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杏坛

讲座在线 当前位置:首页 > 文学杏坛 > 公益讲座 > 讲座在线
电视有文化吗?
  来源: [ ]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

2001年6月3日

傅光明:先讲两个事项,第一个就是在开讲之前,请携带呼机、手机的朋友们检查一下是不是放到了震动档,或者索性关掉,我们不希望在演讲过程当中,出现此起彼伏的虫鸣声。第二个就是今天请白岩松来要请他为买了他《痛并快乐着的》一书的朋友们签名售书。演讲结束之后,请务必听从我们工作人员的安排。

作为主持人来说,我和白岩松的姓氏都不算怎么美妙,我姓傅,主持来主持去最后也是个“傅”主持,转不了正。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那么多年节目,到头来也是“白”主持。他“白”主持了吗?当然没有。倒是有许多个不姓白的主持,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的东西,让我们不敢恭维。有的装痴卖呆,甚至装疯卖傻,反正我是不很欣赏的。偌大一把年纪了,还老装得跟小孩一样。好在我们白岩松,真正的白主持,以他的聪明、秉赋、才智和激情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电视转播、电视文化的美好瞬间,从主持东方时空,到奥运会,到香港回归的电视转播,等等。我想白岩松本人和他所主持的这些节目都已经同这些非常好的甚至是历史的辉煌时刻刻入了我们的脑子,成为了我们记忆的一部分,有的甚至是成为了历史的记忆。我想,趁这个机会,让我们先在此对白岩松先生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电视工作表示敬意和感谢。

今天白岩松为我们作的演讲题目叫“电视有文化吗?”这是一个很复杂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题目由白岩松来作,是非常恰当、非常合适的。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白岩松先生为我们作一场“痛并快乐着”式的演讲:“电视有文化吗?”。

我必须解释一下,大家一鼓掌我就鞠躬,是因为,怎么说呢,到了现代文学馆之后,心里就跟去其他的地方不是特别一样,会有一种很尊敬,或者说让自己感觉很渺小的这样一种东西,但我觉得还好。如果好多人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头还能有这样一种感觉的话,挺好的。就跟现在这个现代文学馆本身的高度,并不高,跟在周围的好多这个卖八千、九千、一万以上的商品房比较起来,现在甚至可以说低。但是好像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不是这样。刚才的最后一躬我尤其要鞠给今天在座的好多头发已经变白的叔叔跟阿姨们。我几乎每一周都会跟年轻人打交道,跟我的弟弟或者是妹妹们打交道,但是非常难得有机会在这样的一种场合下跟很多的叔叔阿姨打交道。我觉得这个社会从来都不缺乏安静,虽然在我们现在好多媒体上,现在一弄就是这个社会如此浮燥,或者等等好多这样的词汇,仿佛中国人民都已经在急匆匆的脚步之中,已经好久不知道绿色是什么了,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了。但是每次都有这样的机会来提醒我们,事实不像好多人说的那样,我非常感谢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今天也能坐在这里。但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不感谢我的同龄人,同样感谢。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在礼拜日这样的一个上午,对好多人来说其实都是难得的一段休息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的一二三四五这几天,累得都不善,不光是体力上的累,还有心理上的累。我觉得这20年和未来十几年,中国人会非常艰难。这种艰难就体现在,虽然我们表面上笑脸还很多,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学业、事业等等好多东西。由于社会的变革太剧烈了,旧的走了,新的还没有来,那么好多的这种挣扎、痛苦都会在这几十年当中伴随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活得很不易。每次都是在酒喝到三两之前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很坚强,这个我感触已经非常深了。酒过三两之后,原来以为特坚强的那些人,脆弱全已经展现出来,好像这个社会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以上就算作是一个简单的开场白吧。

电视有文化吗?我不太知道,看我们怎么界定文化了,究竟文化是一个少数人把玩的东西,还是一个大众去分享的?会使电视有文化吗?这个提问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来。在八年前我还没有做电视的时候,我也经常会指着这个电视上的好多东西说,我要是做电视做成这样的话我早跳楼了,当时真是这样。后来1993年刚刚开始做电视的时候,也跟电视界里的好多人说过这句话,我说怎么会做成那样,要那样的话我早跳楼了。可是现在之所以还活着,是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要一直那样,保持那样的,说做成这样就跳楼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已经死很多回了。因为自己好像在做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时候让我今天回忆起来很不满意,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开始慢慢去明白什么是大众媒体,什么是电视。如果说在十二年前我离开校园的时候,希望中国一夜之间冒出一百个博士后,或一千个博士后,或者说冒出很多的精英,让中国一夜之间发生很大的变化的话,那我觉得十二年之间我个人发生最大的变化只有两点:第一点我已经不再是精英文化的爱好者,第二点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不要急。我是1989年离开校园的,当时由于自己年轻啊,热血沸腾,觉得中国的好多事情应该一夜之间就能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12年过去了,终于学会了跟很多我的前辈们一样地咬紧牙关。中国的好多事情,好像必须学会咬紧牙关才能慢慢地向前走,所以现在终于学会了什么叫不要急。但是不要急不是不急,在急之中又能懂得掌握急和不要急之间的这种火候,我觉得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好多事情全是这样。

第二个感觉,我为什么说不再是精英文化的爱好者?当然我依然尊敬很多的精英,但是我不尊敬好多人认为文化只是精英的文化。我终于开始明白,与其说一夜之间多出一百个博士后能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不如让中国十多亿人,十二三亿人能从小学,比如四年级变成五年级,五年级变成六年级的影响更大。如果把金字塔塔底的好多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彻底的话,如果让金字塔塔底的文化呈现向上跃进的姿态的话,中国的变化将是翻天覆地的。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比如说电视弱智,我们抵抗电视等等,好多。我特别理解写这样文章的朋友,我也都见过他们,我也尊敬这个社会里头比如对大众文化的这种抵抗,包括辱骂,或者说谴责中间所渗透的某些积极的因素,但是我非常不欣赏他们的态度。

OK!我们可以不喜欢电视,我们可以认为电视很弱智,那么好了,如果有更多的文化人能够介入到电视里头,去改造它,要比辱骂它,责骂它起的积极作用大得多。我一直说这个话题跟电视没有关系啦,我一直在说,我说如果辱骂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话,我一定要学这个专业。但是我们恰恰要明白,骂人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责骂也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跟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撒气筒,就是中国足球。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把话题迅速地转到中国足球上,然后把所有的责骂和责难都摔到它的身上去。

其实我好多年也是这样,但是现在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凭什么要求在目前中国还有很多的体制方面不完善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一个达到我们满意和神圣的中国足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点,我们之所以责骂中国足球,原因在于足球恐怕是所有我们喜欢的领域里透明度最高的,我们在一个周末就可以知道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足球都在怎么样地进行着,然后正是因为有这样如此高的透明度和鲜明的对比,我们知道了中国足球差成了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才大胆地敢于责骂。但是实际上生活当中好多该被我们责骂的东西,由于透明度不够,我们连责骂的分量都不够重。我们能在一周之内知道国外的媒体正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吗?正在呈现着哪些积极的东西吗?所以我一直认为,对电视的责骂不是够了,真正的责骂还没有,有几个对电视的批评真正地说到点子上了?

大家说好多的节目挺差的,比如我去台湾一看,我们的电视都在大量克隆台湾的节目,我一到台湾就觉得特别熟悉,这些电视我全见过,咱们各个台都在克隆。是不是将来我们的电视一定都要呈现得特有文化、特精深?或者怎么怎么样?不会的。电视首先是一个大众媒体,那么在大众媒体里应该呈现出不同的分布。

最近我一直在写一篇文章,就是我们将来的分众化。电视节目的分众化。什么叫分众化啊?可能是越满足大多数人的这种栏目越多。由于社会层面在呈现非常复杂的态势,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看更高精尖、更深刻的、或者说更有文化气的等等节目的话,电视栏目也都应该有。最后最完善的结局就是电视节目的比例配备,跟整个社会的文化的比例配备完全是对等的。或者说电视的这个配备要比整个民众的文化配备稍高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就达到了非常优秀的地步。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骂美国的好莱坞怎么样,但是到现在我认为,在美国的好莱坞片子里头,世界这么多的电影里头,我把它排在第一位的还是《辛德勒的名单》。为什么?我也看过很多探索的,或者说很优秀的片子。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习惯于对很多艰涩的、探索的和好多的人们可能看着不习惯的东西表示欣赏,恰恰有一些圈里的写手会格外地去叫好,呈现出一种反大众的姿态,以显示自己很精英、很超前等等。

其实我对这种情况已经非常地不喜欢了,我为什么会格外地喜欢《辛德勒的名单》?即使有一些另外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也愿意把《辛德勒的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斯皮尔伯格如此一个商业化的导演,把自己一个10年的梦用一种很商业手法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如果这个片子拍得非常艰涩的话,可能只有一千万人看,那么受到的人性震动也就停留在这一千万人的层次里。但是《辛德勒的名单》可能全世界会有几亿人看,那么这种人性的震动就在几亿人当中产生了。文化人在做什么?中国的文化人这么多年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出世,要兼济天下,要承担很重要的社会责任感。那么在这个社会剧烈的变动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感哪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所有的渠道把我们认为很优秀的东西跟大众直接建立一种沟通?

所以再次回到那个话题上,我认为抵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改造才有意义。如果说抵抗有一点意义的话,就是符号意义,我理解抵抗的含义。但是我说如果要有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团队里头来,把它慢慢改造得开始像我们所喜欢的那样的话,受益的人不就特别多了吗?有人说现在,一说就是电视或者说传媒,中国的电视传媒没法弄好啊。为什么呀?你想想限制那么多,我们现在不够太开放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我经常反问这样一个问题,是有好多的限制,那从这个限制的角度来说,恐怕没有比我和我周围的好多人感触得更深了。但是我为什么不抱怨?我从来不抱怨,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抱怨不起作用,如果你能想出非常有效的方法,进行很好的一种改变,要比抱怨起的作用大多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对我们太致命了,如果说在每年这个比例当中,在你制作的整个节目当中,的确有很多受限制或者说各种因素影响,那么也就占个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还有百分之六十、七十自选动作,我就不知道我们做好了吗?好像也没做好。那么这个时候抱怨就呈现出了一种掩饰,好像我们要通过对某个东西的抱怨来掩饰我们连自选动作都没有做好的这种现状。

其实现在电视有好多的栏目和好多的节目,没有谁在限制你,拼的完全就是你的创意,完全就是你的智商,但是有的时候也没做好。然而我们经常把没做好的原因归结到有限制或者说别的好多方面,我觉得这就非常没有道理了,所以不抱怨,扎扎实实地去改变才最好。我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电视太可怕了,在中国没有一个媒体像电视这样几乎跟所有的受众紧密地相连。那么忽略了这一个媒体,是整个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极大的不负责任,有一些知识分子陆续地进入到电视里来,在媒体上经常看到对他们的责骂。啊,又到那去抛头露面,又到那不干本职工作,等等好多东西。

说句实话,我真的尊敬好多介入到电视里的文化人,你比如说在“实话实说”的背后,一直是好多人。可能很熟悉的前些年写过《城市季风》的那个杨东平啊,他一直在这个“实话实说”的幕后做。他非常坚韧地工作,可能也会遭受好多人的误解,但是把好多新的东西,好的东西陆续地带到电视节目里来。比如说他是一个环保的坚定的支持者,他是跟梁从诫先生一直在做这个“自然之友”。那么肯定的,潜移默化地就会把和环保和自然有关的东西带进来。然后很重要的是在“实话实说”每一个话题的走向当中,杨东平先生都会在很关键的时候提出他很学者化的一种意见,使这个节目一直呈现出越来越有一定文化品味的东西,那么在这我当然要感谢他。前些年在评论部的时候,我们一个重要的智囊一直是写《唐山大地震》的钱钢先生。那么在和钱钢先生打交道的这几年里头,我们从新闻调查到做这个焦点访谈的一些节目,还有一些特别节目就明显呈现出了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些品质。比如说文化感,比如说在文字方面的一种推敲和在思想方面的纵深,都使我们的栏目在向前前进。

那么还有很多人了。因为我现在在评论部,评论部这么多年的节目是“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实话实说”,还有这个“焦点访谈”,一直都不敢忽略让很多的学者、文化人、思想者进入到我们的团队之中,使我们拥有一种提升。我想一方面需要电视人有一种特别主动的这种感觉,首先要自卑一下,我十几年前看过一本书叫《自卑与超越》。有人说白岩松你特别自信,我说我的自信全部来源于我很自卑。什么因素呢?好多人不是说特能理解,怎么,你的自信来源于自卑?我说正是因为有好多机会降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对自己产生了莫大的怀疑。我能做好这件事吗?够呛。这事怎么就落到我肩膀上了,主要是运气好啊,那么我要做不好这件事情的话,我对得起把这个机会给我的人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自卑在前面,我会付出格外的努力来。我总怕丢脸,丢自己的脸,丢把机会给我的人的脸,那么就会格外地做好它。那么可能因为投入的精力特别大了,反而好多原来自己特别担心的事情可能会作好,我觉得自卑和自信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电视人也是一样。

以前有一句话对我们刺激都很深了,说传媒人中分成三个档次,报纸人的素质是最高的,其次是广播人,最差的是电视人,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我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我必须说现在这几年来这个局面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多的很优秀的人正在进入电视,正在使电视发生着一种变化。比如说我觉得好多的文化人进入到电视里头,对他们还有个很重要的难度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雅是容易的,俗是最难的。那么所谓说的俗,可能说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是不值得推出的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东西,不是。而我说的这个俗,是能与这个普通的受众紧密相连在一起,同时又能把你一些优秀的思想携带出来。像钱钢老师啊,像卢跃刚啊,像好多好多优秀的人,他们都尽着最大的努力在想着如何让自己很优秀的一些想法,用这种特别容易让大家接受的方法传递出去。所以话题又回到刚才的《辛德勒的名单》。我们曾经有一个导演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给我两亿美金的话,我也能拍出《泰坦尼克》。这话打死我都不信,给四亿戏都不大。我们当然可以去骂《泰坦尼克》很多东西,但是我的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呢?我们好多的文化人其实是不太懂得如何把一些很高深或者说很优秀的东西用最容易让大家接受的方法传递到受众的手里头,中国文化界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这。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间,在商业和前卫之间,在严肃和通俗之间,寻找到一种最佳的结合点,然后让它构成大众文化的基石,就在这点上中国文化现在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断层。

我觉得无论是哪个领域都是这样,比如说流行音乐,在通俗音乐方面我们就找不到罗大佑这样的一个,打通了前卫和商业,打通了摇滚和主流,打通了这种思想和艺术之间的人物。不知道好多人有没有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好多人那么喜欢罗大佑?是因为罗大佑歌词里头所呈现出某些文化人所接受的东西和一些思想性的东西,跟他太通俗和太容易让我们接受的很中国的旋律,有了一种完美的结合。大家要注意,当罗大佑的旋律抛掉歌词的时候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大家可以听听他的好多东西,像“滚滚红尘”呀,“追梦人”啊,还有好多好多,甚至像“鹿港小镇”这样的东西,按理说很有这种现代意味的东西,他抛掉歌词旋律都可以独立存在。那么回头我再来说他的歌词,像他歌词里的好多东西已经成为一种寓言。你比如说在十五年前的时候,我听到这样几句话,罗大佑的几句话。“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是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比如说“彩色电视变得越来越花哨,能辨别黑白的却越来越少”。请注意十五前在台湾的时候,这些话是反映台湾的情况,但恰恰是十几年前写给现今中国的,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会觉得罗大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的旋律又特别中国。我一直觉得我们要探讨罗大佑现象,就是在寻找一种文化的结合,我们怎么样?我们骨子里都抱有对严肃文化的尊敬,但是在这个世道上又不能让严肃文化以一种严肃的面目去呈现出来。如何把一些严肃的、有价值的和可爱的一些东西用一种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方式、技术、技巧和推销的方式等等,传递到最广泛的受众那儿?这恐怕是一段时间以内中国的文化人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谈电视这几年,我接下来分成两段,有一段表扬的,有一段批评的。电视当然也有很多值得我批评的地方,我之所以还在坚持是因为觉得电视有好多东西太值得改了,也太应该改了。那我先说电视这八年吧,带来的一些变化和优秀的东西。这个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直接能感受出来的,电视这八年的第一点,就是开始建立了一种平视的理念。当然我必须强调,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做成了这样,只有一部分电视节目开始呈现出平视的理念。过去记者似乎是一个墙头草,顺风倒,见着高官就仰视,见到百姓就俯视。那么从“东方时空”开始,大家慢慢学会了平视。好多人都不会知道这样一个细节,我们“东方时空”刚一开播不久,“东方之子”这个组内部是从两个细小的事开始建设的。第一个事是去掉形容词,第二件事是不许叫对方为老师。为什么要从去掉形容词开始?那个时候的电视解说词呈现出一种很滑稽的状态,比如说某一个人身高一米八三,但是由于这个人很伟大,那么好了,我们的解说词就不会写他是一米八三了,而是说他拥有伟岸的身躯,神采奕奕地走到了我们的面前,等等等等。比如说今天的天很蓝,大家不是用白描的方法去写天很蓝,而是写天空中什么万里无云,然后这个呈现出一种祥瑞之气,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好多。那个时候为什么中国人会大量地运用形容词?就是因为我们要把某一个人捧红,捧成英雄的时候,我们要想尽一切的形容词去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我们要想贬低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寻找一切的词汇把他打到这个万丈深渊底下,甚至要把他的名字倒过来不说还要画一个叉,然后还要写在厕所的墙里头,等等等等。以至于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头,我们那么小,六七岁,恨一个小同伴的时候,最先干的事就是到厕所里头写上小刚坏人,然后把名字给倒过来也画上叉。六岁的孩子已经继承了大人们在进行政治斗争或者进行其他的斗争的时候运用的一种方法。

那么形容词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传播学上真正可怕的地方是让所有的受众不再拥有评判的权力,而只有接受的权力。为什么?我们已经用了大量的形容词把这个人给定了性了。把这件事给定了性了。然后大家只有一个接受的态度,你想想他拥有一个伟岸的身躯,那我们从接受者角度说只能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了,等等等等。那我们一开始是从去掉形容词开始,要还原本质,这个人一米八三,不许再写伟岸的身躯,而要写他的身高一米八三。今天这个集市上人很多,你少用那种熙熙嚷嚷或者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词汇,然后就是你把观众应该得出的结论通过画面和你的白描得出了结论,是好是不好,让人自己去作判断,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解说词可能会是这样,1997年3月24号的下午两点半,在这个比如说,北京北郊建成几年之后的现代文学馆里坐进了1340人的观众,他们正在聆听一个什么样的报告,或者“聆听”都不会说,他们一同来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报告。把所有这些东西用文字陈述事实,不陈述评论和情感,把权力交给观众。

大家有没有注意,“东方之子”为什么要在中国首创一个访谈的姿态?为什么访谈现在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个东西?所有的电视现在都在做着访谈的东西。第一点当然有一个因素了,这个节约成本,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社会学意义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直接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我们来判断他好还是不好。我跟大家说句实话,连现在我们在“新闻联播”里面,比如说领导人讲话,我们的领导人讲话,然后领导人往往是讲几句之后播音员开始念他的这个,这可能跟我们领导人语速啊等等有很多关系。那么已经有很多的外国同行说了,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别的国家,说既然是领导人讲话,我们就应该听他的原声。因为语言的速度和讲某句话的态度里还夹杂着很多信息呢,可是这些信息已经被我们抛掉了。我们直接得到的是一个播音员念出来的声音,那么连这一点他都会觉得不客观。我们过去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是个雕塑家,挺有名的一个雕塑家。完全是老派的拍摄方法,解说词,然后活动画面,然后就拍了这么一个专题片,当时特骄傲啊。来了一个外国同行,然后把这个片子给外国同行看。外国同行就说,他是不是已经去世了。我们这个编导说没有啊,他还活着挺好的。活着很好,为什么不让他自己说话?这个人我看到了,但我不敢相信他是真实的,因为都是你们的嘴在说他,我想听听他自己说某些事情,之后我来判断他是优秀还是不优秀。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东方时空”开播的第一期的第一个栏目就是一个人的访谈节目。我们开始回复到一个提问者,让他自己来回答,然后老百姓得出结论,观众看完之后这个是优秀,是不是,够不够“东方之子”。这是第一个平视,把过去可能高高在上的给拉到一个平等的高度。

第二个就是要把过去可能被俯视的一群人拉到同样的一个平台上,什么时候有过老百姓成为电视主角的时候?从“生活空间”开始的。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词是自己的,这个时候终于有了电视人和老百姓变成了一路人。所以有的时候来开玩笑就说,白岩松你们还会不会有平视的心态,比如说好多人都认识你们了,好多事办起来越来越方便,也挣了不少钱,等等等等好多东西。肚子和腰围也开始渐长,你们还会不会有平视的心态?我就说如果你始终还在这个老百姓人群当中,你想没有都不可能。如果你已经混到了你自己以为在另外一个阵营中,假装还俯视着老百姓,以同情怜悯等等姿态去看这个芸芸众生的话,你想有你也有不了。到现在为止我都比较不喜欢同情,或者说怜悯这样的字词,因为这个字词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这很让人反感。包括有的时候在街上,我曾经干过的一件事。别人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跟人吵起来了,吵着吵着之后我突然特别悲哀地发现我连吵架的资格都没有。人家不跟我吵,开始大叫,大家来看啊全国十佳青年正在跟我吵架等等等等。当时我真想去动手,因为他是太没道理了,而且是一种极其侵犯公德的事情。但是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武器,旁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只有落荒而逃。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下一回我还会不会跟别人吵,下一回还会,只有到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才落荒而逃。那再说吧,这是一个小插曲了。所以东方之子开始建立了一种访谈的东西,让他自己展现在你们的面前。你听主持人问完一个问题,他的回答之后,你会作出判断,这个人不错,或者说不咋地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么OK,在“生活空间”大家终于看到了我们的邻居,就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熟悉的生活。在电视栏目上一天一个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心平气和地看到了别人生活中的不如意,有时候对自己坚持下去都是一种安慰。如果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痛苦,不是源于承受不了我们正在承受的那种痛苦,而是因为我们突然在脑海中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们自己在承受痛苦,别人都幸福地活着,这个时候自己就有点坚持不住了。

我去医院,去医院高危病人的那个区域里,我觉得真正让他们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窗外有那么多健康的人,这个时候让他们感觉很痛苦。可是我觉得比如在“生活空间”当中,我们看到了,哎哟,大家都半斤八两,各家都有各家难唱的曲。这个时候生活就重新变得有滋有味,谁都要面对很多必须面对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老百姓成了主人公,他们跟过去有可能被仰视的“东方之子”拥有同样的话语权,更重要的一点是观众在看完今天的“东方时空”之后,对“生活空间”主人公的尊敬可能要超过对“东方之子”主人公的尊敬。我们正在完成一种价值的重建,这是第二个平视概念。第三个平视概念就是“焦点时刻”。最早的时候叫“焦点时刻”,后来又有了“焦点访谈”等等这样的东西,它的平视体现在哪里呢?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只能看见杯子的这一面,180度,哎哟,这个社会是阳光灿烂,即使我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也是认为全世界只有我们家揭不开锅。很多比我再年轻好多的这个兄弟,弟弟或者说妹妹们,可能不知道。在70年代的时候,大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元旦社论啊,就像现在中国人收看春节晚会一样。我印象太深了,1976年的那个元旦,啊,1976年的那个元旦,当时日子已经惨成了什么样了?我太知道了,我在边疆那块儿,当时正好我父亲也在生重病,可是一打开元旦社论之后突然听到了毛主席的诗词,一片莺歌燕舞。那个诗词一听完之后觉得生活非常好啊!当时我还不大嘛,但是大家就感叹啊,好像又有精气神了。那个时候你永远看不到这个社会上有什么不可爱,有什么贫穷,有什么苦难等等。那么从“焦点时刻”开始,电视媒体上终于有一个栏目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另外的180度,噢,原来还有医生把带着丙肝病菌的血输入到了健康人的血液里头,原来还有医生把钳子落在了别人的肚子里,哦,原来还有人腐败,原来还有官员不停地开会,但是忘了老百姓还要吃饭,还有等等等等很多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哎哟,在媒体上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口头消息上传递的这个世界有点相像了。而且当媒体上开始用事实说话,真正传递某些这个社会的或者说是这个不善良的,或者说不可爱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好像反而更有效一点。比如说克拉玛依一场大火,如果媒体没有公开报道,在我们的口头传递中可能由烧死几百人变成烧死几千人。火山之所以喷发,是因为整个火山能量的积累最后只有一个出口,那么它这个出口的时候危害是最大的,它的这个能量都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积累。如果在这个火山的山体上,它的这个侧壁都有很多出气孔的话,我们的能量是否还会累积到一个极具破坏力的地步呢?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回忆十几年前,社会上曾经出现几次大的震荡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反省的东西。如果老百姓很多愤怒的东西,在媒体上看到了,得到了处理,就像火山的那个能量在侧壁有一个出气孔一样,还会不会给社会制造那么大的冲撞?

这12年来,说句实话,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这12年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人所面临的困难,心理所遭受的某些打击,和这个社会动荡的速度要比1989年之前还要剧烈啊!我们现在关于失业,在这12年的时间里头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国企的困难,社会的震荡,尤其外部环境的变化,苏联解体了。现在有的时候我想开玩笑,我特怀念冷战的时候,冷战的时候是最安全的时候。中国也是。要是说如果我们早点发展经济的话,我们会在冷战那样的一种格局中占多大便宜啊。两个对峙,我们成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力量,都要找我们,可是冷战之后我们突然成了另一极啊,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调整到我们这边,等等等等。那么苏联解体,中美关系开始出现很大的变化,尤其台湾问题,在这12年里头要比1989年之前还严重。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上虽然局部都有很多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爆炸啊,或者说很多很多事情,但是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还没有爆发一次特别大的社会震荡,我觉得已经是奇迹了。这有很多的因素,但是也有一点点一定跟我们的媒体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客观地去披露很多老百姓希望披露的事情,去让很多老百姓希望处理的事情得到了处理并且公开报道,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朱总理在跟我们座谈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要让老百姓看到信心啊”。我一直根深蒂固地记得这句话。我们在媒体上,对某件事情揭开了盖子,然后处理了他,每处理一次,每揭开一次盖子,每说了一次老百姓也特别想说的话的时候,那种信心就会多一点。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最可怕的不是在媒体上看到了社会上有哪些阴暗面,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上有很多的阴暗面我们还看不到,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我觉得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舆论监督也是应该加强的。我很高兴这八年的时间里头从“焦点时刻”开始,一直发展到“焦点访谈”,到“新闻调查”等等,到全国很多的这种类似的节目,然后舆论监督都被写在了党的报告里,然后包括江总书记、朱总理成了“焦点访谈”的坚决支持者,我觉得这都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视的概念,社会不是说光是杯子的这一面,光洁如玉,也可能还有这一面,很粗糙或者说其他。那么这个社会开始360度了,比较接触真实了,透明度就增加一点。我一直认为过去这八年的新闻改革,不仅仅属于新闻改革本身,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属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这么去想,包括这个透明度的进一步增加,舆论监督的加强,等等,这是电视在这几年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平视的概念。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高兴的。

第二点:电视正在进行一种艰难的变化,就是向产业化的方向有适当的迈进。前不久北京的广播电视集团成立了,再过一段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将重组一个集团,我们的传媒终于开始拥有了某些产业化的特性。这个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对未来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也许刚成立集团的时候不会呈现出企业的某种因素,但是成立集团之后,一段时间过后,就会按照企业的方式去运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么多年,把媒体都想象成仅仅是一个喉舌的概念,可是现在一方面,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另一方面它开始向产业化迈进。我觉得中国的所有的事情,我的所有的梦想都只有一个。我们可以含蓄一点的说,比如说我原来会觉得中国应该有两个清晰的改革,一个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独立的。12年前的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相信,一定会有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然后等待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制改革。可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一定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这个车轮的滚动下裹挟着使很多的改革完成,经济是我现在最看重的东西。

从1997年开始,我就不得不给自己加上一个功课——去研究经济。因为在中国想了解所有的事情,离开经济是研究不了的。我们现在在经济方面迈的脚步很大,我就相信经济的脚步越来越大,会裹挟着很多我们希望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都会产生的。对于媒体同样是这个道理,在我们现代文学馆的外面,戳着的就是《京华时报》的大幅标语,大幅广告牌。《京华时报》是什么概念?《京华时报》是《人民日报》投资五千万,在5月28号刚刚打造出来的一个全新媒体,是要跟《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进行激烈竞争的一个新媒体。而且它引进了什么人呢?在广东报业集团里头分成广州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那南方报业里有一个这几年在广州的一个奇迹,叫《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京华时报》已经把《南方都市报》最得利的挖到了《京华时报》,我们现在看到的《京华时报》,从版式上基本上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克隆。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已经新诞生出了一堆的报纸,杂志数量的增长是空前的,越来越多的外来的资金开始介入到媒体里头来,把它当成了一个最后的恐龙。

已经有这种说法了,就说中国最后一个暴利的行业就是传媒,它敢投资五千万,来打造这种激烈的东西,它完全要让市场说话,你报纸卖不动就没戏呀。那么《人民日报》办的这张报纸就要以市场为导向,当然它要坚持做党和人民的喉舌,但是在做党和人民喉舌的同时,在它头脑中一定有一个特别强的东西,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了。人们不爱看不买,一点戏都没有。它的创刊号发了三十万份。我举这个《京华时报》的例子就是想说两点:第一个,竞争空前加剧,加剧之后就将使做报纸和传媒的人必须用智商。再不用智商,不拼脑力,一点戏都没有,会死得很惨。第二个重要的东西是以经济介入到传媒当中之后,将使它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越来越根深蒂固。一旦传媒以市场为导向的时候,我们受众恐怕是受益最大了。因为我们的需求将得到更大的尊重,不再是过去那种板起面孔来,我说什么你听什么的了,不是。潜移默化当中虽然办报纸的还是他们,还是办报纸的人,但是这批人由于受到了以市场为导向和这种剧烈竞争的影响,他就必须要认真地研究我们对报纸的需求在哪里。大家现在没看到报纸越来越厚,却越来越便宜的感觉,《京华时报》这么厚五毛钱一份,你看《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现在的服务。大家有没有订报纸我不知道,可这种服务越来越好,我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更重要的是里头有好多东西将随着这种竞争、投资、经营的方式都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用再过多地强调了。

比如中央电视台,现在国家一分钱不给,全要我们自己管饭,自己找饭辙。所以我们台长一方面要盯着节目如何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另一方面又要是一个企业家,去想如何在市场上赢取更大的广告份额,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的因素都会逼迫电视或者说传媒,向前有更大的跃进。好多的文化的东西,其实也就藏在了这里头。“东方时空”很好,我很喜欢“东方时空”,可是背后一定是有一些文化东西藏在里头,包括“焦点访谈”等等。比如说“焦点访谈”,我历来不认为“焦点访谈”是为了解决一件又一件事的,虽然有无数的想解决一件又一件事的人会拿着材料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焦点访谈”这个栏目的存在就在于每天通过一件又一件事情的处理和报道,来督促社会把一个很好的机制慢慢地建立起来。上空警钟始终在敲,就是最重要的。焦点访谈已经改变了它的广告词,由过去的一大堆的广告词改成了现在叫“用事实说话”,这个将成为下一段新闻改革的最重要的核心了。

情绪的时代结束了,下一段就是由于我们现在的受众水平甚至高出电视人的发展水平,就是受众提高的水平要比电视人发展水平要快。那么下一步我们的很多新闻,就是要争取把更多的事实放在您的面前。而做什么样的评论,您来。可能前些年刚起步的时候,做的是直接的评论,甚至情绪化的东西,甚至拍桌子,大家觉得解气,等等等等。再往前走的下一步新闻改革,一定是我们开始争取多角度地把事实都给您,这件新闻可能不光有正方意见,反方意见也给您。因为我们的受众水平很高,那么这种新闻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新闻。我一直觉得最有力量的新闻是事实,情绪化的东西是不保险的,所以我觉得下一步会有这样的一个迈进。

当然这是我说的好的一些东西,那我接着要谈一些电视的不好或者说没文化的东西。第一个我不喜欢现在主持人的时尚化,主持人这个行当正在呈现出特别强的时尚化倾向了。你比如说广播学院一招生,嗬,周围方圆几公里之内的从几星级的饭店到无星级的招待所,甚至床位全部爆满。一问现在的中学生将来干嘛,歌星、影星、主持人,我听着就晕。1995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渴望年老》,其实我不过是通过这篇文章在敲打自己,当然也是在提醒我的很多同行。我一直觉得,电视主持人太过年轻是中国电视很糟糕的一个因素。在美国的媒体里头,我们见不到,尤其在新闻领域里头,我们见不到40岁以下的男性主持。你像我特别喜欢的美国的一个节目叫“夜线”,那个主持人叫卡伯,乍一看的话你就觉得,已经好像就是,怎么说,这话说得有点不雅了,就是觉得他还能主持节目吗?肯定风大一点的话都会比较麻烦,七十多岁了。但是当他一张嘴之后,所有的疑问都消失了。他的一个替补五十多岁,我认真比较了他们两个做的节目,他的替补跟他比就是没戏。假如我们没看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主持人的时候,我们仅仅看了替补就觉得这替补太棒了。但是再一看这位老人做的节目的时候,没治了,一张嘴,就全都不一样了。上来比如说这个,阿拉法特想要的是土地,巴拉克想要的是和平,克林顿想要的是政绩。那么他们三个谈话之后,谁会得到他们想要的呢?就是这么一个开场白,一下子就把这个东西点出来了,谁要什么,老头几句话。还有采访江泽民的华莱士,八十多了,可是江泽民过了几天跟香港记者发火不是还说了一句话,我也接受过好记者的采访,比如说前几天华莱士采访怎么样。那我相信江主席也会非常尊敬像华莱士这样的记者。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对主持人这个概念叫守门人,叫最后一道关,就在传播上的最后一道关。因为前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到主持人这要直接跟受众见面了。可是我们现在的把关人太稚嫩了。大家能想象出议论国际大事的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在那议论呢,大家能有这种信任感吗?我是说我们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屏幕上却没有一张成熟和长大的脸,这就比较麻烦了。

我比较喜欢现在卫视的曹景行,原来说句良心话,我对卫视的节目很少看,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我关注新闻这个领域。在新闻的这样一个领域里头,卫视做得不算太好,但是曹景行先生一出来之后,他的“时事开讲”,就特别具有可听性,我就特别尊敬。包括日本的,包括英国的,包括欧洲的一些传媒,但凡涉及到新闻经济或者这些领域的岁数都很大,他们的成长道路非常值得我们推崇。大学一毕业先去到这个总部打杂,给编辑打杂,打一段杂之后外派,就像咱们比如说到河南记者站,然后慢慢慢慢慢外派之后成了这个外派河南的首席记者,他们经常要做直播了。那么在这众多的外派记者当中,慢慢有几个可能显现出来,调回总部培训,然后再走上主持人岗位,这时候一般已经四十多了。可是我们现在啊,大学一毕业,直接分到岗位,关系稍一处好就上去开始主持节目了,然后就这样了。所以电视传媒必须在迈向市场和产业化的过程中,让它承受更多的压力之后让观众评判。我个人认为在主持人的评判标准上,观众的审美口味已经超过了电视人的审美口味。观众早就不再关注你是否长得漂亮或者声音好听,而是关注你在说什么。可是电视界里头,这个转变还不够。

我一直觉得一个主持人被接受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人用眼睛接受。乍一看这个人还算顺眼,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当然像我和小崔这种就惨点了。比如一开始观众就会说中国是不是没人了,但是没关系,这才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开始用眼睛接受完了之后开始用耳朵接受。什么叫用耳朵接受呢?开始注意你说什么,入不入耳。很奇怪的是我们平常好多人在底下都在说人话,一上屏幕上这人话就少了。我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底下都挺会说正常话的,为什么有些时候就开始不会说正常话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在这一点上,我的忧虑挺大的,我的忧虑特别大。我们电视的观众审美口味已经变化这么大了,可是电视的整个主持人的群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素质。五年过去了,我写那篇文章《渴望年老》五年过去了,我以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后面应该越来越有越来越多的岁数大一点的主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可是发现这两年又更年轻了,我想这是好多人不喜欢电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开电视翻来覆去看俊男靓女。第二步就是用耳朵接受,听他入不入耳,这个时候跟他要说话的一些内容有关系了。

第三阶段用嘴接受,什么意思?昨天看了谁的一个节目,第二天开始跟别人议论,唉,昨天那个谁那句话说得挺有意思,唉昨天那个人说的那个观点怎么怎么着,开始口口相传,这是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的时候叫用心接受。曾经在他最想流泪的时候,你跟他一起流泪了;在他遇到某件事情特别愤慨的想说出某句话的时候,你替他说出来了;在某些激动的场合,你和他一起激动;在某些悲伤的场合,你和他一起悲伤。这个时候观众就会用心接受你,一旦一个主持人到了我用心接受你,你就跑不掉了,你就有戏了。

主持人是一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行当。就是说短期内某一个人突然红了,每天在此起彼伏。但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被人接受一定是要用很多年。最后观众已经熟悉了你的人品、人格、说话方式,对某些事情的喜好之后,完全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因为已经用心接受你了。我就说原来我自己在广院的时候,包括上学的时候,我一直是个短跑选手,玩百米,玩跳远。但是毕业了之后,这些年一个深深的感悟就是必须学会做长跑选手嘛。当你离开了大学校园之后,在这个一生的这种位置中,难道不就是在做一个长跑选手。你能冲几回刺吗?比如说我觉得原来最难跑的是八百米和四百米,你说我是按照百米的方法来跑呢,还是按照一千五的方法来跑,找不着感觉。有的时候一上来就冲刺,结果跑二百多米时,三百多米就没劲了,最后被人超过去了。如何合理地分配体力,做一个优秀的中长跑选手,可能是每一个人的命题。所以到现在就觉得能不能去做一个长跑选手,不去争一时之短长,更重要的是想做一个长跑选手就必须用真实的面目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表演没戏。有些人说白岩松你这个是不是故做深沉,我说我如果能故做深沉八年的话,我应该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因为表演不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主持人,咱先不要求有多高的文化素养,咱先真实一点,让自己的社会阅历再多一点,平视之心再多点。前几天我在跟一个主持人沟通,一个新的主持人,我一听她口气我就特别不接受。比如说这个房特好,那什么什么房不好。我就跟她开玩笑,我说姐们儿,有高档房就算好吗?我说我从你这句话里就能揣测出你把自己定位在社会的哪个人群当中,你肯定更多的是不满足,总觉得还应该更好。我说应该是忐忑不安才对,我们已经比社会的平均水平强得很多了。

赵本山跟我说过一句话太棒了,他说曾经有几年自己就找不到北了,他说每到过年时候就过不好。为什么呢?自己总是害怕,说我怎么就突然这样了呢?然后由于害怕就要每年过年拉着一车的东西回村里头,给村里每家每户送完东西心里才踏实,才敢过这个年。我理解赵本山的这句话。前天我遇到赵本山,赵本山失眠了,十几天睡不着觉,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只要有忐忑不安,他就离不开他生活的这个人群。他可以有很多钱,这个咱拦也拦不住,你想象赵本山如此受欢迎,他可以有很多钱。但是这样的人你会永远喜欢他,没人会阻止让赵本山一分钱没有,然后成为咱们人群当中的人,不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应该有一个公开的标准,但是他心里只要永远有这种不安,他的小品就不会呈现贵族气,这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第一个我不喜欢有些主持人的时尚化倾向,和社会上对主持人的时尚化倾向。第二个,我不喜欢还没怎么着呢,就呈现出一种贵族气来。你一听他说那话就不痛不痒就不沾边,他议论的都是哪个酒吧会或者怎么什么样,或者哪个这个品味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些书我从来不敢看,我怕看完之后学坏。这种贵族化的倾向在我们现代的电视和好多媒体里呈现的越来越多,这是我说电视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电视的分众化做得不够,什么叫分众化?现在电视没有使各个层次的人他们所需求的东西得到最大量的满足。你说,比如说现在老百姓爱看的一些娱乐节目,真得很娱乐吗?好像不是,我从来不是娱乐节目的反对者,而是无智商娱乐节目的反对者。娱乐节目也是要有智商的,娱乐节目要是有了智商之后,能让我们更娱乐,就像我们很多年之前说相声简直没法听了,因为他直接胳肢你,不是通过某一个包袱逗你,比如说马三立那种。而我们后来到了电视到了某些小品当中,那个幽默你就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但是他就因为现场有领掌啊,你虽然不笑,但是他让你鼓掌让你笑,制造出这种气氛。

可是生活当中的幽默却提炼不出来。他们开玩笑,但那是编的了,不是真事。说冯巩回天津,大白天把车的大灯啊忘了关了,结果被交警拦住了。一下来之后一看,哟,冯巩嘛,你好吗?回天津。天津人吗?是啊。这家里都在?都在。挺好?挺好。在北京想天津吗?想啊,那能不想嘛,总回来。给天津人多干点好事啊,这冯巩说没问题等等。那你说天津人黑吗?天津人怎么黑啊,天津人最不黑。不黑你大白天开大灯?这就是马三立。我就特理解马三立为什么会出在天津,生活在天津的人也是这路子,和你绕半天,比如说玩笑,冯巩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最后一下我黑你一刀。

那么就这种比如说幽默的等等很多东西,真正的幽默,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娱乐,在我们的娱乐节目当中还很少,还相当少。那好了,在这种大量的娱乐当中,我们也需要有很多真正的有品味的电视节目。这些同样少。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两端都少,中间挤了一个大肚子。真正让老百姓特开心的、特娱乐的、特别放松的节目,特别少。然后真正有品味的也少,我再次强调我认为再有品味的东西也不能玩曲高和寡,而是要用特别容易让大家接受的方式把那种高深的东西传递出来。这些也少。

现在一到了晚上,十点多钟之后想看电视就没什么可看了。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我们现在看电视,晚上十点半之后叫开机率很高,固定率很低。大家到了十点半之后,干的事全是在用遥控器光光光一通乱换,一直换到自己实在盯不住了睡着了。在夜空中中国的相当多的老百姓是非常寂寞的,这个时候有很多人愿意看一些更近一点的更有文化品味的一些东西。可是没有,或者说很少。虽然现在电视在调整,在陆续出来一些,比如说像对话啊,或者说像“新闻调查”现在做得非常优秀,但是有多少人能细下心来去看完这四十分钟?等等等等。那我觉得电视将来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备,现在电视的不合理在于高收视率的节目,就是集在了几个节目高收视率上。但是这里有两个弊端,第一个弊端是垄断造成的,比如说某一个节目收视率,咣当一下就40%多。多新鲜啊,全国电视台在这个时间必须转播它,它收视率能不高吗。第二个就是在某一个时段,竞争性极差,你像“焦点访谈”一整就是20%多,将近30%。也就是说全中国人民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里头有3亿到4亿人在看这个一个节目。我就觉得不太合理,我觉得不太合理在哪?将来的中国的电视应该发展到每一个时段都有几个特别优秀的节目,然后让人们能够各取所需。我看了美国的最棒的一个节目,就是当时号称突破了它的收视率高峰,好像是采访莱温斯基,创了它那个一个收视高峰,才2200名观众,也就是说收视率是10%,最高的一个节目收视率也才10%,大量的美国节目都是百分之五、六、三、四这样,但是这种层次的节目美国有一片,如果我们在每一个时段都有优秀的节目,让我们各取所需,最后每一个栏目的收视率都在3%到5%之间,就可以了。

高收视率不是好事,第一个说明优秀产品匮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彩电不是万马奔腾,百花齐放的话,只有一家北京彩电的话,质量再差我们也得买呀,它的市场占有率占到了80%,就意味着北京彩电好吗?只有当这个社会,你可以买东芝,可以买长虹,可以买康佳,可以买各种各样的电视的时候,你才发现每一个电视质量差不多,因为竞争逼迫,质量太差的早被淘汰了。电视栏目也一样,我一直觉得电视栏目不过是产品而已,它和产品具有共同的特性。高收视率往往意味着产品匮乏,不一定意味着节目好。只有当有相当多的优秀节目同时出现时,我们才是受益者。八点档,我们北京台有特别优秀的电视连续剧,中央台也有,那么好了。愿意看《大宅门》的可以看《大宅门》,愿意看纪晓岚,看纪晓岚,那边愿意看《康熙微服私访》的看微服私访,然后把重播解决得很好,大家可以错开去看,那不是我们受益最大吗?所以我现在第二个不喜欢的是,我们现在的分众化做的不够,没使社会的不同层面的不同需求得到很大的满足,这也是我们电视经常遭别人骂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觉得电视的第三个毛病是体制内的了。电视的第三个毛病就是,原创性太差。我们的很多节目都是克隆来的,那边人家胡瓜他们弄了一个《非常男女》之后,咱们所有的省台都有类似的节目,所以人家说中国的婚姻和爱情进入到速配阶段。我们的原创哪去了?就是照猫画虎。有了《幸运52》,《开心辞典》之后,全国各个省台全有了类似的节目。当时《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时候,我是欢迎全国克隆的,因为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这类型的节目被全国克隆了,就意味着舆论监督在全国的各地都撒开了,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但是像类似《非常男女》,《快乐大本营》,全国都一片克隆之后,我就特别担心了。蛋糕做小了,大家就是在有限的份额上,各自切割的都是很小的一块啊。我们能不能多开动脑筋,多克隆一点国外的东西,别总盯着这个香港、台湾。美国那么多优秀的东西,英国那么多优秀的东西,哪怕我们先克隆他们,也可以呀。我们能不能克隆素质?素质是克隆不了,我们能不能极早地转轨,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原创性。所以我觉得现在从原创性上来说也是我特别担心的一个层面。电视第四个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是干的太多,想的太少,这是在环节当中体现出来的。大家好像都在执行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任务,但是有多少人是把电视未来的好几步都想好了?在我们中国的传媒里头报纸还好一点。广播,尤其是电视,轻编辑,重记者,这其实是很大的悖论,我个人认为在传媒当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编辑,其次才是记者。为什么?编辑是炒菜的大师傅,记者是采购土豆、黄瓜、西红柿的。可是现在采购土豆、黄瓜、西红柿的人,在电视里坐的位置很高,编辑是什么路子呢?等于是让买不动土豆了的人才回来炒菜,于是我们吃的菜,口味不好。什么时候电视开始倒转过来,最优秀的人才在做编辑,然后次优秀的人去做记者,电视才有戏。每一个记者都不知道回来的总体节目会是什么样。因为你只负责买土豆,你只许买西红柿,最后厨师回来要炒一盘什么样的菜,没人知道。但是回来之后有一群很高的智囊,他们把这盘菜炒得非常漂亮,这个时候我们做为吃饭的人就很幸福啊。如果西红柿、土豆特棒,就是厨师不放盐,不放葱花不放油,再好的西红柿、土豆也没法吃啊。是厨师重要还是采购员重要?现在我关注到在中国的省电视台、市台、中央台都过分看重了采购员,对厨师看的不重。大家都想当记者。这里一定隐藏着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记者很风光啊,第二个是记者是既得利益者,比如说有红包的话,他不会回来分给编辑一半的。所以怎么去用机制调整它,编辑应当挣到多高的薪水,记者应该挣多高的薪水。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毕业一分配,说你去当编辑吧,就觉得自己点背。天哪,这也就在中国,在国外你刚毕业就想直接当编辑了,你有这造化吗。所以这样的一种悖论也挺麻烦。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我特别想说的,也是我的一番心里话吧,电视人在为什么做电视?我的意思既不是说电视好也不是说电视坏,而是一个中性的提问。只有当我们不是把电视当成一个职业的时候才可能把电视做好,也许我们要把自己的一些梦想,想把自己好多的东西放到这个职业里头来,你才更坚持得住,你才能更多的下棋,多看未来几步,你才能承受更多的挫折,遇到难过的时候能扛得住。如果仅仅当成一个职业的话,电视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对于好多年轻人来说是很好的选择,挣的钱多,挺风光,然而这种喧闹的东西可能不是特别有意思。电视是一个最重要的传媒,它每天跟最大量的受众紧密相连在一起。如果你是带着梦想在做这件事情的话,慢慢就可以真的把它做好。所以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带着梦想的人走进电视这个行当中来,使电视得到一种真正的改造。好了,非常感谢各位。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随便,畅所欲言,我刚才可能说了好多也许不该公开说的话,但是,在这样一个难得的上午我们是关起门来说真心话的。那么接下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千万别写条子,我例来反对写条子,我一看这问题特难回答,我就给“贪污”了。你要站起来咣当一问,我就必须回答了。

答:这个名人现象呢,名人现象以后会愈演愈烈的,我们不过刚刚开了一个头。不是说我开了一个头,而是说这个社会关于名人现象讨论刚刚开了一个头,将来会成为一个社会常态关注的现象。名和利从来都是一个中性的词汇,看放在谁的手上,才呈现出褒义或者贬义。我曾经采访过中国银行驻上海分行行长刘金保,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宗教,金钱,权力,都是有力量的东西,你最喜欢哪个?他说我喜欢权力,这个非常不符合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啊,大家通常觉得应该说不喜欢才对啊。但他接下来的这句话给了我重要的启示,他说你不觉得如果权力越来越多的放在了有梦想的人手里和能为更多的人做好事的人手里的时候,权力是个可爱的东西吗?我觉得我们平常也愿意把权力放在周恩来手里吧?我们也愿意把很多的权力放在现在官还不大,但希望他能当大官才好的人手里吧?名也一样,我一直认为名从来不在我身上,都在看我的别人身上,我自己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名人了,在我妈面前都端着,早凉快了。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中央台这个地方拉条狗进演播室,一个月之后,就诞生中国一条名狗。我必须心里明白,从某种角度不过是几条名狗效应而已。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必须去懂得一个问题,现在我被好多人知道了,我说的话,可能会被别人接受的程度可能性就大一点,那么如何让我说更多有价值的话,这是我经常在考虑的事情。有时候折算成广告费的话,假如我一天有两三分钟可以说话的机会,折算成广告费的话,也好多钱嘛,如果我要说得每天都是无价值的和我很反感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我是在进行大量的浪费。

那如何利用这个名去做更多应该做的事情,是每一个所谓的名人应该考虑的。如果将来社会上名人们都能更多地利用这个名做大家希望他们做的事情的话,你会讨厌名人吗?不会,反而会让更多的孩子将来从各种角度也成名,也更多地为社会上的很多该做的事情去做出自己该做的努力。比如说我一直觉得,现在我们有一点建设得不够,因为毕竟刚起步,社会的各种公益事业和有关的东西应该多让名人参与到其中来。你比如像濮存昕,成为艾滋病的这个形象大使,然后前不久设立了一个濮存昕的基金,去支援贫困山区等等。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月都会踢球,到现在我们已经建了将近二十所希望小学。这几年来,我曾经有一次讲话就是,因为我们这批人去踢球,票房就很高,然后就有企业愿意赞助,我们把钱拿来之后就盖了一所又一所的希望小学,已经盖二十多所了。我说我欢迎社会上榨取我们,我欢迎社会上利用我们这批人的知名度,我现在很高兴的。有可能会有几十个希望小学再建立起来。我们“东方时空”跟那个“足球之夜”的一个联队,敬大姐可能不会踢球,但是她也到场边去呐喊。然后大家通过一场球,又建起一所希望小学,那边又建起一所希望小学,这不是蛮好的一件事?所以社会怎么看待名人效应,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名人效应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名是为自己,还是为社会,导致人们更多地对名人产生一种评判。所以我觉得刚起步不久,有很多的问题是很正常的,慢慢一定会好起来。

第二个,党不管钱了,不给中央电视台管饭了,自己找饭辙,不意味着中央台就开始怂恿各个记者你们自己去拿红包吧,反而要更自律。因为说白了,很简单,中央台要想挣大钱的话,就要树立你这个台的整体威信和整体形象。如果你的整体形象被无数的不正常的记者给分解掉了的话,你想挣大钱也挣不来。你之所以是中央电视台,之所以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就是因为这些。中国在纳税方面投入的教育不可谓不多,但是每个人都在偷税漏税。谁敢说你没偷税,没一个人敢说你不偷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信封是什么,发工资的,我们的现金交易太多,我们有时候会报票,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你买东西的时候潜移默化地就在帮别人偷税。要票吗,不要了,等等等等,都是在帮助各种人偷税漏税,我自己也不能说我从来没偷过税漏过税。为什么?因为我们偷税漏税别人抓不到。

比如说美国可能会开玩笑,到年关的时候税务局局长会跟老百姓说,欢迎各位偷税漏税。为什么?你偷税漏我就抓得到你。不要总强调某些事情让这个社会当中的人们不去做,我们总是在教育别人,你不要这样啊,你别要那样,然后好多人还这样还那样。因为总想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告诉别人不想干什么事,这比较难。如果通过我们严格的规章制度让别人不敢做好多事情,这个社会才是优秀的。中国就正在由让人们不想做某些事情向让好多人不敢做好多事情发展,比如说腐败,反腐败为什么这么难?多新鲜啊,好多人觉得我腐败了之后运气只要不是太差,就没问题,腐败成本太低。如果我们慢慢加大了他的腐败成本,两个腐败的就有一个要被抓到,这时大家都开始哆嗦了。可是一百个里头才抓着俩,那好多人都敢侥这个幸啊,一样的道理。电视上的广告管理也是这样的道理,尤其在小的电视台里头就更难控制了,有好多一些不法的这些药品等等都在作广告。大家去广东,你听听广播电台每天晚上全是游医,每天晚上都是医生在介绍这个治各种各种病,然后热线电话啊还安排托儿等等。如果慢慢地这种规章制度法律严格起来的话,他不就做不了了吗?所以我是不敢的支持者。但有一个东北老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面对那些钱我不是不想啊是不敢,但是不敢难道不也是一种觉悟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棒。

满足大家要求,我得先回答第三个问题。《让爱作主》被有些人说是违反新的婚姻法,那么这本小说写出来是皮皮的那个《比如女人》,拍的时候新婚姻法还在讨论当中,所以呢从某种角度这是一个时间差。第二个《让爱作主》问我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我没看,看了偶尔几个片段,因为我对这样的戏不是特感兴趣。因为好像现在是个连续剧就在描写第三者,热门嘛,所以违不违反婚姻法,新的婚姻法,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由有关部门去界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新的话题,挺有意思的,一个电视剧出来了之后,突然新婚姻法跟这个是有矛盾的,唉,值得。

答:作舆论监督这种节目的时候,别说你留下把柄,没留下把柄别人都要找你把柄,你要再留下把柄,死定了。现在有的时候做这种舆论监督节目,真是一场战斗。到哪去不敢告诉别人,登记用假名,拍完了之后撒腿就跑,赶时间差早点播。因为现在的确有很多地方的活动能力是非常强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有很多人说句实话,哪还敢惹这方面的事啊,你只要拿了人家的什么,吃了人家的什么,你就必留后患。所以不敢也起了很大的因素。所以再次回到我刚才的那句话当中去,如何让我们的社会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因为不敢做某件事情而没做,这个社会才特别好管理和完善。新闻法的问题我正好持跟您的意见相反的态度,我是觉得新闻法出台越晚一点越好。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现在执行的是一个1985年推出的新闻法的话,我们活不活?这句话的含义是,再过一些年我们会更进步一些,对新闻的理解,对整个社会进步的理解也就会更完善一些。那时候再出台的新闻法,可能就对新闻人和对社会被采访人的保护更合理一些,更平等一些,等等。所以新闻法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该出台新闻法,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担心出台早了之后会留下很多时代的特征,不一定是个好现象。咱们不能一次提三问题了,我得请一位小姐。

答:不要以为我总不去农村,我是从一个小城市里出来的,只不过我不是农民,是牧民而已。谢谢你的父母,其实我觉得何必要说谢呢。我在书里头其实也写过,好多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个主持人我没有机会去跟很多的那种我没有见过的人打交道。但是曾经在,我非常相信可能在某一个节目,在说某一句话的时候,也曾经有好多的观众,我们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有时说,哎呀小白说的这句话真好,或者他怎么怎么,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包括批评也是一种关心。那我觉得与其说见到谁就说谢谢,不如说我把下一个节目做好,这是更重要的。

答:我觉得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无论多够都不够,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就是城乡的差距,从我个人的角度,中国的城乡的差距和农村问题已经上升到了成为中国第一问题的地步,已经排在第一位了。我是这样看,为什么呢?近几年来农村的收入不仅没有增加,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有减少。因为整个的这种物价水平低啊,现在有很多的农民种粮食都不如不种,宁可荒着都不种。其实你比如说前一阵子我做了一个直播,就是张君的庭审档案。社会的犯罪率很高,那些罪犯都让我们很生气,我们很愤怒,我们声讨他们。但是当声讨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反思,我们这个社会在某些结构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呢?犯罪率最高的都集中在城乡的结合部上,我说的城乡结合部是什么?像张君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在土地上失业。我会把失业这个词引用到农村里头,现在在中国的农村有大量的失业人口。土地已经承载不了这么多的劳动力了,他们哗一下涌向城市。但是城市的接纳能力有限,因为随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不能一下就能提供这么多的岗位。这是第一个,城市的接纳能力有限。第二个,我们城市里头对外来人员的歧视非常严重,各种歧视都有,然后比如说为什么在过春节前城市里头犯罪率突然又高起来了?挣扎了一年了,要回家过个年。中国人要过年哪,要回家了,不能不给父母带点什么呀,但是一年辛辛苦苦下来没挣着什么,有的就去偷了,有的去抢了。但是这种行为我们肯定都非常愤怒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分析,在城乡的差距和我们现在农村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由于我们解决的不好,其实是使犯罪的土壤增加了。张君他们整个的犯罪团伙,全部是从土地上失业出来的一批人,他们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他们在城乡的结合部,犯了这样的惊天大案。那么好多现在的犯罪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农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我们的农民是中国最可爱的。

第二个差距是我们的贫富差,你比如说有好多人不信,《三联生活周刊》上那个关于一个富人的调查。你们是否相信,中国对富人的界定是年收入三万就叫富人。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考验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好多人觉得别逗了,三万以上就叫富人那我也是富人了。对,你也是富人,因为中国的平均收入就那么点。我前几天去了乌鲁木齐,在书店一问他们的工资,那书店办得还非常好,半民营的那种,几百块钱。那他一年下来能有三万吗?中国人年均到了三万的话就已经可以进入到富人层次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叫起征点,也不叫起征点了,叫开始调查的点,就是年收入超过三万的话就进入到富人的群落当中。我们之所以有好多人不认可这个数字,是因为认为那不是我也就成了富人了吗?他想象的富人都是挣一百万或者二百万,不是。关键是这个群体占多少,可这个群体在中国占的比例还不大,年收入超过三万的群体在中国占的比例还不大。我们是不是恰恰在这样的一种对这三万的惊讶过程中,又忽视了对弱视群体的关注。

我在做“宏志班”的时候,跑了北京的好多角落,最穷的角落,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你比如说,和一个很穷的孩子去他们家。一去我一看,不会吧,北京特棒的一个小区。我说住这,还能这么穷啊,可是一进他们家我就服了。他们家为什么住在这个小区里呢?用他流着眼泪说的话来说叫祖上积德,原来在前门那一带有一个特破的小房子拆迁,给分到这楼里了。好事吧,但是对他们家的折磨大了,哭着在那说:“我对不起这个房子,暖气费交不起。”只能烧蜂窝煤,窗囱从那个楼的窗户里头伸出去。那个家一分钱的装修都没花,房子交给他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所有的家俱我一看,就是五六十年代的,父母一年买不了几次还是烂了的苹果,然后回来全部把那烂的挖掉,剩下好的,父母还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因为要考大学。我那时就写了一篇叫《面对贫困》,贫困是新世纪最大的一个挑战。这个贫困不仅仅是绝对贫困,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可怕的是叫相对贫困。因为绝对贫困的确在日渐减少,这个咱们必须承认,在日渐减少。但是相对贫困好像在进一步拉大,假如说我挣一万的时候,别人都在挣一千万,我的痛苦可能比我过去挣一千别人挣一千二的时候还要大啊。中国这么多年都有这个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啊。所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如果全社会都能做得很好的话,社会的稳定系数还会更高。

中国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失误的话,当然小平同志说过这是教育了,我觉得一个更大的失误,在于社会的安全保障这个网,编织得晚了10年。改革是在盖楼啊,改革是在平地上起高楼,在起高楼的过程中应很早就开始把安全网在周围结上。这个社会保障就是在结安全网。但是我们安全网晚结了10年,问题已经出现到很大量的时候这个安全社会保障系统才开始织,晚了。所以现在得加速,社会保障必须超常规发展,我觉得弱势群体才能得到更广泛的受助。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要让富人穷下来,而是要让富人以10%的速度增长的时候让穷人能以15%的速度增长。也许他很多年都追不上富人,但是要让他看到希望,没有什么比希望更能抚慰人们的了。所以我觉得对弱势群体来说,一方面要关注,另一方面要扎扎实实地,光有假模假势的同情没用。

答:拿你说的这个“焦点访谈”的问题来说,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只要总体趋势是向前的话,就挺好。我说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段时间内,可能形势就严峻一点,一段形势可能就宽松一点,但总体的趋势是在向前,这就好。比如说马上要党的80周年了,“七一”是党的80周年,春节的时候都是喜庆的气氛,总弄一些批评的报道不好吧。国际形势特别严峻,申奥在最关键的时刻,等等。可能有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有的可能是有道理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没道理的。但是如果你要觉得它要一直向前走的话,就必须容忍适当的徘徊。我理解,因为我的目标是要一步一步向前走,但是一定是一步一步向前走。

答:我个人认为自考的学生要比大学里的学生还优秀,因为我太知道自考的难度要比大学里的难度大多了。前一段时间(这个并不是我在说让你高兴的话),我舅舅的孩子我的表弟,就在离这不远的北京联大读了两年,他的艰难程度我是知道的。考试都能过了简直就算奇迹了。但是在高校里头,都不过那才叫奇迹呢。我说的是文科,高校里头理工科还是,我原来在上广院的时候,理工也是特惨,踢球都定点。我们吃完晚饭之后赶紧踢会球,然后我们还继续踢,天黑了之后坐在那胡侃。人家理科的学生一到这点赶紧踢一会儿,收起书包就占座去了。这是不一样的,文科好过一点。对自考的歧视,对民办高校有的时候有歧视的东西,但是更大的歧视其实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总在怀疑,我行吗,我可以吗,我跟人家比起来,是不是别人会不认可我们?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伤害,要比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大得多。我去过好几个民办的高校,真正伤害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包括你刚才提问中所蕴藏着的一种不自信,其实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伤害你自己。自考怎么了,凭什么不能跟别人站在同样的一个起点上去竞争啊?只要你有本领,你这拨人其他全伤亡了,你也有可能成为将军啊。如果你没有本领,其他人,你这拨人一百多人九十九人都当将军了,你也有可能被开除军籍呀!这个从来既有群体的某些因素,也有个体的某些因素,哪拨人里都有哪拨人里的优秀者。虽然我也知道新闻现在这个专业已经到了严重“淤”,就是已经“人满为患”了。原来我高考的时候,80年代初高考的时候,法律最热,大家一窝蜂地报法律,然后现在律师“淤”了吧。现在好学校的法律系还没问题。有的时候,比如说另外一些学校的法律系毕业生分配就不行了。新闻系后来也狂热了一段,现在连我们好多的师范学院里头都有新闻系,因为我们在院系新的这个改系或者调整的时候创意不够,中文系觉得这个现在不好分。怎么办啊?就近办成新闻系吧,然后我们现在的新闻系在全社会的这种提供特别大,但是这个没有关系,首先你拥有了更平等的权利,新闻媒体终于不再有壁垒了。

在我毕业那会儿,想进中央台,可能都没有,想都不要想。但是现在对于你来说,中央台跟某个市台,跟你的距离是一样的。中央台每隔一段时间就招聘,所有的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东方时空”之所以那些年做的还可以,是因为它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我们曾经叫“流浪北京”,住地下室里头等等等等,但现在大家都慢慢地熬出来了。所以社会正在提供更公平的一种东西,这种公平的东西就是:父母用处不太大了。我们那个时候父母的用处很大,假如我的某个同学他父母很棒的话,他比我们很差,但可以直接进中央电视台。你会感觉那是更大的不公平,现在反而很公平了,大家拼嘛,没人敢开玩笑。现在一个栏目的收视率和经济的那种运作,包括广告的收入都制约着每一个人,这时候反而不敢走后门,或者等等这些东西,因为拆你自己的饭碗。所以一方面新闻系学生很多,但另一方面你可以说,你们越来越拥有了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将来电视不再以进某个电视台为标志,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会呈现出来,将来作电视可能是进公司啊等等。而且媒体诞生的速度也很快,你看现在平面媒体诞生,学新闻系他拥有各种媒体,将来是一个很大的体系,我觉得前途非常光明,但是走每一步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答:您要是去了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好多了,因为我刚才注意到你只有在说这个有些人说那么的时候才用“那么”,其他话的时候很少用“那么”,我觉得分两个层面吧。

首先有一点我觉得理解“东方时空”改版完了之后,一批新的主持人在做。另外很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电视哪有几个栏目像“东方时空”这样全部直播。那么这种直播中会有很多的紧张,要容忍他们在前进过程中犯适当的错误,但是我们容忍的限度又是有限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两方面看,一方面有一定的宽容期,但另一方面别无限地拉长这个宽容期。我开始也被人抨击过“那么那么”,后来报纸还有一篇文章写,说白岩松的“那么”消失了。要是扳的话还是能板过来的,慢慢能扳过来,尤其是你有更多的话想说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多了“那么”的话,太浪费时间。慢慢来,这可不是跟港台学的。

答:你放心,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会表达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过去的时候也没有放松过。但是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说完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敢立即做出判断,我必须要听到另一面的声音。比如说我也要听到110那边的声音,而将来真正遇到一个非常确凿的东西,我们拍摄到了,或者说采访到了的时候,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会发表意见的。我觉得你说的,提问本身非常有价值,就是将来我们应该有这种民众的监督权。那么当他在这个环节中必须要执行某一种监督,比如说可能是一张卡片,一张纸,然后这个时间他是否超了时,或者等等等等情况下的时候就会好得多。我将来有机会会做这样的事情。

答:怎么说呢,第一个,“焦点访谈”的所有选题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基层中来。其实大家一想,想从其他地方来也来不了。每天我们那儿有专门的几个人负责拆信,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求所有拆完信之后,不管这个节目做不做,都要有一个回函,要把这个选题列出来,回函都要传递回去。所以做的变成节目了,不做的也转到了有关部门。我觉得这项工作做得还比较细。第二个你说的这个选题这方面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比较努力。你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结果是这样,其实经常你会发现在“焦点访谈”的开场白中,主持人会说在上个星期六我们播的某一个节目之后,然后当时引起了当地的重视,已经处理什么什么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好多问题解决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把这个解决的结果交代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新节目播了。我们每年在平常的节目里头,经常会交代一些重要的事件,它的处理结果。另外每年有些时候做特别节目,大家可能都会看到都有一个再追踪,解决率比较高。

 

答: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不敢说我利用我现在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工作给内蒙做了好多好多事情,因为其他省的人会觉得我地方保护主义。但我也不能说我给内蒙一点事没做,那这个人无情无义,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我觉得掌握的火候还可以吧。第二个我觉得真正的尊重是平等,我从来不认为尊重是,“叔叔阿姨您好”,或者是摆出一副什么样的姿态。真正的尊重一定是一种真正的平等,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比如说那位阿姨说谢谢我们的时候,谁谢谁呢?我一直说已经不能再说“谢谢”了,我们的感谢要对谁说,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没做多少事情,我们已经算很幸运了。对于干新闻的来说,在这些年里头能很幸运地赶上这辆车,我们都不知道向谁去说“谢谢”去。甭给我们那么多的好话,我现在真是听好话起鸡皮疙瘩,因为太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

夫人不是内蒙的,因为不能近亲结婚。孩子你甭羡慕他,我觉得他将来要受罪。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我孩子应该特别正常,所以我不可能把他送到什么贵族幼儿园或者怎么怎么地,不可能。我让他特别正常,我不会逼着他去学什么或者怎么样,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对于他来说我只是他的父亲,而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个白岩松,这是最重要的。

答:不为什么,现在在出版方面的进步已经很大了。你说我怎么回答你呢,我只能告诉你当时我在2000年1月1号的《文汇报》上写了一个新世纪寄语。我说新世纪里头我只希望两件事,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反思我指的是这个民族急匆匆地在向前走,过去的好多伤口,我们只是临时地处理了一下,撒了一层浮土,然后继续向前走,我理解这种急匆匆向前走的意义。但是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坐下来把浮土去掉,然后把伤口甚至没有痊愈的伤口撕开,特别疼的撒上一点药水,甚至痛的痛心疾首,但是慢慢地才会真正地痊愈。到了现代文学馆的时候,谁都回避不掉这个问题。再过两个多月,老舍先生的35周年的祭日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根本挥不掉的一个东西,我们一定会在很多年后,重新认真地反思一下那段荒唐的岁月。我真的特别希望现代文学馆里所有展示的东西和谈论的话题都只和文学有关,但是就像今天我们谈论的好多话题和腐败和这个社会的某些变迁和我们很多的痛苦有关一样,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也记载了太多跟文学无关的、让我们感到痛心疾首的事情。老舍先生当初走进的太平湖,现在已经消失了,变成了太平湖的机务段,我们已经没机会再去那个水面上凭吊很多东西。我真的很希望咱们这一代人,我们将来的很多代人,我们的子孙们,都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而不是死在战争中,或者死在很荒唐的岁月里头,或者说是完全采用了一种非正常方式去死亡。难道当我们很多事情不能选择的时候,难道不能让死亡以一种正常的方式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在来之前,前几天翻李辉写老舍先生那篇东西的时候,也不得不感慨万千。前一阵子胡老太太以96岁的高龄离开了,我觉得她可以在天堂里头给老舍先生讲讲这3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是还值得欣慰的。如果老俩口在天堂里真能有这样一番沟通的话,我觉得也不枉当初老舍骨头硬了一把。

答:怎么说呢,你把我吓住了。因为我代表不了中央电视台,我只能代表小白。你所说的问题其实是关于人治的问题,人治这个问题恰恰是“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这么多年来攻击的主要对象。“焦点访谈”所有的节目其实都和你说的这一点有关系,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在寻找一种法律的途径。哪件事不是你说的关于人治的东西?你比如说前一阵大家是否看到一个特别荒唐的节目,就是咱们现在不正在“严打”吗,一个农村里头也突然“严打”起来了。开着车,中央正在坚决执行,我们这次“严打”,要从重从快等等,这次严打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农民尽早地把你们该交的税早点交上来,等等。那么对于所有这方面的事情,但凡有证据的和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采访比较细致的,大量地都在播出,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对人治的反对已经不再说是拍着桌子或者说喊着口号,仅仅是义愤填膺的事情,我们对好多事情在用潜移默化的,比如说在督促着都用法律的手段去解决它,其实就是在反人治。那么第三一点需要一个社会整体的进步。需要一个社会整体进步,我个人觉得现在《焦点访谈》有很多特别可爱的东西,比如《焦点访谈》一播完就是省委书记马上来去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希望这个事情得到处理,可是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还是以人的方式使这件事情得到处理,这个事情爆光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可以爆光是因为它一定违背了某个相关的法律,那么直接由司法和相关的法律去解决它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过一下人治的关呢?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慢慢地都会陆续的解决,可中国的事情不会一蹴而就。

答:怎么说呢,谁都承担不了这么大的担子,我刚才说那句话不是在开玩笑,我说我有点怕着了,我有点害怕了,这是真的害怕吗?个人不害怕,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说的害怕是哪个媒体都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要去救国或者怎么样,那是民众的事。每一个民众都担负着一定责任,电视不过是众多声音和力量当中的一个。那么每一个力量如果都把自己的这个力量展现得很完全的话,可能就救了国了。所以哪个东西也都独自承担不了这个重量,这个世界上缺什么可以?缺了谁也不可以,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二个你说我们跟西方媒体比较的话,各有各的毛病,也都各有各的困惑。你比方从西方媒体来说,我没有想到,去美国也好去欧洲也好,西方媒体的严肃性比我们强多了。大家现在还在,比如有人说小白你总不笑,太严肃了,怎么怎么着。哎哟,在美国你找着不像我这样的新闻主持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都比我更严肃。你看那种,拉尔肯,华莱士,詹尼斯或者说卡伯,这些大牌美国主持一个赛一个严肃,而且都是特别尖锐,都是这样的。所以国外的严肃节目,高端的节目也很多,西方现在受商业的影响,但是民生性的节目做得,要比我们更重,因为我们才刚起步啊,你比如说他做那种生存试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特别推荐你看一个电影就是金·凯瑞演的那个《真人秀》,就是《楚门的世界》,那已经完全是在给观众面前,用商业的这种操纵在造一种假。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西方媒体上的问题,明天一定会在咱们身边出现,躲不掉。所以怎么样让那种影响小一点,多学点人家严肃的好多好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

 

答:我以为今天我能躲掉你的第一个问题,还是没躲过去。我最近走到哪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的确我是在“东方时空”改版之前就宣布离开了,主动离开的,好几个因素吧,也有一些因素是不能说的。但没那么复杂,而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未来的判断;另外应该给新的主持人更多的机会。我觉得新“东方时空”,可能更符合早间特点了吧,但是可能现在好多人不接受是在于觉得过去“东方时空”是咱自己的,现在或多或少有了点技巧,更好了,好像一种粗糙的感动少了,好像有点这样的因素。所以为什么就你现在还在看“生活空间”,因为“生活空间”里可能还保有你希望拥有的某些感动。我想我对“东方时空”做的判断是很对的,当初之所离开也有这样一些判断。但是一个栏目承担了那么久,它的确要发生变化,现在发生的变化的确是在向着符合早间样态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还不彻底。

过去的“东方时空”其实挺残忍得可爱?为什么叫残忍得可爱,它可爱是因为在里头它的确有一些听着跟其他节目不一样的声音,的确有的时候会说出好多咱们和每个人特希望说的话。然后挺粗糙,但是挺有生命力的。可是现在很精致了,这种生命力在减少,那我觉得,那时候为什么说它可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这点。为什么说它残忍呢?他们不符合我们早间的生活样态。早晨就要摁着观众坐在那踏踏实实把“生活空间”看完,这有点太残忍了。国外的早间都是让你流动着看,就是你听一耳朵,信息量特别密,然后话语特别多,让你一边刷牙可以一边听,吃着饭都可以听,然后偶尔看两眼都可以。所以现在新的“东方时空”改动是有它的道理的,是要向早间的样态发展。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跟“东方时空”已经是一种心理的接受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四个阶段,能用心接受它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东方时空”观众群正在发生变化,正在重新洗牌。陆续有一批过去喜欢“东方时空”的人,可能在离开。但可能有一批新的这种高密度的信息正在进入。所以我说短期内还看不出它的好坏。

但是如何把老“东方时空”的那些很优秀的品质,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请放心,我当然不会闲待着了,正在筹划一个新的节目,而且的确是每天的,的确是国内现在没有的,是新闻类的,是主流新闻类的,叫“新闻分析”。但是好多事情不会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容易。尤其现在,怎么说呢,但是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出来的,看过的都说好。但是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也觉得适当的等待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段时间等待,从去年奥运会之后,我就很少做栏目了,做了几个大的事,“3·15”啊,然后这个张君直播啊,还有马上的“七一”的这个80周年等等,但是这段时间是我思考的最多的时候。因为在做新栏目,云集了一些年轻的人在寻找冲撞,大家每天在探讨新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过去这几年做电视急匆匆走完了第一个行程,正好有这么一段停顿来的时候,捋捋自己的思路,去想想好多事情。所以就我常说的那句话呢,等待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更有力量。

 

答:你的回答恰恰印证了我之所以要问你出生年龄的这个问题。你呈现出来的已经是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人的一种思维,就觉得这个社会上自己是更重要的,那些为梦想的早已经成为过去了,那是50年代60年代的事情。不会,你也有你的梦想,你虽然还带着怀疑,之所以你会怀疑着提出这个问题,是你对你的梦想不确定,你不知道还会有多大的梦想空间。我必须承认80年代的人跟60年代的人是两代人,这我必须承认。但是梦想从来都不会死亡。这个社会不像你说的那么悲观。我看到这么多人,而且他们在站着,在关心。你以为今天来的人是关心白岩松,不是,是在关心白岩松和我们可能会共同沟通的某些和社会有关的事情,他们会站在那里那么辛苦地不走。这是什么?你坐在这儿一直在听,包括你会提问。这是什么?肯定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悲观。带着梦想做工作跟你的环境给你提供多大的这种可能或者什么,关系不是特直接的。我说的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如果我要把它当职业的话,我早去当老师了。因为我觉得当老师这个职业要比做电视这个职业好多了。但是因为现在恰恰它是一个特别大众的媒体,我还能做好多事情,我想通过电视这个媒体去做。有一天我做不动了,我转身就走,去做自得其乐的事情。我相信,50年代60年代或者说是70年前半段出生的人,会晚一点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特别欣赏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出生的人,会在人生经历中早一点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中间没有什么任何高劣之分,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嫉妒你了。

 

答:我说的“拒绝第一”,不是说不让自己优秀,我说的“拒绝第一”是拒绝总想走在最前面。就是当一个什么呢,那意思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一万米的长跑中很少有头几圈领头的那个人最后成为冠军,特可怕的人是一上来就始终第一集团里咬着头两位跑,最后一圈,唰,一下把人给超了。争第一也得分一个短线争第一还是长线争第一。人的一辈子总想争短线那个第一的话,最后你发现收获的东西特别少,你要长线去争的话就比较幸福了。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我始终要站在第一集团。八年了,我一直在第一集团,我可能让前面的人今天他第一明天他第一,但我始终第二或者说我始终在第一集团,偶尔我也当第一。但是我很快又撤回来,去年奥运会之后,我之所以要离开“东方时空”,然后开始躲开新闻媒体,就是因为奥运会一回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害怕了。就是用老百姓常说的话,就说火大方了。你没发现我这半年就收了,别人问我,爬坡爬到山顶就会摔得很惨。你有什么方法吗?我说在快到山顶的时候重新选一个起点,重新来永远摔不着。我现在就是在重新选一个起点重新爬。李宗盛那首歌《共享》说,“每个人都是跟自己赛跑的人”。我说“不争第一”的第二个含义就在这,争第一都是在跟别人争。要是跟自己争呢,一辈子打不过的对手就是自己,因为你达到了这一步,你的假想力比你又高一步。比如说你挣一万块钱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我要是能挣到一万五多好,这个一万五就是你的假想力。有天挣到一万五,两万的梦想又出现了,你一辈子打不过你自己。所以人只跟自己较劲是最好,少跟别人较劲。

第三个概念就是跟别人总在争来争去的时候,慢慢手段就会越来越不那么正常,何必呢。所以我觉得大学里头要让自己卓越而不一定要争第一。我说拒绝上网,不是我不关心网络,我对网络的关注一点不比别人少,而且我们的新节目里头恐怕我将第一次真正地引入到网络概念,我真正把网络跟电视变成合二为一。

“东方时空”七周年的那个网上直播的创意就是我出的,但是我说我拒绝上网的主要含义在于我是比较早说网络不是独立存在的,现在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我说网络只是一对翅膀,它应该安装在传统社会上,让传统社会的各个产业飞得更高,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说的时候网络还火着呢,到处都在拉钱圈钱,然后就有人说了,白岩松特落伍。什么是落伍?网络一定会安装在传统产业的翅膀上让传统社会飞得更高。电视将来的发展方向有人说网络会不会取代电视,我就特别想乐,对这样的问题,将来的发展目标一定是网络和电视二合一啊,谁取代谁呢。将来它们会团结在一起的,我拒绝上网第一个含义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第二个含义是,现在我们上网做什么?聊天。全中国最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好多聊天室。大家不信看看,在某一场足球比赛直播的过程中,你进某一个聊室你看看。我说幸亏好多老外不懂中文,否则的话会觉得中国人怎么了,所有的脏字都可以在聊天室里直接表现出来。OK,我不会去聊天。那我去玩游戏,我也在网上玩过好多的游戏,可是后来坚决不玩了。为什么?我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游戏的爱好者,打牌的时候起码他出错牌我可以挤兑挤兑他吧,然后我会挤兑完了之后,立即看到他的反应。可是在网上的时候你即使挤兑他,之后你都不知道人是什么反应,而且那种东西里头有一种伪真实的态度。游戏我喜欢人和人玩。说商务电视,第一个我现在没做商务,第二个中国商务网络的发展太差了,所以我们现在上网干什么?看新闻。可恰恰在看新闻的时候,我的渠道又很多。我不通过上网都可以了解到很多,所以现在网络对我来说真正的作用是图书馆的资料室,这是我经常上网的原因。比如说,咱不讲那个严肃的,不讲对那个工作有关的,咱就讲对工作无关的,我想把这个周星驰的东西收集齐了,一上网,唰,历年拍的电影全有。比如说我想把张学友的,我想看看他都出过什么专辑,一上网打完张学友,所有专辑都出来了,这个大资料室太棒了。而且这个网络的资料室的出现,终于打消了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原来的文化落差。原来某些东西小城市是掌握不了的,他就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东西,现在由于有网络我们全部都可以共享,多可爱啊。

 

答:首先我特别关心什么叫“名人出书热”?有人说名人出书糟粕很多。我们每年的出版物达到将近十万种,名人出书占0.001%可能都不到,其他书精品多吗?这几年的小说,在现代文学馆我也必须说这个,这几年重要的一些小说我基本都看了,但是真正让我产生震动的,如果说近五年来,让我看过之后,近六七年来吧真正让我震动的不多。比如说《曾国藩》是一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我尤其喜欢《徐三观卖血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部,虹影《饥饿的女儿》是一部,再陆续往下找就开始费点劲了。你说有没有,也有,但是那种我真正喜欢的那种路数可能就开始少了起来。

名人出书也一样,我觉得市场这只手调节的特棒。你写得很糟糕,就为了挣钱的话,老百姓眼睛刁得一塌糊涂,很快就会让你这个市场萎缩起来,所以用什么心态去做很重要。你说我有没有想挣钱的用意,有啊,肯定逃不掉,这是我惟一可以合法挣钱的机会了。正是因为出了一本书,我才敢到现在为止八个月没做任何节目,在我们那按计件来算工资的话我是收入锐减,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因为我八个月没怎么作节目,给台里作节目基本都是不挣钱的,做大节目都是不挣钱的。比如说做这个国庆五十周年的直播,我准备了45天,最后可能只能挣到一千块钱。45天,但是那个不给钱我都做,我给他钱都做。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好的调节。那你说有没有那个因素呢?也有,但仅仅为这个因素的话,我会扇自己一辈子的嘴巴子。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多的评论啊,是在还没有看书的情况下,评论已经先行了。觉得出了一本书OK!名人出书嘛,垃圾,翻翻看,先把垃圾分分类。我不敢说别的,反正首先是这样的一点。比如说到现代文学馆的时候开始,跟我说到签售的时候,我还有点抵抗。跟他们也说过,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很纯粹的时候不希望有这个,但是他们说读者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要求,那么我也会去满足他,我也会有意识回避一些东西。有机会的话你翻一翻,我很含蓄地写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好多东西慢慢会呈现出来一些有点意思的东西吧,我希望你把他读厚。那你会得出真实的评价。希望你把这本书读厚,我在这里写的好多东西都是问号,如果能把你的好多东西添加进来的时候,这本书就会被读厚。谢谢你。

 

答:非常感谢,最后的时候用这两个问题收尾啊。第一个问我:你每天都会看到中国的很多问题,你心情会不会很难过?我不在这个团队当中的时候,我看到的问题就会少吗?好像不会。比如说你要每天翻看报纸杂志,关注上网,关注各种媒体的话,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好多事情也会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只要足够敏感和足够关注这些事情的话,你就会痛苦。前一段时间有个记者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已经说了,我说我不喜欢我性格中的一个成分叫敏感。从做新闻来说需要敏感,可是另一方面敏感又给带来特别多的痛苦。但是不是有的时候因为痛苦你就会逃避?有的时候我挺理解某些调侃,和人们说话轻松一点嘛,干嘛那么严肃,是因为他心里也不轻松。可是骨子里其实我们都挺严肃的,虽然社会上表象上呈现出一种很调侃,好像文学也在衰落,文化也在衰落,大家都在嬉笑怒骂,是因为大家都很累,所以这点我理解。

可是另一方面呢,正因为你看到很多事情才坚定了你的一种欲望。有的时候我经常有说话的欲望,我给你说今年我痛苦的时候。撞机的时候我在香港,刚从台湾回来到香港。当天看到撞机,当时我难受的程度很难形容,因为我突然发现我没有话语权。像1998年轰炸大使馆的时候,节目是我做的,评论是我凌晨四点钟自己写的。我就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有我的愤怒,那个时候孤独是可耻的。做新闻的话,你在这个事件当中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你不能介入到这个报道当中你是痛苦的。可是这次因为我正好去台湾访问,回来时候刚赶上我没有机会去发表我的看法,这是一个新闻人的痛苦。所以看到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如果你还有机会发言的话,我已经很幸福了。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我和你面对同样的中国很多事情,可是我比你幸福一点是我还能发言。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让你幸福一点那就是我的发言能让你认可,这是一种互动。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梦想的问题,梦想不能说,我觉得和你的梦想和我们很多人的梦想是一样的。含蓄一点,这么说吧,没当父亲之前感觉不深,梦想是一种很概念性的梦想。当了父亲之后梦想变得很具体,开始以一个父亲的眼光去看待未来,那么总去想我们将来的孩子们会怎么样。我真的很希望将来我们曾经所经历过的好多事情孩子们都不用再经历了,你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八个月没作节目,就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感觉——怀才不遇,我这样的人他都没用或者怎么的。开玩笑。领导也不是这样,领导玩命用,是我在拒绝。但是有的时候我突然不会想到想当初像丁聪老先生他们那批人,像钱钟书老先生那批人,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咣当一下子就扔到农村工作。那叫工作吗?多少年!他心中的痛苦多大呢。我们是否曾经想过现在这批像黄永玉呀,丁聪啊,季羡林等等一批老先生,他们荒废了多少岁月,被迫的。可是在这些荒废的岁月里头,谁来安慰他们,都没有。

我在想我的父辈们,我曾经看过他们青春时候写的日记,真的在反思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从一个旁观者才知道他们没问题,但是毛主席说他们有问题,他们就在拼命地想,毛主席是不会错的,那么肯定是我还有很多我没有发现的问题。他们的很多时间浪费在了那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梦想是一样的,就能希望让咱们将来的孩子比咱们幸福。咱们这批人想真正的幸福挺难的,因为我觉得中国还起码有十几年的道路,就是在这种痛苦和快乐的纠缠当中向前走。有一个统计数字是2015年的时候中国GTP按现在的发展速度可以成为世界第二。如果中国的GTP真成了世界第二,我们就可跟某些事情拍拍桌子。所以现在的中国都是在韬光养晦,咬紧牙关,这个时候能不痛苦吗?可是也有一种快乐啊,走一段时间一回头,又往前迈进了一步,所以我觉得梦想就是这样的东西,支撑着你向前走的一种力量。季羡林老先生在他80岁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太棒了,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我道路的前方,依然还有野百合花的影子。我理解季老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80岁了,我80岁了,但是我的前方仍然还有梦想。所以我们更应该让前方有无数花的影子了。

你说会不会颓废掉呢?我不敢说不会,谁能预测未来呢?谁也不能预测未来,会不会有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谁也不敢说。我一直觉得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是中国最重要的10年,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危险都在这10年当中。关键看这10年,这10年过去了,基本上该过去的都过去了,就会柳暗花明慢慢按正常的节奏走。但是有些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也做好了一个准备。你如果看过《国画》的话,《国画》这本书也不错,《国画》这本书最后作者写在后记里头有一句话挺棒的,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最可能成为颓废主义者的。我也做好了将来做颓废主义者的准备,但是希望它不成为现实。

再次感谢各位,这一上午我们度过了一个外面炎热心里也热的上午。你们又给了我很多的动力,我再次把我刚才说的那句话说回来,我对你能做的惟一的回报,就是希望说的话是被你们认可的、和你们想说的话。谢谢。

 

我再插一句话,比如说现代文学馆,我没想到,真的。今天早上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心情啊,今天早上我9点15到这儿的时候一看,哟,前后左右没人,我以为挺冷清的。但是我一进来的时候特别感动。第二个我主要想说的,如果将来现代文学馆在如此规范的一个活动当中,有什么需求的话,比如说找人什么的,我愿意帮忙。因为过去在做“东方之子”的时候,我每天在跟人打交道,可能也有很多人是在你们的调查表里的,是希望他将来给你们讲的。当然我相信现代文学馆这个牌子能把所有人找来,但是如果遇到一些联络啊或者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好了。

傅光明:白岩松的演讲带给我们许多思考。我们的大众文化,当然包括电视这个主项了,如何健康地发展,更多地带给我们文化,这始终是一个不好一下子说清楚的问题。我想,白岩松的演讲对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

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白大主持,为我们做出更多有文化品位的好节目。我们等着看他的新栏目。最后,让我们以掌声再一次向白岩松致谢!

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朋友们,下次再见。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法律声明| 浏览建议 中国现代文学馆版权所有  隐私保护
京ICP备120473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