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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新诗自诞生之日起便明显呈现出抒情诗与叙事诗发展不平衡的趋势。或许是受了周作人“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观念的影响，新诗发轫期盛行的是“抒情主义”，抒情诗创作热闹非常，叙事诗创作却门庭冷落，以至于孙玉石先生曾发出“叙事长诗是新诗初期相当荒寂的一个部门”的感慨。即使如此，在二十年代还是出现了朱湘近千行的叙事长诗《王娇》；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也以其《吹箫人的故事》《帷幔》和《蚕马》三首叙事佳作，获得了朱自清“叙事诗堪称独步”的高度评价，“功绩甚至超过了一向收到赞誉的抒情诗”（谢冕语），为中国现代叙事诗创作开创了相当高的起点。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1926年，朱湘曾无比自信地宣称“叙事诗将在未来的新诗上占最重要的位置”（《北海纪游》），尽管“最重要”的豪言未能完全变为事实，一个“叙事诗的时代”还是随着社会历史的波诡云谲与风云突变而到来了。艾青正是在这一时期初登诗坛，其叙事诗创作，掀开了中国新诗史上光辉的一页。1943年，茅盾在总结抗战以来叙事诗创作成绩时曾指出：“目前已有的长诗，倘从风格上来说，那么，可以说是我们有了艾青的、田间的，以及柯仲平的三种风格。”“我是比较中意‘艾青体’”。创作能成为一“体”，或许是能够给予一位诗人的最高评价了。 艾青晚年曾撰文《谈叙事诗》，在全面总结自己叙事诗创作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了其叙事诗观：“纯粹的叙事诗，也不是押韵的故事，押韵的小说。主要还是诗的要素在起作用。所谓诗的成分，就是抒情的成分。叙事诗如果排除了抒情的成分，就变成押韵的故事，押韵的小说了。……叙事诗应该是叙事加浓厚的抒情。过分的抒情，就成为抒情诗；情节太曲折离奇，又妨碍抒情。一首好的叙事诗，应该是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在80年代的《诗论》中，他再次强调“叙事诗也同样要有较多的感情的分量；叙事诗，或者基于想象的情节的诗，总是比较能感动人。叙事诗离不开虚构的成分；虚构的成分，就是想象的成分。”艾青叙事诗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将叙事和抒情恰到好处地结合，以“叙事形象意象化”（骆寒超语）的艺术技巧、相对单纯的情节、出色的场面描写、鲜明的镜头感、“散文化”“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融入对人生、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如实反映时代与生活，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热情而忠贞地追求崇高的艺术风格和人类理想。 艾青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作《会合》不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也不是单纯的抒情诗，但已经初步显露出他日后诗作（不仅是叙事诗）的若干特点。从情节上看，这首诗仅仅是描写了一次留法东方少年们的集会，不可谓不单纯；开头仅用四行便充分调动了全身的感官，融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于一体，在包容了巨大信息量的同时营造出秘密集会紧张而又令人亢奋的气氛；诗句中蕴含着少年因政治激情而躁动不安的心情，以及随时都可能爆发的青春活力，而艾青扎实的速写功底足以支持他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幅充满动作感的画面，宛若电影特写镜头；“灯光”与“黑影”的强烈明暗对比，则显示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德加、雷诺阿，特别是马奈对艾青的巨大影响，为他日后诗作中选择“太阳”“黎明”作为中心意象埋下了伏笔。 随着第一首叙事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以下简称《拿撒勒人》）在狱中问世，一个属于艾青自己的“叙事诗时代”到来了。诗人晚年回顾创作历程，列举出《一个拿撒勒人的死》、《马槽》、《九百个》、《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雪里钻》、《黑鳗》、《藏枪记》等九部作品，同时指出《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的父亲》、《在浪尖上》等以抒情为主的作品中也有相当的叙事成分（当然，他有意回避了一些不愿提及的作品，或是由于其“失败”，或是由于其他原因）。关于《拿撒勒人》，他认为“事情写得很具体”，“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九百个》则“有意识写得抒情一些”，“《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都是抒情成分较浓的叙事诗，都是靠想象写出来的”，对于这三首作品，诗人的满意之情虽未明言，却隐约渗透在字里行间。艾青早期的三首叙事诗（《拿撒勒人》《马槽》《九百个》）均取材于《圣经》或《史记》中的故事，与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多表现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取材特点相吻合；平心而论，叙事长诗这种古朴典雅的诗歌体式也的确适合表现这些内容。但诗人在对已有的传说、故事文本进行加工再创作时也是颇费心机的。特别是《九百个》，取材于《史记·陈涉世家》中对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叙述，作者在司马迁惜墨如金、寥寥千余字描写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想象，加以适度的虚构，敷衍出数百行的巨制。诗中第二部分对农民苦难的控诉、第三部分对秦朝当权者的骄奢淫逸以及第四部分陈胜吴广的内心独白最具特色，而“我们啊！永远是/土地的儿子/江河的儿子”的呐喊，延续着艾青自《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创的主题，并贯穿其创作生涯的始终。第五部分中吴广与军官搏斗场面的描写，同样充满力与动作感，在早期新诗中堪称独步。值得注意的是，在《九百个》问世（1935）前几年，茅盾同样创作了一篇取材于大泽乡起义的短篇小说《大泽乡》（1930）。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主要采取了两个秦朝军官的视角，同样辅以大篇幅的心理描写，而语言亦颇具诗意，某些部分若分行来读，可以看作是一首不错的叙事诗。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九百个》的创作是否是受了《大泽乡》的影响，但在二三十年代之交这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两位文学巨匠同时选择大泽乡起义这一具有巨大历史意义和情节张力的事件进行“古今杂糅”的再创作，并不约而同地从心理角度进行艺术探索，无疑有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和艺术原因。 《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以下简称《第二次》）两首抗战时期的诗作，历来被视为艾青叙事诗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他“叙事形象意象化”追求的突出代表。艾青叙事诗观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对“虚/实”之间关系的合理调配。从抗战初期开始，他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摄影主义”，即那种“由想象的贫弱，对于题材的取舍的没有能力所造成的现象”，因此他倾向于淡化情节和矛盾，把更多的经历放在场面的描写和气氛的营造上。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某些诗作中亦不能免俗。他晚年坦言自己的诗作“凡是按照事实叙述的，往往写失败了”，可惜的是，他最后一首叙事诗《四海之内皆兄弟》还是犯了这个错误（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他最糟糕的一首叙事诗）。相较于《九百个》中的陈胜吴广、《吴满有》中的吴满有和《索亚》中的索亚，《吹号者》中的号手和《第二次》中的伤兵都是“无名英雄”，正如《第二次》结尾所说：“在那些土堆上/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即使标出了/又有什么用呢？”但这些“无名英雄”带给读者的震撼并不亚于那些大名鼎鼎的英雄，他们的事迹甚至更强烈地撼动了读者的心灵。在具体身份上，号手和伤兵无疑是“虚”的，特别是号兵，“好像只是对于‘诗人’的一个暗喻，一个对于诗人太理想化了的注解”，但这个“虚”背后却是无比的“实”——即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缔造了可歌可泣历史的人民（对于艾青来说，特别是与土地最为亲近的农民）；而在具体的描写上，则更是坚实异常：号声中夹带着的“纤细的血丝”、那颗“旋转过它的心胸的子弹”和“号角滑溜的铜皮上”映出的血与面容、“曾经拿过锄头又举过枪的手/为劳作磨成笨拙而又粗糙的手”，以及“被大斧所砍伐的树似的倒下了”的烈士的身影。在虚虚实实之间所体现出的美学风格，正是“崇高”。西方美学家们认为，“崇高”最早的表现在于古希腊史诗与悲剧中，由此可见，“叙事诗”的体式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崇高感”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叙事诗是表现“崇高感”的最佳诗歌体式。在高乃依看来，悲剧表现“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而这些表现内容的核心即“人所遭遇的巨大灾难”。艾青在《诗论》中宣称：“苦难比幸福更美。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人类为摆脱苦难而斗争！”中国人民为抗拒苦难而做出的巨大牺牲，正是艾青诗作（不仅是叙事诗）中崇高风格的根源。 尼采说：“荷马式人物的真正悲痛在于和生存分离，尤其是过早分离”，“对于他们，最坏的是要死，其次坏的是迟早要死。”对于人类而言，最大的苦难莫过于死亡的威胁，而艾青的诗作中往往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在早期作品里，《大堰河》中“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拿撒勒人》中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特写，以至于《病监》中“死神震翼的逡巡着你/蜜蜂般嗡嗡的牧姆的弥撒”，甚至在他少有的爱情诗《古宅的造访》的结尾，那“木制的挂钟”催促主人公离去的“急促的鸡鸣的音调”，也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欧洲民间传说中死神的形象，还有穆索尔斯基那首著名的《荒山之夜》。至于《九百个》中“迟到者法斩”的生命威胁、《春》中“来自郊外的墓窟”的春意、《吹号者》和《第二次》中英雄中弹倒下的特写镜头（是否会让你想到罗伯特·卡帕那幅著名的摄影作品《倒下的士兵》？），还有这些冷冰冰的诗题：《死地》、《死难者画像》、《悼词》、《挽歌》……无一不昭示着“死亡”在艾青诗作中的特殊地位。面对死亡，人无非有两种选择：要么听天由命，要么奋起抗争。艾青在抗战初期曾连续创作了三篇散文：《乡居》中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妇，她的三儿子出门打仗十年，“已经两三年没有消息了”（言外之意是他可能已经战死），“但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竟那么平静，像述说一只鸡死掉一样，似乎在她的观念里，战争是一种再平凡不过的，而且是宿命的事”。《坠马》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那匹从城墙上坠下的茶黄色战马痛苦的抽搐和倔强的仰头，面对它，作者反问道“它不是比英雄的史诗似的行动更加值得诗人去讴歌么？”而《埋》中在江边整齐排列的十二座烈士坟，不由得使人联想起《第二次》结尾那些“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可怜的土堆”。将三篇散文连起来读可以发现，它们构成了一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是普通的中国百姓走出连年混战的带来的麻木、走向民族独立战场的深刻写照。卡西尔曾说过，“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艾青不仅仅满足于对以死亡为最惨烈表现形式的“苦难”的暴露与控诉，还热情讴歌那些为摆脱苦难而做出巨大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普通人，并由此生发出崇高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支撑着木制的拐杖”的伤兵才会在诗人心目中“比拿破仑的铜像更漂亮”（《向太阳》）。 最后，还应该提一下艾青晚年所不愿提及的《吴满有》。这部作品曾经名噪一时，但很快沦落为评论家和诗人们腹诽的对象——不仅仅是因为主人公在政治和伦理道德上的错误选择，更是由于诗作在美学风格上的尴尬。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艾青自己，因为在那个号召诗人们努力探索或实践如何“去把大鼓书、道情等等的形式和西洋近代的叙事诗的形式综合起来，造成为一种新的叙事诗的形式”（穆木天《建立民族革命的史诗的问题》），或是宣称“广大的民间所流行的民歌，山歌，歌谣，小调，弹词，大鼓，戏曲……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向他们学习，虚心用苦功去学习”（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的时代，任何人都不会无视社会巨变对文艺带来的强烈冲击和革新要求，更何况艾青本来就是怀着“诗人应该为了内容而变换形式，象我们为了气候而变换服装一样”的理念而从事创作的；尽管他曾坦言自己“过去是不重视民间文艺的”，但幼年乡间的民间手工艺、民间美术和小戏对他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那个“七窍喷烟”的红胶土人头塑像，或许就是促使艾青走上美术之路的关键。也正因为如此，当他接触到陕北的秧歌、信天游和剪纸时，才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写下《窗花剪纸》《论秧歌剧的形式》等论文。然而，他用民歌形式去创作《吴满有》、《藏枪记》却失败了，这里面固然有作者自己总结的种种原因，但他所忽略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民歌形式及语言与贯穿其叙事诗作品的题材趋向和崇高风格的不相称，没有找到能使两方面相得益彰的契合点。朗吉弩斯曾说：“选择恰当和壮丽的词藻可以有惊人的效果，既能吸引又能感染听众，……因为他本身能够使风格雄浑，绮丽，古雅，庄严，劲健，有力，授给它一种魅力，有若最美丽的铜像上的古色古香。”而他解放后进行的惟一一次民歌体叙事诗创作《黑鳗》所取得的意外成功，原因也在于民歌形式和语言适合这种来自于民间传说的题材。因此，当诗人晚年重读《黑鳗》，会“感到惊奇”，并称它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其实，创作《黑鳗》时已经年过不惑，早已算不得“年轻人”，他这样说，无非是想说明用民歌体创作并取得了相对较好效果的《黑鳗》是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一个“异数”。其中的苦涩与无奈，是值得我们细细体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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