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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想象力和真实——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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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经验、想象力和真实
演 讲 者:格非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青年作家
演讲时间:2002年6月23日 上午9:30-12:00   
演讲地点:文学馆B座多功能厅

今天所谈的问题也是知识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全球化文学写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我经常到国外进行讲学考察交流。在国内、国外对全球化的看法各不相同。全球化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和西方的理解是否一样?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又如消费主义,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消费时代?看看东南沿海,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商品琳琅丰盈。我问周围的人你们感觉如何?他们说没多大变化,而我则感到中国市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记得我青少年时期的江苏农村商品十分匮乏,买什么都凭票购买,不到二十年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又如大家都在看韩日世界杯的转播,节目搞得那么丰富,比赛完了除进行各种采访外还切换到球队所在国家看看那里公众的反响,让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在法国讲学及学术交流,就社会问题、全球化、现代化与法国同行进行对话。他们说你谈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法国的问题。一位法国作家说:你们中国是否需要法国人作朋友。我说肯定需要,他听后非常激动。作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心声。就文学创作我与同行们说:我们的文化环境差,社会对文学冷漠,社会不同程度存在的唯利是图、道德堕落、贪污腐败等现象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他们说:我们的状况还惨。法国人很想到中国来,认为中国社会还没定型,处在一个古怪的发展时期。中国的内地与沿海比北京与巴黎差别大得多。商业化不能涵盖所有的问题。

在德国访问时,我与同行们说:中国没多少人读诗歌。他们问有多少,我说过去有几百万,现在不过几十万。他们说:有几十万还抱怨什么,德国读诗歌的人不足0.5%。在文学方面他们处境也不好。

美国的一些作家在社会也很边缘化。西欧也不同情况存在着类似问题,如法国著名女作家杜拉斯,她一生创作了很多漂亮的作品,她的《广岛之恋》拍成了电影,影响非常大。这位老太太晚年很凄惨,一个人到街上去买菜,没有人认识她,她生活得很寂寞。西方社会虽然为青年人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但老年人却生活得很寂寞、很凄惨,压抑感很强烈。

欧洲人认为时间是永恒的,有开头有结尾。从伊甸园上帝造人开始到上帝对已死去和仍然活着的人进行末日审判,这是一个线性的时间。在新千年交替的时候西方人感到恐惧,认为灾难就要来临。人要死,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死是可怕的,是不可想象的。被称为歌德伟大作品的《浮士德》就是讲人的生死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考。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有心人可能注意到托尔斯泰写小说是不喜欢用小标题的,但在这部小说里却用了小标题,而这个小标题就是“死”。伟大的作家都是钻牛角尖的,都是在关心“死”,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可怕的题目。

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有其圣洁的一面,也有污浊的一面。在基督教盛行时,人们做错了事或行为不端,只要向教堂里的神父倾诉一下,自己就解脱了,现在自己做错了就得由自己承担了。有人也这么想,几十年以后按线性时间我就不存在了,我今天做一个坏蛋流氓和做一个正人君子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在西方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死这个问题上与西方有不同的解释。中国人也怕死,但不像西方人那样怕,这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联系的。庄子、孔子对死都有论述和解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一般中国父母不怕自己死掉,只要儿女们过得好就行,可以为孩子而牺牲自己。这在西方做不到,西方人认为孩子是孩子,我是我,父母与子女只是血缘关系。而中国人看时间是个圆圈,生命是轮回的,子孙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了这个理念,很大程度消除了对“死”的恐惧心理。中国人的文化思维比较宽泛,不钻牛角尖,比较现实又富于幻想。

1994年以后我没有再写过小说了,实际上不是我不写而是我写不来。我的好朋友作家余华也没写小说了。社会支持我写作的理由现在显得软弱无力了。有时想题目很激动,写上几段就难以表达了,现在什么是需要表现的我还讲不清楚,这可能由于中国正处在转型期的缘故。

我反对那种用漂亮的词藻堆砌起来的空洞文章。写文章要表达自己内心及对外界的思考与关心。当我的感觉很乱时,不好动笔。一次我在看卖房广告时一段文字让我吃惊:“在太阳最先停留的地方……当骑兵把草原点燃之际”。这不是希腊诗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埃利蒂斯的《英雄的挽歌》开头的一段吗?!房产开发商怎能请到这样有品位的文人给他们写广告词?一时我觉得商业与生活被极大地文化化了。

这可能就是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关注大众文化研究的原因。一些文化人不是去研究托尔斯泰、福楼拜……而是研究大众消费文化。文化的介入使我们的生活变成一个个奇迹。又如我在上海为选购一套合适的住房,曾与售楼小姐有过一段交谈。这位推销小姐太客气和嘴甜了,先生长先生短的称呼,喝茶倒水殷勤备至,在看房的路上不厌其烦地说,你买的不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而是生活理念,这里有俱乐部样的会所,从楼窗望去可以看到荷兰的风车转动,离视线不远地方是国家足球队在上海的训练基地。服务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如果你半夜12点想吃口香糖,服务员会一路小跑给你送来。这次看房对我刺激太大了,使我感到房地产的推销真不简单,这不是在做买卖,简直是在“灌输”文化。

我在调到清华大学工作之前,我的一位同学向我推荐了北大附近的咖啡馆,在我到京后立即实际体验了它的不同反响。这个取名“教授时光”的咖啡馆,晚上放映西方时髦电影,墙上布置着书架,架上摆满了书,其中不少学术著作。我搞博士论文所需的参考书很难找到,但在这里居然看到2本。常去的客人除大学师生外还有高级白领职员和老外。你身处其中就会感到一种文化享受。

经验对文学写作是必不可少的,作家是讲故事的人,他应具有一定的人生经验与感受。过去最有资格讲故事的人是航海水手,他们随船到世界各地目睹许多奇闻轶事,回到本国本地向人们叙述这些见闻,有了小说家后水手在叙事趣闻方面就不重要了。我国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他们在交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走遍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再加上他们的坎坷经历,著就了许多优秀诗篇。现在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很多作家记者乘飞机来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五大洲,最长也就是20多小时,没有过去那种漫长而丰富的旅途感受,经验对作家开始贬值。

个人的丰富经历和体验对作家还是很重要的。我向学生介绍了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透明的胡萝卜》,其中的细节:一个小男孩喜欢上了比他大的一个姑娘,孩子们在河滩上砸石头,忽然姑娘的手被石头碰破了,流了血。姑娘用手绢将手包了起来。小男孩对她产生了最纯洁的暗恋。血不流了,姑娘把手绢给了这个男孩,男孩视为珍宝,又怕别人知道,就把它藏在桥洞里,每次路过那里都要去看一看,看到了手绢心里得到某种满足。可是学生认为要爱就去找她,向她表白不就完了。又说:莫言把自己的痛苦写那么多干吗?他的痛苦与我有什么关系。看来不同时代的人对生活有不同的理解。

日本很受欢迎的影片《寅次郎的故事》写一个丑男人跟一个漂亮女人的故事,拍了很多集。男人在女人面前羞涩,憨厚的丑男人也有人爱,给日本男人打了一针强心剂,使男人在女人面前有了信心。女主人很漂亮受到男人的尊敬和爱,女人有一种优越感,也很骄傲。这部作品抓住了社会上人们的心理,所以赢得了那么多的观众。

作家不管对现实的把握有多困难还是要坚持写作,因为这是作家的社会责任。

关于真实性问题,由于种种因素要做到真实是很难的。意大利畅销小说《玫瑰的名字》把宗教与杀人案联系在一块,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日本某电视台推出的女主持人漂亮而有风度,得到许多人的喜爱,很多人给她写信。后来主持人不见了,在众多人质询下电视台声明这个主持人是电脑合成虚拟的,你们不要再写信了。可是写信的人更多了,信中说:我们根本不在乎她是真是假,我们喜欢的是这个形象和风度。

对真实危害最大的是市场选择,市场不选择你,你就完了。现在的历史都是后面的人写的,究竟什么是真实?对写作构成压力的又是什么?“清醒,但我活着”“痛并快乐着”是很时髦的词语。

面对这种状况,文化人感到悲观。面对品位高的小说的消亡,北大陈平原教授说:小说在今天已不是重要的门类,连电影也不重要了。我们在接受西方东西时想想我们还有哪些独特的东西?

纯文学的东西没有多少人欣赏,世界都是如此。一次,我要去法兰克福演讲,路上塞车。我打电话给主持人问来了多少人?他说听讲的只有5个,3个已经走掉了,一个正准备走。因此我赶紧说不去了。

重新面对我们的文化背影,不要把文学分成纯文学与大众文学。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的辉煌是一个特例。我们要把文化放在更大范围去考查,文化方面也不能总盯着西方,其实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及拉丁美洲有许多可借鉴的东西。

中国的文学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要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我们学习西方文学很久了,要很好地看看我们自己的东西。通过大家的努力,也许一、二十年内中国会出现名真正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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