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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女 性 文 学
演 讲 者：刘慧英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演讲时间：2000年10月5日
各位听众，各位来宾：你们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女性文学”。近年来，文学写作中，女性形象的商业化——商业化还是不能概括我要讲的内容。我觉得在我们近几年的文学当中，尤其是在男作家的笔下，女性形象存在着很多问题，当然这跟整个大的文化背景有关系。大家知道，文学从80年代到90年代走过一段不平静的道路，自从80年代末发生的“六·四”政治事件以后，整个文学乃至整个文化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这种衰落跟80年代截然不同，它在许多方面一落千丈。在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体制里，一个作家是终身制的，很多作家除了写作以外，不会做其他的。所以他就必须坚守作家的岗位，在不同的氛围当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坚守自己的岗位，不断地写作。在整个文化衰落的大背景当中，这些作家写什么，怎么写，都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想大家不会忘记，在90年代初的时候，苏童的《妻妾成群》引起的那场轰动。后来它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一部电影，好像在国内外都引起非常大的轰动。我想在座的绝大多数听众，都应该读过这部作品。在80年代文学作品里面，不管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在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非常富有理想性的，非常浪漫的，或者说非常忧伤的一种形象。比如像《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这当然都是一些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这些作品里的女性形象，作家非常强调女性的贤惠和女性的吃苦耐劳，不计任何功利，非常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是在90年代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从苏童开始的。90年代文学理念跟80年代比较，充满了一种商品化的气息，这个跟我刚才说过的大的文化背景有关系。另外我觉得它跟传统文化慢慢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有着更深、更密切、更复杂的那种联系。因为大家知道，在1949年以前，中国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尤其在“五四”和近代以前，明清的那段时间，对妇女的禁闭、缠足，还有妇女的文盲率都非常之高。这都说明妇女的生活状态非常恶劣，而且还有多妻制。但是多妻制，尤其是妇女就业，到1949年以后就完全改变了，每个妇女不管是有没有文化，社会地位是高或低，她都有一份工作；而且法律规定，从根本上取消了多妻制，包括娼妓制度。
我认为，所有这些不是一种妇女自发起来争取的成果，而是一种政治力量左右着历史，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30年。但当中国再次回到商品化的时代氛围里面的时候，这些问题实质上又浮出地表。尤其是最近几年，咱们国家的色情业，包括娼妓和色情文化，实际上又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我想在座的各位听众，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随时随地的看到，但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也许有的人可以经常碰到一些这样的现象。我的一些朋友经常会给我提供一些信息，比如说网上有的人（匿名）发表一些关于色情业的社会调查，实质上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色情业在中国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它在很多方面（非公开化）给文学写作提供了很大契机。正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的非公开化，在很大程度上遮遮掩掩，所以给一些作家的文学想象和文学写作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空间。
另外一方面，因为整个商品化、商业化的大背景，一些作家要追求商业利润、商业利益。最明显的是1993年出现的贾平凹的《废都》，北京出版社本身及盗版的书商都挣了很多利润，包括作家本人得了很高的稿费。实际上作家和出版社（包括很多书商），它们是用这种女性形象来作为牟取商业利润的一种手段。我在这里说的所谓的色情业在目前的泛滥，当然不仅仅是指在现实生活中的卖淫嫖娼，还有在文学作品里面对女性形象的践踏和歪曲。另外也有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广告，大家每一个人都要接触到的，包括电视广告和街头广告，街头的杂志，报刊的一些封面。大家应该注意到，除了学术杂志，一些非常著名、较为严肃的刊物，都喜欢用年轻漂亮的女性形象来做封面广告，这本身就是拿女性形象作为一种牟利的手段。另外，我多次注意到北京一些小饭馆里面聘用的服务员，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小姐。这个现象，我觉得非常奇怪。商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从工作经验上来说，应该是年龄比较大的人有一点工作经验，可是很多饭店聘用的年轻小姐，你经常碰到的问题都一问三不知。可是商家还是用她，更别说我们商家在街上所贴的招聘广告对女性的那种年龄上的限制。其实我们现在再回过头看，五六十年代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权运动的领袖米利特，最近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一部作品——《性的政治》。这是她七十年代的一本博士论文，她在那本书里面批评那些色情业、卖淫业的时候，曾经说了那么一句话：“据说，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没有卖淫现象的国家”。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她对五六十年代（包括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现象非常之羡慕。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译者在这句话后面有一个“注”：“这是米利特在1970年做出的让今天所有中国人无限怀念的论断”。这么看起来，色情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正视。不能因为一些巨大的成就，而把这些事情给遮掩了。同样的，我们不愿意回到六七十年代乃至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禁欲主义当中去，是否就是说取消了禁欲主义以后，色情业就是一件好事呢？我想大家都不会这么认为。
我今天想主要谈一谈文学作品当中，尤其是90年代文学作品当中女性形象色情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给它的定义是“欲望对象化”。但这个词可能太专业化，或者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我在开头做了这么多的解释，包括对背景，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做了一些介绍，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谈这样的一个问题。接下来我就谈90年代文学写作当中的女性形象“欲望对象化”的这么一个问题。在90年代文学当中，许多作家编造了种种的通奸、乱伦、强奸、鸡奸的情节。贾平凹有一篇小说，通过写女人跟动物的那种性交场景，来表现女性对所谓纯粹“性”的渴求。我认为这些作家是用一种非常赤裸裸的话语暴力来肆意歪曲和践踏女性形象，编制传统男权的神话。虽然这些文学作品对女性投入了一些怜香惜玉的目光，有的甚至于直接标榜他是非常同情和赞美妇女的。但是我们通过他的那些话语建构，通过他的那种情节编排，毫无疑问是能够看出，他在文化意识上完全是和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解放相背离，而与传统的男权中心的文化价值相认同。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指责这些男性作家——因为他们是男人，所以他们要站在男权的立场上，诬蔑女性，为男人说话——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我这里针对的是一种男权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由来已久，非常古老，这种古老并没有因为1949年以后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而彻底改变。我认为是低估了这个传统的力量。
我刚才谈到了苏童的《妻妾成群》，实际上他开创了一种对多妻制的缅怀，这种对多妻制的缅怀是由来已久的。因为1949年以后对多妻制的限制让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觉得他们丧失了某些权力，觉得他们受到了压抑。到了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初，他们觉得是释放的时候，是宣泄的时候了。所以他们就把一些非常古老的，但也不能算特别古老，因为《妻妾成群》的故事背景是三四十年代的江南吧。他们开始回到那个时代。我周围有很多做文学评论的朋友，《妻妾成群》刚刚发表的时候，很多人非常惊讶，像苏童这么年轻，一个生于60年代，长于七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居然能把几十年以前的，完全没有亲身体验过的生活写得那么逼真，认为是一种奇迹。
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尤其是我们从女权主义或者是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他完全是站在男权的立场上对这种传统进行歌功颂德。为什么说《妻妾成群》是开创了一个阶段风气呢？我们看，紧接着到了1993年，马上就出现了贾平凹的《废都》。《废都》不再以那种羞羞答答的对历史或者对传统的缅怀形式，而是直接用庄之蝶这么一个当代作家。他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那些新崛起的，所谓的暴富阶层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他没有什么钱财，但有源源不断的女人在后面追逐他，希望跟他有这样那样的性关系。我觉得贾平凹建构的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小说发表以后，一方面得到很多人的吹捧，另一方面也得到了许多女性的抗议。吹捧的包括当时的炒作者，纷纷地号称这是一部当代的《金瓶梅》。他们没有出口的是那样的一句话：“庄之蝶就是当代的‘西门庆’”。《废都》对那些已经失去的对多妻制的向往和缅怀，完全充斥在庄之蝶和他的妻子以及情妇的故事当中。庄之蝶是颓废而又落魄的文人，他在很多价值观念上面非常的颓废，非常的消极。但他在性游戏方面却表现了惊人的振奋，成天穿梭于几个女人之间，上演着种种的一会儿是非常悲壮的，一会儿又是非常缠绵的，有时候又是遮遮掩掩的，有时候又是赤裸裸的那种性爱悲喜剧。贾平凹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一个男英雄所有的长项，他无权无势，既不是官也不是富豪，但却拥有取之不尽的文学才华和功名；虽然颓废落魄，但在性生活上却很活跃。因此爱慕和追随他的女性非常众多，而且一个个对他都是感情专一。虽然在大的社会背景底下，他已经不能像西门庆那样，成为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家庭里面的一个家长，他却能够对女人爱一个就能够上手一个，而且与她们每一个人保持着形式不一的性爱或是情爱的关系。
实际上，不论贾平凹多么地珍爱《金瓶梅》那样名副其实的多妻制的历史氛围，他都已经难以拼凑起那种昔日的男权辉煌，这一点毕竟让他于心不忍。
因此，他不仅让庄之蝶穿梭于几个女人之间，而且写出了庄之蝶在他最钟爱的情妇唐宛儿的面前与家中的小保姆柳月发生了性交的场景。这个可能是被很多人视为《废都》里面最惊世骇俗的场景。然而只要是读过《金瓶梅》的读者，大家都不会认为这样的场景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他是把西门庆和潘金莲、李瓶儿等等的故事搬到了当代中国的场景当中，给人一种荒诞不经的感觉。实际上在贾平凹，也就是庄之蝶的眼里，女性不仅仅是自己泄欲的对象，同时又是自己拥有的一份财产，她必须在灵魂和肉体上无条件地归属和忠实于自己。就是说，不论是唐宛儿、阿灿还是柳月等等，庄之蝶的那些女性，都会死心踏地忠贞于他，为他忍辱负重，守身如玉。除非经过他的允许，转手给另外一个男人。比如他家小保姆最后嫁了人，是得到了他的允许的，而绝大多数女人不是他的终身伴侣就是他的陪葬品。《废都》里面最最可笑的一个女性形象就是阿灿，她和庄之蝶有一两次的那种所谓的欢愉，然后阿灿就发誓要毁容，为庄之蝶守身一辈子，带着自己腹中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悄然隐去。实质上是为庄之蝶得到更多的寻欢作乐的机会而让道。这些不可思议的人物如此集中，又如此逼真地出现在《废都》里，确实让人震惊。
无独有偶，在《废都》出版的同一年也就是1993年，曾经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顾城杀妻的事件。大家知道，顾城是朦胧诗派的开创者之一，这位朦胧诗的奠基人在广大的读者心中是非常的现代，但他在内心里面却十分缅怀可以纳妾的年代。他的妻子谢烨宽容地与第三者和平共处地生活于同一个家庭当中，而且为了全身心地爱丈夫，还将自己年幼的孩子寄养到别的地方。但是最后当她终于无法包容这一切，并试图偏离顾城给她规定的那个航线的时候，顾城对她举起了斧子。这个悲剧发生以后，在文坛上引起了很多媒体和文人的感叹。他们感叹什么呢？在他们看起来，如果谢烨能够始终不渝地包容或是忍耐下去，也就不会发生顾城杀人的事件，顾城、谢烨以及第三者或是将来有第四者、第五者，将会其乐融融地生活在新西兰的荒岛上面。在这些文人、媒体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人生，而且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故事。无论众多的媒体和文人对这个事情怎么品头论足，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最基本的，也是一个最关键的事实，即顾城的杀妻和纳妾，触犯了最起码的公理和人性。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流文学界和整个文化界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
我想指出的是，直到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印刷数量达4万册之多的《顾城的诗》，无论是扉页上的顾城简历，还是顾城的父亲顾工所作的序言，都对谢烨和1993年发生的悲剧只字不提，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乃至顾城是死于什么时候都没有提，而这本书惟一涉及谢烨的内容是作为附录的顾城四封遗书，在这四封遗书里面顾城控诉谢烨背叛了他，指责谢烨拆了这个家要和别人走等等，实际上要将悲剧的责任推给谢烨。更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四封遗书的后面，有一段显然是编者加的附注。这段文字里面一再强调前些年的一种说法，实际上也是顾城的姐姐顾乡的一个说法，她认为是顾城打了谢烨，顾城是打人而不是杀了谢烨，顾城是打人而不是杀人。通过这样的话语的编制，话语的建构，一起杀人事实，好像在没有相反声音出现的时候，就要被淹没了。
我认为，这件事情与《废都》有着非常内在的联系，它们都显示了一个男人认为妇女已经获得了解放的时代，男人对早已失去了的种种权力的伤心、缅怀和挽留。不同的是，《废都》是一种文学想象，我把它称之为是一种话语的暴力，而顾城的行为我把它看成是一种行为的暴力和犯罪。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一个更荒谬的文学主题，叫“渴望强奸”。说起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对女性的一些强暴，大概我想人们不会陌生，而要说文学话语针对女性的那种暴力，可能就有些人觉得莫名其妙了。其实现实当中并不缺乏相关的例子。比如，社会各种舆论一再呼吁的影视上的暴力镜头对青少年的伤害，实际上就是说，很多女性形象对女性是一种伤害。很多男作家对女性的这种性暴力，视为雄性阳刚的当然代表，而将女性指定为非常饥渴盼望男性性暴力的沐浴，或者将女性写成这种暴力的受惠者，甚至于受宠幸者等等。从而整体上歪曲了女性形象和尊严。大家对河南作家张宇可能比较陌生，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叫《疼痛与抚摸》，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渴望强奸”。
我先讲一讲它的大概的故事梗概，它写的是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实际上是一个农村的底层妇女，为了生存不得不当暗娼。这个故事可能是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的河南农村，这个妇女她虽然是一个暗娼，但她并没有碰到一个能够征服自己的男人，最后怀着对人生的一种破灭自杀了。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在非常年幼，可能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因为家里贫穷，在一个大雪天，沿街乞讨的时候走进了一个大地主的家里。那个大地主是一个远近几十里闻名的大地主，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男人。结果这个地主家收留了这个女孩，很快这个女孩就成为了这个大地主的小妾。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作家没有用“强奸”这样的字眼，但他却是用非常强烈的意象突现了这一主题。有一些细节描写我就不细说了，就说他觉得水草是一个艺术品，不断地被大地主雕刻和塑造。二女儿水莲是一个已婚的妇女，而且她跟丈夫也有孩子，按普通的看法，她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忽然之间半路杀出一个土匪牛老二，牛老二看上了她，并且要霸占她。这个水莲生性是非常刚强的，她开始对牛老二采取了一种反抗的姿态。但很快，她觉得牛老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以她就对这种强迫的性关系转成了一种非常自觉的性关系，在这种性关系里面追求一种完美，一种她认为是美的感觉。在作家的笔下，这个水莲的故事被描述为具有痛感的又不失美的受虐。水草和水莲的遭遇很不一样。那个大地主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乡绅，他从一开始就对水草采取温柔加体贴的态度。水草年轻，没有任何阅历，也无家可归，从大雪天一踏进地主家的大门那天起，就完完全全地被地主所笼罩，一个年近五十，知书达理，方圆几十里都赫赫有名的地主。水草就像一只羊羔进入了老狼的视域，除了归顺为他的二房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一故事本身充满了“强奸”的意象。大地主的举止和心理比起其他男人就显得更从容不迫，也心安理得。它写的那个第三代的女性水草的女儿水玉，她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禁欲主义的环境下长大的。在改革开放不久的80年代的一次相亲当中，作家直接用了“渴望强奸”这一字眼，来形容她在相亲的时候，单独和她的对象在屋里，她就有这种强烈的意愿，而且她的对象居然满足了她的那种想象。但是，他们婚后的关系立刻就破灭了。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当中，水玉和比她年长几十岁的叫李宏恩的一个队干部发生了通奸。婚姻不美满的水玉没有去找一个跟她年龄相当、更有共同语言的情人，却和李宏恩保持了长达数年的通奸关系。作者似乎在不断地提示李宏恩年长水玉几十岁，阅历丰富，在性生活方面对其知冷知热，自然体贴入微，完全是一个驾驭女人的老手，从而使“渴望强奸”的水玉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我想，有着起码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会对强奸这样的暴力行为有着起码的判断力。但是在一些号称先锋和创新的作者笔下，却丧失了这种起码的道德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曾经有一些实验小说家，或者说是先锋派小说家，这里面包括洪峰。洪峰在他的一篇小说里面，直接写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奸故事。故事梗概大概是一个女大学生在一次散步的时候，遭到三个男人的袭击和轮奸，最后连路也走不了，两腿一拖一拖的。作者却这样写：“她的气色很好，一张原本发黄的脸，看上去充满青春的活力”。后来这位女大学生对天天陪她上医院的男朋友没有任何感激之情，甚至于在很多人面前说，他的男朋友没有男人味，直到后来，她又独自散步，被强奸。作者再次强调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散发着女人的魅力。在洪峰看来，女人的魅力只有靠男人的强暴才能焕发出来，而一切善待女人的男人都是怯懦而缺乏男人味的，对女人没有任何吸引力，从而将强暴和被强暴概括为是合理和完美的男女关系。我想，他在这里宣扬的强暴和暴力的逻辑叫“疼痛和抚摸”，更加彻底和坦白。
类似我刚才谈到的文学现象，实质上我们在不经意地阅读和浏览当中，随处都可以发现。比如作家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的《莫言文集》。作为一个作家莫言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在80年代就开始写作，而且他的代表作《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莫言文集》里面，其中有两卷分别是以《道神嫖》和《仙女人》这样的性感名词来命名的。《道神嫖》里面有一篇短篇小说叫《神嫖》，讲述了一位风流才子季范先生别出心裁的嫖妓故事。这个家里拥有一个正妻六个姨太太的男人，从来都是自己单屋子睡，那些年轻的姨太太熬不住，有裹了钱跟别人跑了的，有跟别人私通生了私孩子的。那么显然根据莫言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性无能的男人。但是，他在某年一个过年的时候，忽然突发奇想地跟他的跟班说，他要嫖娼，而且要立刻发贴子，请城里的军政要人，那些名流、绅士来赴神仙会。他的跟班给他在县城里找了28个妓女，莫言在小说里直接称这些妓女为婊子。我认为这更加足以宣泄男人的那种厌女情绪吧！
小说是这样描写那天晚上季范先生的嫖娼的，下面是莫言的描述：“当天夜晚，季范先生家大客厅里，烛火通明，名流荟萃。
28个婊子忸怩作态，淫语浪词，把盏行令，搞得满厅的男人都七醉八倒，丑态毕露，早把祖宗神灵忘到爪洼国里了。夜渐深了，烛火愈加明晃了起来，婊子们酒都上了脸，一个个面若桃花，目迷神荡，巴巴地望着风流的季范先生。有性急的就腻上身来，扳脖子搂腰。季范先生让我的老爷爷遍剪了烛花，又差下人在客厅正中铺几块大毯子。季范先生吩咐众婊子：‘姑娘们，脱光了衣服，到毯子上躺着’。28个婊子嘻嘻地笑着，把身上那些绫罗绸缎褪了下来，赤裸裸的28个身子排成一队，四仰八叉在毯子上，等着季范先生这只老蜜蜂。28个婊子脱光衣服并排躺在毯子上，那些绅士名流都傻了，怔怔地看着季范先生。我们的老爷爷说季范先生脱掉鞋袜，赤脚踩着28个婊子的肚皮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季范先生说：‘汉山，给她们每人一百块大洋，叫车子，送她们回去。’”这里面所谓的“神嫖”是一个性无能的男人的嫖娼经历。而且，也让读者亲眼目睹了嫖娼的程序，在这个故事里面，作者刻意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嫖客的视角。28个婊子躺在季范先生家毯子上的那种具体的形象，对嫖客来说，充满了性的诱惑，是一盘垂手可得，秀色可餐的美味佳肴，即使是季范先生这样没有福气消受的男人。但是，因为他能够一掷千金，所以用赤脚踩在妓女们的肚皮走了一个来回为荣耀为风流。这个短短的故事，实际上小说最后这句话：“赤脚踩在28个婊子的肚皮走了一个来回”，浓缩了男性中心文化的全部内涵，因为男人拥有性权力，他们可以随意地、随时支配女性，无论是他们的妻妾，还是娼妓，都是他们任意践踏和蹂躏的对象。
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专门研究人类性历史的专家叫潘绥铭，潘绥铭教授曾经指出过，由于男权文化使女性丧失了性权力，因而，派生出来种种所谓性别差异、性心理和性观念。潘先生尤其把咱们几千年以来的那种传统文化概括为“女为男用”。“女为男用”实际上充分表达了在男权社会底下，女性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她们除了被诱奸、被强奸、被娶为妻、被纳为妾或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或形式被养起来以外，她们没有其他的意义。所以我今天想说的是，90年代文学当中，这些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所导致的一个最根本或者最严重的结果，是把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重新纳入了一种男权传统的文化体系当中。
90年代曾经有一个风靡全中国的广告词，叫做“做女人真好！”。这个广告词是“太太口服液”里面的，在电视里不断地播，在大街上也有很多很多的广告牌。我认为这样的感叹，如果不是在刻意地迎合男权中心的文化，至少也是对现存的社会文化秩序献媚。但凡能够稍稍地正视一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量存在的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等严重危害到妇女基本生存权力的现象，正视一下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女性被欲望对象化的现实，我想，就不会发出如此轻飘飘的以女性自居的声音。我认为只有在彻底清除了这些历史所遗留的文化垃圾和污垢之后，女人才能心情舒畅，扬眉吐气。否则哪里来的“真好”？我今天的讲演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有什么错的地方和讲得不太清楚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大家!答：
我这里也可以直接说一下，因为我曾经在6月份的一个学术会上，讨论过我刚才说的问题。当时也有很多人跟我提这样的问题，就是问，你说的仅仅是男作家的写作，没有提到女作家，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出现的像《上海宝贝》和《糖》这样的作品。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觉得这个男权传统的主流是男性写作，而女性写作是比较边缘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女性作家是从“五四”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虽然也有，但是她们都是被埋在历史地表之下的。我认为《上海宝贝》和《糖》这样的作品，毫无疑问，它也是90年代文学商业化的一个产品。虽然它是女作家写的，但这个女作家跟那些男作家一样，虽然很年轻，却被这种男权的传统以及现在的那种商业氛围浸泡得非常深。所以她在作品里面，大量地表现了一种女人怎么迎合男人。
当然，我认为，实际上她写的故事，包括《糖》那种女性经历，有我们值得同情的一方面。应该说是非常古老的故事。在座的听众大多数人都读过《上海宝贝》和《糖》，《上海宝贝》的女主角为什么觉得痛苦?为什么觉得生活当中有非常大的不能弥补的缺憾?很大的原因在于她的那个男友是一个性无能的男人。那么我觉得这个在人的生理方面是非常自然的。她作为一个正常的女孩，她会觉得有很大的缺憾。所以在后面有了她跟那个德国男朋友的故事。
那么《糖》的女主角，我觉得更该得到同情，因为《糖》的女主角和她的男友之间，她始终就认为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应该天老地荒的生活下去。但她的男友不断有其他的女人，这就让她非常不平衡。所以她到最后的那种自虐，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在感情生活上的一种缺憾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实际上不是什么非常新的。因为早在“五四”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当时被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像丁玲，实际上就已经描写了女性向往那种灵与肉能够统一的爱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年轻的话题。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对《上海宝贝》这样的文学作品进行封杀，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但我又觉得像《上海宝贝》和《糖》这样的故事里面，它确实有一种要迎合目前的商品经济，或者是说文学商业化的市场。在作品里面塞进去很多等于女性出卖自己的那么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糟粕。我相信一般的作者都是有这个识别能力的，所以也没有必要把它捧得特别高。这两部作品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旧的。
答：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立场，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不够完善的地方。我基本的立场是对这些不完善、不完美的东西持一种批判的态度。那么究竟什么样是好的，我觉得我个人非常渺小，也非常的弱，所以我不能做很多。刚才那位老先生说，要我做某种预测，某种设想或一些设计，对我们女性文学做一些前景的描述。我觉得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那么，咱们说什么是正面的女性形象，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难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来看，大家说《红楼梦》可能是最最不朽的小说，它里面塑造了非常众多的女性形象，而且是非常优秀的女性形象。那么同样对待一个林黛玉，有人把她说得美若天仙，但是也有人认为她有很多缺陷，譬如作为一个年长的婆婆，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娶一个像林黛玉这样多病多灾且心眼不大的媳妇。我想现在的女性都不可能会对林黛玉这样的女性形象去认同，或者去追求这样的一种女性价值。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没有？答：《来来往往》我看过，《小姐，你早》我听说过，还没有读过。但是我觉得池莉这个作家有自己的特点，她一般站在比她的人物高出来的角度来描述她小说里面的女性形象。最早，我读她的《太阳出世》，她在写妇女的那种勤劳，那种忍耐的同时，也觉得她们里面有很多鸡毛蒜皮的那么一面。所以你会问这样的形象是不是正面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学不再是文革期间的“高大全”的那么一种倾向，不可能把女性形象都说得非常的正面，让所有的男人都非常的崇拜，让所有的女性也觉得都应该去追求的。我觉得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个女性形象里面也融合了许多我们作家传统的价值观，以及我们观众的和读者的价值观。
那么，对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就像前些年，可能是中国因为物质方面比较贫乏，大家经常可以听到一种今年流行什么什么，然后大家都去追求同一种东西。但是到90年代以后，实际上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每个人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但当然啦，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主流和主导，我刚才说的那些现象我认为它们是主流或说是主导。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价值标准上应该是多元化的，也不应该追求一种尽善尽美吧。我认为人生本身就不是尽善尽美，所以大家可以有各自的追求。在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多元化的社会里面，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追求的自由。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文学写作，也有写作的自由。我刚才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暴力呢?它是通过某些话语要把一种价值观说成是天经地义的，天老地荒的。好像大家都应该这样，比如说男人强大，女人软弱；女人应该温柔，男人应该有阳刚之气等等。这样一套东西，它们非要说成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要强加于每个人的，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种暴力，或者说是霸权吧。
答：
这个问题就是说再回到我刚才说到的，因为80年代有很多报告文学，写女性的，写很多包括工业生产战线上、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些女性劳模、女强人等等，报告文学很多。我们知道的像陈祖芬这个女作家，她有不少这样的报告文学。但是陈祖芬到了90年代几乎可以说不再引起轰动了，我不知道她现在还写不写报告文学了，至少她写了，也引起不了轰动。就是它跟这个大的文化背景有关系。很多引起轰动的女性故事或者说是写女性的文学作品，我刚才列了一遍，可能也不是特别全。那些女劳模、女强人，那样的一些作品，可以说已经悄悄地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答：现在这个界线比较模糊，你可以说《废都》黄色，但你不能说它是色情小说。因为贾平凹是一个著名的作家，我们现在普遍意义上说的那些色情小说是一些无名之辈，在非公开的刊物上发表。但当然现在也包括一些网络了，现在有很多网站都有一些女性小说、美女作家专栏等等。你很难说它是纯粹的色情文学，因为它写得很遮遮掩掩，它不是那种赤裸裸的。但是我觉得它里面充斥着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情调，虽然这么说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网络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中国网站纷纷地冒出来了，包括色情网。色情网里面也有所谓的小说，那这个绝对是铁板钉钉吧!百分之百的色情小说。除了这个以外，你是否能够指定某一本小说，或某本小说里的某段情节是色情的，那个界线是非常难分的。大家都知道《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打了很多很多年的官司。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认为它是一本色情小说，而更多地被认为是一部世界文学的名著，而且是一本优秀的著作。所以这个界线是很难划分的。它应该由某些审查机关直接掌握，包括那些被禁的小说，因为它描写了色情。但是，是一个什么尺度的？这些东西是不透明的。另外，即使透明了，对文学作品来说，什么程度上是色情的，什么程度上算是正常的描写，这是很难做出硬性的判断的。这不像我们面对那种很实在的物件，椅子就椅子、桌子就桌子，文学作品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想象的创造。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制订出一些硬性的条条框框或是标准来的话，那没有什么人会口服心服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答：如果非要让我说一些正面的标准，刚才两位提的问题、建议跟前面几位有些基本的意思有一致性的地方。我觉得如果这样凭空来讲，我认同的女性价值，好像是不是有点空泛，你们能不能具体地说对某一个事情或者对某一种倾向，在这个基点上来谈可能比较好一些。因为我刚才说我个人是渺小的和弱小的那个意思，我是针对刚才我谈的那些作品和社会上的这么一种倾向或者说是社会风气。但是作为个人，你即使在这儿开100个讲座或1000个讲座，那也不可能会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有所扭转。但是我觉得既然我看到了，我感受到了，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就必须在这儿说，或者我不在这儿说，我也会对我的朋友、我周围的人说。这是我基本的态度，就是刚才那位女士说，有很多没听懂，我不知是刚才的文学作品的分析呢？还是其他什么?你能不能具体地说一下?你说刚才那部小说的主题是吗？我觉得这是一种完全反面的，来肯定女性是被动的，这么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它为什么写强奸呢？因为它要突出的是男性如何如何的强大，针对女性的这个客体，他是主人。就包括小说里的这个大地主，还有那个恶霸，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主人，好像女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客体。他可以不问她是否愿意，或者说是他想当然的觉得她是愿意的。对女人来说，他是高出她们的，而女人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他可以随意地雕刻她，随意地塑造她，随意地使她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样的问题上面，我立场非常鲜明，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就完全谈不上。因为当时出版社还写了这是一部探索意义的小说，我觉得它没有探索什么，无非就是他拿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女性故事，很多人看了会觉得好奇的那么一种东西来吸引读者。从而，读者读了他的那些作品以后，就不知不觉地认同了他的那么一种价值观念。我觉得这是一种话语暴力，给我们的很多读者灌输了一种价值观念，非常陈旧，又非常荒谬的价值观念。
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价值观念，对它们我们非常麻木。因为觉得很理所当然，包括刚才有的听众好像提到比如爱美，尤其是女性的爱美是一种天生的或者是天然的天性。实际上站在女权主义或者是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来看的话，女人对这种美，她对美的那种追求，她的价值标准都是几千年文化建构起来的，而并不是一种天生的东西。咱们不说远的吧，咱们就说文革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什么是美的，很多女孩子要得到一套女式的军装，她能穿着到学校到大街上去，那人家就认为是美的。而到今天的这个时代来看，还可以想象吗？现在还有哪个人会认为一个女孩子穿着一套军装就是美的，肯定会认为丑死了。所以这种美的标志，美的偶像，都不是什么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从娘胎里出带来的。这完全是我们后天接受的那些教育造成的。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读过波伏娃的《第二性》，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女权主义著作。波伏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她认为女人不是生来就为女人，而是后天塑造的。就是说，女人跟男人的差别仅仅是生理上的差别，很多社会性的东西，比如性别教育，都是我们后天受教育——甚至于不是正式的教育——而获得的。我们从一开始生出来以后，大人对孩子的引导，完全是无意识的引导。
为什么一般的家长愿意给男孩买的玩具和女孩买的玩具完全不一样呢？给男孩玩手枪、武器；给女孩买洋娃娃，这都是一种后天的引导。并不是所有的人认为女孩天生就喜欢玩洋娃娃。实际上不是那样，如果把一个女孩子完全隔绝起来，不跟社会交往的话，你看她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可能在座的会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说的“人就是社会的人”这句话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我们很可能不一样，大家可能也看到过一些文学作品，或者听说过一些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有些人一生出来以后跟狼，或者跟其他动物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他不会人的语言，他长大以后，成人以后也同样还是不会人的语言，就更不要说那些所谓的人性，当然也更包括社会性。如果她是一个女人的话，她就不知道人间社会什么是女人的美。答：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我80年代中曾经采访过顾城的父亲顾工。因为当时顾城一直在国外，他基本上是不回北京。因为我们文学馆跟作家有很多联系，我曾经去拜访过顾工。顾工跟我谈起顾城当然非常自豪，作为父亲嘛，而且他谈了很多很多关于他儿子和儿媳妇的关系，从他们怎么认识，怎么相爱，怎么最后一块出国，在新西兰定居等等，顾工都非常自豪。而且我当时也写了一篇采访顾工的访谈录，回想起来那天顾工谈的全部的内容都是顾城，从他父亲嘴里说的顾城和谢烨是一对非常恩爱、非常和谐、非常少见的一对年轻夫妇。所以后来事情一发生，我觉得非常震惊。为什么那么恩爱，而且那么有天份的两个诗人，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实质上有不少人在谈这样的题目，我最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一本刊物《中华文学选刊》上，他们选了一篇谈顾城的。当然他们把顾城说得很不堪吧，但是我觉得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他们认为，杀人犯和一个杰出的诗人应该分开；他的才华和他的道德品质应该分开。而且他们也回顾了顾城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种变化，因为顾城最早的时候也没上过什么学，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农村放猪、做木匠活那样的一个孩子。但是他对诗的意象非常敏感，在农村的时候就开始做诗，但是到后来，朦胧诗突然崛起。要知道那会儿的诗人跟现在的歌星是差不多的，那会儿一个诗人在台上演讲，底下都有人下跪。他在台上念诗，底下都有人痛哭流涕。所以，那篇文章的作者认为顾城是被捧得自己都发生了迷糊，因为人在那种环境下都会变的。他那时不断地被国外的机构邀请，邀请去讲演、讲课或是短期访问。因为一个诗人非常富有幻想，他到了新西兰以后，觉得荒岛上跟外界没有什么来往，完全是世外桃源的那么一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而且留下来也很容易，所以他就留在那个岛上了。
我想大家也看过他们写的《英儿》，《英儿》里面的女主角，实际上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第三者。当然，说法不一样了，有些人说这个第三者是借顾城的势力，把自己弄到国外，通过顾城这个踏板出国。很快，顾城帮她办完了手续，她也达到目的以后，这个女孩又跟别人走了。那么顾城就觉得好像一下子就全都失去了似的，在这种时候，谢烨又跟另外的人恋爱了，也要离开他，好像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就要倒塌了。而且顾城作为一个男人，生活自理能力相当的差，包括自己的钥匙，包括他要寄一封信都要靠谢烨帮他做。答：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实际上西方跟中国的那些所谓的性描写存在着很大的相同的地方，我刚才说了米利特的那本书《性的政治》，你可以去看一下。一开始米利特就举了很多文学的个例，包括《上海宝贝》里面特别推崇的那个亨利·米勒的小说，她用了三个人的小说做为个案。米利特的观点非常细腻、尖锐，她抓住了亨利·米勒的描写，尤其是性描写做了那些个案分析。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金瓶梅》，当然在中国，女权主义太落后，太不强大。所以现在还没有人对这样的东西进行一种清理，用女权主义的角度来做批判。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很多中国的读者，因为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们一直被主流的意识形态灌输，中国是落后的，西方是强大的，我们要追赶西方，要学习西方。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领域里面，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落后的，无形中看西方的很多东西都是带有幻想性的，尤其是美国的东西。那么，对古典文学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但是西方的女权主义在这方面，对他们所谓的经典，文学经典或是思想经典，像法国大革命时候的非常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那么一个思想大师，但是西方女权主义者早就认为虽然他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那么一种思想，但是他在男女价值取向上面贯穿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男权主义思想。所以我非常想建议你们看一下米利特的那本《性的政治》，我们在批判那些大师的时候，并不是想把他们彻底地推翻，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我们只是想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那些所谓的世界名著，所谓的世界文化的经典。我们至少在一个比较平等的框架以内来读那些作品。当然，我刚才说了那么多90年代文学的坏话，我也并不是说把他们完全打倒。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种现实存在，毕竟对我们这个时代起着很大的影响。答：这个问题要看中国社会怎么发展，因为现在看起来商品经济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深切的感受。那么这样一种文学现象，肯定跟整个社会生活的节奏是连在一起的，它的改变实际上是要靠我们的读者和我们的作家观念的改变。读者是很重要的，我刚才说的“欲望对象化”的东西，实际上它是生存于我们的读者之中。因为读者有这种需要，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读者，他在进行这种想象的时候，他不可能就仅仅是一个作家。我今天所说的商业化、商品化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出版社是在什么背景底下出版的这种小说，我并不很清楚，他们可能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炒作。但是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说了，在这个大的环境底下，大家都在追求商业利润，文化也是一样。要有人看，因为它跟纯粹的学术不一样，学术可以自己做给自己看，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相对来说，他不追求商业利润，只能说是相对来说，相对来说他不追求回报。但是出版不一样。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你出版一本书，没有人买你的，那你还出它干什么呀？尤其对出版社这么一个经营的部门，他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些出版社卖书号的风气屡禁不止，而且价钱越来越高，这是他们的一种谋生手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女性形象就正好迎合了他们谋取商业目的的意图，当然出版社和作家正好一拍即合，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跟作家是同谋关系。
答：每个人怎么做，首先，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某些看法，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可以跟大家说说，在80年代以前，我基本上是跟很多人一样，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麻木的，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中国就是没有妇女问题，不存在男人歧视女人的问题，也没有这种感觉。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突然对女作家的作品发生了兴趣。当然，那会儿还是80年代初，对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的一些东西比较有兴趣。我发现她们作品里面有很多抱怨这个世界对女人的不公平。然后通过这些文学作品逐渐逐渐唤起你一种女性意识。那么，我觉得在今天，我们面对的是那么一种境遇——实际上今天的情况要比80年代明显的多，也要复杂的多。你面对现在这种情况，到处可以有这种感觉。一方面，在很多领域，女人创造了很多成绩，她们的地位很高。你看，像这次奥运金牌，女性得的奖牌不比男人少，有的项目里面，男人根本进不了奥运，而女人却得了金牌。在很多人眼里，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性别歧视。妇女在体育运动上面，也跟男人一样享有这种权利、条件。
反过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到过我刚才说的那个色情业。在80年代，是绝对没有的，或者说在80年代初是绝对没有的，那么现在已经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咱们且不说像广州、深圳一些特区和比较开放的东南沿海，就说在内地，我是昨天刚刚收到别人发给我的从网上下载的一份东西，谈太原的色情业，由所谓的昌盛走向衰落。那非常让人触目惊心。为什么说在太原这么一个层次，以往就觉得根本没有什么特色的城市，色情业就能够如此迅猛地发展?我想，任何中国人看了，都会感到吃惊。那么针对这样的现象，大家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没有能力指导大家，但像我这样一个文化工作者，我可以用我的言论来抵制这样的现象，我可以指出这样的现象是非常丑陋的，也仅此而已。因为我不能成为国家的机器，像公检法、警察这一类机构里的人去管理社会治安。我不可能做这些。我只能通过我的言论，通过我的文学批评。所以，我今天在这儿给大家演讲，希望能让普通的读者、普通的听众知道我们文学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文学，是在闹煽情。说白一点儿，是在制造色情文化。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警惕，如果这个目的能达到的话，我想我就已经尽了一份微薄的力量。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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