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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骨气与学问
演 讲 者：韩石山 作家、《山西文学》主编
演讲时间：2001年4月1日 上午9:30-12:00
演讲地点：文学馆B座多功能厅
主持人（傅光明）：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北京已连续几天重度污染，而我们这里的空气指标却始终是一级。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山西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韩石山先生。像许多读者一样，闻韩石山的文名，是因为他爱“骂人”。其实，那也不能完全算瞎“骂”，更何况他口无遮拦，骂得很“率直”，算是一种文人性情吧。这年头，敢“骂人”者已稀少得像濒于灭绝的珍贵物种。这多少需要有点骨气。韩先生做的这个演讲题目就叫《骨气与学问》，有请。
一、 学问应当升华为人生的修养，骨气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
感谢舒乙馆长和傅光明先生，不是他们的邀请，我不会有这样的荣幸。现在他们两位又坐在这儿陪着我，更让我感到不安。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个神圣的地方，我自认为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不是谦虚。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三流作家。去年过春节，我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其中一联就是：“一级职称三流作家”。今年的对联是：“早已泯却恢恢志，且与岁月慢慢行”。
演讲的题目，起初是傅先生提议的。他发来个E-mail，说现代文学馆正在办一个文学讲座，两周一次，已经请了谁，还要请谁，你是不是来上一次。我听了当然是心中暗喜，韩某何德何才，竟能享此殊荣，心里是这样想的，客气话还是要说的。傅先生当然知道我的鬼心眼，就说别客气啦，就这么定了。傅先生当初说的题目是《我眼中的现代文人的骨气》，这题目太长了，也不太确切，我只是看书多，真正的现代文人没见过几个。后来我们在E-mail上商量，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既然来了，客气话就不必说了。
题目叫《骨气与学问》，准确点说，应当是《文人的骨气与学问》，或者说是《中国现代文人的骨气和他们的学问》。我的基本观点是，学问应当升华为人生的修养，而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是骨气。没有升华为人生修养的学问，只能说是知识，这样的人只能说是匠人，不能说是文人，不能说是现代知识分子。骨气和学问是相辅相成的。骨气就是独立思考，就是特立独行，敢做敢为。
说骨气和学问，由不得就想到刘文典这个人。这是个了不起的人，二十七岁就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三十出头就完成了他的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后来他的名望，主要是《庄子》研究专家。他的骨气之硬，是出了名的。
1927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这年他38岁，他是1889年出生的。学校在安庆，当时的安徽省会在安庆。北伐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的权势如日中天，“清党”开始，安徽大学发生了学生罢课事件。正好蒋介石来安庆视察，召见刘文典，要他交出共产党员，严惩肇事者。刘文典当面顶撞，说他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骂刘文典是“老封建”，刘也不客气，当面骂蒋是“新军阀”。蒋介石勃然大怒，当场让卫士把刘文典关起来，并威胁要枪毙他。后来经过蔡元培、陈立夫等人求情，才交保释放。敢这样顶撞蒋介石，固然有生性的原因，学问大，有恃无恐，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只是说他的骨气硬，跟学问没有多大关系。
刘文典还有个轶事，当年文化界几乎尽人皆知。抗战时期，刘文典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联大在昆明，算是大后方了，也不得安宁，常有日本人的飞机来扔炸弹。空袭警报一响，老师学生马上停了课，都往防空洞里躲。有次又来了空袭，刘文典正往防空洞里走，忽然沈从文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刘文典不高兴了，大声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的！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还有一种说法是，“你往防空洞里跑什么，我死了没人讲《庄子》，你死了怕什么。”
当然了，这只是刘文典的偏见，沈从文的成就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也不是刘文典一人的偏见，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在西南联大那样的国立大学教书，好多人是看不上眼的。解放后，1951年秋天，沈从文调出北京大学，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现在好多人都说这是新社会对沈从文的歧视和迫害，我认为没有这么严重，是不妥当，但也没有到了迫害的程度，只能说是歧视吧。就是歧视，也不是解放后才有的，解放前早就有了，只能说是到了新社会才结成这样的恶果，被赶出学校。
顺便谈谈作家到大学当教授这件事。自从金庸到浙江大学当了文学院院长之后，内地的作家，好像受了羞辱似的。你能到大学教书，我为什么不能。从大学当局那面看，也可说是受了启发，金大侠能到浙大当教授，我为什么不能请别的知名作家来教书?不管怎么说，从那件事以后，不时听到某个作家到大学教书的消息。有的是真当，有的是兼职。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什么事都是因人而异的，一成了“热门”肯定弊多利少。写书和教书是两回事，写得了书，不一定能教得了书。有人会说，旧社会的作家，不是大都在大学教书吗?外国的作家，不是也有许多在大学教书吗?外国的事我不知道，中国的事，我还是知道一点的。
30年代，武汉大学有“珞珈三杰”，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珞珈三杰说的是武大三位杰出的女作家，就是苏雪林、袁昌英和凌叔华。苏和袁是教授，凌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夫人，只能说是家属。袁是留英的，学的是英美文学，当教授自然是够格的。要说苏雪林，她是北京女师大毕业生，后来留学法国，学的也是文学，似乎没有取得什么学位。要说名气，也够大的，当时已发表了长篇小说《棘心》，散文集《绿天》，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齐名，被称誉为文坛五大女作家。可是你听当时的人是怎么看的，有个叫吴鲁芹的，当年正在武汉大学上学，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说：
苏雪林女士是“五四”运动以后成名的少数女作家之一，我进武大时，她是中国文学系的教授，那是1937年秋间的事。在那个时代，新文艺作家插足在中国文学系，处境差一点的近乎是童养媳，略好一点的也只是“局外人”，够不上做“重镇”或“台柱”之类的光宠，苏女士就是这样一位“局外人”。她教的三门课是：外文系一年级的“基本国语”，外文系二年级的“中国文学史”，中文系、外文系三年级合选的“新文艺研究与写作”。大体上可以说和中文系的课程没有多大关系。她对楚辞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但是教楚辞绝对轮不到她，因为另外有资深的楚辞专家。《老武大的故事》第75—76页
同一书中还说到叶圣陶先生年轻时的一段轶事。在我们的心目中，叶先生不光是著名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新版《辞源》的名字就是他题签的，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他的推崇。且看当年大学里的教授对他的看法。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有一个时期，叶先生在武大中文系任教。不管文名多大，也只能教教大一国文，大二国文，专业课是轮不到他的。不是人家小看他，是确有让人家看不上的地方。“中文系老先生对叶圣陶起不敬之心的，据说是因为叶君遇到典故还得求助于辞源辞海。他们相信这两本工具书中的典故，是极普通的，不是什么僻典，国文教授早该熟悉。”叶老还知道查辞源辞海，而我们的作家，怕连门径都找不着，靠灵气，靠瞎吹，能博得一次两次满堂彩，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教下去吗?我看玄。
好多人总是鄙薄大学教授，说是怎样的不中用，怎样的缺乏常识，怎样的不会写文章!他是教授，只要专业好就行了，你管他缺不缺乏常识，会不会写文章。真要是通才，他就不来大学教书了。在大学里，本事大小，就看你的专业怎么样。在社会上，才看什么办事能力，什么文武全才。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老教授叫张一纯，他倒是没什么大名气，但他有自己的绝招，让老师学生都佩服。古代史上，有个什么典故，你去问张先生，他先不给你说，而是叫你先看着表。“五分钟，五分钟准能查出来。”常常不用五分钟，他就翻出来了。当教授，不一定非得有这样的本事不可，但你绝不能说这不叫本事。
再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说写作，就是进中文系。据我所知，二三十年代，大学中文系着力培养的，不是文学创作的能力，而是做学问的能力，写论文，写专著，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诸多课题。哪儿培养写作能力呢?外文系。李健吾1925年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这是清华第一次招大学生，当时还叫清华学校。朱自清是他们的国文教授，第一次上课，朱先生点名，点到李健吾。朱先生问，你就是那个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李健吾吗?李说：是，先生。朱自清说：你要搞写作，就请转到外文系吧。第二年，李健吾便传到西洋文学系念书去了。现在我们正好相反，学中文的搞写作，学外文的，按说最能吸取外国的新写法了，却不写作。作家进大学，大都是教写作。你不懂外语，不能读外国文学原著，怎么教?真要有想去大学教书的，千万不能教写作，要教就教真正的专业课。若能教得了，就没人敢笑话了。
去年我曾去过南方一个城市，考察那儿的学校。我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我的教授梦》。那儿的一所大学想让我去。我去了跟他们说，若是我来，绝不教写作，叫我教写作，就不来了。他们当时很奇怪，作家教写作不是名正写顺吗?我说，写作课谁都能教得了，我教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教就教中国现代文学，或是中国古代文学。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没有去成。不是人家不要我，是我觉得年龄大了，一动不如一静，正好山西作协要我主编《山西文学》，也离不开。现在看来，就是教现代文学，我也不是个合格的。办个讲座，讲讲李健吾、徐志摩“新月社”还可以，真要全面开花，就要闹笑话了。中国古代文学，想想也是教不了的，遇到典故，我也得查辞源辞海，跟叶圣陶先生当年差不了多少。
中国像我这么大的这一茬作家里，除了已在中文系教书的以外，能到中文系开写作课的，我看只有韩少功一人。不管怎样说，他能看得了英文原文，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二、独立思考是骨气的一个重要支撑，学会独立思考是人生的一种快乐
仍说骨气。骨气也可说是正气，正直之气。
一说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正确，公正而确切。理论上可以这么说，实际怕是不存在的。不是偏这边，就是偏那边，常常是偏了那边，激烈的一边。古人很懂得这个道理，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以在古代，有骨气硬的人，常被称为狂狷之士。细分则是狂傲之士，狷介之士。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进取和有所不为，实际上是一种品格的两种方面。什么都想得到的人，肯定狂不起来，也狷不成个样子。中行，就是中庸，不偏不倚，恰在其中，太难做到了，所以才被奉为儒家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
有狂狷之气的人，多能不与世俯仰，不随波逐流。从另一面说，也就是有自己的主见，不同凡俗。主见，若不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那就只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
中国人一说品德，总说有没有胸襟，有没有肚量，遇事要宽容，要豁达大度。西方人也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就经常宣扬这个观点。我认为，宽容常掩盖着妥协，而骨气则标志着进取。虽说宽容和骨气都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成分，而眼下，尤其是在文化界，提倡骨气比提倡宽容更为重要，更有现实意义。
现在文化界都很推崇陈寅恪先生。除了学问大以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陈先生的独立自主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点，陈先生确实做到了。
五几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派人去广州，请陈先生北上，担任中国历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陈先生口述了一封信，托人带去，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要我去可以，但必须做到两条：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尊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一条是请毛公泽东和刘公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新中国刚成立，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向新政权靠拢，委屈求全卑躬屈节的人多的是，而陈先生能在这个时候不轻易应承当中古史所的所长，前提条件又是这样的“反动”，怕任谁都要佩服陈先生的骨气了。现在看来有点可笑，可是想一想，也只有他老人家能做到。这就是一种狷介之气，有所不为也。
一说骨气，都要说到鲁迅，因为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再就是闻一多和朱自清，毛主席也表彰过他们，一个是拍案而起，面对国民党的枪口倒下，一个是饿死都不吃美国的救济面粉。
他们所以这么硬气，或者说是有骨气，论者大都说这是因为他们思想先进，或者说是接受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这么说不能说不对，总让人觉得勉强。没有先进思想的读书人，都是软蛋了。恐怕不能这么说。我的看法是，在他们的身上，旧文人的习气比较重些。担责任，重操守，守信用，不苟且。就以朱自清来说，他已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声明上签了字，临终时嘱咐家人不要买美国面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至于说他是怎么死的，我看还是病死的，不能说是饿死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听说哪个大学教授饿死的，怎么会偏偏把他这么个名教授饿死呢?
一般来说，旧文人习气重些的人，骨气都硬，因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几乎是恒定的，不易错乱，也就不易心动。不目迷五色，不心花缭乱，行为也就能始终如一。每当社会动乱之际，最能看出文人的品行。这里不说正确与否，只说骨气怎样。比如清兵入关，殉明而死的文人就很多。清朝灭亡，死的也还有。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若没产生几个有骨气的人，这个事件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比如说，“戊戌变法”时，光有康有为、梁启超的慷慨激昂，奔走呼号，而没有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的舍身取义，视死如归，“戊戌变法”也显得很苍白了。当时谭嗣同是可以逃走的，他不逃，说：各国变法都有流血牺牲的，中国还有没，要有，就从我开始吧。这话真是气壮山河。
舒乙先生的父亲老舍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辈作家。1980年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时候，那时《正红旗下》刚出版不久。我买了一本，书后有老舍先生故居的地图。不是现在的故居，是他出生的地方，叫小杨家胡同。一个星期天，我专门按照书上的标示，去找老舍先生的故居，还真的找见了。院子很窄，北房和南房错开很大一截子。现在对老舍先生的评价很高，我认为，在各种评价中，对老舍先生的骨气强调的还不够。有的虽然说了，总觉得说的不在地方。应当说，老舍先生是个旧文人习气很重的人。重声誉，重气节，以死抗争，以死明志，这是旧文人的一个重要品格。这方面老舍先生是一个表率。
旧文人习气重的，骨气硬些，这只是一个方面，还要看到，新派文人里，那些受过西洋教育的，他们的骨气往往也是很硬的。如果说旧文人是因为重气节、重操守因而骨气硬的话，受过西洋教育的人，则是因为见识高，因而胆气正，也就骨气硬。这几年，我写过两个人物的传记，都是留学西洋的，一个是李健吾，一个是徐志摩。李健吾的骨气表现在文学批评上，徐志摩的骨气表现在社会批评上。
先说李健吾，他是中国一流的批评家，写批评文章的专用笔名叫刘西渭。有个香港学者在一部现代文学史里说过，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评论家，即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他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批评树立了光辉的典型。再进一步说，没有刘西渭，30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空白。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并不是说他的文学批评多么正确，多么厚重，主要的是有见识，敏锐犀利，而且敢于把这种见识说出来，不怕得罪人，再好的朋友，该批评照样批评。
李健吾和巴金是一对好朋友，平时两人以兄弟相称，但是临到批评作品，他最先放下的恰是情谊。巴金小说的毛病，现在我们大都知道了，但是当年，巴金风头正健的时候，别说没人留意，就是有人感觉到了，也不一定敢说出来。李健吾不同，他看到了，他就要说出来。在评论《雾》《雨》《电》即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时，他说，《雾》的失败由于窳陋，《电》的失败由于紊乱，作者叙事的本领，在《电》里比在《雨》里还要得心应手。等于说没有一部是成功的。
对巴金的小说语言，李健吾也是不以为然的。他说，巴金的小说，“好时节，你一口气读下去；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过去。这里未尝没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经卷进下文。”连带的，也批评了茅盾。接下来说，“茅盾先生缺乏巴金先生行文的自然，他给字句装了过多的物事，东一件，西一件，疙里疙瘩地刺眼；这比巴金先生的文笔结实，然而疙里疙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日的两大小说家，都不长于描写。”
一个巴金，一个茅盾，在当时都是惹不起的人物，尤其是茅盾，不光是个大小说家，还是“文学研究会”的领袖人物。李健吾不管这些，噼里啪啦就批评了一通。对巴金自命不凡的一句话，李健吾也不客气地给以驳斥。那句话是：“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这话到了晚年，巴老还是常说。李健吾当年是这样驳斥的：
“‘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巴金先生真正幸。创造的根据是人生，不一定是文学，然而正不能因此轻视文学，或者‘关于文学的书’。文学或者‘关于文学的书’，属于知识，知识可以帮忙，如若不能创造。巴金这几行文字是真实的表白，然而也是谦撝，谦撝，便含有不少骄傲的成分。”
新时期以来，著名的作家的胡言乱语不知道有多少，可惜的是，我们很少看到这样入木三分的批评文章。
我写评论文章，如果说有什么师傅的话，就是李健吾，学他的文笔，学他的骨气。我不相信什么时代不同，批评的方式也应当不同的话。我认为时代会不同，但批评的精神不应当有什么不同。任何时代批评都应当是：是其是，非其非，畅所欲言，不留情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要么是社会出了问题，要么是写作者本身出了问题。什么毛病都可能是，但绝不能说批评就应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就应该是这么一副德性。
道理很简单，写小说的，是把人生浓缩成一部作品。也就是说，让人生成全自己的作品。写评论的也应当是这样，让人生成全自己的文章，而不是让文章去屈从人生。人生的一切方面，包括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你写批评文章时，都是你写文章的材料，哪有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会不用好的材料而专拣坏的、不合适的材料用？李健吾最明白这个道理的，他说：
“一个批评家是学者与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价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创作家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
有些作家对批评家的有意见，是没道理的。不能说搔到痒处了，就是好批评家，偶尔一回抠在血痂子上就骂大街。都要活，还都要活出个名堂来。你在创造，别人也不是白吃饭的。
再说徐志摩。一般人都认为徐志摩是个浪漫诗人，只知道谈恋爱，不关心人生，不关心社会的进步。这是偏见。实际上，徐志摩是个非常关心人生、关心社会进步的人。他的大量的散文、随笔，都是探讨人生的，都是批评社会的。像《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就是尖锐的社会批评文章。在我的《徐志摩传》中，对这一点有充分的叙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
骨气是一种人生修养，不是斗争的需要，而是人生的需要。独立思考是骨气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一个重要支撑。不能把独立思考看成是痛苦的事。真正的独立思考，应当是充满着乐趣，是赏心乐事，是人生的一种享受。那种为了标榜独立思考，思想深刻，就整天愁眉苦脸的人，我是看不上眼的。思考是在脑子里进行的，不是在脸上进行的。有个思考的样子就行了，哪儿用得着那么一副苦相，眉头紧皱，痛不欲生。有个成语叫“胜任愉快”，不是说胜任了才愉快，而是愉快地胜任，轻松地做好了要做的事。反过来说，不愉快就是不胜任。受了多大苦完成之后的愉快，不是真正的愉快。既然不能愉快地胜任，就是说你的本事不行，就不该去做。思考的问题或许是沉重的，痛苦的，思考本身应当是轻松的，愉悦的。
愁眉苦脸的作家，肯定不是好作家。
愁眉苦脸的哲学家，肯定不是好哲学家。
愁眉苦脸的政治家，也肯定不是好政治家。
会思考，思考出好结果，常常让人精神振奋，不光自己，连听的人也会精神振奋。举个小例子吧。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香港沦陷，一批社会知名人士滞留在香港不能出来。《大公报》的编辑主任徐铸成和天津著名企业家范旭东，都躲在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许多人都很悲观，一天两人闲聊，徐铸成问范老，徐铸成当时三十出头，范旭东当时快六十岁了，说：你看抗战的前景怎么样?范旭东说：中国必胜无疑。徐：问何以见得?范说：他是留日学生，对日本军政两界的情形了如指掌。你看嘛，日本派到海外作战的，顶多是他们国家的二流人材，而我们在前方和后方领导抗战的，都是中国的第一流人材，哪有第一流人材敌不过第二流人材的道理?范旭东那么大的年纪，能有这样的见识，徐铸成听了很是佩服，很是振奋。多少人谈论抗战，几人有这样超卓的见解?我们也可以想像，范旭东说出自己的见解，得到年轻人的称赞，自己也是很愉快的。
独立思考，对大人物是一种愉快，对小人物也是一样的。
我的大学时代，大部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文革中受歧视是什么情形，现在的年轻人是想像不出来的。真可以说是作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动辄得咎，一无是处。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出身不好。我不是个长于思考的人，时势逼着你不得不思考许多问题。
比如说，一个人怎样在这个社会里生存，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毛主席说，是阶级地位决定的。我觉得太简单了，不是那么回事。想来想去，我想到了一个理论，我叫它“三力学说”。每个人在社会上生存，都会受到三种力的制约，就是自然力、社会力和意志力，这三种力的合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前途。自然力，就是你的体质，你的身体的力量，也就是你原本的生命力。年轻的时候生命力就强，老了生命力就弱。社会力，就是社会作用在你身上的力量，有的是压力，有的是助力，出身不好就是压力，出身好就是助力。意志力就是你个人凭着知识，凭着智慧，对抗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当时我认为，我只是社会力不行，其他两个力量还是很强的。那么整体说来，我个人的力量还是有的，绝不能泄气，绝不能向社会低头，一定要努力争取自己的光明的前途。“长歌正气重读过，我比前贤路更宽”，这是郁达夫的两句诗，我当时没有读过，后来读到了，觉得自己当年的心情正是这样的。
到了文革后期，有人告发我记反动日记，系里给我办学习班，不管他们怎样批斗，我都告诫自己绝不垮下来。在这上头，我还有个体会。有人认为苦难是种财富，我不这么看，苦难就是苦难，只有恰到好处的苦难才是一种财富。这里有个承受力的问题，超过了承受力，会把人压垮，甚至把一个人毁了。多少人就是这么毁了的，成全的只是少数。说苦难是财富，就是这些制造出的谎言。苦难的到来，是无法预测，也是无法计量的。可以预测的苦难，也就不成其为苦难了。这是个悖论。还是少点苦难，不要苦难为好。
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都说，服从社会需要，党叫做啥就做啥，我就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太合理。这种说法前提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是一样的，不同处只在思想水平的高低。文革中，让出身好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好的上大学，就是这种理论的实施。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出身一样，思想水平一样，并不能说能力就一样。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世上有傻子，也有科学家，中间是普通人，依照他们能力的高低，可以画出一条斜线。严格地说，每个人都是这条斜线上的一个点。这就可以证明，每个人都与另一个人不同，也就可以证明人与人是不同的。
在那个年月里，就是这些美妙的思考，给了我人生的快乐，给了我人生的力量。
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就常为自己的一些思考兴奋过。前些年，文化界有一场讨论，也可说是论战，就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当时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新术语多，论述繁杂，常让人莫名其妙。一次和一位年轻朋友闲谈中，我说，人文精神，不如说成“文人精神”。而文人精神，说白了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文人的责任就是说话，不是对下面说，是对上面说。能说话的一定要说话，大家都来说，总会起作用。在这上头，不能责怪老百性。就像一个家庭，父母供养儿子上大学，家里出了事，儿子不说话让老爸老妈去说，情理上说不过去，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这个观点，当时是想写文章的，又觉得这样会伤害年轻人的锐气，就没有写。现在我仍然认为，当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没有说到点子上。
三、看见不对的事就要直言不讳地说，要说还要早些说
来这里演讲，有的人怕不是来听我讲这些的，而是要看看韩石山究竟是个什么人?听听他说批评上的事，怎么敢今天批评这个，明天批评那个?有人说我是酷评家，还有人说我是靠批评别人出名的。对这些问题，我本来是不打算说的，可是明知大家有这个意思，不说似乎也不好。这好比说大家是来看耍猴的，铜锣敲得当当响，这个猴子就是不爬杆儿。不光不爬杆，还在这儿谈什么骨气，谈什么学问，大家会觉得无聊的。傅先生脸上怕也不好看。
那就少说几句吧。
今年年初，我出了一本书，叫《路上的女人你要看》，这个名字有点下流，千万别以为这是一本生活随笔，实际上这是我的一本文学评论集。1989年出版过一本《韩石山文学评论集》，这是我的第二本评论集。前些年还出版过一本《我手写我心》，说是文论集，实际上只能说是随笔集，因为里面收入的评论文章的份量不是很重。这本《路上的女人你要看》，是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的，封面上有“酷评文丛”字样。这是出版社的考虑，我不好说什么。酷评这两个字，我从来就不喜欢。先前我以为“酷是”严酷的意思，后来责任编辑说是从英语cool翻译过来的，我还是不喜欢，主要是不符合事实。第一，我认为我的文章都是教人学好的；第二，我的文章中从来不用脏字眼，说上句“让人恶心”，就是很重的了。而恶心是一种心理感觉，你不能说我就没有。就说汽油吧，有人闻见觉得香，有人闻见觉得臭，觉得恶心，我就属于后一种。你说你的事儿做得对，你的文章香气四溢，我就像闻见汽油一样，觉得恶心。有这种感觉就说出来了，总不能说是骂人吧。
现在我倒觉得，你说酷评就酷评吧，群众的眼睛既然是雪亮的，也就有可能是白内障。你要让人家说好，就得将就人家的水准。前些日子，听说有一位大作家，不指名地说我的批评是“醋评”。由他去吧，总是他心里泛上一种说不出名堂的酸味。我敢说，我的文章什么味都可能有，就是不会有酸味。
这本书里，收入我这几年间写下的批评文章，还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学术随笔，比如《海霞与现在播报之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上一本看看。我希望看这本书的朋友，不光欣赏我的批评的“严酷”，还应当欣赏我的文笔之优美，否则就白花钱了。
不要说什么作家，也不要说什么批评家，权当看一个中学语文教员的文章。中学教员也能写出好文章，不是更值得学习嘛。
我这大半生，真正做过的工作是中学教员。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吕梁山里教书，从村里教到镇上当时叫公社，又从镇上教到县上。从小学教到高中，又从高中教到高考复习班。现在不教书了，我对自己的定位还是中学语文教员，我做的一切，都没有超过一个中学教员的范围。教书时，学生错了，我要说说，现在搞写作，做学问，文坛上，学术界，有人错了也要说说。只能说别人大惊小怪，不能说我有什么错。比如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评论徐志摩的小诗《沙扬娜拉》时，说“沙扬娜拉这个美丽的日本姑娘”。有位贵州的中学语文老师在《文学自由谈》上写文章，质问作者，“沙扬娜拉是个姑娘吗？”这位作者顿时恼羞成怒，给刊物写信说，你们又一次发表偏远地区作者的文章，究竟是要做什么?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说他的一位朋友早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已说过了，这是出这本书的出版社的编辑擅自给改的。我认为不会是这么回事。一，对这样名家的文章，编辑一般是不会擅自改动的。二，真要是编辑给改了，这位作者不会生那么大的气。
错了不奇怪，让人奇怪的是错了以后的态度。你错了，只要你自己没有出来更正，别人就有权利指出。人家指正了，你就说人家是“偏远地区作者”，似乎指出这么个小小的错误，还得先生在通都大邑才有资格。这就太凶恶了。他说“又一次发表偏远地区作者的文章”，实际上是骂我的。我看了只觉得好笑，大学教授就是这种水平。这比文中说我出身不好就怎样，还要让我反感。这是一种地域歧视，比法西斯的种族歧视还要可恶。种族的区别是存在的，可你能说在当今的户籍制度下，一个北京人与一个贵州人有什么区别?北京也不是没有捡垃圾的。有道理就说道理，没有道理你学道理，什么时候都不能以自己的身份欺压人。莫非指出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还非得像舒乙先生这样生在京城，出身名门才行？
我也犯过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有次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徐志摩的文章，引文中有“梅姚”二字，梅是梅兰芳，姚是姚玉芙，我却说姚是梅的夫人。苏州一位朋友很快给我写来信，说你错了，姚玉芙是男的，是梅剧团的管家。接信后，怕贻误读者，我马上给报社写了封更正的信，要他们用“来函照登”的方式刊出。后来见《新民晚报》上有篇谢蔚明先生写的文章，叫《姚玉芙不是女儿身》，我又写了篇《感谢蔚明先生》的文章寄去。因为过了那个热点，报社不登了。后来中国青年社出我的随笔集，我把这篇文章收了进去。按说我已在《中华读书报》上登了更正启事，谢先生就不必写文章了，可是我怎么能证明谢先生看过这张报纸呢?只要谢先生没有看过这张报纸，他就有权利写文章，过上多少年，有人见了这个错误再写文章，我也不能责怪人家。谁叫你错过呢?就是他真的住在乡下，我也绝不会说人家是偏远地区的作者。现在我和谢先生已是好朋友了，最近还有书信来往。这个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吧。
还有的人为他的老师辩护，说我是想出名出不了，就靠骂大人物出名。我曾写了文章，在报上发表，也收在《路上的女人你要看》这本书里。名气的大小，是一种个人的感觉，我不好说什么，就说我是靠骂大人物出名的，今天我也认了。跌了一跤，拾了个大元宝，我的付出和我的收获，实在是太不相称了。这种好事只有在北京能遇上。北京太大了，什么人都有，有的看上是大人物，偏偏长了一副小心肠。不是有这样的人物，不是有这样的事做，哪能让我一篇文章，天下皆知?这么好的运气，不是谁都能碰上的。
谁的名气大，谁的名气小，我不说了，只有一点，我要在这里要申明一下。我是文革前正式考上大学的，他的老师是怎么进的大学?请他去问问他的老师。根据公开出版的履历，我有权利认为，他的老师是调干生，是直接从部队上进入大学的。这个名目好多人怕不清楚，说白了，就是无产阶级占领大学阵地的一种方式，组织上早就定好了，不一定考，就是考也只是个形式。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就是这种政策的公开实行，就是这号品种的大面积种植，连考试也不用了，只要政审合格就可以上大学，或者说是进驻大学。我上学的时候，系里还有这种调干生，他们一般都当班长，或是党团支部书记。什么东西都讲究个品相，我什么都不如这位教授，就是在学历的品相上，我自认为比他强。
对这位大学教授的批评，实际上不能说是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跟批评腐败现象差不了多少。谁都能做得了，谁做了都只有对而不会有错。只能说让我遇上了一个遭遇战，猝不及防就打了个大胜仗。有人说这一仗，我是凭着勇气打胜的。我不这么看，这里面还有智慧，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光说勇气，那就小看了我。
这事就说到这里，还是举个最能代表我的批评风格的例子吧。
我要说的是对汪曾祺老先生的批评。
1997年第二期的《时代文学》上，有篇汪先生的文章，叫《林斤澜！哈哈哈哈……》，其中一段说：林斤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这是他的保护色。斤澜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表态，就把提问者的原话重复一次，然后就殿以哈哈的笑声。“×××，哈哈哈哈……”“这种事，哈哈哈哈……”把想要从口中掏出他的真实看法的新闻记者之类的人弄得莫名其妙，斤澜这种使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尾巴的笑声，使他摆脱了尴尬，而且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林斤澜不被打成右派，是无天理，因此我说他是“漏网右派”，他也欣然接受。
我的感觉是，汪曾祺先生不该这么说，太肉麻了，也太离谱了。当时就想写篇文章驳斥，又觉得批评汪先生这样的人，是不是有点过分。那几年，汪先生的名气真是大极了，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国的最后一位士大夫，没有他新时期文学会怎样的大为逊色。我对汪先生的小说，从来就看不上眼，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就是陈腐。一个上过西南联大的人，一个自称是沈从文学生的人，写这样陈腐的小说，真让人不可思议。要是中国的小说都照这个路子写下去，国家不亡，文学先就亡了。那不叫现代小说，只能说是笔记小说。当然，他个人可以有这样的风格，聊备一格。年轻人就要写生龙活虎的文章，学汪曾祺等于是活的不耐烦了。或许正是有这些不恭敬的看法，看了汪曾祺这篇文章，我分外的反感。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写。我不是个多么有思想的人，既然想到了，就要写。你得珍惜自己的思考，要说就说个痛快，那种扭扭捏捏，欲言又止的文章我是不写的。
在引用了上面那段原文后，我说：“对林先生的笑声，也曾有幸耳闻，确是很动听的。是不是出于这么玄奥的自我保护意识，没问过林先生，不得而知。他在反右派运动中，是不是这么应付过来的，更不得而知。若林先生以此自许，且以此语人，我厌恶之；若林先生从未以此自许，也从未以此语人，仅汪先生作这样的猜测，我同样厌恶之。”
道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反右”中，林先生这样应付过来了，权且是真的。同一篇文章中，汪先生说，“文革”初期，红卫兵在北京市文联批斗老舍等人时，林先生是在场的。真不敢设想，此时若有人问林先生对“这种事”的看法如何，林先生也会来上这么一手：“这种事，哈哈哈哈……”。别说是真的了，想一下都让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再就是，今天说这样的话，等于是耻笑那些在“反右”与“文革”中受尽磨难，甚至丢了性命的人太蠢，太迂，太不会保护自己。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林先生这么聪明，“反右”是不会有的了。“文革”呢，能说也不会有了吗？这岂不等于说，这两场灾难，都是这些不晓事的人招惹的吗？再想一想吧，不是有那么多的正派人成了右派，且遭受了那么多的不幸，任谁说某人是“漏网右派”，怕也不会“欣然接受”的。
在右派这个问题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绝不存在什么“漏网右派”。有人若想在自己的人生中补上受罪这个名目，做足了没受苦的英雄好汉，什么名目都可以假冒，只是别在右派这个名目上打主意。那洋罪不是一天两天，三年五年，而是整整二十年。你连一天都没受过，怎好意思事过之后，凑上去分人家一杯羹呢?
再聪明也不能在这些地方聪明。诸葛亮该是聪明人吧，在说到隐居陇中那一段生活时，只敢说自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用了“苟全”二字，而不敢说他是用了“哈哈哈哈”，全凭了绝顶聪明才保全了性命。因为他知道，当烽烟遍地，黎民涂炭之际，隐居只能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绝不能说是什么高尚的举措。
这年夏天，汪先生死后，我还写过一篇批评文章，叫《莫把枯窘当功力》。
前两年，我就看出汪先生的文章显出了衰疲之象，少了当初的清纯与自然，多了许多的颟顸与枯窘。而恰在这两年，颂扬汪老的文章格外的多，常见的说法是，汪先生的作品如何了得，越老功力越深，越老写得越好。
1997年春天，看到一篇汪先生的文章，叫《诗人韩复榘》，登在一家行业报纸上。全文仅四百多字，说山东关于韩复榘的故事甚多。最有名的是：“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俺都赞成。就是‘行人靠左边走’，那右边谁走呢？”韩游泰山，诗兴大发，口占一首，叫人笔录下来。诗曰：“远看泰山黑糊糊，上边细来下边粗，有朝一日倒过来，下边细来上边粗。”游趵突泉，也有一诗：“趵突泉，泉趵突，三个泉眼一般粗，咕嘟咕嘟又咕嘟。”又说，韩对保护泰山自然环境不无功劳，在任期间曾经大修过泰山一次，竣工后电令各处，除奉令准刊外，无论何人不准题字题诗。最后说，希望山东能搜集韩复榘的故事，出一本《韩复榘全集》。
这就叫功力？不过是没文化的老奶奶给小孙子讲的笑话罢了。稍有点文化的都不讲，要讲也是讲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类于史有据的典故。所以写得这么短，分明是功力不济，文思枯竭，跟同时代的一些老先生的随笔比，一点也看不出功力在什么地方。
当时就想写篇文章，说说自己的看法。又一想，不成，只要汪先生活着，这道理就说不清。谁敢断定他过两天不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呢?
报载，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去世。
这下可以说了。也不是没有顾虑。一位这样受人敬重的老作家刚刚去世，报刊上正连篇累牍地在发表悼念文章，这个时候写这样一篇的文章，太那个了，不免有鞭尸之嫌。
心一横，写吧，没什么可顾忌的。你这么成全别人，谁成全过你?还是那句话，要珍惜自己的思考。
于是写了那篇《莫把枯窘当功力》，文中说，中国有许多勉励老年人，或说是老年人自勉的名言，实在是害人不浅。本来，人老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是最好的处置，却偏要说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说什么“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等于是鼓励老年人拚了老命去做事。怨不得古人，实在是今人理解的乖谬。曹操说这话的时候，不过五十岁，庾信出使北国，文风大变，其时不过四十几岁，都可说是正当壮年。古人有爱说老的习惯，今人有不服老的毛病，一里一外，相差何止十年二十年。刚粉碎“四人帮”那几年，汪先生确实写过几篇好小说，好散文，此后便走向衰败，近年来已显出枯窘之象。他没写过长篇，尽可以说他的小说虽短，却极见功力。到了垂暮之年，再这样说，不是逼着老人再写，要他的命吗？
最后说，莫把枯窘当功力。老先生的文章，看看就行了，千万别去学。年轻人就要写生龙活虎的文章，到了老年，你不想枯窘也得枯窘。
全文不长，也就一千多字。发表后果然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该说的话说了，非议也就只得受着。
这类文章，这几年我写了许多，我的几个随笔集子里，都收了不少这样的文章。写这样的文章，我的感觉是，要珍惜自己的思考，只要你不认为自己是坏人，那就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是对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有这样的感觉，别人也会有，要写就要赶快写。等别人写出来你就后悔了。
四、光有骨气还不行，还得把学问做好才有硬气的本钱
说了这么多，有人以为我大概每天都在看报纸，看人家谁有个小错误，逮住赶紧写篇批评文章。那是高看了我，我没有这么勤奋。
不是不勤奋，是不在这上头勤奋。我的主业，二十几年来是有变化的，先是写小说，写散文，现在是做学问，写人物传记。在评论上，用的功夫最少。如果一定要派个什么家的话，我觉得自己该算个历史学家，至少也是想当个历史学家。
我上的不是什么一流大学，读的是历史系，多少年来，一直对历史感兴趣。买书买的最多的，也是历史书。我写的《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都是按史书的方法写的，先查资料，再编年谱，然后才是写。在写的过程中，最感兴趣的不是对人物的评价，而是对史实的考证。比如在《徐志摩传》中，我就考证出了徐志摩和陆小曼交好是在哪一天晚上，还考证出了胡适与陆小曼的微妙关系，考证出另一个和徐志摩相爱过的女人，就是前面提到珞珈三杰之一的袁昌英。
要评价我是个什么作家，不要看别的，看看我的《徐志摩传》就行了。从上中学到现在，我的兴趣都在历史上，都在做学问上。
说到做学问，不能不提到胡适。现在四五十岁一茬学者，大都是看鲁迅的书长大的。我十几岁上初中时，就读过几本鲁迅的书，后来上大学，鲁迅的书几乎读遍了。那时候能看的，也只有鲁迅的书。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看胡适的书。胡适的著作，买了很多，单本的不说了，光文集就有两套，一套是台湾出的，一套是北大出的。
比较这两位大家的著作，我的感受是，读鲁迅书是让人长脾气的，读胡适的书，是让人长本事的。长脾气，长本事，都是相对的，不是说鲁迅没有本事，也不是说胡适没有脾气。脾气也可以理解为骨气、正气。人不能没有脾气，也不能没有本事。两个人的文章都是好文章，两个人的书都要读。
读胡适的书，感受很多，不止这一点。比如，胡适常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那么简单。那个大胆的假设，就不是凭空来的，它是在大量阅读、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的灵感，也即是克罗齐所说的艺术的“直觉”。有了这个直觉，事实上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小心的求证，不过是为了证明这直觉判断的准确。当然，若证明这直觉是错的，也只好认了。
还有，胡适认为，一个学者，若是不研究具体的问题、特别的问题，那么他的学术生命就可说是停止了。1921年9月25日，科学社开会欢迎蔡元培先生游欧归来，蔡先生演说在欧美所见的种种科学设施。演说毕，任叔永和丁文江都说，希望北京大学作提高科学的事业。胡在这天的日记中说：“他们这种忠告，我们在大学的人固然应当切记，但科学社的社员也不可放弃这种责任。科学社的社员，除了地质学之外，实在没有什么贡献，大多数人竟可说全无长进。不长进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归国以后即不研究特别问题。做学问的人若没有特别研究的问题，就可以说是死了，中止了。”
关注大的事情，研究小的问题，胡适一生学术成就那么大，靠的就是这一法宝。比如文法这个大问题，胡适就一个字一个词的研究，光“于以”这个词儿，就跟杨树达反复写信商榷，还写过专门的文章。他认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一有清晰的头脑，二有专业的训练。这两点，他都具备。
胡适平日社会活动很多，这里讲演，那里开会，要么是参加朋友聚会，逢聚会必有饭局。徐志摩对胡适几乎每天都有饭局，而又能写出那么多文章，很是钦佩，说胡家可以不必开伙，胡大哥的胃口怎么会那么好。
有几天，没什么正经事，正看台湾出的《胡适的日记》。心想，何不把胡适一生究竟吃过多少次饭局，讲演多少次，读过多少部书，写过多少篇文章，收发过多少封信，做个量的统计。于是找了个大本子，题名为《胡适行事日表》。分目，列表，只统计了一九二一年五至七月共是三个月，就放弃了。不是统计不出来，是太多了。计读书二十八部卷，著文十七篇，讲演七次，饭局四十一次，收信十九封，发信四十三封。
那么他的那些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一是勤，二是快。
勤不必说了，凡文章总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不是手勤，绝然写不下那么多字。有多快呢？不可思议。
饭局归来，一晚上写一篇三五千字的文章，自是平常事。这还不算什么，也许是早已想好了才写的。胡适的快在于，刚起了念头，马上就写出文章。当然得是能写出来的那类文章。比如1922年8月8日上午，读完金代学人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因为“此人颇能疑古，读书多独到的见解，论文学尤多创见”，引起了胡的兴趣。第二天，便在日记上“作王若虚年谱如下”，一写就是数千字。
对自己的写作，胡适是非常自信的，有一个时期他精心研究汉语文法，颇有心得。便在日记中说：“上午作《“的”字的用法》一篇。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写一部很好的文法出来。”
最让我服气的，是胡适的文风，那么浅白，那么清晰，又没有他说不清的事体，讲不透的道理。梁实秋是个很自负的人，写文章一事，很少有人能看得上眼的，说到现代人的文章，第一个服气的就是胡适。
先前写《李健吾传》的时候，我有意学习李健吾的文笔，后来写《徐志摩传》时，我就发现，不能光学李健吾，还要学习胡适。李健吾的那种文笔，掌握不好会有飘忽的毛病，要写的清楚明白而又简洁有力，还是要学习胡适的文笔。
说胡适说得太多了，扭过头来，说说做学问的方法。我是个中学教员，中学教员的毛病就是好为人师，自己有一点好的方法，总愿意教给别人。这次演讲，若是不谈做学问的方法，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演讲的题目，原来只是文人的骨气，“学问”二字是我加上的。加上这两个字，现在谈做学问的方法，就不算走题了。
四句话：选题要小，时段要短，材料要新，论述要清。
下面一句一句地说。
选题要小，这儿的小还有简的意思。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中国的学问家，一说起做学问，都愿意做大的，不愿意做小的。比如研究历史的，一写总想写通史，至少也要写断代史，很少有人写某朝的某一个方面，或是某一个人物。说是好大喜功也不尽然，我想还是大的好写。那么长的时段，那么多的事件，这儿写上两万字，那儿写上三万字，合在一起就是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了。这样写下的书，当然不会有什么真东西。怎样选题，有个小故事，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过，不妨再讲一下。
郑天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明清史的，冯尔康是他的学生，郑先生曾告诉冯，论文的题目要小，不宜过大，即使是大题目，也可以分成若干个问题，一个一个地去做。为了说明这点，郑先生讲了个故事。说有个美国人研究明末农民起义，觉得问题太大了，把握不了，决定选择河南一个地区来研究。但还是感到题目大，不好驾驭，就又缩小范围，研究这个时期的河南人物。然而又觉得人物众多，于是只研究李岩一个人，最后写了一本李岩的传记。郑先生很欣赏这位美国人的研究方法。
会不会选题，往往见出一个人的才气。笨人总是用笨办法，只有聪明人才会用聪明的办法。看书多了，我觉得外国学者，包括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华人学者，研究中国问题，跟国内的学者相比，总是高出一筹。比如史景迁写的《天安门》，就是着眼北京这个地方，来写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只写了几个人，如康有为、丁玲、鲁迅、徐志摩等。对他的这种写法，费正清的评价是：绝对是第一流的，是巧妙的，也是极为新颖的。这评价，真是够高的了。
再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实际上是写明中叶的历史，可只写了张居正、申行时、戚继光、海瑞几个人。前两年北大的几个教授，模仿这种方法写中国文学史，也是1917、1931年这么排下来，一看就是拙劣的模仿。以小见大的例子，还可以举一个，有个外国人，写了一书叫《从清末民初妓院的家具看当时中国社会的变迁》，这题目真是太刁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来。
从《天安门》和《万历十五年》这样的著作中，还能悟出点什么吗？我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会做学问的，往往能“横”着做，也就是能做一个平面的，而不是“竖”着做，做一个线条的。这也正是中西文化的差别。做学问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你看这几年的长篇小说，哪部不是一写就是几代人，一写就是百年什么。本世纪20年代，许地山先生就发现了中西文学的这种差别。他说中国人写小说，总是我的父母，我的儿女，外国人写小说，总是我的妻子，我的朋友。陈寅恪和季羡林，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家，陈先生的长篇著作是《柳如是别传》，季先生的是《糖史》，都是很见功力的学术著作。从做学问的方法上说，陈先生的是横的，季先生的是竖的，如果季先生写的是某一个时间段，糖在中西文化沟通中的作用，那就比光说“糖史”让人敬重了。
这就要说到第二句话，时段要短。
一般来说，研究一个问题，以多少年为最佳时段呢?据费正清的看法是20年。当然不是这么绝对，只是说不能太长。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黄仁宇，1970年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资金，去麻省剑桥写一本关于明代财政与税收的书。他原来的计划是包括整个明朝，从洪武永乐一直写到天启崇祯。东亚研究所的所长是费正清，听了他的计划很不以为然，说这样写牵涉过多，必然泛滥无边际。费有个观点，就是学生的论文不管题材为何，所概括的时间不得超过20年，这样才能扎实紧凑。后来黄仁宇一再申辩，两下折衷，才把时限定在16世纪。这本书后来写成了，就是黄的名著《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我有个朋友，是位年轻学者，对女作家感兴趣，便研究女作家的写作，写了本书，正题叫什么一时忘了，副题叫《古今中外女性作家的创作》，从美国的斯托夫人一直说到中国的王安忆。她让我看了书稿，问我的感觉，我开玩笑说，你要是研究女作家身体的构造，可以这么写，要是研究女作家的创作，就没人敢信了。她是个小姐，倒不生我的气，过后说，多亏你指点，我现在知道怎样写书了。
第三句，材料要新。傅斯年当过史学所的所长，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他有句名言，说史学就是史料学，还改了一句古诗，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我的《徐志摩传》，如果说写法、观点，都一无可取的话，有一点是敢吹牛的，就是搜寻到的史料比别人多。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谈的，就不说了。
第四句，叙述要清。不管是选题，还是时段和材料，一部书最终都要落实到叙述上，而叙述的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都是一个清字。在这上头，胡适做得最好。怎么个好呢，前两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叫《我读过的几本书》，说到胡适是这样说的：“胡适的学问我并不怎么看重不懂，我喜欢的是他的文字和写文章的方法。真是个会写文章的人。清丽，畅达，没有他讲不明白的道理，除了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以外。一句话说不清，就再说上一句，再再说上一句，直到说得你心服口服。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是，要做到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等于是把要说的话说上一半，留下另一半让别人去体会。错了，该说的话一定要全说出来。自己的意思，就得成全自己的文字，完美自己的文章。他人体会不体会，体会的深与浅，不关你的事。若是个笨伯，他一点也体会不出，你怎么办?留下的那点意思不是白留了。多看点胡适的作品，你会悟出怎样把文章写得轻松而漂亮。”
关于叙述语言，胡适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比如，说到重要的地方，一定要咬牙切齿。我的理解是，说到自己已经明白而别人未必明白的地方，要着重说，反复说，直到对方心服口服。相反，在一些都能明白的地方，不妨随意些，有时不妨不说。也许就是这样吧。
时间差不多就到了，最后，我把我的观点再重复一下，这就是，学问应当升华为人生的修养，而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是骨气。骨气和学问是相辅相成的。骨气就是独立思考，就是特立独行，敢做敢为。再就是，做学问必须摸到门径，不能光凭苦功夫，要有科学的方法，要有独辟蹊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最后，还有一点要嘱咐诸位的是，我是《山西文学》的主编，我们的刊物办得还不错，希望诸位能看看这个刊物，最好在座的每人都订上一份。这一期我们的广告语是：“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没订的赶快去订，订不上赶快邮购。”如果诸位听了我的演讲，又订了我们的刊物，我敢向你保证，你来信我会回的，你寄来的稿子我会认真处理的。谢谢大家。谢谢舒乙馆长，谢谢傅光明先生。
傅光明：“来自偏远地区”的韩先生的演讲结束了，让我们首先向他表示感谢。他通过讲一些文人掌故，包括旧文人的倔劲儿，来谈骨气与学问的关系。最后，他还谈了自己做学问的甘苦和心得。我想说的是，有骨气者不一定就有学问。相反，有学问的也非一定就有骨气。这两个是无法等同起来的。而真正给我们的心灵带来震撼的，还是那些既有好学问同时又具有硬骨头精神的文人，像鲁迅、老舍、朱自清、陈寅恪、胡风，等等，还可以列出许多。我们今天的新文人怎么样了呢?至少我看到的多是逢迎 、阿谀、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过去有句老话叫，真文人不仕，仁而非文人。旧文人身上的骨气确实有特别令人可敬畏的一面，这样的品质在新文人身上显得是凤毛麟角了。我觉得，骨气应随着一个人修养的提升，融在自己的肌体血脉中，有好学问，还要有硬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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