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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在谈起年轻时由画画转变为写诗时，曾不无幽默地称之为“母鸡下了鸭蛋”，使母鸡下鸭蛋的关键，则是监狱生活。1932年，刚从法国回国不久的艾青在上海与友人一起创办了春地艺术社，不久便被当局查封，并诬以“危害民国”的罪名被抓捕入狱。狱中狭仄、阴暗、潮湿，环境恶劣,艾青入狱后不久即罹患肺病，让他倍感孤独、寂寥与愁苦。在此种境遇下，少时的种种旧事与回忆便成了艾青倾心相与的对象，如此，他便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思考得更多、回忆得更多、议论得更多。诗，比起绘画，是它的容量更大。绘画只能描画一个固定的东西，诗却可以写一些流动的、变化着的事物。” 在枯索落寞的生涯中，诗以最高的灵性活动为征象，陪伴着艾青在无人过问的角隅，去感觉体味人生的真淳。 《透明的夜》、《大堰河——我的保姆》、《芦笛》……这些艾青身陷囹圄时的诗作，也可说是觉醒者的彷徨，他回忆自己从故乡畈田蒋到杭州，再到巴黎，回至上海等，一路走来，像近代以来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呐喊过，抗争过，但回应他的只是沉默的高墙。怀念、惆怅、诅咒、愤慨，种种心境都在这时期的诗作中晦涩曲折地表达出来，狱中三年形成了艾青第一个创作高峰期。1936年底，艾青将狱中的诗作以《大堰河》为题结集出版，不意倍受茅盾、胡风等著名评论家的青睐。胡风为《文学》新诗专号写一篇新诗人总论时，从“二十册”诗集里独独挑出《大堰河》评论，可见他对新诗人艾青诗作的看重：“不仅因为他唱出了他自己所交往的，但依然是我们所能感受的一角人生，也因为他的歌唱总是通过他的脉脉滚动的情愫，他的言语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所波动的他的情愫，唱出了被他的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的几幅面影。”胡风从语词的平易与情感的真挚两方面来推重《大堰河》，这在新诗发展虽近二十年形式和内容依然是困厄一般少壮诗人的魔难的三十年代中叶，已是颇高的评价，这对初入诗坛的艾青来说，是极大的鼓励。 然而，在一片褒誉声中，时任《现代》编辑的杜衡却认为“了解诗人艾青也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发现从乡村到都市的跳跃叙述中，有“两个”艾青，“一个是暴乱的革命者，一个是耽美的艺术家，他们原先是一对携手同行的朋友，因为他们是从同一个地方出发的，那就是对世界的仇恨和轻蔑；但是这一对朋友到底要成为互相不能谅解……”杜衡的“两个艾青”说，从生存论的立场上揭示了革命与审美之间的内在关联。两年后，在《论杜衡》一文中，艾青把杜衡对自己的批评斥之为“不可思议的理论”，“何等的混乱”。然而他在1941年写下的《强盗与诗人》一诗却印证了杜衡的论断：“但愿‘诗人’和‘强盗’是朋友/当我遗失了竹叶刀的时候/我要用这脱落了毛羽的鹅毛管/刺向旧世界丑恶的一切”。其中的“诗人”与“强盗”，“竹叶刀”与“鹅毛管”无疑是“革命者”与“艺术家”具化了的象征。事实上，1957年之后，不少论者批判艾青的“二重人格”论，仍未能超越杜衡的“两个艾青”说，只是“二重人格”论都带上了浓厚的政治价值色彩，而不再是理解诗人之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理论切入点了。这是后话。围绕着《大堰河》发生的这场争论很快就平息了，不过胡风和杜衡的评论，基本上为后来的“艾青研究”定了调子。 1937年7月6日，艾青在沪杭路车厢里写下了《复活的土地》，预言伟大的抗日战争即将来临，“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艾青以纯净而庄重的语言，将受尽凌辱的中华民族正在觉醒奋起的姿态和精神如铭刻碑文般的简洁而深刻的勾勒了出来。次日，抗战爆发，为国势所迫，艾青与同时代的大多知识分子一样，过着漂泊无定的流亡生活。从杭州北上武汉，西去临汾，继而退向衡山，一路颠沛流离，沿途随处可见残疾的伤兵、哀号的乞丐、蓬头垢面的洗衣妇，以及流离失所、惶恐不安的难民，让艾青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身的感受。抗战伊始，艾青是“最快的唱出了战歌的诗人之一”，是年耳闻目睹着房屋被焚，平民惨遭杀戮的悲苦，使艾青在悲愤之余陡生悲凉之感，在极其沉痛、复杂的情绪中，他写出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以下简称《雪》）。广袤土地上，亿万的生灵，他们有农夫、“我”、少妇，还有年老的母亲，“拥挤在/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饥馑的大地/伸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透过诗中充满具象的描写，很多人被全诗浸透着忧患得令人愤发的情感深深打动了，尤其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两句诗饱含着时代感的悲凉雄壮的浑然气韵，它的反复回荡宛如深隽的钟声激越着众人。《雪》一诗在《七月》上刊登后，在当年的中国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歌颂抗战的诗歌，多半高亢而空洞，“革命”与“艺术”的矛盾曾让不少诗人头疼，《雪》却是艺术生命形态的生成与创造，它将语言与内在生命情感紧密结合，富有弹性和张力，诗中“戴着皮帽”、“赶着马车”却不知“要到哪儿去”的农夫，以及那个“蓬发垢面”、“垂着头”的少妇的人物哀情的抒发与“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而且/中国的路/是如此地崎岖/是如此地泥泞呀”的忧世伤国之情，以回环悠长的韵律和悲哀的格调完整、和谐地呈现出来。 1938年1月，艾青从武汉前往战火日渐逼近的黄河岸边，第一次踏上北方的土地。陇海道上所见的某个乞丐、田野里弯腰耕作的农妇、羊肠小道上推着手推车艰难攀行的农夫、渡口上湍急的河流与默默等船的人们等，这些“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穿过寒冷与静寂”与艾青心灵的痛楚遥相感应，他创作了《补衣妇》、《北方》、《乞丐》、《手推车》等一系列“北方”题材的诗歌。在潼关，艾青写到“北方是悲哀的。/从塞外吹来的/沙漠风，/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绿色/与时日的光辉/——一片暗淡的灰黄/蒙上一层揭不开的沙雾；/那天边疾奔而至的呼啸/带来了恐惧/疯狂地/扫荡过大地……”“悲哀”与“北方”两个平凡的词语命运般地关联在一起，便有了极深的寓意，它不仅指北方荒凉的自然景象，更成为一声深情的呼唤，有着历史可感的深度。在“北方”的系列诗作中，艾青“以毫无遮蔽的情感激起了愉悦”，更让读者感受到民族深远的苦难与土地的苍茫所带来的灵魂惊醒的沉重感。 从《复活的土地》到“北方”题材的诗作，艾青创作的一系列苦难时代的传世之作，把身处乱世的破碎心境，以及忧世伤国的离乱之感深刻地传递出来。这些诗歌着意关照了那些“旧世界正直而不幸的；坚强不屈而被砍倒者；满怀悲愤而被禁锢者”，或者悲壮，成为时代的讴歌；或者深邃，成为灵魂的震颤。艾青的诗作为当时苦难与屈辱中的中国画了像，把民众郁结在心里的情绪强烈地宣泄出来，很多人被它们悲愤、忧郁和深沉的格调所深深打动。 同年4月,艾青从战火蔓延的北方回到武汉不久,以激越而丰厚的情感创作了长诗《向太阳》，这首诗以其对人生和艺术不断探求的精神，以及它达到的宽广的审美境界，而广受赞誉。《向太阳》把个人的忧伤和痛苦，与危难重重的民族血肉相连，诗人长期郁结于心的情感——奔波的疲累，痛苦的回忆，以及在受难中执着不渝的追求等喷发出来。为了迎接日出，他忍着伤痛投入战斗，流着热泪赞美日出，即使今日读来，亦能领悟到历史的现存性和深刻的人生启示。11月，艾青写下了著名短诗《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发自灵魂的真音，撼动了无数人的心。艾青的根始终深深地植在土地上，对土地充满了真挚、深沉和固执的爱。 1938年底，艾青移居桂林，主编《广西日报》“南方”副刊，迎来了他又一次的创作高峰期。艾青强烈的写作欲望与当时国家的局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流亡途中遇见的那些可爱的士兵，他一直难以忘怀，且充满了同情，由此联想到那些激烈战斗中远离故土，生死莫测的普通士兵，不免牵挂在心。他写到：“不止一次了，我体验到这些穿着草黄色的脏制服的命运，他们每日以最粗糙的草秣饲养了自己，而又以一个生命所可能贡献出的血液，毫无悔恨地，去染红了无边的暴怒了的土地——他们终于被杀戮了，才又抬回到遥远的地方来。” 他相关的著述中反复出现“遥远”、“落难”、“孤独”等字眼，征战异乡的士兵、远离热土的坠马，都让人感受到诗人忧郁的深切目光。值得注意的是，艾青一直关注士兵作为生命个体的意义与价值，而非只是从属于战争这一庞大机器的细微零部件，这在1939年创作的《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等诗歌中都反映出来。正如程光炜所分析的，在诸多的与抗战有关的文学作品中，艾青的诗歌为什么独具魅力，不因其革命的题材而减色，也不因其贴近“现实”而削弱艺术价值，他诗学中的“生命观”作为他诗作中的一个重要的“诗眼”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艾青眼里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惊天动地的战争，个人的荣辱得失，无不在生命的过程中得到检验，被认证是否有意义。 在长诗《他死在第二次中》，他描述了一个一度负重伤、最终还是战死的士兵的形象，在对士兵死亡问题的思索中，他发现更深层的人生不可把握的问题：“但今天，他必须在田野上/就算最后一次也罢/找寻那向他召唤的东西/那东西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他揭示了一个普通士兵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伤兵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躺着，心中怀念着战场/比怀念自己生长的村庄更亲切”；另一方面，他又看出了伤兵对残废之躯普遍的焦虑，“他看见，一个残废了的兵士/他的心突然被一种感觉所惊醒”，因此一种强烈的自虐情绪幽暗而生，“让我们在战争中愉快地死去/却不要让我们只剩了一条腿回来/哭泣在众人的面前/伸着污秽的饥饿的手/求乞同情的施舍啊！”士兵一闪而过想到伤残后的凄凉景象，光荣竟像一张薄薄的纸，一戳就破了。艾青这种“透过一层”对士兵内心活动的观察，以及关于生与死的意识活动，显然与当时单纯表现中国军人奋勇杀敌、无惧死亡的众多战地通讯、短诗、散文是不协调的，尤其是在诗的末尾，他写到“在那夹着春草的泥土/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他所遗留给世界的/是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在那些土堆上/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即使标出了/又有什么用呢？”对士兵战死之后的描写，透出一种悲观的色彩。这在极为浓厚的“抗战高于一切”的时代空气里，是颇为令人触目惊心，因而遭到严厉的批评。有论者认为，《他死在第二次》的“他”没有一点真实士兵的痕迹，“‘他’在实质上是一个诗化了的知识分子的情歌与生命的化身。”这种依据当时流行的文学观来要求作者以及他的创作的批评，恰恰是艾青所探索的战争背景下人的生命观，以及个人在其中种种负责的表现。为此，他撰文解释道，“《他死在第二次》是为‘拿过锄头’的、爱土地而又不得不离开土地去当兵的人，英勇地的、战斗了又默默地牺牲了的人所引起的忧伤。这忧伤是我向战争所提出的，要求答复与保证的疑问。”并认为“能以真实的眼凝视着广大的土地”，“这是比什么都更严重而又比什么都更迫切的”。诗人穆旦亦对《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一个土地的爱好者，诗人艾青所着意的，全是茁生于我们本土上的一切呻吟，痛苦，斗争，和希望。他的笔触范围很大，然而在他的任何一种生活的刻画里，我们都可以唤到同一‘土地的气息’。这一种气息正散发着香和温暖在他的每篇诗里。从这种气息当中我们可以毫不错误地认出来，这些诗行正是我们本土上的，而没有一个新诗人是比诗人艾青更‘中国的’了。”他认为，从质上看，在抗战以来新兴的诗坛上，这是“珍贵的收获”。亦如端木蕻良撰文指出的“看惯了枯燥的狂嚣的人，以为他的调子过于沉寂。但是获得了艺术而且到达了战斗的目的，却成了艾青的特权之一。” 在国势危殆之日，一部分诗人特别置重内容，他们的着眼主旨为以流泻的情感宣传“救亡图存”，言语或猥杂生硬，或直白呆板，缺乏艺术真诚，流于庸俗。应时之作是一种戟刺，却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优秀的作品产生于灵魂的平静，而不是一时的激昂。艾青的诗作属意杂在社会的色相，观感人性的无常，他强调诗的灵魂的充实和内在的真实。“不要把宣传单纯理解为那些情感之浮泛的刺激，或是政治概念之普遍的灌输；艺术的宣传作用比这些更深刻，更自然，更永久而又难于消泯，如果说一种哲学精神的刺激能从理智去变更人们的世界观，则艺术却能更具体地改变人们对于他们所生活、所呼吸的世界一切事物之憎与爱的感情。”正因如此，艾青三十年代的诗作合乎胡适所推崇的“言近而旨远”，大都是深致，是含蓄，不是流放，更不是一泻无余。艾青自己说，他写诗，就是“为了发掘人类的不幸，为了警醒人类的良心。”这大约是他诗歌追求的真正目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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