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题目：“京海”冲突与京海派文学
演 讲 者：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副馆长，博士生导师。
演讲时间：2000年10月4日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京海”冲突，这是一个比较学术性的题目。我想把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和大家来作个介绍。大致的意思是京海冲突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遇到的一个文化冲突。我来讲京海的问题，有点条件。有点什么条件呢?我自己在上海和北京都生活过比较长的时间。虽然也不能说京就是北京，海一定就是上海，但是和这两个都市是密切相关的。我大概在上海生活了12年，在北京生活了20年，其余的时间也是在北方。我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没有人认为我是南方人，都认为我是北方人。我确实也是吃那个北方的苞米面窝窝头，吃高粱米饭长大的。我的教育呢，在南方接受小学教育，中学以上的教育是在北方接受的，所以我对这两地都有一定感情。我记得我刚开始发表批评海派文章的时候，有的人写信给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批评上海呢?他不知道我是上海出生的。
自己的一个出发点，是童年记忆。而且我的母语是上海话，我先说上海话，然后再学东北话，然后呢北京话就学不会了。所以就带给我一种对南方北方，对中国这个幅员广大的土地的全部的热爱。我并不是要说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不对。请大家听我的讲演的时候，不要去考虑是京派对呀，还是海派对呀；是京派好啊，还是海派好啊，请大家和我像回忆我的上海出生地，我的东北的生长地和北京的工作地一样，超脱这个，来看待这个京海冲突问题。但是对我自己，京海冲突是从来就有的感受，当然我那时候不会说什么京海冲突这个话。京海冲突这个话啊，纯粹是我姓吴的发明的。在这以前有京海论争的说法，没有京海冲突这个说法。那么我小的时候遇到什么了?我，一个南方人，在12岁时冷不丁地突然落到一个周围都是北方人的圈子里，我所感受到的一切。上海一解放，我念的是六年上，那时叫六上六下，五年上五年下这么叫。解放以后，我父亲就带领我们全家到了东北，这中间当然也荒废了一段时间。等到我再去考的时候，我父亲对我毫不指导，他拿着上海解放前的升学指导，叫我读完以后去应考。我当时考的是一个最好的小学，必须要考试才能进去，而且也没法转学。我怎么转啊，我拿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办的一个学校的转学证书，然后跑到共产党的一个小学来转学，那转得成吗，转不成的。于是我就考这个学校。我记得考题里面语文题最难。算术题里鸡兔同笼，国民党的小学这么教，共产党的小学也这么教，对不对。可是语文就不一样了，其中有一道题，问我赵一曼的英雄精神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赵一曼是谁呀。国民党的升学指导里面哪有赵一曼是谁啊。好了，这么考完以后，发榜的时候，我的转学没有成功，我从六年级降到五年级。老师说你去参加五年级的入学考试吧。这时候是刚解放，这个学校的入学考试是一茬一茬的，并不是说你考完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比如五号考一次，八号再考一次，转学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啊，这个现在没法想象。那你过两天再来考五年级吧，考五年级了，我不知道五年级课文里面有没有刘胡兰，反正还是类似这样的题目。考完以后一公布五年级也没考上。于是老师发了慈悲，算了吧，你在上海已经读到六年级了，那里的教学水平看来也不怎么样，那你就读四年级吧，我就从四年级读起。
我一辈子要感谢这次降级。我不知道你们诸位有没有降过级，我想今天这里面可能没有几个降过级的，你们一定念书念得很好。但是你毕业以后呢，到了社会上可能不从事文学。你看我的脸孔像不像一个降级生呢，我降了两年级。但这两年级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呢?认识了自己。人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我在我第一本书的结尾，在序跋里面我写到这个话。我说我感谢我的小学教师，我上过的小学是天下最好的小学，我在上海念小学的时候，在班级是一个上中等的学生，班级里面比我考试考得好的大概有七八位。当然我上的这个小学非常好，我记得我从那个静安区考到虹口区这个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族大家都额手相庆。说唉呀，福辉这小子考得不错啊，这个学校被他考进去了，很难的，是个很好的学校。可是我在班级里面是第七八位的学生。我到了东北读小学，一进这个四年级已经是下学期了，我自从进这个班以后，读书就特别顺利，我就不是七八名的学生了，我就当然是一二名学生，就跑到前面去了，像我们长跑，跑到第一方队去了。往前看顶多有一个人，往后看我这个方队里面还有五六个人跟着我。我的整个文化知识在这个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里面蹲了一蹲，这一蹲啊对我非常重要。这一蹲像庄稼间苗铲地，又把土破坏一点，生长得更结实了。我这一蹲，我的学习成绩开始好了，我的感觉也开始好起来了。一个人的感觉非常重要，当你学习的感觉要没有了，你学文学，没有文学感觉了，那就完蛋了。这是我的一个经历，由此我对这一次降级非常满意，这是我中晚年以后想到的。
可是我在这东北的学校里面有一个最让我不愉快的事，什么呢?这个学校里面那个学生看我什么都不对，老师看我也什么都不对。我上体育课，不是短打扮，冬天很快就冷了，我上体育课，穿着棉袍去，外面带罩衫。老师怎么看也不对，穿这个衣服怎么翻单杠啊。那老师就批评我，看这个吴福辉，看你穿什么来上学呀，穿得像个新姑爷似的。在东北要穿这身打扮，得当新姑爷。可是我在上海冬天，我是天天穿的，后来同学就给我起个外号叫新姑爷。还有一个外号我最不受听了，什么呢?管我叫南蛮子。大家知道长江流域以南这个地方，在中国的宋代和明代，两次从中原南迁，把中原的文化带到了南方，带到江南。不是带到现在广东一带，不是带到珠江流域一带，珠江流域一带那时候还是非常偏僻的，是吧，要不然的话，苏东坡不会发配在潮州在海南。说到江南，把中原文化带到那里以后，那个地方很快超过了北方。原来不是，原来的河南、陕西、山东那多么重要，多发达。当然东北是不行的，那是不发达的。
到我1950年去东北，那个地方工业基础很好，但是人口非常少。鞍山市每天早上七点钟，全市拉电笛，响完以后街上就没有人了。你们看过艾芜的《百炼成钢》没有?这是一部老小说，就写了这个情景。整个城市一共三十万人，十几万人上班了，街上没有人，百货公司里根本没有人，空空荡荡的，这么荒凉。我从上海到了鞍山就觉得这个地方太荒凉了，整个城市只有一家药店，国营的。我从我家里要买药，要步行四十分钟走到那个地方去。而上海我们家原来住的地方，一条马路上就有五、六家药店，五、六家吃饭的地方。在中国的话，可能没有一个城市的药店会像上海那么多。当然解放以后合并了很多，去掉很多。
这个景象是西方的景象，在中国只有上海有。商业到这个程度了，我从这么一个发达的地方到这么一个荒凉地方来，我怎么还变成南蛮子了呢。我那个东北的同学绝对不相信我说那些，他认为我讲的那些都是天方夜谭，怎么一条街上会有五、六家药店，不可能的事。那么在中国的中原文化的记忆里面，南方永远是一个蛮荒之地。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多么厉害，从宋代到明代多少百年过去了，它还认为南方都是蛮子。而且，东北汉人凭着他迁自山东的记忆，还认为他比南方人开化。南北的沟通不容易，这给我非常深的印象。我想这可能是到了我四十岁以后，突然研究京海冲突的一个童年的理由。
我后来从事文学以后，也感到南北作家，城乡作家差别太大。比如说北方人，性格豪爽，你和他很好结交，一结交就可能是生死之交。东北出土匪那也厉害。据说深圳大的那个买卖人有的是东北人，东北人叫东北虎。过去的东北虎啊是到上海抢东西，上海人看到东北人到上海的话，吓坏了，也高兴坏了。怎么高兴坏了呢，一大旅行包一大旅包地买东西，轻工业产品，不错。当时我在东北的时候，自行车谁要骑了永久车，谁要骑了那个凤凰车，那牛得不得了。凤凰车里面有一个凤凰是站起来的，东北人叫立凤，那你家要称一台立凤的车，那你在街坊邻居当中，可牛气得很。这是一部分人对上海的向往，上海的轻工业产品，在北方非常地流行。但是上海人的那个精细啊，那个脑筋子活啊，另外格局之小啊，没魄力啊，北方人又看不起了。你看深圳那个做生意掌握住商机，要拍板，打仗时候要拍板，这时候上海人不行，绝对不行。山东、陕西、山西，能打仗啊，四川、湖南不也能打仗吗?湘军和川军也很厉害吗!他们也叫南方，不过我觉得好像他们是南方里的北方，不是东南沿海了。
而东南沿海的作家在我们新文学作家里面是最多的，是精细派，婉约派。四川和湖南也是最出作家的地方。出作家需要想像力，需要知识，以智力来看，江浙人比较好；以想象来看，湖南、四川人好，那个地方风水好，高山大水呀，引起人的遐想。你别看封闭，比如说现在热闹吧，你还能想鬼吗，想不到鬼了。我们小的时候，母亲要告诉老实一点，就是说鬼来了。当然东北还有狼来了。我到东北到处能听到狼啊怎么偷小猪，那狼偷猪可厉害啦，说是跳到那个猪圈里去，咬着猪的耳朵，猪乖乖地跟它走。用不着硬抢硬夺的，给它一定威慑力量，就跟着走了，这么乖这么聪明的狼啊，这种故事你们现在听得到吗?听不到了。对狼的遐想、对鬼的遐想，这个古代人的想象力并不比我们差。我们现在的想像力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古代的想像力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一样丰富，甚至有的时候在某些方面是我们后人再也没有办法达到的。你再写一篇《离骚》试试，《九歌》、《天问》，你再写一个试试，写不出来啊。但是四川、湖南人又能搞文学又能搞革命，革命也是拍板啊，得有魄力啊，今天我们开发大西北大西南了，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东南沿海和内陆，中国的北部和南部存在着很大差距。
我说京海，京就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的大陆文化板块。这个文化大陆板块现在已经不是以西安为代表了，而是以北京为代表。这个是很长时间形成的。北方，包括西北，中国的这个大陆文化板块可以用北京来命名。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个文化板块可以用上海来命名，原来是广州，但是后来帝国主义选择了五口通商的上海以后，上海得了地理的优势。在中国沿海的中部，又有一条长江往内陆辐射，这简直是像个十字一样，是再好没有的一个天然环境了。上海很快地发展起来，超过了广州，超过了香港。所以在40年代、30年代，上海人看不起香港人。上海人有个恶习，非常看不起乡下人。如果上海人骂人，很少有北京人的国骂，北京的国骂里面比较文明的就是清代官场上的王八蛋。上海骂人就是骂猪，猪犭罗，乡下人。上海人很少在骂人的时候涉及生殖器。不是没有，比较少。四川人骂人厉害了，入你先人板板，先人就是你的祖先，板板就是那个祖宗牌位。
这个骂要研究起来，你就要研究南方北方之不同了。南方人是有点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上海的电车上老是相骂，老是吵架，但是他不动手，他比较柔弱、阴柔，他不动手。东北人正好相反，东北人动不动就撸胳膊挽袖子。
京海冲突是到处存在的，那东南沿海一带的文化板块和大陆的文化板块互相撞击，是百年来中国的诸多文化冲突里的一个冲突，而且这个冲突非常有代表性。不像中西冲突，是外部的。它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冲突。文化冲突，当然和外部的冲突有关系。今天要开发大西北了，这是为什么?还是这个东南沿海和那个大陆经济失衡，经济失衡以后要调整，调整以后可能还失衡，那再调整，往前发展，这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模式。从我们内部来讲，必然是这么样，由京海冲突到京海调整，然后往前发展。这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告诉大家，京海冲突这个题目，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一点也不深奥，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你的家庭里。第二，我讲一讲什么是京海?为什么会有京海的冲突?分出京派和海派不是从文学开始的，是从艺术开始的。大概是在19世纪，从晚清到民国，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时期。现在很多人研究中国现代化，从这时候研究起，不是从“五四”以后研究起。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是怎么样接受西方文明走上现代化的?这个现代化遇到一些什么问题?这是学术界最关心的问题。外国的工业化程度是怎么样的?他们走过什么道路?日本的现代化的过程怎么样?都是东方民族，日本和我们有什么区别?等等。同样都是中国人，都是汉族人，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区别?等等。这些都值得研究。不光政治家要研究，文化学、社会学、文学都要研究它。大家都往前伸到晚清和民国。晚清和民国在绘画界和京剧界里面首先有了京派海派，现在查什么时候有人开始说京派海派，那可不是我说的。京海冲突是我说的，京派海派19世纪的后半叶就有人开始说了。中国的国画，过去有自己的画风，后来的上海的国画家他们首先画出一种和过去的国画技法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此被人家称为是海派。书法绘画，这个上海的书坛，上海画坛里画出的东西，有点不一样。开始画市民的风俗，日常的生活情景，用单线条勾勒，还有包括石头怎么画，山怎么画，水怎么画，海派都会想出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出新的东西，这是海派的东西。
还有京剧，徽班入京以后，形成了京剧，后来随北平改成平剧了，台湾叫国剧。那京剧能变成国家的剧种，当然有它的道理。主要是宫廷里看戏，贵族们、皇亲国戚看戏，把这京剧给抬起来了。你想皇亲国戚在北京有多少啊，你也看，他也看，上戏园子看，把演员召到家里去看，家里面做寿啦、过生日啦、小孩满月啦，把唱戏的人，当时叫戏子了，请到他们家里去。这叫堂会戏。那当然是有钱的主儿啊，出得起钱啊，可以把戏班子请到自己家里来演。在宫廷和皇族的推动下，京剧形成了非常复杂精细的程式、唱腔、动作。所以统治者对文化是有绝对性作用的。
列宁说，每个社会有两种文化，一个叫统治者的文化，一个叫民间的文化。民间文化传到上面去了，可以被统治文化所接收，统治文化可以推动民间文化向高精细的方向发展。同时这个文化变成贵族文化以后，开始堕落，开始变质，有一天又需要民间的文艺来触动它，来革新它。这个在全世界，包括中国的文艺史、戏剧史不乏前例，都是这么发展的。京剧你看从民间流入宫廷，后来成为非常豪华、非常复杂的一个剧种，没有哪个剧种的唱腔像它那么好听，表达的力量那么大。京剧流传到上海去以后，上海这个地方怪，我说的是晚清和民国，上海的京戏演员就对这个京剧做了很大的改造。原来在北京，你想在宫廷里面演，皇帝看，你得中规中矩，对不对。宫廷里面皇帝是不看色情、调情的戏的，看的话也是偷偷看。反正他像个皇帝那样坐的时候，他能看那个调情的戏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
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呢，这京剧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那个内容或者增加一些非常挑逗的色情的戏，或者增加一些能吸引市民的时事戏，把新闻编到京剧里面去了。当时上海有个案子，名字我忘掉了，为这个新闻的主角编了一个京戏。那个京剧有这个人在游泳场里游泳的场面，为了演这个时事戏，在舞台上弄了一个池子，让这个演员从上面“叭”跳下去，水花四溅。你看上海人把京戏搞成这个样子。那个北京的戏园子完全是不屑一顾，这叫什么京剧啊。于是管这叫海派，海派就说那你是京派，京剧界里面就出现了京派京剧和海派京剧。
梅兰芳成名以后，到上海去演出，我看过梅兰芳的自传。当然他写了很多上海的京剧界里面污七八糟的东西，他看不惯。但是梅先生回到北京以后，提出有两点是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广告做得好，哎哟，他说我在北京，在吉祥，在长安演哪，或者外面立个牌子，顶多今天晚上的小报、晚报登一下，梅兰芳明天演什么，这就完了。上海的广告做得好，你到百货公司到车站去看，那里面也立着梅兰芳，你到哪哪看，都是梅兰芳，报纸呼啦一下子，小报、大报，日报、晚报，好，铺天盖地都是梅兰芳。据梅兰芳先生的印象说，上海人做广告做得厉害，这个戏码上得厉害，这是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是什么呢?他说京剧这个服装是要改变的。我们知道梅兰芳先生是保守的京剧派里面的革新派，梅兰芳是京派出身嘛，当然比较中规中矩了。从海派来看，就是保守的了。他在京派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革新，就是革新衣服。梅先生自己演戏的时候，对那个衣服啊总要做一些小小的改动，让那个京派的老观众看了，也不至于不舒服，但是青年的观众一看，哎哟，不一样了。梅兰芳先生一生，致力于京剧的服装改革。梅先生还是很善于学习，他不是完全的看不上海派，他从海派京剧得到了很多启发。这就是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时候，在绘画界和京剧界里面首先发生了关于海派和京派这个说法。京派、海派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到了30年代，上海形成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现代化的城市。3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包括上海的发展，这个都有外国人在研究，中国人也在研究。上海这个城市据我自己研究，20年代以前是一个阶段，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以后又是一个阶段。前面就不说了，单说这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这次的，这个上海城市的现代化的过程，是变化非常大的。外滩原来的房子陆陆续续分多少年都拆掉了。到了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形成了现在诸位到上海外滩所看到的那一排房子。过去往浦东一看，是地，是烟囱，往这边一看，外国的大楼，而且是有各种各样风格的，有古典主义的，一直到现代派的。现代派的就是外摆渡桥北边的那个解放以后叫大厦的。其实那个地方过去叫百老汇饭店，那个房子像个立的长方体往上摞，一点点收紧，没有任何装饰，这是现代派的。古典派服装和建筑，都是让它复杂化。张爱玲专门谈过服装，她说那个满清的服装，最后复杂得不得了。中国的服装到了现代就简洁了，你看我们现在穿运动装上班了。由于上海完全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外滩那些楼，那时候都完全形成了，以后再没变过。当时成为远东的最大的城市。
像南京路，淮海路以前叫霞飞路，在30年代已经形成了。远东最高的建筑物，在南京路上，叫四明储蓄大厦，简称叫国际饭店。《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有个年轻战士，到了上海以后，他去这个国际饭店了，挨了批评。一开始他不服气，他说怎么的，吃吃国际饭店还不行吗?有这么一句话。吃吃国际饭店这是我们南方人的说法，南方人的话，吃吃国际饭店就是到国际饭店去吃饭。这个国际饭店就是当时远东最高的楼，24层。
上海有世界上最好的一个电影院，叫大光明电影院，现在还在，在南京西路。你们去的话注意看，大光明的这个电影院外面无论如何变化，里面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30年代的样子，里面有几千个座位，全部是沙发座。大家想一想，你的童年记忆里面电影院是什么座位，你五几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到电影院去，电影院里是什么座位?30年代大光明电影院，美国的电影放映机，美国的冷气设备，专门演外国的首轮片子，票价很高。
这个电影院不在中国的政府商业部门注册，在美国的商业部门注册。
上海有第一流的跳舞厅，其中最有名的叫百乐门。中国汉代，有到民间去搜集民歌的机构，叫乐府，所以后来管汉代经过搜集文人重新润色的那个诗歌叫乐府诗。当时百乐门这个跳舞厅就被称为远东第一乐府，它把乐府这两个字意思转化了。现在我们广告里边老玩这个文字游戏。乐府就是跳舞厅的意思。你想想当时上海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化的城市，有四大百货公司，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你看英国、法国小说，它在19世纪形成了大的百货商店，那百货店极其庞大，现在有了超市，当时还没有。这个百货店，其中，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其中大新公司，在30年代，安了第一部电梯。我们现在非常习惯，在香港的街道上走，人行道都有这个电梯，30年代在大新公司里就安了一座。我小的时候最喜欢上大新公司，就是要坐那个电梯，因为那是不要花钱的，一站上去了，一跨下来了。
上海在形成这么样一个现代化城市以后，上海的文学和北方的文学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在1933年发生了一次京海论争。这次京海论争，是从来不和别人打仗，从来也不喜欢辩论的沈从文先生发起的。现在我们这个院子里有个沈先生的雕像，你看到没有，那个浮雕，是李象群雕的。不错，因为这个浮雕像国画一样，是中国写意画风格的一个浮雕。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再软乎没有的人，我告诉大家，他生前呢，我见过他几次，我也到他家去过。第一个感觉，因为我见他已经是老年了，脸孔非常白，皮肤非常好，头发基本都白了，说话声音之小啊，像一个女孩子声音一样。所以有人说沈从文先生是男人女相，男人女相是福相。我是南人北相，也是福相。这个沈从文先生，待人接物的样子再柔和没有了。当时天津《大公报》，有一个文艺副刊，请沈从文先生来编。编的时候沈先生不在天津工作，沈从文在北平，然后报纸是在天津出的。这个《大公报》很有名，这个文艺副刊，先由沈从文先生编，后来交给他的学生萧乾编。萧乾先生是我们文学馆的顾问，前不久2000年去世的，是我们文学馆很大的一个损失。萧乾先生是京派的第二代作家，他是沈从文的学生。
《大公报》文艺副刊，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一个文艺阵地，很多作家在这上发表文章成名。你去查旧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那上有林徽因的名字，小说、戏剧她什么都写过，一共没写多少东西，她真正的本行是建筑学家。她的短篇小说最好的一部叫《九十九度中》，描写北京在华氏温度九十九的时候，相当于摄氏四十几度了，在大热天里面，北京胡同里面的景象。你看，她贵族出身一样的人，但是她描写的是北京胡同里的事。她的散文最有名的叫《窗子以外》，描写她在清华，住在教授那个单独的别墅里面，窗子外面有老百姓走过。她不写窗子以内，而写窗子以外。她写得很少，但是林徽因的家里面，凡是和她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她谈吐非凡，她非常能说话，评论作品，诗歌散文，一句话说到点子上。这就是京派。
京派当时就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阵地，形成一个作家群体，影响很大。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者的态度》。这篇文章啊并不很凶，只是讲个故事。说什么呢?说他们家里面有个佣人，这个佣人是从湘西来的，是农民，非常老实，但是非常敬业，有时候敬业敬到顽固的程度。沈从文说他非常尊敬他。他讲完这个故事以后，突然把笔往旁边一支，他说我们这些个文人啊，都不如她。很多文学者，上海的也有，北平的也有，他没说北平没有，到处都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把搞文学看成是游戏、白相。白相上海话玩，上海人管流氓叫什么?叫白相人。白相人是什么，靠玩来吃饭，玩能吃饭，你看这厉害吧。那玩是个饭碗，靠它吃饭的人那就是流氓了。沈从文先生说，在上海和北平都有这样的，是游戏白相派。这个文章没有点任何人名，在《大公报》发表了，就是1933年。同年两个月过去了，有一个上海文人，用苏汶的笔名，真实的名称叫杜衡，是海派里面的一个批评家，也能写小说。这个苏汶发表文章，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现代》杂志是施蛰存先生主编的一个大型的，有点像现在《收获》那么厚的一种文学刊物，非常有名。在现代杂志里面，形成了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群体，形成了现代派诗歌群体等等。苏汶的文章叫《文人在上海》。你不是批判上海的文人游戏白相吗，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仔细来看，调子是很低的，调子一点都不高，也不是想吵架，要吵架可以把嗓门放大点。他关键有一段非常有趣，苏汶说文人在上海没有办法。你们在北方的一些人，你们是一边搞文学一边是有职业的。你们知道京派的作家，绝大部分都是教师，都是大学教师，什么北京大学啊，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有中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燕京大学啊，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北京大学校舍的地方。沈从文就是在那里面当萧乾的老师。什么辅仁大学，就这些大学的那些老师和他们得意的门生，组成了这个京派的作家群。他说你们都是有职业的，你们写文章是业余，写了也好，不写也好，没关系。他说文人在上海可不是这样。我们在上海的话想求职啊，比上天都难，找不到职业，因此我们都是专职的，一天到晚靠这个文字为生的，我就要拼命写，我稍微要松弛一点，我就吃不到饭了。那么他说难免不粗制滥造，难免不迎合市场，对吧，我要写一些读者爱看的，不爱看马上就改，改了这样让他爱看，就难免不出这些问题。我也知道这不好，可是文人在上海就是这个命运。这篇文章调门是够低的了。原来沈从文也没有点名道姓，苏汶写这篇文章也没点名道姓。等到第三篇文章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副刊再写出来，就点了苏汶这篇文章的名，说我最近看了这篇文章，意思好像文人在上海就只能是这样。怎么文人在上海就只能这样?这样引起了一场争论。
我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香港文学》主编叫刘以鬯，那个鬯字很难写，一个叉，四个点，再把它框起来，下面放个匕首的匕。那个字没有忧郁的郁难写，忧郁的郁，繁体字里面，这个鬯字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这个刘以鬯告诉我，他说我的文章写得比茅盾、鲁迅多，我现在编集子，如果把我一切发表的作品全收起来，起码三千万字到五千万字。我们的鲁迅先生是十卷本，每本是三十万的话，是三百万字；翻译是十本，每本是三十万的话，是三百万字，加一块鲁迅一生五六百万字，还算翻译。茅盾现在编四十卷的全集，每本也是三十万字，那是一千二百万字，茅盾写的已经比鲁迅多了。刘以鬯先生说他的文字有三千万到五千万，他说我很多不准备收到我的集子里面去，我都是用另外笔名写的，他说那就是为了吃饭。在香港如果你是职业作家，你还没有名，一天要写一万字，才能养家糊口。中国作家代表团到了香港那真神气，我们一个字不写，一年我也能养家糊口。香港作家，那个市场机制到了这个程度。他们那边出勤快作家，出粗制滥造作家，我们这里出懒惰作家，出精致作家，只是这个区别。我们一个长篇可以十年磨一剑来回改，香港作家怎么办?
所以杜衡30年代讲的这个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北方的作家听不进去，引起一场大战。这场大战，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南方作家写的，北方作家就沈从文写了。后来姚雪垠写过，那时还是青年作家。后来有个曹聚仁写过一点点，曹聚仁南北方都走，很难说是北方作家。这个京海论争，弄了半天是沈从文一个人坐在北方和一大批的南方作家辩论。后来辩论来辩论去，鲁迅都参加了。上海华东师大有一个研究生，他前年编过一个集子，把京海论争的全部编成一本书，他给我一个目录，我一看，有这么几篇没看过，还有很多篇我看了，我提供给他，这样编成一本书。你想想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但是主要是沈先生在北方，大部分都是南方作家。南方作家一开始是讨论京派海派的态度谁好谁不好，到后来就开始抓海派，看咱们周围谁是海派，然而讨论上海的作家就是海派吗?不。沈从文也说不啊，不能说上海的作家都是海派作家，不能说北平作家都是京派作家，后来讨论到这个程度。然后京派作家自己窝里不捉谁是京派，海派作家在窝里开始捉起来了。谁是海派，你是海派，他是海派，后来抓了一个专门的剽窃别人文章的人，说这就是海派。从京海论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京海的两边是不平衡的，一个重量级的拳手和一个轻量级的打仗，这个双方是不平等的。那么柔弱的说话细门细气的一个沈从文先生在北方，就写了几篇文章，惹得南方一场大乱，谁都不愿戴海派的帽子。甚至自己在干海派的事，他也不戴这个海派的帽子。这个京海论争就这个样子。
后来鲁迅先生也参加了京海论争，他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叫《京派和海派》，一篇叫《京派与海派》，还有一篇《南人与北人》。你注意没有，鲁迅他都不想把第二篇文章改个名，第一篇叫《京派与海派》了，第二篇叫《海派与京派》好不好，他不改。他还叫《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这种文字的组成，词组的组成不是小事情。我现在给大家讲京海论争，不相信你试着翻过来海京论争，你念念看看，肯定不是这么回事，非要把京字放前面不可。这就是沈从文他所占有大陆文化的地位。京派的位置和海派的位置不是平等的，连语言组成都是这样。这个文字的形成，语言的形成，里面积淀了文化，这个京海论争就是这样。曹聚仁和鲁迅在京海论争的时候，他们俩挺怪。鲁迅有个名言，在《京派与海派》里说的，说京派就是官；海派就是商。什么京派海派，鲁迅的话好像两个手搭进去，一手拍一下一手拍一下，拍到京派的时候京派是官，官气；海派就是商业气，这就海派。表面上鲁迅的话不偏不倚，但是其实鲁迅当时是讽刺京派稍微多一点。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过，我说鲁迅几篇论京派海派的文章，一开头就是讽刺。先说最近几天，京派大师发一句话，那个海派的小丑就乱蹦。原话我忘了，就这么个意思，你听听这个话，海派的小丑，京派的大师。但是这里面讽刺的味道好像觉得海派在某种意义上是弱者，人总是要替弱者说话，他那个语言文字里面，到处流露出来把京派暗刺一下，味道非常明显。曹聚仁就公开了，曹聚仁学过社会主义理论。曹聚仁说京派是封建主义，海派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还比封建主义强。他就说这个话，话比我说得生动，他是使用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概念。他说海洋文明比大陆文明要进步，你现在把海派说得一无是处的人，再过多少年你看一看，看上海这个气候会成为全国的气候。曹聚仁他对海派很有眼光，一般人，传统的中国老百姓，都会讨厌海派，而曹聚仁当时就说得很清楚，中国的气候现在是上海的气候。上海真厉害啊。
就是这一次京海论争，就造成了京派、海派这个词在我们文学圈子里面流行起来了。经常用，而且这个京派海派的词，由文学、由艺术慢慢往文化、往民间扩。比如我们说这个人，你看他张狂的样子，你看，金钱主义，海派，纯粹海派，是不是啊。你看这个，这个家伙，保守、传统，你看看，对小孩教育的话一点也没有那个现代气息，你看这个京派。这个京派、海派这个词，现在越来越扩大，这个扩大和文学有关。因为文学家动笔，京剧家就扩散很小。到了文学界，报纸刊物一发表，好了，京派、海派这个词就这么地形成了。这是1933年的京海论争，表面上延续到1934年，争了两年。但是后来可以说这个论争在不断地延伸下去。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那场京海论争的余波。
但这个余波里面，海派是比较臭，京派就相对来说，要比海派香一点。你规矩，你保守，保守我不会调戏妇女呀，对不对，是不一样啊。这个海派里面包括下流气啊，包括商业化气息啊，铜臭的气息啊，是包括这个气息的。京派就是说太方正了，太学究了，是吧。有一股那个僵死的味道，顶多是那样，它不一样啊。道德法庭开庭的话，一评判，京派比海派强，一向都是这样的。这个情况是不对的，中国文化造成京海失衡，京派占优势，海派占劣势，这是不对的。这个情况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变。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的孩子如果有海派行为了，有京派行为了，你的眼光里面会流露出来对哪个孩子批评的更多一点，哪个更少一点?
请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整个中国文化的情况造成的，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到现在为止，海洋文化也没有超过大陆文化。我们文学家，乡土作家要比都市作家厉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乡土作家是最厉害的。贾平凹是乡土作家啊；陈忠实是乡土作家啊；李锐是什么，乡土作家啊。对不对?跑到知青作家，张承志写什么，叶辛原来写什么，写贵州农村，写云南农村，乡土啊。知识青年本来是城市知识青年，在城市里面没什么可写的，到了乡下逛了一圈回来以后，写了20年30年还在写，出了一个名堂叫知青作家。知青作家就是乡下的作家，到乡下转了一圈的作家。咱们在座的就有知青啊，现在老三届年龄最大50岁左右吧。我弟弟比我小12岁，他属兔子，我也属兔子，他“文化大革命”那年——1966年，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我在教中学。下乡的人现在都50岁左右了，下乡了到农村走一圈，有东西可写；在城市里呆了好久，马路上没什么东西好写的。这个乡土的丰富性和都市的狭窄性，这个本身与这个国家是以大陆文化为主体有关系。
那个外国人到中国来喜欢看什么，当然喜欢看北京了。他们说上海生活很舒服。那我说你如果是没有时间，只有两天时间，你是看北京，看上海?当然看北京啊，北京是中国啊。你看看，北京是中国，北京更有中国性，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里面，北京最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性，它怎么不占优势?所以到现在为止，上海的名声还不是很好，当然要比开放前好多了。我曾经做了一个调查，从二十三十个作家里面，找他们谈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话，找出来的句子，把它放在一起一罗列一看，北京被说好话的时候多，而上海被骂的时候多，被批判的时候多。
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你看看这个，全中国人哪，都厌恶上海。有一个政治上很中间的作家，叫丰子恺，他也是一个画家，他画的那个画啊非常特别，所以很多人喜欢，特别是儿童和家长，特别喜欢丰子恺先生的画。丰子恺先生最后他是一个居士了，他没有像他的老师李叔同那样去当和尚，他也没有去坐禅。但是他呢，是一个居士，在家里面我信仰佛教。丰子恺应当说是一个佛教徒了。他把这个佛教是融入到自己的文章和画里面，化掉了，真正把它化进去了。那么，丰子恺这么一个作家，你看他怎么谈上海。他说我在上海居住多年，这个文章是1923年发表的，觉得上海住家，邻人都是不相往来，而且是敌视的。曾做过上海学校的教师，觉得上海的繁华和文明能使聪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觉悟，能使悟力薄弱者受到很恶的影响。他很客观了，他说上海这个繁华和文明，聪明的人能得到暗示和觉悟，他并没完全说不好。可是他说对于悟力很薄弱的人，那个商业世界，那个人肉泛滥的世界，你想想，经不住诱惑，会给你带来很恶的影响。我觉得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然冷清，实在热闹。这就是因为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你看，丰子恺他对上海的感觉和山里的感觉写得非常清楚，很客观的，不是一味谩骂式的文章。
周作人，鲁迅的弟弟，他是浙江绍兴人。绍兴那地方，这边是宁波，这边是杭州，离上海非常近，这些地方可以说在近现代完全受上海的影响。这些农村的地方，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你现在到那个地方一看，农民都是三层楼。从上海出发，往杭州如果坐汽车走过去，你看一路上全是。60年代的楼房一看就是非常旧了，这是老房子，完全和新式的房子式样、材料不同，一看就能看得出来。那些小楼上面都有通讯设备，你弄个天线，他弄更高的天线，就戳在这个小楼上。它究竟还是农村，但是非常发达。周作人1926年，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上海的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没有一点理性和风智。还说，上海气之可厌，他这篇文章就叫《上海气》，在关于性的问题上，最明了地可以看出，它的毛病不在猥亵，而在其严正。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追求，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的玩世的态度。大家听不明白不要紧，反正你听出来了吧，上海气可不怎么样。
徐志摩也是浙江人，也是我刚才说的那块地方，他那地方就是看海潮啊，硖石离这个海宁很近，海宁看海潮的地方，离王国维的那个故居十分钟都不到。徐志摩应当是很洋了吧，他留美国又留英国，双料的留学，你看他怎么谈上海。他说我们只要想起英国的利物浦，美国的芝加哥、纽约，中国的上海、天津，就知道工业主义只孕育了丑恶、庸俗、龌龊、罪恶、高烟囱与大腹便便的人。你看徐志摩这个观点，他对工业文明抱着批评的态度。
冰心的父亲在烟台做海军军校校长的时候，是冰心的童年。母亲后来去世了，她的父亲后来在上海工作，所以冰心后来经常到上海去探亲。她对上海也是很熟悉的，她的父母去世以后，就埋在上海的徐家汇。解放以后叫徐汇区，明朝的徐光启的后代居住的地方。这个区域，外国人最早设教堂，设图书馆，上海最早的西洋的天文台、图书馆、教堂都在那个地方。你看她和上海应当很有感情了吧。但你看，这个每逢暑假的时候从北京到上海去，回来以后写文章，写的是“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她是福建人，上海是福建和北京的中心，所以她写了这篇文章。她回忆上海说，因为我不喜欢上海的殖民地气氛，除了到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买些东西之外，从不外出。你看冰心，她不喜欢这个地方。
老舍不用说了，老舍在1942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可爱的成都》。我们说老舍要表扬北京吗，那毫无疑问，没有问题了，他现在是写可爱的成都。在写成都的时候，他谈到上海，把成都和上海一比较，你看他怎么谈上海：“我不喜欢上海，因为我抓不住它的性格，说不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喜欢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马上就走开”。
最后我举一个散文作家，学英国散文的叫梁遇春。梁遇春他20年代在上海的大学教过书，后来回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得疾病，当时叫猩红热，突然去世了。去世那年26岁。26岁的梁遇春，写过多少书呢?散文是两本，翻译的书加一块，一共二十本。26岁的这么一个青年作家，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到南方去工作了两年。他1930年写了一篇文章叫《猫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这篇文章他先写各种各样的猫，又写各种各样的狗。说他自己对狗和猫啊都有一点讨厌，哪个也不喜欢。最后到了结尾，笔调一转他说，“上海是一条狗，当你站在黄浦滩闭目一想，你也许会觉得横在面前的是一条恶狗。狗可以代表现实的黑暗，在上海这现实的黑暗使你步步惊心动魄，真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这篇文章里最后谈北京，北京是什么呢?北京是一只猫，这个猫有媚态，慢慢地往前走。猫在黑夜里面眼睛发出亮光等等，让你感到黑暗无边哪。弄了半天梁遇春北京和上海都批判了，但是上海批判得狠，那狗好像总是没有猫那么好听。如果我们要列数中国的这些作家们，他们对这个上海的看法，绝大部分的看法都不怎么美妙。
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海派处在我们中国的大陆农业文明的包围之中，它在我们中国真正是个孤岛，它先期地先走一步，富起来，先现代化了，它是靠西方文明来现代化的。上海的南京路，等于说是西方的一条马路。上海的电影院在美国注册，上海的跳舞场是全世界水平的，你想想，好多东西都是原装进到上海。上海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有租界、有华界，但是华界永远是隐退的，租界永远是在前面的。各位，你们要看上海的这个照片，你如果能记得这个印象，我告诉你，都是租界。比如你脑子里有上海老的样子，很漂亮，显得很伟大，请注意都是租界，没有华界的。上海的华界和租界来比，谁的地面大呢?华界地面大。谁的人口多呢，华界的人口多呀。租界刚开始形成英租界和法租界时候，外国人不让中国人进去，地面很小，就两条街，后来租界不断扩大。什么时候华人进入租界呢，小刀会起义。清末小刀会起义的时候，在华界住的那些中国的富人，就不听外国人的招呼啦，纷纷地就涌入了租界，租界也就开界了，从此以后华洋杂居。租界的人口也少于华界，就是这么回事。
在30年代的中期，当上海在全世界、在远东都已经相当好的时候，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想在现在江湾这个地方另造一个上海。你们知道吗?计划都拟定了，在报纸上也公布了，还盖了一部分房子。什么房子啊?当时市政府的办公大楼，在江湾盖的。后来又盖了一个体育场。那个体育场开过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全国运动会，江湾这个地方是现在上海复旦大学周围的一个地方。我们小的时候什么叫复旦大学啊，遥远遥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大学，远了去了，现在近了去了，上海也扩大了。当时江湾很偏僻，南京政府在上海的江湾想另外造一个上海市。为什么?说上海市弄了半天都是外滩啊南京路啊，都是租界啊，没有中国的。南京政府也有很浓厚的民族主义，蒋介石的民族主义一点不比毛泽东的差，这两个人民族主义是差不多的。当时说我再另外造个上海，后来1937年爆发了抗日战争就流产了。一般人都说，这个上海的计划的流产是因为抗日战争，我看不是。我看它造好了也是空壳，为什么?上海的城市是个商业性的城市，这个城市要依托全世界的贸易、商业、进出口、百货业、娱乐业，它依靠这个。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上海就不称其为上海了，上海就和南京一样了，上海的这个城市的本身就是这么一个特性，你到江湾去盖了一大堆洋房，中不中西不西地盖了一大堆，表面上是传统式的。你们到过南京没有，南京的那些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都是这样房子，都是上面大屋顶，下面是洋房。就在江湾盖那么一大堆房子，盖了一大堆房子就能变成上海吗?就能超过租界吗?你总不能每天下命令，你今天必须到江湾路走一趟，不许走南京路啊；买东西你到那边江湾去买，你不许到南京路上买。可能吗?不可能。上海这个城市本身，依托了和世界的贸易进出口等等，靠这个金融，靠银行，靠金融界，对不对?你把江湾搞成一个上海，能成为上海吗?我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上海这个城市，是一个移植的城市，把西方文明像那个《天方夜谭》里面的故事，“扑”，吹一口气，神灯擦一下，飞毯飞起来，啊这个城市从外面移到上海来了。我这个话说得极端了。我自己研究上海文化后边的江浙文化的传统。我现在的话是极而言之。上海是个移民的社会，上海的人口组成叫四大帮：宁绍帮、江北帮、苏南帮、广东帮。这些帮都是上百万人，几十万人。最小的一个帮叫本帮，吃上海菜叫本帮菜。这个词怎么来的，就是上海有各种各样帮，这帮里面最后一个是本帮。本帮是最小的一个帮，奇怪吧。本帮是上海人口组成里面，这都有文字材料的，本帮是最小的一个帮。在这个城市里面，现代文明发展得非常快，什么都是很先进的。上海第一个电灯什么时候点的?上海第一部电车什么时候开上街的?你去查一查，不得了啊。上海第一个电灯点的时候，要比我们中国的现在农村里面最后一个消灭电灯的地方要早150年。你看外国电影，看那个狄更斯小说改篇的电影，那里外国的工业化初期，街上那个路灯，每天有个人拿着长竿子，叭一点，再到下一个灯，叭一点。那个电影所演的外国社会就是古典社会了。上海的路灯曾经这样，这个路灯是煤气路灯，完全从外国移植过来的，伦敦有，上海就有。移植过来的，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过这个历史，为什么呢?等到现代化要发展了，外国也淘汰了，当然你就不用煤气路灯了，你一上来就是电的路灯。所以从这个历史来讲的话，上海这个城市在整个中国的大农业文化的包围圈里面，是一个孤岛，京海冲突自然要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内部，自然要发生，不发生就是很奇怪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哪些作家是京派，哪些是海派作家，第三个问题介绍一下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
这个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可以从社会，从读者，从他们的精神价值三方面讲。京派的作家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北方形成，以北方的北平为主，加上天津、青岛、济南等等，这些城市形成了一个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体还有另外的名称，也叫北方作家群，还有个名称叫《大公报》作家群。《大公报》这个报纸在当时形成这个作家群的时候，它的作用有很大。这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和他的学生编的，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沈从文在京派里的地位多么大。老京派作家可以说是周作人，就是“五四”文学研究会里有一部分人，后来形成了老京派。他们不肯南下，进步的都南下了。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到了20年代中后期纷纷南下，为什么?大革命从广东出发，人心向南，大革命啊，要把北洋政府推翻。当时文人就纷纷南下，因为北京是北洋军阀的老窝了。政治上站中间立场的不走，这样就形成了京派作家的第一个层次：老作家。这个老作家里面，周作人是第一位，首要的，文学成就最高。第二层次就是由沈从文为首的一些京派作家。大家会说，你看周作人是京派作家，浙江人，沈从文是京派作家，是湖南人，哪有北京人啊。我告诉大家，北京在大陆文化里面也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北京这移民城市和上海性质不一样。你看上海集聚的人才从江浙往那去，外国留学生等等。北京的人才呢当然也有外国留学生，也有江浙的人来，对不对，也有。但是东北的人才一定是往北京流的，蒙古内蒙的人才一定往北京流的，陕西的人才一定往北京流的。贾平凹第一次去看太湖，回来说什么，太湖没什么好看的，太湖像个瓢似的。你看看这个陕西人能往上海流吗?他当然往北京流了。他来北京多得劲啊，他到了上海有什么意思啊，没有意思，老和瓢在一块，那没有意思。黄土高原多好，多有气魄，多雄壮啊。
京派里面按籍贯来说，主要是江苏、浙江的文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从宋、明以后，江南发达，江南的文气也盛。你知道苏州在清朝一代出过多少状元，出过多少进士，北方、西北、东北，这怎么比啊，没法比啊。我到了东北以后，告诉我东北有一个大的才子叫王尔烈。你们听说过没有，到辽宁名字响的不得了，在全国谁也不知道王尔烈，他不站在中心位置上，没人知道。整个江南文气之盛，科举的时候他们考上的人多，解放以后他们考上重点大学的人也多，一直延续下来，所以他们当然文人就多了。文人多以后呢，喜欢的是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的江浙人到了北平一住就不走了。太好了，这故宫啊，这个北海美啊，不走了；这骆驼在街上一走多好看，你看，骆驼在天安门前面慢慢地当啷当啷走过去，这味道多好，是吧；那故宫的角楼，再配上柳树，那个美简直是美不胜收啊，对不对呀。所以钱钟书讽刺过江浙人，他说过这话，在《猫》里面他说江浙人一到了北方就称自己是京派。这就是江浙人他们喜欢中国文化，造成京派文学家里面大部分都是江浙人，都是南方人。京派小说家废名，就是冯文炳，湖北人。师陀，河南人，是分前后期，前期是京派。那早期的散文作家和诗人里面，京派的像李广田，像何其芳，像卞之琳，现在卞之琳先生还活着，还健在，是重要的京派的诗人。林庚，当时是青年诗人，现在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林庚先生的健身方法很奇怪，每天要唱歌，八九十岁了，每天要高声唱半小时歌锻炼身体。我从宿舍往图书馆去，路上经过燕南园，林庚先生住在燕南园。从他的那个窗户里面传出歌声，一个人在那唱歌，锻炼身体。著名的京派青年诗人，现在老了。
戏剧家应当说曹禺是接近京派的，老舍也不算京派，但是都是接近京派的。因为他们是大作家，他们不愿意跟着别人走。你汪曾祺、萧乾跟着沈从文走，我老舍能跟着沈从文走吗?那不可能的，他是独立的。大作家，他不入派，但是他是接近京派的。
海派作家最早是张资平，创造社成员下海写两性小说。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结尾是什么，他说我说了半天什么是张资平的小说学呢，冒号画个三角，结尾了。这是鲁迅的杂文里面惟一用一个图形结尾的一篇杂文。什么意思啊?你不过就是善于写三角恋爱和多角恋爱，讽刺他。张资平去世了，留日的学生。学什么，不学文科，学地质学。
到30年代，有一个新感觉派小说家群，这个小说家是穆时英。还有一个叫刘呐鸥。刘呐鸥一共就写过一个小说集子，这个小说集子叫《都市风景线》。现在我们新闻里面就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风景线这个词就是刘呐鸥的一个集子，非常有名。
还有一个新感觉派作家，叫施蛰存。施蛰存先生提倡过读明人小品，被鲁迅批评得狗血淋头，后来就搞学术了，是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本来是个作家，根本不研究古代文学，聪明，现在还健在，两耳啊，听不见了，到他家去和他说话，他说吴福辉你说话我听不见了，你说话我听不见，你写字，我们俩笔谈。拿张纸他写一句我写一句，那张纸我也不知道放哪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藏品，很好的一个纪念品。这个是叫新感觉派作家。新感觉派作家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派作家，新感觉派啊是日本人的一个流派，日本新感觉派，他们从哪学的呢，从法国，从欧洲学来的，用现代派的办法来写小说，后来被上海的这批年轻人把它学会了。这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表现上海的都市。上海这个城市在新感觉派的笔下，第一次不是一个犯罪的场所，不是一个赌窟，变得美了。他也写这城市的罪恶，新感觉派一方面写上海城市的罪恶，一方面把这个流线型的上海托出来，特别写夜里的上海，写舞厅的场面，特别叫绝。穆时英在舞厅里写作，这边在舞池里跳舞，他在旁边坐着就在那写小说。好像不听这个声音还可能写不下去。这个人是个银行家的儿子。穆时英最后娶了妻子，这个妻子是舞女，
舞女在旧中国什么地位，是准妓女。谁家的小姐当舞女了，替她可惜，上海市民评价标准还是比较旧的。你别看上海那么洋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讨论，就是城市里还有乡村。就在上海这城市里面，那个市民评价标准还是很旧啊。谁家那个小姐当舞女了，哎呀真可惜呀，多好看啊，这小娘子多好看啊，怎么就当舞女了呢。舞女是个准妓女，一般的不出卖肉体，但是有一部分出卖肉体。她挑人，她和妓女的区别是她可以挑舞客，这个舞客我愿出卖给他就出卖给他，我不愿意出卖给他我就不出卖给他。妓女就没有这个自由了，妓女在中国妓院里是封建性的管理，基本上是半人身自由。
就这个新感觉派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现代派的作家群体，是上海海派作家里面最重要的一拨人。第三拨人就到了40年代。40年代女作家蜂拥而起，像我们新时期一样，女作家非常得风气之先，这时出来个张爱玲，出来个苏青等等。以张爱玲、苏青为首的这个海派群体，在40年代，在当时上海是独领风骚的。而张爱玲的文学成绩到了我们新时期，越来越被人注意。张爱玲的问题是什么呢?她有一个政治问题，她的同居者是真正确切的汪精卫政权的宣传部的副部长，那是铁杆汉奸，毫无问题。这人姓胡叫胡兰成，这个人没读过多少书，但是和张爱玲一见，他们俩就好上了，后来同居了。以张爱玲的才气会爱上胡兰成，你想想胡兰成的才气怎么样?胡兰成真正是一个江浙文人，很有才气，但是他是个汉奸。她和一个汉奸有同居关系，没有正式结婚，但是他们用手写了一个结婚证书。没有经过法律认定的，自己写的一个结婚证书。后来胡兰成不忠于张爱玲，分开了。但我们知道文学它不是这么个血统遗传，我们最后评价张爱玲，这是污点，不能说这是好的啊。说和汉奸同居很好，这没人那么说。污点有多大呢，大没大到她的文学成为汉奸文学呢，这个最重要。张爱玲的文学不是汉奸文学，这可以认定了。那么我们说张爱玲在文学史上还是很有地位的。
从社会背景来看，京派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文化社会。北平这个城市，跟着西安也成为废都，北平时期就是废都时期。本来北京是首都，南京政府一成立把北京改成北平，把京字去掉了。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京了，你是废京了，你是废都了。这个时期里面，北京这个地方要经济没经济，要政治没政治，就剩下什么啦?全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文化单位。北平时期仍然以文化向全国人炫耀，江浙的人还愿意到北平来读书，来从事文化事业，来搞历史学，搞文化学，搞文学，这个地方是那么个地方。海派依托什么呢?海派是依托中国的商业社会。海派的读者和京派的读者不一样。京派读者是哪些人呢?就是《青春之歌》里面有个人物叫余永泽，余永泽不喜欢政治，和林道静恋爱，在北戴河把林道静救了以后，林道静后来和他同居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为什么?林道静要革命。余永泽的原型是谁呀?就是现在爆出大名的张中行先生。张中行先生现在为什么好了?他原来研究佛学，他不喜欢政治，他文化知识很好，到了新时期了，写文先不看你政治水平怎么样，先不看这个了，张先生就出来了。先谈北大，谈北京，京派文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京派青年。京派青年是不喜欢政治的，他们不是当时的革命青年，激进青年。京派的这个读者，是余永泽这样的一些读者。海派呢，市民，上海的市民。市民又分老市民和新市民。老市民没有多少文化，爱看传统故事，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新市民高中了，大学生了，毕业以后业余时间翻翻画报，这个主要看海派小说，比较洋的小说，比较生活化的小说。看这个干什么?休闲。这个词当时没有，这就是海派主要读者。
这两种文学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从都市角度来看，京派是完全把城乡的对立看成是乡村是天堂，城市是罪恶的地方。你看沈从文的那个小说里面，城市的人，什么绅士的快乐，《八骏图》。沈先生写城市里的人，都是一些有问题的人，他们不是心智不健全，就是性功能衰弱等等。你再看看《八骏图》里面写的那些教授，一边是看春宫画，一方面吃补药，被讽刺对象。可是在这个京派笔下的农村呢，非常之美，非常之好。把乡村和城市对立起来，赞美过去的农村，厌恶当前的都市，是京派作家对城市的一种看法。
左翼作家怎么表现都市呢?表现都市里面阶级的斗争，政治的厮杀，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等等，这是左翼作家。左翼作家写城市是政治的角斗场。海派作家写的城市不一样了，海派作家是去体验现代城市的美，同时揭露在工业文明下人性的扭曲和人的困惑。要按照外国的理论家来说，是后面这个表现城市更深入了。如果光是表现城市是一个比乡村丑恶的地方，是个产生罪恶，产生赌徒、流氓的地方，这是一种写法。还有一种是说城市里面有斗争。另外一种是体验现代城市的美。同时的话呢，也揭露现在城市里面工业文明对人性的那种压榨。这个在穆时英和施蛰存小说里面到处可以见到。
再从对待现代化的态度来看，京派对中国的已有文化第一要尊重，第二他们懂得世界的事情。请注意，你以后说谁是京派，如果这个人闭目塞听，根本不知道全世界是什么意思，不懂得现代文明是什么意思，那不是真京派，那是遗老遗少派。千万不把这泡屎泼到这个京派头上去。京派作家很多人都是留学的，就沈从文没留过学，其他的哪个没留过学啊，都在大学里教书，不了解世界上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吗?全知道。但是京派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尊重中国已有的文明，要在已有的文明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加以改造，甚至于说加以改良，逐步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在实现了中国现代化以后，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北京还是北京，这是京派的态度。海派什么态度呢?海派赶快把西方文明全盘搬来，先搬来再说，搬来以后是不是就投降外国，做卖国贼了呢?不是。海派可不是那样。如果把这个帽子盖在海派头上，那这泼屎泼的也不对。过去我们把全盘西化扣在好多人身上，甚至还包括胡适，胡适在文章里面还真是用过这个词。但是我们看胡适的全部文章，他怎么谈中西文化问题的。他说我说的全盘西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国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全都不如人。我们历来有一种说法，中国的物质文明不如西方，中国的精神文明可不得了。凡是这样说的人，你要提高警惕。为什么呢?满清的时候就这个说法，你们去翻清朝出外国当大使的回来打报告写奏文，自己写日记，白纸黑字，西方物质文明很好，精神文明不行，精神文明我们大清帝国的最好。我们一百多年没把现代化搞成功，这个观念把我们害苦了。我有个同事，参加上海展览会，那展览会是日本人办的，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个展览会，他把那个尼龙袜子当礼品，出门的时候准备两百双、五百双，随便发，中国人围着抢。这个人就说了这个话，等到运动来，就这句话，就是里通外国，就这句话就是洋奴哲学。咱们洋奴哲学，那个里通外国，精神敏感到病态的程度。当然你说我们中国文明不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精神文明绝对不是全盘的比西方好。京派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到老年时，包括全盘西化派里面到老年的时候，你看一个一个的都穿着长袍去世了，都是在自己床头放着中国的线装书，然后去世了。你去看茅盾，晚年看的什么?全是中国古书。茅盾够西化的，茅盾在中国作家里面是专门写西方小说的，他接编《小说月报》，《小说月报》过去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他接过来以后一改造，变成新文学了，登的都是西方的小说。茅盾是相当洋的。抗战时期在重庆，大家说茅盾是惟一的能把西装穿挺的一个人。你注意这句话没有?这是沙汀亲自告诉我的，他说茅盾先生当时在重庆，惟一的能把西装穿挺的，中国共产党内部能把西装穿挺的领导人是周恩来。你看茅盾晚年那床上一根根带子，我每次都像那个正大综艺问参观人员，你说这是什么?年轻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绳子干什么?我说这是茅盾的裤腰带啊，今天捡了一根绳子，扎上了，明儿又有了一条新绳子了，老绳子别扔啊，老绳子系在床上了。他不愿意穿西式的裤子，他穿中式的裤子，然后拿带子系。你说中国能全盘西化吗?你刚想学现代文明，就说，你别全盘西化啊。这个还什么时候能文明化了?你们好好想想，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刚刚要学点西方了，马上洋奴哲学就来了。那江青当时批的洋奴哲学，现在我们的洋奴哲学得比江青的时代翻过一百倍一千倍。现在没人说了，你看中国成为外国人没有?咱们诸位你们变成外国人没有?没有变哪。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文明在后面，这个文明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民族永远的财富，但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不对?
凡是觉得结了婚以后就进入坟墓的人，你想想你的爱人是你的财富，也是你的包袱，你就要甩掉他了，海誓山盟都忘掉了。为什么，我现在是大款了，我大款了还能要一个黄脸婆吗?不能要黄脸婆了，现在陈世美就层出不穷了。可是你说陈世美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就变成京海冲突问题。性和爱要不要分开，这个很复杂。在海派小说里面，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传统的人当然说你准备嫁给他，和他建立性关系，你就要爱他，无爱的性是什么呀。可是性和爱呢，在人性里面它就能分开，它就有分开的一面。它又不能分开，又能分开，这复杂了。这些问题，在海派文学里面都是有反映的。海派文学大家注意不是全盘西化论，它是一个要更多、更快、更早的现代化，它的现代化比较激进，哪怕把外国东西都拿过来，我们先学。
你知道，有了一个在美国注册的大光明电影院以后，在上海产生了多少很高明的、在世界很先进的中国的电影院。不是全上海的电影院都变成大光明了，大光明电影院在那放着，然后跟着学习。我们开始的时候电视机和电冰箱全是原装的，我们家里九千多块钱一个松下的电视机，原装的。现到我旁边的那个百货公司，买比它大的才两千块钱，一看也挺好啊。但是你想一想，你一开始不把原装的外国的东西引进来，你有现在?你现在冰箱和电视机向东南亚出口了。你想想这个过程，我们有没有全盘西化啊?我们有了很多特区以后，我们是不是整个中国变成香港了?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这就是京派和海派在文化精神方面，它们会引起冲突，以前这冲突会带来些什么问题。我想最后讲一句，前途是什么?京海冲突，前途是什么?比如我，我心里和大家交底，我觉得好像关于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京派的方式比较好。海派的方式还是有毛病。我和大家说句心里话，坦白一下，但是我不是完全否定海派，但是我认为京派的方式是更适于中国的。而且我们中国实际上现在就是在走这个道路，在走京派他们主张的那种道路，在悄悄地，在悄悄地革命。不要大张旗鼓的学外国了，别那么的，悄悄地革命。你看日本悄悄地革命，最后革到自己变西方国家了。它这个西方概念是什么?你到日本去看一看，日本的民族传统性是极强的。韩国人，南朝鲜，北朝鲜，那个民族性是极强的，你要想让那个韩国人和日本人最后都变成西方人，不可能的。和中国人一样，想变成西方人不可能的。所谓它是西方社会国家，就是说它的工业文明程度在前面，产值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就这个意思。所以日本民族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现代化的历史值得我们探讨。那个日本当然有很多人是向往美国生活方式，但是你看，并不是这样就使得日本人变成西方人，还是东方人。
所以说京海形成冲突以后，我们会有些人觉得京派好，会有些人觉得海派不错，等等，这个都是自由的，大家都可以有看法。你们家要发生京海冲突了，你自己身上发生京海冲突了，你都让它自由一点，让它先发表出来，让它们互相对话。问题是要对话。鲁迅是不主张京海合流的，鲁迅的观点比较激进。他有一篇文章说，京海合流等于谁来到你家吃饭，你给他做了一盘什么菜呢?黄鳝田鸡，炒在一块。一个苏式菜，就是苏州菜。鲁迅很看不起苏州菜，把江北淮阳菜好的地方吸收了，把苏南、浙江菜的好处也吸收了，这就叫苏式菜。他说这个菜叫京海杂烩，他起了一个非常难听的名字。像烩菜一样，扒拉在一块了，这不行。鲁迅是这个意见。
有一个人主张京海杂烩，没用这个词，谁呢?朱自清。朱自清在他的日记里面，提出一个清华大学中文系应当变成什么样?他说清华大学中文系应该兼有京派、海派之长。他说清华大学的中文系不应当墨守陈规，只搞乾嘉考据，但也不要胡天胡地地像海派一样，要吸收京派、海派优长的地方。我想我今天不下结论，京海融合好不好，我们有没有能力把京海的坏处都剔除，把好处都留下来，这都是我们文人理想主义的东西，那不是你想的。你说我们搞市场经济了，我们在全世界立个榜样，把好的东西都拿下来了，把市场经济坏的都拿掉。做不到，那是理想主义东西。京派、海派的融合也是这么个问题。但是我想，朱自清先生的理想，他还有一定道理，这是京海冲突形成以后，朱自清先生的一种思考。那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会有你们自己的思考。
再说一句，我想这个趋势应该是逐渐虚弱的，为什么呢?因为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他们都是各自有优点和缺点的，那么这个海洋文明过去比较弱，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不就是要推行海洋文明吗?我们所谓的发展大西北，我们是东南沿海去支持大西北，所以我想啊，从京海融合来看的话，这两方面冲突的会越来越削弱，或者改变了内容，改变了形式，不像以往那样。我想这可能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