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题目：当今时代与社会的文学观察——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演 讲 者：蒋巍 作家、《文艺报》副社长
演讲时间：2001年6月10日
傅光明：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位报告文学作家，他叫蒋巍，现在是中国作协《文艺报》的副社长，曾经连续获得了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关于报告文学，我们以前常常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说报告文学好像属于文学的尖兵，它担负着很大的一种使命，甚至是责任。就像上次白岩松先生来，我们有朋友把这个“焦点访谈”当成了一个民怨的出气口一样。报告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一段时期似乎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因为我们在许多著名的优秀报告文学当中，发现了非常多、非常突出的一些为大家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比如像前一两年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平的《天网》，还有《落泪是金》等等，都把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以报告文学的方式为我们展现出来，这是一种文学的展现方式，报告文学是这方面最好的一个载体。报告文学作家比一般写小说的作家往往更关注现实问题。30年代，抗日战争大敌当前，有好多作家关起门来营造自己的园地，像周作人。他要甘于当隐士，而不是去写挥戈反日的歌颂抗日民情激昂的那些正面的作品。只有我们的关注现实生活的大作家，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像茅盾先生、郭沫若先生、老舍先生等等，他们以更贴近现实的一种精神和态度，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新时期之后，为大家所关注的文学的体裁，报告文学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就是说，伴随着那些作家们的文学作品的主流小说，报告文学成了一个异军突起的支脉，涌现出了非常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蒋巍先生就是其一。他长期写作报告文学，关注现实人生，他今天为我们演讲的这个题目也是与现实联系非常紧密的，跟我们目前生活的现状是紧密相连的。他演讲的题目已经打在了大屏幕上，就是《当今时代与社会的文学观察——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我就不啰嗦了，让我们以掌声来欢迎蒋巍先生为我们开讲。
傅光明先生已经把有关报告文学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向大家作了介绍，谈得很专业，而且我知道傅先生很能干，讲座组织得非常漂亮，具有长久的魅力。根据我的了解，我们文学馆一段时间以来请的都是文学方面的大师，文化方面的一些非常有声望的人士来搞讲座。我猜想大概有很多作家、理论家已经把文学本身的一些事情、道理都讲得很透彻了。大家都集中炮轰一个文学问题，我觉得火力过于密集，因此我今天想把炮口转移转移。既然有那么多大师已经就文学本身的问题和规律作了很好的讲座，那么今天我就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文学的角度，从作家的角度，甚至从我们把作家放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常人的角度，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作一点文学性的观察。就像我们有一些胡同里弄的电视剧一样，和我们的生活比较接近，就是拉近作家和生活，拉近文学和我们老百姓生活的距离。一个作家怎么观察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来做一种文学性的观察。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我对当前社会生活的认识，对当今时代的认识。因此听起来离文学可能稍远一点儿，但实际上，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文学爱好者，都是有志于以文学抒发自我感觉、自我情感的这样一些同志。那么我想，对我们的生活作一点文学性的观察和了解，包括一些宏观的概括，我觉得对我们思考问题、从事文学创作、研究文学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今天决定避开大师们所讲的那样一个纯文学的角度，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生活，切入文学。
我们大家都能感觉到，就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大变动”这样一个时代，这三句话是总书记经常讲的。这个时代也是天使和魔鬼都横空出世的时代；也是雄心、野心、贪心都竞相生长，而只有闲心越来越少的时代。“雄心”大家都明白，就是想干大事业的人越来越多。“野心”大家也明白，想往上爬，爬到老总的位置上，董事长的位置上，科长、局长的位置上，甚至不惜动用暗杀手段把自己前面的一把手毙掉，自己好爬上去，这种野心现在也是前所未有地生长。“贪心”也前所未有地生长，现在很多大贪污犯，贪赃的数字都是天文数字。雄心、野心、贪心竞相生长，魔鬼和天使都横空出世，表现极其精彩和充分。只有闲心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从老年人到年轻人都没有闲心了。大家为生存，为发展，孩子们为上学，老年人也为自己离退休的工资，为自己要找一点什么营生，是不是卖大碗茶，还是卖老玉米，来解决一点我们生活的补贴。年轻人为了做更好的买卖，为了找更好的职业，蓝领想作白领，总之在五、六十年代很多老同志所熟悉的那样一种田园风光般静谧的、安详的生活，已经从我们的身边大踏步地退却了。
因此如何认识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的问题。我想从几个方面概括一下当今社会的几个特点，也可以和大家讨论。对当今这个时代和我们社会生活的认识，我总的感觉是我们的文学还相当落后，真正的能够聪明地、生动地、精彩地描述我们当代生活的作品现在应该说寥若晨星。很多作家的作品都还是在唱着一支古老的歌谣，或者是重复以往的故事，手里拿着旧船票等等吧，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当代生活。所以前不久在中国作协开的青创会上，一位青年作家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生活都比文学更精彩”。这句话后来我们给弄到剪报里了。这句话很典型，包括哥德也说过“生活，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上帝的作坊”。生活就是作坊，上帝可以在生活这个作坊里，做出远比文学更精彩、更神秘、更莫名其妙的一些最精彩的故事，也就说生活远比文学，也永远比文学更精彩。
我们在座有很多老同志大概对我们这几十年文学的发展脉络都比较清晰。我们明显地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的作品，包括现在，一旦写农村生活、农民生活就相当地顺手、相当地生动、相当地精彩。但是一涉及到工业问题，写工人、写工程师，大概它的精彩度，它的切入的生动程度等等就差得很远。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曾呼吁过要多出工业题材的作品，希望有更多的写工人生活的作品，但是我们作家不熟悉，因为大批的作家产生于农村。到了现在，到了80年代，到了90年代，在我们很多作家还不太熟悉工业时代的时候，工业时代已经悄然退却，而信息时代正在大踏步到来。因此我们可以做总的这种概括，就是我们的文学还远远地落后于我们的生活，落后于我们的时代。包括我们现在最鼎盛的代表，比如说那个著名导演张艺谋，大家回想他的这个艺术经历，拍的都是古远的故事，比较旧的故事，拍起来极生动。如果让他拍现代，和我们时代生活，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平行的故事，大概操作起来就困难。所以我和一些朋友谈到他的时候，突然萌发一个论断，我说张艺谋是一个出色的盗墓者。当然发掘古墓也很精彩，但是对现代生活的描述，我估计做起来会比较困难，也就说总体上我们的文化状态，文学呀、艺术呀我觉得还是大大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黑格尔有一句话是：“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皮肤。”就是你的灵魂总要装在自己的躯壳里，总要装在自己的皮肤里。我们想要清醒地、健康地、积极地生活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必须对它保持清醒的认识。所以正确地认识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及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些特征，我觉得有很大的必要。
第一个特点：经济社会生活的快速性。
大家大概都知道美国有一位未来学家叫托夫勒，他曾经概括，自古以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有三种要素，第一种：暴力；第二种：金钱；第三种：知识。当然他的概括有片面性，他没有讲到历史规律方面的问题，没有讲到人的精神意志方面的问题。但是他的概括有他的道理。古代的时候，金钱和知识的力量还相当薄弱，暴力是第一重要的。酋长们要占领更多的土地、财产、资源，用暴力。我们看武打小说，看《笑傲江湖》，所有武功最高的就是武林盟主，在拳击台上胳膊粗，力量大的泰森就能够当拳王。因此在古代，暴力一直起着“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作用，暴力是最重要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商品逐渐出现，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时候，金钱逐渐取代了暴力，而成为主导社会前进的要素。所以我可以手无缚鸡之力，病弱书生，但是我有钱，我可以买黑社会老大，把你这武林盟主干掉。所以当金钱聚集起来以后，它可能收买暴力。随着社会再进一步地前进发展，知识逐渐成为主导社会发展前进的强大动力。大家可以注意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暴力、金钱这种资本是不能够人和人共享的。我胳膊粗，力量大，就是我胳膊粗，力量大。那么我有我的十万武装，你有你的一万武装，你可能就打不过我，这是私有的。金钱毫无疑问也是私有的。
但是知识有一个重大特点，它是共享的，你懂得ABC，我也懂得ABC。欧基里德几何，牛顿物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懂我也懂。它和过去的这种暴力的力量和金钱的力量有着一种本质的区别，这就决定了当知识成为一种力量的时候，当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快速。所以像比尔·盖茨怎么会那么快就成为世界首富，当然现在新经济缩水以后，他降为世界排名第二了。
托夫勒在他的书中引了三句话来概括这种力量。暴力，他引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证明暴力的力量；金钱，他引用了一个流行全世界的谚语叫做“金钱万能”，来概括金钱这种力量；知识，他用了哲学家培根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来代表知识的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金钱确实还在起作用，暴力确实还在起作用，包括海湾战争。包括俄罗斯的车臣战争，暴力行为还在继续。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金钱所起到的润滑剂的作用，还在明显地发生，但是知识的力量，知识的作用是主导的，左右着暴力、金钱。暴力打的是知识，海湾战争打得就是一场高科技战争。海湾战争引起了我党、我军、我们国家对军事科学化现代化的高度重视。萨达姆那时雄心勃勃勃要跟美国大兵拼一场刺刀，结果没想到打起来以后，数十万的伊拉克大兵根本看不着美国大兵，然后就被毁于一旦。车臣战争中最早叛变的一位首领叫做杜达耶夫，俄罗斯对他非常头疼，想办法一定要消灭他，最后消灭他用的是高科技，就是获识了他的手机信号。有一天杜达耶夫率领他的保镖，靠在一辆小轿车旁边打手机的时候，信号发射出去。然后俄罗斯的导弹跟踪而来，一举把他炸得粉碎。由此看来，现在的暴力行为上面也有着知识的巨大力量，起着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暴力、金钱可以明确地分为你的或者我的，但是今天的知识却是共享的，这决定了我们这个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竞争性和对抗性也大为加强。过去有些竞争是很困难的，我有十万大军，你才有那么几百几千的游击队，竞争起来很难。现在社会的竞争性，由于知识的共享，你懂我也懂，大家都用现代化的知识把自己武装到牙齿，那么它的竞争性显然大为加强，它的对抗性显然也大为加强。在新经济缩水这个阶段，大家看报纸能够看到，在高新技术领域，各位首席执行官被炒的，被迫出走的，这种优胜劣汰、新陈代谢正在急剧进行。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就是亿万富翁，几十万身资家产，然后风光没有几年突然又出走，突然又辞职，又转到另外一个什么中心，这种现象证明了我们现在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快速。
从历史上回顾，我们也能够看到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的快速性。比如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实现工业化从起步到完成用了183年，第一个老牌工业化国家；美国全面进入工业化从起步到完成大体上用了89年；欧洲其他国家大体上用了73年，从中看出后来发展越来越快。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不过二十几年时间，我们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应该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科学产品走向我们生活的过程，应该说步伐也越来越快，我们现在农业收割用的联合收割机是19世纪发明的，它从发明到批量生产，投入市场大体上用了100年时间。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冰箱，吸尘器是20世纪20年代发明的，把它们发明出来到被市场广泛接受用了34年；电视是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它从发明到投入批量生产为市场所接受用了8年。从这样一些科学产品发明到转化为生产力，大家能够看到速度越来越快。现在据说一件新的科学产品，从发明出来到转化为生产力大体上需要18个月。那么我想从这个发展速度也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发展进步越来越迅速。1990年我在黑龙江，因为我写过黑龙江的省长，有一天他就去看我。我看到他的车上有一个车载电话，当时我还相当惊讶，在汽车上还可以打电话，这在外国电影上才可以看到。我们省长也可以装备啦，我当时还觉得极其惊讶，那是1990年的事情。没过几年，车载电话已经成了似乎是落后的东西，手机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处做响。昨天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然后他的手机响了，打开一看，一条黄色信息，现在各行各业都知道利用高科技。
这就使我想起1969年7月20号，那个时候我在北大荒劳动，知青，那时我们的观念叫做小镰刀打败机械化，联合收割机绝对不能用，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把多少台联合收割机放在地头，弃之不用，我们非常革命地挥动小镰刀，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从头割到尾，一天割不完一条垅，那垅有多长啊。我们认为这叫革命，这叫反帝反修。而就在这一天，7月20号，在地球的背面，美国的登月舱落在月球的表面，宇航员跨出登月舱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迈出了一小步，人类迈出了一大步。”
哎呀，幸亏当时没有电视，没有这种快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如果我们当初喊着小镰刀打败机械化，屁滚尿流，劳动了一天回到宿舍，知道美国人登上了月球，当天晚上我们一定会在点着昏黄油灯的知青大宿舍，或者在大食堂里召开声讨大会，批判美帝国主义侵略月球。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观念，一定会让我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地做出今天我们听起来像玩笑一样的行为，一定会做的。现在一回想文革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相信，但是它确实地发生了。由此看来思想观念的进步跟上时代的前进，是多么重要。还有，我们岁数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我们过去批判过美国是一个“金元帝国”，它的大财团，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等，这都是我们当年熟悉的。他们用几代人的奋斗，赚钱、剥削，把自己家族积累成一个巨大的财团，那时积累财富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座的一些很年轻的同志十几岁、二十几岁，你完全有可能在有效的几十年时间里，让自己成为亿万富翁，几亿、十几亿都有可能。关键在于你的才气、你的机遇、你的竞争的本事。比尔·盖茨就是，他只用了二十几年时间完成了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几代人完成的这样一个过程。看出来积累财富的过程也在加快。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这样一个口号，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积累财富的过程、发展经济的过程、改变生活的过程等等等等，一切都在加快。日本的一家公司要求他的员工节省时间，加快工作效率，要求他的所有员工在使用圆珠笔的时候，把圆珠笔放在桌子上要笔尖朝里放，笔尖朝外放就算违规。为什么？大家可以体会，当你提起笔来，要写东西的时候，笔尖朝里往起一抬就行了。笔尖朝外的时候，你提起笔来要有一个翻腕动作，耽误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所谓的资本家或者叫做企业家，当他重视了“时间就是金钱”这样一个规律性的问题后，他把时间已经吃干榨尽了。
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加快，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生活的质量，生活的效率。过去我们老祖宗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田园生活般的这种慢悠悠的状态，显然已经被打破了。昨天报纸刚刚报道，四环通车啦，环绕大北京，一条大动脉，它将拉动北京市的生产总值几百个亿，因为四环的通车，二环和三环的车速都会加快。我们记忆当中的老牛破车现在正在被高速公路取代，过去我们铁匠铺铁锤的敲打，现在正在变成自动生产线，过去北京常吃的那个大白菜、酸菜、咸菜现在正在被快餐盒、被“康师傅”取代。高速化变化正在冲击我们的生活。
六七年前我们在说上网的时候，那时候报纸上还不叫网络，叫做信息高速公路。很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叫信息高速公路?还以为那是有别于高速公路的另外一种公路，不懂。我估计连我们的《参考消息》编辑们，在编发这类新闻的时候，他也不懂。到今天为止，整个中国网民已经达到三千万，这种速度应该说是超乎想象的。什么叫变化?过去我们以历史为参照物，说是我们今天相对于过去有了一些什么改变，这叫变化。现在可以把这样一个概念引入我们的生活：变化就是未来侵入我们生活的过程，是以未来为参照物的。
现在，未来常常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猝不及防的来访者，说不定什么时候一种现代的高科技的产品就跑到我们生活里来，跑到我们的家居里来，我时常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北京晚报》大量的是英文代名词，英文缩写名词。像年轻学生，读起这个报来大概还可以，如果让一些老同志，或者只懂得汉语拼音的同志，把IT，或者是WTO，NMD诸如此类的都记住，大概比较困难。但是生活中又迫使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英文缩写来代替中文，因为中文讲起来大概就比较复杂。看来这种变化正在侵入、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不熟悉的也被迫要把它熟悉起来。这种科学力量的发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正面的、包括负面的，如环境污染等等一些问题，已经引起整个人类的恐慌。以上我举了大量的生活当中的例子，大家能够有一个清晰的感觉，就是这种快速发展进步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流正在我们身边前进，我们得适应，我们得研究，我们得思考。
第二个特点：用后即扔的短暂性，或者叫做一次性。
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清晰的记忆，就是在早年我们的床下一定会有一个落满灰尘的包裹，这个包裹就是我们姥姥或者我们奶奶的，里面装满了针头线脑、破袜子、烂布头等等。扣儿丢啦，什么地方出窟窿啦，姥姥、奶奶一定会从这个百宝囊里找出一块合适的布，找到一个大小差不多的钮扣，把我们破损的衣服缝补上，这是我们姥姥奶奶存一辈子的百宝囊。这样的东西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了，随着我们生活的大踏步改进和发展前进，这个包袱已经随着我们的姥姥或奶奶远去了，消失了。现在大量的东西是用后即扔，用完就扔，短暂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床下老奶奶那个包袱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也具有极其强烈的文学色彩，它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一个时代的象征性意义，用它来作题目，能够写一篇非常漂亮的好散文，就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样，令人感到非常幽远和沉醉。这种生活方式，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中年以上的同志都会有记忆，因为她是穿姐姐的衣服长大的，他是穿哥哥的衣服长大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短暂性。首先是人和物的关系，我们都在使用筷子，过去最好的有象牙筷子。我们现在使用一次性筷子，特别在饭店里。过去我们家家有老酒壶，牛眼珠子小酒盅。在啤酒刚刚受欢迎的年代，家家要备一箱空啤酒瓶，到商店去换成瓶的啤酒。现在是易拉罐，一次性。过去我们用洋火柴点烟，现在是一次性打火机。过去我们的奶奶我们的母亲一定要提着菜篮，天天早晨到菜市场买菜，现在有一次性塑料袋。过去养孩子带孩子，我们小时候尿炕的时候，所有的母亲都要洗尿布，然后像万国旗一样挂满我们的院落，迎风飘扬，五彩缤纷，现在有一次性尿布。包括女同志“来事儿”的时候用布条布带之类的东西，甚至就是一迭纸。现在广告做得铺天盖地，一次性。我们喝水的口杯，比较高雅的地方，像我们现代文学馆用比较高雅的杯子，在一般临时匆匆来往的地方，全是一次性口杯。我们过去的大白菜，我们的六必居，都是传统的有声望的用来佐餐的东西，年年家家要积蓄一些大白菜、大萝卜。现在一次性的“康师傅”。包括我们的服装，过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今天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今天流行红裙子，明天是松糕鞋，后天流行绿裙子了，红裙子就压箱底，压箱底压一段时间又支援灾区啦。为什么叫时装?就是它随着潮流不断地被废弃，被更换，哪里还见得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电视上拍灾区的镜头的时候，我看到镜头上有孩子们光腚的，一丝不挂满街跑，玩，但是我很少看到有穿补丁衣服的，所以我估计我们没补丁的衣服全支援灾区啦。包括我用的电脑，我用电脑用了大概10年吧，已经换了几代了。出来一种新的心里就痒痒，就想把旧的淘汰，想方设法把旧电脑减减价，骗上哪个同志卖掉，然后我再加点钱买新的，总想不断地更换，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上述大量事实证明，人和物的关系变得短暂了，被大量的一次性的东西所代替。
那么再看人和人的关系，也变得短暂了。我们过去都住在四合院或者大杂院里，或者一条胡同里，几代同堂。四合院里大家都在院里做饭，今天我没酱油啦，哎老张把你家酱油借我点，然后我家炖鱼啦，老张我家今天炖鱼啦，你切一块去。邻里处得像一家人，甚至比一家人还亲。现在公寓、高楼大厦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此经常发生冒充邻居老张老李，假装进屋收电费作案，证明现在我们对邻居太陌生了。我们和邻居的关系已经变得近乎断绝来往的这样一种短暂。过去老邻居那是多少年处几代人的亲哪，邻里关系短暂了。
血缘关系短暂了，过去那叫四代同堂，老爷爷抱着重孙子，乐得没牙的嘴是多么富有戏剧性、感染性的镜头啊。现在小两口一结婚，马上急得往外搬，离开父母远一点。因为双方的生活方式差距太大，只有到星期六、星期日小两口才衣着周正，彬彬有礼，假模假势拎了点心来看老爹老妈，还得老爹老妈下厨房给他们做菜做饭。这种血缘关系也短暂啦。为什么《常回家看看》那首歌一下子能够风行全国?我觉得我今天作这个讲座，还有一定意义的，就在于我们对社会生活认识清楚了，我们创作可能会找到一些好的点。一首《常回家看看》就按住了社会这个点，就是大量的儿女们远离父母，独立生活啦。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极其少见啦。父母想儿子啊，想姑娘呀，想孙子呀，只有星期六、星期日才能看到。一首《常回家看看》掀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潮，所以它才风行，不在于那个唱歌的陈红多么漂亮，也并不在于这首歌的旋律、它的词多么美。它的词并不美，就像我们家常唠嗑儿一样，给老爹捶捶背，常回家洗洗碗，诸如此类。里边有多么高的文学含量吗？没有。但它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为什么？就像一个琴，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它发出的音是最高音。文学和艺术要想击中，要想成功，要想走红，就要善于击中社会生活当中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常回家看看》就击中了这根弦，连我每次听都心潮激动，因为我的家过去是在哈尔滨，每听这首歌我就想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心里就觉得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在里头。
血缘关系变得短暂了，包括夫妻关系。过去我们那叫白头偕老呀，能过到一起不能过到一起，也得对对付付过到一起。过去离婚叫打离婚，叫闹离婚，带有血腥味呀。现在离婚率上升，正在成为我们媒体惊呼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是前几年惊呼，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不再惊呼啦，离婚率逐年上升。现在如果有谁举行婚礼，我们在婚礼上祝这小两口白头偕老，可能有许多人会想这句话是一个最没有把握的祝词。离婚最快的，据报载，小两口到街道办事处办结婚手续，登记完了以后两人喜笑颜开，手拉手走出街道办事处，然后谈到婚礼，谈到彩礼。女孩儿就突然想起，你妈答应给我那个金戒指，怎么到现在没给我呢?咱们过几天就婚礼啦。男孩儿说，我妈说现在没钱，等再弄点钱马上给你买。那不行，吵起来啦，从街头吵到街尾。不！离，离就离。最后小两口返身到街道办事处离了。这个不是我编的，这是见过报的，这是离婚最快的一家。所以离婚率的上升标志着夫妻关系也变得短暂了。当然我不是说都是短暂的，应该说大量的短暂出现了。甚至我们的三陪小姐也已经把男女关系也变成一次性了。那么由此看出人和人的关系确实正在变得短暂。包括人和职业的关系、人和城市的关系、人和家乡的关系、人和土地的关系，一切都在变得短暂。
我们老同志肯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一生献给了一家企业，我一生献给了一个机关。我从十八岁开始参加工作，一直到我退休，我一直在第一机床厂，第二纺织厂，第三毛织厂。不仅我在这个厂一直干到解甲归田，而且我把我的儿子也送进这个厂，甚至我在这个厂找的儿媳妇。所以有些国有企业一停产，有的家庭非常困难，就因为一个家族都在这个厂里头，这个家族一生都献给一个厂，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自己的单位。所以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这在过去的中国到处都是。现在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再找歪脖树”。北京这地儿养不住我，深圳；深圳不行，海南；海南不行，日本；日本不行，菲律宾；实在不行捷克，哪儿他都敢跑，敢去。所以靠一种职业，一颗树把自己吊死，现在年轻人绝对不会这样。
现在我们老同志劝起年轻孩子，大概还都这观念，说你不找个固定工作，将来谁给你劳保呀。我在一个单位落下，到老了我总得有个劳保呀。现在年轻人根本不想，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就觉得，我到什么地方有钱赚，靠我自己劳保。过去我们那些老华侨，还恋着我们的家乡，现在年轻人都渴望走出围城，这个围城不仅包括家庭这个概念，也包括故土这个概念，也包括村庄的概念，也包括过去那个小芳那个概念。为什么小芳经常被抛弃?原因就在这儿。阿庆走出去了，把阿庆嫂扔在家里。大量的阿庆现在在外边，过去阿庆还往家捎回话，说我为什么不回来呢，说我没有干好，我绝不回来见阿庆嫂，现在一去就没影了。由此看来，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这个物质的关系都变得短暂。
包括文艺界，短暂现象正在大量地存在和发生。我们老同志永远记得马玉涛，一个歌星在我们心目当中能红一辈子。现在的歌星我估计在孩子们心中，像泡沫一样大量地诞生，也在大量地幻灭。我永远记不清现在又有什么影星，又有什么歌星，又有什么什么星啦。什么四大天王，八大什么王，永远记不清，因为“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天”，记不住啦。媒体们也在起劲地鼓吹各种星，因为媒体也要找卖点。所以这个泡沫就是互相炮制，总想把一种事情炒热，炒热以后你的卖了，我也能卖了，大家都能卖。包括我们的作家，我们各种的走红人物，我们各种的歌星、笑星，泡沫般地淘汰，大量地交往，大量地忘却，大量地认识，大量地遗弃。包括朋友这个概念，中央一直在提倡文明用语，见面了一定要说“你好”，走的时候一定要说“再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生活当中这种礼貌用语的声音，朋友们分手的时候一定会说“再见”，但是一定要缀上一个尾巴“有事找我啊”。哎呀，这个“有事找我”好好体味体味，它的全部伟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老奶奶的那个百宝囊那个破包裹皮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再见啊，有事找我”，这个“有事找我”啊，含义极其深刻。第一：你没事的时候别找我，我忙，你不忙，我还忙着赚钱呢。虽说过去咱们是老哥俩、老师徒俩、老邻居，没事咱们打上二两红高梁，然后弄上一盘花生米，杵上筷子头坐着闲扯，一边听戏匣子，扯到半夜，然后过去睡觉，老哥俩这么处。现在没有这个时间了。现在所有人到另外一家去一定要打电话，事先打电话，不仅对方希望你打电话，你自己也特别想打电话，因为谁都舍不得时间啦。第一对方要答复你，今天晚上我几点在，我有时间，其他时间我不在。“有事找我”第二个含义是我们的关系变得实用了，就是在快速发展的网络社会，我们很多方面需要朋友的帮助。英雄好汉包打天下，像武松那个时候的社会已经远去了，需要朋友帮助；第三个含义“有事找我”意味着你有事找我，以后我有事我还找你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因此“再见，有事找我”一方面表明了朋友关系的这种真诚，同时它也代表了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价值观念。四个字含义太丰富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化。这种短暂性，这种一次性正在大量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间。这是第二个特点。
当代社会生活第三个特点：新发明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新奇性。
正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报纸上现在是大量的英文缩写字母，这种英文缩写字母已经清晰地概括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大量的新事物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源源不断地出现，所以什么上网看病，网上购物，网上谈情说爱，试管婴儿，最近一位华裔科学家又在试管里培育出了几匹骏马。网吧、茶吧、氧吧、绿吧、什么等等吧，说炒股炒成了股东，搞房地产搞成了房东，找三陪找成了老公，所有这些现象在过去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却被我们民间文学精确地概括出来。怎么想怎么生动。炒股炒成股东了，卖不出去了可不成了股东了吗；搞房地产搞成了房东，那房子卖不出去，最后只好自己当房东；找三陪甩不掉了，可不自己当老公了嘛。
这些现象过去闻所未闻，匪夷所思。大量的新事物，让我们目不暇接，目瞪口呆。“疯牛病”过去我们没听说过，“爱滋病”没听说过，现在都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大量地出现了。有人甚至说出现爱滋病是上帝对西方性解放的惩罚，但是实际上它又是在非洲首先发生的。现在有些新现象真是让人目瞪口呆。比如有的妇女同志不愿意怀孕，又想要个儿子，就租借别人的子宫，把自己的孩子怀孕，然后生下来，抱回去。好像我们中国前不久刚刚明确说禁止这样的事情，可是在禁止之前在网上听说四川、上海已经有人同意租借自己的子宫，还说某城市已经办起一个“精子公司”，出售各种人的精子。在美国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个官司，一家精子公司向社会的妇女们出售它的各种各样的精子。我猜想它那个精子库呀就像咱们的中药铺一样，各种各样的小盒几面墙，其中标明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精子，多少多少，三千美金。广东打工仔的精子，我估计一美金。这家美国精子公司经营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美国警察局把这个公司关门歇业，把这个老板抓起来了。罪名是什么呢?它中药铺上那些所有标签全是假的，全是他一个人的精子。这件案子破获以后，美国警察局有一个极其繁重的任务，就是要把接受这家公司精子的妇女，遍布全世界，大概一共三千多位，一定要全部找到，然后通知她说你那个儿子和姑娘呀，对不起，请你通知他（她），有三千多个同父异母姐妹兄弟，千万不要在生活当中撞上，撞上以后很容易产生恋情，这不是近亲婚姻吗!他一定要记住三千多个兄弟姐妹。这个也不是我编的，这是报纸上公开披露的，是不是三千多个我记不住了，起码一千多个。
目前高科技的发展将给我们人类的命运带来重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比地憎恨老鼠，可是又没有办法消灭它。现在老鼠的总数要比人类多上几倍，怎么办呢？现在人类用转基因的办法，使得老鼠生下来就发光，那么采取这样类似的办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消灭老鼠。在前不久的“863”博览会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中国科学家培育了一只老鼠，这个老鼠身上长了一只人的耳朵，大家在电视上一定看到了。在博览期间，科学家还担心，人来看得太多，担心在这个不清洁的环境里，这只人耳鼠无法存活。后来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咱们总书记，总理都去看了。这个老鼠的命运如何？后来不见报道。
但是这只老鼠身上长了一只人耳朵，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建立起人工器官的生产工厂。你缺耳朵，我就负责在一个什么什么机体上培育出用你的细胞、你的所有的基因信息培育出你的一只耳朵，给你安上，或者让它在原位置长出来。你缺一只胳膊，然后让它长出一只胳膊。人类器官的克隆工厂，这个绝对不是我的神话，100年到200年以内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人类器官工厂。我们现在已经把人耳朵造出来了，造别的还有什么困难吗？克隆人现在不是不能做，而是各国政府科学界在大声疾呼要禁止做。克隆羊，克隆牛，克隆猴，对于比较发达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轻松一个小动作。克隆人也绝对不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是从美国到英国、到法国、到中国、到日本，官方和明智的科学家都禁止这样做，都要立法，不许这样弄。
同志们，要是允许克隆人的话，人类社会将处在一个令人非常恐怖的环境。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克隆出三万个自己，街头一看全长得一样，恐怖不恐怖?一进这个讲座，一看有一万人长得一模一样，恐怖不恐怖?不要说克隆希特勒，哪怕全是列宁也恐怖呀。所以去年6月26号，世界上的科学家们，包括中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俄国的一批科学家宣布，破译人类基因组成的密码，这件事情将给我们人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它的意义太伟大了，影响太深远了，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我们将难以预测。
克林顿说“这件事情是我们解读了上帝创造生命的秘码”。美国一位博士说，在基因组时代，在人类掌握了能够对自身重新设计的基因草图以后，人类也就走到了自身命运的边缘。我估计这大概是在人类史上最后一次最伟大的革命了，这个革命成和不成涉及到人类是毁灭还是更上一层楼。今后在科学革命上大概没有什么革命能超过解读基因这个伟大意义，这叫最后一次，国际歌讲最后一次斗争。
我们掌握这个基因的秘密以后，未来请我们女孩子们放心吧，你们不必再买化妆品，我们完全可以制造出天生有香味的女人，我们完全可以制造出天生带翅膀的男人。在我们孩子刚一出生或者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决定让我们的儿子长到两米五；在我们的孩子刚一落生的时候，甚至没落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3岁将得一场大病，48岁的时候将得一场什么病，可能18岁的时候就会因为什么病死掉，在他的胚胎时期，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会活多长时间。
这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伦理问题，也就说一个婴儿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一检查他的基因，我们就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情况。当我们知道他28岁时候他将得一场由基因决定的重要疾病而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那么请问在他出生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告诉他，你28岁可能就“哏屁”了，不能这么说呀!那么要不要在22岁处对象，要不要结婚呢?这种基因的解秘给我们人类将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现行的一切观念、法律等等都要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件事情并不遥远，我估计大概100年、200年这类事情就会成为让我们人类最为痛苦的问题，最为苦恼的问题。我们现行的观念、我们现行的法律、我们现行的伦理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相信人类会越来越聪明，我们现在解答不了的问题，未来的人类会解答会解决这些问题。通过上面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知识的爆炸，社会生活中大量的新奇事物正在出现，并且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些新现象、新事物、新的特点，我们必须做出我们的选择和回答。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性。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全球化正初见端倪，纽约打个喷嚏，东京就感冒，我们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了切肤的体会，特别是大量的股民，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东京打喷嚏是如何地不得了，纽约感冒伤风是如何地不得了。不仅它们在影响我们，我们也在影响他们。中美撞机发生的时候，双方的股市，全世界的股市都很紧张，当中美撞机和平解决以后，美国的股市立即大幅度上升。所以我特别赞同我们总书记的“三讲”，你就是当股民也得“三讲”，得“讲政治”，你得懂政治。政治气候现在对于我们经济股市的影响那也了不得呀。所以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懂，才是一个真正的股民、专家似的股民。
应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股市、以牛仔裤、以可口可乐、以计算机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物质产品为代表，高科技产品为代表的这种趋同性正在全世界蔓延。牛仔裤过去还是小年轻穿的，我看现在五六十岁的也穿。可口可乐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表。计算机技术、网络世界上，全人类共同的语汇越来越多，就像我们报纸上的英文缩写一样。语言的趋同性，报纸上也报过，很多地方民族的语种语言正在大量地消失。包括时装，各种食品，各种时鲜的东西，很快就会风行全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全世界都在叫喊要抵制美国好莱坞文化的侵略。但是它的电影文化里毕竟有很多积极的东西，有人道主义的东西，有英雄主义的东西，有纯洁爱情的东西。所以包括我们的电视频道到晚上九点钟左右，九点钟以后也还不得不放好莱坞的电影。
法国是文化自尊心最强烈的一个民族，它的文化部长，几任文化部长都在宣布抵制好莱坞，但是抵制不了。麦当劳、肯德基在我们中国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全世界的儿童都在吃肯德基，都在吃麦当劳。日本的电器遍布全世界，中国的餐馆现在遍布全世界。全世界各个民族所创造出来的好东西，正在淘汰当地不好的东西，而成为全世界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趋同性正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我们的老式对襟的衣服正在被遗忘，我前几天在单位还穿了对襟的，很多人都用一种惊奇的、好像是星外来客的眼光来看着我，这可是我们老祖宗穿的啊。我们的旗袍无疑是一件美丽的服饰，但是我们的姑娘们就是不穿，或者很少穿。为什么呢？它对体型、年龄、身高、走路的姿势，包括办事的各种举止，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旗袍很难为女士们和姑娘们所接受，因为它太拘束人了。牛仔裤它就可以，很随便，我可以很绅士，我可以很粗野，无拘无束，所以牛仔裤席卷全球。
这个时候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保护我们民族的特性，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希望把中国的餐馆开遍全世界挣回大笔的外汇来，但是我们不希望美国文化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全部淹没掉。中国餐馆在全世界受到欢迎，法国人、美国人包括布什到比较高级的中国餐馆吃一顿中国餐，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享受。所以国际上用这样一则笑话来概括各国的文化特征，说国际上举行过一次关于猪的征文。德国是一个富于思考的国家，于是德国的征文题目叫《关于猪的哲学思考》。法国是一个富有浪漫情调的国家，所以法国的征文题目叫《关于猪的恋爱观》。美国是一个什么事儿都满不在乎的民族，所以美国的征文题目叫《去他妈的猪》。中国的征文题目就叫《关于猪的几种烹调方法》，这说明我们中国餐饮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种文化层次。看看我举这些例子，全是我们生活当中不能离开的，全世界最优秀的东西现在由全人类共享。趋同性。
第五个特点：由上述各个原因所造成的多样性。
现在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已经为人们所熟知，这些年我们拼命强调要保护好我们的国宝、国粹——京戏。但是它只能作为一个比较高雅的纯粹的艺术，在专业圈子里和少数爱好者当中流传。让它恢复旧时代的那样一种兴盛，已经不可能了。过去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听戏。为什么叫听戏，不叫看戏？因为这个戏看过无数遍，观众们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连演员哪句唱错了他都能听出来，所以叫听戏。闭着眼睛听，不用看了。现在什么卡拉OK，什么网吧，什么氧吧，什么酒吧，这个吧那个吧，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蹦迪，还有蹦极，刚死过一个，撞石头上了。
现代青年们渴望表现自己的个性，都接受毕加索的一句名言叫“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我们年轻的孩子们把这句话用在自己的时装上，这就使得家长们的腰包感到分外的沉重和羞涩，别人穿了他一定不穿，我今天穿了，后天再不穿了。我很少逛商场，一旦逛商场，真感觉是巨大的诱惑。过去我总责怪说妹妹呀或媳妇怎么上商场总买东西，每次去带回一大包。等你到商场才发现，诱惑太巨大了，今天出了一种杯子，噢！是这样的，明天出了一种杯子，它里边加了一个网，一个小丝网。这个丝网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它扣上以后，把茶叶全压在里边，上边就再喝不到茶叶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改进。你就觉得“哎！还是用这个茶杯比较好”。买吧，家里那个旧的茶杯放那儿啦，占满了茶几。扔吧，还是个好东西，不扔吧还不用它啦。大概我们国家再也不会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我们国家正在大力地提倡各种时装的发布，让女孩子们千方百计打扮得花枝招展，只有这样我们的纺织厂、制衣厂才盈利，盈了利它才上税，上了税国家才有钱，国家有了钱才能修高速。大家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样制衣厂永远不会有盈利，永远不会有税。所以这种多样性，从生活方式上，我们的饮食、时装，都能够看得出来。
此外，我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在多样化。记得我在初恋的时候，当时我在报社，听说要提拔我当科长。哎呀，内部传出消息啦，让我彻夜难眠，激动万分。然后跟这个初恋对象谈了，我作为一个重要的炮弹把它抛出来了。到现在我还怀念那样一种幸福的感觉，后来这几十年从来没有重复过。后来又提拔什么处长，什么市一级的文联主席，好像再没这种幸福感觉了。就是人生第一次提拨，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个科长让我幸福了那么长时间。
现在的年轻人，说是请你进入政府机关吧，给你一个科长当吧。玩闹的年轻人很可能想去下海，想开饭店。前几天我打的，跟一个司机聊天，他说“我原来就是哪个哪个单位的，后来我那个单位和别的企业合并了，给我个生产办的主任，我才不干呢。没钱的穷企业，还不如开个的呢。”人家自己弄个的，现在不仅自己开个的，而且他用自己挣来的钱，还买了两个车，雇人接着开。他现在等于是一个小的老板，所以给他个科长他不要，给他个处长他都没要。所以我不当科长，不当处长，我可以当董事长。董事长不行我可以当导演，导演不行我当作家，作家不行我当饭店老板，价值取向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过去那个年代，不当个科长这辈子就算熊蛋一个。要不然就是个劳模，胸前戴满劳动奖章。只有这时候，姑娘才愿意和你谈恋爱，50年代的歌全唱得是这个。现在价值取向多样了，大概最没本事的像我这样的当作家，人家年轻人当老板，当董事长，二十几岁开个宝马，比作家风光多啦。都能办到，只要敢想。现在还用得着1958年激动人心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只要你掌握了充分的知识，只要你善于抓住机遇，有这两个前提就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完全适用。当然你没有知识，你不懂得抓住市场的机遇，你想地有多大产，那不行。
就业方式、分配方式也同样多样化了。过去我们只有一种收入——工资收入。农民只有一种收入，连养鸡、养猪都不允许，必须卖粮。一条道跑到黑，只有一种收入方式。现在就业方式、分配方式也都大大地多样化了。现在看起来，工资这条收入线比较主要，可是各种来钱道儿还真是稀里糊涂，反正总是手里有点闲钱。特别是那些贪污的官员们。我在哈尔滨认识一个常务副市长，是我们北大荒的战友，现在正在监狱里享受他的书画生涯。到了监狱他没事就练练画，练练书法。查他的案子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也算交代检查材料吧。后来哈尔滨市委打印发到市委常委每人一份，让这些领导们好好看一看，意思是接受这种教训。
这位常务副市长的文章题目叫《我的灰色收入》。什么叫“灰色收入”呢？他提出创造性的说法，当然不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一种贪污理论。他说按照他的概括，党发给他的奖金工资这算“白色收入”，就是正当渠道。你让我批一个照，你让我批你包个工程，你必须给我十万回扣，这种敲诈勒索，索贿他认为这叫“黑色收入”。他认为从他家里搜出来的将近二百万财产，比如说他家阳台上装钱的塑料袋呀，随便这儿一塞，那儿一塞，就因为经常收，已经不当事儿啦。就像我们家买各种东西，然后塑料袋不想扔，里面装了点这个那个，这放一下那放一下。那位副市长阳台上堆满了钱，各种塑料袋大小塑料袋包装着。
他说，我家里收的这些钱，当然不是白色收入，不是党给的，但也不是黑色，不是我敲诈索贿，不是我贪污得来的，都是过年过节或者我生病朋友送的。既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而是灰的。所以他叫“我的灰色收入”。他自己讲到一个春节，一次收入就几万块钱，或者十几万。他的眼睛有点病做个手术，住进医院，各位局长，各位什么什么老板去看他，每人都说，“不给你买什么东西啦，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干脆给你扔个信封吧”。里边是一万、八千、五千。他说这是他的“灰色收入”。同志们看看是不是我们社会生活分配多样化啦，黑的也有，白的也有，灰的也有。其他各种色儿，包括三陪，那是粉色的，也有。
就业方式多样化，过去国营，最伟大的；干部，最伟大的。集体企业二等，大集体二等，小集体三等，农村户口更是低人一等。那么现在就业方式大大地多样化了。愿意当老板的，愿意当董事长的，愿意当什么什么……年轻一代他们将会选择什么，愿意选择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少会相中国企。只有那些比较老实的，觉得自己确实缺少点开拓能力的，可能愿意到政府机构作作公务员。中关村那样一条街，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青年人才们在那里，那是一个多么波澜壮阔的舞台，给他们创业和发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然也有破产的可能，破产没办法。日本，加拿大打工，洋插队，活的方法多啦。
婚姻方式也多样化。过去只有已婚，未婚，只有这两种。当然还有离婚。现在多样化，未婚同居、试婚阶段、未婚生子、未婚母亲、未婚父亲等等，男女关系现在也变得空前地百花齐放了。我们传统概念当中已婚、未婚和离婚状态已经被丰富多彩的各种变异形状的方式取代了。包括协议夫妻，一个四川，一个广东的，打工，全上北京来啦，住在工棚里，又都年轻，怎么办?协议夫妻，咱们在这儿打工的时候，你是老婆，我是丈夫。打工完了，明年春节一散伙，我回我老婆家，你回你丈夫家，重新恢复旧的家庭生活。文化价值，包括我们的文学艺术，各种文化上的价值观也都多样化了。过去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只有一个崇高的目标：为历史留下永恒的、不朽的巨作，为永恒的历史意义进行创作。现在已经大概很少有文学家艺术家来关注自己作品在未来多少年后它的伟大历史意义了。现在作家艺术家瞄准的就是市场，瞄准的就是版税。当然我不是说全部都这样。瞄准的就是市场的回报，因为他即使不想降低自己的选择，但是出版商出版社也在迫使作家们、艺术家们这样做。出版商首先考虑到这本书我投入以后，出版以后能不能赚钱。我一个出版社是企业，我不能老赔钱，老赔钱我这个出版社怎么发工资，发奖金呀？所以他希望作家写的书好卖。当然社会效益绝对不能违背，但是市场效果要好，我能赚钱。
社会这样一种取向也使得部分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正在淡忘它的历史永恒意义，而被眼前的短暂的市场价值追求所左右。因此我们的文化市场，我们的文学文艺和各个方面的作品，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商业性，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市场性。那些通俗歌星、通俗歌曲、一些通俗的文化产品应该说越来越有模有样了。但是我们的文学在这方面发育得还不够成熟，作家在象牙之塔呆得时间比较长，呆惯了，因此刚刚有一点通俗文学的东西，马上有一批批评家高呼要保卫、捍卫纯文学。
文学如何贴近生活，如何贴近时代，如何贴近人民，如何贴近市场?对文学界来说，我认为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挑战。我们不能把走向市场的文学一律视为泡沫，一律视为在历史上缺乏永恒的意义，我并不这样认为。文学如何面对这样一些挑战，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讨和考虑。包括评价作品、评价生活、评价行为方式的标准，现在也变得多样化了。非此即彼，不是对就是错的，不是毒草就是鲜花，这样的评价标准也已经过时了。
总之，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正在变得丰富多彩，多样化正在丰富我们的生活，并且使我们的生活发生各种能够料想到的和无法料想到的变化。面对我刚才上面说的这几大特性，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几种基本态度，来应对现代生活。
现代人的第一条口号：“我们追求卓越，但不奢望完美。”在信息大爆炸的现代社会，我们希望每个人做得很完美，这对现代人是办不到的。在12世纪，13世纪，由于知识量有限，那种知识全面型的，全知全觉型的大师，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达·芬奇不仅画了那个神秘的微笑，他还是数学家，还是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家，触类旁通。亚里士多德同样，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甚至逻辑学方面，都有他的创见。
在当代社会，你想要全面掌握知识，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完美，已经不可能了。因此要让我们生存得更好，能够有所建树，必须创造我们的卓越。也就是说，我必须在一个专业上有我拿人的地方，能够具有震撼力、具有打击力、具有创造力的一个专业，在这方面，我应该表现得卓越。不追求完美，这大概是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吧。丰富的想象力，深刻的洞察力，勇敢的创造精神，远比百分之百的正确更为重要。我们中国传统观念总是要求一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表现得非常温良恭俭让，要完美，要百分之百地正确，只要谁哪一点有什么不足就窃窃私语，所以中国才留下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一些古老的经典。这对人性，人的才能是一种残害，归根结底是对我们事业的一种残害。我们不想追求百分之百的正确，任何人也做不到，我们只希望我们有丰富的想象力，深刻的洞察力和勇敢的创造精神。这是第一种态度。
第二种态度：戴上手套，可以和魔鬼握手。不戴手套不行，不戴手套和魔鬼握手，那叫同流合污。专家们在研究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智商的说法，后来又提出了一个情商的说法，情商也是很重要的。情商表现在社会当中的交际能力，他的公关能力。一个人再有才华，他没有公关能力，没有交际能力，他可能把自己的一肚子发明和天才的思想烂到肚子里边。
大概前几个月，我看“实话实说”，其中有一位发明家，发明了这个那个，然而他的产品没有一样转到社会上卖出去。为什么？他就是闷在家里研究，然后研究成了发明了，他又研究下一项。他缺少这种公关，这种交际能力，把自己的产品善于转化成生产力。因此一个人的成功和他的公关能力、他的交际能力实在是分不开的。我认为交际能力，公关能力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一半，可不低呀，比例数不低。现在，作为一个网络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交往能力，公关能力，在网络社会中，你永远是所有连线当中的一个点。你想单枪匹马，而不和别人联系，你永远做不成任何事情。因此学会和各种人打交道，学会和你喜欢的人打交道，学会和你不喜欢的人打交道，这都是必要的。年轻的姑娘们，年轻的小伙子们，当你跨出校门的第一天就要把你的羞涩感打掉，要善于平等地、民主地、自由地、开朗地、活泼地、富有魅力地和社会打交道，戴上手套可以和魔鬼握手。缺少这种本事，这种能力，你的事业很难成功。
第三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意味着终生学习和终生教育。很多年轻人以为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句号”，把自己脑袋里的问号全部拿掉啦。实际上你一生都应该是问号，要不断地求索，不断地学习。你现成的答案永远像战场上一把折断的剑，没有用处。创新，抛弃一切已有的定式、已有的知识、已有的概念。创新才有成功发财、发展自己的机会。当别人都在做这样的杯子的时候，你再重复做这样的杯子，你永远是一个做不成事儿的人。只有你有一天忽发奇想，在这个杯子里加了一层网，你就会迈出去啦。
终生学习有一个妙诀，叫做吹毛求疵法。你要永远用吹毛求疵的、挑肥捡瘦的态度对待你生活当中的一切事物，你要永远学会寻找你周围所用的东西的缺点，然后你用新的办法把它弥补了，你就可能创新了一种东西。我们用茶杯喝茶，茶叶容易进嘴里，它加了个网，它就比你先进一步。你做传统牙膏做了几十年，有一个厂家忽然想到把药物加到牙膏里，出现了药物牙膏，他就发财了。茶杯放在这里容易变凉，把暖水瓶的功能加上，放了一个胆，或者通上电，成了电热茶杯，它就比现在这个茶杯好卖，叫做附加值，科学附加值。所以吹毛求疵是一个很重要的发财方法。总之吹毛求疵、终生学习、终生思考、终生教育，是现代人必备的品格。
对于我们现代生活的感觉、认识，我把它从宏观的角度做了一些概括。只有在这些方面把它想清楚了，我想我们的创作，我们的研究，包括我们自身的生活态度，才会有一个科学的、比较超前的、比较积极的方式和态度。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讲的。大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傅光明：短暂的时间没能让蒋巍先生尽兴呀，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还有一刻钟，请大家提问，让蒋巍先生来做回答。
问：蒋老师，你对现代生活的特点做了很好很精彩的概括，请问你的作品有体现吗?
答：我反映最新生活的作品都是一些比较短的作品，比如我在《北京晚报》发过《现代生活的烦恼》，比如说回到家里，我们发现我们正在被各种管路和管道所左右，所有电器的后边都跟了一条电尾巴，只要这个电尾巴一失效，一停电，我们生活全部陷入混乱。而农民过去的生活方式，永远不会陷入这种混乱。当然，我说到我们的社会方式、生活方式，包括婚姻方式有了一些令人奇怪的变化，但是我对于我们美好的爱情，那种传统的忠贞的爱情仍然保持着美好的感觉。我带了自己过去写过的“关于爱情生活”的一本书，是知青这一代在那样一个年代所发生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这就是我对于这种忠贞纯洁的爱情所持有的这种美好态度。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
问：为祖国和人民捐躯的革命战争时代的历史还需要记忆吗？对当代有意义吗?
答：回答是肯定的，肯定需要。我刚完成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写的是延安时期一个侦察英雄，这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起冤案，1951年就发生了。这个屡立战功的侦察专家被抓到监狱，70年代死在监狱。他的太太八十多岁了，现在还活着。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当中，我讲这些希望大家对现代生活有一个明晰的认识，要努力去积极创业和发展自己，寻找机遇、战机，对消极的方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随波逐流。我刚才讲的各种社会现象、各种发展趋势当中，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这就是后面我为什么讲，我们可能无法做得完美，但我们要追求卓越。保持这种勇敢的进取精神，保持我们纯洁的一块绿地，心灵和精神上的一块绿地，还是非常重要的。
问：有人认为文学在社会领域正在边缘化，能不能谈一谈您的看法？
答：这个边缘化，我觉得这本质上表明了一种文学的困惑。作家不能够发自内心地对当代社会生活产生那种本体性的激动、激情，他觉得现代很多生活距离自己很遥远，他无法激动，或者不能熟悉，因此他靠他自己的老感觉、旧感觉走向边缘化，写自己所熟悉的那一点东西。这是不是我们文学的一种胆怯?文学无力或不敢表现如此纷繁复杂的激情悲壮的现代生活，因此是不是表现了一种胆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学大众性还太差，商业性还太差，现代性还太差，人们赞赏的还都是古老的歌谣。我觉得我们还缺少像加拿大、美国那些现代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比如谢尔顿，比如黑利写的《大饭店》、《空港》等等。他们的畅销书充满了现代的知识，而且在现代知识当中表达了对一种真善美和假恶丑的鲜明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现代生活的困惑，也是对人类的一种人文关怀。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缺少的是这样的作家，只有在这样的作家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未来的文学大师。这样的作家都产生不出来，大师无从谈起。大概还需要冷静一段，还需要对现代性的接纳与熟悉，还需要一段时间。
问：请您讲一下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差别。
答：报告文学是一个小概念，是一种快捷的文体，我们作家对于一事、一物、一个事件十分关注，然后如实地把它描写下来。纪实文学应该是一个大概念，它里面包括传记文学，也包括报告文学。所以纪实文学是一个大概念，包括一个城市的传记，一个人的传记，一段历史的风情介绍，这都算纪实。报告文学它也是纪实，它是大概念里的一个小概念。比如说我刚写完的这本《鬼雄》，写刚解放时候广州市的公安局长，后来被抓到监狱里，因为我写的是他的冤狱的整个过程，我就没把它叫做“报告文学”，叫长篇纪实文学。
问：我提个问题，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强调的是真实性，所谓真实性是它的灵魂。可是另外又有人说，这里头不完全是事实，有时候还可以加点别的东西。举个例子说，就是《歌德巴赫猜想》那篇作品，为了体现党对陈景润的关怀，就写了一个书记对陈景润给了一些关怀，但是又说不见得是真的。我就搞不清楚能不能写一些不存在的情节，还是说必须要写存在的情节，不能加任何东西。我不明白，请蒋老师说一下？
答：这是困惑报告文学已久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后来这些年报告文学我写得不多啦，80年代我比较活跃。报告文学实际上把它写好很不容易，后来泛滥的那种商业化的广告式的报告文学多极了，大家不愿意看了，不像80年代有很多很受欢迎的报告文学。实际上报告文学非常难做，难做在哪里呢?就是他既是真人真事，又要把他写得很精彩。小说家可以很解放，情节怎么感人，怎么能够骗眼泪我就怎么编。小说家是伟大的谎言家，怎么感人怎么编，怎么卖钱怎么编。报告文学作家不行，不允许你编，因为你写得是真人真事儿。因此把报告文学写得很精彩，让人手不释卷，就远比对小说家的要求更高。因此它在剪材上、在采访上、在描述上，包括语言功力上，都和小说家有不同的要求，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真实性。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凡是发生过的事情，你想再现它不可能，因此你必须充分运用你文学的想象力。那么这种想象力怎么用呢？我是这么用的，就是重要事实、基本事实一定要真实，在人的内心世界、情感世界可以进行深度挖掘，并作出符合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的文学描述。特别是有可能和别人打官司的地方，我都要非常真实，凡是不大可能发生官司问题的地方，比如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情感抒发等等，我都充分地展开文学描写。如果说有个书记，党的关怀是瞎编的，我不赞成，我绝不会做这种事情，要有就有，要没有就没有。如果没有这位党支部书记的某些行为，我们硬给安上去，我不赞成，而且我认为是违反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什么叫做能打官司和不能打官司呢？比如说我的报告文学处女作，题目叫做《大洋的此岸和彼岸》，写一位专家文革期间一段挨整，后来改革开放，到美国探亲。他在美国有二十几个亲戚，整个家族都在美国。家族劝他留下来，说中国把你搞得那么苦，蹲了十多年监狱。他就思想斗争，到底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最后决定回到中国。当我写到他和监狱的人冲突的时候，抗争的时候，写到他和美国的某些官员对话的时候，我都是很真实的。当我写到他夜晚的思想斗争，他住在高级住宅里，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这时我写到他走到窗口，眺望亚特兰大万家灯火，然后想到中国那片古老的土地。这时候他回头看了看爱人，爱人躺在床上，已经和衣而卧了。这是一个农家女，因为他当时被打成反革命，没人敢嫁他，就娶了个农民媳妇。他看到妻子和衣而睡，他走过去给妻子盖上了一条毛毯。是啊，家乡的炊烟也比别处香啊！这一段完全是文学。
我肯定在采访当中没有问过，那天晚上，你是不是站在窗口浮想联翩啦？我也没有问过他，那天晚上你是不是给你老婆盖上了一条毛毯？也没有问过她是不是和衣而睡啦?这全是我编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文学创作符合生活逻辑，符合性格逻辑，而且不会发生官司。我写出来以后，他老婆肯定不会上法院告我，说那天晚上我没有和衣而睡，而且这位也没有给我盖上毛毯。不会发生这样的争执。他这种思想斗争尽管可能不在这样一个夜晚，也可能在下一个夜晚，不在亚特兰大，也可能在纽约，所以报告文学里这样的描述切记两条：一要符合生活逻辑，第二符合性格逻辑。这么一个优秀的人，说这天晚上为了留在美国或者不留在美国把老婆砍头啦。这不符合性格逻辑，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只要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按照逻辑去把它写好写生动。但是没有的东西，涉及到原则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涉及到争执矛盾双方的地方千万别编，一编就摊官司。符合生活逻辑，符合性格逻辑的，而且不会发生官司的，我们可以展开我们的文学想象力去描写。
问：缺少现代性文学作品的原因，是否因为生活中黑暗面太多？
答：我认为不是，具有绚丽的现代化色彩的作品太少，是我们作家还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前进，我们还缺少对现代生活的这种强烈的、鲜明的、生动的认识和把握。黑暗面多少和文学作品没有关系。这条我想我应该强调，我刚才所列举的我们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应该肯定它的积极方面、它的主流方面、它的发展方向永远是值得赞成的。它正在抛弃落后和愚昧，走向现代走向知识。
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不令人满意，腐败问题、贪官问题、下岗问题等等，有很多困难。但是我只想提一个问题，倒退行吗？倒退是不行的。让农村倒退到人民公社是不行的，让我们的国企倒退到大家平均就业，但是每个人都三十六块或十八块，倒退到那个时候是不行的。让我们的知识分子倒退到陈景润那种用笔，像苦行僧一样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倒退到那个时候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治安有问题，我认为极左时候的政治恐怖，比现在的治安问题更令人厌恶。因此我们无论今天有多少烦恼和不快，我们还应当这样认识，我们比较历史是大大地前进和进步了，我们不能倒退，只能像江泽民总书记说的，只能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现有的问题，只能发展，不能倒退。比如说大学生过去国家包分配，不用家长担心，所有大学生都计划经济的办法，像发送货物一样一批一批发送到可能远不适应他的知识、他的个性的地方。所以过去大学毕业，好听的话叫做“我是党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私下一回到宿舍，叫做“我是党的一块坯，东西南北任党踢”。现在不包分配啦，有很多大学生很困难，就业很困难，但是很多董事长、年轻的企业家、年轻的创业者就这样产生了，社会生产力就这样大大地进步和发展了。
历史前进，有时候需要用眼泪作润滑剂。一部分大学生没有本事或没机遇、没条件，他在那里黯然神伤，我们会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来逐步解决这些流泪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把更优秀的大学生解放出去，让他们自己去创业。今天的中国，才会产生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否则大家大学一毕业，五十六块钱一律分配。你想干别的不允许，社会能前进、能发展、能进步吗？我非常赞成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眼泪该流还得流，有些烦恼该烦恼还得烦恼。红包，贪官是有，许多问题还相当严重。一个工程起来，包括北京西客站当初媒体宣传多么多么好，但是里边有贪官，里边有收回扣的，影响了质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条条的高速公路、一座座的摩天大楼就这样在阵痛当中发展了，前进了，站起来了。所以我们不能犯列宁所批评的左派幼稚病那样一种错误，也不能犯毛泽东所说的幻想我们的革命道路笔直而又笔直，我们的革命队伍纯洁而又纯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充满阵痛的过程当中，那种幻想不可能存在。只要发展就有希望。
傅光明：由于时间关系，提问就到此结束啦。关于报告文学，我有一个简单的比喻，不知道蒋巍先生是不是赞同，就是由刚才那位先生所提报告文学是不是可以虚构，是不是可以文学想象?我觉得报告文学如果完全如实，不加任何想象地去描述，那就形同于案件纪录。我们常说文学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报告文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对于生活的思考和提炼，应该像好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一样，都要经过自己的思维，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敏锐分析来得出。我想进行了多年报告文学创作的蒋巍先生对此一定是深有体会。蒋巍先生一开始就讲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大变革、大变动、大发展的时刻，那么我想用这三个“大”把现实称为“大时代”吧。但是我们的文学有好多与这个大时代不相符的表现，比如说我感觉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快餐文化，或者叫文化快餐，非常时兴，或者叫文学热狗之类，粉墨登场。这就使大师级的作家，能够经得住时间和历史以及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所磨砺的伟大作品产生不出来。这是我们的媒体也好、作家也好，以及我们广大的读者都反反复复地在报怨，甚至攻击的。那么这个怨谁呢？不能够仅仅地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常说一句很好听的话，机遇与挑战并存，那么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相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机遇对于你可能意味的东西和其他另外一个人可能是不相符合的。我们每个人怎么样调整自己，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读报告文学作品，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冲击力和震撼力，而蒋先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他的话语方式也像我们读报告文学作品时一样有点疾风暴雨式的，咄咄逼人式的，甚至我们把蒋先生写报告文学的秘诀都给逼出来了。同时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困惑，至少我感觉到一些困惑和担忧的东西，机遇和挑战确实是并存，但是同时我们必定不要忘记它可能会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已经身受其害，在座的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比如说经历过反右的，经历过文革的，这点我不用去说，大家也会感同身受。我想我们现在如果按托夫勒的那暴力、金钱和知识的说法的话，我们要远离暴力，要慎待金钱，要尊重知识。我觉得这个“三合一”对我们目前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的困惑也就来自这个“三合一”。作为暴力，现在已不单以暴力的形式来出现了，而往往暴力、金钱和知识裹挟在一起向我们袭来。就是说，我们以前突兀地去辨别一个魔鬼非常容易，但是现在魔鬼经常打扮成天使的样子，带上了翅膀，很美丽，但是你不能去碰它。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这个打扮成天使模样的魔鬼，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至少我现在有这样的困惑，比如就举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痛恨的腐败现象为例子来说，这个腐败现在跟开始的腐败已经不一样啦，以前说他拿红包，收回扣，现在一切的腐败方式都变得非常地完美，它无懈可击。你面儿上去看他是一个在讲台上慷慨激昂、义正严辞、浩然正气的一个人。但是他在背后做些什么事，我们无从知晓。特别是我们的法律也好，监督也好，许多机制还没有完善，就为这样的行为埋下了非常大的一个伏笔。那么我们怎么样健全我们的社会体制、法律体制、以及各种监督机制?这也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江总书记讲话提到“以德治国”，我觉得这也是对“以法治国”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我曾经看过一个消息，说有一位老师，还是一个演讲家，到一个中学去讲课，他问学生的第一句话就是“请大家回答，我们现在社会最缺的是什么？”学生们异口同声说“缺德”。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环顾我们周围的许多细节，都可以感受到。你比如说你坐地铁，你抱着一个孩子，可能周围人漠视着你，没有人给你让座。我们就会感到，周围的这些现象提供给你的信息表明我们的道德滑坡了，精神贫瘠了。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以一种道德力量，以这个法制建设来重建自我，追求一种卓越的自我。这个现在已经不太提了，过去我们还有那种人生的理想主义教育，现在也少了，人也变得越来越自私。我觉得蒋巍先生这一点分析得非常好，就是说人与人、人与自然，我觉得就是人与一切的关系现在都在契约化着。比如说结婚，你要领结婚证；要加入保险，要跟保险公司签订一个协议。哪怕你跟自然接触，现在都要加入一个什么旅游团，到哪儿去旅游你也要签什么合同、协议等等。就是说，人与人的这种亲情关系正在疏远，正在变得物化和实用，那么我觉得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有一种警醒，有一种困惑；这种困惑也在提醒着你，时刻不要被一种物化，或异化完全把你自己束缚住，失去自我。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
最后请大家和我一起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蒋巍先生。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了，欢迎朋友们下次再来，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