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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应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召唤，张爱玲横空出世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融传统与现代、典雅与通俗为一体的现代小说的成熟一样；艾青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诞生和崛起同样也与历史的召唤暗相呼应。历史与个人在这里实现了友好的暗合与共赢。中国现代诗歌经由“‘五四’时期的初创的幼稚与浅薄，进到对中国古代诗歌和西洋格律诗的摹拟，再进到欧美现代诗诸流派之热中的仿制，现在已慢慢地走上了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的阶段了。”这是艾青发表于1939年的《诗与时代》中的话，当年的预言亦或自信正是由于诗人自身的努力实践才得到了文学史的确认。
一、命定的交汇：历史与个人的相遇 为什么是艾青成为历史选中的巨手？或者说艾青成为这段历史最好见证的缘由何在？这首先得益于时代性与主体性的完美融合。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到1930年代初期，出现了左翼诗潮与现代诗潮双峰对峙的格局。左翼诗人们感奋于时代的滔天巨浪而一头扎入，空洞的呐喊与过份的功利性在艺术上显得粗糙，直接使诗歌沦为“群体的听觉艺术”，甚至于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现代诗潮的作者们则对时代充满了恐惧，干脆躲进象牙之塔抒发一己的迷惘、空虚与哀吟。前者固然令人不满，后者也不免令人厌恶。1930年代的呼啸与风云呼唤着自己的时代之子的诞生，而此时的艾青，正从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法国熏陶培植归来，在大量阅读波德莱尔、兰波和凡尔哈伦之后，他已经脱去稚嫩而深谙现代主义的各项技能，又自觉于这大时代的呼吁，“我们已临到了可以接受诗人们的最大的创作雄心的时代了。我们的时代，已能担戴那能庄严地审判它的最高的才智了。退一百步说，每个日子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感受和激动，都在迫使诗人丰富地产生属于这时代的诗篇。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正在期待着、剔选着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诗与时代》）毫无疑问，时代的呼唤与艾青主体的心律获得了共同的震颤和节奏。 其次，是来自民族性与革命性的热切呼唤。从小吮吸着乳母大堰河的乳汁长大，艾青的生命因子获得了来自民族底层深处的精神滋养，拥有了深植民族根性的精神教养。为此，他特别愤怒于那些脱离民族的根柢品性而自我封闭、自我迷恋以致于自我感伤的诗人，他甚至不把他们当诗人看待，而称其为“写诗的人”，艾青认为“他们生活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舒适与平安把他们和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隔开了；而他们的佯作有教养的样子，与傲慢的绅士派头，使他们失去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同情。”（《诗与时代》）他曾经毫不讳言地批评何其芳的《画梦录》矫揉造作，认为何其芳“对艺术的态度上是自私得有点过分，对实生活的态度上又胆怯得有点可怜”；而当他发现了何其芳向现实的转变时，又如此欢呼：“我谨以同时代人的赤诚期待何其芳的当作‘还击到不合理的社会的背上’的鞭子的新的歌唱！我快乐我有这期待的机会！”（《梦·幻想与现实》）艾青情感的陡转完全依凭于来自农民和土地的精神教养，而这种来自民族根系的教养一旦碰触到革命的呼唤，必然如风吹野火般熊熊燃烧且赤心一片，“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诗与时代》） 故此，艾青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既没有坠入声嘶力竭的呼号与叫嚷，也没有滑向装腔作势的哀叹与呻吟；而是成为民族革命与诗歌品性的双重守护者，最终跨越了左翼诗潮与现代诗潮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成就并开启了“左翼现代主义”（王光明语）的诗风。而历史也由此选择了艾青：这在恰当的时候出现的恰当的诗人。这也许是历史与艾青的命定的交汇。
二、诗歌的姿态：民族与时代的歌者 历史与艾青命定的交汇在某种程度上也命定了他的诗歌美学，“忧郁的诗魂”——我愿意以这样的词语来表达对艾青的尊敬和缅想，这也是艾青诗歌森林的繁茂之根源。忧郁，不同于迷惘与哀叹，不同于狂呼与叫嚷，它是一种苦痛的蕴藉和悲悯的凝结，不是消沉而是压抑和压抑之后的呐喊。忧郁是艾青所有诗歌的底色，艾青在忧郁的基调里水乳交融般地实现了个体与民族和时代的拥抱。 艾青的忧郁首先来自生养他的土地。艾青从不掩饰他对这片饱经风霜与苦难洗礼的土地的抚摸与哀伤，他总是感同身受地一遍一遍地为它歌唱和慰安。“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然而洁白的色泽却无法遮盖那些坚硬的苦难：风像悲哀的老妇般拉扯、絮聒，赶马车的农夫找不到自己的道路，蓬头垢面的少妇的幸福与温暖已经被毁弃，我们的年老的母亲只能蜷伏在不属于自己的家里，土地的垦殖者丧失了家畜和田地……“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艾青此时的感受世界里一眼望不到边的全是灰色和寒冷，所以他才苦痛地哀嚎着“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撼人肺腑的诗句真如杜鹃哀啼，字字血泪。面对这一切，一介书生深感无力与无奈，然而即便如此，诗人却努力在无力之中寻找力量，所以才有了那看似柔弱实则石破天惊的诗行“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免令人潸然泪下，泣不成声。北方的大地是“颓垣与荒冢”的集结，孤单的旅人挣扎向前，悲哀的驴子在寂寞的道路上重轭而行，不安与悲苦的雁群也从这荒凉的地域逃往南方，贫穷与饥饿袭击着这片苦难的土地，构成了这“北方的悲哀”。然而，来自南方的诗人却毫不吝惜他对北方的热爱，因为这里留有我们祖先的足迹，埋有我们祖先的骸骨；因为这片土地给予我们以淳朴的言语与宽阔的姿态。于是，站在这“悲哀的国土”上，诗人饱含深情地吟唱着：“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这国土/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北方》）在旱灾的肆虐下，“大地已死了！/——躺开着的那万顷的荒原/是它的尸体”，而在这死亡的大地之上，呈现的更是“死的绝望”：“到处是男人的叹息/女人的咽泣/与孩童的哀号”，加之人祸的助虐，最终等待他们的是普遍而无声的倒毙。然而诗人不甘也不忍面对满目死亡的麻木，他发现了活着的力量，发现了能给这片死寂的土地带来生机的讯息，于是，他发现了“黑色的旋风”“从死亡的大地/到死亡的大地”旋舞着愤怒、疯狂与渴望。（《死地——为川灾而作》）及至到了《复活的土地》和《我爱这土地》，艾青终于冲破忧郁的笼罩纵情抒发来自心底的火热和爱恋。 其次，艾青的忧郁来自在这片土地上顽强生存的人民。创作伊始，艾青就自觉地把普通劳苦人民的形象鲜明而牢固地树立在他的诗歌大地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自觉一方面源于他无意识深处的精神根系，一方面则是艾青本人美好品性的自动呈现。1933年，深陷囹圄的艾青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处境，而以饱满的热情和深广的思念，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大堰河——我的保姆》，诗人以深情呼唤的诗语追述了大堰河一生的劳苦、辛酸、淳朴、善良、想望和死亡，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描摹与刻划将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妇女的平凡而伟大和盘托出。有人说诗人这里的同情和赞美是广阔的，而我们认为是大堰河广阔的慈爱和仁厚才孕育了诗人的广阔；大堰河因艾青而名扬四海，而艾青却因大堰河而深入人心。是大堰河孕育了诗人的成长，更是大堰河孕育了诗人诗心的成熟，所以她在诗人内心世界引起的不仅仅是诗人对自己乳母的深切爱恋，而且是对所有母亲、是对我们民族的深切爱恋。大堰河是一个象征，而这诗歌对于艾青以及中国现代新诗更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中国新诗与人民/民族的第一次热情相拥。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书写。在这种诗情的推动之下，艾青又相继写下了众多呈现和表达劳动人民在苦难中委屈、受辱、坚韧和超越的动人篇章。艾青在《手推车》中以他对土地与苦难的特殊敏感，依凭北方常见的运输工具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没有人民的“人民的悲哀”图景，手推车在干枯的河底和贫穷的村路上发出的刺耳的“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彻响的是“北国人民的悲哀”，整首诗看似冷酷、静寂，其实布满了“溅射着灵感火花的‘主观经历强度’”（牛汉语），每一个静默地躺在那里的汉字都包蕴着诗人强抑内心的苦痛。也许是为了增加读者体验的深度，艾青选择了流布在战乱年代的大地上最普通也最普遍的人群——乞丐，来表达他对那个时代人民的理解。这些四处漂泊流荡的乞丐早已忘记了痛苦与屈辱，现在折磨他们的惟有饥饿，“饥饿是可怕的/它使年老的失去仁慈/年幼的学会憎恨”，多么真切，多么触目惊心，这种源自生理的逼迫会让人回到动物的阶段，而“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乞丐》）则不免令人心生惊悚，但乞丐们依然伸着永不缩回的乌黑的手进行着行乞。这首诗以石雕般的语言把苦难中的人民形象镌刻在我们的脑海中，历历在目、永不磨灭。 总之，艾青的忧郁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苦难，这种忧郁与个人的落寞、孤寂截然不同；恰恰相反，我们在艾青忧郁的气质里感受到了宽广的情怀和深挚的大爱，这份忧郁最终也引导着诗人走向了对时代的歌颂和未来的向往。 无论面对外敌入侵还是经历黑暗时代，艾青时刻不忘诗人的本质和时代的呼唤，他总是用“嘶哑的”和“带着纤细的血丝”的喉咙为时代和未来而歌：诅咒侵略、压迫、奸诈、罪恶的强盗行径，呼唤抗争、自由、独立、民主的光明世界。对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巴黎，艾青爱恨交织，爱她的光荣但更恨她的冷漠、淫荡和铁石心肠，因此诗人发出了攻陷并改造巴黎的吼叫：“（我们）等时间到了/就整饬着队伍/兴兵而来！/那时啊/我们将是攻打你的先锋，/当克服了你时/我们将要/娱乐你/拥抱着你/要让你在我们的臂上/癫笑歌唱！”（《巴黎》）该诗连同《马赛》一起，展示了艾青诗歌宽广的胸怀和阔大的视角，将个我的体验上升到受难者的群体意识，从而完成了对时代的战斗的启示。而《煤的对话》则以看似低沉的方式精准地呈现了处于社会与时代底层的反抗之海的呼之欲出和波澜壮阔，最后几句尤其令人心悸和感奋：“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艾青有着令人惊叹的预言力量，这种预言的神力应当归功于诗人与人民大众的熟知拥抱，和对民族力量的洞悉以及由此获得的新生的信心。因此，一面是对黑暗的诅咒，另一面则对光明与新生展开热烈欢呼和由衷歌颂。在《复活的土地》和《解冻》里，诗人以敏锐的触觉、启示的语言和朴素的意象，传达出生命复苏的神奇和激动人心。诗人甚至已经看到了“繁花”和“茂草”，听见了“百鸟”的“歌唱”，并祝愿辛勤的“播种者”收获“金色的颗粒”。如果说诗人在这里还保持着一种自然而然或竭力压抑的喜悦的话，那么到了《向太阳》、《火把》和《黎明的通知》等诗篇，诗人的情感就毫不遮掩地走向了热情洋溢。特别是《黎明的通知》，当热烈走向了自信的喜悦和平静时，这种热烈更显壮阔与伟大，把黎明拟人化，以复沓的形式反复述说自己的到来，并要求欢迎自己的到来。 当然，在对民族与时代的颂歌中，艾青没有吝惜他的笔触去雕刻那些展示着时代的丰沛气息的高大而凝重的纪念碑式的形象，“他起来了”、“他的额上淋着血/他的胸上也淋着血/但他却笑着/——他从来不曾如此地笑过”、“像在寻找/那给他倒地的一击的敌人”、他“必须从敌人的死亡/夺回来自己的生存”。（《他起来了》）行伍中的吹号者，多么沉默而又不起眼，却在艾青深切的生命体悟中昂然耸立，成为召唤和鼓励一个民族永远向前的永恒丰碑，“现在他开始了，/站在蓝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他开始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吹送到号角里去，/——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使号角由于感激/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吹起了起身号，/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世界上的一切，/充溢着欢愉/承受了这号角的召唤……”最终，吹号者倒在了冲锋前进的道路上，但他依然紧紧握住号角，“那号角好像依然在响……”（《吹号者》）其实，诗人自己又何尝不是自我生命与民族崛起和时代迈进的吹号者呢！即使在不自由的岁月里，诗人也不放弃对自由战士的歌颂，他以令人惊艳的奇异想像将斑斑血迹与灿然桃花紧密勾连，为左联五烈士奉上了一曲饱含生命与激扬的赞歌（《春》）。而对于无数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默默奉献自己生命的的无名士兵，艾青更是投注了热切的关注和深深的敬意，长诗《他死在第二次》以一个受伤的士兵再次奔赴前线为国捐躯的诗思，令人惊异而又水到渠成地凸显出他内在生命升华的真实历程，质朴无华，但可歌可泣。 总之，反抗压抑与追求自由的号角是响彻艾青诗歌天空的最强音。艾青的诗歌是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时代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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