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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俄罗斯文化漫谈
演 讲 者：高莽 作家，文学翻译家。
演讲时间：2000年9月23日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俄罗斯的文学。我想了一下，讲题太细，不好讲。后来我提出了个题目：“俄罗斯文化漫谈”。随便谈谈，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随便交流一下。这几天本来是奥运会比赛最紧张的时候。大家都在通过电视观看比赛项目。非常兴奋，特别是得了金牌、银牌、铜牌的时候。我也是观众之一，本来应该好好准备这次漫谈的内容，但静不下心来，因为脑子里一边想这个，一边想到电视旁看看又拿了几块金牌。这次奥运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就是：中国获得的金牌到现在为止比较多，已经处在第二位了，大家很兴奋——俄罗斯，本来应该有出色的成绩，却落在很后边，这里就有个原因。这个国家在没有恢复它原来那种盛气的时候，在很多方面走了下坡路。我们希望俄罗斯有一天能够恢复他原来的强国地位，包括体育运动在内，最后在人类发展史上起到应有的作用。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一、泛泛地讲一些俄罗斯的文化情况；二、讲一讲俄罗斯墓园文化。墓园就是坟地。墓园的文化，过去大家都没有太注意。我有感于我国的坟墓，觉得太单调。俄罗斯的坟墓，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三、讲一些口碑文学，就是口头传的，不是写成文字的，不是发表在报纸上、不记载在书上的“文学”，这不是正式文学，但它内涵很深，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供大家进行思考。
我们和俄罗斯是邻居。邻居应当友好相处，保持睦邻关系。要真正能够友好相处，能够保持睦邻关系，需要互相了解。了解的方法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文化，文化是能够打动人心的。
我去年到俄罗斯走了一趟，感触很深。过去也去过，但不像去年那样深，我估计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包括在座的这些朋友们，要比俄罗斯人对我们的理解多得很多。我们不能责备他们对我们不理解。当然，有种种原因。我们在各个方面：文学、艺术、戏剧、绘画及其它领域，对俄罗斯的了解都是比较全面。我们的媒介发表的文章，介绍的情况，要比他们多得多。俄罗斯报刊上介绍我们的情况非常少，有些报刊甚至还多少带有一点儿“文化大革命”时的味道。坏的方面介绍得多些，而我们改革的成就，却好像是看不太见。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介绍我国改革开放方面的成就那么少，回答是：我们现在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了，所以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成就报道就必然要少了。不过，凡是到我国来过的人，看到我们中国的成就，看到我们城市和其它方面的变化，都非常惊讶。
中俄两国的关系非常重要，过去的一些先进人士，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古代哲学，甚至对当时的一些情况都进行过认真地研究，扩大了它们的影响。他们接受了我们好多的思想。举个例子，普希金同时代有位神甫，叫雅金福·比丘林。他是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楚瓦什人。他在中国居住了十四年，研究了中国的文化、风俗、习惯各个方面，写了几部专著，翻译了好多作品，包括《三字经》。《三字经》，我们从小就读过的书，他将它都译成了俄文，他广泛宣讲自己对中国的感受。他的话感染了普希金。普希金当时很想到中国来，可是沙皇政府没有批准。所以普希金只是在自己的作品里留下了一些关于想象的中国的描述，关于中国的颂扬，关于中国人高尚的道德的称赞。比丘林作为一名早期的神甫完成的不仅是传教使命，他还起到了文化使者的作用，有好的作用，也有坏的作用。在比丘林的影响下，俄国出现了一批汉学家，特别应该提到几个人：一位是阿列克谢耶夫，就是被郭老称之为“阿翰林”的人。翰林——现在咱们译为院士，科学院院士。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译法，所以叫他为“阿翰林”。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感情特别深，他前后三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了很多年，研究了中国的方方面面，翻译了很多作品。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译了司空图的《诗品》、王勃的《滕王阁序》、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谢庄的《月赋》、木华的《海赋》、宋玉的《风赋》，但是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了《聊斋》。如果同志们有人到山东聊斋博物馆去参观的话，那里面陈列着他的一个译本，那是最早译成外文的一本《聊斋》。阿列克谢耶夫的命运和所有的知识分子命运都差不多，历经坎坷。他本是苏联汉学的奠基人。他的研究成果形成一个学派，可是在他们那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1938年把他说成是个“伪学者”，进行了批判。《真理报》上刊出文章。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事实。如果说他有缺点，那就是把重点放在中国古典文学上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重视不够。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如果说苏联，70多年历史里汉学有两个学派，一个是莫斯科学派，一个是列宁格勒学派，就是现在的彼得堡派，他就是列宁格勒学派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两个学派却培养了一大批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有研究、有成就而且在道德品质方面高尚的人。
我前边讲的那位比丘林神甫，他对中国人感情最深的表现，是在他死后立的墓碑上。墓碑不大，约有两米高。二百来年前，墓碑比较简单。碑上用俄文刻着他的名字，出生年月日。可是碑上的墓志铭却是八个汉字：“无时勤劳，垂光史册”，规规矩矩的正楷字，意思是永远要勤勤奋奋地工作，这样才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姓名。他的这个观念是从中国古代哲学里接受过来的。阿翰林又受了他的影响，也要为自己修建一座墓碑。他的墓碑就大多了。他的墓碑上刻了这么两句话：“诚意格物心宽体胖〓孜孜不倦教学相长”。他的意思是自己把世界看穿了，什么事也不在乎了。心情比较舒畅，块头也比较大。顺便插一句，此公在中国时，经常身穿中国大褂，剃个秃头，总是跟中国的文人墨客们来来往往。那么“孜孜不倦教学相长”，我觉得这个里边也有他的含意。回国后，他一方面自己做学问，一方面教学生，相辅相成。阿翰林在中国时，他喜欢搜集各种文物，其数量之大，可与某些博物馆的珍藏相比。我是从他集的年画里第一次看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的。我过去没看见过这种年画。阿列克谢耶夫曾到过杨柳青去，把梨花木板都买回去，收集起来。他搜集各种小的玩艺，民间的工艺、图章、毛笔、纸张。他用的信纸都是中国带印花的。他的墓碑上，除了那两句中文以外，上面还有“不愠”两个字，“不愠”就是不生气吧，这是孔子的话。孔子说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的理解是，你不知道，人把你错怪了，你也不要生气，这样才能当个君子。这里透露出他的一个思想，就是他一辈子经历的风风雨雨，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我前边讲了，本来是一位大学者，硬说他是一个伪学者，这和我们的“文革”期间对权威的批判是差不多的。所幸那个时候没有把他从肉体上消灭。当时，在肃反的时候，在大清洗的时候，1936、1937年、1938年，好多有名的人物，包括文学家，都被清洗掉了。我觉得阿列克谢耶夫，就是阿翰林，还有一个很大的功勋，那就是除了自己写文章、培养学生之外，他还接待过一些中国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到苏联的时候，他主动争取陪同。比方说，1934年，徐悲鸿到莫斯科的时候，是他陪同的，而且他做了好多次有关中国绘画的讲演。那时候，俄国人对中国的国画是很不理解的。那么，他就从中国的风俗习惯、民族特性，来解释中国绘画，所以使徐悲鸿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展出非常成功。徐悲鸿当时是带着夫人从西方坐船到敖德萨，然后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本来苏联希望他能够到更多的地方去参观访问。他因为出国时间长了，只去了这两个地方。那次是中国国画最早、规模比较大地在苏联国家博物馆里展出，影响甚大。如果同志们到徐悲鸿纪念馆去参观，说明员可能会给你们介绍，一些作品是苏联艺术家们送给他的礼物。有的礼品是很珍贵的。我从别的材料上看，还给他几个名人拓面(即人死了以后拓下的面模)
，可是在纪念馆里我没有见到，也许收藏在什么地方，但确实有这么一件事情。当时最有名的一些艺术家、雕刻家，徐悲鸿几乎都见到了。这一点在我们国家的刊物上还没有更多的探讨，更多的介绍。当然这需要查阅很多的资料，包括在我们国内的和苏联的。所以，我说老一辈人，他们是兢兢业业的，为了使两国人们能够互相了解，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青年人，比他们年轻一辈中也有佼佼者。彼得罗夫——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比我还小三岁，已经去世了。四五十年代，他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论文拟写《论艾青》。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校方通知他，说艾青在中国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你这个学术论文必须改题，否则校方无法通过。彼得罗夫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不改。他答复校方说：“我可以不要学位，但是我要保持学术的良心。”他去世的时候，就是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没有任何学位与头衔。可是，在汉学家当中、文学家当中，他的威望很高。他手头保留了很多中国作家写给他的信、自传。这是又一代人，在另外一个时代，在另外一个处境，对我们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文学家艺术家信任的一种表现。
1983年，“文革”之后，我们几个中国人到列宁格勒的时候，那时苏联还没解体呢，彼得罗夫专门去看我们。我知道他有病，问候他的健康。他不讲自己的病情，非常关心艾青的近况。他很想知道这位中国大诗人的一切。两国多年封锁消息，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从彼得罗夫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又一代真正的学者对学术的严肃的态度。
还有一个人，大家可能知道不多，即俄罗斯联邦现任驻华大使罗高寿的父亲。他是一位很有名的汉学家，译过《西游记》和《水浒传》。这两部作品译成外文相当难。别看中国人看着非常容易，看着非常有趣，对外国人来讲是很难的。比方说，《水浒传》里的一些人名，起的一些诨号，怎么来表达?诨号里说明好多问题，是中国式的、民族式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它很难用外文表达。老罗高寿尽量做到了使中国经典的文学作品能够让俄罗斯读者理解。那个时期，东欧一些国家，是从俄罗斯文字再转换成本国文字的。除了这两部古典文学作品以外呢，他还译了鲁迅的《祝福》、草明的《原动力》、 马烽和西戎的《新儿女英雄传》这些现代的作品。老罗高寿在莫斯科大学当教授时培养了一批俄罗斯汉学家，还使自己一家成了汉学家家族。他的儿子现在是驻华大使，精通中文，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俏皮话。他的女儿是研究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机构的学者，也是一位汉学家。他的另一位女儿是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学者。罗高寿的儿子现在也是学汉学的。有一次他讲，以后他要让他的孙子也研究汉学、研究中国。他说：“我相信他会听我的话”。这样的家族在俄罗斯有一批，但毕竟是很少很少，在众多的人们不了解中国情况下，就这么几个家族，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那是太不够了，远不及我们在研究俄罗斯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人力那么雄厚。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深刻得多。
除了刚才我讲的文学艺术界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不是属于这一界的友好人士。比方说，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其中有的人对中国的感情非常深厚。我具体举一个例子吧!武汉大桥的设计者当中，有位苏联专家叫西林。现在的桥柱上大概还刻着他的名字。他在我们中苏两国关系中断的时候，经常参加俄中友协的一些活动。他说，他一辈子在修桥，在南斯拉夫修过桥，在匈牙利修过桥，在很多国家修过桥。从这个岸到那个岸。他在中国也修过桥，武汉大桥。他说都是使两岸能沟通起来，他说，但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最得意的，就是在中国人和人、心和心之间，建筑的桥，我没有停止过建这座桥。它就是用苏联人的心和中国人的心建筑的这座桥。他的话是别人告诉我的。当时参加会的很多人都记住了他这句话，这是中苏关系最困难的时候他讲的一句话。去年，我来到了他的墓前，我进一步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涵意。墓碑是一块黑色的大理石，正面刻着他的肖像，背面刻着我们的武汉大桥图形。大概在外国人的墓碑上，能够刻上中国字的，除了俄罗斯之外，我不知道别的国家还有多少。能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中国长江大桥的，恐怕没有第二座。这是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理解和深情。
我们在促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上做了更多的工作。我国现在有专门介绍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刊物——《俄罗斯文艺》。我们在很多文艺联欢会上有人演唱俄罗斯和苏联的歌曲。1999年，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大型的纪念活动，在一些大的剧场里，也举行了文艺演出。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亲自参加了纪念会。另外，我们用汉文出版了普希金全集。为此我们花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看起来好像出一套全集很容易的。不知道对现在这套全集大家是否满意。但在我看来要达到和他原作相差无几的水平，恐怕还得用几十年的时间。这是翻译上精益求精的问题。翻译问题挺复杂。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为俄罗斯保留了一些优美动人的歌曲。苏联有的歌曲不唱了，可是我们还在唱。有一次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你们将来听不到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到中国来吧，在中国还会听到的，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山上》、《红梅花儿开》等等等等。我们有好多的专门演唱俄罗斯歌曲的业余合唱团。北京广播电台，还有一个节目专门介绍苏俄歌曲。我们方方面面对苏联的研究、对苏联的介绍，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应该说是非常深的。
今天，我带来一套为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画的十几张画。我想就每幅画上的题词做点说明，这种形式的画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苏联的画或者俄罗斯的画，一般不会用毛笔在画上题词。这些题词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王富洲同志的题词，说明我国广大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熟悉情况。王富洲同志是我国的著名的登山运动员，他和几位同志从北面登上珠穆朗玛峰。有一天，他到我家来了，我正在画普希金与中国的情结一画，已经快画完了。我说：“是不是你来题几句话?”他说，我哪能题，我又不是搞文学的。他先推辞一番，后来在我的恳求下，他想了想，题写道：“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珠穆朗玛峰……”，俄国人听了王富洲的题词以后，有人掉了眼泪。他们说，这句话只有王富洲写出来才有份量。我们根本没有登过珠穆朗玛峰，不知道登珠穆朗玛峰需要多大牺牲，王富洲登上珠穆朗玛峰，脚趾头手指头都冻掉了好几个，他知道达到高峰的艰辛。所以他用珠穆朗玛峰来比喻普希金，俄国人特别感动。这句话不是出自某一位诗人或者作家、画家之口，而是一位登山运动员题写的，尤为可贵。其他人的题词，也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对俄罗斯艺术的了解之深，特别是对普希金的了解之深。我再介绍一幅画的诞生。有一天与诗人牛汉的聊天。他讲他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大概是1946年1月，或者是1945年底。国民党还疯狂地镇压民主教师和民主学生运动。他说，当时我们决定召开一个集会，用纪念普希金的方式来表达中国大学生向往自由、争取民主的思想。那天晚上，礼堂里点着马灯朗诵普希金的诗，校院外国民党拿着枪，而且不时的放上两枪，吓唬吓唬礼堂里的人。同学们一直非常镇静。那天的朗诵者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广播员齐越。年轻人大概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那已是50年前的事了。普希金与中国的情结一画就是这么诞生的。每一幅画都有一个故事。组画的第一张里面，没有人物，画上有一支蜡烛熄灭了，有37朵梅花，象征普希金37年的生命。这幅画上的签字很有纪念意义。签字者不少是普希金的后代。去年在莫斯科召开国际纪念会的时候，俄政府把普希金的一些后代从国外请来了。纪念会后，他们在这幅画上签了名题了字。有从英国来的、有从拉美来的、有从法国来的、有从德国来的……，可惜没有从檀香山来的。那里有普希金与中国人成亲的后代，姓李。我见过这个人的照片，可惜那个人那时没有被请来。我想用这些事说明，我们对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化、文学、艺术是比较了解的。50年代，建国初期十年
中苏之间的来往较多，我就不多介绍了。当时苏联曾经派过大批最优秀文学家、艺术家到中国来。比方说，作家有法捷耶夫，诗人有吉洪诺夫，剧作家有考涅楚克，小说家里有波列沃依……一大批人吧，都到中国来过。他们回去之后都写过书，讲了中国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前几天，有一位同志寄给我他写的一篇文章，他回忆了五十年前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志是否熟悉作家，波列沃依他有一部小说叫做《真正的人》，后来改编成电影，在中国放映时改名《无腿飞将军》很受欢迎。波列沃依和另外两位作家是来中国参加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那是1956年，其中有个人戴了一顶大皮帽子。他在中国游览时总想摆脱这顶帽子，总是摆脱不掉。后来，在杭州游西湖的时候，他把帽子挂在湖畔的树上，假装忘了，便走了。他回到旅馆发现有人又把大皮帽子送了回来。他看到了中国人的真诚，非常使他感动。当然，现在这种事情也有，可是负面的事也不少。帽子丢了没有人替找回来，说不定钱包也就没了。那时他们写了好多文章，赞扬中国人的善良、纯朴、真诚、可信。那时我们也有一大批人到苏联去，回来同样也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所以，五十年代，的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是真正加深了。由于两国隔绝了将近20年，弄得完全不理解了。这二十年里，他们大事介绍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真理报》上发表红卫兵批斗将军、元帅的照片，甚至传播不少流言，什么张三死了、李四死了等等等等，其实有些人还是活着的。当然也有事实。在那个时候，造成了一种错觉。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前后，又有一批胆子非常大的跑单帮的人，带着咱们假冒伪劣的产品到苏联去投机倒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们讲，是坏的产品，西边来自波兰，东边来自中国。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件事情。这事不是发生在莫斯科而是在外地。他送给文化局长夫人一双皮鞋。有一天，文化局长请他到家里去吃饭、聊天。他夫人第一次穿上了那双中国皮鞋，下楼时，皮鞋后跟掉了。当时弄得双方都特别难堪，下不来台。夫人本来是好意，显示一下你给我的东西都穿上了，结果偏偏这个时候皮鞋断了跟。两个人都装作没事，女主人站着，若无其事，男客人装做没看见，后来他想，无论如何要买双好鞋送给这位夫人。他回国后，
在边境城市的商店里卖的尽是次品。
这不是最近的事，是几年前的事。他没有办法，直到回到北京以后，才另外买了一双好的皮鞋送给了她。看来一双皮鞋是小事，可我们长期用汗水、用感情、甚至用鲜血结成的友谊，达到的互相的谅解，可能被一双伪劣的皮鞋给破坏了。珍惜一切美好的东西，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
爱伦堡说过一句话，他说，朋友像影子。有太阳的时候他出来了，没太阳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了。他是在嘲讽。也就是说，人在顺利的时候，他是你的朋友，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就不是你朋友了，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当然，在两国逆境时期，有些人也写过一些不友好的文章，这需要理解。
我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后来在《世界文学》杂志社工作， 一直从事友好事业和文化交流事业。我深深感觉到，要友好就需要相互理解，真正的理解。不能真正理解，就达不到真正友好。其实真正的理解，有时候很简单。 去年，我到俄罗斯以后，一位朋友开车，带着我从莫斯科往北转了一圈，转到普希金的安葬地，然后到圣彼得堡，又转回来，一共行程二千五百公里。路上我们愿意在什么地方停就在什么地方停，愿意跟谁聊就跟谁聊，没有任何人管。回来以后有人问我，你们跑了那么远的路，被拦路几次，路上收费多少次?我说一次也没有。我当时没注意，他这么一提我才感觉到了。我说他们经济在滑坡，社会混乱，为什么没有乱收费现象呢？公路保持的良好程度是很难想象的，不像是无政府状态；公共的东西，大家都特别爱护。我们经过一个地方，有一座小山坡，坡上有一座房子正在修建。我问我的朋友，这是什么地方?他说是纳博科夫的老家。纳博科夫，是俄国人，后来移居美国。在美国成了一个有名的作家。他用两种文字写作——俄文和英文。也许大家看过他的长篇小说《洛丽塔》。我看到他的老家在恢复，我说我要去看看。我们就停车去看了。那栋房子没有修下去。我问管理员为什么?他说没钱了，有一点钱就修，没钱就停。但是工人还在那，很多工人收入非常少，他们想修这房子，就是由于对这位作家怀有尊敬。
我想进去看一看。他说，你要想进去看，就要找我们的建筑师，他呢，正好回家了。我那个朋友开车去找他。建筑师请我们到他家去，我们就去了。开始他有些冷淡。突然来了两个人，俄国人他不认识，中国人他更不认识。他问我们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们说对纳博科夫的童年故居很感兴趣，想了解一下修复情况。他平平淡淡讲了一些，谈完了以后，我到院里去了，我说想画一画你家的小房子，他也跟出来了。他看我作画，一直看我画完，夸了一句：“你还很在行啊!”他问我为什么想画这栋房子?我说我们来的路上有三栋房子最好看，其中之一就是你家这一栋。他一听，觉得遇到了知音。他说，那两栋房子也是他修的。他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对我们也不怀疑了，让他夫人给我们准备饭菜，又让喝克瓦斯，热情起来了，还拿出一些文字材料给我们看。话越谈越投机，他说他要提几个问题，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就别回答。他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等。
我讲了我自己的遭遇。 他觉得中国人谈话很坦率，很真诚，没什么假话。相互的理解建立起来了。他请我们吃完饭以后，已经快半夜十二点了。他说，我现在带你去参观。我想，好家伙，半夜去参观。他说，这个地区所有的好房子都是我管理修复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列宁格勒建筑学院的毕业生。我们夜里，穿行在树林里，草丛及胸。他走在前边，我们猛跟，然后到一条河边。我们站在河的这边，他指着对岸说，那面有篝火，青年在聚会，篝火后面的那栋楼，是现代派代表作。俄国有个时期是现代派建筑非常流行。高尔基最后住的房子就是现代派建筑。
罗曼·罗兰在高尔基家里住过，楼梯的扶手从上往下不是平滑的，而像是一股下冲的浪，哗！挺怪的。窗子有高有矮。搞建筑的一看就明白，我讲不清楚。我们隔河欣赏那栋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主人告诉我们，他们无力修复，因为没有钱。别人也不敢去住，因为一住进去，国家就要收你钱。国家又没钱修复，所以就这么放着，他特别心疼的。然后，他又领着我们去看驿站，那已经是夜里的一点多了。
他说：普希金有部小说叫《驿站长》，驿站就在此地。他根据小说的描写，把驿站恢复了起来，作为博物馆。他很自豪地说，“这驿站门口有座小教堂，对面另有一座教堂。”我顺便说大门口这座教堂难看，对面那座教堂好看。他说：“你又说对了，那座教堂是我修的，这个是原来的样子。”他是按原来的历史的样子恢复的。他欣赏自己的作品就像看自己的孩子，左右那一个欣赏啊，得意极了。所以，我说这么很短的一个晚上，互相了解了很多。后来他让别人问候我们。他开始提的问题全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近年的事他根本不知道。经过这么一番接触，一番交流，他的看法很快就改变了。这样的例子，到处都可以碰到。俄罗斯走了一段下坡路。往下滑时快，恢复起来很难。但是我感觉到俄罗斯人高尚的道德力量还在，这是民族传统文化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举个简单的例子。马路上站着几位老太太在卖东西的，卖背心啊、裤衩啊，是她家里面的东西，大概因为没有钱，收入低。她们站成一排，你跟一个人说话，旁边的人绝不去打岔。你要100个卢布，我说太贵，少点行不行?她说不行，不卖，站在一边的人不会趁机钻空子。她们表示出互相尊重，人家买你的就买你的，我绝不用廉价来招徕顾客。
有一次，我们在彼得堡一条小河边散步，河上有几只天鹅在游荡。有个人没有见过天鹅，他过去想逗一逗，一个俄罗斯小孩见此情景马上跑过来，劝他别惊动天鹅。俄罗斯孩子从小就知道要爱护周围的生态环境。这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我在俄罗斯访问过省城斯摩眣斯科。这是个古城，在那举行一次发奖会。苏联有位诗人叫特瓦尔多斯基，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他写的一首非常有名的长诗叫《瓦西里·焦尔金》。那天以他的名义发奖。他们请我去，最初他们不肯让我去，说他们那儿太落后，怕中国人笑话。开始互不理解，他们恨不得以为我是个“红卫兵”。到了那以后，经过接触，很快就熟了。
他们觉得中国人挺可爱，很坦率。俄罗斯人性格上与我们有些接近，
豪爽、坦率。
斯摩眣斯科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还有那里的树，满城绿树。那里的杨树两个人也搂不过来。杨树按道理长不了太大，因为木质次。可是那里满城都是大树。我脑子里首先想，到
斯摩眣斯科
再古老也超不过我们北京市。可是我们北京市除了中山公园等地有大树之外，很难找到这么大的树。那里全城到处绿荫蔽天，花园也是，花园外面也是，夏天走着，就好像在荫凉里面里走来走去，人也不多。他们从小就培养环保意识，大家都在爱护、都在遵守，没有人破坏树木花草。
下边我想讲一讲位于米哈依夫斯克村的普希金国家保护区。几个村子组成普希金的国家博物馆保护区。他们那儿的路标，就像我们的文学馆似的非常别致，比方说咱们文学馆的门扶手是巴老的手印，他们那里的标志，都跟普希金有关系。一会儿，你看见一个兔子标志。
你不了解普希金的作品，或者不了解普希金的生平的话，你一定奇怪这儿怎么忽然摆着一个大兔子雕像。这个兔子有一个来历。“十二月党”起义失败了，遭到镇压。普希金并不知道起义的事，他准备到彼得堡去看望朋友，那些起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乘车离家时，一只兔子穿过车前。普希金迷信，他说这是不祥的预兆，便回来了。回家后得知，彼得堡发生了起义，起义失败了。后来，沙皇问普希金，说如果当时你在彼得堡的话，会不会参加?我当然会参加，他毫无悔言地说。普希金的故乡改成普希金国家博物馆后，很多地方都有兔子的标志，还有风车，总之都是跟他和他的作品有关系的东西。该地不许增加任何东西，除了一个旅行社之外，都保持原来的样子。当然，保持原来样子也很不容易。比方说，先研究的时候有的屋是这么摆设的，从另外一个材料里得知是那么摆设的。他们就改来改去，也很复杂。但是，这种环保意识在俄罗斯人心里从小到大到老，都占有重要地位。
文化力量在俄罗斯人的身上有强烈的表现。刚才我说的卖东西的老太太，支持她的就是一种俄罗斯的民族道德力量。她虽然贫穷了，需要拍卖东西维持生活，但她没有降低自己的人格。她没有变成奸商，她不欺压别人来满足自己。
我在斯摩眣斯科遇到一位瞎子，是位女性，在公园里拉手风琴。后来他们告诉我她是作家协会的一位会员，用拉手风琴来赚钱。她一点也没有自卑感。我专门访问她一次，她说她在诗中写过哈尔滨姑娘。我说，我是哈尔滨人，很想了解你是怎么写哈尔滨姑娘的。我跟她谈了很长时间，感觉到她的道德力量很强。她为了能够养活自己，到街头上去拉琴赚钱。那天，我给她拎着手风琴去了她的住处。她请我吃面包、喝茶，她过着非常简陋的生活。但是，她没有觉得你是外国人，生活比我好，就比我高一等。她绝对没有这种感觉。她觉得自己是用劳动赚钱，没有什么不对的。后来，她在自己的书上给我签名留念。我看她写字很吃力，说我帮她，她说不行，她自己来，这是自己的事，处处表现出一个人的尊严的存在。我当时想起托尔斯泰晚年的一件事。那个时候他受孔子、孟子、庄子这些中国的哲学家的影响，加上耶稣的教义，要当普通劳动人，用自己的双手来赚钱养活自己。他本来是个贵族，有一个大庄园。可是他老是穿农民的普通衣服耕田种地。有一次，他在火车站上遇到一位贵夫人。贵夫人误把他当成脚夫，让他把行李送到包厢里去。托尔斯泰拿起来就送去了。送去以后，那位太太给他5戈比。他说谢谢。贵夫人回到包厢以后，包厢里有人问她，您还认识托尔斯泰?贵夫人一听差点昏过去。她说，他就是托尔斯泰呀?!她还以为他是脚夫、搬运工呢!她赶紧下车去道歉，想把那5戈比索回来。托尔斯泰很泰然地说，这是他劳动挣的5戈比，怎么能还给她呢？我觉得这种道德观念一直支配着他们。如果这种道德观念、这种道德力量在他们身上消失了，国家就有点危险了。
昨天我看球赛的时候就颇有此感。他们怎么落后到那个程度了?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再拼搏，尽力拼搏才让人感动，而他们的拼搏力量就不足了。也许这一代年轻人没有经过战争苦难，反正拼的劲头不足。我希望他们能够恢复俄罗斯民族的元气，重振雄风。文化上也是如此。后边讲一点俄罗斯墓园文化。墓园涉及死去的人，看起来这些人好像都已经不在世了，可是我每到俄罗斯，走在街上，特别走到墓园，感觉这些人没有死。普希金也好，托尔斯泰也好，或者现代的、比他们晚的作家，如波列沃依等等都活在人间。
从第一次走进俄罗斯墓园，我就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墓园就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还想来，还想看，还想找到自己熟悉的人，或者自己尊敬、敬佩的一些人。不管是大雪没到膝盖的冬天，柳枝摇曳的春天，或是红叶满地的秋天，任何时候它都能引起你很多很多的联想，其中最大的联想就是觉得他们没有死。你在静静的墓园里，甚至好像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笑声。我在墓园里意识到：死人永远比活人多，但是死人的优秀品质永远存在，它会影响后代，包括外国人。报纸上有个人写的一个小文章里说，他没想到俄罗斯墓园那么好看。这一点给我一个启示，就是没有到过俄罗斯墓园的人，他是想象不出墓园是什么样的，可能把它看成是坟圈子，或者是像八宝山的烈士公墓那种一排又一排类似的墓碑。俄罗斯几处著名公墓非同一般。好多人喜欢在墓园里散步。我开始撰写俄罗斯墓园文化时，有人就劝我，说你写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写坟?甚至外国人，连俄国人在内，也这么问我。他们看我照的照片，说你哪照像不好，偏偏在坟前?可是我的感情依稀跟墓中人有关系，这里边有很多原因。俄罗斯的墓园就像大花园，里边有好多雕塑，所以他们有时把墓园叫做露天的雕塑陈列馆。当然在墓园里不像在陈列馆里摆得那么好。它们挤在一起，一个挨着一个，但每一座墓碑都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个性，表达了墓主的精神，墓碑出自著名的雕刻家之手，有雕像，有寓意。让你产生种种联想。举一个例子：斯大林的夫人的墓碑。一座白玉石的女人半身雕像立在一根柱子上，碑上刻着“斯大林敬立”。斯大林的夫人，原姓阿利卢耶娃，
三十一岁自杀身亡。她是怎么死的，我就不讲了，因为讲起来需要很多时间。我就讲这座碑，当你瞻仰她那悠思的目光时，会产生种种的联想，你会联想到苏联三十年代，联想到苏联党内斗争，联想到斯大林夫人当时的思想倾向，为什么她那么年轻的时候，会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第二天开枪自杀。
赫鲁晓夫的墓出现在新圣母公墓以后，它就成了另外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墓碑。这个墓碑规模挺大，它是用两种颜色的石头建筑起来的。一半白石头，一半是黑石头，中间有一个地方是赫鲁晓夫的黑石雕像。非常写实，就像真脑袋割下来放在那儿，但比真头大。可是这位雕像的作者却是以抽象派雕塑家闻名于世的。他叫涅伊兹韦斯内，他设计这座墓碑时，有一段历史。赫鲁晓夫死后，他的儿子找到这位雕刻家，想请他给自己父亲设计一座墓碑。雕塑家说：我可以设计，但我做的时候不许任何人参加意见，设计完了，必须采纳。这些条件都答应了。他就做了，后来才知道，赫鲁晓夫死前告诉儿子，他的墓碑请涅伊兹韦斯内设计。为什么请他来做呢?就是莫斯科美术家协会成立三十周年举行纪念展览的时候，他们为打掉抽象派艺术家们的影响就故意想办法动员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党政所有要员去看展览会，因为去看展览的，很多都是抽象派的画，去了以后给他做解说的就是涅伊兹韦斯内。他解说的时候，赫鲁晓夫就不停地骂，抽象派作品，说那种作品还不如驴尾巴画得好看。他用很难听的话来指责涅伊兹韦斯内。涅伊兹韦斯内一直没有服。最后他说，你就当你的第一书记，你根本不懂艺术，你是外行。赫鲁晓夫当时没有发火，临走还跟他握了握手。可是赫鲁晓夫手下的克格勃和意识形态的负责人却沉不住气了，他们就告诉涅伊兹韦斯内，说：你必须写一份检讨，说第一书记跟你谈话之后，你怎么认识了错误，怎么决心改正。他写了，政治局传阅以后说，这哪是检讨呀，这是辩护，不登！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感觉到自己过去在文化艺术方面干涉太多了，想缓和一下和艺术家们的关系。他邀请过去被他骂过的文学艺术家到他家里去做客。他三次请涅伊兹韦斯内，涅伊兹韦斯内都没有去。他临终留下遗愿，请涅伊兹韦斯内给他设计墓碑。涅伊兹韦斯内流亡在国外，在西方是一个很有名的雕塑家。他很少创作现实主义作品，赫鲁晓夫头像则是例外。
俄罗斯每一座优秀的墓碑都有一段有趣的历史，需要更好地来了解。有的墓碑就一块大石头，有的是一坯土。我见过两座非常朴实的墓：一座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一座是大画家列宾的。托尔斯泰的墓在他的家乡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庄园里。一块树林里面，一块草坪，一个长方形的土堆子，就是坟，坟前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什么也没有。春夏秋冬永远是如此。俄罗斯是宗教思想很浓的一个民族，文学作品里面宗教色彩也很强。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没有不写大自然的，大自然给他们一种宽阔的胸怀。茫茫的雪原，密密的森林，形成这个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托尔斯泰的墓就坐落在树林里，草坪上土坟高出地面一尺左右。你站在他的墓前时，会觉得这不是一块平地，而是人类的高峰。当然感受要包括你对托尔斯泰的理解和认识。
我再介绍一下列宾墓，我国中学的教书里，登过他画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是俄国最伟大的一位画家。他的墓也是在自己的小庄园里，也是一座土坟。我第一次去瞻仰的时候，坟上有一个碑，他的雕像，著名的雕刻家安德列耶夫给他雕的。我第二次去瞻仰的时候，雕像没了，变成十字架了，一个木头十字架。俄罗斯人认为：他的墓应该恢复最早的样子，即放置一座木头十字架。列宾墓上比托尔斯泰墓上多了这么一座十字架。另外，有些不同的是，他的坟墓上永远撒着些鲜花。再介绍一下从国外移回来的歌唱家叫夏里亚宾的墓。夏里亚宾来过中国，到过哈尔滨，也到过上海，在这两座城市里举行过演出。他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男低音。他唱的《船夫曲》传遍世界各地。他死在法国，前几年他的遗体被运回国，安葬在新圣母公墓里。他的墓很大，墓碑是夏里亚宾坐式雕像。这个雕像也非常好看，在很明显的地方，距赫鲁晓夫墓不远。夏里亚宾是最早在俄国荣获“人民演员”称号的人。后来，马雅可夫斯基在诗中写道：“歌和诗——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能使阶级振奋，今天，谁不跟我一起歌唱，谁就是——反对我们。”这句话影响很大，是骂夏里亚宾的。夏里亚宾当时到国外去了，他的“人民演员”的光荣称号便给取消了。他在国外，为了救济贫困的俄罗斯难民，举行义演，用收入资助受难的俄罗斯贫困人。结果，国内有人说他在支持白匪，他一气之下再也没有回国。
可是苏联和俄国都以他为骄傲，他是世界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无论如何要把他的遗体迁回祖国。经过多年周折，迁回来了。他的女儿到父亲墓前凭吊。很多人围了上来，他们希望她去看看另外一位奥格尼夫采夫的墓，他也是莫斯科大剧院男低音歌唱家，长得很像夏里亚宾，声音也像。
夏里亚宾的女儿问：为什么要我到那儿去，去看他的墓?回答说，他自称是夏里亚宾的私生子。他女儿说，在欧洲也有人自称是我爸爸的私生子。她没有去看那座墓。
我讲了几座不同的墓和它的历史。很多人愿意在墓园里徜徉，回忆往事。有人表示，死后埋在这儿。但是，现在的新圣母公墓，已经没有空闲地方了，已经不能再扩充，最后安葬在那里的是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等几位名人。
新圣母公墓除了大量的墓碑，还有摆放骨灰盒的墙。我见到一个骨灰盒的墙上刻着俄文、德文和汉文三国口号，写的是，“全世界是我的家乡”。我对这个骨灰盒发生了兴趣。为什么这位外国女性把自己的名字用汉文写在中间。经过调查得知这是一位传奇人物：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参加过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西班牙。她本身是大夫，她丈夫是位中国将军，有些事我没有完全弄清楚。俄罗斯墓院里不止是安葬着许多值得尊重的、敬佩的前辈、同行，还有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需要我们了解的。
苏联女英雄卓娅的坟也在新圣母公墓里。我去的时候，总是看到卓娅墓碑的雕像上，披着红领巾，献着鲜花。
我觉得，这些公墓的存在，本身是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形成民族自己特有的一种道德文化的地方。它不仅对本民族、对俄罗斯人有影响，对外国人，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也有影响。我真希望在中国，除了咱们的文学馆之外，还能有文学家墓园，能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经常可以去瞻仰。能看见能想起好多事，能想到自己的前辈，为我们中华民族兴盛献出自己的心血的人。
我本来想再讲一讲口碑文学，不讲了，已经到点了。
同志们，有什么问题要我回答吗？我耽误了大家观看奥运会拿奖牌的好时光，对不起。问：我这儿有几个问题，一定是今天到会的人都感兴趣的。我分别提一提，请高莽老师选择回答。好像我上学的时候，咱们报纸上报道过，说莫斯科有一条爱情大街，是用了乌兰诺娃表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雕像作标志的。您这次去是不是看见过?答：没有。我不知道有这样一条街，也没听说过。我估计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墙外那座小公园。但我不能肯定。问：我很感兴趣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问题。现在有的人一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认为是高尔基、斯大林搞的，是左的，就不提了。今天舒乙馆长好像是没来。老舍先生写过《茶馆》，后来老舍的夫人就讲，到底《茶馆》算历史题材呢？还是现代题材呢？是批判主义呢？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呢？您简单说说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答：这个理论问题太复杂了，它是针对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而产生的。斯大林去世以后，一些评论家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后来提出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是说什么都容纳进去了，几乎把各种流派都包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内了。苏联解体以后不提这个创作方法了。1934年讨论的时候，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前，已有好多种提法。在高尔基家里也讨论过，好多文学家参加了，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
看法、说法，如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英雄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我觉得这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那个时候有很多文学团体、文学组织，党中央一道命令，这些文学组织被解散了，合并成一个苏联作家协会。其实根本统一不了，所有作家怎么能用一种方法来写作呢?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指导下不能说没有好作品。有些作品说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也可以，说它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可以。现在有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看法也不一样了。那个时候认为它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它讲了现实，也讲了未来，讲了革命人们的期望等等等等。现在，我们中国有的年轻人不爱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包括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话剧和电影。他们觉得应该更多地介绍比尔·盖茨，而不是保尔·柯察金。
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时，的确有好的作品，如《青年进卫军》等，但也有投机的作品，《胜利的春天》，写南斯拉夫的。书中咒骂铁托，得了奖金，可是过了若干年，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恢复了，小说又被否定了。写国内题材的，也有，如《白桦林》等，当时都认为是好作品，后来又变了。问题不单纯在创作方法，而在作者的立场。这个问题你得请教理论家回答，我说不清楚。
问：我知道您可以把这个事情展开的。我想说，苏联有一位叫多宾的，他的博士论文叫《论情节的提炼和典型化》。文中介绍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他们如何提炼生活素材，怎样写成了他们的名著。我想生活素材基本上都是那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怎么写，还是有创作方法的问题。你若是黄色作家、颓废派作家或者是荒诞派作家就写成一个结论，你若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是一个什么结论，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又是一个样。这样，咱们就不一定要谈论抽象的或者是学术问题。我就想说，大概还是世界观指导创作的。像索尔仁尼琴，他可能暴露一些问题，他的政治观点可能是反对苏联政府的（高插话：何止是苏联政府），他还反列宁（高插话：何止是列宁）。所以您再说说很复杂的索尔仁尼琴的文学现象。答：想竞选总统。回来以后发现形势不对。他现在谁都批，谁有权他就批谁。如果说他有所影响，就是他第一个把苏联集中营的生活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捅了出来。在这之前，都不知道苏联有集中营。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有集中营，认为苏联一片光明。他的作品指出苏联不止有一个、两个集中营，而是一片集中营。这是他不同凡响的地方。他呢，纯粹文学作品也有几部，他还写了一些小散文随笔。他把自己几部大的作品如《古拉格群岛》称之为“文学实验”。他把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小道消息或者是内部新闻给公开了。比方说，白海运河的修建。他讲那是由众多劳改犯而不是一般老百姓修的。高尔基当时带领一批作家去参观，参观以后写了一批歌颂的、美化的文章。他对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否定的。美国后来不喜欢他，他就开始对美国进行批判了。他是从远东回国的，他以为从远东到莫斯科一路上会为他欢呼呢!结果没有达到目的。据说他还到了我国国界，一只脚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另外一只脚在中国的领土上。他说他也算是到过中国了。他去过台湾， 蒋经国也接见他了。他在美国时，他的住处有警卫保卫，害怕遭到不幸。回国以后也不见人，不公开活动。索尔仁尼琴是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产物。当年，他的文学活动和政治主张在国内遭到否定，得到西方的欢迎，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值得认真分析的现象。
同志们提问题时，请大声点，我耳朵不好使。
问：高老师，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人吧，几十年来对苏联人民、对俄罗斯人民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这种感情源于比较相同的政治体制或者是意识形态?还是由于他们50年代援助过中国?还是由于大家有相同的民族苦难和民族性格?哪个成份更重一些，您觉得中国人对苏联人的这种情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答：我觉得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意识形态原因。相互援助也是一个原因。我们和俄罗斯是近邻，邻国必须友好相处。两国长期落后，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两国劳动人民都经受过饥寒交迫的日子，都渴望解放与自由。十月革命使两国有了一致的奋斗目标。
两国都有值得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科技文化成就对世界产生过影响，对俄国也有过影响。不过，俄国人了解中国最初大概是通过西方，而不是直接从中国。满清政府和沙皇俄国当时通一封信需要两年的时间，两国政府的代表谈判还得借用意大利神甫当译员，所以彼此很难真正沟通。
但是先进人士在任何时代都渴望理解，主张睦邻友好。我前面提到的比丘林、普希金都在这方面做过努力。
十月革命时，大批中国劳工和俄罗斯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并肩作战，洒热血，抛头颅，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现在在俄国土地上保留下的一些中国烈士纪念碑，说明中国人对俄国人的贡献和俄国人对中国国际战士的怀念。
两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指导下，渐渐形成了相互了解。十九世纪流落到远东的中国人曾遭到俄国达官显贵的歧视。那些老爷们给中国劳工起过一些颇带污辱性的姓名。直到我国早期革命家瞿秋白等人到苏联后，给自己起的俄罗斯姓名，如斯特拉霍夫(“震慑”之意)，则富有革命内涵意义，得到同志们的赞赏。
十月革命以后，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革命寄予很大希望，希望我们革命，早日胜利，所以那时候在苏联出现了一批声援我国革命的作品。像特列季亚科夫的剧本《怒吼吧，中国!》。二十年代他曾在我们北京大学当过教授。
《怒吼吧，中国!》讲述中国码头工人怎么起来驱逐入侵的英帝国主义。还有小说《南京路》，很多人写了支持中国革命的诗，如乌特金、阿雷莫夫、别德内、马雅可夫斯基等人。三十年代，舞台上又出现了格利埃尔的歌剧《红罂粟》。“罂粟”是鸦片花，有人认可用“罂粟”为名，这不是歌颂中国。后来他们把这个舞蹈改成《红花》了。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拉感到骄傲的是她在舞台上第一个演出现代戏就是《红罂粟》里的桃花。这是一个中国少女的形象。
建国以后，苏联的确派来一大批的专家援助我们，使我们完成了100多项基本工程项目等等。我们是付了钱的，付了大豆、粮食……也不是说白白接受了他人的援助。
建国初期，我们党只能执行“一边倒”的政策，但人们的感情不完全是由政策决定的。那时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我举一个自己经历过的事：我和作家波列沃依逛天桥去，看看中国老百姓的集市。在天桥，我们碰到一个卖萝卜的老汉，老汉在喊：“萝卜赛梨!萝卜赛梨!”，波列沃依问我：“老汉在喊什么？”我说：“他在喊萝卜比梨还甜。”“那我也要尝一尝。”波列沃依什么事都想自己试一试。他吃了，准备付钱。老汉说不要。老汉就这么一个小摊，不是小摊，就这么二十几个萝卜，摆在一块破布上。波列沃依立刻意识到这位老汉体现出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老汉说我不要你的钱，因为你是苏联老大哥，你给我照个像，你把我的像带到苏联去，就算我到苏联了。波列沃依当时大受感动。他给他照了像，带到苏联去了。他把他拍的老汉的像连同我写的一篇关于这事的文章，刊载在《星火》杂志上。后来他又把那张像片给我寄来，让无论如何要找到这个老汉，把像片给他，圆了他的梦。我到天桥去找他，没找着，到派出所一打听，说老汉已经死了。中国卖萝卜老汉的言行能说明两国人民友好原因的很多实质。
问：高老师我想请教您第二个问题，就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如果说普希金的诗和莱蒙托夫的诗更多的是情感，对自然的歌颂，还有接近音乐的语言，那么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读起来就像一块生铁，就是说又短又硬，硬梆梆。我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怎么那么有影响力，那么有名气?是因为他的革命性，还是由于政治的需要?他怎么能作一个著名的诗人呢？马雅可夫斯基的那种诗体怎么能作为一个著名的诗体存在呢？就是说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是很优美的，有接近音乐的感觉，可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读起来是那么短，像钢铁一样硬梆梆的，又短又硬。马雅可夫斯基他还那么有名，他的出名是由于革命的原因，还是因为以一种新的诗体被推崇的原因呢？
答：从长远来讲，无疑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会永存的。马雅科夫斯基的诗大概有一部分可能被时代淘汰。他的出现也跟时代有关系，他的出名确有人为的地方。他早期写的作品并不像后来写的，《穿裤子的云》、《我爱》、《关于这》等等，写得很抒情。是十月革命时，他是最早站在革命一方面的诗人，他把十月革命称作“我的革命”。他理解的“我的革命”，以为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艺术应是未来派。十月革命后，他写的东西就越来越政治化，有些近似口号，但比口号有情趣。他为推销国产商品写广告：卖香烟，卖肥皂。莫斯科街头上、高楼上一度尽是他的广告和口号。所以西方文艺界有人认为十月革命以后，马雅可夫斯基作为诗人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后来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又大量出版了呢?其中有一个过程。马雅可夫斯基是1930年自杀的。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布哈林在大会上作有关诗歌的报告，认为当时最好的诗人是帕斯捷尔纳克，而不是马雅可夫斯基。
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当榜样，再说有些人也不服气。如果把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放在一起，在全国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势下，大家必然选马雅可夫斯基，因为他的诗易懂，像有韵律的白话。帕斯捷尔纳克出身书香门第，自己有很深的文学造诣。他喜欢用典故，造句复杂，他引用的话一般读者很难懂。1936年马雅可夫斯基的女友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说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好久不再版了等等。斯大林在信上作了一个批示，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对他的纪念和对他的作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一种罪行。”这句话，等于圣旨，苏联便大肆纪念他，大量印发他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当时说了一句话：“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这次死，责任不在于他”。
问：我再提一个话题。苏联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叫帕乌斯托夫斯基。他写了一本关于作家劳动的杂记《金蔷薇》，好像是漓江出版社出过，还有其它不同的译本，我都有。咱们现在的书店是一卖这个书就卖光了，复印、印刷次数都太少。请您谈谈帕乌斯托夫斯基这位作家。答：帕乌斯托夫斯基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散文作家。你刚才谈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帕乌斯托夫斯基不能算是这一创作方法的作家，他虽然很受读者欢迎，但在苏联从来没有得过奖。他一直写他想写的东西。他用优美的散文写作家怎样劳动，作家应该怎样收集材料，作家怎样深入生活。晚年他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共六卷，我国还没有译本。中国读者喜欢他主要是因为他的《金蔷薇》，现在又翻译出版了一本续集《面向秋风》。喜欢他的作品的主要是年龄大的人，年轻人未必。我认为他是好作家，大作家。他之所以没得过奖，因为他没有按你前边所讲的，而是教条地从事创作。问：高老师，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说中国媒介对俄罗斯各方面的介绍比较多，而俄罗斯对中国的介绍主要是“文革”时期一些不好的方面。以前我看过一些杂志，上面介绍说，俄罗斯现在经济萧条，很多人沿街乞讨，而且好像借用俄罗斯人对宠物的偏爱，就是用狗啊和其它一些宠物来进行乞讨。您刚才说俄罗斯民族风情，因为道德力量影响俄罗斯大多数人都自食其力，而中国一些杂志介绍好像从很大程度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就是说对俄罗斯的民族风情不是真正的深入的了解呢？答：我觉得，总的来讲，不管是哪一个方面，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不同的地方是你我所接触的媒体材料可能不太一样。听众：不会的，我看书比较少。答：不见得。我现在眼睛不太好，看得更少。你刚才讲狗的事，我没听懂什么。现在，苏联解体以后，它的文学界，说是百花齐放也好，杂草丛生也好，什么都可以，因为它现在处于过渡时期。但是，过渡之后，肯定会有大作家出现，我是这么相信的。俄罗斯作家中有些人专门暴露黑暗面，暴露得很厉害。这类作品咱们也译过一些；也有些在小说中探索好的方面；也有写血淋淋的事实的，各个方面都有。我们搞翻译的，选择什么作品翻译跟个人爱好有关系，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出版社。你翻译的作品出版社不要，他要的是侦探小说或者是男女爱情故事。但从整体来讲，在读书界里，俄罗斯的当前文学可能不是热门。你也不能要求它是个热门。你必须要求当前的俄罗斯文学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样受人欢迎，那恐怕不现实。事情总有一个过程，过去看的苏联小说太多了，有点腻了。现在咱们的窗户一打开，一看世界是那么多彩，苏联也是一样。苏联解体以后，年轻作家的眼界大开，跟咱们一样，也许还不如我们。比方说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还是解体之前，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开放得比他们早，那时北图有些书开放了。所以有些事情跟他们谈起来，他们还不太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文学大致由三部分组成，即本土文学、回归文学和流亡文学。咱们四五十年代看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苏联得到当局肯定的本土文学，都是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这种文学特点之一，就是教育人怎么活。这种作品通俗易懂，容易读，像我们的高中的课文。回归文学指过去被禁止的，或作者被镇压的文学。对新读者来说，这相当于新发掘出来的作品，文字比较深奥，看起来比较费劲，别雷的《彼得堡》就是一例。1921年被处决的古米廖夫的诗也比较难懂。当时控告古米廖夫“反苏”，结果他从未写过反苏的诗，从未讲过反苏的话，白死了。他的第一任夫人阿赫马托娃，被日丹诺夫骂成是“婊子”、是“尼姑”，实际上比我们现在某些女作家写的要干净多了。如今这些作品都面世了；第三部分是流亡文学。苏联时代有些作家没有接受苏联制度，流亡国外了。苏联解体后，他们的作品得以在祖国发表。俄罗斯青年读者过去根本看不见他们的作品，那时我们反而能看见，像布宁的小说等。他们的作品也回来了，是他们祖国的文学的一部分。新读者的眼界扩大了。除此之外，今天的俄罗斯也在大量译介现代国外文学。像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或过去抵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我们看西方的作品，要比他们敏感得多。记得茅盾先生有一次接见苏联作家协会的第一书记苏尔科夫，他是个诗人，他们二人谈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当时茅公说我们《世界文学》杂志要刊登这部中篇小说。苏尔科夫说：这部小说有消极因素，对青年读者影响不好，培养他们个人主义、宿命论，不能奋进。茅公说，我认为这是一部好作品，是今天美国的一部优秀小说。那时有一种机械的观点，认为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就是什么性质的文学。这是两回事！那个时候我们的看法要比苏联的看法深刻。苏尔科夫是苏联作协第一书记，茅盾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公在文学观点上就是比他高，不是高一点，是高好多好多。听众：谢谢高老师。高：我也没有回答清楚，可能回答的不是你想听的。我耳背，有些问题我听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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