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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收拾书橱，一本书一本书挨着翻，潜意识里似乎企盼着能从中发现点儿什么——一张字条？一枚书签？抑或一个已经风干的树叶？总之这是最招人爱干的活儿，就像儿时翻检姥姥的针线笸箩，对一角花布头、一截红丝线、一枚锈着绿斑的铜顶针……都充满了搅动起岁月涟漪的期待。而天道酬勤，这一次竟翻出了一份夹在一本画册中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表》，那是《四世同堂》手稿“申遗”的文件初稿打印文本，上面有舒乙先生修改的笔迹。它是原始的，也是惟一的，因其电子版早已说不清什么时候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的哪一台电脑哪一块移动硬盘哪一次拷贝、删除或格式化时的错误操作中遭遇灭顶之灾而荡然无存。事先怎么就没有为它、也为与它一起灭失的其他资料多留一件纸质备份呢？我自责，曾经痛心疾首。好在时间已经带它走出很远，让人虽未忘记，却也轻易不会再想起。谁知它竟突然从天而降，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失而复得之幸，其乐何如？看着“表”后的落款日期——2001年9月3日，想着在它与我之间已经横亘了11个春秋，而《四世同堂》手稿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也已整整10年，不仅思绪翻飞，启开了尘封岁月。 那时文学馆刚由京西万寿寺搬到朝阳新址不久，一切都还透着一股“新”劲儿——庭院新，楼宇新，展厅新，库房新，桌椅板凳、电脑电话……一码全新，就连我这个“征集室档案组组长”和我惟一的组员杜士玮也都是“新”的——小杜是1999年7月大学毕业刚分到文学馆，我是1999年9月结束了“老作家助手”工作才调到文学馆。对于档案管理来说，我们都是初次上岗的新兵——或许也惟其如此，我们都干劲十足，工作热情饱满而高涨。小杜乍看文文静静不急不躁，干起活来却眼到手到十分迅捷泼辣。一进库房，她就把飘飘洒洒的长发一抓一拧一绕盘在脑后，看起来清清爽爽利利索索。她装档案盒，我为档案盒填书标贴书标，另有一个临时工小叶负责把档案盒搬运上架。档案盒的硬边在小杜的手上剐出了许多血色印痕，每次小憩，她都要蜷起手指放在嘴边唏唏嘘嘘地吹着缓解疼痛，可是一开干呢，却又全然不顾了。正是这种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让我们三个人仅用了4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就把满满当当塞在N个绿色铁皮箱里的近2万件手稿整理出来，赶在2000年5月23日新馆开馆前完成了手稿库的“基本建设”。 可惜“新劲”很快过去了，“心劲”也随之消沉——因为越来越感觉文物保管工作远没有领导对我们宣讲的那样重要乃至神圣，它其实是一个早被前台遗忘的幕后角落，一天到晚看着库房或者说是被库房看着。别人去征集，我们守着库房；别人去巡展，我们守着库房；别人去学习、去考察，我们守着库房……别人能“弹性”出勤，我们却必须天天到岗，等待着那一两个月也不一定能光顾一次的“读者”。我们只能给别人“提用”藏品，自己却无权使用那些资料。我们的工作无法量化，所以按超额数量发放的年终奖金便注定与我们无缘……日复一日咀嚼着如此这般诸多不平，不知不觉间就一步步认同了彼此间互称“裤头儿”（库头儿）的自谑。工作中所有的兴趣与乐趣日渐消失，似乎只剩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无聊且无奈中耗费生命了。 正是在这种情绪氛围中，一项任务突如其来——征集室主任刘屏代时任馆长的舒乙先生发出指令，让尽快写一份材料，送《正红旗下》手稿应征“申遗工程”。 记得当时我曾慵慵懒懒地推拒了一番，还说了一大堆该说的和不该说的牢骚话，例如“只会看库房从来不解‘申遗’为何物”、“‘工程者高楼大厦桥梁铁路一类宏大事物也’非我这个‘库头’角色所能担当”云云。但最后终于还是接受了，因为得知这事情“已经有人做过”又让我做不过是想“再试试”。我以为既是“试试”就没有要求一定成功所以就没有压力，况且前车既覆后车再翻一回又有何妨？更别说这工作从来没做过所以不会做因而充满了新奇与挑战的诱惑，万一……那么……被这些说得出口和说不出口的私心杂念驱动着，后来的好一阵子忙活也便顺理成章。材料写罢上交后即如石沉大海，时间一长便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不想《四世同堂》的“申遗”材料上竟还提到了它，那是正文后附带着写下的几句话： “舒馆长：《正红旗下》文献遗产的申报材料送至国家档案局之后，有关人员打来电话，让把《四世同堂》也拟一份申报材料送上去，说争取同时把两份都批下来。现将《四世同堂》的申报材料大致搞成上述模样，请审阅。不妥之处，请教正，我再改。有空白处，请说明该如何填写。按国家档案局要求，最好节前能送上去，故请拨冗尽快一阅为盼。” 从该“附言”看，《正红旗下》的“申遗”材料一定是写“达标”了，最起码也顺利通过了舒乙先生的审读，否则不会报送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大概也很能看得过眼，不然不会什么意见也没提就让再搞第二份；我个人呢，肯定自我感觉良好，要不接踵而至的《四世同堂》“申遗”材料不会先写了再说仿佛一点儿也不担心会做无用功会费力不讨好。奇怪的是我拿这项干得还不赖的工作好像挺不当回事，因为依稀的印象中一直是《四世同堂》“申遗”在先而《正红旗下》在后，后者不过是前者“得陇”之后的“望蜀”而已。这种顺序的错位，估计与两件事情的不同结果大有关系。记忆的“势力性”选择导致其自身的不可靠，由此可见一斑矣！ 失而复得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表》不同于一般报表，区别在于它没有“表格”之“格”，只有“1”、“2”、“3”……“1·1”、“1·2”、“1·3”……“1·1·1”、“1·1·2”、“1·1·3”……等按级差叠套着自上而下排列的一大堆条目，其中最重要因而最需要多下笔墨处当数第“1·5”条即“文献遗产价值评估”。这个条目下辖6个子条目，依次分别是：文献时代背景、文献题材、文献主题、文献形式风格、文献艺术成就、文献稀有性等等。感谢那些长期致力于老舍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上述问题基本上都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答案。我要做的就是博采众家之长予以归纳总结提炼，然后从档案鉴定的角度改用大量说明性语言另行表述即可。 说来真是惭愧，白守了手稿库房那么长时间，居然从来没有机缘或曰没有心思认认真真地去欣赏去品鉴过历史给予我们的丰厚馈赠之一——《四世同堂》手稿。 那是老舍先生的真迹，用毛笔恭楷竖行书写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生产的土纸上。上卷《惶惑》34章，中卷《偷生》33章，两卷共计1700页约67万余字，竟能如江河直泻浩浩荡荡直下千里一气呵成。其间偶有修改处，则必用墨笔将要删除的内容涂成很规整的方形或矩形；若需添加字词，也必是写得清清楚楚并做出明显标示。最后的页码编排和装订成册，也都是老舍先生亲力亲为。且不谈《四世同堂》在选题与立意方面占据的高度，也不谈其在文化批判方面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仅是这些属于手稿形式层面的直观性信息，就足以让人高山仰止崇敬之至。须知，《四世同堂》开笔时间是1944年初。老舍先生说过，那一年“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但他却硬是写了，而且写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那么泰然自若！一部小说，在国内没写完，还要带到国外去写——在重庆开头，在纽约结束，旷世才华作七彩长虹飞架大洋两岸。只可惜其下卷《饥荒》已在“文革”中损毁，现有的上、中两卷，是保管者几乎以生命为代价才得以留存下来。看着那数万千者如一自始至终横平竖直勾划了了的文字阵势，就仿佛看见执笔者的心血在怎样一滴一滴沥出来；就知道真正的文学极品，必定是从作家骨肉中煎熬出来的人生精华！深思熟虑而后成竹在胸，下笔珍重一丝不苟，对人负责对己负责对文学负责对社会负责，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作风，或许正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诀窍”之一吧？ “申遗”材料初稿打印文本报送舒乙馆长后，他用钢笔作了几处修改：一是在相关空白处填写了数据，二是在“1·1·5”条即“文献艺术成就”后添加了如下内容：“（《四世同堂》）2000年进入‘百年百部’丛书，成为中国新文学百年来最好的一百部作品之一。已翻译成英、法、日、德等文种；已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和其他剧种演出。”打印文本中“2·2”条谈文献的“保管状况评价”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之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借住万寿寺。数百年老房，阴暗潮湿且十分窄仄，《四世同堂》手稿只能同其他手稿一起塞进铁皮档案柜中。因纸质太差，难以抵制温、湿度不适造成的伤害，招致部分损毁。” 舒乙先生将最后六个字删除，在“伤害”二字后划上了句号。 一年后。2002年9月的一天，舒乙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由国家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一册已正式出版，“内收34件古典文献、9件现代文献、５件当代文献，《四世同堂》手稿以惟一的文学类手稿入选其中。”听得出来，他很高兴。“这可是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确定的。”他特别强调说明，“评审委员们都是国内文献、档案、古籍、史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然后，他让我到国家档案局取回了两套书，一套交由他个人收藏，一套送进了本馆的图书大库。 在图书大库办完编目入藏手续之后，我把书又借了出来，从头至尾——包括前言和后记——认认真真看了一遍，知道《四世同堂》手稿排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所录48件套文物的第44号位置上。在它的前面，有记载两千年前经济社会生活的《尹湾汉简》，有13世纪西藏归入中国版图的原始证据《元代档案》，有一千二百年前的藏医宝典，有八百年前的西夏文佛经，有独特的贵州水书和纳西东巴古籍，有蒙古族吐尔扈部万里东归的记载，有明朝的“铁券”，有清代的金榜，有“京张铁路撮影”（“撮影”即缩影——笔者注），有黄河第一桥——兰州黄河铁桥的施工图纸，有堪称世界宗谱之最的清代《玉牒》，有江南机器制造局、大生纱厂、汉冶萍公司等民族工业的早期文字遗存，有革命党人的书信，有保路运动、护国运动的文件……在它的后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政府公告，有孙中山致犬养斋的手札，有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稿，还有已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有关17世纪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的“清代内阁秘本档”。书中《四世同堂》手稿的图片从构图到用光都颇见功夫，那是本馆摄影家王小雄的杰作——记得是一个丽日蓝天的上午，九、十点钟的温柔阳光下，我们把手稿抱到文学馆A座楼顶，摆放在紫红色的天鹅绒布上…… 《四世同堂》手稿的“申遗”成功，据说能让文学馆得到二、三十万元的档案遗产抢救保护项目款。这笔钱后来是否到位我不知道，但我因之拿了一笔小钱倒是真的——2002年年终工作总结时，馆长给我颁发了300元“特殊贡献奖”。高兴之余，又颇为于心不安，因为心里非常明白：《四世同堂》手稿被确认为“国宝”，那是它自身的价值所决定。不论由谁承办“申遗”，其结果终归都是一样的。我能有幸参与，实乃上天福泽，它带给我的是远远超出期待的时来运转——差不多与“特殊贡献奖”同时，我拿到了正高职称“研究馆员”证书；两个月后，又得到了“文学馆征集室副主任”任命。因为任命，我有了自由进出库房的权利； 因为证书，我有了提用馆藏珍品的资格。这二者又合力为我开辟了一条走近文学大师们的绿色通道，让我得以看明白我所守望的是一座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宝库，从而日渐陶醉于对文学档案故纸堆的整理与发掘，并从中找到了本职工作的价值与意义。而这一切，都从《四世同堂》手稿的“申遗”开始。当《四世同堂》手稿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十年时翻出这些说起这些，是想以我永志不忘的感激，向老舍先生及其不朽的《四世同堂》手稿，献上最诚挚最崇高的一份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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