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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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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

主讲人: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时  间:2001年1月7日

 

舒乙:何西来确实是陕西人,是从西安来的。他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原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叫《文学评论》,他是那儿的主编。刚才我问道:“你有多少著作?”他说:“有13部。”“哪个最有名呀?”他说是《文格与人格》这本书。他给咱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讲世纪之交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些问题。

 

刚才舒乙馆长对我做了点介绍,惭愧得很,碌碌多半生,而一技无成。感谢大家今天冒了这么大的风雪,冒了严寒,到文学馆来,听我谈一些意见,听我“坐而论道”,我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即使是交流,也要有个对象,没有对象,交流就不能够完成。我在说,诸位在听,听的人和讲的人的情绪,是一种互相交流的关系。听众的情绪会时刻影响着讲的人,这很像舞台上的演员。我曾听老朋友于是之说,对一个演员的最大的惩罚,就是不断地听到台下咳嗽,或者吸溜吸溜吃冰棍的声音,他的情绪就会大受影响。但是在台底下哭,听到哭声,听到观众的好声、鼓掌声、欢呼声,对演员的情绪不仅毫无影响,而且能够使他更深地进入他的角色。所以,讲的人和听的人,听的人是主要的,讲的人是次要的,虽然我坐在上边,但你们是主要的,你们能来,我的确很感动,因为我打车来的时候,司机都说路很难走。我就想,今天可能够呛。但是来了这么多人,舒乙馆长说有100个人,我看现在100个人都不止,感谢大家!

今天我想讲一个大一点的题目,叫“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和舒乙馆长商量以后,他觉得还可以,那咱们就言归正传,试着讲讲看。

文学现象很多,文学创作也很多,据统计我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的数量是一千部左右,短篇、中篇、报告文学合起来更多。像我这样专业搞批评的人,能够读的书其实也是极少的。不要说是一半看不了,十分之一也看不了。所以我就想,以我的管窥蠡测,来看这个世纪之交的文学,实际上只能是一偏之见,一得之愚。而我所讲的“世纪之交”也主要都是去年的文学,上一世纪的文学,元旦以前的文学。但是因为毕竟世纪之交,等我讲的时候已经是新的世纪了,是元月七日了。站在新世纪的开头,我想谈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谈世纪反思;第二个问题谈文化视野;第三个问题谈对现实的逼近和疏离;第四个问题谈道德、人格、风格;最后一个问题谈当前文学批评中值得注意的两种倾向。这是一个框架,何西来就是这样把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放在这个框架之中来看的。

世纪反思

现在,先谈第一个问题,讲世纪反思。我觉得在世纪末的时候,特别是20世纪90年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有一股反思的潮流。文学作为对这种潮流的感应或者反映,也形成了一个相应的潮流,我叫作世纪反思的文学潮流。

我要用的反思这个概念,在我们汉文里面,最早使用的是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杜甫在“安史之乱”起来的那一年,大概天宝十四年,从长安回到他父亲做县令和他安家的奉先县,就是现在的蒲城。他的那首著名的《自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是这次回奉先时写的,他还写了一首《奉先崔少府山水障子歌》。障子即屏风,山水障子就是画着山水画的屏风,这是杜甫很有名的一首咏画诗。诗里有两句“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他说这画画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又说“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说这个画画得非常逼真,逼真到什么程度呢?看起来是元气淋漓,障子好像还湿润,云烟飘绕的,给人一种泽润的感觉。“元气”是指宇宙间的真气。“真宰上诉天应泣”,真宰,指神人,天是老天,神人上诉给老天,老天也会因为这个而感动得哭泣。所以现在呢,人们形容这个画或者有时形容文章写得好,也用元气淋漓。杜甫由这画面的湿润、淋漓,回想到前天夜里风急雨暴,都是鬼神使然,反思,在杜甫诗句中是回想的意思。文学世纪反思这个反思概念就是从杜甫这里来的。反思有回忆的意思;也有反省的意思,最早用反省这个概念当省察讲,在孔子的《论语》里面,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忠乎?与朋友交信乎?传而不习乎?”“吾日三省吾身”,“三省”就是说每天要回过头来在给人出主意、交朋友和学习上,对自己的缺点进行反省检查。

到了明末清初,陕西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叫李颙,人称二曲先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叫:反身自省。就是主张人要能够反躬自省。所以他倡导悔过自新之说,这是李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命题。他对此身体力行。

我用反思的这个概念,如果追寻中国传统的概念,可做以上这样一个溯源。当然呢,我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还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黑格尔写过一部著作叫《历史哲学》,在这个《历史哲学》里面,他把历史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原始的历史,第二个等级是反思的历史,第三个是哲学的历史,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理念在历史中自我运动的最高形态。我用了他的这个反思,他的反思的历史是原始的历史的提高,是原始的历史提高后的历史。反思的历史是根据一定的专题,一定的方向进行了整理的历史,是回过头来再思考、再认识、再评价以后被记录下来的历史。

我用这个概念来谈世纪之交的文化、文学潮流的时候,既综合了我们中国的省察传统,反躬自省,又吸收了黑格尔哲学当中理性很强的这个反思的概念。我所说的反思是指什么呢?就是对历史行程的再思考、再认识、再评价,就是对我们原来的一些看法的纠正、补充或者丰富。反思潮流的滥觞,可以追溯到20多年以前。当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考“文革”的那场灾难时,思考千家万户遭受的灾难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灾难?怎么才可以防止?有多少是难以避免的?有多少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等等。反思的任务,就是在这样一个契机之下被提上历史的日程的。

从一场历史的噩梦中觉醒的时候,在中国的人群中间最早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按我的看法,是一个民族专司思考的部分。他们比一般的人有更多的知识积累,他们更多地懂得历史,他们有更广阔的文化素养,他们看问题比一般人要敏锐一些。他们是这个民族哺育出来专门从事思考,并且以他们的思考引导一个民族前进的部分。而文学家呢?又是这个思考着的群体中的最敏锐的一个部分。过去也有人讲文学是一种晴雨表,是一种风向器。正因为如此,所以文学就成为最早或比较早的觉醒的文化形态。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以后,出现的以“文革”为题材的“伤痕文学”,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还有郑义的《枫》等等,出现了一个创作潮流。

“伤痕文学”是以“文革”当中的灾难,以人的受苦、人的罹难、人的抗争为题材的作品。这是在我们新时期文学创作当中比较早的,把目光投向普通人受难的这样一种文学潮流,被老作家严文井称之为“潮头文学”。接着,或者就跟它同时,又稍晚于它,出现了另一个文学潮流,我把它叫做“反思文学”。“反思文学”描写的故事在时限上,一般都要从“文革”前推数年、十数年到数十年,长的有50年乃至一个世纪,甚至比一个世纪更长一点的鸦片战争。“反思文学”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有代表性的如河南省作家张一弓写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写一个共产党员,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那一场叫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用刘少奇同志的话来讲,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造成的饥馑中,李铜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正做着一个仓库的管理员,村里面的人眼看着一个一个走在路上栽倒就起不来,口吐黄水,饿死了。他看见饿得那老太太抽出一些棉絮吃,吃下去拉不下来。村子几百口人在饿饭,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当党员就必须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问题,所以他就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但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随便打开分的,打开了国库分粮食,就是反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党是为人民的,一个党员,他要当一个真正的党员,他就必须同时当反革命,他确实当了一个真正的党员,救了一村人,但是他同时就被押进牢里,后来就死在牢里了。

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他们的地委书记去给他平反,已经是他死后事隔十多年了。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还有李国文的《月食》以及他获过茅盾文学奖的《冬天里的春天》,王蒙的《布礼》、《蝴蝶》,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等。这些作品从思想上、艺术上来看,都比原来的“伤痕文学”更深了一步。“反思文学”当中普遍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代表人民的党,跟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像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最后有一个想象中的场面:那个老甘,原来是游击队长。当游击队长时,打日本鬼子,老百姓送烙饼给他,他晚上走的时候,还知道老百姓很困难,一定要留几个挂在门上。后来游击队长做了甘书记以后,却要把老百姓那些已经挂了果的梨树砍掉,要“以粮为纲”。他把整个梨园,长了几十年的一个大梨园整个砍光了。搞得老百姓没法活。所以故事写到最后,作家假定,再发生一次战争,战火纷纷的时候,对这位甘书记,老百姓就讲,你想要他们再来保护你,再送烙饼给你,是不可能了。很尖锐地提出来这个问题。

《冬天里的春天》里,李国文也写到了叫王亚平的一个县长。原来这个小王抗战期间、解放战争期间,对一个老妈妈也很好。这个老妈妈曾把丈夫交给了我们的八路军,牺牲了;又把她的儿子也交给了我们党领导的军队,也牺牲了。王亚平当了县长后,对老百姓就非常不好,所以这位烈属老太太说:“如果日本人再打来的话,谁还来保护你们这些共产党?”也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的党,她之所以有威望,她之所以正确,她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因为她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而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之内,破坏的、不重视的恰好是这个血肉联系。所以我觉得“反思文学”当中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这一点上集中地提出问题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提问。

但这个“反思文学”也有一个缺陷:它像过去的文学一样,过多地把目光集中于政治,只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生活,来评价问题的是非。我们是应当把过去做的错误结论、错误判断重新恢复过来,把颠倒的事情再颠倒回来。从政治上当然应当如此,但是眼光比较狭窄了一些。所以紧接着这个主要着眼于政治角度的反思文学潮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出现了那个叫文化寻根小说的潮流。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留意这个,当时出现了一批作家:山西的郑义,他的《老井》、《远村》就是这一时候的代表作;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也有人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归了进去。另外,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系列作品,也有值得注意。有一个部队作家叫周大新,周大新是河南作家,他主要以写那个南阳的小盆地的生活而为人所知。就是说,有一批作家认为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更深入地思考与开掘,特别是认真地从民族文化心理角度进行分析和反省。当时在《人民日报》上有一场讨论,就是关于“文化寻根”问题的。这些作家们发表了一些意见,也有不少评论家发表一些意见,探讨这个创作的潮流在理论上的成就,从当时发表的这些意见看,应当说是很肤浅的,但是作为一个创作的实践,作为出现的这一个特定的创作的潮流,一个作品的系列,都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向文化角度的倾斜,这对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到了九十年代,首先把这个趋势引向深入的是在报告文学里遇到的。出现的比较早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一期全期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叫《海葬》,是因写《唐山大地震》而出名的钱钢写的,这是一位非常有思想的报告文学家。《海葬》是写大清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从它的建军到它成军,到1894年的那一场甲午海战当中灰飞烟灭,写这一段的历史。前后写了大概三十多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反思中间对李鸿章的评价。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读历史,读近代史,都知道李鸿章是最大的卖国贼,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包括《马关条约》都是他当时去签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都是他来承担的,他是个卖国贼。但在这本书当中,钱钢给李鸿章的评价是两句话,一句话说“李鸿章是上一世纪后半世纪中国历史的柱石。”另一句话说“李鸿章是上一世纪后半世纪中国历史的罪人。”把“罪人”和“柱石”的评价放在一起。这就是再评价、再认识,比只说一句话全面多了。

这个作品当中写了两个八八年,一个是一九八八年,一个是一八八八年,把这两个年份作了一个对照,把清末的那一个改革跟现在这个改革碰到的问题作了一个对照。它一定程度上,或者甚至于说,比我们史学界更早一点地对洋务运动作了更全面的评价,肯定了洋务运动当中的积极因素。这个作品,引起了当时文学界的巨大反响。

接着九十年代初,麦天枢,一位曾因《西部在移民》的成功而名声鹊起的报告文学家,跟一个搞历史的年轻学者王光明合作写了一部叫《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把反思的时限前推到了百年以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纪实》里面值的注意的是什么问题呢?它不是像我们过去学的近代史当中那样用主战派、主和派、投降派、爱国派简单地来划分,而是把这场战争看作两种文明的一场冲突,就是西方先进的现代工业文明和相对落后的东方农业文明的一场冲突。以这个角度来看,冲突的意义就决定了它的结局。

《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对人物的评价,即换了一个角度看人物。反思就是换个角度看,再思考、再认识、再评价。因此像对琦善,这不仅是个卖国贼。林则徐免职了以后,他是做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卖国的条约是在他手里签的,他后来也被弄到印度去了。就这样一个琦善。但是这一次你看新拍的《鸦片战争》当中的琦善,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跟那个《林则徐》里面的琦善,已经不一样了,他更多表现了那个人物的无奈。另外,这本书当中讲到关天培,就是虎门炮台上引刃自刎的那位爱国将领;还有邓廷桢,他后来曾和林则徐一块被流放到新疆。作者在评价他们的时候,引用大量的材料说明了他的腐败的一面。就是说评价这些人的时候,要看到他们另外一面。这些人的腐败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大清国政权的腐败。书里还特别地描写了道光帝的穿破衣服,以示节俭,上行下效,遂使破袍服卖得比新的还贵,成为腐败的一个新的因由。穿破衣服原意是为了节俭,但节俭却变成了另一种腐败。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叫程童一的作家主持撰写的《开埠——上海南京路一百五十年》。他们有一个写作的小集体,程童一是最重要的一个代表,起主编和主导的作用,他们搞了五年,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然后,写了一个街史、一条路史,用一条路史带起了整个上海的城市史。又以上海的城市史作为一个纲纪,提起中国百余年间艰难曲折的现代化的历程。我看了这本书,我自己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就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的角度看,上海都是中国现代化的火车头。另外,在这本书里面对一些人物,对一些事件的评价,和过去的一些评价,也有了很大不同。比如说对黄金荣、杜月笙的评价,我们过去学党史的时候,因为“四一二”大屠杀,他们是帮蒋介石的忙的,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出来蒋介石的流氓性。但是在这本书当中,专门讲了蒋介石跟他们,跟黄金荣后来的矛盾,特别是日本打进来的时候,他们的态度,还有爱国的一面,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复杂。还有,书中对买办的评价。我们过去说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是敌对阶级,是全盘否定的。但是这本书中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些有名的人物,都是从买办开始的,以买办发迹的。他们从买办当中学会了现代的经营,懂得了现代的经济,然后发展成中国的民族资产者,民族资本家。这就是说,我们过去只从一个面来看,而《开埠》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面。他们中间出现了许多爱国的实业家。再比如“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其实是上海码头特有的一种英语现象、语言现象,过去一般提起来都不屑,觉得这个是不入流的。但是《开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这种洋泾浜英语在沟通中西文化,在中国进行现代知识、现代经营管理的学习当中,在介绍西方现代文化方面是很有一些贡献的。所以这就给人们提出一种多方面的思考,我觉得这本书在座的朋友如有兴趣,不妨找来一读。这部报告文学写的很厚,但是可以作为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文化读物来看。我这个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读了以后还是有不少启发,我在好多地方都谈到这本书,向人们推荐。

在小说创作当中,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反思性作品,比如《白鹿原》。《白鹿原》就它的题材来讲跨越了几个时代,从上一世纪初写到1949年解放后,差不多半个世纪。白鹿原是实有的一个地名,不是小说虚构出来的,西安市东南就是一个白鹿原。据说在周代的时候有的白鹿出现在原上,横过原上,于是便把这个原叫做白鹿原,当地人念泊鹿原,也不是陕西现代的话,很像是一个入声的古音。《白鹿原》所面对的题材,其实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跟《暴风骤雨》差不多,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那种写法来写的话,很难写出什么新意。但是这个作品是从一个更深的、更广的文化角度,大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阶段生活和历史的,所以就得出了一种新的结论,读者看起来也有新颖感。这个作品出现以后,北京有一些评论家就说,感觉真好。上一次评茅盾文学奖的时候,《白鹿原》也获了奖。去年评百年百部文学优秀图书,初评、二评、终评,都有《白鹿原》。我觉得应当说它是当之无愧的。陈忠实确实写出了白鹿原那个地方非常深厚的地域文化的那些深层的东西。

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了一部《白鹿原评论集》,收了当代批评家的四十多篇文章。他们让我给写了一个序。我切实坐下来,重读了全部作品和收进集子里的全部评论,花了个把月写了这个很长的序,约有2万字。这是研究性的序。在这篇序中,我评论了有关《白鹿原》的评论,通过对评论的评论,也谈了我对作品的看法。听说这书卖的还不错。这部评论集是在一个具体作品的评论中,中国评论界的一次力量的展示,可以看出中国上一个世纪末文学评论达到的水平。

在《白鹿原》文化反思的广阔视野中,田小蛾的形象尤其突出,也有的人说有关田小蛾的那些性描写太露了,太多了。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些描写去掉,就没有田小娥这个形象了。她是作品中写的最悲惨、最不幸的一个女性,她是从一开始就受到性剥夺和性占有,在这种剥夺和占有之下,最后还是她公公把她戳死的,那个细节很惨。

《白鹿原》里面写到国民党,写了土匪,也写了共产党内白灵的屈死。在《白鹿原》里那个象征意味很强的白鹿横空而过只有两次。一次是白灵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错误的审查当中,被活埋掉,被处死了以后,有一个白鹿横过长空。另外是那个关学的大师朱先生,朱先生死了以后那个雪野上又看见横空而过的一个白鹿。

当然,《白鹿原》要我看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局限,这个局限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过于美化了朱先生。在作者笔下,朱先生是道德修养很高的,也是很得乡里尊重的一个人。但是朱先生的思想绝不是拯救白鹿原的方向。正是在这个地方人们看到的恰恰是陈忠实思想的局限。因为白鹿原要改变落后的面貌,决不是朱先生这一套可以奏效的。朱先生这种文化思想,是产生在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中国要走现代化的路,中国不能够回头去再走过去的那条路,那是走不通的。所以,如果想按朱先生那一套,让白鹿原进入理想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按陈忠实的描写,朱先生是“关学”传人。关学从其开山张载开始,就非常重视实学,重视实用,重视经世致用,这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在中国学术史上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关学毕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因而很难担当起推动白鹿原上的人们走向现代化的精神指针、拯救之道、中国发展的未来,白鹿原的方向不在这,不在朱先生们身上。把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这就是局限。

《羊的门》是《白鹿原》之后又一部值得注意的反思性作品,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作品后来有一点争议,但我对这个作品评价比较高。我以为它写了呼天成这样一个典型性格,呼天成就是他们那个村的上帝,他能力很强,自律也很严,包括他的婚姻爱情生活,要求也极其严格。村里人活着的时候要听从他的安排,住进统一模式的“新村”;死了以后,又要按照统一的墓的号码,三六九,这样排下去。

呼天成又很有眼光和魄力,他在省委副书记最困难的时候,救了这个省委副书记,而且省委副书记“文革”当中被斗得要死,他把他藏起来,冒了很大的风险。后来省委副书记官复原职以后,村里要办面粉厂,批机器、贷款等,就是省委副书记给帮的忙。呼天成的关系,可以一直通到中央,中央有些领导与他关系不错。他还具有现代的经营意识,他们村生产的东西在北京打不开销路,他就给管销售的那个菜市场送了一辆汽车。菜市场得了好处,便屁颠屁颠地销售他们的产品。你可以看出这个呼天成确实是很有本事的。

一个作家在一部作品中能塑造一个形象留下来,这个作家这辈子也就值了。河南作家李佩甫在《羊的门》里塑造的这个呼天成,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留下来的典型形象,至少不在《白鹿原》的白稼轩、鹿子霖、田小蛾之下。通过这个典型人物,我觉得可以看出作家的反思的一种深度。因此我就可以说,文学的反思,是处于整个知识界反思的前沿。下这样的结论,我觉得《羊的门》也是当之无愧的。

山东张炜十多年前问世并使他成名的《古船》也是反思性的,但这本书更多着眼于政治,文化反思味道并不十分浓。他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外省书》。张炜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作家。这本书写得很好,初稿28万字。现在许多作家写长篇越写越长,动辄就是四部五部,六、七部,几百万字。谁有时间这样看呀!何况有一些作品写得确实比较“水”。但张炜却不同,他硬是把28万字改到17万,真正是一个压缩了的艺术品。从艺术上来看,写得非常干净,把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尽行去掉。但是你看了以后,并不觉得单调,他的这个17万字,写了十几章,每一章也就是一万来字。张炜反复修改、打磨,写了6年。因为写得很浓缩,读者阅读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给他留下了一个广阔的,供他驰骋独自想象的,独自进行创造的艺术空间。

但是,我对这本书总体的价值取向,却不太赞成。对现在我们时代正在前进的历史潮流,作家本人找不到认同点,他要回到过去。而过去又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他笔下的那些主人公都是受难的,特别是叫史珂的主人公。忆旧吗?念旧吗?作品里写了几个退休了的人。退休的人都有怀旧情绪、怀旧心理,但他所怀的旧,回过头去一想,都是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包括他已经去世的那个夫人。夫人也是被别人霸占过了。现在他要逃到海边去,逃到他家乡的那个海边去。原以为,到海边就可以安宁了,想不到那个地方又变成开发区,轰隆轰隆地一阵阵推土机开着,他简直脑袋都要胀破了,都要爆炸了,找不到自己的灵魂,不知道灵魂的船在哪里停泊,找不到灵魂的家园。过去回不去,现实难认同,未来没路走,怎么办?这个作品就有这样一种情绪。但是我建议大家看看这部书,作家写得很漂亮。我觉得比他的《古船》写的在艺术上要成熟得多,你看他笔下的汉语言文字,能用得那样精炼,能造成那样一种空间。他压缩了文字,但是那个空间却绝对可以让你张开想象的翅膀飞腾。然而,他既留有空间,文字又很致密,这就是艺术上的辨证法。我们可以说,他写得很凝练,很简洁,但他同时又很丰富,这是凝练简洁中的丰富,是更高形态的一种丰富。

当然,这个反思不光是文学界的,整个学术界都对百年的历史进行反思,历史界、伦理学界、哲学界,没有例外。不是正在出版百年学术经典吗?

在文学研究当中,重写历史,就带有反思性质:重写当代文学史,重写现代文学史,重写古代文学史,等等。“二十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也是学术反思的一种表现。山东大学教授孔范今送给我他主编的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两册。我一看跟我们原来的那种编写现代文学史的观念有了很大变化。全书的结构、叙述方式、思路都不太一样。“二十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我们原来的,按照政治阶段划分文学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纠正。比如说我们文学史曾这样划分: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现在还这样分。以老舍为例,现代文学里非讲他不可,因为是大家。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仍在创作,《茶馆》就是名作,但却属于当代。这样,他就被切割到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两处来写。其他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都得把一个人分到现代和当代两个学科去写了。这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中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提出20世纪文学的概念,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孔范今这个文学史这样写法,就不必把一个作家再切成两半,成了统一的文学史,我觉得这还是很值得注意的。

重写文学史是《上海文论》提出来的,那是20世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现在看起来由《上海文论》首倡的重写文学史,如今也应当说是成果斐然,当代文学史就有好几家。现代文学史也有好几家,我们研究所里也搞了一个《中华文学通史》,这个《中华文学通史》大概争议比较大,批评意见比较多,主要是认为写当代有很多是衡量不当,跟作者关系好的人,就大章大段的,或者分章来讲,分节来讲,观念不太一样的就靠边,只提一下名字。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是有了多种文学史,形成一种文学史的多元格局。所以我是高度评价我们世纪末的这个文化、学术反思的潮流的。         

这个反思是被“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场灾难提上日程的,但是它并不局限于这10年,而且扩展到对十数年,数十年到150年的近代历史的反思。它是一种学术的反思,它的性质是文化的。在经过100余年的苦难以后,我们这个民族面临新的振兴的时候,对走过了的道路,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先辈以及我们自己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这中间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以便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好一些,走得更坚实一些。所以它看起来在形式上是回过头向后看的,但它的立意,它的指归,却在未来。就在我们已经进入的这个新的世纪,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讲。

 

文化视野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文化视野。实际上我们讲上个问题时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世纪反思当中谈到扩展眼界,就是从原来的唯政治的或者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唯阶级斗争决定论的,还有机械唯物论的狭隘眼界之下解放出来,给原来的某一些看法以补充、以修正、以发展。这种解放挣脱了“左”的、僵化的思想观念,让我们的思想冲破牢笼,然后获得的是一个新的开阔的视野。

在反思当中进行回顾,在回顾当中进行再思考、再评价、再认识,就是所谓换一个角度看。换什么角度?我以为可以概括为换文化的角度,这就涉及到文化。现在文化的定义很多,据有的学者统计,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200多种,但是概括起来讲,可以说,有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就是指人及其实践活动所留下来的历史的轨迹。人类通过实践, 通过创造,把自己物化在对象上,就是人在跟客观世界交往的关系中,给客观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这烙印以及这烙印的载体,就是文化。这种广义的文化在考古和历史学中往往指某一时期、某一地域人类的所有活动及其遗留物,比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星堆文化等。这些文化包括特定时期整个的人类的活动、从物质生产到它的精神生产,到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辨别仰韵文化或者叫彩陶文化,那是把挖掘出来的地下文物,当作当时人的活动、人的观念的凝固物来对待的。比如说半坡村,半坡村挖出来的盆,盆上的人面鱼等文物。这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化观念,在这一点上文化与文明的观念有重叠,文化就是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现在讲的后工业文明,也可以用大的文化观念来表述,叫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信息文化等。这就是广义的文化。

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文化。毛泽东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精神的东西,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管的就是文化,科技部管的就不是文化。科技也是文化。狭义的文化更多的是指精神上的东西。我使用这个概念,也主要是指精神上的东西,是指文化观念、文化心理、文化价值、文化理想、文化精神等等。1995年,我们六个朋友坐在一起对话,谈了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文化问题,共有九个。后来整理成《北戴河对话录》发表。我们的对话实际上带有文化反思的性质,所以反思就有了文化视野。

另外,文化视野的出现,也是一种需要,就是说当我们考察某些问题时,综合地进行考虑,就会发现任何一个具体事情的产生,都是由复杂的多方面的因素交叉的结果,恰好在那个交叉点上出现某种事情。所以任何一个事物,当我们要对它作深入的考察解释时,都不应把它简单化,我们可以抓主要矛盾,但是抓主要矛盾不是让我们把别的都忘掉,别的都不要。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念,多元观念。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如果一味地只是把它们简化,简化成一种因素,如果只有一种因素发生作用,而其他的作用都失去了,这个系统崩溃的日子就到了。文化视野的出现,就是人们力求多角度更全面地考察问题的结果。

文化因素和文化视野在文学界的受到重视,以创作而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小说。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趋势来说,原来单一的政治模式、单一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分析不够了。需要补充些多种因素。从文学之外的学术因素来说,就是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传入,它作为一种武器,新的文化被介绍、被接受,人们可以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来观察,这都是有迹可寻的。在文学批评上,世纪末的时候,有的评论家说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个文化转轨,文艺学、文学理论也出现了文化转轨。创作突进了,理论批评必须跟上去。如果跟不上去,就会出现批评的“失语”。文化批评的崛起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的。首先是创作前进了,接着是批评的跟进。

另外,文学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大量地介绍了西方各种文化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界就出现了所谓文化热,比如说城市的文化战略研讨就很火,上海北京都开过这样的一些大型会。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地方志的被重视,县、市、省都有方志办,市方志办、省方志办,组织专门人才重新撰写地方志。地方志就是地域文化的一种著作,一种历史性的著作,而文化在方志当中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面。各地的地域文化的研究,除方志外,还有更深入的专题研究。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有几套丛书,东北春风文艺出版社好像出过一部《中国文化丛书》,一个省区一本。广东有一个“岭南文库”,是关于岭南文化研究的专著书系,潮汕有专门从事潮州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所。他们那个地方还为本地的文化人、名人专门办了大型的文化博物馆。潮州人就在城里为著名学者饶宗颐办了一个学术馆,饶宗颐本人现在还健在,他是岭南的一位学术大师,现居香港,有多方面的建树。又如山西晋祠,入门东侧建了董寿平的绘画纪念馆,西侧建了明末清初学者傅山的纪念馆。在明末清初,他是一位可以跟陕西的李颙齐名的很有气节的文化人。

我发现,文化研究的展开,一是要有人重视,二是可能跟财力的情况有关系。潮州因为潮商很多,在巨额财力的支持下,潮文化研究是我看到的地方文化研究著作最多,也可能最深的。另外湖北研究楚文化也取得了实绩,出了十几本书,都是那么厚的精装书。这些都可以看出学术界文化研究的被重视和文化视野的开拓。

另外,在文学研究界,北大的严家炎主编了一套《二十世纪区域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丛书,共出了10本,其中就有你们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他是写都会文化的,那本书写得很好。我以为这一套书当中,头一个就要看他的。还有那个朱晓进写的《三晋文化和“山药蛋”派》。这套书作为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是很值得注意的。小说创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自觉地铺写地域文化的作品,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郭启宏的《潮人》,是突出写潮州文化的;陈贤章的《围龙》,是写客家文化的。这些作品都是可以看出来文学创作对文化问题的重视。最近,在学术界还有一个全球化和本土文化问题的争论,这方面文章也不少,也值得关注。

有一本书是很有用处的,这就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的,由刘建军等人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上下两卷,这套书逐个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每个城市介绍的篇幅都够一个小册子,有七八万字,有的到十万字,而且它的确是总结或者概括了有关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又是一个工具书,很有意思。

对现实的逼近与疏离

第三个问题是对现实的逼近与疏离。要我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和世纪之交的现代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一点应当是跟现实保持密切联系的部分。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古老传统,也是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因为作家、艺术家只能够以他们生存的现实生活当中,生存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获得自己的灵感。他的作品能够感动别人,一定是有所感而发,有所闻而作。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他的许多传世之作,就是贴近现实的,与人民共命运的。人们能够从以往的优秀作品当中看出作家所关注的万家忧乐,看出普通人的苦乐和他们的希冀。这是中国文学最可贵的传统。我以为,最有力量、最好的也正是这个部分。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屈原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晚年的时候,杜甫流浪到了湖南,在他百病缠身的生命最后时候,还希望能够“安得销甲作农器,普天无吏横索钱”。那时兵荒马乱,农民负担一直是很重的,他希望能把盔甲兵器熔化了以后作农具,普天之下没有官吏没完没了地要百姓的钱。他关心的还是这个。白居易呢,写过《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都是逼近现实,反映民间疾苦的。这是一种传统。

“五四”以来,鲁迅的小说,鲁迅的杂文,跟中国的老百姓更是通着的,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人们在他的遗体上覆盖的是“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的传统就是李大钊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很有名的一副对联,而李大钊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担道义”和“著文章”的事业。国民党跟我们对人物的评价很是不同,但对李大钊,很多正直的国民党人都对他人格评价很高,而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他被张作霖绞死在北京。这就是我们新文学的传统。

这些年来,文学向现实的逼近和现实主义的再一次受到重视,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河北的谭歌、关仁山、何申被称作“三驾马车”,他们的作品《大厂》、《九月还乡》等以直面现实而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在报告文学当中,这种趋势尤其值得注意,比如说李鸣生,这是当代报告文学家当中一直把目光坚定不移地投向高科技领域的一个作家,写了《国家大事》、《飞向太空港》、《中国八六三》等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新近又出版了《寻找北京人》,也是描写科学家的。此外,部队女作家孙晶岩的《中国金融黑洞》是写打击套汇等金融犯罪的。徐刚的《守望家园系列》,还有他最近刚出版的《长江传》,写长江历史和长江的现状的这样一部报告文学。徐刚原为诗人,后转入报告文学创作,主要写环境保护和生态危机方面的题材,成就卓著。

群众出版社的《九十年代大案要案系列丛书》,描写刑侦干警和司法人员与刑事罪犯斗争的故事,很受读者欢迎。卢跃刚刚出版不久的《卢跃刚自选集——观察中国》,上卷“在底层”,下卷“在高层”。他的代表性的作品《以人民的名义》写一个人民代表差一点被迫害致死。人民代表被非法审讯,被吊打,被颠倒起来吊了120多天,脚朝上吊。而这是一个人民代表,就是因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给他那个市的市长提了一条意见,然后就这样。卢跃刚就这件事连续写了两篇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写我们的法制建设。他还有一部重要作品,可以说是一个现实题材,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题材,这就是《大国寡民》,写陕西烽火社的原领导人的。这个书有一些争议,但是如果从作家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来看的话,还是很有看头的,集中反映了作家的才华,能够见出主体性的穿透力和批判精神。另外长篇小说当中张平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都是敢于直面现实人生的佳作。《十面埋伏》是写司法腐败的,写得惊心动魄,颇见力度。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刘平的《廉署档案》等等,这一系列作品,都涉及到当前现实生活当中老百姓所关注的领域。可以看出,现实主义还是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的。无论就人们的欣赏习惯和文学本身的力量而言,现实主义都是很经得起考验的。

但是有一些文学样式是在衰落,如果说衰落有点过分的话,至少可以说是低靡。比如说诗歌,我发现有很多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现在去写杂文、写散文了。比如湖南的李元洛,基本上不写诗歌评论了,改写散文了,散文写得很漂亮,我很欣赏他的散文。写谭嗣同的《霆崩琴》,写得雄放而见气势,还有他写的《唐诗之旅》,通过唐诗,来写他的一些地方旅行的感触,也写得相当不错。但是诗歌呢,著名的诗歌评论家之一孙绍振,当年曾是诗歌评论界的一员骁将,“三个崛起”的代表之一,他在不久前与王光明(也是一个诗歌评论家,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孙绍振在福建师范大学。)的对话中说,现在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要多得多。诗歌的读者少了,诗人出版诗集一般都要自己出钱的。要靠诗歌的稿费养活自己是很难的。但是在20多年以前的新时期文学初期,诗歌的发展曾经是非常迅猛,非常受欢迎的。当时北京的好多诗歌朗诵会,台上朗诵,台下大家都流泪。工人体育场就坐得满满的,朗诵者在上面朗诵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上面朗诵,下面人就流泪。郭兰英唱《绣金匾》唱出了“三绣周总理”,一唱下面的人眼泪又下来了。朦胧诗派的一些诗人也是在那个时候崛起,并很快风靡诗坛的,比如说北岛,有名的《回答》,“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就很激动了一些年轻的和不十分年轻的读者的心。还有舒婷、杨炼、顾城等人的诗,也很有名,很流行。

诗歌意境朦胧,但是它表现的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情绪,表现的是“文革”到了后期,“文革”刚刚结束以后,老百姓压抑在心底的愤懑的情绪。这种情绪山积,却找不到一个宣泄的出口,恰好诗人的诗歌反映的也是这种情绪,这就成了老百姓宣泄愤懑的最好出口。当时流沙河的《故园九咏》写得非常动人的。像《我家》中“荒园还有谁来/点点斑斑/小路起青苔/金风吹送落叶/飘到窗前/纷纷如摧债/失学小女牧鹅归/苦命的乖儿挖野菜/贤妻坐檐下/一针针为我补破鞋/秋花红艳无心赏/贫贱夫妻百事哀。”这里写的是他自己“文革”中的家。《故园九咏》中的《哄小儿》,也非常感人,“爸爸已做棚中牛/回家又变家中马/笑跪床上四蹄爬/乖乖儿快来骑马马”、“爸爸驮你打游击/你说好耍不好耍?/小小家中有自由/门一关就是家天下”、“千万莫到门外去/去到门外有人骂/都怪爸爸连累你/乖乖儿快拿鞭子打”。这首诗读后是让人落泪的。他叫孩子不要到门外面去,到了门外人家打骂你,这都是实有其事的。而流沙河原来是什么样呢?在1956年写著名的《草木篇》里的《白杨》时,说白杨像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高指青天,狂风吹来,哪怕是把它连根拔起,也不肯把它骄傲的腰弯一弯。一派孤傲狂狷的人格自喻。他还写仙人掌,说它被逐出花园,赶进沙漠,也不给水喝,在那里它生儿育女,繁衍生息。这个意象好像不幸而言中了他后来的命运。到了“文革”当中,你看他是一个什么精神状态?他有一首诗写“文革”中间的状态的,说他像狗一样地被拖到街上。他跪在地上求饶,让他们不要把他一拳毙命。知识分子原来不是那样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吗?没有了。剩下的是像狗一样被拖到街上,跪在地下求饶的懦弱者了。

但是近些年的诗歌,有一些太个人化的写作,作者是过于躲进自己情感的狭小天空,找不到跟普通老百姓交流的那个交汇点和结合点。而在语言上又受翻译诗的影响,那些被我们翻译了以后的外国诗篇,句式多欧化,受这种欧化句式的语言影响,来写汉语诗,读起来都非常生涩。像我们这些专业搞评论的,读起来都觉得很难交流,何况一般读者。你想这样的诗怎么可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呢,而且有的人就觉得诗本来就是写自己的,写给自己的,但是你写给自己就没有读者了?任何一个作家也不可能不考虑他的读者!当年被周杨称为人民的艺术家的几位中国大作家,老舍、曹禺、赵树理他们,哪一个写作的时候不想到他的读者?他们都是首先想到他们的读者,然后才来写的。我们有的文学样式的衰落,当然原因很复杂,不光是我讲的这个,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可能就是跟人民群众生活的疏离。报告文学为什么大家一直那么欢迎?而且有的报告文学从文学性上来说可以挑剔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报告文学作品还是受欢迎,而且有些还能引起轰动效应。像何建明的《大学系列》中的《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等作品,就都引起过轰动。

你要挑剔我们老何家的这位作家,他文章中可以挑出的毛病肯定不少,但是从总的方向上看,他抓对了,老百姓欢迎这个,他也因此而名声大躁,何建明就是这样赢得了他作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报告文学家的地位,特别是在大学生中间,影响更大。

风格·人格·道德

还有两个问题我简单地讲一下,因为前面讲得多了一点。先讲风格、人格、道德,或者道德、人格、风格。这一点我介绍大家看两本书,一个是由我和杜书法主编的《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山东教育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另外一本就是舒乙馆长讲的我那本《文格与人格》,这本书大致可以反映出我比较重要的文学理念。我个人的文学艺术观念是趋向于经世致用的,是趋向于文学为人生的,我们这代学人大致上都是这样。但是我并不封闭,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那些作品或论著,只要是写得好的,有艺术性的,我也能欣赏。我主张文学形态,文学观念多元的格局。题材应当多样化,风格应当多样化,艺术手段应当多样化。因而我很欣赏王蒙讲的,一个作家应当多几副笔墨。但是,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我一向是在我的文学评论活动当中,把作家为人和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评价的。我相信鲁迅先生讲的,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就是水。鲁迅先生能够从郑板桥刻的那一方“难的糊涂”的印章当中,发现叉手叉脚的名士气,发现郑板桥的人格。论文评画,鲁迅先生非常重视作家、画家的人格。

我觉得在现在有很多作家,有的可以称为大腕,或者星级大腕,但缺乏一种必要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缺乏在人格上的自律和道德上的自律。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作家成为完人而后创作,因为作家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缺陷,包括人格上的缺陷,道德上的缺陷。但是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应该想到,你的作品是给很多人读的,印一千,一个作品按五个人来算,就影响五千人。如果印十万也就五十万人读你的作品。印一百万呢?所以影响很大,因而要注意在道德上的自律,要注意在人格上的自律,不能把写作作为一种泄欲的工具,这是我所不赞成的。

另外,还有一些比我年轻得多的作家,他们的年龄算起来,是我们这样年岁的人的儿女辈了,或者是孙子辈了。他们不讲责任心,写作过于随意,比如像《糖》、《上海宝贝》这样一些作品,我不能说他们写这些东西完全是杜撰,但是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的东西进入作品总应当有所选择呀!总应当有所评价吧!那样的作品,据说发行量很大,里面写吸毒,写乱交,写得津津有味,我就很不赞成。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作品,由比我们年龄小到三分之二年轻的女孩子去写,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了,是大失所望的,也是很难过的。在文学当中出现这些作品,确实是文学的堕落。在一个作品中你即使是写纯艺术,即使是写你个人的感情,也应当有助于提高你自己的精神境界,有助于提高读你书的人的精神境界。现在有了“娱乐文化”。我赞成创作当中应该有消闲的东西,人们开始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讲究消闲。我不是认为不应当有消闲,但是消闲要有品位,不能搞低级趣味。我主张文学为人生,主张经世致用,但是应当是寓教于乐。

文学娱乐的一方面,这是文学审美性质所决定的,很严肃的作家也有游戏之作。杜甫是那么严肃的作家,就写过《戏为六绝句》。那是诗论史上的名篇。白居易那么严肃的诗人,但也有戏题。谪贬九江时,他曾把一棵石榴树移到衙署的阶下,可是石榴移进来以后,它就不开花了。白居易便写了一首戏题石榴花的诗,他开了一个玩笑说,“亦知司马夫人妒,移到阶前便不开。”石榴花本来开放挺不错,不开了,就是因为司马夫人嫉妒得太厉害了。这是戏题。被苏东坡誉为“匹夫而为百代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韩愈,曾写过一篇《送穷文》,决心把那个穷送走。乾隆皇帝看了《送穷文》以后,说是“偶一为之可也。”鲁迅先生讲杂文是战斗的利器,是攻防的手足,他说杂文是匕首,是投枪。但是鲁迅先生也讲把玩,就是说他的那个很严肃的杂文,其艺术的高超,其思想的深刻幽默,都可以把玩。所以我们分析文学就不能绝对排除消闲与娱乐。文学要适俗,适应群众,但不能媚俗,一媚就坏。取媚那些低级趣味,作家就跌分。文学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情况。关于人格道德的问题,可以说的话还很多,作品我就不多说了,前面介绍大家看我的两本书,希望一定看看。

文学批评的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最后一个问题:谈谈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第一个倾向是批评的贫困,批评的贫困当然有物质的层面和思想的层面。

一个时期以来,文学批评刊物好多都倒闭了,园地缩小了。评论文章,给稿费比较高的好像是三十块钱一千字,我不知道现在升了没有,反正很长时间就是这样。权威性的刊物如《文学评论》亦不例外。《人民日报》可能稍多一点,《光明日报》也大致如此。南方多一点,像《南方周末》,但总不能把文学批评全部都写得像随笔。另外,批评文章出书,很困难,出版社要钱。出版社出了书以后,他希望评论家能写点文章,说他这个书出得好,多卖点钱,多发行。但是就是写这类文章之所得最后加起来,一分钱都不花,拿来给出版社让他们出这些文章汇编的集子,也不够。因为按照市价出书可能是十万字,一万元,这算公平价。30万字一本书,要3万元,哪里去弄?这是批评的贫困的物质方面。

另外,更重要的批评的贫困,是批评家思想的贫困。普希金曾对批评下了一个定义说,文学批评是关于作品优点和缺点的学问。我看这个提法也对,但是不完全。批评家通过批评作品,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表述批评家对艺术、对人生的认识。批评家批评文学现象,但通过对文学现象批评要表达的是自己的看法。如果一个批评家连自己的看法都没有,只是跟在作家的后面,你肯定是评论不好的。就我的体验,那怕是对待那些大作家,你作为批评家,只要成为你批评的对象,你不妨稍稍站高一点,俯视地看他,这样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他是很伟大的,但是你不要跪在地上看,你跪在地上看,已经没有了文学批评的资格。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是作家,是我的批评对象,我就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更远一点。所以不能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依附。

有人说,搞不了创作才去搞文学评论,画不了画才去搞美术评论,这是一种很片面的看法。事实上,就有既是艺术家又是批评家的人。他们不仅是创作的高手,也是批评的大家。王朝闻就是一个大雕塑家,刘胡兰的那尊著名的雕像,《毛泽东选集》上那个毛泽东的浮雕像,都是他的。他是大雕塑家,也是美术评论家,最重要的川剧评论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何其芳是第一流的诗人,也是著名的理论家和评论家。茅盾既是大作家,也是评论家。老舍既是大作家,也是评论家,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我是读过的。

所以我觉得批评家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应该在作家止步的地方,再向前进一点点。你不能前进一点点,你就是没有出息的评论家,就是混饭吃的。你的批评要对作家有帮助,对读者有帮助,要能够跟作家相互发明,要能够看到作家虽然写到了但还不十分自觉的东西,这样,你的批评才有价值。因此,培养一个理论批评家,要比培养一个作家的周期长得多。作家有一定的生活,有一定的才能和文学素养,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来。批评家则不能够。因为你要把你所批评的作家放在纵的、横的、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当代的背景之下来评论他,你就必须有足够的学养和知识准备。文学评论家要评论作家的思想,自己必须首先有思想。所以现在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文学批评家没有思想。这就是我所说的思想的贫困。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思想,也有不少年轻的批评家是相当不错的。最近有两套文学批评的丛书,我看就不错。一套是由杨匡汉主编、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是由赖达人主编,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这两套书的作者都很年轻,值得向读者推荐。

批评的第二种倾向是不实事求是,或无原则吹捧,或无原则贬损。这包括广告式的批评,“托儿”批评和所谓“骂派”批评。对于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批评家来说,最起码的要求是,你的批评必须与你批评的对象相符。这样,你对作品的好、坏、美、丑的评论是否符合实际,就成为关键的问题了。以所谓“骂派”批评为例,常常是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乱说一通,瞎贬一气。最近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年轻人叫葛红兵,他在1999年《芙蓉》第6期和2000年《芙蓉》第1期写了两篇悼词,一篇是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所写的悼词,一篇是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所写的悼词。两篇悼词分别把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批评一笔抹掉,我念一段大家听一下:“在这个叫做20世纪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这就有问题了,作家为什么一定要无懈可击呢?“能找到伟岸的人格吗?谁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很遗憾,我找不着。”他接着这样说鲁迅:“鲁迅,这个被人们当成一种理念,一种意志,一种典范,甚至被捧到民族魂的人,又当如何?发生在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为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是这样的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创造社作家说他是世故老人,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终其一生,他没有一个比他地位高的朋友。他的人格和作品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同一?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配享有民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葛红兵不仅给鲁迅扣上了专制主义的帽子,而且对巴金、老舍等这些中国文学在20世纪里的巨人,也一个个排头骂去,几句话就骂倒,没有一个可取的。郭沫若不行,茅盾不行,老舍不行,曹禺也不行,都不行。最后他搬出几个外国的作家,说只有那几个外国人行。中国人写中国人的文学,外国人不写中国人的文学。他们写得好,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把那些公认的中国大作家说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根本态度的问题。

20世纪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奔向解放的一百年。中国的新文学是跟中国的革命,是跟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是跟中国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斗争同步发展起来的,是立了丰功伟绩的。在中国革命斗争当中,如李大钊,如柔石等五作家,如瞿秋白等等,他们都是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为了文学,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我们怎么可以在世纪之末的时候回过头来一看,说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文学,什么都没有。我们不可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些年轻的朋友头脑中“文革”的思维模式还没有去掉。两篇“悼词”是典型的红卫兵思维模式,否定一切,打倒所有的权威。打倒权威你就是权威了吗?我看未必。

记得“文革”中间,那些红卫兵斗俞平伯的时候说:“我们一定要把你斗倒斗臭,我们要是不把你斗倒斗臭,也会像你一样,变成反动权威。”现在回头一想,此话何其可笑。像俞平伯这样的学界大师,岂是随便什么阿毛阿狗可以变成的,不要说打倒他,就是跟着学,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俞平伯只有一个。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里面有很复杂的成才因素,还有个人天才的条件。打倒了他,你补不了那个缺,打倒了他以后,那个位置还轮不到你,你坐不上去。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换一换想事方式,包括我们的年轻朋友,还是换一换好。我们还是应该以一种充满理想、充满希望的精神,去看我们的文学。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应当提倡一种刚健的精神,应当提倡一种鼓舞民气和士气的精神。不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问题,多少困难,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活了六十多年了,根据我六十多年对历史风云、人世沧桑和自己坎坷经历的体验,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起飞点上,正在经历一个上升的过程。你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批评家、理论家,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能为我们民族的上升做点什么?你做不了什么,不要做,但至少不要拉后腿,你不要拖着她上不去,你不要给她泄气。所以今年《生活时报》的第一期约我给他们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新世纪的寄言》。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倡刚健的民风、民气和文风。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必须继承和发扬的话,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学跟人民、跟民族是共命运的。

在我们这个民族起飞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有与这一起飞相称的文学,我们应当有我们自己时代的英雄,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在座的朋友们有的比我年长,有的年龄和我差不多,还有许多比我年轻得多,我们都跨过世纪了。你们年轻的是跨世纪的新人,我们则是跨世纪的老人,但是新的世纪是属于你们的,当然也属于我们,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今天能够有幸有缘齐聚一堂,在现代文学馆这个地方,由我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与大家交换意见,心里很高兴。我们都应该为我们这个民族在本世纪的振兴做点什么,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有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新年伊始应该讲一些鼓劲的话,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谢谢大家。

回答提问与交流

舒乙: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提问题了。

 

问:你怎么看《国画》这部小说?

答:这是一本揭露官员腐败的书,反映腐败的书。我的老乡著名批评家阎纲看了以后说,这是一本“新官场现形记”。我觉得他讲得有一点道理,这本书反映出来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但是让我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就是现实生活当中这方面的问题要远比书中描写的严重得多。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本逼近现实的书吧!但是从艺术的眼光看,它还是有一些缺陷,比如说笔墨散了一点,写得琐碎了一点,但是整个来说,我个人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问:众多的媒体现在都在讨论“韩寒现象”,对他的写作比较关注,都说他痞气十足,有一点小王朔的作风,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见解?

答:我对韩寒的作品没有研究,媒体上我看得也不多。至于王朔,倒可以谈一点。王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作为一个严肃的、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说,不应当用一句话来评论他。他最近出了一本书,一本叫作《无知者无畏》的书。这是一本他自己对于很多文学现象和好多作家发表意见的书。这本书原来还有一篇关于鲁迅先生的,后来没有收入书中,在别的地方发了。王朔的创作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把那些我们一向认为很崇高的东西拿来作为调侃的对象。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之下,出现了王朔的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在渲泄某种社会情绪上,在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上,我觉得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一定的积极性,不能说是“痞子文学”。但是王朔也有一些在我看来不太正确的观念,比如他对知识、知识分子采取的那种调侃态度,比如说在他的这本带有文学批评性质的书中的某些过于偏执的判断。当然,也不能够说他这本书完全没有道理。他专门有一篇评老舍,我就觉得里面有一些判断不够正确或者是不准确。对金庸的评论我也觉得有一些问题。总之,王朔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王朔是一个很有才分的人,王朔在现代北京语言的运用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夫的。

我昨天晚上刚接到一个作者的电话。他写了两本书,送给出版社,出版社都是说要出,于是他就辞掉了工作。他在深圳原来是打工的,辞掉了工作就等着出书,等了两年。他花在写作上的投入大约10万多块钱,他书出来以后只有赚10万块钱才能够本。但我还是劝他一方面等着书出来,另外一方面赶快找一个工作,有一口饭吃,我用孔夫子的话劝她“行有余力,而后学文”。专业作家的这个概念,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概念。在国外有畅销书作家,但是一般的创作者写一点东西,还得有别的谋生之路。在我们国内这种写作方式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比如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国粹系列”的三部小说,作者罗萌就是做了20多年的编辑,文学知识有了一定的积累,然后下海,下海赚了很多钱,他就住在宾馆里,把他的那几个作品写完。如果出版社需要补贴的话,他还能给钱补贴,“行有余力,而后学文”嘛。你一开始就把工作丢掉,去吃写作这碗饭,那其实是很危险的。要我看,在中国要走专业作家的这个路,不是很宽广。

 

问:现在近百年来的科技发展是非常快的,就是说上一个世纪的发展比再前一个世纪的发展差得许多,那么我们这个文学、艺术的成就比上一个世纪来说,您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因为您是专家,我想除了何先生以外,舒馆长也分别给回答一下。

答:上一个世纪,即20世纪,科技发展是很快的,特别是进入到后半个世纪。人们有一个估计,说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大概超过了人类几千年的发展的总和。迈入新世纪以后,科技的发展会更快,那么我对上一个世纪中国的文学怎么评价呢?我以为上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个辉煌的世纪。因此,我不赞成葛红兵写的那个悼词。在上一个世纪血与火的考验当中,中国的文学和中华民族是走着同样一条曲折的、艰难的道路,出现了一批文学上的巨人,我们有了鲁迅,有了郭沫若,有了老舍、曹禺、巴金,包括赵树理,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家群。在文学的学术上,也出现了一些巨人,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钱钟书等,他们都是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对于文学是有贡献的。

上上一个世纪也就是19世纪,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伟大的人物,比如说被称为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诗人和中国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的龚定庵就是。这是用恩格斯评价但丁的语式评价龚定庵这样一位伟大的人。18世纪则是中国《红楼梦》产生的年代了。上一个世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文学上辉煌的世纪,也是文学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一个世纪。在这个行程当中出现了许多的文学巨人,我们不能够简单地说,这些人当中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那是很复杂的。前年刘再复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托尔斯泰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啊。托尔斯泰由于各种原因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一位作家。所以不能够由这一个标准来衡量。这是一个标准,但这不是惟一的标准,也不是衡量我国文学的一个主要标准。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回答能不能让你满意。

 

舒乙:我们评论科技的成就和文学的成就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科技的成就几乎从来都是后来压倒从前的,科技的进步永远都是一种直线的、上升的或者是几何参数上升的。唯独文学不可以这样讲,文学有的是历史上的高峰,而后面突破不了的,也不一定说后人一定要比前人强。文学包括艺术大概都是这样,包括建筑,包括美术,包括雕刻,包括音乐大概都属于这样的。就是说后来的人不一定都要比前面的人进步,后面的人一定要盖过前面的人或者超过前面的人,不一定。包括咱们今年元旦音乐会,维也纳金色大厅一遍又一遍地奏着的歌剧舞曲,现代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们两个在圆舞曲上的造诣。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所以从文学上来看,最好不要这样比,这个季度比上一个季度再比上一个季度。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文学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恰好是当这个馆的馆长。我们这个馆就是要展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成就,正好落到我的手里来。我们觉得,中国20世纪在文学上是非常强的,所以巴老才建议盖这么一个馆,把它的辉煌展示给世人。那么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是一个奇峰,是一个高峰。我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各个方面都很落后,经济、政治极端落后,但唯独文学是我们的强顶,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骄傲。我们在最落后的时候,唯独还有一个骄傲的就是文学。所以要建这么一个馆,把这些人的成就和几代人的成就都积累起来。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中国最辉煌的一件事情就是革命,而这个笔杆子在革命当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在中国是非常独特的,国外是没有的。这一条在19世纪是肯定没有的,所以这个也非常特别。再加上咱们20世纪进行了文体的革命,整个就换了一个面貌,这个当然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出现了许多新的文体。例如今天评价特别高的报告文学,那都是20世纪才有的,19世纪没有的。另外,话剧也是没有的,新诗也是没有的,这些当然都是空前的。这是由于文体带来的变化,当然还有像刚才所说的出现了许多大师、许多大匠,出现了许多经典,这些都是20世纪的骄傲。从这个方面来看,20世纪的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高峰,这个是完全可以这样说的。

今天,何西来教授给咱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讲演。他很有激情,包括出席许多有他参加的文学评论会,他是当中最有激情的人之一。文学评论家一般都是非常冷静的,说话调子很慢的,起伏也比较少,唯独他就像诗人一样,他的眼睛炯炯有神。

我有一篇文章里写过中国的文人里面眼睛炯炯有神的,第一个人是叶浅予,叶浅予的那双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因为在“人艺”我看过他看戏。他看戏不好好看,他随便抓过一张纸来就画,他那个速写的功夫之大,明明是一个跳舞的演员在转,他看了一眼之后就能画一个转,几秒当中就能完成,所以你就注意他那双眼睛,你别看戏,你看他,他那双眼睛真历害,这是一个人。第二个人是汪曾祺,汪曾祺是一个作家,非常有名。他的样子,后来我知道,他得了肝病,爱喝酒,他的脸呈灰色,脸色很不好,显得很疲惫、憔悴。但是你要看他的那两只眼睛,那双眼睛真历害,炯炯有神,证明他是脑筋各个方面都非常敏锐的一个人。文学评论家炯炯有神的就是何西来,他有时候发表的评论有很高的激情,而且他很用功,他不像有些评论家,现在很油,开的会太多了,今天出席这个会,明天出席那个会,不好好看人家的原著就开始发言。他不。他不仅发言而且还写稿子,还照着稿子念,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学问的人,也是一个带着很大激情的人。

今天,他最后的那些话,是对文学评论界很高的一个期望,他写了一大堆关于文学和道德的文章,文学和人品的文章,他自己在这方面很自觉,他自己在实践,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好,包括对我本人也有很大的教育。我想今天也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来回报他。

今天这个演讲是21世纪的第一次,领前啊!也为我们这个演讲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开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我刚才粗略地数一下,出席我们今天这个讲演会的已经超过了300人。下大雪啊,这不简单。我特别感动,预示着我们这个讲演在各个方面有好的前景,来讲演的人都有好的思想,这个思想肯定对我们大家有所启发。那么多人愿意来听,愿意来交流,所以我觉得在21世纪,我们来了一个开门红,我们一定要努力,要把这件事情办好。

 

何西来:谢谢大家,谢谢舒馆长。现代文学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圣地,我们能够到这个圣地来,在新世纪的开始,在新千年的开始,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有缘份来交换意见,对我来说就是“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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