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题目：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高尔基
演 讲 者：李 今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演讲时间：2000年10月3日
周明：今天主讲的李今女士，是我们文学馆的博士，她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现代文学研究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常务副总编。她长期做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是我们国家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面的后起之秀。她今天讲的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高尔基”，这个课题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可能在座的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同志都很熟悉高尔基，也读过高尔基很多作品，看过很多根据高尔基作品改编的电影。
今天李今博士讲这个课题，也是在现代文学领域里面一个新的课题。因为李今博士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她开始是研究30年代的个性主义，就是叫个人主义，这个个人主义后来我们曲解了。她又研究过30年代的海派，她对港台，对上海许多这样作家的作品非常熟悉，非常有研究，后来重点研究海派。她也比较注意翻译现象，今天这个题目是她研究课题的一个扩展。所以这方面她有很多新见解，这是难度很大的一个选题，大家听的时候要有耐性，仔细听。仔细听完你会觉得里边有很多学问很多知识，也有很多深奥的道理，特别是接触她的研究成果，通过她来看这些问题，我想对我们大家会有一些启发。因为这个题目可能对一些年轻人有点距离，但是你仔细听耐心听，会有收获的。现代文学馆是5月23日开馆的，开馆以后举办了一系列讲座，这些讲座都是请的作家、学者，包括李今博士这样的同志来讲，讲了以后大家还是比较满意，有很大收获。因为听讲人是各个层面的，有年龄大一点的，有年龄小一点的，有专家学者，也有各方面有成就的朋友，同时也有年轻的朋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聚精会神地听一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李今博士尽量地来给大家解答。希望大家能过一个好的假日，能有所收获，谢谢大家。
首先向大家能够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来听我这个枯燥的讲座，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刚才我们馆的副馆长周明先生已经讲了我的题目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高尔基”。高尔基在今天可以说已经被淡忘了，那么我为什么要重提呢?今天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日，左联的意义呢，如果了解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会知道，从30年代以后，一直到当代我们国家所形成的文艺理论体系，都可以追溯到左联。所以可以说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还有特征，甚至包括题材、内容、形式等等，所以它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课题。我不是专门研究左联的，但是我现在研究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翻译，在写一本翻译文学史。那么我在接触中国三四十年代翻译情况的时候，我发现对于高尔基的翻译是世界上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比拟的，那个时候的高尔基热是我们今天所不能想象的。现在来讲，一般来说，一谈中国的左联，大家首先想到的或者提到的是鲁迅啊、瞿秋白、冯雪峰啊，或者是周扬啊等等，实际上这些人的思想观念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受到高尔基的影响。所以我就觉得一般的大众淡忘了高尔基，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但是做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学者来说呢，是不应该淡忘的。在今天，我们要重新来认识和评价左翼文学运动，搞清高尔基对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特别在今天，可以说随着贫富距离的加大，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西化，暴露了很多的弊端。那么现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理论的资源，来批判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弊端，他们很多人被称为是新左派。那么他们能不能从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当中获得他们理论的资源呢?
从这点上说，我想搞清高尔基与中国左翼运动乃至世界“红色三十年”的关系都很有意义。高尔基在中国的“热”并不是“先声夺人”式的。他最早的作品在1907年就翻译过来了，“五四”时候对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也都有翻译也都有提及，但是在“五四”俄罗斯文学热当中，高尔基是不能和契诃夫、屠格涅夫或者托尔斯泰这些大家相比的。我们都知道，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的代表，是不是?那个时候高尔基代表的这个成就还没有为我们中国知识界所普遍认识呢，那个时候，就是经过高尔基提携的安特列耶夫在“五四”时候也能成为一热，高尔基反而没有。当时，就是刚才我提的那个安特列耶夫，他的作品出的中译本就有《比利时的悲哀》、《人之一生》、《狗的跳舞》、《邻人之爱》、《往星中》、《小人物的忏悔》等等。
但是高尔基呢，在1928年以前，一本翻译集都没有出版，他只是有一些零星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另外，“文学研究会”曾经出过一本俄国文学研究专号，这很有名的，当时在这本专号中，耿济之介绍了四位俄国的大作家，茅盾介绍了三十位俄罗斯的作家，都没有提到高尔基。可见高尔基在“五四”的时候还没有受到“五四”文坛的重视。为什么这样呢?鲁迅曾经有一段话，可以说道破了这个历史之谜。鲁迅说当屠格涅夫、契诃夫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引人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写的人物比较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这原因现在是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呢，中国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这是当然的事。鲁迅解释了一部分原因，就是说高尔基不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夏衍也明确地说过，他不喜欢高尔基作品的粗杂、不完整，还有露骨的政治宣传。这也说明高尔基在“五四”时候没有受到知识阶级的欢迎。那么他是不是受到了那些鼓吹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的欢迎呢?
情况也不是这样，是非常复杂的。列宁很早就说高尔基是无产阶级文学最大的代表者，但是，在苏联早期的那些无产阶级作家当中，比如说像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就鼓吹说无产阶级文学只有由无产阶级来创造。高尔基虽然出身于底层，但是他那个阶级不是无产阶级，是小市民，所以他们不把高尔基作为无产阶级作家。还有后来的“拉普”，他们觉得高尔基作品当中缺乏阶级意识，他顶多算同路人，也不能算无产阶级作家。这些观点对中国鼓吹无产阶级文学的这批人也有影响。大家都知道，“创造社”后期开始转向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他们直到1928年还登载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铁流》的作者绥拉菲莫维奇，他写的题目就是《高尔基是和我们一道的吗?》。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想替高尔基辩护，但是他最后也不得不说，从高尔基缺乏阶级意识这一点来看呢，他和我们不是一道的。受了这些影响，高尔基在“五四”文坛，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小资产阶级都不喜欢他，所以他在“五四”文坛受冷落，是事出有因的。
高尔基在中国的命运虽然没有先声夺人，但是后来居上，到三四十年代的情况就完全改观了。我可以给大家罗列一下当时对高尔基作品的翻译情况，高尔基热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茅盾说是抢译高尔基成为风尚。三四十年代有关他的评论和研究专集或者译本至少有二十三种，他自己的翻译集子呢，不下一百三十种。其中他的名剧就是《底层》，说得上名的就有李谊译本，谢炳文译本，塞克译本，芳信译本，胡明译本，徐德佑译本，还有柯灵、师陀改编本，统计一下，光《底层》就有七个译本。另外像他的《我的童年》就有姚蓬子译本，林曼青译本，罗稷南译本，卞纪良译本，凌宵节译本，张勉寅节译本和范泉的改写本，也有七个译本。他晚期写的巨著叫《阿托莫诺夫一家》，那么厚的巨著，有五个译本。另外《我的大学》都有好几个译本。就是说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都不只一个译本，大家都抢译他的作品。当时在高尔基逝世的那一年，是1936年吧，他的作品这一年就出了34个版次，在中国可以说创造了文学接受史上的之最。在报刊上关于高尔基的评论和研究文章，那就更多了。有人做过统计，说对他一个人的研究文章就比把俄罗斯所有作家加起来的研究文章还要多。适应读者对高尔基的热情，还办了高尔基研究专刊，高尔基研究年刊。这可以说是当时任何一位中国本土的现代作家都未能获得的殊荣。那么高尔基为什么突然的在三四十年代，更准确地说就是在1928年以后，他受到如此的欢迎呢?首先是苏联对他的评价，改变了态度。
1928年是高尔基诞辰六十周年的纪念日，苏联召开了庆祝会。那个时候高尔基还没有回苏联，在意大利。对他的祝贺词雪片一样地飞过去。另外关于他的研究文章，也出来了一大批，在这些文章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现象，很多人开始把高尔基称作无产阶级的作家了。高尔基本人非常受感动，他后来就回到了苏联，紧接着在1932年，是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四十周年，苏联为高尔基又举行了世界上任何一位文学作家没有享受过的盛大的纪念活动。你想一想，为一个作家举行创作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能持续了六天。如把高尔基出生地命名为高尔基市，把莫斯科大戏院命名为高尔基戏院，很多街道啊都改成以高尔基来命名。另外高尔基的戏剧，还有高尔基的专题片，都在放映。这个时候对高尔基的称呼又有升级，已经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了，而是把他说成是世界上空前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作家。接着就是1936年高尔基逝世，苏联又为他举办了世界上任何一位作家都没有过的大型追悼会。大家可以想一想，斯大林，苏联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个追悼会，在红场上举行，最后把高尔基的骨灰放入了只有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烈士才能够放入的克林姆林宫墙内。就是说，他享有了世界上任何一位作家都未能享有的与政治领袖比肩而立的最高礼遇。对高尔基的推崇，到这个时候的确是登峰造极了。
高尔基为什么如此热的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对他的推崇，另外呢也有内在的原因。中国所以接受高尔基，有中国革命发展本身的需求。这一点呢，茅盾曾经有一段话，他说年轻的中国新文艺，从高尔基那里得到许多宝贵的指导。“五四”以来，我们的新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曾经遇到好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在高尔基的作品当中找到解答。“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的道路是现实主义的道路，构成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的因素不只一个，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还有欧洲古典文学的影响，都应该算进去的。但是高尔基的影响无疑应当视为最直接而且最大的，“五四”以来有好多位外国作家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但是经过1930年之后，惟有高尔基到今天依然是新文艺工作者最高的典范。
茅盾的这段话绝非是应景文章。我觉得值得提出的观点是，他认为高尔基对于中国新文艺工作者最直接而且最大的影响，就在于他能够直接回答他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给予他们宝贵的指导。那么为什么说，当时中国新文艺工作者遇到了很多问题呢?“五四”新文学到30年代文学，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五四”时候新文学所树立的价值观是自我、个性主义(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讲艺术的独立性，还有人道主义。但是到了1928年以后，提倡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要从讲自我走到讲集体；从艺术的独立性要走到服从政治；从人道主义走到阶级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五四”新文学所提倡的这些价值观，实际上和艺术家、文学家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是从他们心里长出来的，他们要否定这些，走向集体主义，走向阶级论，走向服从政治，对于他们来说，要经历一次精神上的凤凰涅?。夏衍非常生动地把这个转折说成是残忍地斫伐自己的过去。高尔基形象就是在这个转折当中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引导作用。
中国新文艺工作者要转变自己的价值观，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学与革命，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左翼运动中一直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彻底解决。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说你要坚持艺术的独立性，坚持自我，那你就势必要坚持文学与政治不一样，是两回事。你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呢，你就一定要说文学和政治是一回事。就鲁迅来说，直到1927年12月，他在上海暨南大学的一次讲话，讲话的题目就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这篇文章当中，鲁迅还是坚持文艺与政治，文艺家与政治家不是一回事。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说，文艺家和政治家是不一样的，政治家一般来说都是维持现状的，安于现状的，而文艺家恰恰是不安于现状的。政治家就认为，社会的不安，都是被文学家煽动起来的，应该杀掉他们，所以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们从性质上来讲，完全是立于两个不同方向的。另外鲁迅又提到革命家和政治家也不是一回事。因为很多激进分子都可以当革命家，但是他们当不了政治家。那么文学家和革命家是一回事吗?也不是一回事。鲁迅认为在不安于现状上，文学家和革命家是一致的。但是你想一想就会清楚，在革命当中你就没有时间写作，但是到革命成功了，你如果写作的话，如果你来颂扬革命，鲁迅说那你就不是颂扬革命而是颂扬有权力者。所以文学家和革命家，也不是一回事。鲁迅的这篇文章，就是强调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对立。
实际上高尔基本身的情况也说明这一点，高尔基在列宁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他支持一切反对沙皇的革命行动，帮着他们募捐啊，帮助列宁革命。可是等到十月革命一爆发以后，高尔基又站到反对列宁的这个立场上了。所以说，高尔基说到底呀，还是个文学家。当然他后来呢，有些变化。那么在对高尔基的评价上，实际上苏联本身也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来自学者，比如说莫斯科大学的教授珂刚(又译戈庚，P.S.Kogan)，他曾经写过一本著作叫《伟大的十年间》，就是谈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学。这本书对鲁迅有相当大的影响。鲁迅后期致力于苏联文学翻译，他谈苏联文学的时候，总是提这本书。另外一种观点是“联共”的文艺理论家们，实际上高尔基被神化，被塑造成无产阶级的作家，塑造成伟大的政治家的作家都是来自这批人。他们对高尔基的评价，强调的是高尔基的阶级性质。当时有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篇是当时的苏联文化宣传部长叫史铁茨基写的。另外一篇是当时苏联教育委员长叫卢那察尔斯基写的，他的文章题目就叫《作家与政治家》。这些文章，都说高尔基是伟大的政治家，说一切文艺实际上都是宣传，只是一般的阶级不敢这样说，只有无产阶级敢说。因为无产阶级是占人口的大多数，所以他们敢直言不讳地说一切文艺都是宣传，所以说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你就不要怕人家说你的作品写的仿佛是一个政治家，仿佛是贫民的传声筒。
这些观点可以说被中国的一些左翼作家完全接受了，刚才我说了鲁迅在1927年还强调文艺家与政治家不一致。到了1932年，苏联举行庆祝高尔基文学活动四十周年的时候，“左联”就发了一封贺电，也表示他们的纪念。实际上那里的观点就完全接受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也是说作家是政治家。实际上，苏联为高尔基举行的那些盛大的庆祝典礼，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与文学的神话。关于这一点呢，高尔基非常清楚。他在感谢演说中说，他很明白，苏联过重地评价了他的功绩，但是他表示这很重要，因为这是向全世界表示无产阶级对于文学的态度是怎样的。当时的一个重要作家罗曼·罗兰也非常清楚高尔基承担的神圣使命，他说任何伟大的作家都不曾扮演过比高尔基更高的角色。
当时西方的文学史家把苏联为高尔基举行的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看作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之世界的示威运动。就是说你看你们不是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不要文化吗?你们看我们多么推崇高尔基，实际上是做给西方世界来看的。中国左翼作家呢，承认高尔基是他们的导师，事实上也是一种表态的行为。在哪一点上他们与高尔基共鸣呢?就是高尔基决心为底层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服务，我们现在叫服务，当时叫服役，为那个底层人民的文化事业而奋斗。在这一点上，和中国左翼作家是一致的，是共鸣的。所以中国左翼作家把高尔基作为自己的导师，作为自己的领袖，是表示他们要为被压迫者服役要走的这条路。所以左翼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可以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离不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不需证明的信仰的热情和决心。因为高尔基形象本身，就象征着文学和政治的这种完美结合，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完满结合。高尔基形象，不仅昭示着走高尔基的道路具有着最崇高的道德荣誉，而且显示出无以伦比的光明前途，也是这个完满结合的神话，以不可抵抗的征服力，说明文学与政治的一致，文学家与政治家的一致。这也是苏联制造高尔基神话的期待。
下面我再讲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新文学作家，新文艺家他们所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我们更不用说西方，人道主义基本上已经成为经过现代启蒙的一般知识分子所信奉的一种人类的共通精神。也可以说，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没有普及的时候，要说服知识分子信奉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最大的理论障碍就是人道主义。苏联的十月革命遭到俄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反对，这和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国民党政权已经暴露了他们的腐败，人们在共产党身上确实看到了希望。所以共产党取得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致拥护的。
而苏联和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在1917年俄国是刚刚进行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尼古拉二世退位，在1917年2月他们就成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由多种政治党派组成的，包括社会革命党人，还有孟什维克，还有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它是一个临时政府，从这个政府体制来讲，比较符合民主政治的模式。当时苏维埃政权也存在，他们提出来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所以讲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倾向这个临时政府，而不赞成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呢，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取得政权以后，实行了恐怖的统治。他们成立了“契卡”，这个组织的任务就是要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包括怠工现象。打击面非常大，可以任意杀人。所以对于讲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也反对这一点。另外苏维埃取得政权以后，马上就把临时政府这批人给投进监狱，当时在大家心目当中还觉得他们是革命派呢，刚革了沙皇的命，就又被投入监狱，所有这些都遭到知识分子的反对。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维埃政权内外交困，奥德对他们举行了进攻。列宁为了赢得时间，就割让了俄国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五千万人口，六十亿的马克，赔偿给德奥，换得停战和议。苏维埃取得统治之后生产秩序大乱，苏联面临了一场饥荒，在这场饥饿当中知识分子是首当其冲，因为他们缺乏劳动能力。这是真的，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在彼得格拉大街上，谁面有菜色，衣衫褴褛，走不动路，那肯定不是过去的教授，就是作家。
所以在当时，就是说苏维埃建立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受到知识分子的反对，很多知识分子都逃亡了，像库普林啊，安得列耶夫啊，还有蒲宁啊，都逃到国外去了。还有作家比如诗人叶赛宁自杀，还有沉默，当时的精神状态确实是这样。包括高尔基本人，他那时候任《新生活报》的主编，因为他过去对革命有功，所以一般人不会轻易地动他。在他主编的报纸上就发了很多攻击苏维埃政权的文章，他说十月革命是一次阴谋，说没有必要。你从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你就一下子革命到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啊，太快了。他也发表了很多的言论。另外他也反对恐怖统治，随便滥杀人。
后来高尔基转变是因为列宁，我们都看过《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受刺，被社会革命党人打了一枪，这个给高尔基很大的震动，他终于认识到了革命的残酷性。所以他后来从态度上有了一些转变，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他开始和布尔维什克合作，他合作做些什么工作呢?他做拯救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有拯救文化。他当时担任的是叫改善学者委员会的会长，专门就怎么样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和政府去交涉，经常和列宁发生冲突，拍桌子。当然也不只是知识分子了，还有其他受到迫害的人。据说有一次，高尔基为了给四个原来临时政府里头的大公爵说情，不要杀他们，他和列宁联系，最后列宁看在他的面子上，同意了。但是高尔基就是怕，因为那个时候他和列宁不在一个城市，列宁在莫斯科，他在彼得堡，他为取得这个命令，不准杀害这几个人，他不放心别人去，自己专门跑到莫斯科去取列宁这个手令。可是在他差一站就到彼得堡了，听说这四个大公爵已经被枪决了。高尔基当时嚎啕大哭说，自己功亏一篑，没有救得了这几个人的命。高尔基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苏联建立政权以后，和知识分子形成的这种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他们要说服知识分子信奉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信奉社会主义，他们也就不得不批人道主义。当时卢那察尔斯基专门写了一个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他用这个艺术形象来象征俄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也包括高尔基。他就写这个堂·吉诃德在革命前就救援那些被投进监狱的革命者，可是当革命成功，原来的那些国公皇帝被投入监狱的时候，这个堂·吉诃德又反过来去把
他们解救出来。这些人呢，反过来再烧杀淫掠。那么卢那察尔斯基写这篇作品就是来批判人道主义，他就想通过这剧本来说，别人说我们是专制的魔王，但是是暂时的。我们专制是为了消灭一切存在压迫的阶级现象。卢那察尔斯基写的这个剧本，已经可以说很有说服力了，但是鲁迅说因为他的身份，他是苏维埃政权里的人，那么你来说，你来辩解，别人不相信的，让高尔基来说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突出高尔基的阶级观点，就是说能通过高尔基形象的塑造，来灌输一种思想。那么高尔基本人呢，虽说他不赞成苏维埃的很多过激的行为，但是他本人也开始为苏维埃政权辩护。因为高尔基确实是看到列宁被打的一枪啊，他确实是深受教育，深受震动。他说从1918年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虽然以后他和他们还有很多矛盾，但是从总的态度来说，他开始肯定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政权辩护。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攻击苏维埃不讲人道，高尔基写了文章，叫《给人道主义者》，自称他是出于一个选定了人道主义做自己的职业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来讲几句话。他说你们攻击我们不讲人道，可是你们有没有看到，帝国主义是要把苏联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另外他还写过一篇叫《论文化》，他在里面明确提出了旧的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新的人道主义的概念。
他说，你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如果是真正慈悲的，真正是发展人类价值的意义的，就应该鼓励那些被资本家掠夺的工农大众，那些不幸者起来反抗，而不是叫人怜悯；革命的新的人道主义是坦白真诚的，他们就是要教育那些被压迫的人民，来对这些资产阶级，酿造痛苦的任何人——切齿痛恨。实际上我是觉得高尔基的新人道主义也不能完全等同于阶级论，它实际上还包括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说它既包括着具体的历史内容，又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观念。它是阶级论和人道主义传统精神的结合。所以说高尔基的新人道主义概念是富有弹性的，可以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
高尔基的新人道主义观念介绍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坛已经经过了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和“新月派”、“第三种人”，还有“自由人”的论争。我们不说他们论争当中的理论得失，不谈这个问题，但是它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阶级论深入人心，起码在左翼作家和左翼青年内部造成了阶级论和人道主义似乎完全对立，彻底割裂这样的思想倾向，好像阶级论就代表着真理。人道主义是需要彻底批判和抛弃的谬论，那么高尔基的新人道主义观念传到中国的时候，引起了很多人的反省。徐懋庸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高尔基的新的人道主义》，在这篇文章当中，他说人类所以要革命，要改革社会，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它应该是一切革命运动最高的解释，进行任何政治运动，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再造，帮助新人的产生，而不仅仅是取得政权。这包括“新月派”、胡风等，他们都是这样的观点。比较可惜的是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发展当中，对高尔基新的人道主义的理解，狭隘的阶级论越来越压倒了为人类的伟大改造服务的这个宗旨。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许多令人发指的事情都是在为了无产阶级，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狠狠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这个理论标举当中获得它的合法性和意义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想，历次运动所打击的人数，无论它涉及的面有多广，实际上在中国人口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比例当中，它都是一小撮，都是少数人。所以我觉得提倡尊重每一个人或者所有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着更普遍和更永恒的理论意义。的确，它确实是抽象的，但这是一种理论的精神原则，在现实中坚守理想的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包括一切正义之士的基本使命。这是我的看法。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中国新文艺工作者在他们转变当中所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创作方法的问题。这比较专门化的了，中国的左翼运动是把苏联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作为了自己的创作方法。苏联呢?我一直在想十月革命1917年成功了，为什么直到30年代，
才在中国兴起高潮。在世界也是如此，有红色的30年代的说法嘛。那为什么这样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它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开始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恰恰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经济危机，确实让人感觉资本主义要灭亡了。而社会主义呢正欣欣向荣，向人们展示了光明的前途。鲁迅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一直是持怀疑的态度，也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以后，他看到了苏联的成功，才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经济建设的成功也极大地缓和了苏联国内的矛盾，所以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很强烈的对立关系，到了30年代已经不是这样了。所以“联共(布)”当时为了打击异己分子而帮助成立的那个无产阶级文学组织“拉普”，到了30年代苏联政府已经感觉他们是多余的了，甚至是妨碍。所以于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定解散“拉普”，而成立一个只要你拥护苏维埃政权，都可以加入的“苏联作家协会”。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文学体制也完全是从苏联学来的，我们也是学他们建国以后就建立了中国作家协会。在1932年，作家协会的这个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苏联方面第一次正式有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批判“拉普”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创作方法实际上经过了斯大林的首肯。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就把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并且把它说成是苏联作家的基本的创作方法。
苏联文艺界的动向，很快就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1933年初吧，《艺术新闻》就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苏俄文学新口号》的短文，介绍他们这个理论，后来集中翻译了很多的文章。那么高尔基本人呢，被推举为作家协会的会长，也写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文章，所以他就又一次被苏联推举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者和体现者。进而不仅被看作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第一个实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这方面的第一个理论家。所以阐述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始成为苏联和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专门的课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左翼运动的发展，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自从20年代末，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以来，左翼文坛关注的焦点都是文学如何为政治服务，作家如何获得无产阶级世界观，如何转变立场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文学外部的问题。虽然他们也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好像谈的是文学内部的问题，实际上它主要谈的也是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所以当时的自由主义作家就攻击他们，说你们只是煽动，只是革命的手段，你们根本就不是文学。面对自由主义作家的批评，左翼文坛开始急迫地意识到，文学你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你要有文学的形式，艺术的手段，所以如何能够创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就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呢，他们只能以高尔基等苏联作家去证明，说虽然是煽动家，但同时他还可以是文学家。那么从左翼文学的自身发展而言，也面临着应该从倡导到实践进一步取得实绩的阶段。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就不仅是正逢其时，也标志着左翼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那么如何创造左翼文学，左翼文学应该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开始成为左翼文坛思考的中心问题。我觉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倡导，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出对于左翼文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一个就是说，左翼文学理论开始注意到，作家与阶级，世界观与创作，它们的关系是非常复杂和曲折的。第二就是说，左翼文学理论开始强调，艺术的特殊性是借形象思维，文学必须当作文学来处理，你不能把政治口号照搬过来。第三，左翼文学批评家开始意识到活生生的现实，真实性的重要，而不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因为当时他们评价一部作品好不好就是看你这个作品中的观点正确不正确，是不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什么观点。第四，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它并不是死规矩，它可以包容各种创作方法，包括浪漫主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对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它为无产阶级创作方法与风格的多样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经过一段历史的曲折，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仍然存在着可以商榷之处，比如说它要求作家写真实，但又规定真实是明日的真实。你是要写真实，但是你要写本质的真实。那么什么是明日的真实，什么是本质的真实呢?它又规定你要写出社会主义在明天一定会胜利，所以你们看，实际上说到底，最后还是一个强调作家的观点和立场的问题。对于
作家的阶级立场还有世界观的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当中被特别的强化了，包括肖三，他曾经写过《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美学观》，还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借鉴了苏联的文艺经验，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但是他们提倡说，苏联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是以写光明为主，然后又进一步规定了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我觉得，你作为党的领导人，作为政权，要求党的文学来反映党的要求，为党的政治服务，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要要求所有的文学、所有的作家都这样，那一定会阻碍文学的繁荣。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就是说，高尔基在中国是伴随着中国左翼文学的兴起而热起来的。那么对于它的接受和理解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苏联对它的阐释，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妨碍了乃至破坏了对于高尔基做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和认识。实际上高尔基形象并不是那么简单。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高尔基对于中国左翼文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只要我们承认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就不能否认高尔基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大权威者的积极作用。苏联对于高尔基的片面强调和阐释，恰恰形成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对于中国左翼作家的要求和中国左翼文学理论中具有特征性的部分。左翼话语也是凭借着对于高尔基创作道路和经验的总结，而获得可信性与煽动性的。
所以高尔基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学性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中国左翼作家树立了革命意识和底层意识，帮助他们形成了美学的观点和感情的样式，而成为一种精神和艺术的感召。当然作为一个文学家，高尔基的作品和精神影响，都远远的不仅局限于左翼文学运动，也不仅仅局限于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对于他的阐释和认识。但是高尔基的形象在中国却与此密不可分，他伴随着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而被树立起来传播开去，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作家和文学的理想化身。他在中国不仅仅是他山之石，而且是照耀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太阳。所以当他逝世的时候，郭沫若把他的逝世比喻为人文界的日食。高尔基事实上参与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塑造了中国左翼文学及文学理论的特征和品格。所以我们纪念中国“左联”成立七十周年，一定不能忘记高尔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