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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题：老舍的内心世界
演讲人：舒乙（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时 间：2001年2月4日
今天我来讲讲现代文学和老舍文学。中国现代作家是非常强的一批势力。毛主席原来在解放前，他因为搞革命，有三大法宝：一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他尤其注重统一团结知识分子、著名的作家、著名的学者。蒋介石周围几个重要的高参最后遣责蒋介石，说你周围没有几个聪明的中国的智囊，他们全跑到毛泽东那儿去了，这是你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蒋介石到晚年也承认了这一点。由于毛主席团结了很多杰出的作家、杰出的文人、杰出的思想家，他领导的革命才能很快取得的成功。
加上枪杆子。那个时代中国很奇怪，有一批非常杰出的作家，我指的那个时期，是1919年—1949年，仅仅30年。这30年，我们现在在文学史上有个名词叫作“现代文学”，这个以前叫“近代文学”，这个以后的叫“当代文学”，包括今天都叫“当代文学”。这个跟历史的定义很吻合，甚至就是套那个来的。
但是这30年的现代文学，从现在翻过去看，因为已经隔了50年了，产生过很多大作家，很多大作品，甚至成为经典。什么叫经典呢?经典就是它能够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汰、考验还存在下来。而且它可以跨越国境，可以翻译成各种文字，别的国家的人也很喜欢，这个就叫经典。经典跟流行是不一样的，流行的话就是风行一时，过了这一段就没人提它了，也翻译不出去，基本上属于这一种，有点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一般唱不了多久。但是你看那经典，比如说《茶花女》呀，什么其他的歌剧呀!可以一唱一百年，个个国家都可以唱。那么我们国家的现代文学很多都能够进入经典，就是现代文学的那些巨匠的代表作一直可以延续到今天，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学，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
严格来说，我们解放后的文学发展得非常差，当代文学比起现代文学成就要差得很远很远。而且我跟大家说鲁迅先生死得早，他1936年死的，其他的好多人都是一直活到解放后。就是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冰心，你可以发现解放后的这个冰心，就写不过解放前的那个冰心，写不过解放前的那个自我。
你想那些作家都是出生于有钱人家庭，为什么呢?如果他没有钱，他上不了学，他成不了知识分子，当然也就成不了作家。所以你一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这个人，这个人多半都是官僚出身，地主出身，资本家出身，这样他就被打入改造、检讨的这个行列去。所以你看很多作家刚一解放就进了什么华北大学呀，社会主义学院呀，不断地在检查自己、写自传、改造。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把自己那个阶级背叛掉，写检查、写很厚的自传。
大家可以想象在这种气氛下，作家的这支笔是绝对拿不动的，因为他拿笔的时候他就要考虑：我这句话是不是小资产阶级，我这句话是不是资产阶级。老天爷，如果每句话都在自我考虑的话，这个创作的自由、思绪、激情是一点都没有!主观上很努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别穷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眼睛向下的，平民意识很浓的，都是早就背叛自己那个出身的，都是中间偏左的，都是同情共产党或者本身就是共产党的。
而我们太习惯于什么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了，这种想法不完全对，但是偏偏在解释这个问题上用这个。因为当时是这样一种环境，当时是用这种思想指导来过日子的。你用这种方法去分析这个现象就可能对，就是，他是惟一的穷人出身的人，解放区的不算，解放区的很多人都是工农出身的，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我说的是国统区的，因为有分量的作家都在国统区。老舍先生出身在，按现在毛主席阶级分析方法，是城市贫民家庭，他是城市当中的最下层。假如说不是很偶然的机会，他成不了知识分子，很偶然的机会成了知识分子，成了整个这个舒家的家族历史上惟一的第一个读书的人。一家人全是文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进了免费的师范学校。
中国师范学校发展得很晚，一共才一百年的历史吧，基本上是仿效西方和东洋来的一种先进的教育制度。这个基本上是光绪、慈禧干的好事。慈禧不是说一点好事也没干，她被外国打败了，她也要反省啊，一国之主的她也要前进啊，也要适应这个世界形势的变化。所以她引进了师范。老舍先生是师范生，这个师范对中国的贡献大得要命，就是中国有一大批杰出的人是师范毕业生。师范的最大的优点是不要钱，就跟我这讲演似的，不要钱，而且那个时候师范好到什么程度，远远比现在的师范好，现在这个师范没有继承光绪和慈禧的传统。那个时候，我看老舍先生他师范的那些同学录，就是乡下的穷孩子考师范，什么都不要钱。发衣服，一年发两身衣服；还发呢子大衣；还发皮靴，一年两双；发帽子；学费免费、住宿免费、伙食免费。你只要进师范就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再穷也没有关系。而且那个时候北京师范好到什么程度，老舍先生是第一届，1912年，到毕业的时候是1918年，第二年才“五四”运动。他的下两届，不是师范都有实习吗?到小学去教两三个月的课吗?全班开赴日本实习。现在师范学校哪有这种待遇?
偶然的机会进了私塾。当时没有很多公立学校，都是私塾。私塾正好赶上师范，他自己就报名，一千人报名取五十个。他因为是穷人，很用功，被录取进了师范，一进师范就有保障了!师范毕业，因为再也念不起了，所以他没有大学学历。他就是个中专生啊。像中专师范学校这样的学历，以后自己自学成才。
他是这样出身的，这样出身的他回国很晚。1949年年底他才由美国回来，回来最晚，所以最落后，最不革命，对革命最没有贡献。大家都瞧不起他，但是这个人自我感觉良好。你想共产党代表人民大众，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咱穷人啊!我跟你是一头儿的，咱用不着改造。他自己肯定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个就例外了，就迸发了非常高的创作激情，好像打开闸的河水，一泻千里。你看解放后，他一共才活了十六、七年。居然，现在我翻了翻，大概剧本就创作了26部，他绝对高产。他一个人有两个创作高潮：30年代、40年代他有一个创作高潮；解放后，他也有一个创作高潮，这个创作高潮的代表就是《龙须沟》、《茶馆》。因为这个是经典，而且是世界级的经典!没得说，别人任何人拿不出来，只有他一个人在两个时期，两个50年里头有两个高峰。这个只能用穷人解释，没有办法了。但是他很奇怪，他回来的时候，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尖头皮鞋、手杖，那绝对是个怪物。你想1949年底，所有的人都是灰色的中山装，女同志都是列宁服、八角帽、布鞋。他绝对是个怪物。但是回来，他也不改，也不去再做一身，就穿着那个到处走。所以别人不理他，可他自己高兴，咱穷人!
我现在发现很小的一个文章，是在美国的一个留学生的一个铅印的一个小刊物里头，他们转载了老舍先生一篇解放初期写的一篇小文章。这个小文章虽然很小，但是我觉得可以解释很多问题。题目叫《三个老姐姐》，就是老舍先生有三个一个娘生的老姐姐，比他岁数大得多，在生他的时候大姐就出阁了。生他的时候妈妈因为很年迈了，流血过多，就昏厥过去了。这小弟弟就扔在地上没人要了。这大姐听说妈妈生娃娃了，由婆家赶回来。那个时代的冬天北京冷得要命，一进门就看见满屋子人围着炕转悠，抢救这个母亲。母亲还没醒过来，这个小弟弟只是裸体地扔在地上。老姐姐对他好得要命，一把揣在怀里，大姐的眼泪给了他人生的洗礼。
等他由美国回到北京以后就找这三个老姐姐，他以为她们早就饿死了。因为你想抗战的时候，他就在后方，没有联系。然后他又到美国去，又是解放战争，也没有联系，因为都是穷人，他以为她们早就饿死了。回来就急急忙忙地找，到处找，都给找着了。老先生特别高兴，就频频地请这三个老姐姐吃饭，下这个饭馆下那个饭馆。一会儿翠花楼，一会儿全聚德，老姐姐当然高兴死了。他一看她们穿的还是有补丁的衣服，但是洗得很干净了，他就不断地刨根问底，你们是怎么活过来的，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老姐姐很高兴，就说现在没事了，不饿肚子了，吃饱饭了。为什么呢?你这些外甥现在都当了工人了，都有了职业了。原来都是失业者，都是拉车的，现在当了工人了，都是工人阶级。当时还是配给制的，有配给制的粮食，很高兴。家庭的这些故事是绝对地感染了他。
这种感染，这种翻身感绝对是血液里的，绝对跟那个参观一下，或者调查一下，或者参加一下土改，是一点都不一样，这就叫做亲身的血肉的感受。那种翻身感是不得了的。所以从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一回来没隔多久就写了一个叫《龙须沟》的话剧。他1949年回来，1950年就写了这个话剧，一下子就起来了。他写完了好像还没有多少人欣赏这个作品，一下子被周恩来发现了。周恩来毕竟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说：我现在这个政权是新的政权，老百姓你别看敲锣打鼓欢迎我进城，对共产党是不了解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惟独这个话剧胜过多少个政治报告，胜过多少堂课。什么历史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胜过好多。为什么呢?因为好多老百姓都是文盲，不懂，你在台上演这么一出戏把他感动了，他在感动之余有思考，对巩固我们这个新的政权大有好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玩艺。
所以说他慧眼，他告诉周扬，发动你文艺界所有的宣传机器，因为周扬还兼中宣部副部长，表扬老舍先生，号召全国的作家向他学习。解放区来的作家有些不解，干嘛要向他学习?他有什么功劳，落后分子。只有这二位周不干，不仅不干，而且把当时“人艺”请到中南海让毛主席看。毛主席解放后看的第一个话剧就是这个话剧，并授给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解放后一直到现在，大概“人民艺术家”就这么一个是由政府颁发的。我就想用这个来解释他和其他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大家了解了这个就可以了解很多老舍作品，包括解放前写的那些。他这种对穷人的天生的悲天悯人，天生的这种人道，天生的这种同情，是他血液里的东西。这个可能是理解老舍作品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其次，我就想他和其他作家有点不同，他出身满族，我们是旗人。当初当然都是从东北过来的，但是在北京，比如说居住了三百来年，到了清朝的末年就成了一种在文化上熟透了的民族。他偏偏是这个民族的后代，这一点对他成为一个作家，而且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满族出身的作家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满族人少，现在满族变成了少数民族当中的第二大民族，这个一般的中国老百姓都不知道，以为蒙古人、朝鲜人、维吾尔人、回民这些人多，实际上满族人比他们都多。三次人口调查，第四次还没有公布呢。第三次调查下来，每次都翻一番，第一次调查出来大概满族只有一二百万，报上来以后周恩来不相信，说满族人肯定比这个多。他说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满族人都害怕，不承认自己是满族人，都改写汉族，实际上他们是满族人。你想满族人经过了辛亥革命，驱逐鞑虏，谁受得了啊!这是中山先生的错误。后来又变成溥仪的错误。他投降日本人了，当了日本人的傀儡皇帝，满族人觉得非常丢脸。满族人非常爱国，所以就不承认自己是满族人，你承认了以后人家不用你，欺侮你，瞧不起你，所以满族人填写籍贯的时候，一般都写汉族。
可是共产党政策里面有一个特别棒的政策，就是民族政策，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政策少数民族看在眼里，觉得很不错，其中满族人看在眼里也觉得不错，就不断地来更正自己的族籍，所以每调查一回就翻番。他不是生出来的，生哪生那么快呀!都是隐瞒了以后自己更正，更正来更正去，更正成一千万了。这一次人口调查咱们是十三亿，十三亿里头满族人占多少我现在不知道。因为还没公布呢，就在人口是十一、十二亿的时候，咱们满族人是一千万。可是满族当时进关的时候人数非常少。
大概从现在历史上记载，满族多尔衮打进来的时候是五万人，五万精兵男子，其中很多是少年，然后带着数万家属，大概有二十万进来了，统计当时中国的人口大概有一亿左右，所以所有的男人都编入军队。原始共产主义，包吃包喝，我们叫钱粮，一个月发三两银子，一个季度发两担米，钱粮供给制。当时所有的男人都入伍还不够用，八个野战军，正黄旗、正红旗、正蓝旗、正白旗，不够用再加四个旗，镶白旗、镶蓝旗、镶红旗、镶黄旗。八个野战军现在叫八旗，打进来了。以后不够用，把蒙古人都加进来了。以后不够用，把汉人也加进来了，等于汉军旗、满军旗、蒙军旗，三八二十四个野战军，统治全国。大概康乾前的时候中国最阔，在世界上当时中国最有钱、最强盛。外国人看当时的中国有点像现在中国人看美国，曾经有一度中国是那么强盛，有那么大威望。
天下太平，没多少事，农民也不太造反，那这么多军队就开始搞文化，这些满族人就搞各式各样的文化。因为他们有生活保障，这一点很重要，你看汉族的农民没有生活保证，成天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哪有工夫去搞文化。满族人不一样，他们搞文化，所以满族人会唱戏，每个人都会唱，会玩乐器；每个人都会玩，会养马、养狗、养鸽子、养蛐蛐、养蝈蝈；会养花；会搞曲艺，曲艺的品种还特别多，八角鼓、单弦、大鼓、快板、太平歌辞、莲花落，各式各样吧；会烹饪、会红白喜事、会看衣服料子、会风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会骑马、会射箭、会打拳、会十八般兵器……天下什么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满族人不识字，我所说的这些都不识字，但是会这些东西，文化熟透了。
1911年辛亥革命一成功，钱粮没有了，八旗解散了。但是这些男人，没有任何生活的技能，不会种田，不会做买卖。因为那时是严格禁止的，不会耍手艺，没有办法。男的有力气的拉车，有文化的教小学。妇女当然命运很惨，嫁人了。最后实在不行就是当妓女，但是整个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孩子，他是这个家庭里面长起来的，他当了作家，这不得了。没有不会的，见多识广。作家是需要见多识广的，什么都知道。这个会帮他大忙，就使得他的作品丰富多彩。
像我们家，我们这一辈四个子女，一个姐姐，两个妹妹，没有谁一开始就是写作的，或者就是以当作家为志愿，因为父母认为根本没有条件。他虽然没有直接跟我们谈过话，说你们不要当作家，但是他心里头肯定认为我们报考理工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那个时候，50年代初，当时最时髦的专业都是现在最看不起的专业，当时最时髦的是钢铁、地质、矿业、石油、师范。所以当时我们报的全是理工科，父母非常高兴，认为这个太棒了，建设国家。但是我想他们内心一定有这么个想法，就是我的这些孩子当不了作家。为什么?生活太单调了，就是小时候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留洋。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作家呢?老百姓的事一点都不懂，什么各种技能全不会，当什么作家呢?胡闹!说上北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才出不了作家呢。北大中文系只能出教授。像你们这样，他就认为生活的基础太贫乏。
但是如果像这么一个我刚才说的，一个满族的穷人，什么都会，这个人一旦掌握了文字技巧，不得了，他会写出非常丰富的东西。所以你看老舍先生，在所有的中国作家当中，这个现在看得非常清楚，是本事最大的一个。他没有不敢写的，绝对是个多面手，长篇、中篇、短篇、新诗、旧诗、话剧、京剧、曲剧、电影剧本、歌剧，还有曲艺、大鼓、相声、单弦、山东快书……全会!在中国哪找出这么一个人来?根本没有。全会，而且门清，这样的人当作家是不得了了。
最近高莽先生写了一篇回忆录，就是他到苏联去考涅楚克·瓦西列夫斯卡娅家里作客。那两个人因为到过中国，有中国茶叶，一看老舍先生来了，知道老舍爱喝茶，把中国茶叶拎出来了三筒。这三筒没有标记，是铁筒，说，“我们记得这是三个不同品种的茶，你自己看看你爱喝哪个”?他就把那个铁筒拿起来在耳朵上晃一晃，说：这是花茶，这是龙井，这是红茶。高莽坐旁边很惊讶，说这老头也太神了。就这样，什么都知道，门清到极点。这种作家太厉害了。
焦菊隐先生喜欢《茶馆》，他就说：老舍先生，你这个东西我们爱演，演着过瘾，观众爱看，看得过瘾。但是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你让那个第一幕的人演爸爸，到第三幕同样这个人演儿子，这化妆起来太复杂了。比如说，第一幕刘麻子，第二幕还是刘麻子，第三幕小刘麻子了，这换起妆来怎么得了?化妆、服装、道具、背景、布景很复杂。他说：我们换起来少说得一刻钟，一刻钟底下观众坐不住，那两幕两个一刻钟加起来就不得了，说这怎么办?那好办，我回去给你写一段数来宝，你派一个演员上去唱，介绍下一幕的时代背景和剧情，你不就把时间打发了吗?后面你就去化妆。回家他就写那个。隔了两天打电话说写得了，拿吧。就现在幕间的大傻杨，上来一个演员是要饭的，拿着两个牛的肩胛骨，上面拴了很多铃铛，零七八碎的小玩艺敲，然后嘴里头现编词。当时是一种乞丐流行的调调，这是土得掉渣的一种民间艺术。
当时这些要饭的人本事也挺大，他在沿街叫卖的时候看见这是个馒头店，就来歌颂这个馒头。他现编词，当然歌颂得很美妙，人家赏他两个馒头。就这种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老舍先生会这个，就把这加进那个洋的话剧。因为话剧是洋的，话剧是由西洋和东洋传过来的，寿命也是一百年。他居然能把它糅得很好。外国人看起来很好，中国人看起来也很好。这个东西只有本事特别大的人才可以做到应用自如，都糅到一块。这个是他满族出生的一些优点。
解放以前，满族人是很容易识别的。胡同口是车汇集的地方，总要放那么将近十辆洋车等着人来雇用。中间比如说有一个是满族人，那九个全是祥子，是乡下来的孩子。这九个全是笨蛋，跟祥子一样根本说不出话来，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文化太低。这个满族人，虽然头朝下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说话幽默得要命，那北京的话说得流利，他什么都懂。你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是满族人，那九个是汉族人。现在很难分别了，满族人和汉人混住在一起，这些本事全没了。当初在20年代那种分别明显极了，这么一个人当了作家，那本事大。
20年代的时候正好我们国家在讨论一件事，就是如何建立统一的国语。为什么呢?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提出来咱们要用白话文，古文跟我们现在说话之间距离太遥远，古文不是口语的，它是文言文，文言文跟说话是两回事情。你念一段文言文任何人都可以懂，因为它没有方言的这种限制，但是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达到这个水平。你念一篇文言文给那个烤白薯的，他完全是莫名其妙，犹如天书一般。所以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主张，咱们是不是搞一种口语的文体，跟老百姓结合，这样才能使得这个社会大踏步地向前，才能追上西洋的文明。大家说好啊，都赞成。但是要先满足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方言统一起来，你想要用我们平时说话的东西来写东西，那大家说的话都好几千种，中国方言有好几千种，而且严重的时候隔一条河这边和那边完全不同，这个太困难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广东人用广东话来写作，拿到北京来一点都不懂。这怎么办?不好办。要实行白话文必须先建立一个国语，就是说选一种方言，大家都来学这种方言，然后把它统一成国语。
20年代我们国家最发达的科学叫语言学，现在语言学最不发达，哪有几个学语言学的?当时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文学家都是半个语言学家，由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那儿开始，胡适，全是这样的，他们大规模地深入到语言学的构筑当中。现代语言学其中讨论一个事，就是创立国语，搞拼音符号，搞标点符号，这都是20年代咱们干的事，都是语言学家们干的。统一国语的时候，有好多个地方语言出来竞赛。就是用我这种变成全国人说话的母音，当时以北京话、苏州话、南京话、广州话、武汉话这几种势力最大，当然吵来吵去，狗血喷头，最后北京话勉强占多数通过了。就是中国的国语以北京话为基本母音，大家都要说这种，特别是在公众场合都要说这种。那么文字记载下来就是这种，大家也就都懂了，这就叫作国语。解放后换了个名词，叫普通话。讨论来讨论去，北京话作为基本母音勉强被通过了，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都在说苏州话。
这个决定使刚刚走上文坛的老舍先生占了大便宜，他是北京人。中国文人南方出才子，很少有北方人，不信到现代文学馆看，我展览四百多位作家的成就，底下都有小传、籍贯，不是浙江人就是江苏人。古代文人更是这样。那秀才、进士、状元全在那边，还有安徽，还有四川，甚至还有广东，但是惟独就是没有北方。北京的文人非常少，虽然它当了六朝的首都，但真正地道的北京文化人，有名的非常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数来数去，有关汉卿、李汝珍、曹雪芹就完了，没了。惟独在“五四”新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出来一个北京人，而全国口语的白话文又是以北京话为母音，这下占了大便宜了。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老舍先生。所以你看现在中国综合国力强了以后，世界各国学汉语的开始猛烈地增加，汉语教材现在统统转到老舍先生身上，就不念鲁迅了，说语言好，他的语言就是中国现在说的语言，这不是正对了吗?所以他的籍贯在文学的这个语言上有很大的作用。
老舍先生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一个很重大的贡献是语言的贡献。就是我们现在很稀松平常了，要写点文章，写点作品，写点报告，现成的北京话，现成的普通话，捞起来就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初像老舍先生走上文坛的时候，一九二几年的时候那可困难了。因为用的都是文言文，转到这个上来还不知道怎么转，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到底用什么词来记录，变成很严重的问题。你比如说，北京话有一个土话叫“摩挲”，用手轻轻地摸摸，那么你当然写小说的时候就写这两个字“摩挲”，能把你难死。哪两个字?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字“胡噜”，“胡噜”跟“摩挲”还不一样，“胡噜”更难写了，哪两个字呀!“胡噜”。喝酒喝晕乎了，“出溜”桌子一下，这两个字怎么写?反正磕头碰脑全是问题，不知道用哪两个字。所以当初老舍先生发表长篇小说的时候，《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难了去了。他很动脑筋，到底是哪两个字，他不断地跟他的语言学家朋友讨论。他的朋友很多是语言学家，因为他需要讨论啊，甚至在英国的时候频频往国内写信问这两个字怎么写。这封信从那边也许走一个半月，那边一个半月回来又说是那么写。他还不同意，再一个半月又回去，很麻烦。就是说这个创作过程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现在我们觉得很好办，那是因为他已经发明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这样，一旦发明了大家都来用，好办了，没发明的时候可是难题。所以我们现在很流利地写东西，那是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你一定要承认他的伟大贡献。
当初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练习写白话文，我不知道撕了多少纸。我那纸篓里不知道有多少废纸。可见这太困难了。1918年，他是中专师范毕业，直到他毕业的时候，还是文言文。“五四”运动还没来呢。“五四”运动来了以后，在老百姓当中才开始推广这个，在文人当中正在试验。你想，到1918年他还不会写白话文。所以老舍先生在语言上的贡献是绝对杰出的，绝对是占很大分量的。包括他后来那些，就《茶馆》里的那些语言，那都是些炉火纯青的语言，现在都变成经典了，就是话都变成经典了。因为老百姓说话往往引用他那里头的话，这是他的这个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我也想介绍一下，就是经常有人问现代的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怎么样?中国当代文学比现代文学要发达得多。我们现在从事写作的人特别多，大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七千位，就是能登记在册被批准的有七千位，中国地方作家协会会员是三万个，加起来大概是三四万人。可是称作有作家头衔的当时不过几百人。所以差了好几百倍。现在长篇小说的产量达一年大约是六百部或七百部这个样子。当初老舍先生走上文坛的时候一年没有几十部，甚至一年没有几部。很怪吧!所以老舍先生有个头衔，叫做“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现在中国长篇小说奠基人还有谁呢?还有张资平，还有杨振声。
一九二几年咱们有个很厉害的文学杂志叫《小说月报》。《小说月报》1921年开始改版以后，有三个很重要的主编，一个叫茅盾，一个叫郑振铎，一个叫叶圣陶。他们三个人都发现了很多作家，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处女作的。所以他们三个人是很多当代、现代著名作家的伯乐，包括丁玲、巴金都是他们发现的。就是这个大杂志很厚，大概比现在的《收获》还要厚一倍，一个月一期，大概全国也就这么一个大杂志。
1926年那一年发了一部长篇小说，每一期发两章，连载，比如说十二期二十四节就发完了，一年登一部长篇小说。你就可以想象当时长篇小说的产量是何等的低。1926年发了一部，是老舍的《老张的哲学》，1927年发了一部是老舍的《赵子曰》。1929年发表了一部是老舍的《二马》。1929年还发了一部是巴金先生的《寒夜》。连续三年发他的长篇小说，他就等于变成了当时长篇小说的第一名。大家一年只能看见一部，这一部全是他的。他一个无名人士在英国将书寄回来，等他回国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成名的作家。他这个人前后大概有10年生活在国外，这个在中国又是非常少的。就是当初20年代，一九一几年中国开始大量地往外输送留学生，有官派的、地方派的、私下留学的，主要是官派的。比如说咱们城里的清华，清华当时绝对不是大学，只是一个小学兼中等学校，为什么呢?就是为培养到美国去学习的高中生，他们进学校的时候都只有十三四岁，然后一直在那儿把初中、高中念完，用英语讲课。到出去的时候英语已经很棒了，所以像冰心先生、梁实秋先生、闻一多先生全是这样的人。但是当时有个好处，出去上了几年大学回来，没有留到那儿的。时间很短，两年的、三年的、四年的就都回来了，而且回来以后把西服一脱照旧长袍，再也不出去了。后来长期住在国外的，就我说的那几个人，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剩在大陆的就再也没有出去过。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现象。
但是老舍先生很奇怪，他两次出国，二几年出了一次，四几年又出了一次，都是自己成年的时候出去的。他不是留学生，他是去做事，去讲学，去教书，前后累计起来时间很长，达10年之久，这在中国作家当中又是独一无二的。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国外的时间长，见多识广，思维方式多元，具有比较高的独立思考能力，这个对作家来说绝对重要。要是作家老跟着人家一模一样，全完!肯定出不来好作家。你必须有独立思考能力，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当一个作家有相当高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可能会写出非常伟大的作品，因为他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尽相同。我觉得这一条很重要。我说的这几条在老舍先生身上确实表现得非常强烈，所以他会出来一种特殊的老舍文学。这些东西你在其他人身上分析来分析去，是找不到第二个的，所以可能出来独自一个。
当然我说的这个现代文学有它独特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说所有在一九一几年、一九二几年走上中国文坛的这些先驱、先哲、启蒙者，这些大作家他们都赶上了末班车，就是赶上了那个私塾，赶上了文言文，赶上了格律诗的末班车，而且是小时候赶上的，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赶上的，他们古典文学的底子特别强。虽然鲁迅先生后来杀回马枪，他甚至建议青年人不要读任何一本古文。当然他自己倒背如流，整个这一批人几乎全是这样。他们赶上了那个末班车，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正好在他们生活的这个时期，他们的眼睛开始向外。他们几乎全是留学生，他们外语特别棒。这两个东西在他们身上都特别的强烈，其前其后都没有，所以造就了这么一批杰出的历史巨人。什么叫其前其后都没有呢?其前，中国还没有开放，中国没有往外派留学生，中国人不会外语，中国人没有看过外部世界，这就是其前。其后，就是在那个以后，古典的那些玩艺儿全完。尤其是革命以后，空白，抛弃得很厉害。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用今天的作家和我刚才说的这批作家来相比，今天的作家在这两方面比那些作家都差，注定出不了大作家。
你想，你生在中国，中国古典文化的底子比较差，你本身唐诗、宋词、元曲、清明小说没念过多少，不要说背，连默读都够不上，你这方面的修养肯定很差；又不出国，又不会外语，又不能用原文念那些著作。你两个东西都掌握不了，而这些东西绝对是文化产品，是绝对需要的。所以你肯定先天不足，你可能有一个方面比他们强，那就是生活经历。你一会儿当工人，一会儿又当志愿兵，一会儿又站柜台卖东西，一会儿又劳改，一会儿又下乡。鲁迅可没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老舍也没有这么丰富的经历。但是单有丰富的经历成不了作家，有丰富经历的人多了，十二亿、十三亿全是丰富，能有多少人当作家?当作家必须要求你的这枝笔特别棒，这笔是文化的事，你的这些底子特别雄厚才行。可是我们现在的人，这两个都不行。所以我预计还要发展一段，又有很深厚的生活底子，这些东西又能补上课才行。所以我说是两个坐标系，而且两个都要发达。
我们现在的一些人，跟当时的人是有区别的，而且当时那些人跟他们以前的人也是有区别的，所以你看最近几年频频地纪念好多人一百岁。这是个绝对特殊的现象。他们全是一个岁数的，这就是说历史时势造就英雄。就在这一时出来了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军事家，全是这个岁数。所以我们最近几年，比如差不多从1998年开始，频频地纪念很多人一百岁，他们都是这个时间左右生的。以1999年为例，这一年过一百岁，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老舍、田汉、闻一多、朱自清、许广平，多了去了。一个月两次，全是一个岁数，全是属狗的，有的是狗头，有的是狗尾巴。周恩来活着的时候人家就问他，你今年高寿?他不回答，他说我和老舍、郑振铎、王统照同庚，永远这么说。那三个是大文人，同一年生的，这个是绝对特殊的中国的文化现象。这批人你要仔细分析，是绝非偶然的。从主观因素上来说，是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坐标系都发达。当然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就是中国历史，需要这么一个改革。
中国历史五千年，发展非常缓慢，到这个时候，受了帝国主义的欺侮，整个社会崩溃。这个时候要往前猛烈地跃进，突然加快了脚步。时势造就英雄，出来这么一批人。老舍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代表，而正好我说的这两个，在他身上都非常强烈。他虽然是没有大学的学历，但是读那个师范，古文的那一套，那都是倒背如流的。而且现在就发现他在中学时候的作品和老师的作品是并列的，就说明他在中学语文特棒，中学就是语文方面杰出的学生，是个讲演家，口才也很好，各方面都很棒。然后两次出国，两次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一次是英国，一次是美国，最后又回到世界上最落后的地方来。这里面的对比，这种反差，出现这么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偶然。所以我用这些现象来解释好多文学现象，我觉得这样谈谈可能对大家有点小用处。大家可能能理解20世纪的现代文学大致是什么样子，其中有一个杰出的人物，他为什么是那个样子，他自己有一些什么主观的条件。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再问，我可以给大家回答。
答：中国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人颁发的，是瑞典人艺术的标准和他的思想标准，这是肯定的。而且，他们尤其不喜欢解放后的共产党领导的文学，这也是肯定的。所以注定中国人大概很长时间得不了，因为这个奖金是人家的，他爱发给谁发给谁。
中国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很重大的原因是技术原因，除了我刚才说的主观意识不同。汉文也太复杂，这个文学作品肯定是要仗着文字来的，瑞典老头里只有一个人懂中文，就是他们那个皇家委员会只有一个人懂，而这个人又不倾向于大陆，这不就完了吗?在这个人以前根本就没有，他们都是由很多有资格的推荐人，都是学历很高，成就很大的，推荐一些候选人。可以推荐好几百，推荐的话，你必须把他的全部的作品都拿给这些瑞典人，你如果抱一大堆中文，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必须抱一大堆各种文种的译本，而偏偏中文非常复杂。中文翻译成外国译本的特别少，所以你可能是一个大作家，当你拿译本的时候可能没有，就严重地妨碍你获奖。这是个很重大的技术问题。
所以这一次高行健得奖以后，我立刻向政府提出了批评意见，我就说中翻外做得太差!外翻中做得很好，外翻中中国可能是在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就是外国的事中国没有不知道的，你要是让普通的一个中学老师谈美国文学，谈英国文学，谈德国文学，谈法国文学，谈俄罗斯文学，头头是道，嘴里头作家的名字、著作的名字一说就是好几十。如果你去问外国一个中学老师，问中国作家作品的名字和作者，简直说不出来。这种反差大得不得了，差距啊!就是说中国人绝对知道外国，外国人绝对不知道中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语言跟世界离得太远。人家看见方块字就跟画画一样，特别头疼，谁大概是不要命了才可以学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原因。
那么当初老舍先生他问津这个诺贝尔奖，如果不是他死了的话，肯定能得了。他那个便宜就是有大量的译本，中国作家当中只有他有。为什么呢?他到美国去以后发现外国人对中国文学了解得太少。比如说他和曹禺两个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去讲学。他们两个英文都特别棒，直接用英文讲演，就讲鲁迅、郭沫若、茅盾，不讲他们自己，很谦虚。一看底下吧，呆若木鸡。谁是鲁迅?不知道。谁是郭沫若?不知道。谁是茅盾?更没听说过。全完。所以讲到后面就毫无兴趣，上去讲几句英文笑话就下来，不对牛弹琴。他就立志在美国住下来，一方面写作，一方面翻译自己的东西。他组织翻译了好多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时翻译了《骆驼祥子》。他自己组织了《离婚》的翻译，《四世同堂》的翻译，《鼓书艺人》的翻译，《牛天赐传》的翻译。到他回国以后，那些东西很快转译到欧洲去。到六几年他死了以后，外国已经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作家。为什么呢?念过他的作品，包括瑞典文都有，你说报他得诺贝尔奖，他的作品一大摞，有各种文种，肯定很占便宜。你如果说报巴金，巴金当时译本不多，国外不知道巴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原因。
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大力自己花本钱，组织中翻外。不要企图依靠外国人，外国人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欣赏角度。你自己得组织，可是这方面的人才已经没有了，差不多都死了。现在我们大量培养外翻中人才，外语学院多的是，但是没有人培养中翻外。中翻外你除了中文好，还得外文好，还得有一个外国媳妇或者外国丈夫。这谁受得了啊!翻译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当一个普通的生活翻译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如果让你翻译《骆驼祥子》，或者让你翻译《四世同堂》，那可难得多了。翻译《茶馆》那得多难啊!很普通的“涮羊肉”三个字翻译的时候得整整翻译两页。那肉怎么切?那佐料怎么弄?怎么涮?因为外国没有涮羊肉，就没法弄。比如说“山里红”，就那红果，你要没有一个中国媳妇，怎么知道“山里红”是什么玩艺?你肯定把它翻译成山里的一朵红花。这中翻外很难，这方面的人才没了，老先生差不多都去世了，现代年轻人担当不起这份责任。
所以我们国家要下力培养这方面人才，而且还得让外文局多拨点钱。由于外文局一年出版不了几本书，而且出版了以后没人买。这怎么着呢?你就得花大量的钱去翻译这些人的作品，然后免费地给人家。你得花钱，你得把中国的这些节目送到外国去。美国那宣传费大得多了，中国就不懂这个，好像依靠别人，凭我实力，我这作品棒。棒没人知道，那不行，必须有好多组织工作在里头。高行健是因为他长期在国外，他已经出国十三年了，在国外大量地写作。他产量很高，画画，写话剧，演出很厉害，在那儿是一个有影响的人。这是肯定的。但是咱们中国人不知道他，中国人谁知道高行健?没人知道。一发表说高行健得了奖了，有人就闹笑话，说高仓健得了奖了。中国人确实不太知道高行健，当然他出去以后，他不太喜欢大陆的创作环境，当然也不至于说反什么东西。他要求更自由的创造环境，所以就写了一些东西，肯定不为咱们所喜欢，尤其是不为官方所喜欢，所以对他的处理是很低调的。当然也可以说他并不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包括台湾人也那么认为。台湾作家认为他要是排行的话，也许排第六。评价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中国好作家很多，那么瑞典人他有他的标准，而且你看历届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并不是说是最优秀的人得奖。很多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以后就默默无闻了，而且平心而论，那么多人的诺贝尔文学奖，都翻译过来了，但是念过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人很少。所以不要特别看重这件事，因为这必定是瑞典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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