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 题：中国新诗创作的几次高潮
演讲人：吉狄马加（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时 间：2001年2月18日
傅光明：今天我们请来的演讲人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先生。
昨天的晚报有一则消息说，今天到场的听众将会有一个意外之喜，就是在下一个星期六2月24日，在文学馆，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举办以已故的文学评论家冯牧先生命名的“冯牧文学评论奖”的颁奖活动。我们都知道美国奥斯卡电影评奖，每一次都有现场的观众来参与、来观摩，我们也效仿一下，把奥斯卡颁奖挪到冯牧颁奖上来。现场的参与者采取一种抽奖方法，抽奖人就从今天到场的听众中产生。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个抽奖箱，准备了两种形式的票，300张。一种是文学馆的入门参观票，票的背面有两种章的形式，一种是票的赠券，抽了这个票，可以在任何时间来文学馆参观展览；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意外惊喜，这个票上有赠票章，是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方章。凡是抽到方章的听众都可以在下个星期六，2月24日上午10点钟，参加冯牧先生评论奖的现场颁奖，并将和到场的嘉宾同等礼遇，获得冯牧先生的一部创作和冯牧先生写作的两个片段的光盘，还有签名活动，反正是现场的听众和到场的嘉宾获得同等的礼遇，等演讲结束时请大家按顺序到工作人员那里进行抽奖。
下面欢迎著名诗人马加先生演讲，题目是《中国新诗创作的几次高潮》。
舒乙：欢迎各位朋友!在开讲以前，我把一位新朋友介绍给大家，刚才给大家讲话的先生叫傅光明，他是文学馆最年轻的教授，是一个年轻的学者。他本身就在文学馆工作，今年只有三十多岁，但他已经有很多文学成就，出版了很多书，也编辑了很多书，是我们大家都鼓励的、也很被看好的一位学者。我今天为什么要向大家介绍他呢？就是指定他来当这个星期讲座的主持人，将来由他来主持这份工作。比如说去约讲演人、组织大家活动、主持每一次讲演、主持对答。这样，大家认识他，可以进一步联系，提出一些好的建议。今天他等于是上任了。
他说了，我们24日有一次非常别致的活动，邀请差不多今天到会的一半人来参加。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作协有一位很好的领导人叫冯牧，这位先生已经去逝了，他对提携年轻的作家很有贡献，受他恩惠的一些年轻作家很有办法，后来即使成为大小资本家，也还继续写作，这些人就拿出了自己的利润，捐出来，成立了以冯牧先生命名的文学基金会，来奖励年轻的作家。这个基金会成立了，而且钱特别多。很怪，冯牧奖金虽然不是一个国家级的奖，但是在文学界的奖里很有势力。24日那天颁发第二届，第一届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仪式非常之特别，那次我去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年文学馆落成了，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就在这个会场颁发，颁发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提议，一定要老百姓来参加，有点宛如奥斯卡颁奖会，大家来欣赏文学新星什么样，他的作品有什么特点。因为颁奖会上也像奥斯卡一样，也要说对这个作品的评价，就是一些非常有名的评论家，要对他这个作品发表几句很中肯的评语，比如说五句话，四句好话，插一句坏话，指出这个不足之处。然后，他自己也要致答词。所以说这种颁奖活动是很厉害的一种文学评论，也是一种文学动向的集体表演。我估计大概邀请150位文学爱好者来参与这个活动，所以说这次活动是一个有意思的活动。因为人数有限，就发明了抓阄的办法，一会演讲完，谁抓着就来出席那一次的典礼，那天是礼拜六，所以说很好来，不必请假。
傅光明：刚才舒馆长在正式交接仪式上作了一个开场白，那么从今天起，我就尽可能地为大家服务好，主持好我们的演讲。现在在北京，文学馆的演讲已经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文学馆希望同广大文学爱好者不厌其烦地交朋友，我们也尽最大可能邀请到不使大家失望的演讲人，并讲出精彩的内容。以后希望大家紧密地合作，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使我们的工作更上一层楼。文学馆的讲堂每一次都是盛友如云、高朋满座，今天依然座无虚席。下面就请诗人吉狄马加先生演讲“中国新诗创作的几次高潮”。
有这么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和这么多的朋友们面对面地交流，要感谢现代文学馆组织这个非常好的系列演讲活动。这个题目前几天和文学馆的同志商量，我想因为我在中国作家协会供职，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加之就我个人而言也经常思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讲中国新诗发展的几次高潮？我想，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文学创作的状况，对近几年的诗的创作状况都非常关心。关于目前新诗的走向，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争论。但是我想不管怎样争论下去，诗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方面，只要有人类存在，诗就会长期地延续下去。那么由此而言，诗的发展会伴随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不断地延续下去。当然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会在不断地补充、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丰富。
所以鉴于此，我想谈新诗发展的几次高潮。我想我们会从新诗发展的这几次高潮中，得出一些结论，就是说中国新诗的这种发展，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八十二年的时间了。中国的新诗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在这八十二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的几代诗人，可以说是为中国新诗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新诗应该说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当时有一大批诗人开始赏识新诗的创作。这种赏识新诗的创作从“五四”运动开始，有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借鉴“五四”运动以来，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作品。当时的主流就是反帝、反封建，强调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实际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的新诗第一次预言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到来，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到来就是“五四”运动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在这么一个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背景下，诗人怎么能找到思想和精神的一种归宿?最终概括起来就是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这是当时一大批诗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简言之，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是伴随“五四”运动开始的。
那么在伴随“五四”运动开始的这一批诗人当中，当然具有代表性的、具有狂飙精神的就是郭沫若。所以在剖析这一批诗人的时候，郭沫若是最能体现出一种时代的主潮精神的。
这些诗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思考：就是如何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先生有一首诗叫《晨安》，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精神，表达一种对中华民族新生的希望，同时也是一种呐喊。是时代在选择这些诗人的时候，这些诗人也选择了时代。所以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新诗发展的这一发展高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这些诗人只要投身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就必然成为时代的骄子。当然也有不少的诗人，在这种伟大的时代洪流中，成为了过眼烟云。
“五四”以来新诗的发展，尤其是第一个新诗发展高潮，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诗人在处理人和时代的关系时如何站在时代的坐标上来进行写诗。早期的郭沫若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第一次新诗发展高潮中非常有典型性的代表性诗人。他的诗所表达的时代和人民的愿望，都是和那个时代的诗人自身的心跳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作为郭沫若本身而言，包括“五四”时期的优秀诗人，他们那种诗的共振点与他们所处时代的脉搏，应该说跳动是一致的。中国的新诗人，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诗人，他们在发展、创作新诗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是站在时代的前列。
那为什么我想说这个问题呢？那是因为我国新诗发展八十二年以来就不断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在新诗发展过程中，就一直出现着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对诗的发展，对诗人应该站在什么角度写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回顾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五四”这批诗人，从1919年开始，他们的整个作品内容主要是反帝、反封建，在形式上也作了很多探索。
在“五四”时期，新诗的发展高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西方诗的技巧和中国的新诗很好地嫁接。冰心先生最早的诗集《繁星》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像泰戈尔这样的诗人。在新诗发展的过程中，应该说第一个高潮的到来强调了“五四”主流精神。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狂飙式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要求。中国有很多新诗人，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国的新诗已经呈现出一种非常多元化的状态。主流的精神是科学和民主，是反帝反封建，表现出人民面对着内忧外患的不屈精神。那个时候中国诗人已经在诗的艺术形式上，应该说进行了许多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表现在那个时期不同诗人的创作中。
诗的个性化的特点，诗的社会作用，应该说那时候诗人们已经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不可否认，那时诗人站在时代的前列，和那个时代结合在一起。我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典型的是郭沫若先生，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巨匠，郭沫若的《女神》开了中国新诗的先河。《女神》的思想价值，从我们现在来看，那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代表着时代的化身，确实表现出一种“五四”强烈的时代精神，那种排山倒海的，要改变历史现状的诗人化身的形象跃然纸上。我想，他那种小我和人民的大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诗的艺术上来说，当然他受了包括惠特曼，还有国外许多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女神》这样的作品，无论是从审美角度，还是从历史角度都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代表中国新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的代表诗人郭沫若，他的《女神》这样的作品，除了在思想内容上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之外，就是在艺术上也是一座里程碑。郭沫若作为一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能写出《女神》这样的诗篇，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伟大诗人。在艺术形式上，应该说他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在横的移植上，传播了一种新思潮，新思想。在艺术上，《女神》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郭沫若写出《女神》的那个年代，他和时代的那种大的背景，和当时人民的那种愿望，包括和当时诗的本身的发展，它是不是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现在的回答是肯定的。正因为有了这种无论是在内容上、形式上找到了非常好的契合点，诗人郭沫若才成为了时代的象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谈目前中国新诗创作，今后继续在新诗的内容上、形式上进行不断的探索。那么，我想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作为诗人，作为个体生命，一定要融入时代和历史的洪流中。“五四”出现的大批诗人，他们的创作，为什么当时能启发这么多青年，去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去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其原因也正因为此。
我们回过头看《新青年》，包括《少年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新诗人的诗，已经有一种启蒙的思想，代表着一种希望的曙光，可以说是预言性的。
我们现在评论“五四”新诗创作的时候，不同的评论家，站在不同的角度。比如谈李金发的诗，他可以说是一个象征主义诗人，往往可能就是强调他艺术等象征手法上的探索和对外国诗的那种借鉴，而我们往往忽视了对这种大的时代和精神背景的展示，没有把他放到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研究。所以说我们研究每一个诗人的时候，应该把他还原到那个历史时代里去。这就包括早期闻一多的诗，包括早期冯至的诗，包括卞之琳的诗，应该说这些诗人在艺术上的贡献都是很大的。把这些诗人作为大诗人来进行研究，还原在那个历史过程中，你会发现一条红线，就是他们的诗和这个时代的主流，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评价一个诗人，就是说，如果不把他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的产物的话，我们是很难作出最真实的回答。这就包括诗人的作品，乃至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另外我想说的是，“五四”精神是具有延续性的，在整个八十二年中国新诗创造中，都在不断地延续着。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自始至终贯穿在中国的新诗创作中。但是中国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现实主义精神。诗的现实主义追求，一直在中国诗人中，不断地得到坚持和延续。
回过头来看历史，看中国新诗的发展，对不同的诗人有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出过不同的评价，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认识是有局限的。比如诗人穆旦，现在很多人对穆旦的评价很高，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我认为这很正常。对不同诗人的文学价值作出评价，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但是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这些诗人的作品里面，同样是在阐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很难说哪一个诗人纯而又纯，他的作品表现的不是那个时代，看不到那个时代的影子。如果真的这样，那这肯定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现在回过头去看，俄罗斯文学在回答什么呢？艾赫马托娃、曼德尔斯塔姆等一大批诗人当时被淹没了，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诗的价值也是很高的。他们的诗表现俄罗斯民族发生不断变革的心路历程，他们的作品是时代的预言。我们从他们的小说、诗歌、散文里面都能看到这种东西。
从抗日战争开始，实际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就已经面临着这种抗战的大背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造就了许多诗人。这部分诗人代表了中国新诗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以艾青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是真正的第二次新诗创作高潮的代表。抗日战争前后，应该说像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一批诗人，他们在民族面临灾难性的时刻，诗人们在不同的地方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思考和研究中国新诗怎么发展。
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抗日战争前后。每一次中华民族面临着历史的抉择，面临着民族命运的重要时刻，往往是中国的诗人，他们起了预言的作用。如艾青，读他的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是在监狱中开始写《大郾河——我的保姆》的。他写的《向太阳》、《火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等一系列诗，可以说是那一个时代的高峰。以20世纪来说，艾青以他的诗歌创造和成就成为国际诗人。国外评论家把他称为“20世纪三大人民诗人”。一个是土耳其的希特梅克，一个是智利的巴波罗·聂鲁达，一个就是中国的艾青。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诗人，是他的整个创作成就所决定的。那时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像刚才提到的臧克家、卞之林、冯至、田间等也写出了大量的抗战诗。阮章竞和蒲风，也写了大量的关于抗战的诗。那个时候，“七月派”的诗人，胡风、绿原等也写出了一些扳为伏象的作品。
我们现在重读那个时候的诗人，就会明白什么是中国新诗的第二个高潮。我们现在回过头来，静观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诗人，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是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走在时代的前列。我们现在再看他们的诗，特别是看艾青的诗的时候，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艾青的一生写了很多的诗，包括他的早期创作，在2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但他真正的高峰是在30年代和40年代，特别是在40年代初，是他整个诗创作的高峰。
闻一多先生当时就把艾青、田间称为“时代的号角”，把他们誉为“鼓手”，我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诗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过程中，在评论那一代的诗人的时候往往很简单。就艾青的诗的创作来说，或者就那个时候出现的一大批诗人的诗来说，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应该说比“五四”时期诗人的来讲，他们在艺术上又大大推进了一步。特别是艾青用口语写诗所达到的高度，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难得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艾青在那个年代已经写出这么好的用口语写的诗，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我们看起来，他在美学上达到的高度，包括他在语言探索上达到的高度，也是令人震惊的。所以我们看那个时代，我们要评价那个时代的诗的时候，如果说那个时代有一个代表性的诗人是谁，那肯定当之无愧的是艾青。应该说艾青达到的高峰，不光是在当时的中国，就和当时同时期世界上许多优秀的民族诗人相比较而言，艾青的诗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为中国新诗在那个时代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感到自豪。
中国新诗的这种发展，为什么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高峰？有一句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实际上我想它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往往是在民族面临着最黑暗的时候，诗人写出了一些最不朽的诗篇。我想可能古今中外，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其他不说，就拿国外的诗人相比较，在那个时期，比如说聂鲁达，也是在40年代写出了他最好的诗篇。前苏联的这些诗人，像艾赫马托娃、古米寥夫、曼德尔斯塔姆等，当时也面临着一种大的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革给诗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写出了优秀诗篇。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时代选择了诗人。
所以我们在评价艾青，包括田间，包括何其芳等诗人时，我想我们还要找到一个坐标系：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中，就是他们的诗是否真的受到社会的关注，被民众所接受，而成为当时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说无论是在审美上，在诗的艺术性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大的变化，这值得我们很好地去思考。中国新诗发展第二次高潮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诗人是离不开这个时代的。如果诗人所关心的问题，所思考的问题仅仅是你个人的问题，而你所关心的仅仅是个人的命运，而不是人类的命运，不代表一种普遍性，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能与他人的思想感情相呼应的话，那么这种诗是不会有价值的。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年，为什么我们看普希金的诗的时候，依然给我们很多美的享受？普希金他那种对生活的憧憬、对民族的热爱、对民主的礼赞、对自由的向往、对忠贞爱情的歌颂，我想这种东西不光是属于俄罗斯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不然普希金不可能被广泛地翻译成全世界那么多文字，被那么多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所传诵。我想这恐怕是很重要的一点。
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正处在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些诗人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前列，他们的诗，包括他们那种深沉的感情和民族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那样，艾青就不会写出“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那是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我想他也不可能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想，研究中国新诗，特别是用口语写作，应该进行很好的探讨。不是从80年代初新时期诗坛才对诗歌的语言问题进行思考，对诗歌语言的作用，我想从“五四”以来就在不断地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以艾青为代表的这批诗人，可以说在诗歌的语言贡献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诗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以艾青为代表的这些诗人，应该说在新诗的语言上，在用口语写出更深沉的思想，表现出更广阔的诗的内容，可以说做了可贵的探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想，对我们现在新诗的创作，也是一个启示。什么启示呢？就是诗恐怕在任何时候还得要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心所向，恐怕也要时刻关注人的命运，要写出人的痛苦和欢乐。总而言之，你要写出人类的向往和希望。
看中国新诗发展高潮的时候，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本世纪美国诗的发展。本世纪初，美国很多重要的诗人，在诗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派的诗，他们的诗在诗坛上占主流的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进入七八十年代后，佛罗斯特这样的诗人，他写的很多诗多是对土地的热爱、对乡土的深情，表现那种人与人之间很微妙的感情之间的传递的东西，反而成为美国诗坛的主流。一位美国总统上任，专门请一个诗人去朗诵一首诗，作为特殊的一种文化现象，代表一种美国诗的声音和美国人的声音。这人不是别人，就是佛罗斯特。我想举例说明佛罗斯特的重要，绝不是否定诗人在诗歌艺术和技巧上的探索，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否定现代派。现代派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有很多不同流派的诗人。前苏联的很多大诗人，最早也受现代派的影响，像马雅可夫斯基等，他最早就属于未来主义诗人。我们强调一种创作方式的时候，不要忽视另外一种创作方式，比如说我们对郭沫若评价就应该公允。概括郭沫若的一生来说，毫无疑问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匠、一个大师。
所以我想，在中国第二次新诗高潮，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以艾青为代表的中国新诗人们在创造中国新诗高潮所达到的那种水平和高度，就是和当时世界诗歌相比较，他们也是不落后的。他们所创造的一些作品，可以说鼓舞了几代人。当然这些诗人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看艾青的诗，就到现在，我认为在语言的运用上，特别是在口语的运用上，到现在能达到像艾青这种程度的，可以说也是很少的。他的诗概括了一个大的时代，早期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后来写的《手推车》、《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向太阳》等等，说他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大师，这一点也不为过。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能造就这么一个伟大的诗人，这是我们民族的幸运。
我们在研讨第二个诗的高潮的时候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一个诗人，特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往往是一个时代对他的选择，当然诗人他要具备这个素质。有一位外国哲人说诗人是预言者，这说明什么呢？诗人要有这方面的感觉，要具备诗人的素质，要感受到别人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我想，我们了解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立足点是我们要思考现在，思考目前我们诗中出现的问题。这是我想谈的第二个高潮。
现在我要谈谈第三次高潮，凡是了解中国新诗史的人都知道，我们国家经历了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应该说，中国人民经历了很多苦难，经历了很多坎坷和不幸，最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了人民解放、国家独立这么一条道路，建立了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整个国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人们的心情可以说是非常的好。这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应该说是新诗创作的第三个高潮。这个时期，是诗人出现的比较多的时候。
1949年以来，应该说我们的整个创作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在1958年以前。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创作生态好，创作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像贺敬之、郭小川都是那个时期非常有代表性的诗人，一大批从5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像李瑛、邵燕祥、公刘、白桦、孙静轩、未央、流沙河、雁翼、严阵、高缨、梁上泉等一大批诗人崭露头角。尤其是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文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个历史时期有一大批民族的诗人也成长起来了，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藏族的饶阶巴桑，维吾尔族的铁衣浦江、克里木·霍加，彝族的吴琪拉达，壮族的韦其麟，白族的晓雪，满族的胡昭等一大批诗人。在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形成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宽松的历史环境。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写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描写了对当时生活的倾心，对时代的赞颂。诗人个体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可以说还是很真实的。当然在艺术性上，包括诗人个人的修养上，评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我想这个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我想，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个时候的诗人在不同的题材领域，在诗的艺术形式上，也做了很多探索。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国家在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最多的时候，比如蒙古族的《江格尔》，克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彝族的《阿诗玛》，壮族的《百鸟衣》等等，那个时候很多民间文学对新诗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在一种非常宽松的状态下，那个时候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对前苏联文学的翻译，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也是很大的。这给当时新诗的创作，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宽松的创作生态，宽松的创作环境，在中国新诗创作的八十二年中，那个时候是出现诗人最多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中国诗人思想非常活跃的一个历史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第三个新诗发展的高潮。
第四个高潮大家都很熟悉了，中国走过了很多曲折的道路，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包括反右，后来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新诗，用艾青的一句话来说，也经历了一个很不幸的历史阶段。尽管这样，中国的诗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下自己的笔，不断地坚持创作，不断地思考中国新诗如何发展，力求找出更多的适合中国新诗发展的路子。有的诗人可以说是不惜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在当时的政治迫害下，还在坚韧不拔地用诗来反映我们民族的命运。
当然中国新诗的创作，特别是新时期的新诗创作，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所表现的无疑是中国开始经历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天安门诗抄》是老百姓自发地悼念周总理，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不断的政治运动，国家、民族到了崩溃的边缘，《天安门诗抄》表达的是人民的愿望。新时期的文学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以诗开始的，这就是天安门诗歌运动。天安门诗歌运动，标志着新时期新诗创作又一个高潮的到来。老诗人重新拿起笔来写作，包括艾青、冯至等一大批诗人，重新回到诗坛；像卞之琳这样的诗人也开始重新写作，绿原、牛汉、郑敏、曾卓回来了；50年代反右打下去的一部分诗人，像公刘、流沙河、邵燕祥、孙静轩也回来了。除了他们，一大批年轻诗人登上诗坛，舒婷等朦胧诗人，他们作品是对时代的反思，表达了对人性的呼唤，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美好感情的向往。在诗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的探索上，这些诗人都做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新时期诗的发展到现在快20年了，新时期诗的创作是很有成就的，像臧克家、艾青、冯至等一批老诗人，可以说是宝刀不老，写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一部分中年的现实主义诗人，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的愿望，他们的作品是这个大繁荣的中坚力量。一部分青年诗人，探索人生、探索诗艺，他们的创作把中国新诗的发展，又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在思想上打开了很多禁锢，思考人生、思考社会。
中国新诗的发展，尤其是在新时期，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些诗人，在文化准备上，包括他们在思考作品的深度上，包括诗人在艺术探索的多样性上，还从来没有这么丰富过。关注诗的人多，关注诗的读者多，特别是人民群众对诗的要求和愿望同诗人们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诗人的作品，包括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往往也是处于结合得最好的时候。现在有一个现象，有的人在探讨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是不是在形式上就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肯定是否定的。因为自从用口语写诗、白话写诗，从“五四”以来，它是整个中国汉语言一次大的改革，不光是诗的问题，包括小说，包括所有的叙述文体，我想这是个历史必然。那么至于在新诗的发展的过程中，新诗的语言和形式问题，的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我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想说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无论你在艺术上怎么探索，你在形式上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恐怕有一条，就是你的诗，不能缺少对社会关注，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你的作品所体现的情感应该是对别人有益的东西。和别人毫无关系，恐怕你的诗要受到青睐是很难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包括纪伯伦的诗，他们的作品反映的是对人类美好的向往，是对真善美的宣扬，否则他们不会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诗人。
强调一点，就是回顾中国新诗发展的八十二年，诗在哪个阶段上最受人民所关注，诗在哪个阶段上最受读者的青睐，可以肯定这一定是一个诗歌繁荣的时期。往往在这个时候，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和诗人个体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我们在评价李白和杜甫的时候，为什么称他们为大师？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肯定代表了一个时代。如果一个人的作品写的只是很精巧、很灵智，语言也非常好，但他的诗不能浓缩一个时代，说他是大师是很难的。美国的小说作家那么多，你要说20世纪的大作家，我看小说家福克纳就是大家，为什么呢？他的小说可以概括美国20世纪的文化精神以及深刻的人性思考。美国的民族诗人不是艾略特，而是佛罗斯特。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当推普希金。就中国新诗而言，在二十世纪世界诗坛，艾青是我们的民族诗人。
关于语言的探索问题，因为新诗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口语写诗、诗歌语言的散文化是不是应该在民歌里获得借鉴，是不是从古典诗中找到更多的营养?可以肯定一个优秀的诗人，他既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学中吸取养分，他也要从外来文学中吸取养分，这是必需的。就我个人来说，我受的肯定是多种文化的养育，首先是彝族文化的养育，彝族口头说唱文学、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创世史诗对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就是汉民族的优秀文化，这主要是汉语言古典文学对我的影响。“五四”以来不同的作家、诗人对我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另外还受大量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俄罗斯文学、美国文学、西方很多国家的文学。这些影响是综合性的，很难说受哪一种的影响最大。
中国新诗的语言，有的说要口语化，有的说缺少中国的传统 ，应该从古典诗中去寻找更多的东西。“五四”以来，从胡适、从郭沫若、从朱自清、从冰心等人开始，就在语言上不断探索，他们的贡献，是了不起的，并不是现在的诗人才开始思索语言。到艾青那一代的诗人，哪一个不在思考语言？很多作家、诗人都是语言的大师。那么到了50年代，诗人对语言的思考，对语言的探索研究又往前发展了一大步。语言的探索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的，还得要继承前人。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我们实际上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把这项艰巨的工作继续下去。
回顾新诗发展的四次高潮，我们看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四次高潮绝对不是封闭的。这四次高潮都是吸收了外来的优秀文化。因为一个开放的国家，一个开放的民族，如果要发展，就必需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封闭就不可能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新思想是外来的，提倡科学和民主。40年代在战争时期，大量的诗人不断吸收外来的诗歌形式，为中国新诗的开放式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50年代是国泰民安的时候，国家正是欣欣向荣，翻译了大量的、优秀的、进步的外国文学。新时期翻译外国文学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这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也是罕见的。可以看出来，这四次中国新诗发展的高峰，也是继承和学习的过程，继承我们的优秀的文化，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这种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使得我们的文化养分越来越多，开阔了诗人的视野。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次新诗高潮代表性诗人郭沫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代表性诗人艾青等，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艾青自己说，他的创作主要受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的影响，这个诗人表现了比利时乡村当时人们的苦难。这种苦难和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他读这个诗人的诗的时候，心灵上能找到一种感应。现在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在文化上也是多元的，我们国家要加入WTO，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候，怎么能不断地强化我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怎么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丰富自己的文化?怎么能为中国新诗创作走向更辉煌的明天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坚持百花齐放。不同的流派的诗人，都要给他们提供发表的园地。只要他的作品是有利于世道人心的和美化人的心灵，我想这些作品都应该给他们一席之地。不同的流派，有的作品在形式上走得很远，都是应该容忍的。当然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的作品，首先是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这个标准恐怕任何时候是都要坚持的。回顾中国新诗发展八十二年的历史，有一个经验告诉我们，当诗人走在时代前列的时候，往往是出大家，出大作品的时候。作为文学组织工作者，我们时刻应该把握一点，就是什么是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而这个时代当然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我们不要狭隘地理解。恐怕也只有这样，中国的新诗才可能呈现出更加繁荣的局面。
中国新诗走过的八十二年，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不平凡的八十二年。从“五四”以来，若干代的中国诗人，可以说是前赴后继，不断地在诗意上进行探索，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贡献。应该说只有这种不断地综合性的探索，不断地像接力赛似的这种赛跑，才促使中国新诗走过了这八十二年的历史。20世纪人类登上月球，人类在思想史上和科技史上有很多创造和发明，物质文明也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同时20世纪人类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区域性战争也从未间断过。20世纪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时候，也犯下了很多罪行。作为诗人来说，我们对这个世纪要进行理性的思辩和清理，因为这是诗人肩头永远承担的历史责任。今天的中国诗人应该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度上，去思考一些人类今天共同面临的问题。我始终相信中国新诗的未来是充满了希望的。我这个漫谈似的讲话，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傅光明：我们首先对马加先生的演讲表示感谢，他对上个世纪82年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做了一个勾勒似的描述。有意思的是，马加先生非常强调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上个世纪82年诗歌发展道路有四次高潮，两个时代。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每一次诗歌的高潮，都跟当时的大时代的氛围密不可分。现在我们进入了新世纪，面临着一个新的大时代的到来。我们祝愿马加先生在主持繁重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务的同时，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跟大时代的脉搏相契合的诗歌。正像他刚才最后提出的几点，把对新诗的前瞻性，对诗歌艺术语言的独特的思考，运用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当中去。我们祝愿他在大时代当中成为一个大诗人。
下面按照文学馆演讲的惯例，是大家自由提问时间。
答：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为什么说50年代是一个高峰呢？50年代诗人的数量很多。许多重要诗人的作品都是在五十年代问世的，如公刘、邵燕祥、李瑛等诗人的作品；如贺敬之、郭小川。虽然他们的写作是在延安时期就开始写了，但是真正的、大量的政治抒情诗都出现在50年代。那个时候的诗人，在艺术上也做了不少的探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1949年以前，中国很多少数民族诗人，基本上是没有被纳入中国诗歌史的。有的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实际上写得是非常棒的，当然翻译成汉语的很少，比如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他用蒙语写的诗的艺术性已经非常高了。像巴·布林贝赫的蒙语诗写作水平在当时也是很高的。除此之外，像流沙河、白桦等一大批诗人，在50年代都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为什么新时期的诗，我只是简单讲了讲，没有详细说?那因为大家对新时期的诗还是比较清楚的。我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思想上它打开了很多桎梏。比如说朦胧诗也要格外评价，其中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朦胧诗在当时应该说也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比如朦胧诗代表性诗人之一舒婷，她的诗就有着大量的读者。朦胧诗是一大批的青年诗人在整个中国新诗复苏的过程中对新诗创作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实是求事的讲，他们对中国新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他们在艺术上的探索过程当中自然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可以说是我们新诗八十二年最重要的爱国主义诗篇之一。舒婷无疑是新时期一个重要诗人。
朦胧诗是一个大概念，就像法国的新小说派。法国的新小说派的作家杜拉斯，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克罗德·西蒙以及罗伯特·格里叶，都在不同的场合说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加入新小说派的。我觉得对一个诗人创作而言，他的个体创作是最重要的。
刚才有一个同志提一个问题，就是诗如果不对人性本身进行思考，这样的诗寿命到底有多长?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但诗人能否表现人类永恒的主题?比如说前苏联的一些战争文学，它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战争文学，表现的是人性中要么是最美好的东西，要么是最丑陋的东西。但是它更多的是揭示战争中人的希望，人的精神的毁灭，或者是人的苦难。人类有很多永恒的主题，比如爱情的，当然爱情往往是个体的，发生在人的个体的生命之上，但是它肯定有其时代背景。所以现实的人性和一个时代的特殊生活，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同志提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流传着很多顺口溜，还有一些讽刺现实的，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想顺口溜和诗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顺口溜的流传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这需要搞社会学的学者去进行研究。另外还有一个同志提出向民歌学习，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有大量的诗人就在普通老百姓里面，中国历史上很多诗是无名氏写的，也无法查，那都是老百姓。尤其是我们的民歌，是真正的民歌。民歌也有两种，有那种低级趣味的，很庸俗的，也有很多民歌是很健康的很美好的。民间流传的很多歌谣，后来被传唱成了经典。一些优美的、传统的民歌，都是民间流传的，找不到作者，这是最动人的诗。《康定情歌》就是一首民谣，有的说是康巴地区的一个汉族木匠在修房子的时候唱的；有的说是当地藏族的一个牧民唱的。其实已经很难说清楚这是谁唱的了。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首歌曲在流传中已经成为了民族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