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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东北作家群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在内地文坛兴起，无论是他们作品中东北原野的宏廓，还是被迫流亡的悲愤，都给内地的文坛注入了活力，萧军正是这其中的一位重要作家。萧军的创作以小说为主，而《第三代》则是继《八月的乡村》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一 《第三代》近八十万字，为完成这部著作，萧军前后断断续续创作了十四年（1936—1950），其间他辗转于上海、青岛、武汉、延安等地，作品也先后发表于《作家》《七月》等刊物，直到一九五〇年春季他到北京，才把最后一部分写完。这部作品对萧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他在一九五五年该书以《过去的年代》为题出版时所说：“从开始构思、写作，到今天出版，这小说几乎缠了我近二十年！它跟随我流转各地，也陪伴我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记得一九四五年由延安去张家口，一匹马驮着它和别的一些书、稿，路经一条河，马儿们竟在河里打起架来，所有的箱子就全落了水。幸喜这部稿子被油纸包裹得比较好，虽然浸了些水，倒还无碍，今天能得出版——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也欢喜，也有点辛酸！欢喜的是，从此我将不再担心着它们的毁灭或散亡；辛酸的是，这个和我若干年同甘苦共患难的‘伙伴’，真的竟离我而去。”可见这部小说对萧军的重要，也表明这部作品是了解萧军的创作和走进那个时代的重要媒介。 《第三代》的艺术价值，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在1937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第一、二部的单行本时，常风就将其评价为“一篇雄浑、沉毅、庄严的史诗”，并展望“在第三部里将要揭开更雄浑，更沉毅，更庄严的一幕”。而李健吾则从社会意识的角度给予了肯定，他认为：“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到了作者的《第三代》，虽说如今才有两卷问世，我们已然感到它的力量和作用。”该小说确实具有史诗的气度，是围绕东北的一个叫凌河的村子展开的一幅乡土生活的风俗画卷，这里面同时也充满了仇爱、生死和哀乐。
二 就小说的主要情节来看，小说并无中心的人物，主要是围绕凌河村四个普通家庭——井泉龙、林青、汪大辫子和宋七月——与村长杨家之间的恩怨展开。小说从寡妇林四姑娘的生产开始，小孩的实际父亲杨三失手打死了林四姑娘的婆婆，村长杨洛中因之前杨三屡次拒绝为他效劳，而将杨三拘捕并打算将他送官，但土匪劫走了杨三并放火烧毁了杨家的柴垛，打死了炮手朱三麻子。矛盾从此开始，官军很快就抓捕了林四姑娘的父亲林青和曾为土匪送信的汪大辫子，这却遭到了老义和团井泉龙的反对，他领着村里人去保释却未成功。 面对土匪的威胁，杨洛中要求官家在村里新设“保安分局”，并开始编练团丁，却将负担转移到村民身上：“勒令着凡是一垧地以上的人户，就应该有一支步枪，一垧地以下的要有一支打鸟枪或洋炮，没有地的‘花户’或佃工，他们应该加一倍分担着钱粮。”这种政策再次遭到井泉龙的反对，他认为胡子大多是被逼无奈，只有田多的地主才怕胡子，而“我们仅仅有那么拳头手掌大”的地，并不必怕他们，甚至觉得“把闺女给了胡子作老婆也甘心”，双方的矛盾因此进一步加深；新来的巡长欲对汪大辫子的老婆翠屏图谋不轨，在与宋七月商议之后，翠屏去羊角山投奔了土匪。不久之后土匪再次袭击了杨家，并绑走了杨洛中的次子杨承德，杨洛中先是与段巡长勾结，将暗中通匪的宋七月、宋八月两兄弟和井泉龙等人投入监狱，但在接到土匪送来的信和信物（杨承德的一只耳朵）之后，他只得用钱赎回杨承德，杨洛中也因此一病不起。后来林青的儿子林荣从俄国回来，将全家搬到长春；汪大辫子出狱之后，也随即和翠屏来到城里，从此打算在城里谋生。但没想到都市只是另一个凌河村，虽生活处境有所改善，但随着杨洛中的长子杨承恩要开办工厂，林青、汪大辫子等人所在的爱民村要被迫搬迁，林青又与村民一起上诉，但均未成功，汪大辫子最后带着妻儿回到了凌河村。 除强调矛盾的一面之外，作者还写出了乡土世界的自足性，这包括人们的生活、信仰和娱乐等方面。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林青，虽经常以反抗的姿态出现，但更精彩的往往是他拉胡琴的时候，如他沉浸在音乐中的样子：“老林青的头勾垂着，他把整部的灵魂和呼吸全搅荡在这琴声里。这拉的应该不是胡琴，发出的声音不是胡琴的声音：拉的是他自己的每条神经纤维，是他的每条神经纤维在震响。”而他的唱词更是乡土世界朴素的价值观：“凌河的流水呀……东又东。/山坡上的草……/一年老了一年生，/一年反比一年青！……//你家富贵我贫穷，/富也不常富，/穷也不常穷，/太阳不在一家门前红。”这正是村民自我调节以获得精神满足的生活方式。
三 除写现实世界的矛盾和村民生活的自足性之外，《第三代》还写了一个与现实相对的江湖世界。在萧军笔下，江湖世界首先是提供了与强权对抗的力量，“胡子”在他笔下不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而成了劫富济贫的好汉，凌河村的村民对杨洛中遭土匪抢劫不仅不表同情，而且很多还与土匪暗通声气，井泉龙甚至将女儿大环子许配给了土匪刘元。而青沙山的小村庄更是如此：“这里的人们，对于胡子相同自己的家人；却惧怕着官兵，也毒恨着官兵。每次官兵经过这里称名来‘剿匪’，每次却全剿了人民们的家。”江湖世界内部则被想象为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这里也有人们在生活着，但他们却竟象是超出这个社会法则以外生活着似的，他们不缴纳捐税，也不遵从任何法律，他们是象天空的鹰一般地生活着。虽然他们也耕种、也打猎，主要的还是靠着掠夺、绑架和贩卖各种可以一本万利的货物：鸦片、吗啡、枪弹以及作为‘胡子’们的家。”江湖世界超出世俗的道德法规之上，有着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处事规则，以公平和义气为重。 对江湖世界的想象和描写常见于萧军笔下，这与萧军自身的经历有关，他曾这样追述自己“匪气”的来历：“第一，自己也确是当过年限不算少的‘兵’，由于业务和生活举动的习染，肯定这‘兵气’是要有一些的；第二，由于自己出生家乡那一带地方所谓‘锦（州）、宁（宁远州）、广（宁）、义（州）’四大县，是惯出土匪的地区，可能自幼不知不觉的就被这‘匪气’所熏陶着了。”后来他从事写作之后也依旧不改豪放的性格，在上海时甚至有人称他为“关东土匪”。而“决斗”“打架”也是他处理文坛纠纷的方式，如他与马蜂之间的争论：鲁迅逝世之后，马蜂写文章称萧军为鲁迅的“孝子贤孙”，是“鲁门家将”，在当面质问清楚后，萧军便对马蜂说：“好。我也没功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罢，如果我打败了，你们此后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如果你们再写这类文章，我就来揍你们！……”对方既然接受了挑战，萧军便将地点约在上海法租界的拉都路南段，萧红和聂绀弩是萧军的见证人，而张春桥则是马蜂的见证人，最终萧军“两次把马蜂按倒在地，在他头上打了几拳，直到他失去了‘战斗力’为止。”后来在延安，萧军也曾因警卫员讽刺他便要和那个战士决斗。但萧军之所以在作品中依旧保留着江湖想象，与鲁迅的鼓励也有关。萧军到上海之后，为了挤进所谓的文坛，曾致信鲁迅寻求将“匪气”转变为“斯文”的方法，但鲁迅的回复为：“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后来又说：“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因此萧军决定保持自己的生活和写作风格。 萧军固然在做人方面保持了自己一贯的江湖风格，在《第三代》这部作品中却没有完全做到。虽然江湖一直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之外的想象的世界，但土匪却被萧军早早地“消灭”了。一方面，萧军写出了江湖内部的纷争，如杨三的背叛，也写出了胡子的苦衷：“上马容易下马难”；另一方面，江湖世界在作品中也逐渐淡去，尤其是萧军在延安续写的部分：土匪在绑架杨承德之后，便在官军的围剿下日渐式微；而萧军在一九五〇年所写的最后部分，江湖的世界已经完全消失。江湖世界作为终极的理想世界，是民间的想象方式，而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倚赖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终极的理想世界是共产主义，历史主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对文艺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延安的时期的萧军，正是经受着这两种不同话语之间的交锋，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有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我的尝试，如在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篇日记中他表示：“在文学上由革命的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到革命的古典主义，将以鲁迅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朱德的忍耐精神以及马列精神方法，形成我的新英雄主义精神，以贯穿我一生。”在这种新的话语中，江湖世界自然失去了合法性而逐渐淡出，但萧军的自我克服却并不那么彻底，具体到《第三代》的江湖世界来说，则是他努力消除了江湖世界里的土匪，但却保留了江湖世界的精神，这种个人主义精神正是他后来屡受批判的根源之一。
四 江湖世界的消失，是萧军思想转变的症候之一，但只是作品中矛盾的一个方面。《第三代》的创作时间跨度长达十四年，萧军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前后都有相应的改变，这使小说缺乏一个整体性视野，鲁迅评价《八月的乡村》的话——“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也可用来评价《第三代》，这部小说虽有史诗宏廓的场面，但缺乏史诗的深度和方向。 在小说的第一至第四部，作者首先展开的是凌河村的风土人情：“这个村庄，没有酒馆，也没有吃茶的地方，这里的人们不大喜欢吃茶，也不大喜欢吃烧酒。除开赌博和打猎以外，在冬天，人们唯一的趣味就是盼望能够发生一点值得谈论的谣言，即或是为了这谣言而发生一两场决斗，也觉得是分内的勾当，这总是比一条冬眠的虫似的常僵卧着要有趣味些。”而全村人围着讲故事、拉胡琴的老人的场面也是如此，展开的都是一幅东北农村的生活风俗画。但为了突出阶级之间的矛盾，作者越来越强调农民与地主杨洛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反抗杨洛中的四个家庭都是自耕农，土地问题在小说中始终没有被提及，村民与杨洛中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土匪推动，杨洛中因将与土匪有勾连的农民投入狱中，以及为了剿匪而征用劳动力，这才使得村民有所不满，杨洛中的形象反而因此变得模糊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中反抗的群众除了井泉龙、林青等四个家庭外，其他人并不积极，几次反抗杨洛中的群众运动都草草收场的内在原因。 在小说的第五到第八部分，小说转向了都市。因为汪大辫子等人来到都市是为了逃离凌河村，所以作者先描写农民汪大辫子、翠屏和林青等人如何学会在都市生存，但紧接着便引入了对城市的道德批判，除以林青的口吻谴责都市人的冷漠和商业欺诈之外，还有都市人情感上的隔膜，正如翠屏所感受到的：“丈夫和自己之间，自从到了这个城里以后，似乎越来越感觉不到有什么非关联在一起不可的理由了。维系他们的那些血肉的脐带如今也只剩了一层枯干了的皮面，他们已经好久就没有那血液的交流。这已经完全不象在凌河村，他们已经不用非得在同一块田地去搔爬，就能够各自获得到用以生存自己的东西了。他们也不必非吃一个井里的水；死了非睡到一个坟地的坑里不可了。”这种感受使他们在都市找不到归宿感，汪大辫子的理想因而又变成赚钱之后再回凌河村。小说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民族矛盾，尤其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如林青在“日本公园”就被告知“你进去要老实点，这不象是我们中国花园里。”而汪大辫子的两个在日本火柴厂做工的孩子也常被欺压；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城里的学生举行了大游行，要“打倒卖国贼”，号召“不买日本货，不给日本人做工。”但当游行的场面经过杨承恩在建的工厂时，民族矛盾的主题又转化成了劳资矛盾，工人们关注的是“孟监工他克扣我们的工钱啊！”“我们不管国不国……我们要发够数的工钱！”而且“这声音淹没一切了。它粗暴、高亢、统一、真挚……超过那先前的呼喊几倍了”。阶级问题转变为反日游行的主题，可见作者叙述中的矛盾。 如果回到杨承恩的办厂目的，问题就进一步复杂化了。杨承恩办厂是为了振兴民族工业，他的想法是“不独要给这个家而且要给这个古老的国带来一份光荣”，“他不愿学军事和其他的东西，他也冷淡了那些中国学生们的政治活动，他学习工业，他要立志用工业来富强自己的国家。他到日本正是一九〇四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日本发了一笔横财，接着是一九一〇年的朝鲜正式灭亡……这给了他那青年的心版上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记。”他的出发点正是民族自强，是为了振兴中国而发展民族工业，但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他，才刚刚露出历史地表，就面对着阶级矛盾。从根本上说，这是萧军在面对到底是选择民族资产者还是无产者作为历史主体这个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犹疑和不确定。 无论是地主和土匪、地主和农民之间，城乡之间、资产者与工人之间，还是民族之间的矛盾，萧军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都无法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而只能在不同时段分别加以处理，这就使小说内部呈现出一种分裂，分裂的内在原因，并不完全是萧军不知道哪些矛盾才是主要的，谁才是历史的主体，还因为有两种不同的话语在他内心交战。除小说一二部以外，其它部分大多写于他在延安的时期，这正是他试图以毛泽东话语改造自己的过程，按照他原有的认识，乡土民情、江湖世界甚至是民族资产者的个人英雄主义，都是他解决现实问题的立场和资源；但按照毛泽东的理论，他要进一步凸显的应该是农民与地主之间、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阶级矛盾。但萧军并没有完全皈依新的话语，而是在两种话语之间挣扎，这是《第三代》内部更深层的“两个世界”，这两个话语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叙事者的选择使这部作品值得深入阅读和作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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