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 题：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
讲演人：郭小聪（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教授）
时 间：2001年3月4日
傅光明：现在我们开始了，今天天公给了我们一个好天，虽然还是寒风料峭，但已经丽日晴空了。介绍一两句郭先生，他是文革之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考进大学校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的学生。他们班出了很多著名的人物，如著名的小说家陈建功、黄蓓佳。后者是新时期第一批的校园小说作者，如果没有台湾的琼瑶入侵大陆，大陆的第一个纯情小说作者或许就是她了。现在正在外面热映的影片《刮痧》，编剧王小平也是郭先生的同班同学。这个班里是人才济济。郭教授不是那种声名赫赫的学者，属于能够坐得板凳十年冷，自甘寂寞，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思考的一类学者。他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大家可以从他的演讲中，了解郭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见解。请大家来欢迎郭先生演讲。
首先感谢傅光明先生热情的介绍和鼓励，另外还要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场所，能够使我们为自己所关心的文学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那么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这个题目应该说是一种漫谈，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我感觉到应该是一种漫谈，而且把我过去对这个问题的一些零星的想法汇聚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这样的题目，是不适于论证，只适于虔信，或者说只适于信仰的。也就是说，我们很难论证文学理想、作家情怀这样的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或者到底应不应该存在，或者是不是过去存在，而今后可能就不再存在?论证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实际上是很难的。我倒觉得当谈到这样的题目时，它应该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引向古今中外的最优秀的作家作品那里，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聚会在这里的理由。
关于这类的题目，我觉得最好的答案正是在那些最伟大的作家那里。尽管他们产生的年代，他们所使用的文学体裁，他们的文学风格，他们的个性，以及很多方面各有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却相当一致，那就是让人感觉到乐观，理想，具有一种责任感，具有一种博大深厚的情怀。也就是说要坚持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只能产生在人类精神生活这种升华的要求之中，或者渴望之中，只能对人类对社会有益处。所以就像歌德所说的，具有理想精神的文学作品，应当显示一个高尚的心灵和高度的文化教养，只有显示出伟大人格的作品，才真正能为我们民族文化所吸收。那么作家是这样，读者对这个问题的直觉、看法也是这样。因为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它总是能超越世俗的法则和功利的目的，为人们展示一个新的美好、和谐的理想境地。这不是出自什么深奥的推理、理论，而是出自审美的直觉。所以一个兴趣高尚的读者，他要求的就是通过阅读进入文学作品所显示的那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与具有伟大情怀的作家直接对话。正是这样的一种渴求，引导他一次次走向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说不是那些广告、炒作，而正是这种精神上的需要，使读者和作家产生一种对话的渴望。
我记得王朔和金庸论战的时候，主要是王朔发难了，曾引起读者很大的迷惑。然后，我记得网络上有一个读者的意见使我很感动，他说应该有这样的好作品，读这样的作品就是要感觉到做人的尊严与骄傲，放下书本，即觉人间无不可为之事、无可怕之人，真想去做一个好人，这就是好书的作用。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关于文学理想、作家情怀，无论是伟大作家还是一般的作者，他们心灵渴求的东西其实并不深奥，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又是非常难，特别对于作家来讲。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很简单，你要实践这个道理需要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一种人生的过程。所以关于这个题目，我说是一种漫谈，是不适于论证，而只适于虔信，或者信仰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明确的，在我今天的讲座中也是要贯穿始终的，那就是我坚持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他的创作活动，以致于他的人生本身就应该是一种精神生活，而且是一种严肃的、高尚的精神生活。那么对于作家的要求显然是应该超过对一般读者的要求，这是就作家而论。而就作品而言，作品应该是一种精神生活的产物，而好的作品应该是这种精神生活的结晶。
当然，现在说这些话，显得好像不合时宜，显得有点渺远，显得老生常谈。因为我们现代这个社会生存问题很迫切，既不断发展，又让人难以适应，带来许多问题。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当我们谈到文学问题的时候，应该超脱某个时代，某个社会，或者某一群人的具体局限。也就是说，人类精神追求的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因为我倒觉得，一个人最终应该是为自己负责。一个真正热爱文学、思索文学意义和人生意义的人，是不应该总是根据别人在干什么而决定自己干什么的。而且，进一步说，历史上的那些文学巨匠，那些思想大师，难道都是产生在充满希望的时代吗?所以我们这个思考的线索，不能因为当前我们这个社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使我们很实际，又出现种种不公就动摇。难道那些思想大师们，他们都是产生在充满希望的时代吗?显然不是，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再进一步推论，难道历史上存在过什么充满希望的时代吗?什么时候生活都不容易。所以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讲，因为人生确实是太短暂了，一晃就是百年，一百年过去现有的一切就都结束了。但是对于一个个体生命来讲，如何尽善尽美地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是自己的事。正像苏格拉底所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超脱这些，而且从我的这个观念来讲，我确实常常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作家作品的存在，对我自己来讲，好像只有空间，没有时间。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也好，伟大作家也好，他们并不是按时间的排序由远而近出现在我面前的，他们的雕像是同样地摆放在我的面前，并不因为这个时代久远了就怎么样。他们伟大的人格，他们作品中的那种精神境界，是永远作为一种永恒力量放在那儿，无论隔多少时代，历久弥新。
因此，我常常是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出好的作品，我就会去别的时代去寻找。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出好的作家，我就会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总之有限的这么一块时空，它不能扼杀禁锢我们这种渴望。事实上，无论怎么样一个社会，即使是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仍然相信作为人类整体追求美与善，追求进一步提升自己精神境界的要求是永存的。所以我就感觉到，人好像被两种不同根性所控制，一种就好像这种忙忙碌碌的现实生活，熙来攘往，互相嫉羡等等，因为生存也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在另一方面，人们又好像对此不屑一顾，喜欢独处内省，默默感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意义。
所以，不管在现实生活中，比如你的身世多么显赫，你的生活多么幸运，但是平时可以在大庭广众下引人注目的东西，在作品中却不行。因为在作品中，作为读者，人们总是希望从作品中得到别的满足，要求看到这个生活面上生长出不同的东西，进入梦想的森林。所以，正是在这个地方，王子不仅吻了公主，他还会和灰姑娘相爱相亲，而且最大的奇迹就是，千百年来这些梦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但人们却没有停止过梦想和感动。所以我觉得只有最愚昧的人或者最不诚实的人，才不肯承认这一点，说不枉此生的办法就是像动物那样满足各种感官本能的需求。但是动物不会对着夕阳流泪，而人会。所以在任何时候我对这一点都持乐观主义这么一种态度。正像雪莱所说，“人注定是一种志存高远的存在”，而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偶然的那种存在。所以也就是说，作品注定不是延伸到纸上的现实生活，而是心灵精华之所在，所以对文学的景仰和高尚精神境界的追求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作为作家应当对读者的意见特别重视，有一位读者他就曾经说，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浮躁实在是因为缺乏真正的人格理想。我要是对作者不钦佩，我又怎么能喜欢他的作品?所以，从读者的要求来看，一流的作家必须有高于大众的精神境界，才能够走得更远。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要能够迅速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能够让我们在那里找到令我们真正感动的那种作品和具有博大情怀的作家，与他们进行对话。我总觉得一个时代，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些作家应该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应该对我们生活的提升有什么作用，应该对我们语言的纯洁或者说纯净，起到什么作用。我认为我们作家的重要职责或者说他应有的价值所在，是不仅要对生活发言，还应该有助于提升本民族的文学语言。而这种文学语言的纯净，或者优雅、优美，毫无疑问必然来自于作家高贵的情怀、精神品格。这一点可以跟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进行比较，因为确实有可比性。19世纪初的时候，俄语好像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粗陋的语言，那时候上流社会只说法语。但是也就是在19世纪社会剧烈动荡以及接受西方文明的大背景下，俄罗斯一下子群星灿烂地出现一批世界性大作家，如普希金等等。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开创了世界性的文学，而且留下了非常多的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他们当时也是对生活大声发言，也是要对当时的社会的弊端进行抗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比如像普希金，他去世大概一百六十多年，那个作为斗士的普希金已经逐渐被人遗忘，但是作为诗人的普希金却永存。为什么呢?就因为以他为代表的这一批俄罗斯作家纯洁了俄罗斯的语言。所以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是会被永远铭记的。他们作品中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家的严峻而博大的情怀，只要你翻开他的作品，你马上就能感觉到。
所以，正是这一伟大的遗产穿越了黑暗的19世纪，在20世纪俄国动荡不安的天空下，仍然绵延不绝地变成一些新的名字。像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等他们的作品，真是让人羡慕。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总是觉得比西方国家更能贴近似的，实际上跟我们两个国家各个方面的一致性，以及我们实际上对自己本国文学潜在的要求有关系。所以相形之下我就隐隐感觉失望的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其实跟19世纪俄国文学是有可比性的。比如同样有一个黑暗落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变革这么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同样有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新思想的涌入，同样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运动发生，同样有一批具有使命感的作家愿意献身，饱经忧患，而且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刚开始也同样比较粗糙，需要成熟，需要发展。但是当这个世纪过去，我们有多少作家敢于说自己的写作纯洁了中国的文学语言?从现在口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学，对于我们现在的日常用语，又有哪些显著的影响、丰富和提高?使我们今天说话听起来诚挚、朴实、表意丰富、有新意、友善，而不是那么彼此相像、玩世不恭、单调、火爆、不负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问题，包括我们学者，也是同样。
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个语言形式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形式决定内容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因此我们的思维方式全都被控制住了，都是这么单调，不管你有什么头衔，不管你是什么学位，没有用的。那么，这对于作家来讲，也包括对学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你们贡献了什么?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应该体现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能达到多少?我记得我原来出去招生，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是，一个民族思想和表达的单调，不能作为她有力量的原因。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北边、南边人的长相、语言、生活习惯如此之不同，但是一拿到考生的档案，想看看那上面写了什么缺点不足，结果不是说希望团结同学，就是希望更上一层楼，就好像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非常相象。再看我们的文章，包括我们学者的文章都有这个毛病。这不仅仅是一个文风问题，这是一个思考的问题，思维方式的问题。而且，可怕的是，比如青年人从上中学到大学，已经开始被控制住了，然后他们当了老师又是被控制住的，又要按这个模子教学生。所以有多少人真正能用有教养、有个性的语言来说话，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一直在忽视，但其实总在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用丰富的句式、恰当的词汇和非常得体的那种态度，从多种角度，以多种口吻谈一个具体的话题?我们往往以为我们能，其实我们不能。对作家也是如此。所以看起来非常相像，要不就是非常火爆，这是非常令人着急和沉痛的。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讲，对于作家也好，对于我们一般普通的人也好，我们都必须保有我们个人的声音，并且藉着个人的声音，才能保有我们民族的美感、真诚和尊严。那么特别是这20年来，因为我也比较熟悉，我也是在这个时期成长的，80年代虽然很高昂，很兴奋，很振奋，但是这种高昂仍然是一种比较单调的东西，它不是个人的声音，它似乎很激昂，但它经不住折腾，一旦失落，高潮也就消失了。因为只有到了个人的身上，个人的声音，那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所以80年代我们感觉到很高昂的那种东西，到90年代，整个社会也变化了，就遭到报复，嘲笑理想、躲避崇高等等。知识分子、学术界也好、文学界也好，玩世不恭的风格盛行，甚至包括新闻媒体，形形色色都表现出来。但是，它们同样的特点就是单调，浮躁，令人不屑一顾。
有时候我也在想，文学能否应当因为社会生活的某种千奇百怪而变得玩世不恭，或者简单地说，文学应不应该还荒诞以荒诞?我觉得在这方面，当代的中国作家，就与俄国作家有高下之分，其实就是一个精神境界和情怀的问题，是一个能否坚持文学理想的问题。我记得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就特别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当时他已经是年老体衰，久居国外，情绪非常绝望，他的许多散文诗都谈到了死亡，但是当屠格涅夫一谈到俄语的时候，突然一下振奋起来，爆发出激情：“在充满忧虑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索着我祖国命运的日子里，给我支撑和依靠的只有你啊。啊!伟大的、雄壮的、真诚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若是没有你，眼见故乡所发生的一切，怎能不陷于绝望呢?然而不可能相信这样的语言，不是上天赠予一个伟大的民族的!”这种豪迈之情，这种高尚情怀，我们有多少中国作家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虽然对生活绝望，却绝不侮辱语言。痛苦归痛苦，虔信是虔信，理知的道路走不通，就靠着信仰的力量前进。我想这就是俄罗斯作家他们那种隐秘的魅力所在。
在这方面，能举出很多例子，比如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日瓦格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当年获了诺贝尔奖，但当时苏联政府认为那是对苏联的侮辱，因此决定他去国外领奖就不让他回来了，剥夺他的苏联公民资格。他写了一封信说，我可以不去领奖，但我不能离开祖国。他的情怀是多么高贵!有多少中国作家能做到这样?有的中国作家原来还是挺深沉的，现在却在国外全力争这个奖。当然不是说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怎么样，而是说他那种气质、人格还是不是应当有所超越!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受外界影响越来越小，那种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是一种高贵的自足，当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很高的程度，他才会这样。所以在一方面，我一直有一种失望，当然包括我也在内，因为我也是学中文的，应当对本民族的语言和精神境界负起责任。但是这样说是容易的，做是很难的，这个道理千百年前就明白，但是每个人要用自己的人生去实践它，则是另一回事。
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关于这种精神的美，这种理想的文学精神也好，作家高尚的情操、高贵的人格也好，我认为必须通过与痛苦与绝望的对质，有的人说我们的生活环境污浊，我们的社会不够清明等等，但是难道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充满希望的时代吗?难道什么时候生活如意过吗?难道什么时候那种公公正正、一切都非常平和的黄金时代有过吗?没有。所以我觉得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真正高贵的那种精神品格、文学理想都要经过与痛苦和绝望的对质。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逃避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真正伟大的文学表达和思索，都必须经由与苦难的对质，找到使自己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形式。事实上，在人世间，人们不是永远要准备面对苦难吗?并不存在一种天堂的语言，也不存在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天堂。这种高贵的语言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别的问题就很难往下谈。比如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这个作家让我很感兴趣，他是一个阴郁不幸的作家，有时连自己的生活也不能把握。但是他在作品中却是那么睿智，特别是他写的都是人性的阴暗的一面，可是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高贵的东西，绝对有一种魅力。这是为什么?
我就琢磨这个《死屋手记》，因为《死屋手记》写的是监狱，西伯利亚监狱，因为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曾流放到那里，有生活体验，是一部自传式小说。还有什么比监狱更黑暗的呢?还有什么比那些囚犯更让人感到社会生活的另一面，那种可怕的粗鲁、绝望。但就是在这样的作品中，我时时看到一个伟大作家的那种崇高的情怀以及他那种高贵的口吻，他有一种无法遮掩的精神的美。比如一翻开小说第一章，马上我就感觉到什么。第一章第一句，“我们监狱位于要塞的边缘上，紧靠着要塞围墙”，这句刚刚一过，突然冒出一段感慨来，说透过监狱的这个木桩栅栏，看外面的上帝的世界，看到的只是围墙、枯草、来回游动的士兵和一小块天空。如果多少年后再来到这里，还会看到什么呢?也许还是同样的情景，但那将是另一块自由的遥远的天空了。突然，这种感慨完了以后，接着又说“监狱大院长二百步，宽一百五十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间的那段感慨去掉，它才是完整的一段叙述。即：“我们监狱处于要塞的边缘上，紧靠着要塞围墙。监狱大院长二百步，宽一百五十步。”事实上许多作家就是这么写下去的，平铺直叙，把小说写成了纪实文学。但是中间一加这段感慨，就犹如神来之笔，一种深沉，沉痛的感觉，一下子把整个作品的基调就奠定了，那个作家的眼光就出现了，那种作家的情怀已经触摸到了，而且各种复杂的情绪，以及以后在这牢狱里生活的沉痛和对被释放以后那种向往，那种复杂的东西交织在一起，融汇在一起，一下就把这个境界引向开阔了。
那么问题是，这仅仅是艺术技巧吗?这就是我一直琢磨的问题，这难道仅仅是艺术技巧吗?当然，我们可以从艺术技巧这个层面上去分析，比如说它的时间和空间在这如何得到扩展，心理与景物描写在这里如何得到有机的融合等等，实际上有些评论家也是这么说的。但这样的神来之笔，其实是最难学的，是根本无法学的，因为它是先活在作家身上才外现到作品身上，它首先有这种内心世界，它才有了由这种内心世界所决定的独特眼光。也就是说，他笔下的那种生活景象既是很自然的，又是体现出这个作家观察世界的那种内在的风格，或者说内在的那种情怀。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世界，无论他是作家还是一般知识分子，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在皇宫，他的内心都已经很难被摧毁，很难再有什么东西把他压倒。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当一个人精神上的自足越来越到很高的境界时，真是也不用依靠多少外界的东西。这样的神来之笔，在这部作品中随处可见。比如说，就在小说前几页吧，我记得，一个囚犯，一个西伯利亚农民被关，妻子与他离婚，突然又来看他，相见只有两分钟，两个人抱头痛哭一场回来后，那种凄惨的表情令人心碎。作家在这里只加了一句：“是的，在这个地方，人是可以学会忍耐的。”令人无比沉痛。这种独特眼光，这种高贵情怀不仅仅是表现在感慨议论中，其实更渗透在描写中。比如像那段历来被人称道的囚犯过节洗澡的那一节，被称为但丁式的描写，像一个活地狱，但又充满了人性。另外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要过节了，囚犯们要准备演出，那些有表演天才的特别兴奋，又特别小心，生怕这个时候惹了狱卒，不让他们演出，天真得像小孩子一样。观看演出那一段也非常动人，甚至包括作品最后写动物的那一章，也是表现出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和情怀，大作家的眼光、手笔随处可见。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比如说一条癞皮狗谁都欺负它，因为不知怎么被辗压过，而当作品中的“我”抚摸了他一下，这只狗竟然快活得、感动得哀鸣起来，因为从来没有人爱抚过它。再比如说那只被抓住的鹰，后来囚犯又把它放了，鹰的高傲孤独和对广阔草原和天空的向往，勾起了囚犯们对自由的渴望。正是这些东西，使本来污浊不堪的孤独的地方，具有了一种美的精神的光彩，令人难忘。所以一次次走向它都会有那么一种冲动，一种愿望。
后来，奥地利的茨威格——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他就曾经对比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英国的王尔德。王尔德后来也被关进了监狱，但他就放不下贵族架子，精神垮下去了，而他发现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经过逆境后，不但没有垮下去，反而变成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实际上陀斯妥耶夫斯基不光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可以说他也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具有超脱自身之外的那么一种从容和好奇。比如他冷静地观察一般的囚犯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观察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对道德的看法等等，与所谓正常社会有什么不同，都是非常令人难忘的。后来这部作品发表以后震撼了俄罗斯，据说连沙皇看了都流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作家应该能以平静的目光来注视一切，包括自己。如果这样，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有什么东西能扰乱他人性和理性的目光，他的内心的精神世界就已经完整强大。当他强大到那个地步，就是说，任何噩运，任何灾难，任何人都毁灭不了他，甚至包括他自己也毁灭不了他。我觉得读者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家，就是说，无论我们和这种作家、这种境界相差多么远，但你不能让我降低要求，因为文学理想只能信仰，不能将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只有空间，没有时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很多精神上的朋友他可能不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但他就在我们身边，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供我们各个时代的人们分享。
所以说，时代性的浮躁，难道真是不可抗拒的?我觉得不是。如我刚才说的，一个作家强大、高贵到这种地步的话，就可以特立独行。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像文革的时候，我虽然比较小，但是我也写过大批判稿什么的，那种语言，那样贫乏，恶毒，单调，伪善，但是就在那样的时候，顾准却在平静地写他的《希腊城邦制度》。后来我看过他的书，我就为他的语言感到惊讶。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语言吗?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吗?那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宁静、深沉的情怀?比如有一段他说：“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军营，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与宁静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看，这语言多么优美，多么平静，多么准确!跟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就隔得非常远。所以，我想有了这样遥远的、优美的沉思，那么，他在什么地方，是被关进牛棚，还是被迫害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他感受到那种不可理喻的精神自足，所以他也就容易穿越苦难。我觉得像他们那样的人，他们的目光总是那么很茫然地穿透我们，凝定在遥远的他乡，就像一扇看不见的窗子，隔开了两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即使伤害了他们，也奈何不了他们，即使叫他们低头，也够不上和他们的心灵对话。他们总是那么平静，但是平静里有一种很伟大的一种东西，这就特别令我们读者心向往之。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迷恋的。
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做史铁生，他的《我与地坛》给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就是说，他其实可以证明，这种浮躁的社会并不是不可抗拒的，关键在于你自身。你怎样尽善尽美地度过你自己的一生?比如他的那篇《我与地坛》，我觉得可能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之一，那种厚重之感，那种宁静，那种深沉，令人敬畏。它为什么能产生呢?也有它具体的情况。《我与地坛》有点跟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相似，都是精神思索与一个地方相联。但是史铁生显然要比梭罗，就是那个美国作家，更沉重，更悲痛。为什么呢?因为他终其一生都是坐在轮椅上的。当然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远离了同伴，去思考生与死的问题，需要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静静地忍受命运的摆布。
刚开始是巨大的悲凄，一个刚二十岁的青年，终其一生要坐在轮椅上，怎么能不是巨大的悲凄和恐惧呢?然而最终演变为一种深广的内心生活。所以他这篇散文一点也不浮躁，表现出一种很强烈的哲人气质!比如文中对生与死思考的深度令人惊讶，那么整日的思考，到最后终于认定，死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肯定不会错过的事实，那么何妨明天去死?其实这也是非常具有哲理深度的，既然决定明天去死，那么今天让我尝试着活下去吧。这表现出一种坚韧的人生态度，而且也将变成人类的整个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而被别人汲取。所以从他的生活半径来讲，他比谁都单调，都狭窄，但从内心生活来讲，却比同时代的人远远要宽广得多。所以他对周围世界的那种观察才那么细微，那么沉痛，那么人性。像我刚才谈的《死屋手记》，有的地方就达到那种高度。比如谈母爱，因为他每次摇着轮椅去地坛，他母亲经常跟踪，怕他出事。他说有一次母亲去找他，他正好躲在一个树下，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母亲来找，他却没有叫母亲，结果，他母亲有近视眼，急匆匆地到处找他，这一幕特别有一种很复杂的、很深沉的东西。所以你看他那个散文大约一万字吧，非常坚实。比如关于四季的描写，冬天落日怎么样落在残墙断壁上，雪地上出现不知哪些孩子的小脚印等等，这个脚印描写得非常美。而且那里的人，一对中年夫妇一直在那散步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大家彼此很平静。一个小伙子整天在这练歌（书上有“《货郎与小姐》”见书p207），每天早上到处让货郎去邀小姐，突然有一天跟他打招呼，以后就再也不来了，他想，可能是考上某个文艺团体了吧。另外有一个中年女知识分子，风度优雅而朴素，当她穿过园子的时候，整个空气都显得静悄悄的，这使人们会一下子想到她的丈夫，那个幸运的男人会是谁呢?好多东西都是不用再说的东西，就是意在言外的东西，构成一种美感，其实这种美就是逐渐地在这里呈现的。/*此外和书上有区别，书上为“逐渐地在这里出现。”）
所以说，高尚的精神生活对个人而言，并不足以消弥肉体的痛苦。但是，却能变成人类永远的精神财富。一个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他的幸福和苦难是总有尽头的，在宇宙中可以忽略不计，但他的心灵生活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和丰富性，却可能作为人类精神高峰而永远为人景仰，其实这种精神生活还是他自己的幸福。所以我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不要以为他们是在为了事业而苦熬着什么，那就错了。他们有自己的幸福、自己的评价，他们的眼光很容易就穿透我们，落在他自己想去的地方。所以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心灵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还谈什么震撼人心的作品?
所以，我就谈下面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谈谈关于作家的问题。我觉得必须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文学创作不是聪明人的事业，而是一种深广的精神生活。所以，像有的人到十五六岁、十七八岁文笔相当纯熟，但是，这种纯熟对他意味着什么?我在想这个问题，他是否必然意味着就比别人早几年成为大作家、大学者?但我的答案基本上不是这样。尽管现在的写作，是一种宽泛的概念，有的人认为写作是一种游戏，有人认为是私人的事，没有必要非要拔高，能够消闲就行，但我认为，这都是不值得重视的。
另外，根据现行的美学理论，一般认为，作品实际上应该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也就是说，只有经过阅读，作家作品这种社会存在才得以实现。这从道理上来说，没什么不对，但我总觉得还不对劲，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来讲，我还是更接受另外一种比较传统的观点。我认为确实是作家的境界要高于读者的境界，也就像作家的那种创作想像力是高于读者那种审美想像力。从创造性来讲，应该要承认这一点。因此，与其说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一个作品，不如说是读者走向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伟大的作品它的奇妙就在于把读者引向作者的境界。我的意思是强调，作家的境界必须要高于读者。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写作必须是一种精神生活，他的人生也是在过一种精神生活。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这就是作家的苦役和幸福。
其实作家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他们作为有别材别趣的人，是非常难得的，他们能在我们身边虚构出整整一个世界。我们一般人只能有一种模糊的、零星的那种想象，而对于他们则是一个逐渐清晰起来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不但清晰完整，还要具有诗意和某种典型性，渗透了人类精神追求的那种渴望，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所以，有一个学者就说，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宇宙中惟一的一个具有内在和谐的物品，它不是依赖于自然的力量，而是由人类来创造，这是人类尊严的一种证明，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只要咱们想一想，比如说中国的封建大家族，那么哪个封建大家族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呢?不是北京的，不是广东的，不是四川的，不是浙江的，恰恰是《红楼梦》中那个贾府。那个贾府存在吗?根本不存在，那里的人物实际上在地球上生活过吗?没有生活过。可是我们却认为，那一家族就是说明中国过去封建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证、最好的典型。你想想这有多么伟大，而且还是永不褪色，不用担心像历史遗迹似的，一天天地或者被建筑部门弄掉了，或者说是自然倒塌了，或者破了补不上了。一切就在那本书里。人可以一代代地老去，那里的人物却永远的年轻。林黛玉就是那样子，再不会长大一岁。创造是多么伟大!
那么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作家我们应该尊敬，应该爱护。就像罗丹讲的，在我们以前的大师，我们应该崇敬他，即使不是大师级的作家，我们也应该尊敬他。对好的作品，我们去鉴赏，我们去赞扬，我们去讨论；对那些不成功的作品，不成熟的作品，最好的态度是沉默，而不是像现在，喋喋不休地去炒作，表现自己的高明。我说应当沉默，有两个原因使我们沉默：第一，不成熟、不成功的作品太多了，我们的兴趣不是在评价那些不成功的作品，而是欣赏那些使我们迷醉的作品；第二，就是应抱有善意，这种善意其实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境界提高的表现。一定要抱有善意，贬低践踏别人来显示自己不凡的做法，我觉得真是一种很可怜的东西，它会使自己受到伤害，这是一方面。
那么作家是值得尊敬的，等于提出了非常高的标准，就是创作应该是一种精神生活，作家的生活应该是他所致力于追求的东西的一种楷模。不能设想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小人，却在作品中煞有介事，还能令人感动。所以我觉得对于作家尊敬，当然不包括他追求其他的什么东西，而不是自己作品的完美，如果他要追求别的东西，靠别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名声，来赢得关注，来造声势，这简直太可笑了。就好像普希金作品中那个纯真少女达吉亚娜，曾经爱过懒散而自命不凡的奥涅金，走到他的书房里，突然领悟，微微一笑，“这岂不是在做戏”。
外在的名声跟一个作家应该追求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所以有时候我就不能理解，你即使让百分之百的社会成员都关注你了，一百年以后这些人都不存在了，又怎么样呢?你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吗?如果你要的是这些东西，最好不要搞文学，干别的，能得到更多的金钱，更多的权势等等。我觉的真正对人生最权威的裁判总是你自己。你满意吗?你自己做到这一步，真的达到很高的地步了吗?你自己心里应该最明白。如果没有达到那种地步，却希望受那种关注，你不觉得问心有愧吗?不又反过来对自己形成伤害吗?所以我觉得作家一定要真诚。其实所有伟大作家都有一种很真诚的、很质朴的、像孩子似的一种东西。那是一种外表，但内心里却有一种正义感，一种热情。
由此可见，作家什么东西最重要，就是那种高贵的情怀，那种在娴熟文笔之上的真诚。因为我发现真诚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真诚，有的是一部分的真诚，有的是为了某种现实利益而不得不牺牲一点。那么，做一点妥协，就失去一点真诚，你再多妥协一点，就再多牺牲一点，那么到最后，如果反映到你的作品里，它会成什么样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要能够完全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人生，过一种真诚的精神生活，是非常的不容易，是多么的艰难，但要做到了这一点，又是多么自由，多么豪迈。
所以，那个罗素，我对他印象很深刻，罗素自己是个哲学家，但是也做过一些亏心事，包括妥协。有一次他就说，“人们何时才能认识到真诚、正直原是一种多么坚强不屈的品质?”“坚强不屈”，我觉得这四个字太棒了。真诚、正直的品质不只是容易被人欺骗，容易被人觉得天真像孩子，它其实原来是一种多么坚强不屈的品质。这么多的生活压力，这么多的现实理由都要求他这么走，他就不这么走，还有能比这更伟大的一种坚强不屈的品质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谈一位中国作家，就是路遥。
路遥这个作家，我原来不是特别关注，但是我读过他的作品，总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那里面的人物有血有肉，而且给人情感上一种微微的叹息，一种很美的感觉。后来我注意到他的那个作品结构，特别是人物结构的设置，基本上是男低女高，就是社会层次不一样，男主角基本上是农村青年，又很有志气和作为。那么这一点，就跟《红与黑》比较相像，但是实际上那种审美感觉又是不一样的。《红与黑》是属于成人世界的，而路遥作品中则有一种很青春的、很美的东西。那个时代的贫困，那种城乡差别，特别是青年人通过爱情生活所感受到的所渴望的，作品中都深深的触及了，他一点没有回避。就像我刚才讲的，他是经由了与苦难的对质，他的作品里的生活那么艰难、沉重，但是并没有失去美，这是中国只有极少的作家作品才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
所以，尽管男主人公的奋斗与《红与黑》有相像之处，《红与黑》的于连，他那种美感也是一种很高傲的美感，他不是小人，他最后拒绝忏悔，拒绝营救，他蔑视这个社会，他完全是一种有思想，有勇气的高傲的形象。但路遥的作品，带有一种中国式的，深深植根在中国的社会土壤里的东方的那种色彩。尽管这个社会这么不公，这么贫困，城乡差别那么大，他还是有一种很美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路遥就像一个青春的作家，里面的男女主人公，最后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美感，你看他的作品，即使像咱们年纪大一点，马上就能回到那个时代，但同时又有一种美感。而正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中国作家最缺少的。
从这个意义上，比如说像《围城》，像《国画》。《围城》是很出名的，写得很有才华，但是我仍是不满意的!作者那么聪明、睿智，看到人性的种种丑恶，并把它揭示出来，蔑视它，但是文学并不仅仅是依靠着这种居高临下的嘲讽建立起来的。它应该给我们一种精神的美，一种崇高的悲悯。所以我觉得路遥去世太早了，他是42岁吧，我觉得他的作品其实比一般认为的要更伟大，更有研究的价值。后来我发现网上有他的网站，许多人都喜欢他。我在大学问卷调查一下同学看什么书，许多学生都喜欢路遥的作品。这就证明我刚才讲的内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们用不着任何广告，任何炒作，就会走向自己所真心喜爱的作家作品。
读者一代代走向自己喜爱的作家，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最可靠的标志。因为，什么是最伟大的作家，伟大作品，其实只有两点最可靠：一点就是读者一代代的赞叹；另一点就是一遍遍地默默阅读。而这一点，对路遥的作品来说，都看到征兆了。所以我觉得，以后对他的评价会越来越高，特别最近，我又看到他的一些创作谈，感到他的创作趣味非常纯正，他坚持的文学理想跟所有伟大作家都是一样的，他的作品中洋溢着某种本质的乐观精神，非常单纯，但是非常坚定，就是写作要对人类、对人生有意义。而且他说，我作为农民的儿子，在自己的作品中，会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爱。所以他的作品从来不是那种阴郁的、怪异的、自我满足的或者自我沉醉的!而且他还指出，伟大风格就是像河流一样，越宽阔越看不出波浪的起伏。这绝对是特别纯正的一种创作理念，特别当你在写作中孕育自己风格的时候，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所以我就说，小溪或者瀑布是很壮观，但是那个形状曲折、飞流，太有特点了，容易一览无余。这不同于大海，大海你看不出形状，你站在它面前却总是感觉到有一种着迷、令人心怀澎湃的那种东西。后来我就进一步发现他的文字风格也是非常独特的，非常真诚，像那种大河奔流，非常具有表现力和色彩，它既适于表现农村社会，又适于表现城市生活。《平凡的世界》甚至还很有超前的色彩，如跟外星人对话的场景，尽管这个场景设置本身到底好不好是另一回事。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个从农村生长的作家，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或者一定要表现出某种乡土气。因为也许过于执著于乡土气，可能和过于执著于某种现代派风度一样，是同样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别人的。这些陈规应该被蔑视，为什么一说是农村作家就一定要在文学风格上表现出乡土气?而路遥就做到这点。我第一次看到他作品中的欧化语言风格让我很奇怪，但是我是一点点走向他的，没有任何的评论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推动我。一想到他，一想到他作品里的人物，就感觉心里有一种暖流。
所以我觉得路遥这个作家的意义就在于，使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是有可能走向我所向往的那种境界的，关键在于怎么样保持自己的那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文学情怀。我觉得成就一个作家，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毁掉一个作家是非常容易的，那就是一路上一点一点的被毁灭。像咱们这个时代，重实际的利益，学理科，去经商，这就一大批可能已经被埋没了；而坚持走这条路的，又可能因为比如工作难找，出路难找，又毁掉了。又可能要跟社会做某种妥协，或者急于出名，或者涉及到分房什么的，又毁掉了。所以最后真正剩下的却很少。特别对咱们中国来讲，历来这方面特立独行就不容易。事实上，高贵的情怀这样一种真善美的东西，肯定会对作品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比如说像雨果有一首诗，我就一直印象很深刻，我从他的诗认识到，文学作品中的善并不是指那个道德教训，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和生气勃勃的情感中，艺术的美是应该与人性的善相联系的。
比如像写亲情，咱们中国人写亲情的作品特别多，因为特别重家庭。朱自清的《背影》影响非常大，就体现了这一点。朱自清是杰出的，特别是他的两篇散文作品开辟了两条道路，现在绝对大数中国的散文作者都在走这两条路。一条是写亲情，就像《背影》这样的风格，一看风格都是那样相像。一条是写景物描写的，就像《荷塘月色》的那种风格。朱自清是有开创性的作家，但是像我们老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的这些人，是应该深思的，这么多年两条路没有什么太大创新。当然这是题外话，但也使我感觉到一点，就是有点创作才能就急于出名，十七八岁就已经觉得自己文笔行了，就一遍遍这么重复写，为的是自己发表率、知名度高点。其实写作是一种精神生活，它不是一种作坊制作。但是多么难哪!人们要超脱这点是多么难哪!
话说回来，我觉得雨果的写作非常平易，非常简单，却给人以美的震撼，精神的感召。因为像亲情这种东西，如果你不深入挖掘，其实也不怎么美，因为连一窝子猫狗还有它的亲亲热热呢!其实，你的个人的亲情应该跟整个人类社会普遍的东西相联系，才是应当挖掘的。那种美的东西是存在于联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家里的那个亲情怎么温馨，而咱们的作品恰恰却是容易局限在这一点上，我母亲怎么怎么样，于是我怎么感动，都是这样一个模式，没有超脱，而很多作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雨果的这首诗非常短，他却把这里的美挖掘出来了，这首诗的名字叫《赠蒂蒂娜》，他最喜欢的大女儿，现在她要结婚了，雨果写了一首短诗送她。他说：“再见，我们的宝贝!/和他幸福的欢聚，现在是他的财富，/你要爱你的丈夫，祝福你，孩子，/去吧，从此家去到那屋，/把烦恼留给我们，但要把幸福带去。/女儿、妻子、孩子、天使，尽你双重本分。/这儿大家想留你，那边有人在等你，/留着眼泪离家去，微笑走进他家里。/把惋惜留给我们，把希望带给他们!”这首诗有什么技巧?除了它那个对比句式上能见出技巧，其他没有，但是却在父爱中，在人之常情中，表现出那种宽厚、仁爱的美好情怀，于是就把平常人的感觉表达得不朽。这就是：把悲哀留给我们，但要把幸福带去!而且这是一个怎样的父亲，马上感觉就出来了。所以那种感动，那种阔大的美的情怀一定是跟作家情怀本身有关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作家和学者来讲，对于现实的抗议和诸如此类的愤懑，如何能从朴素的正义感升华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思想智慧?即如何能将莫大的勇气与作者的尊严感与内在精神美感相统一?这是一个问题。我这么说是因为我长期感觉到，无论是咱们大陆作家还是台湾作家，比如像李敖、柏杨，嘻笑怒骂的这种作家特别多，敢于桀傲不驯，敢于拍案而起，但是像歌德所说的，那种有高度教养、迷人风度的作家却很少。我们为什么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作家，我们为什么就要比别人低一等呢?这就是我也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无论大造声势也好，采取否定、蔑视等等姿态也好，我认为其实还是比较肤浅的。你要承认，因为人毕竟是渺小易毁的。我觉得，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总是能战胜什么，而是总是不被什么所战胜，就是我说的内在的那种东西根本就毁不了它，不管那是逆境，是噩运，还是劫难。所以，说到我们这样的社会，我们这样的时代，我们这样一种潮流，尽管所有的压力，所有的丑恶的东西，都让你愤懑，让你难以自持，都让你想以恶抗恶，想拍案而起，想破口大骂，用这个时代本身的语言来还击它，就是所谓还荒诞以荒诞，但是最难的不是这样豁出去了，而是不这么做，我就不这么做，那种风度，那种教养的培养，其实才是最难的。
有一个美国学者的话，我觉得印象特别深，他说对于文学、文化而言，语言本是人道、理性和真理的创造者和保有者，那种充满着骗诈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就是当你使用那种语言，其实你就把你想表达的东西已经毁掉了，形式已经把内容给毁掉了，因为充满着那种欺诈、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后来，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也就像加缪讲的，文学的高贵风格实际上就是人对现实的最大反抗。文化上的这种自持的精神才是最难追求的，而且对于作家来讲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因为，刚才我说人是渺小易毁的，比如在二战中，希特勒杀那么多人，你无法逃避那种劫难，但是恰恰只有人的思想和人的精神的美，才并不因为肉体的损毁而一定消失。我被抓起来了，我那些内在的东西也就消失了吗?并没有。因为你不管怎样对待我，尽管我走进煤气室，但人的那种始终不乱方寸的评判，温情如水的悲悯和平静到死的注视，就是美的，是最令人敬畏的。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一种真正有教养的风度，而在无可挽回的毁灭面前，人的这种平静的注视，就是人世间最后的和最高贵的蔑视。我可以被毁灭，但你无法征服我的内心。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比如像那个泰坦尼克号，沉船之际那一小队琴师一直在倾斜的甲板上坚持奏乐。他们是肉体凡胎，他们不像孙悟空那样，可以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他们注定要死亡，但他们就是蔑视死亡。是的!我将要死去，但那又怎么样呢?所以这就是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在文学中也想看到的东西，真正渴望的东西。所以事实上，这种玩世不恭，这种否定一切的火爆态度是容易的，而保持那种高贵的迷人的风度是最难得的，它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非常难得的贡献，就是这种东西，使我们盼望有这种作家，与他们对话。所以，读到我所敬佩的作家作品，我在心里总是不分古今中外，不分时空的，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在我们身边出现用汉语写作的伟大作家和杰出作品。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他最著名的作品有《象棋的故事》等。他是犹太人，遭到迫害，流落到巴西，最后自杀。但你看他那个绝命书，根本没有一点精神崩溃的痕迹，他自己都毁灭不了他，因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强者。就是我说的，你看那个绝命书，特别短，但是口吻特别优雅高贵。他是1942年去世的，其实到巴西本来已经逃过劫难了，按说应该松口气，但是他却自杀了。他说，“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地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给我的工作以休憩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也已自我毁灭，从此之后，我更愿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们致意，愿他们经过这个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注意，已经到了准备自杀的地步，他还是那么有风度，有教养，他不忘记感谢，感谢巴西收留了他，说我对这个国家的爱与日俱增。他特别温文尔雅，能够温文尔雅其实比那些粗鲁的人内心更强大，更难战胜。当你看到一个人如果优雅高贵，不失风度，你就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已经非常强大完整了。果然，他以坚定的口吻宣告，个人自由实际上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最后，还不忘记给朋友们以希望和祝福，歉意地说：因为我年纪大了，重新生活是需要精力的，而我又不够了，但请你们等待见到太阳东升吧，然后这位学者式的作家就平静地自杀了。(书“然后这位学者的知识分子就平静地自杀了。”)
人应该怎么度过一生呢?因为人生的短暂使很多物质的追求，身外追求，显得那么空洞，没有价值。所以，最有价值的就是那种东西，那种内心的体验，被外界剥夺不了的东西，一种精神生活。所以我就说，我轻蔑也好，否定也好，作为一种风度也好，是最容易的，但建设是最难的。就是一个作家，不但是对本民族，而且对世界能够发掘出来我们对美的那种独特的精神美感，这种贡献是最难的。所以哪怕有一点独特的贡献，都是值得珍视的。所以，我认为美的作品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每个民族都应拿出自己的创造性来，如果一个民族老是不拿出那种具有精神美感的作品，那么它表达甚至感受优美感情的能力，就会消蚀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谈王洛宾。不管王洛宾这个人有名无名，别人对他怎么看，这是另一回事。我看重的不是一个人被别人怎么看，而是他给别人留下了什么。
王洛宾是我们民族的精华人物，随着他的去世，他就把他独特的东西永远带走了。至今他的作品音乐会都深受欢迎，甚至买票都买不着，等退票。那么这些自觉自愿掏钱来买票的人，在门口等退票的人就是他活的纪念碑。而且看他，就是提供了很独特的东西，他的旋律多优美，特别像《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等，即使几个世纪以后，人们也会奇怪为什么是半个月亮爬上来，而不是一个月亮爬上来呢?但是这半个月亮的意象用得是多么好呀，淡蓝的色调，缓缓的动感，这首歌完全可以在世界各大剧院上演，跟别的民族杰作交流。而且他还提供过什么独特的东西呢?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是焦躁不安的，可是王洛宾的歌曲却总是那么欢快优美，比如像《掀起你的盖头来》的新娘，《阿拉木汗》中的少女，《达阪城的姑娘》的马车夫，都好像一个个的快乐小精灵，这对当时战乱和动乱中的中国来讲是疑惑的，是奇怪的，因为大家都那么沉重，可是为什么你却这么与众不同呢?这的确让人疑惑，但这为什么又不可以呢?有亡国之痛的肖邦，他手下的钢琴也并不总是咆哮的呀!事实上，世界是通过他的小夜曲认识波兰的。所以呢，有一天也希望世界不仅能通过《黄河大合唱》，也能通过王洛宾的歌来认识20世纪的中国人和他们那种把握、追求美感的能力。也许，对于一个相当严肃的时代和民族来讲可能不能期望过多，但当奇迹发生的时候总是好事。这就是王洛宾的贡献。
另外一点，我还感觉到就是王洛宾的那种美感最终是超越了苦难，不是两败俱伤，而是超越，这一点尤为让人惊奇。所以你从他的人和作品中看不出什么牢狱之灾，也看不出那么多的人生痛苦，所有这些，王洛宾都自己默默消化了，他即使在监狱里还拿口粮去跟人换歌听。我觉得他就属于那种老小孩，他可能对自己被抓进来放出去根本就是莫名其妙。他就是喜欢民歌，他就是有这个特长，他就是要追求这东西，所以在30年代他是大学本科学音乐的，人家都去当博士，去留洋或者当音乐教授、指挥，而他却跑到西北去搜集民歌，坐在某个村庄的大树下摇头晃脑地编配民歌，他就喜欢这样。所以他没有那么深奥的东西，我记得他说过一句：痛苦也会使人体会（书中没有“会”字）美，叫人心酸。因为他并不是政治家，他根本不知道这些沉重的东西为什么加在他身上。但不管怎么样他都超越了。不为他所属的社会尊重却还保护了人类对美的渴望，对于这样的音乐家，我们的民族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所以，我们在创造与鉴赏之间，的确存在着精神劳动的差别。每个民族都应该拿出自己的创造来，而不能只是单纯拿来，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富裕一些的，有女孩的家庭，都买钢琴来学习演奏。多少架钢琴在窗口支起，多少女孩子在苦练指法，但是她们总不能弹奏菜谱吧，尽管家长对她们有种种实际的祈望。孩子们弹奏的名曲的谱子差不多全是国外的，这倒没什么，但是我希望中国能不能也出现这样的大音乐家和最好的作品，纯净，优美，像贝多芬《致爱丽丝》那样的作品。我记得在北大当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看节目，校宣队本来演出的一般，突然停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个演员马上就在钢琴前弹起贝多芬的《致爱丽丝》，结果奇迹发生了，全场安静极了，没有人吹口哨或者走动，等来电以后整个场面就特别的不一样，台上非常卖劲，台下一个个彬彬有礼，都好像觉得自己受到一种升华，一种感染。所以希望我们能真正写出这样的好作品（书中为“好东西”）。
当然，我并不是说王洛宾的成就有多大，但他在提供了那些独特的、优美的乐曲后，当然应该算我们民族的精华人物。所以我说：王洛宾去世了，他做出了贡献，而又身处民间，他的去世在当时算不了一件大事，他在时间的大海里冒冒头就永远消失了，但是他动人的歌曲犹如涛声不息，当岸边场景换过一幕幕，人们还会在那里驻足凝望倾听，他把最美的音乐留在了人间，所以这样的作家才是值得永远铭记的，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从头到尾强调的都是一个思想的一致，人格的统一，对作家是这样，对学者是这样，其实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这是人之常情，而人之常情就蕴含着真理。所以我想起了那个海德格尔，他是一个特别深邃的哲学家，而且他的一些思想特别迷人，是他使荷尔德林那句诗走向世界，就是“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也预言了现在这种科技的畸型发展可能带来的灾难，所以他说，世界正当午夜，正值夜半。可是他在二战中为什么跟纳粹合作过一段，甚至对他的恩师犹太人胡赛尔不恭不敬呢?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人类思想的老头羊，事实上忠实于眼前的青草更甚于真理，那么羊群该信谁呢?
作家的境界应该高于读者的境界，他应该在行为中给我们一般人作出表率。因为不管怎么样，培根说的对，善于谋生的聪明在许多种聪明中总是一种卑污的聪明。特别对学者来说，你善于谋生，善于钻营，不管怎么样那是一种比较低贱的东西，其实本来应该是你不很关心的东西。人们为什么固执地想听听海德格尔的忏悔，因为人们从中寻找的并不光是一种人类的良知，更是人类失去的希望。因为海德格尔作为一个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忏悔的深度应该能够代表人类灵魂所达到的深度，也是对人类理性值得信赖程度的一种考验。我觉得对于人类命运而言，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为思而思的哲学，一个有学问有教养的人士，理应在道德良心上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常情常理。如果不这样，如果无助于提高人类思想境界，改善人类生存状态，哲学思考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思想体操，那人类为什么需要它呢?
所以，对作家也好，学者也好，哲学家也好，一般知识分子也好，无论他的思想多么深奥，思考到多么深奥的地步，都应该遵循常情常理，因为常情常理更是经受住千百万年生活考验的东西，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哲学之思修炼到什么地步，都不应修炼得心如铁石。不管多么令人敬畏的学理，如果面前无辜的人被杀死了，有大批的家庭被毁灭了，都应该据此做出与普通人一样的正常反应和明确的是非判断。因为这对人来说，不就是天大的事吗?所以我们说，思何为?诗人何在?任何一种创作也好，学理也好，都应有助于增进人们的精神境界，学问教养，而那其中理应就包括做一个更好的人的含义。不能说一个思想深沉、深刻的人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小人，或者是一个由于种种精神自恋而忍心加害别人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思考的结果不能首先帮助思想家变得更善良一点，更人性一点，那么这样的哲学根本不用存在。
最后谈一下大众文化时代与坚持理想精神问题。确实，现在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有许多学者也分析过，咱们现在这个专业社会对人的内心世界是割裂的。比如我毕生从事这一行，比如我是搞中文的，我就不懂理科。其实这种人生就很单调，使我们失去了很多走向丰富、开阔的那种机会。你自己可能不觉得，但是事实是这样。
另外大众消费文化的盛行，也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使人们疲于奔命。大家都能感觉到越来越疲于奔命，难道这些工作都是有价值的吗?值得这样耗尽心血吗?但是这种消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懒于思考，所以美国学者爱默生在一百多年前就对此感到担心了，他很形象地说：到那个时候，社会上走的全是支离破碎的肢体，这是一个手指，这是一个胃，那是一个胳膊，那是一个脚，大家都不是完整的人。所以精神世界都是被割裂的，毕生各干一行，难以全面发展。
读者们往往很天真地认为，作家、学者天生就应该帮他们净化情感，找出生活的意义，有的人很苦恼了就去看那些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时代是习惯于专业分工、找专家的时代，他的那个想法就跟我要病了就找医生，我要提高生活质量就找科学家，比如房屋建筑学家或者电器专家等等一样。可惜这种天真的愿望是不能花钱买到的，也就是说，不是花钱就可以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连这些专家也被割裂了，作家、学者也不例外。所以现在的人很难成为苏格拉底时代的那种智者，很难建立精神上的自足境界，很难写出像梭罗《瓦尔登湖》那样宁静的作品。他们实际上也在自己的专业中攀爬，什么评职称出专著之类的，到头来锐气全没了，而且已经接受那种很实际的东西了，然后他们转过头来又教育下一代了。可怕的东西就是在这种地方。所以现代教育培养大量的专家，而爱因斯坦恰恰反对这一点，说学校应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人的地方。
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的讲话很短，但是开宗明义第一段他就谈到，第一流人物对于历史的贡献，他们在道德品格或者精神境界这方面的示范意义，要远远超出他们聪明才智这方面的贡献。而就在聪明才智这一方面，他们的精神品格所起的作用也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爱因斯坦是学理科的科学家，但是他有那么深刻的见解，真是令人很敬佩和羡慕的。而且确实是这样，如果连科学家都有赖于精神境界的浑厚，那么文科学者、作家就更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你的学问好，你的作品好，都是跟这个精神情怀，思想境界应该是一体的，统一的。但是现在是割裂了。 而且大众文化本身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供人快乐，但就是不能解决个人的精神焦虑和心灵渴求。大众消费文化的作用恰恰是南辕北辙，就是它可以让你快乐，你爱跳舞就跳舞，你爱看什么歌星你就去看，但是你要满足内心的精神渴求，它就无能为力了。就像生产线，不断推出新的东西，反正让你总是有东西看，但是它就把你的时间和精神控制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割裂化、平面化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包括专家和学者。
我记得10年前有一本小说叫《小世界》，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像《围城》写的那种专家学者，感觉到平常所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那种合流的趋势，就是那种遗世独立深深陷入自我思索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不见了，而变成一批耽于快乐的普通人，借开会名义寻欢作乐，非常平庸，但他们已不为此感到难过了。所以美国一个著名大公司的董事长的话，我觉得非常深刻。他就谈到这个现象了，就是知识界老歧视商业界，觉得他们是沾满铜臭、文化不高等等。但是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他的表述也特别好，从他这种表述我就觉得有教养。如果表述得很粗鲁，实际上你就把你的内容已经给毁灭了，你必须要有适当的表述，而这种表述呢，其实从内在思维来讲，我认为是形式决定内容，而不是内容决定形式。如果我们老想着是体现了什么，反映了什么，那你的文章就是那个老套子，你就不可能以别的角度再思考这个问题了。
他是这么说的，“有时候学术界的人知道商业界的人也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会感到震惊。说这些话我并不是想特别冒犯哪个人，因为商业界的人有时发现某个教授并不是睡眼惺忪的梦想家，也同样感到震惊”。语言特别幽默，又特别含蓄，有教养。事实上，知识界这个堕落的现象确实令人深思。对咱们社会来讲，对民族来讲，是一种损失，对自己来讲是人生的浪费。因为追求的并不是自己原本想要追求的，咱们知道什么东西特别能解渴，什么东西不能解渴，平庸总是平庸，所以那种真诚正直原是多么坚强不屈的品质。罗素讲：我曾经为了现实的目的妥协过什么，所以我希望给我写传的人千万不要把我写的像圣徒那样。我其实想做一个诚实的人，什么时候人类社会能够允许这种真诚的东西存在了，就发展提高了。我觉得他说那段话，其实心里特别沉重。但即使那么艰难，那么不容易，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标准应该改变。即使我诉说的永远只是个理想，但这个理想本身是存在的；即使我们永远达不到，也引导我们不断地提升自己。所以现在就是两难境地，一方面生存对我们造成很真实的一种压力，如家庭生活等等，这不是小事，甚至是一个很严竣很严肃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又如何使自己保持很独立的那种人格，特别对作家来讲，这真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认为，大作家的产生是一个奇迹，真正的伟大作家和学者，他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就像路遥那样，他就有那种品质，只可惜他去世太早。因为咱们这种社会，特别是商业社会，整天使人忙忙碌碌，用不了很高的思想境界，你只要有专业技能，你就能有面子，有饭吃，有工作，就是人有什么你有什么。于是物质成了评价一个人存在价值的很重要的方面，所以就使人很容易安于这样，所以个人感受到的往往是生存的卑微，不受重视，无能为力，并因此而玩世不恭。比如你错过了某个炒作的机会，就会默默无闻。你要善于钻营、妥协就可以马上成名，那么你后悔吗?如果你坚持你自己的东西，你可能一世也得不到任何东西，包括你的地位也好，你的作品的名声也好。并不是说你坚守什么就一定得到什么，这是在过一种精神生活，而不是什么预约保证。但是如果说你屈服了，妥协了，也得到了那些东西，但那些东西又不是你真正想要得的，你没有机会再走向更高的境界，你没有充分体现你的人生价值。这真是个两难的问题。
所以这一切都很有理由地阻止着伟大作家和作品的出现，如果人们没有成为那样的人，是特别能够解释的。而如果出现一个那样的大作家，蔑视这一切，那才是令人惊讶的，才是令人奇怪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但如果能超越这一切，如果能保持以惊奇地眼光看待身边的生活，以博大的情怀涵盖一切，奇迹就有可能开始显现。所以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学中那种具有高贵精神品格的作家作品的期待，实际上也是在期待一种奇迹。我有时候默默看到有些年轻人真是很有才华，从他的文笔就可以看到，但是那么容易就被毁掉了，或者说不利于他发展。很多东西，社会就是让你那样，比如书商他要赚钱，新闻要炒作，都引诱你这样做，而各个方面都往追逐名利这方面引导。有多少人能守住?而且也不是个守住的问题，这个词也不太准确，有多少人因为种种岔路而没有到达自己本来有能力去的地方?但是这无论对人类生活，民族文化生活，还是对我们自己，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精神境界，总是一种非常大的遗憾。
那么目前问题就更多了，比如克隆人的前景已经出现，人要是被克隆了，人的价值是不是会打折扣?我们怎么样对待那个被克隆的人呢?对我们的人道主义，对我们的传统都是一种根本的动摇，包括人文价值传统。但是无论如何，我的结论就是，文学只能坚持艺术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只能宽泛地理解为人类在任何时候任何处境下都要维护自身尊严、美感和精神价值的决心，艺术都要保有赋予人生意义的作用，否则就真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预言的那样，艺术若不存在，将引起一场生物灾难。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没有这种精神生活，没有这种很高贵的东西，就是弱肉强食，就是再回到最原始的最本能的东西，那时人类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所以我还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人类这个词，这也是我今天所讲课题的主要动机，对人类的未来抱有希望。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傅光明：郭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我想大家一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在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带我们做了一次非常愉快的精神旅行。我想说，这是一场诗意的、优美的，甚至有点哀怨的，但确是非常高贵的演讲。郭教授把什么应该是作家所坚守的一种精神的生活告诉我们，他甚至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灾难就要降临。我想说，我们甚至要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以这样的精神生活为起点，让我们远离灾难。郭教授展示给我们一些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雨果等作家的伟大心灵，我们都可以触摸到他们的心在跳动。我感到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也还有，像文革当中的顾准，像已经英年早逝的路遥，这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现在，中国的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应该是：要有非常高贵的灵魂，高尚的精神和情怀，像郭教授刚才讲到的，那么，我们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文学才会有希望，才会有大的作品出现。让我们再一次感谢郭教授的精彩演讲。
下面大家自由提问。
答：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就觉得诺贝尔这个奖的设立，实际上是对理想精神的一种肯定，它本身还是很崇高的。但是具体到中国，因为评奖委员是几个外国人，他是不是能够特别深刻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和发展程度及它的最高成就，这点我是表示怀疑的。现在好像就一个马悦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觉得中国人应该对诺贝尔文学奖持一个很平静的态度。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身外之物，即使它给了你呢，其实我还得要看看，是不是值得诺贝尔奖。我得根据我的判断，我的直觉，就跟现在《卧虎藏龙》那个电影得了美国挺大的一个奖，我记得春节前电视上演过一次，我一看就觉得很一般，有好多人也是这样的感觉。那么我就坚持自己的看法，而外国人他们喜欢就他们喜欢，没必要争个高低，大惊小怪。
至于高行健他本人的那个获奖作品《灵山》，网上有朋友给我传过来了，我没看完，所以也没什么发言权。但是从看的前几章来讲，我觉得感觉一般。他的语言不是小说的语言，是一种散文的语言，散文语言都是一种很沉闷的语言，而且他加进去的都是咱们在中国作品中见的很多的那种，比如说奇闻轶事、古老传统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另外我也看到了他在那个授奖仪式上的讲话，那个讲话按说是精心准备，还是不错的，但是感觉上他总是缺一个东西，就是说他的主旨是什么呢?他80年代就离开中国了，他就说文学是世界的，我要抛弃民族的一些东西，我就是追求我自己内心的那种文学，那种理想。这也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姿态，但是里面有空洞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讲的帕斯捷尔纳克，人总是有所附丽的，他的生活总是要附丽在自己认识的人，自己的社会，所谓生活的环境，他才有所升华。像这样漠然的空洞的态度，对他的写作是有害的。所以像帕斯捷尔纳克，我经常提起，为什么他艰难困苦的生活有很伟大的一种东西在里头?为了不让剥夺自己的苏联公民资格，他给苏联当局写信说：我悲哀地接受你们的决定，我决定宁愿不出国授奖。所以我就说，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随着自己读的作品越多，这方面的鉴赏水平就越来越高，就越来越准确。但是我认为读者群的那种整体的判断往往是最正确的。就跟我刚才说常情常理一定是要值得重视的，我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巴老的《家》、《春》、《秋》，现实中存在。他那个《家》、《春》、《秋》，主要是《家》，应该是名著，在大学课堂也讲。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应该说中国家族制度是存在的，它历史上也有进步的作用，比如稳定社会等等，但特别是到封建后期，对青年人越来越严重的那种束缚，那种戕害，肯定也是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家》中就出现了觉慧那样的人，那样一种新人形象。没有“五四”就没有觉慧，这的确是一个新人形象。同时《家》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它出现了觉新这样一个形象，在小说人物形象画廊中好像还没有比觉新这个人物更复杂更沉痛的了。概括地说，他这类知识分子就是“读新思想，过旧生活”。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我们都有分裂的那种感觉，我们不得不有所妥协，但是内心很痛苦，这种东西又对自己内心精神世界的完整造成一种戕害。所以这个人物的意义是非常独特的，在某种程度上《四世同堂》的祁瑞宣能跟他相比，但是深刻性、沉痛性上绝对不一样。所以从历史标准这个角度来讲，巴金的作品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觉得评价作品一个是历史标准一个是审美标准。那么审美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时过境迁，千百年过去，人们看作品的惟一兴趣越来越是审美标准。比如乾隆写了三万首诗，但是咱们现在好像没人记得，当时做皇帝时，大臣肯定说写得最好。巴老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到了晚年，他这整个一生就是给我们立了一个旗帜，具有一种人格的感召力，这应该是统一起来看的。所以巴金的东西总是很真挚很真诚的，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我这么说也是从我作为一个读者的直感上来说。
钱钟书也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位先生，他的人格也好，他的人生也好，都走得很完美。但是我在读他作品的时候，我一方面叹服于他那种才智，那种语言的才华，那种幽默感和他丰富的想象及比喻。但另一方面，我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感觉到，他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他少了让我心灵震撼的东西，他少了一种能用悲悯的眼光向下看人物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悲悯的眼光。所以只是使我们感觉到李梅亭可笑，方鸿渐也没劲，反正个个都无聊，因为人的生活，社会就是这样。当然，我特别尊敬作家，他如果不写我也看不到，我自己也创造不出来。但是他一旦写了，我就能马上辨析出来，并且做出评价。所以我们看一个作家是人还是神，是根据我们读他作品的感受而言的，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看他。
答：前两年我作过一篇论文，本来是想研究散文的，那篇论文的题目就是“苏格拉底对话录与孔子《论语》比较”。当我一接触那个《论语》我就特别惊讶，因为原来以前读过，也没什么印象。现在我觉得，其实孔子还是很伟大的，而且跟他比较，我就觉得苏格拉底主要是思想界的一个雕像，他给西方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模式，既不遗世独立，也不随波逐流。而咱们孔子是个什么人呢?他的思想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在我们民族文化和我们精神品格之中，虽然没有任何戏剧性，既没有悲壮的死，也没有喝毒酒，但我的结论是，他的学说是一种连文盲也能够控制的这样一种决定我们民族精神特性的学说。比如我们民族彼岸世界的观念不强烈，如果我们没有宗教那种彼岸、上天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能有一种崇高的东西来维系我们社会的人伦秩序的道德感呢?我觉得这就是孔子的独特贡献，他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因为他当时看到家族、家庭对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论语》中好多语言都是我们平常用的，好多生活观念就是我们现在的民族习俗，走到哪儿一眼就能认出我们是中国人，不管我们是否读过《论语》。所以我在文章中就说，在我们前面的大师我们不要怨他们，因为他们在每一个十字路口上已经给我们指出了道路，碰到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事，应该英勇地往前走。其实你看《论语》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很可爱的小老头。至于他被放到庙堂之上成为国家的一种偶像，那是后代人的事，不应该都加在他的身上。孔子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应该尊重这种历史。只是我们应该开创新的东西，其实中国的很多东西还是挺好的，现在咱们碰到的这个时代，旧的东西已经破灭了，新的东西还没建立起来，所以人们感到彷惶。那篇论文写完以后，我对孔子特别尊敬，以前的精神大师我们应该尊敬他们。
答：关于强势文化的影响，应该这么说，不是崇洋媚外，强势文化就要对弱势文化产生影响，我们现在正是要向西方学习，向先进东西学习，不可避免地就要实行“拿来主义”。要知道唐代的时候咱们是多么满不在乎，影响了周围一大片国家。多少人到这儿来做官，咱们都不在乎，根本想不到人家的心理，那时候日本搞“大化革新”，就是因为那种危机心理才搞起来的。文化互相渗透，会对我们形成什么负面的影响?这是另一个讨论的问题，但是一定要开放，一定要以博大的胸怀对待这些，一定要能接受，一定要能面对它，就是要有这种豪迈的精神。至于那个奖项本身，比如像茅盾奖，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不是文艺界的，但是我觉得像《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评茅盾文学奖是完全够格的。有些似乎评得有所不足，包括这次评王安忆的《长恨歌》。原来我还比较喜欢王安忆，80年代的《似水流年》写得挺好。后来我专门看了《长恨歌》，因为学生写论文，所以我得看看，看了就觉得有所不足。她用大量的散文似的东西掩盖了她不足的东西，她这方面不如张爱玲，写旧上海还是有隔膜之感，所以她这个作品本身就评得不是那么让人心服口服。其实作家不写作就是一般人，评奖如果评得不好也就是一般的奖，关键是那个作品，如果你作品特别好，人们自然就走向你，你每次评得都是让人心服口服，这个奖就自然有份量了。诺贝尔奖自然很重要，但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奖能不能真正站得住，应当呼吁出大作家，评奖应当从严掌握。如果都不行，干脆就空缺也可以。
答：其实，关于作家在国内国外并不重要，一个人自由的心灵，怎么能会被国界所羁绊?就像歌德说：“我那个鹰是抓奥地利的还是抓德国的兔子无所谓”，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所感觉的，看重的还是作品。比如刚才你说的那个纳博科夫，我觉得他是属于一种独特的特别适合使用现代分析理论的作家，对人心理的隐密，甚至包括性这方面进行一种探讨。他的《洛丽塔》，作为一个俄国作家用另一种语言来写，有他的价值。但是精神震撼的东西，心灵洗礼的东西，我觉的不能跟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相比。你看那个日瓦戈跟拉拉已经在绝境中，最后在瓦雷金诺那一段简直就是诗的乐章，而且那种气度，那种美，这根本就是令人惊讶的。特别是那个日瓦戈，看着熟睡的拉拉，眼看他们就要毁灭了，他竟然想的是什么?“生活啊!为什么赐予我这么美好的生活”。他竟然在绝境中是那么心志平静，懂得欣赏美，知道感恩。所以他其实无论在国内国外，都具有精神上的那样一种崇高境界。人的精神境界，无论如何都要灌注于作品之中，有时候是不能相比的。比如说纳博科夫对小说的贡献，在文学史中倒还可以谈，但是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他不可能跟帕斯捷尔纳克占一样的地位。
其实我还觉得，一个人作品的高低跟他的精神品格有关系，跟写作技巧、语言能力也有关。如果他基本的表达手段不行，就是说自己其实不成熟，他自己以为他行，其实他不行。这有点跟现在的相声似的，我们觉得许多相声创作格调不高，主题不深刻，其实是他自己把握不住，他没有那种分寸感，所以他必然就流于油滑，那是他没办法的事，不是故意格调不高。所以我的另一项研究，就觉得那种分寸感，它是一种内在东西的结果，直接去研究它是没用的，而是在它后面有一个完整清晰的作者形象在控制，在起作用。无论是搞学问也好，无论是搞创作也好，都离不开这个东西。过去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为这个词里面好像已经积淀了很多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不愿意再用这样的词来表述，因为就还得辨析这词的内涵外延什么的。但总的来讲就是说，作家一方面需要具备内在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创造的魄力和写作的功力。其实很多作家跟写匠似的，作家如果没有创造性，也就没有创作的甘甜。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要有创造性，每一篇东西都不一样，那么这本身就是创造，乐趣就在这里。如果你一直重复，那是多么枯躁的事情。而很多作家就在重复，当然要跟出版社挣钱，也很有道理，因为他也要生活，要生存，很有道理。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些东西你就必须不讲这个道理，就像我以前说的，理知的道路走不通，就靠着信仰的力量前进，你就必须有这样的信念。现在当然对中国作家来讲，很多作家来讲，确实是一个太高的要求。因为写作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东西，我觉得是没法教的。你首先得承认文学创作需要别材别趣，一流的学者可能连一个三流的作家都当不了。所以首先就得承认这点。另外像大学教课与中学不一样，中学教材、教案基本统一，因为主要是基本知识。但是到了大学，老师讲课加进个人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因为有研究性质，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你有创作的冲动，如果那东西激动了你，如果你有创作的天赋，应该承认天赋，那么你就会自然地走上那条道路，而最好的老师我觉得是谁?是那些优秀的作品，是那些伟大的作品，让你激动，让你感动，你会涌起一种神圣的冲动：我能不能学一学呢?最初是胆怯的，简直不敢相信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一旦试了第一步，觉得还行，就会很坚定地走下去。最好是向最伟大最优秀的作家作品学习，去揣摸人家是怎么写的，这是为什么呢?比如我看那《死屋手记》，为什么就挑出这一段来发表感慨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能写作，那么我就会去借鉴，如果我不能写作，我会作为一种分析鉴赏，也会用得上，比如给同学讲课。但不管怎样你还是得靠自己，靠你读很多书，认认真真生活，特别是珍视精神生活。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充实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雍荣华贵，一种宁静的气质，一点不做作深沉。有了这样的精神内涵，那么他的写作、谈吐自然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不用费心去找捷径，你全身心地追求什么，你自然就逐渐会得到什么，变成你曾倾心仰慕的那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