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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茶馆》自问世，就成为中国话剧的标高，正如曹禺晚年评价说：“《茶馆》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时至今日，《茶馆》的生命力依然强劲，仍然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经典之作。作为全面体现民族风格的作品典范，话剧《茶馆》的艺术贡献是多方面的，直到当下，依然可以当作我们吸引外来文化，滋补和茁壮本土传统的范本。有关《茶馆》的话剧民族化贡献，抑或对于民族风格的浓郁绽放，已经有过许多的探求与品析。诸如借鉴中国传统曲艺的结构和表演技法，呈现京味京腔的原生态，以及叙事中采取国画的大写意手法等等，不一而足。老舍曾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是洞悉了茶馆里所表现和潜在的生活情状。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部活话剧。”是的，现实生活中的茶馆与舞台之上的话剧有着太多的形似与神似。这正是《茶馆》最具艺术魅力之处，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最有力佐证。从茶馆到《茶馆》，老舍以茶馆这极具本土生活底蕴和文化特质的现实生活载体，将西方话剧完全内化，完美实现了话剧民族化的华丽转身。 老舍扎实的生活体验，无疑让他体悟到了茶馆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生活空间的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在这个极为有限的空间里，展示的是一个小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在流动，人们的情感、性格和命运在这里交织，活灵活现地上演着人生故事。在茶馆里，人们的行为降到了最低限度，而语言达到了最大化。茶馆的外部结构和内里的流动，应合了话剧的基本元素和结构范式。在某种程度上，茶馆本身就是一个舞台，每天都在上演没有剧本、没有导演的话剧，其中的每个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而当我们站在窗外张望茶馆里的一切时，那其实就是观看话剧。与其说老舍借助话剧这一艺术形式来进行创作，还不如说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西方话剧的中国形态。从茶馆到《茶馆》，显现了老舍过人的生活发现力和艺术创造力。 无论是茶馆还是《茶馆》，其布局和道具虽然很简单，除了那些形态、表情各异的茶客，也就是几张桌子几张板凳几只鸟笼之类的。现实中的茶馆场景，比许多舞台更为简洁，甚至有些抽象的感觉。但这当是对于生活的真实还原，因而十分的具像。这样的具像更似一副骨架，支撑起人物活动的空间，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人物话语和行为的意象化以及生存状态的写意性叙事。此前有评者认为，《茶馆》中没有规则化的故事叙述，取而代之的散点透视，是老舍受益于西方现代话剧的浸染。其实不然。老舍的创作要点并不在话剧，而在以现实的茶馆为叙事场域，实现他“葬送三个时代”的创作理想。西方话剧的范式被他巧妙地以茶馆这一生活真实置换，并将生命中的文化精神和叙事伦理付诸于《茶馆》中。可以说，《茶馆》只是在所谓的体裁形式上是西方的话剧，其里都是本土的，东方的，是老舍个体生命体验和对于世界认知的个性化书写。在茶馆里，他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对于生活的熟稔，提升了他的艺术审美。老舍在谈《茶馆》的时候说过：“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像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因为这份对生活的真切体察，《茶馆》中的众多人物，即使是出场时间很短，行为有写意色彩，但对于性格和性情的点化却是工笔式的，精到而鲜活。人物在茶馆里的具实与生活背景的虚化、行为的实在与对于人生的迷茫不解、人生中某一细节的密集展示与一生的大而化之，等等，这些既是对生活的艺术提炼，也显现了人生的种种哲理。写意与工笔，是茶馆的本真形态，也是《茶馆》重要的审美意味。 将西方话剧模式以茶馆进行巧妙转换，实现的只是外部架构的搭建，老舍的用意不仅在于此，他看重的是茶馆之于现实生活的重要性、普遍性和实在性。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 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这一段文字中隐藏了老舍选取茶馆为艺术场景的终极目的，这就是心怀平民化精神，以小人物的命运折射社会的大变革，以日常生活的片断辉映社会进程的重要关节。对于北京人，茶馆是随处可见的，参与了日常生活，各色人等都可以自在出入。与此同时，大众化的茶馆，又是底层人群汇集的场所，虽说有个别的大人物偶尔会光顾，但基本上还是小人物的聚焦地。有时，也是更小人物与权贵间的连接纽带。但不管怎么说，茶馆实质上就是平民化的代名词，是市井生活的重要舞台与去处。应该说，将全部的目光聚焦于小人物，纯粹照亮日常市井生活的角落，这样的话剧作品题材，本身就是稀有的。我们无法弄清老舍是为表现小人物而想到茶馆，还是因为从现实生活中的茶馆抽身而出，意欲将茶馆里的小人物化作鲜活的艺术形象。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老舍深知小人物酸甜苦辣，融于生命中的悲悯挥之不去。他的目光在小人物身上缠绕，他的心牵挂着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他的创作一直关注着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行走。从这一意义上说，老舍只是借助了西方话剧这一模式，以中国特有的材质与思维，烹调了中国式的艺术套餐。 如前所述，茶馆是中国式的，《茶馆》是中国式的。老舍的创作是对现实生活的本真还原与艺术提炼，一切都是在尊重生活的前提之下去洞察生活细枝末节之中的意蕴。当我们以此思路再次进入《茶馆》，我们会很轻易而兴奋地发现，《茶馆》的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可谓是登峰造极。对于人物的命运，老舍滤去了那些生活的常态化，只撷取最为关键的节点加以呈现。这个节点是人物命运的转折点或命运波折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这本身就符合生活的规律，也是茶馆里最为常见的画面。人们会将最为精彩抑或最为重要的生活点，以最为简洁的话语表达出来。这是叙述者的兴趣点和能力所在，也把叙述对象的命运与性格，在最小的单位时间内淋漓尽致。如此一来，叙述的表层常常是间断的，跳跃的，不连贯的。而这也正是《茶馆》最为显著的叙事手法。这样的手法，是大写意式的，更是国画中的留白，看到的只是一朵浪花，其余的都在水下。不叙述，但显示出强烈的艺术张力。这本身就是茶馆的原生态。 与此相似的是《茶馆》的语言艺术，尽现中国风范和汉语能量。老舍是个语言艺术大师，而这些除去他的灵性与天赋，还有他对于日常生活的用心关注。《茶馆》里的人物语言，许多就是移植于茶馆，是对普通百姓的日常语言进行了地道的艺术化。说半句留半句，一语双关，喜欢谐音，这些都是民间生活化语言的灵动所在。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宋恩子要向王利发索取贿赂，他要求：“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他多少有些张不开口了，吴祥子马上替他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那点意思！”宋恩子正中下怀：“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我们也省事！”王利发抗不过他们，只好用小商人的算计法，叮问了一句：“那点意思得多少呢？”狡诈油滑的吴祥子一点儿不示弱：“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这里的“越改越良，冰凉！”“那点意思”之类的语言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遇。许多时候，寻常百姓动不动就能吐露出极富艺术特质和深刻哲理，而又极为日常化的语言。《茶馆》对于日常化语言的提纯与铺陈，与生活地气最大限度的对接，是近现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扛鼎之作。 因而，在我看来，《茶馆》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于本土文化营养的深度汲取，对于平民生活的亲和接近。《茶馆》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极大关注。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成为中国话剧艺术的杰出代表，走出国门，出访话剧故里，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这也验证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个性价值。而当我们循着之于日常生活中茶馆的审美叙事品读和研究《茶馆》，或许我们可以挖掘出其更多的艺术价值与成就，并给这当下的文化艺术创作带来更多的启示与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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