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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由于前来哀悼的各界人士太多，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追悼会连开了三天，周海婴回忆道：“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也慢慢增加了，但大家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外边有一个人抡起快步，跨进门来，我来不及猜想，人随声到，只见一个大汉，直奔父亲床前，没有犹疑，没有停歇，没有俗套和应酬，扑到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地号啕大哭。他扑向父亲胸前的时候，一头扎下去，好久没有抬头，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倾诉了对父亲的爱戴之情。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中望去，看出是萧军。” 在所有和鲁迅关系密切的青年人当中，萧军与萧红得到的关怀和支持最多。而萧军一生对鲁迅怀有无比诚挚的感情，他视自己为“鲁门弟子”，以传承鲁迅的衣钵为己任。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而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兄长。”就在鲁迅去世前几天，萧军才从青岛回上海，他和恩师鲁迅已经一年未见了。回到上海后，萧军立刻去看望病中的鲁迅，带去了有养生功效的青岛小米，还给海婴带了五个红红的大石榴。他本来给鲁迅挑选了一个泰山石笔架，结果忙中出错，忘记带来了，鲁迅笑着安慰他：“那不忙，不忙的。”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萧军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鲁迅已然与世长辞。悲痛之余，萧军作为与鲁迅亲近的学生，加入了“治丧办事处”，承担着各项琐细的具体工作。萧军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前，不眠不休，值守了三天三夜。10月22日下午，鲁迅的灵柩由萧军等人扶出礼堂，移至灵车内，送至万国公墓。在灵柩安放之前，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等人相继讲话后，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仁和鲁迅晚年比较关心的《作家》、《译文》、《中流》、《文季》等四家杂志同仁作了简短、激昂的致辞。 萧军和鲁迅的师生之情，缘于1934年两人的首次通信。当年，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萧军、萧红在东北出版了署名“三郎”、“悄吟”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这也是“二萧”唯一的一本合集。但没想到，这本涉及“反满抗日”的小书，给他们带来了性命之忧——被日寇通缉。6月15日，萧军、萧红被迫逃离哈尔滨，经大连流亡到青岛。在青岛，萧军担任了《青岛晨报》副刊的主编，这是由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办的一份报纸。9月，萧军继续创作《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生死场》，他们一起讨论这两部作品，不知道所选题材和立意是否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便萌生了向当时的“文坛盟主”鲁迅求教的愿望。10月初，萧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令他大感意外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鲁迅在复信中回答了萧军的疑问：“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字，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接到这封信的萧军兴奋异常，和萧红读了又读。萧军真切地感到：鲁迅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青年人，竟能够做到如此“披肝沥胆，推心置腹”，真正具有伟大的灵魂、人格和胸怀。 接到回信后，萧军将《生死场》的抄稿和《跋涉》，连同“二萧”的“美丽合影”一起寄给了鲁迅。就在这时，青岛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萧军工作的报社出了事，他和萧红只能选择再次流亡，乘坐日本轮船离开青岛，来到上海。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而鲁迅并不急于与他们相见，个性耿介的萧军发出了这样的抱怨：“我们像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事实上，萧军的牢骚完全是由于不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几十年后，萧军对自己当年怀有的疑惑情绪忏悔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当时的鲁迅，已被政府当局通缉几年，自然格外小心谨慎。尽管如此，鲁迅依然及时给他们回信，只不过提出见面的事，应当“缓一缓”。与此同时，他的真诚与关怀又是不容置疑的。回信后，鲁迅第二天又给萧军、萧红写信，特别提醒他们：“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并再次发出友善的讯息：“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1934年11月30日下午，经过令人心焦的等待，萧军、萧红终于在内山书店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鲁迅。“是刘先生和悄吟女士吗？”鲁迅直直地瞅着萧军，他一只手拿着帽子，腋下挟着一个有花纹包皮的小包袱。萧军点了点头。鲁迅和同来的人说了些什么，而后顺手戴上了帽子，说：“我们走吧！”接着，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来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萧军觉得就和做梦一样，看着鲁迅的消瘦背影，又感到十分心酸：自己一直景仰的鲁迅，竟瘦成这样了啊！为了使两位年青人更加放松、会面更加愉快，鲁迅做了精心安排。他们三人到咖啡店不久，许广平领着儿子海婴也来了。萧红与许广平一见如故，和淘气的海婴，也很快混熟了。后来，许广平曾以诗意的笔调描述过这次会面：“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由于萧军在之前的通信中把自己和萧红在上海的困境告诉了鲁迅，临走时，鲁迅掏出了20元钱，交给了他们，还另给了乘车的零钱。这令萧军和萧红感动不已。 大约半月后，鲁迅为庆祝胡风儿子满月，在梁园豫菜馆作东，举行宴会，特邀“二萧”参加。接到邀请后，“二萧”一夜未眠。萧红特地买了一块黑白格的细绒布，在他们租住的阴冷的亭子间里，连夜为萧军赶制了一件新“礼服”。这可是他们在上海参加的第一个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鲁迅介绍他们认识了很多上海文学界的朋友：茅盾、聂绀弩、周颖夫妇、叶紫等。他还特别指定叶紫做“二萧”的“向导”，关照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后来鲁迅又把“二萧”介绍给胡风，胡风专程登门看望他们，并为萧红的小说定名为《生死场》，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后记”。这一年，叶紫、萧军、萧红三人组成了“奴隶社”，他们的小说《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被列为“奴隶丛书”，由鲁迅分别写序，推荐出版。鲁迅告诉他们：“奴隶总比奴才强。” 最让萧军难以忘怀的是，鲁迅帮助他们修改了《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二萧”的稿子都是用薄薄的“美浓纸”复写的，笔划很粗，字与字、行与行之间，还有墨水印，看起来很吃力。鲁迅这时经常卧病，身体很衰弱，还要忙于《死魂灵》的翻译工作，但他全然不顾这些，放下手中的工作，一字一句地仔细校阅“二萧”的小说。为了修改这些稿件，鲁迅常常忙到夜深人静，耗费了很多宝贵的精力和时间。1935年3月28日，鲁迅在《八月的乡村》的“序言”中充满感情地写道：“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经过艰难的努力，《八月的乡村》终于出版了。鲁迅陆续要了几批分赠给朋友们，或者托胡风拿去代卖，也托人带到了苏区抗日根据地和国外，苏联首先出版了俄译本，接着日本、印度、美国、英国、德国也出现了不同文字的版本。在鲁迅倾尽心力的扶持下，《八月的乡村》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萧军可谓一炮打响。当时，张春桥化名“狄克”写了一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批评，指责作品“不够真实”，鲁迅当即以《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还击，爱护之心，溢于言表。 1936年5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前往陕北红军根据地之前，在上海拜访了鲁迅，与之进行了长谈。当斯诺问到 “自1917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作家有哪些”，以及“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的回答都提到了田军（萧军），并为斯诺所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推荐了萧军的两篇文章，即《大连丸上》和《第三枝枪》。鲁迅还认为：“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斯诺为翻译出版《八月的乡村》，要求萧军再写点东西，于是他写了《萧军小传》，让鲁迅转给了斯诺。在这前后，鲁迅还热情地介绍“二萧”与美国著名女作家Ａ·斯沫特莱相识。日本作家山本实彦请求鲁迅推荐几位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登，鲁迅首推了萧军的短篇小说《羊》。 就这样，在鲁迅全方位的爱护和帮助下，东北流亡作家萧军，迅速在大上海的文坛站稳了脚跟。他是幸运的，因为结识了鲁迅。而对鲁迅的知遇之恩，萧军也投桃报李，还之以一颗赤子之心。几十年后，萧军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一书中，回顾了与鲁迅的交往历程，他说：“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是牢固地建立在人生四个目的的追求上的：一、求得祖国的独立；二、求得民族的解放；三、求得人民的翻身；四、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1988年4月10日清晨，深知自己就要离开人间的萧军，最后表达了对鲁迅的赤诚之心：“鲁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的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希望你们也能如此，他是中国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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