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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着眼，说唐弢具有作家、学者和教师、以及新文学图书收藏者这样三重身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自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的五十多年间，唐弢的名声虽然并不是特别显赫，但却是众多左翼文化人中的重要一员。和他的作家、学者、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三重身份都有着某种关联，他的声誉一部分来自他众多作品中的一个品种，即新文学书话。
书话，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也可以解释为“话书”或“书之话”，即对于图书的介绍与评价。对这个民国以后才出现的文体，唐弢由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诗话”、“词话”、“曲话”和“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总结过他所谓“书话”的文体特征，即“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又表示他欲企及的目标是：“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似的抒情”（《书话·序》1962）。若干年后重订《晦庵书话》时又进而提炼出作为“散文”的书话之理想要素：“一点实事，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晦庵书话·序》1979）。在同时期的另外一个场合，他再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也可以视为对那个观点的一种解释、一次明确与强调：“而书话的形式也确是多种多样的，怎么写都可以。但我反对有些人把书话仅仅看作资料的记录，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以为它是散文，从中包含一些史实，一些掌故，一些观点，一些抒情的气息，给人以心地舒适的艺术的享受”（《〈林真说书〉·序1982》。
细察唐弢关于书话前前后后三次表述，可以看出对书话文体的个人界定和理想在大同中存在着小异，即是由最初的有所“偏重（知识）”、“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而逐渐趋于“知识”与“艺术享受”并重，形成了所谓“四个一点”或“四个一些”即“史实、掌故、观点、抒情气息”四者并重的书话体散文的个人观点。这个“史、故、观、情四者并重的书话体散文观”恰恰又对应了唐氏作家、学者、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三重身份。因为热衷于图书收藏，所以有撰写书话的特别条件；因有学者眼光，故注重史实和观点；因固有的诗人气质和散文家情怀，而执着于抒情气息与图书后面的轶闻掌故。如此理解唐弢的书话观以及个人书话风格的生成，应不至大谬吧？
二
照唐弢自己的说法，他的“检书、买书、读书、写书”的六十二年，是经过了一个从“一般买书”到“有目的地买书”终至于对书的感情“渐渐地淡下去”的过程。他在晚年撰写的短文《我和书》回忆这一过程详尽而兼带耐人寻味的大感慨，从1927年到1941年，他自谓属于“一般买书”阶段，十五年中，“就零星购了一些文言著作”和“一些‘五四’以后的白话书，随读随扔，所余不多”，至1942年，日军入侵上海，“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作废纸卖书”，这才开始“有目的地”、“大批购书”，买书的重点则是“偏于‘五四’以后”。1959年9月从上海调北京，此后开始另一段购书生涯。
既有存书，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成了“藏”书家，撰写书话的客观条件毕竟具备了，这就有了1945年春天“蛰居上海，有时披览书籍，随手作些札记”之举，开始了唐弢书话撰写、发表、出版、再版乃至于被尊奉为“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书话“大家”之旅。
唐弢书话最早见载于《万象》，继而大量发表于《文汇报》的“世纪风”和“文化街”，后来《联合日报》（晚刊）、《文艺春秋》、《动力文丛》、《文讯》、《时与文》以及香港《大公报》都或多或少地刊载过。这可以算是第一阶段，前后写了一百二三十篇之多。第二阶段始于1956年《读书月报》之约，先后在该年第10、11、12期和1957年第1期发表了《开场白》、《域外小说集》、《画册的装帧》、《线装诗集》、《儒勒·凡尔纳》和《药用植物及其他》六篇，其后1961年4月5日开始在《人民日报》副刊连续发表，至1962年6月1日，前后又发表二十余篇，终至在1962年6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唐氏第一本书话集，书名就《书话》二字，收入其中的除了新撰的书话，亦有“选改”于旧作者。然这一阶段或可说还有后续，即1965年后半和1966年初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书城八记”系列，随后“文革”开始，这一阶段才算结束。第三阶段是一跨十三年后的1979年，作者将1945-1966前后二十余年中撰写的全部书话结集为《晦庵书话》并新撰序言，翌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后虽仍有书话体散文写作，但不再有先前专以“书话”标示的连续刊载了，直到1990年代离世后别人编辑的《唐弢书话》、《唐弢文集·序跋书话卷》出版，所谓唐弢书话才算有了比较全面的终结。
三
但是，说是“终结”，仅仅只是就初步的归纳而言，对于唐弢书话由内而外的更为细致的观察和疑问，仿佛才刚刚开始。作为一般介绍，此文不拟展开讨论由这些观察和疑问浮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只想就唐弢书话由民国进入共和国阶段后其书话写作、“选改”方面出现的一点点异乎寻常的变异稍作勾勒，以猜度时代变迁给唐弢创作心理带来的微妙触动。
我最早接触唐弢书话，是1981年10月在济南齐鲁书社购买1980年9月第1版《晦庵书话》之时，当时所喜的是三联书店版的这本书别致的装帧设计和里面关于新文学作品、期刊的有趣介绍。然说来奇怪，我竟没有全部地、认真地逐篇读完这部厚厚的书话，更没有能力以学术眼光打量它的来龙去脉，因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刚读过两年专科中文的二十岁小青年，对类似“出土文物”一样的中国新文学正睁大着一双好奇和惊讶的眼睛，哪里具备深度解读甚至指谬辨析的素质呢！而今将近三十年过去，再次打开《晦庵书话》，仔细研读两篇序文、五个部分共167篇书话，结合如今能够看到的唐弢创作系年和其它资料，倒慢慢读出一点意味来了。
其一是写于共和国时期、“文革”之前主要是《人民日报》上的书话在选择所话之书、话的语言措词方面较之民国时期的书话有了相当大的差异。1961、1962两年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新撰书话凡二十余篇，如《骈肩作战》，如《革命的感情》，如“翻版书”和“关于禁书”两个小系列，以及《“奉令停刊”》等等，所选尽是“左翼”之书，所议尽是“斗争”之事，所操尽是“革命”之语。不用说，这自然是冷战时代海峡两岸共同的政治“一边倒”现象的结果，因为即使在这些故事发生的当年，唐弢书话也绝非这种风格，那么，对于唐弢本人而言，这样的变异意味着什么呢？
其二是一部分“选改”于民国时期、重新发表于“文革”之前《人民日报》的书话的确是有“选”有“改”。譬如《绕了她》、《闲话〈呐喊〉》、《半农杂文》、《撕碎了的〈旧梦〉》约十余篇正如唐弢本人所说“就手头剪存的部分选改十几段”，之所以“选改”，自然也还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和话语的转变，即如《绕了她》中若干处“反动派”云云，固然亦不像是1945年初刊于《文汇报》时的口气吧？不过相对而言，因为毕竟是旧作，某些篇什还是保留了较为纯正的味道，如《两本散文》之赞誉梁遇春为“文体家”，《朱自清》之推崇朱自清散文的“情致”，就仍然流露出唐弢作为学者的诚实。
其三是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重编《晦庵书话》而收入的民国时期书话，仅从措词上也能判断出有所改动。这里说的是写王统照的《山雨》，此文原刊于1947年初《文艺春秋》杂志，收入《晦庵书话》时出现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谓其宣传阶级斗争”这样的表述，或许于史实相符，但措词已然带上冷战时期的政治色彩。
四
凡此种种，称其为在时代转换后导致个人写作风格“异乎寻常的变异”，意在猜度作为作家、学者和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唐弢其创作心理究竟是真诚的与时俱进还是一种不得已的写作策略还是两者兼具？好在当年的当事人、约请唐弢在《人民日报》撰写书话的姜德明后来谈到此事，似乎可以给出部分解释，他说：“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62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姜德明《现代书话丛书·序言》1996）。
还可以比照的是，在《人民日报》约稿前的1956年，他首先在上海《读书月报》上发表《域外小说集》、《画册的装帧》、《线装诗集》、《儒勒·凡尔纳》和《药用植物及其他》，《人民日报》之后的1965和1966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书城八记”系列，从题目到内容都并不格外“左翼”，而多为纯正的书话体散文。看来，也许真的是“党报”性质和对于特定读者趣味的疑虑决定了《人民日报》时期唐弢书话的革命政治色彩，“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显然有出于写作策略考虑的因素。这种写作策略导致的书话风格“异乎寻常的变异”，就连当时的评论者都注意到了，以至于将其视为书话的“不足之处”，并且建议作者“反动作家的书刊等也无妨谈谈，因为后者还可以作为反面材料来教育读者”（榆屋《别致的〈书话〉》1962）。而到了1979年，尽管时风已变，民国时期较为中性的书话皆可收入《晦庵书话》，但某些依然涉及政治性“禁书”的书话，还是被作者习惯性地添加上了时代话语。
一部《晦庵书话》，伴随着时代的不断转换，竟有着如此曲折幽微的文字修辞变迁和书外故事，由此观人观史，不亦深致而多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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