到了90年代，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又将这一批材料的中文部分加以影印出版，影印成16开本的《胡适密藏书信集遗稿》40卷本。当时的卖价是二万多元一套。这个材料的公布，当然对于海内外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学术震动。这里面主要是收了一万多封别人给胡适的书信。里面有很多政要人物，国民党的蒋介石啊，共产党的毛泽东啊，等等，都有，都有。这是一批留在大陆的材料。大陆的材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整理完，英文部分还没有动。北大还有一些材料，也没有动。
除了大陆部分以外，还有台北部分。台北有一个胡适纪念馆，胡适去世以后，他们将胡适未发表的一些手稿整理出版，出了一套10册10卷本线装的《胡适手稿》。1990年他们又将胡适的日记影印出版，由台北的远流出版公司，一共18册。胡适他喜欢记日记，当然这个日记，他们目前所影印公布的并不完整，有的是他有意删掉了，没有把它公布。比方说胡适在1926年曾经路过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同当时在莫斯科的一些共产党员有过接触，脑子里面曾经闪现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比较进步的一些念头。台北在出版这个日记的时候，这一个月的日记就没有公布。当然，后来我们大陆的学者在美国将这一部分日记的胶卷拿到了，现在已经公布了。还有，像我最近在北大发现了胡适最早的日记，他在上中学时候的日记，他还保留着呢。在北大图书馆，就是上一个星期发现的。这个日记当然也没收进入，但是这个18卷本的《胡适日记》呢，很长，我们正在整理，现在如果整理出来，大概有四百多万字。它可以说是一笔非常宝贵的学术文化史料，对于你了解胡适本人，了解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甚至于政治的一些内幕，都应该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另外，就是美国的一些华裔学者，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们也在挖掘胡适的档案材料，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突出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教授。他主要是做了两个工作：一个就是将胡适的英文文章、英文作品加以整理出版。他编了一套《胡适英文文存》，三卷本。过去我们研究胡适，基本上是只接触他的中文作品。但是胡适这个人物，他在美国生活了25年。25年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段啊，他发表了很多的英文作品。即使在中国，他也发表了很多英文作品，这些英文作品过去没有人系统地整理它。那么这一次把胡适的英文作品整理出来，人们又可以发现胡适的另外一面，就是他如何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的那一面。通过这些英文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用英文写出来的东西和他用中文写出来的东西是有所不同的，或者说有时候他的视角是有所调整的。所以这一批英文作品公布的价值也不可低估。
他还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将胡适与他在美国的一个女朋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情人了，就是韦莲斯，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整理出来。这个来往书信，并不是存在美国，它是存在台北和大陆的。但是因为它是英文的，而且是手写稿，很难辨认。那么他下了一番功夫把这一批英文，胡适与韦莲斯这个人物的英文来往书信给整理出来了。根据他整理的这批材料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胡适与韦莲斯深情五十年》。这个书呢，先在台北出版，然后现在又在大陆北大出版。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过去人们只能从胡适留学日记中间依稀看到一些片段，很多学者根据这片段的一些书信来猜测胡适跟韦莲斯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朋友关系?还是比朋友更多一层的关系?这一直是一个谜。
有的学者说是胡适在追求这个美国人，有的人说是这个美国人在追求胡适，学者们都只能根据一些不太着边的材料加以猜测。现在这些书信出来了，就是胡适给女方的信现在已经翻译出版了，而女方给胡适这一部分信还没有翻译出版。那么这些书信出来了呢，对于人们了解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基本上就比较清楚了。就这些胡适档案材料的公布，对于研究胡适这个人，可以说有很大的帮助，也是一个强大的原始动力。有些学者甚至于为了寻找材料，到档案馆，甚至有的人到公安局去寻找有关胡适的材料。因为在文革的时候，有很多人交代他与胡适的关系。那么这些材料呢，这些人当事者已经死了，现在人们又可以到公安部门去寻找这些人当时的一些材料，从这些材料中还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胡适的材料，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胡适本身他所具有的文化魅力和他所具有的历史地位。胡适这个人，他所涉及的面很广，文、史、哲、教育、政治，还有社会活动，各个方面。在各个方面他都做出了很突出的成就，可以说是一流的成就。他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在写文学史，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哲学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教育史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人物，都要给这个人物保留一章的位置来讨论他。他的创作跨度期很长。他成名很早，从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来，就一举成名。一直到他1962年去世，他一直是中国文化学术界漩涡里的一个人物，一个中心人物。这个人物一直和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甚至于和政治发生非常敏感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当然是值得研究的。
第四个原因呢，可以说就是对于胡适大批判的一个反弹。这个胡适大批判指的是50年代那一场胡适大批判。等一下这个问题我会专门讲。当然从现在来说，虽然胡适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实际上，就我个人来看，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我个人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看这个研究是不是成熟，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一个就是要有一套全集，这个人物的全集；一个就是要有一套一部资料完备的年谱；还有一个，就是要有一部或者数部比较权威的公认的传记。就这三个要素来反过来看胡适研究，我觉得还都有一定的距离。到目前为止，胡适还没有一套全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文集、选集，都只是胡适作品的一部分。我个人估计，如果要编一套《胡适全集》的话，他的字数篇幅大概要到二千多万字。这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人物中间分量最多的一个人物。《鲁迅全集》大概只有六百多万字吧。除了他之外，可能郭沫若、梁启超就比较多了，梁启超是一千五百多万字。现在有三部胡适的年谱，但这些年谱都有很多的空缺。至于现在虽然写了很多，已经有十多部胡适的传记。人们经常问我到底应该看哪一部为好，但我个人，我用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恐怕这里面写得很好的，真正够达到经典水平的，恐怕还没有，还没有。所以，我觉得胡适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是我想讲的第一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谈一下“胡适大批判的来龙去脉”。胡适这个人物，他跟政治有一定的瓜葛，甚至在政治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物。但其实胡适本人，他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他甚至于对政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有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但是他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批判运动。
一次是在20年代末，他和一帮朋友办了《新月杂志》，在这个杂志上面，他们批评国民党，出版了一个《人权论集》。结果遭到了国民党所组织的围剿。在这一次围剿之下，这个新月的书店被查，胡适本人也被迫辞去了中国工学校长的职务，被迫离开了上海，北上北平。我总觉得胡适离开上海，就是国民党把他从上海赶出去。不光是他，还有当时另外一些自由派的文人，等于是给共产党帮了很大的忙。那么后来左翼文化30年代在上海兴起来，跟当时上海在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被挤走，留下的一个空间有很大的关系。
胡适经受的第二次大批判，是在50年代。1948年12月底，胡适离开北平，离开北京。1949年4月他就离开大陆，去了美国。在他离开后一个月，5月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当时担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题目就叫“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陈垣是胡适的好朋友。过了一段时间后，胡适就看到了这个信的英文件。根据这个英文件他又去找这个中文件。对于这一封信，胡适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烦恼呢?就是他要考证一下这封信，因为他有历史癖。有考据癖，他就怀疑这封信是真是假，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转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和陈垣的关系非常好，他对陈垣可以说是非常了解，陈垣从来不用白话文写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用白话文写的，陈垣发表文章都是用文言文。陈垣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人，但是这封信的口气是很进步，很革命的语气，所以胡适对这封信就很怀疑。
过了一段时间他做了一个回忆。那么关于这封信的真伪，今天可以说是比较清楚。最近我看到刘乃河先生编的一套《陈垣年谱》，在这个年谱中间，他对这一封信做了一个交代，这封信是陈垣和他当时身边的几个弟子一起商量着写的，当然执笔的人未必是陈垣，也可能是他的弟子。但是这封信的内容，是经陈垣过目的，这一点应该是无疑的。这是陈垣所写的这一封信。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950年9月22日香港的左派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了胡思杜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胡适有两个小孩，大的儿子叫胡祖望，去了美国，他是经商的。小的儿子叫胡思杜，思杜这个名字呢，杜就是杜威，思念杜威，这表示胡适对于杜威的一个敬仰。胡思杜在胡适夫妇离开北平以后，他留下来了，没有走。有人说他是追求革命，其实不然。胡思杜这个人比较懒，比较贪，比较贪于安乐。他当时不愿意走，因为当时胡适住的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据有人说胡适一走，还留下了一点钱给他。他天天在家里请客，天天请一帮朋友到家里来玩。但是不久他就进入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间，他写了一份材料，《大公报》就是将他这一份材料整理公布的。
这两篇东西，一篇是胡适的老朋友写的，一个是他自己儿子写的，当然对胡适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刺激的。不过在当时，胡适的这个小儿子，实际上还通过其他的渠道给他妈妈写信。当然他妈妈也跟胡适在一起，叫江冬秀，而且在这些信中间呢，他还问候他父亲的健康。所以胡适根据这一点又反过来判断，觉得这封信可能是被人胁迫写的。到了50年代初期，在国内出现了一次小规模的批胡运动。大概是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很短的一段时间，当时北京、天津组织了一个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委员会，在这样一个机构领导下，搞了一次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这个运动很有意思，也是胡适的两个老朋友，一个就是汤用彤，一个就是钱端升，他们带头写文章。但这个运动规模很小，它局限的范围也很小。只是北京天津的高等院校，涉及的人员也很少，所以影响并不太大。
大规模的胡适批判运动，是在1954年11月开始的。运动的导火线是所谓“《红楼梦》事件”。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山东大学的两位学生李希凡、蓝翎他们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他们把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寄给《文艺报》，但是没有发表。退回来以后，他们放在《文史哲》发表。《文史哲》发表以后，《人民日报》有一些人就建议《人民日报》加以转载，这个事情又有被一些人阻拦，所以又没有发表。这件事情被毛泽东所获悉，毛泽东对于文艺界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可以说是非常关注。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和主管中宣部、主管意识形态的一些领导人。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已经收在毛选五卷里面，题目是《关于〈红楼梦〉问题》，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在这个信中间，毛泽东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的资产阶级新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也就是说，他要借这个“《红楼梦》事件”，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那么毛泽东这一封信传达下去以后呢，立即就有郭沫若先生和周扬先生出面加以布置。郭沫若当时就发表了一个《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周扬就写了一篇《我们必须战斗》，其中这个文章的第二段，主要是针对胡适的。在周扬、郭沫若他们出面布置以后，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就开始动起来了。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可以说都动起来了，都投入这个批胡运动。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一次大批判运动。这一次批判运动所发表的文章，被收集整理成八册由三联书店出版，就是《胡适思想批判》，一共八集，三百万字。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八集的文章它所收录的还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人的文章，很多不太知名的人发表的文章，还不在其列，也就是说它还不够资格进入像三联书店这样高档次的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书籍。
我们还可以想象，在当时，肯定还有很多大学生，甚至于中学生都可能写批胡的文章，那他们当然是没有资格发表的。到了1959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又从这个八册里面选了一部分大概是最好的文章，出了一个精华本的《胡适思想批判》。这些文字，据参与编辑这个书的一位三联的老编辑跟我说，他说这个八册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当时是由各个责编分头编的。所以在我们三联书店呢，没有一个人把这个八册好好看过一遍，因为是分头编的。他说，世界上可能只有一个人好好把这八册的《胡适思想批判》看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
胡适当时可以说非常关注这一场大批判，他每天收集这方面的文字，他从《人民日报》上面去剪那些剪报。这八卷本呢，他也经过各种渠道把它给收集全了，而且在上面做了各种各样的批语，哪个人批的对，哪个人是胡说，他都做了些批语。甚至于从那些字里行间里面来看哪个人是小人，哪个是被逼着批的。当然经过这么一场批判运动，胡适可以说是成为一个臭不可闻的头戴多顶帽子的反动人物。畅销一时的《胡适文存》这样的书籍，在书店里我们再也看不到了。胡适大批判以后，接着又是把胡风选出来，就又出现了一场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这么一个运动。甚至于把胡风和跟胡适连起来，所以在这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文革的时候，我年纪也很小，童年、少年时期在文革中间度过。我就看看，当时的一些革命样板戏，还有一些电影，那些反面人物啊都是姓胡的。比方说《沙家浜》里面那个胡传魁，《闪闪的红星》里面的那个胡汉三，都是姓胡的。所以我从小对胡姓有一种恶感，不太好的感觉，这种感觉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建国初期，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干戈来批判胡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要选胡适?对这个问题呢，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胡适的这个思想体系和新社会意识形态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是两种相冲突的思想体系，对他的批判是理所当然的，很自然的。因你要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就必然要批判一种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胡适当然不是占统治地位，但是是具有主流派的，或者说有很大影响的这么一种思想体系。有的人则认为，这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出发来搞这么一场运动。从当时的政策需要来看，当时我们所执行的是一套“亲苏反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就是我们当时是站在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容这一边，那么对于那些亲英美的那些知识分子我们是要排挤的。
而在当时，留下来的很多高中级知识分子中间，他们还保留着一种亲英美的情绪。毛泽东对此感到很恼火。有一个人物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傅雷。傅雷是一个翻译家，基本上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但是就是他，在40年代末，发表了两篇文章，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两篇文章，一篇题目是《我们对于美苏关系的态度》，一篇文章是《所谓反帝亲苏》。从他这个文章中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当然认为美国在中国犯了很多错误，但是苏联对中国也未必好，对我们也不一定是友好的，是平等的。他举了很多例子。他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了另外一个左派、左翼文化人士周建人先生的反驳。那么从傅雷先生的这个文章中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是主张在苏美之间都保持一个距离，我们要有中国自己的立场。但是，从左派这边来看，就更多看到的是他反苏的这个色彩。那么这样一种选择，在当时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中间中有很大的市场。
还有的人呢，是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来看。毛泽东跟胡适是有一定历史渊源关系的。大家都知道，“五四”时期，毛泽东，他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他当时拿的薪水是八元。胡适后来还回忆起这一件事情。当时他曾经跟胡适有过交往，他甚至于写信求教胡适。其实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有一些主张，都是受到胡适思想的影响。比方说，胡适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个文章发表以后有一定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就成立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当然就是受这个文章的影响。
毛泽东，大家都知道，他和他的一批朋友本来是打算去法国的，可到了上海码头，他突然不去了，头一转，他自己把朋友送走，又回湖南去了。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事先他也写过一封信给胡适，探询他的意见。胡适很支持他，在国内可多研究些实际问题，是这么一种决定。那么现在呢，非常可惜，当年毛泽东给胡适本来是写了大概有数封信的，现在我们只能找到一封信，一封明信片，这封明信片还保存在胡适档案里面。另外有一些信，胡适交给了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抗战时期因为怕事，把那些信给烧掉了。非常可惜。我们现在再也见不到这些信了。但是现在还保留了一封信，我在编《胡适文集》时就把它影印出来了。毛泽东在北大的这段经历一方面使他和北大的很多文化名人发生了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使他的自尊心遭到了一些打击。他曾经在同斯诺的谈话中间，大家去看《西行漫记》，可以看到，他谈到他当时做图书管理员，是管报纸的。人家来看报纸，他登记一下。他当时就很想跟当时北大的几个学生领袖罗家伦、傅斯年攀谈，跟他们谈一下。但是这些人物没有时间，那么当然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讲呢，使他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击。到了1945年，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个成员，七个人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同傅斯年做了一次彻夜长谈。傅斯年就跟毛泽东说，我是陈胜吴广，你是刘邦项羽。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先起来造反，我们只搞了一个“五四”，你们共产党后来造反，你们虽然还没得天下，但是已经很成功了。然后傅斯年要他写一幅字。毛泽东回去以后就写了一幅字，然后让他的秘书交给傅斯年。毛泽东选了一首晚唐诗人的诗，这一首诗后面两句话是这样的：坑匪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你说我是刘项，刘邦项羽，我们起来造反了，但是我们这些造反的人呢是不读书的。那些读书的人呢，都被杀光了，都被秦始皇杀光了，就是你们傅斯年这些人啊。他以这个借傅斯年的这个比喻，来引伸发挥。
看了这个题词之后呢，傅斯年大为惊服。一方面，这首诗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心态，就是他比较谦虚。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说，他在大知识分子面前，像傅斯年这样在当时都是富有盛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面前他还是比较自谦的。所以呢就是说，有人说这个批胡跟毛泽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有关系。这里我个人不怀疑有这样一种趋向。
当然在批胡运动以后，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对于胡适这个人物也还有一些评论。他对于胡适在美国的动态很关注，胡适在美国写了一篇英文文章《我的学生毛泽东》。毛泽东在政治局讲话中间立即就辩明，我不是胡适的学生，然后说我在北大是干什么什么的。当然他当时大概还有一些渠道一些情报，可以搜罗到这些方面的资料。毛泽东走到北京图书馆去参观，图书管理员走到那个三门室，然后图书管理员告诉他这是胡适留下来的一架书。毛泽东站在那一架书面前，站了一下，然后对旁边的人说，如果胡适回来，我们还要让他当北京图书馆馆长。60年代，毛泽东，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欢看《红楼梦》，他在跟党内人士的一次谈话中间，评论研究《红楼梦》各家的时候，也说到：蔡元培的观点不对，胡适的观点还是比较对。
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据说毛泽东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胡适这个人物我们现在要批，到了21世纪我们再给他平反。所以基于这样一种意向呢，当时的一些跟胡适有关系的又留在大陆的一些人，他们在外出的一些活动中间，跟胡适接触的时候，仍然是捎口信，希望胡适回去。有的人写信给他，像胡适的老朋友周鲠生，他就写信给胡适。他在1956年写信给胡适他这么说，他说，对于你的批判，是对你的思想而并不是对于你个人。如果你回来，我们还是很欢迎的，大陆还是很欢迎你的。
胡适在他这封信下面就批了一个字，除了思想以外，什么是我。就是说你大陆说我们这边要批就是批你的思想，你个人回来我们还是挺欢迎的。胡适就反问了一句。当然“胡适大批判”对历史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在文革时期，大家可能都记得，在《人民日报》上面曾经公布过胡适跟吴晗的来往书信。当时林彪“四人帮”为了置吴晗于死地，将他与胡适的来往通信公布。在那样一个年代，可以说是很致命的一击。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本来在解放以前都知道胡适是个名人，很多人向他求字，很多人保留了他的书信，很多人要和他照相。到了文革时期，都唯恐不把这些罪证材料给销毁。所以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今天我们就没法再看到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当然这个胡适大批判，可以说对胡适个人来讲，从当时的效果来讲，倒是对他个人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胡适当时在美国，在美国他非常的寂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哥石德东方图书馆，聘请他做馆长。这个图书馆大概只有几万册书吧，一个很小的图书馆，每年年薪五千多美元。聘了他两年，没有钱了，感到聘胡适这样一个人，钱花得太多，五千多美元。它可以找到更便宜的一个人来干这个事情，找另外一个胡适的助手来做这个事情。让他当图书馆长，只要三千多美元就可以了。他们想换一个人，所以胡适当时在美国，丢了这份工作之后，找不到工作或者他也不愿去干那个。当时他非常的寂寞，那么这样一场大批判运动之后，一下使胡适这个人物受到外界的注意。
1956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十一所就出了纪念胡适65岁生日(他是1891年)的一个纪念专刊，在这个专刊里面，就庆祝他的生日，后面有一篇文章是殷海光写的。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呢，他作了这么一个结论，他说，如果要中国有希望，就必须普及胡适思想。对他做了一个很高的评价。这个评价实际上就等于台北的学术界，呼吁胡适出山。本来胡适呆在美国也没什么事情可干，到了1957年底，蒋介石就希望胡适到台北去，给他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所以胡适大批判等于是帮了胡适的忙。
第三个问题呢，我想谈的就是“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胡适的一生，他从1891年出生到1962年差不多70岁，这70年中间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从1891年到1917年，是他的一个学业准备期。就是他一直在念书，一直到在美国博士毕业，但是当时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是过了10年以后才拿到的。从1917年到1937年这一段，是他学术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他主要的学术作品、创作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撰写出来的。他这20年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到了1937年抗战以后，他去做驻美大使，他的学术工作基本上就暂时告一段落。做了四年驻美大使，到了1941年卸任以后，他当时在纽约，因为没什么其他的材料，就做了一个《水经注》的研究。这个在学术界就没有多少影响了，所以他从1937年到1962年，是在社会政治领域比较活跃，但是在文化学术领域里面，他的工作可以说影响不是太大。当然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后来还做了北大的校长，还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但这是一些行政职务，从学术本身来讲，他的工作影响并不太大了。
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他1917到1937年这一段他对文化学术的贡献。在这一段，我们又可以注意到，胡适他绝大部分时间，有近20年是在北京，除了3年在上海以外，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北京。他当时是在北大任教，在北京他先后住过4个地方，刚刚留学回来的时候，住在南池子段库后街8号，这个房子不大。后来搬到景山西街陟山门6号。这个房子比较大，原来是林长民住的一个地方。当时相当于是部级干部了。到了30年代，他搬到米粮库4号，据说是很大的一个四合院。这个时候胡适还有自己的车了。当时很多他的朋友都经常住在他家里，像徐志摩、徐悲鸿、丁文江等等。这些人在北京没有别的地方住，就到他家里去住。
那么抗战胜利以后，他回到北大做校长，他住的房子是东厂胡同1号，就是现在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这个房子，据说是黎元洪曾经住过的，当然这个级别就很高了。黎元洪是做过总统的。那么这20年呢，胡适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我个人认为，他可看作是京派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成名，是跟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谈胡适我们首先就会谈他跟“五四”运动的关系，而要谈“五四”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首先又会联系它与胡适的关系。
讲到“五四”运动，从“五四”以来，对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作用或者起过领导作用的人物，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像在文革的时候提的比较多的就是鲁迅、李大钊。所以像刚才傅光明先生他就讲到我们过去的文学只谈鲁迅，谈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当然从我个人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来看，觉得陈独秀在晚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间，评价这个运动的一段话比较中肯。他说：“‘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归到几个人，但是从当时对于言论所负责任的这个角度来看，主要的人物主要是三个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胡适，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是他在1940年时候说过的一段话。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我们可以从“五四”运动的一些反对派的言论中间，也看得出来，当时发生作用的是谁。
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过程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反对派，这个人物叫林纾，他曾经跟蔡元培是同事。蔡元培做了北大校长以后，对北大进行改革，他对此事很不满，他在报上就发表了两篇小说来影射攻击北大，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这两篇小说一篇是《金身》，一篇是叫《妖梦》。在《金身》中间，他影射了三个人物，一个是陈独秀，一个钱玄同，一个是胡适。他自己就扮演成一个伪丈夫的这个身份，金身，说这三人在陶然亭高谈阔论，突然一个金身冲出来，棒打这三个人。还有一篇小说就是《妖梦》，一个学校校长影射的是蔡元培；教务长影射的对象是陈独秀；副教务长影射的就是胡适。那么他这两篇小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影射的他所攻击的对象就是三个人或者说四个人，就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再加上一个钱玄同。反对派之所以攻击这四个人，就是因为他们最恨这四个人。
那么胡适对于这么一场运动，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得出来。一个是在文学领域，他首先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他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在此之后呢，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论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论短篇小说》。那么他这一些有关文学理论的阐述，可以说为新文学的发展铺垫了一个理论基础。在创作领域，他所创作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歌集，他所写作的《终身大事》是第一部白话独幕话剧。他是最早用白话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出版了两集短篇小说。
在文学史领域，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影响很大，他当时推动亚东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就是一个出版社，主人跟他的关系非常好，他要他们印中国古典小说，胡适亲手写序。这些书出来以后，在当时影响很大，翻版盗版的也很多。当然这个出版社开始的时候是赚了钱的。对于胡适的中国古典小说考证，行家评价很高，像鲁迅先生、朱自清先生、陈寅恪先生，都有专门的评论。
在哲学领域，胡适主要有两件工作影响很大，一是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一部书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学科得以成立的一个标志。还有就是在《新青年》他发表了一篇长文，介绍实验主义。实验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可以说影响很大，在当时超过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我们称它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一个很强大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实验主义。实验主义提倡实验室的那种科学的态度，事事都要有证据，对于中国文化不要持有成见，要有怀疑的态度，要敢于打破偶像，打破成见。胡适当时讲了一句名言，借尼采的一句话就是，评估一切价值，重估一切价值。这在“五四”时期影响很大。
在历史学领域，胡适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在这一方面，他身体力行，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人生观领域，胡适当时提倡的是“易卜生主义”，这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我们说“五四”运动是一场个性解放运动，那么它这种个性解放运动的精神源泉是哪里的呢?就是个人主义思想，或者说“易卜生主义”的思想。“五四”时期，胡适在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知识界被提升为一个文化明星似的人物。胡适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教育领域、教育机关，就是北大，或者是在学术机关，后来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度过的。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培养了很多有影响的学生。比方说我们现在很知名的很有影响的像历史学领域的罗尔刚、吴晗、顾颉刚。文学领域里面很多有成就的作家，也曾经受过他的提携和帮助，比方说林语堂。林语堂在国外留学没有钱了，写信回来向北大求助，表示自己将来愿意回北大工作，但是你先借给我一点钱。胡适接到这封信，立即给他汇了二千美元，是掏了自己的腰包。林语堂还以为是北大寄给他的，回来以后要还钱给北大的教务长。一查才知是胡适。林语堂对这一件事情感慨很深。另外像沈从文，也受过胡适的提携。他没有上过大学，但是胡适请他到中国工学去教书。这对他可以说是很大的提携了。胡适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是自然科学领域里面也有他几位很有成就的学生，像吴健雄，就是他在中国工学的时候教过的学生。
关于发展教育学术，胡适有两个观点，我觉得这两个观点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观点就是，教育既然是基层知识和创造新学术的机关，它就必须有自己的连续性。这话怎么讲呢?它是由一个问题引起的，就是我们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胡适所生活的年代，中国没有一座大学的历史超过一百年。1936年胡适代表北京大学去美国参加好像是二百多周年的哈佛大学校庆。哈佛大学邀请了世界很多名牌大学的校长或者是知名学者来参加校庆，并根据这些学校的校龄来排座次。哪个学校是哪一年诞生的，最早诞生的排在第一，然后按顺序排下来。排在最前面的是哪一所呢?是埃及大学。北京大学排在第四百几十几位，对此胡适当时很伤感。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北京大学是中国大学里面的龙头老大，但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参加校庆排在第四百多位。人家的历史都比我们中国的长，哈佛大学、莫斯科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等等，都比你的历史要长。
所以胡适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长历史的一个文明古国，没有一所有一百年历史的大学。胡适认为，这跟政治有关系，因为朝代的更替，一个朝代垮了，这个大学就没法办下去了。而在外国，它这个学校的维持是靠校董会，校董会存在，学校就可以存在下去。而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大学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代就有太学，但是这个太学没有延续下来。当然在1998年我们北京大学搞一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北大的历史应该追溯到汉代的太学。那样的话我们北大的历史一下就可以延伸二千年啊。但是这个说法，你要知道北京大学是办在北京，汉代的太学是办在长安，是两码事。所以胡适觉得要发展教育，要延续学术必须要有一个维持这个教育的制度和一个良好的机构。而中国没有，他很感慨。
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之下，才会有高价值的创造，这是他的第二个观点。这个观点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深思考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美国留学，回来以后跟我交谈的时候，他说有一个美国人跟他说，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明都是西方人发明的。他这个话讲得非常绝对啊。他说你看一下，今天我们所用带电字的东西，电灯、电泡、电话筒、电冰箱，凡属于带电字的东西，都是西方人发明的。那么这些带有前沿性的科学发明，为什么不产生在东方，或者中国，而出现在西方?这是胡适所思考的一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在我们的学术环境，在我们的人文环境。所以胡适他在思考西方学术科学发展的时候，得出一个原则，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之下，才会有高价值的创造。这是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讲一下“胡适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20世纪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思潮，其中有三种思潮可以说是影响比较大。哪三种思潮呢?我的归类是：一类是文化保守主义，一类是比较激进的，像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类呢，就是自由主义。其他两类因主题的关系，我就不必提了。那么我这里讲的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这种思潮不是中国传统思潮里有的，它是受欧风美雨吹打的一个产物。这种思潮的兴起，是从宣传西方的自由意识自由思想开始的，这个思潮最早可追溯到严复。严复在20世纪初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翻译过来。他因为害怕人们对自由产生一种无政府的联想，所以他对这个书名可以说是精心的推敲，最后他起了一个在今天我们看来很别扭的名字《群己权界论》。意思是，自由是讨论什么的呢?是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而不是一种让你产生无政府联想的那么一个词。
严复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同于当时的革命派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1905年曾经和严复两个人在伦敦碰过一次面，中山先生就征询他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严复就认为，当今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从教育入手。孙中山对他的这个回答发了一句感慨。意思是说你要等到河水都清净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这些人活得了那么长吗?如果办教育，从教育入手，时间要很长啊。你是思想家，我是革命家。所以他就想要通过革命把中国变革的步伐加快一点。而严复认为，中国改革的办法要从教育入手，只能循序渐进。那么严复思想的这两个内容，一个是强调自由，一个是强调渐进，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雏形。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继承这种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就是蔡元培先生。在他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他提出整顿北大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就是把这种自由主义的原则延伸到教育领域里，这一点对当时的北大影响很大。人们至今怀念蔡元培先生，怀念“五四”时期的北大。北大的现代教育体制也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正是奠基于此时，而且是与蔡元培先生的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办学方法分不开的。
蔡元培先生是在1940年去世的，在他之后，继承这个自由主义传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可以说胡适一生在政治上只抱定了一个思想一个主义，这个思想这个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大家都知道20世纪中国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很多人的思想不断地在变化，像梁启超先生就讲过一句名言：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斗。那么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像郭沫若先生他也是富于变化的，经常要变化，很多人都在调整，都在变化。胡适是个老顽固，他一生中间只抱持了一个主义，这个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时期他宣传个人主义，是基于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在20年代末，他和罗隆基、梁实秋发动人权论战，批评国民党，也是基于一种自由主义思想。30年代他在《独立评论》上面和他的朋友讨论民主与独裁这两种方式，在中国究竟采用哪一种方式为好，他主张民主。他的另外两个朋友，丁文江、蒋廷黼主张中国要搞独裁。胡适也是基于他的这个自由主义思想。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比较系统地发挥，是在40年代以后。40年代末，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自由主义》。他谈了自由主义的四个原则：第一，就是自由。自由主义你当然首先要讲自由。他对于自由的一个解释很有意思，他说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反过来讲，由自，由自己作主，不要受外力的制裁，由自己作主，自己对自己负责。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自由主义要讲的就是民主。胡适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我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承认人人都有其价值，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仅是在政治生活，甚至于是应该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比方说我和我的小孩讨论问题，我能不能让他把话说完，而不是我以一个说教的身份，老是叫他听我的。我不，让他有他作主有他思考的余地，有他表达他主张的这种权利。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民主。第三个原则就是容忍，要容忍不同的意见，容忍异端。胡适他用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以往的政治斗争。《红楼梦》这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说过去的政治斗争都是这样，被压的人日子都不好过。所以胡适特别强调容忍。胡适喜欢引用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来说明自己的这个观点。伏尔泰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这就是表明一种容忍的态度，容忍异端。第四个原则就是和平渐进地改革。这里包含两点内容，一个就是和平地转移权力，就是不要用暴力冲突；还有一个就是要用立法的办法来一步一步地改革，一点一滴地进步。胡适可以说他一辈子基本上信奉这一套，没有变化。那么他之所以坚信这么一种思想观念，是同他所追求的一个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目标就是他想要建立一种无限制的文明。
这个概念胡适最早是在他1941年所发表的一个演讲中间提出来的，这篇演讲的题目是叫《民主与集权的斗争》。在这个演讲中，胡适引用了当时罗斯福总统演讲的一段言论。1941年正是世界法西斯主义猖獗的一个时代，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采取一种集权的办法才能够以暴抗暴。中国也有很多人是这么看的，比方说我刚才说的丁文江、蒋廷黼，他们也主张这样。德国、意大利、日本都是搞的法西斯独裁呀，我们中国如果用民主的办法来对抗的话，那样会太软弱啦，不能把我们的国力集中起来。我们也只有用独裁的办法来抗衡。那么罗斯福总统在当时的就职演说中间，反驳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只有民主的生活方式，才足以抵御这样一种强暴，才足以发展人们的能力。胡适认为罗斯福所讲的这一段话，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主主义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下面，才能建立一种无限制的文明，才能让人们的能力无限制地发展。这个理念胡适认为是可以成立的，他想把这样一种理念伸展到中国来，这就是他信奉自由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0年代后期，他曾经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作了这么一个结论：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我想在我们经历了文革以后，重温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人道主义的内涵。现在已经是20世纪落幕了，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个世纪，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思考，值得反省。今天我所讲的只是一个个案的研究，而且我所讲的也未必是一些成熟的意见，我拿出这点心得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傅光明：首先感谢欧阳先生为我们作了一个精彩的演讲，他为我们勾画出了作为文化大师的胡适一个大致的轮廓。因为胡适有着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世界，而且，我们怎样去评判胡适也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过程。今天欧阳先生也就是把他多年来对胡适研究的一个心得跟大家交流一下。他分了四个部分，其中我本人对他的第四部分非常有兴趣，因为这同我对我老师萧乾先生的研究有很大的一个共同点。萧乾先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胡适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基本上都是承继了胡适的思想，他的命运的选择跟胡适正好是截然相反的。
胡适的幸运在于他1948年离开了大陆，由于建国以后世所共知的原因，我们有理由为胡适先生庆幸。假如他没有离开中国，1950年开始的批判，胡适第一轮就要首当其冲。萧乾先生没有离开，留在北京。他当然没有预见到，建国以后我们会有这样循环往复的政治斗争，他被卷入了漩涡之中。他把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一个信念，他有过那样的说法，就说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在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在呼吸空气的时候就应该有这种因素，这种成分。在家庭中比如说民主，在我们社会生活交往当中的这个容忍，刚才欧阳先生也讲到，他编过一本书题目就叫《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那么联系我们具体的现实生活可以看到，我们在文革当中也好，在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也好，还可以发现有许多非常不好的现象，比如说：以暴抗暴、以牙还牙，就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看，就有一种好像只要是正义的，对非正义采取一些措施的时候，不管它是不是激烈，不管它是不是带有血腥，都是可以原谅的。
比如说我们反思文革，文革当中发生了多少血腥的事件，都是在打着“正义”的幌子，在对“非正义”进行残暴的迫害。今天回想起来，有些我们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可以以他们为骄傲的文学大师，比如傅雷、老舍都被迫害致死。听欧阳先生为我们作这个报告，我们从像胡适先生这样的自由主义文人身上应该汲取一种什么东西，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听完报告之后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就是以后我们不管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还是在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要以怎么样的一种态度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自由和别人的自由以这种很好的一种容忍的态度来对待。就像自尊和尊重一样，你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你的自尊的由来不能建立在你不尊重别人的基础上。那么我想欧阳先生为我们作这个报告之后，我们从胡适一辈子信奉自由主义的理念上，至少应该有这么样的一个心得吧，至少我是这样。
下面还有时间，请欧阳先生来回答大家的自由提问。
问：我想请问欧阳先生，胡适先生在大陆受批判的时候，他不是在国外吗?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文章来表明他自己的观点的？
答：对这个胡适大批判，胡适本人有记载，日记中间有记录。当时他把能搜集到的一些批他的文章都剪下来。胡适有剪报的习惯，他把它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上面，然后作一些评论。另外就是他在一些公开的场合他有演讲，来评论这场大批判运动。这样的演讲有几篇，就是对在这个运动出版八大本集子作一个总结。就是这个运动，为什么会清算胡适?他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
问：这种材料我们现在有没有呢？
答：有，1997年、1998年国内出版了一套《胡适论争集》上、中、下三大本，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16开本的，最后一本里面收了，这方面的几篇代表性的文字。
问：我想请问一下，在胡适大批判的过程中，郭沫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答：刚才我在演讲中间已经提到了郭沫若先生，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毛泽东的这一封信写了以后，当时并没有公布，并没有像我们今天一样拿到毛选五卷可以读到这一封信。他是写给政治局的人和有关主管文教意识形态的几个领导人，所以能读到信的只有那么几个人，郭沫若先生，应该说是这其中的一个人。他拿到这封信以后，当然就认为这不是一封一般的信，这是指示，是最高指示。那么秉承这个指示，郭沫若先生才出面对《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记者谈话，这个谈话按照我们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布置胡适大批判。所以实际上出面动员是郭沫若来做这个工作的，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出面，没有公开发表其他的谈话，他只是在后面写了这封信。当然现在很清楚这个运动实际上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布置的，郭沫若只是出面作了这么一件事情。
问：我们知道过去批判胡适文章里经常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我想请欧阳先生来讲一讲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这当然是在“五四”以后流行的一句口头禅啦。我个人认为，在中国，“五四”以来对这句话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有的人认为问题是要在主义的指导之下才能够解决，有的人认为现在我们接受的各种主义都是一些空头的主义，还不如研究一些实际问题。当然这两种看法都各有其理，你研究问题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个思考的方法、思考的角度。这个方法、这个角度也许是某种主义在发生作用，但是现在就是说最忌讳的，我觉得从我们经历了20世纪中国以后，我们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想贯彻一种纯而又纯的主义，想按一种纯正的主义来办事，而不是从问题中间产生一种思考的思路。这一点我觉得在20世纪中国甚至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往往从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只认定一个角度是正确的，即使有时候考虑问题也可能有多种角度。从今天来看，很多我们曾经认定的那一个角度，一种思想方法恰恰是错了，而曾经被我们所认定的错误的一些思想主张，可能它也包含一定的合理成份，当然它也不全对。但是它可能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成份，就胡适这一句话来讲，当然现在也有人说，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实验主义，或者有人也说是一种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在中国有一点贬义，我比较喜欢用实验主义这个词。当然有人说，这个实验主义最好的学徒是邓小平。小平先生说了一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吧。
问：他的倾向就是说，他的自由主义是由西方转移过来的。我想请教一下欧阳先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同西方正宗自由主义的变异，也就是差别。
答：胡适的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应该说他首先主要是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因为他1910年10月去美国留学到1917年这一段，他差不多有七年时间是在美国度过。在这里，他接受了美国文化的滋润和影响，在美国文化对他的影响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说对他一生是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就是，美国是一个通过渐进改革的办法来谋求现代化，谋求社会发展。美国立国以后两百多年时间，没有发生战争，除了中间有一次南北战争之外，四年，它基本上是和平发展。所以胡适看到的景象就是，美国是通过一个和平渐进的发展取得成功的一个典范，他觉得这是世界现代化成功的一条道路，并对此深信不疑。这种渐进的观念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理论很根本的一个观念，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美国文化里面，强调尊重个人，尊重自我，让每一个人能够得到自由发展，这一点在美国文化里面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胡适他也受这个观念影响很深。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觉得胡适他还有一个观念是我们现在不大谈的，但实际上也是在他头脑里面根深蒂固的，就是世界主义的观念。今天人们比较喜欢讲全球化这个概念，我没对这个词从何而来加以考证。但是胡适这个人他接受美国的世界主义、新国际主义这种思想的影响很深。大家都知道美国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公民，是从世界上各个地方来的，从欧州、从非洲、从亚洲、也从拉丁美洲，所以美国是一个大杂烩。那么美国人你要讲它原始的民族意识是什么？很难。但是美国人有一种世界意识，这种世界意识，到20世纪以后，它逐渐凝固成一种国家意识和一种新的民族意识、文化意识。如果说美国有民族主义，它的民族主义就是世界主义。所以胡适又受到美国文化的这样一种影响。这样一种文化，它同其他国家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同单一民族的日本不同，日本人没有那种像美国人的这种世界主义意识，德国文化也没有，它也是一个单一民族，大日耳曼情绪很重。俄国也没有，大沙文主义的情绪很重。我们中国人也没有进入到这个境界。为什么呢?这跟美国的文化来源和他的居民的来源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每年（它现在还是这样）要从全世界进口很多的人，就是移民。这些移民对它的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胡适也是作为一个留学生到美国，他接受了这种文化影响。
当然，你说胡适的这个自由主义思想跟西方的经典文化有多少差异，我想他在接受西方文化之后，当然会有他的差异。但是总的来讲，他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说他是属于跟西方的原点的自由主义最亲近的那一批人，那一类人。就是说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有一些人，他对西方的原点的自由主义有一些修正，比方说，他们也会接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批评。那么胡适呢，他的个人立场比较特殊，就是在自由主义里面，他是最坚持美国式的那种自由主义。所以在中国市场，胡适个人影响很大，但这一点思想在中国又恰恰最难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人虽然把他在三、四十年代作为一个文化偶像来接受、来崇拜，但是很少人接受他这个观念，所以很多的自由主义者后来在40年代后期都有所转向。他们的思想作了很大的调整，接受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或者说从传统的民主主义资源里面吸收养料。比方说跟胡适关系非常好的傅斯年，他也号称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修正，也就是他从中国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里面吸收了很多养料。而胡适在这一点上面就比较淡化。
答：应该说胡适的作品现在已经翻译的数量也相当地多了，也就是说，普通的民众了解胡适的渠道是比原来大大地增多了。当然受胡适的思想或者胡适的影响要更大，跟三、四十年代那种情况当然还不能相比。因为大概在20年代以后到40年代这一段，胡适的很多文章都是中学生的读物。比方说我挺喜欢《差不多先生》那篇小文章，当时是中学生的课本读物。现在，如果中学课本里面收这么一篇文章，还是挺好的。当然，现在好像中学里面可能收他的文章就很少，而鲁迅的份量可能就比较多。而像胡适的文章比较通俗易懂，中学生应该比较容易接受。鲁迅先生文章写得当然是很好，但是中学生能不能读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很多文章都是用半文半白的形式写出来的，而胡适是非常通俗的这种白话文。所以说，如果对他的思想要做更大的普及的话，应该是在教科书中间选择一些他比较好的文章。实际上胡适这方面的文章很多。
问：欧阳先生您好，我们都知道在三、四十年代有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说“我的朋友胡适之”，那么胡适对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我觉得他是作为一个社会公众人物出现的。而对整个文化他是处于一种漩涡之中的，然后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一些原因，使他成为这种公众人物。那么他的学术上面呢？就是说在学术上面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成就?您研究他这么多年，您对他的感性的经验，他处于漩涡之中，他属于风云人物，他引起了大家对文化的兴趣的见解是什么?
答：对于胡适研究从我个人来讲，也是伴随着一个发现的过程。我最早研究胡适的时候是写因为硕士论文，那是1986年。1986年当时就是研究新文化运动以前的胡适，因为那个时候能够研究的问题就是肯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间的地位。那么我就想，胡适为什么能够在新文化运动中起那么大的作用?我就把研究这么一个问题作为我的硕士论文。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我对胡适的政治思想感兴趣，所以我写了《自由主义之累》这本书，因为这个领域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我又感到他在学术文化领域里面的很多成就，值得再思考。所以我对这个领域，就是在学术文化领域里面的一些他所做的工作，又重新加以审查。应该说他在学术领域里面的很多工作在今天看来还是很经得起考验的。最近我们有一个出土文物的发现就是《勾践图简》里面有老子的《道德经》。胡适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就老子这个人物的生卒年代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老子比孔子更早。很多人不同意他这个看法，冯友兰、钱穆、他的学生顾颉刚，很多人都反驳他的看法。胡适坚持他这个看法，但是当时没有其他的证据。最近《勾践图简》出土的这个《道德经》，它就是战国早期的啦，证明胡适所提的这个看法完全是能够成立的。而反对他的人都把老子的年代推到战国晚期，这个说法现在有这个出土文物考古的发现，完全可以推翻。从这点来看，胡适在学术上有一些工作他还是能够成立的。当然对我来讲，吸引我的还是他的思想方面的研究，所以我着重还是在他思想方面的研究。从今天来看，我们重新审视他的思想，仍然感到他思想的这种内涵的价值和魅力。
问：我听说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有些观点和胡适有争论，是不是有此事？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在当时社会有什么作用？
答：关于胡适与鲁迅这样一个话题，这几年学术界有一些讨论。他们两个人在“五四”时期，都属于《新青年》这个阵容，两个人有一些共同的爱好，比方说两个人都研究中国小说史。鲁迅先生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这一部书，胡适搞中国小说考证。两个人有来往，有通信，而且鲁迅经常到胡适那里去借各种版本的小说，所以他们关系当时还可以。当然这个周氏兄弟，应该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跟胡适的关系更好。周作人一直在北大教书，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更好。鲁迅到了30年代以后，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他也是左翼文化的一个主要代表，他跟瞿秋白的关系比较密切，瞿秋白写的文章甚至以鲁迅的名义来发表。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的关系的确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以鲁迅先生的名义发表的一首小诗，据说实际上是瞿秋白写的，是那首《抛却人权说王权》，当时就是批评胡适的。因为胡适在20年代末曾经批评国民党讲人权，那实际上是人权跟党权之间的一个斗争。
到了30年代胡适他又写《怀南王书》，他把这个书写好以后，写《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写了这么一章，然后把它又送给蒋介石，希望他学习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那么这样一种讲政治上无为而治的思想，跟鲁迅先生的那种强调革命、强调战斗的这样一种精神风貌，两个人当然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区别。这个曾经人家说有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我不知道出自何处，我没有去查。胡适30年代在北大做文学院长，鲁迅有一次就来到北平，大概是料理他母亲的一些事情，还是什么，就来到北平。他们两人就打了一个照面，胡适就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你又卷土重来啦”！因为鲁迅曾经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了，他是又回到北京来，见一下他母亲，胡适就幽默地说了一句“你又卷土重来啦”！后来鲁迅就借这一句话写了一篇文章回击胡适说他卷土重来。当然胡适怎么样看待鲁迅，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或者鲁迅怎么样反过来看待胡适，同样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在胡适晚年的言论中间有两处是很有意思的，一处是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叫《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篇文章里面谈到30年代鲁迅要不要加入左联，当然胡适把它引申了一下是要不要加入共产党。这个话是他引申的，实际上好像是加入左联。当鲁迅被问到是否加入左联时，他就说，不要加入，那是一个大酱缸，酱在里面那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这封信倒是在《鲁迅全集》里面有，胡适就把这个话拿出来说明鲁迅这个人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看他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其实这个话我刚才说了它是指的不要加入左联。胡适作了一个发挥，当时跟他旁边的人在谈到鲁迅的时候，他私下的谈话就是认定鲁迅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有一些人对这个话，在写回忆文章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观点。当然当时鲁迅和胡适表面上应该说是属于两个阵营的人，是敌对的。所以比较站在胡适这一边的一个女将苏雪林，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人说她对胡适是单相思，她后来没有结婚，就说她很喜欢胡适。在鲁迅死的时候，她就发表文章攻击鲁迅。胡适对于她这种作法很不满意，写了一封信给她。这就说明，胡适对于鲁迅，还是要持一种就是认为评价鲁迅还是应该从一种历史的文化的角度来评论他，而不要感情用事。
问：刚才您说胡适有两个观点您是赞同的，我觉得这两个观点的确很好，尤其是您在说自由的原则之下，您赞同他的思想，或者说您认为中国现在的思想教育应该怎么做更好，请您谈一谈近代的教育，怎么去做更好一些？
答：当然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大家都经过了一个教育阶段，就是小学、中学、大学。我现在也在大学教书，我一直在学校，现在生出来的小孩又在念小学。最近一年我就在想我们的教育，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很系统很深入地思考，但是最近我自己感受到这个问题是威胁到我们下一代怎么生存的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像我，以我为例，我现在虽然在北大教书，但是我感觉到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的中学、小学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我们那个时候的教育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教育。大学以后自己有所觉悟，大环境有很大的变化。我七八年上大学，有一个很大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也是一步一步从那个阴影下慢慢地调整出来的。直到今天，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没有回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我没有回到这个状态，我的小孩也没有进入这个状态，我们的教育问题在哪里?在这样一种教育状态之下，我们能不能够培养，就是我们所理想的，将来在世界上也能够有那种思想闪光的大师级的那种人才来?这是我有时候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感觉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最缺的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人格意识的教育。人格意识当然是一种跟道德，也跟我刚才讲的自由意识、民主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教育，现在的教育很缺乏这一点。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缺乏经典意识的教育。经典意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从“五四”以后，摧毁了传统的东西。“五四”以后，取消了经科，这个还好说，但是由此以后也取消了对传统经典的教育。胡适也是反对的。我过去写文章，也是站在他这个立场说话。胡适是这么看的，鲁迅也是反对读经的，蔡元培等很多新文化阵容的人几乎一致地反对读经。这个立场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就他们这批人来讲，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很有思想的一个观点。但是他们这批人是曾经受过传统的经典教育的，能够知道传统的一些弊病。反过来，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在今天产生的问题，比受过这个教育的人现在问题更多更大，这是我个人现在私下思考的一个判断。
在西方，一个人的教育过程中间，他有经典教育的过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也熟悉《圣经》里面的那一套东西，普通的人都熟悉。但是在我们中国，在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要去问一下，有几个人还熟悉我们这种传统的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没有几个人啦。没有几个人受过这种很系统的、传统的经典教育。我们所接受的人文教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教育，所以今天这个教育，我觉得一个是缺乏人格意识，一个是缺乏经典意识，这两点是我们教育中间两个很大的问题。而没有这两种意识，没有这两种很好的训练，要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要有所谓高价值的创造几乎是不可能的。
问：我想请教一下欧阳先生，胡适先生是怎样看待中国农民问题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很盛仍然很强的社会，怎样对待这个自由主义问题？
答：你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回答得清楚的。胡适，对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对这一笔遗产，他非常地珍视。他有一个概念，他在形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五四”运动，讲新文化运动，我们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很现代的词“启蒙运动”，或者说“思想解放运动”，还有刚才我说的“个性解放运动”，用这套词汇来形容它。胡适他只用了一个词来表达他对中国新文化的一种看法，就是他称“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这个词它包含着很深刻的多重含义。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是一个西方的词，西方发生过一个“文艺复兴运动”。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从西方的传统资源那里寻找精神文化资源，它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趋向。胡适借用这个词来说明中国新文化应该发展的一个趋向。他实际上也是表明这么一种看法，就是我们所要建设的新文化，是应该发展继承我们中国的人文传统，而不是孤立这个传统。所以他的白话文其实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的。他所讲的科学方法，提倡的所谓考据、考证方法也是在传统里面都有的。也就说他是要继承这么一个传统的。
同时在借用这个词的时候，他还强调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要有人的味道，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这个东西之所以要强调，就是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培养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而不是一种禽兽的社会。所以对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资源，特别是他晚年，我觉得他还是很重视利用的。
问：我想请问欧阳先生，就是在50年代的批胡运动当中，到底有多少这种严肃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存在?而这个刚才您也讲了，在这个批胡运动当中，胡适在美国他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他对这各种各样的针对他的批判文章，他也有不同的分类。那么在他认为这些学术性的讨论和对他的批判当中，应该说他有认为是批判得对或是批判得错的，希望您能介绍一下这样的情况，包括他认为有人批判他错，究竟错在何处，他自己是怎么反省的？
答：关于这个胡适大批判运动，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胡明，他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胡适批判的历史理解与文化诠释》，就是对这个大批判运动作的一个分析。它分析了有哪几类人投入了这个运动。有些人是自动参加的，有些人本来就是胡适原来的敌人，或者是政治上的，或者是学术上的，也就说他们从来关系就不怎么样的，他投入这个运动也是很理所当然的。还有一些大概是因为当时形势逼人，不得不表态的。那么，从胡适这边来看，他对于这个运动中间的评论也有一些评论，但是这些评论是很短小的，就是他在有一些人的文章旁边夹杂那么一句话，夹杂那么一个批语。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出他个人的一些观点。
比方说周汝昌和俞平伯他们评论他在《红楼梦》方面的一些意见的时候，他觉得这里面还有学术的成分存在，所以他对他们的评论，并没有太多的微词。有一些文章完全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的，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多人本来在政治上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也可以理解。当然也可以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个运动虽然涉及面很广，很多人投入，但也有一部分人没有投入。他这篇文章也分析了一下，像没有投入的人里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很熟悉的，像沈从文他当时就没有写文章，钱钟书也没有写文章。沈从文应该跟胡适的瓜葛是很深的，当时没有写文章。还有跟胡适的关系很好的朋友陈衡哲，也没有写文章。还有他的学生吴晗，也没有写文章。他当时已经是北京市主管文教的一个负责人啦。
当然也有一些跟他关系非常密切的，像罗尔刚，写了批判文章。在他写批判文章的时候，胡适好像觉得很能够理解他们。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话很有意思，他说“他们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是说，这些人他必须表态，没有不表态的自由，所以他能够理解他。这个运动，当然现在海外有一些人写文章，也有人还把这个大批判里面的一些文章当作一个学术材料来引用。最近我看到海外有一些讨论胡适的文章，也从这中间去挖掘一些学术材料，并不像我们在大陆很容易这么做。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大批判运动，它既然是很左的一个表现，所以毫无价值。但海外有一些学者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这里面也有些学术成分存在，所以他们也从里面去引用一些材料，来说明他的观点。我觉得这样也不失为一种平实的态度。总而言之，历史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对过去，我们就都应该持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来对待它。
傅光明：由于时间关系，现在该收关了。欧阳先生的报告讲完了，胡适先生呢也早已经成为历史过去了。那么现在历史地来看，就说50年代的批胡运动吧，我觉得这绝不是胡适的不幸，而是我们自身的不幸。我们希望以后这样的不幸，类似这样的大批判在我们的文化园地，在我们整个的国家不要再发生，至少是少发生。让我们以像胡适先生这样的，至少是在学术领域，多一点容忍自由的态度开展这种学术论证和学术争鸣。那么关于胡适先生的平反，如果说有平反的话，我觉得不存在平反，因为胡适这个人怎么样去定位，本身就应该由历史和时间去说明。如果真说是平反，那么历史本身对胡适先生的平反，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谈胡适了，我们接受胡适了，这个平反比某一个政治家对一个人物的平反要有价值得多。那么以前我们吃亏也就在于我们往往都是在听命于某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些定位。以前吃这样的亏可谓多矣，从50年代到文革，好在我们现在进入了新时期，我们也在不断地汲取过去的这种历史教训，以不让历史重蹈覆辙吧！最后，让我们感谢欧阳先生今天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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