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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 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 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 …… 老舍的《昔年》诗，形象地传达了自己一生的生存困境，散发出浓郁的悲剧意识。国败族衰父亡家贫，是老舍出生不久就面临的来自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的、个体家庭的多层面、多维度危机。这种危机和生存窘境伴随老舍的一生。 1840年，西方工业化国家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国大门，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开启。晚清以来政治危局、民族灾难进一步趋于加深。一次次的战争失败，不仅严重挫败了民族的自信心，丧失了对民族思想文化的优越感，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天文数字的赔款让晚清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据《剑桥晚清史》资料分析，“在1895至1911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和三笔借款共偿还本息476 ，982 ，000 两；后面三笔借款（一笔俄法借款、两笔英德借款）是给日本战争赔款才借入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晚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和外债最终还是转嫁到中国老百姓的头上，衰弱无能的晚清政府处于一种整体性的政治困境和经济崩溃的边缘。可以说，1900年的晚清政府造就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性贫穷——“穷人中国”。 1899年正处于一个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国家衰败、民族蒙羞的耻辱年代，这年老舍出生于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满族旗人家里，一个“穷人中国”的中国穷人。老舍父亲每月俸银2两，不足以维持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靠着老舍母亲打零工勉强度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也就是老舍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作为负责守卫皇城的护兵，在京城天安门守护战中阵亡。从生命最初开始 老舍就被扔进了一出大的民族历史悲剧之中。老舍的前半生基本上一直都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并为此而喘息 痛苦和哀叹。幼时孤儿寡母艰辛勤俭度日，在赊借中艰难维持。老舍参加工作以后收入菲薄，生活很清苦，收入的大部分用来孝敬母亲贴补家用。１９２９ 年回国后在山东教书到与成家生儿育女 老舍又跌入了紧张忙碌又拮据的生活的漩涡。教书备课之余老舍拼命写作，应酬约稿，贴补家用之需。老舍在自己的随记和散文中不止一次地痛感生活的清苦和压力，无奈而悲哀地称自己是“文牛”。 纵观老舍的一生，从“穷人中国”的末世国耻与经济窘境，到下层没落旗人的家境、孤儿寡母度日的艰辛窘迫、成人后一直拮据的生存状态，可以说，老舍一生都没有摆脱的穷人的生存困境，一生都处于贫穷的阴影之下。穷人境遇给老舍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抑，这使他格外关注社会不公并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凝结为一种深入灵魂深处的“穷人情结”。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几乎是出于本能的，从自己人生体验的深处 以一种格外严酷格外深刻的眼光 ，从生命的崇高，对生的欲望和本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义上，去认识贫穷、 描写贫穷、解析贫穷、抗争贫穷 ，书写了一个城市底层的“穷人”形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道的特的风景线。 老舍的穷人体验和“穷人情结”只所以能够转换为一种审美创作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背景，以文学的形式来呈现一个被城市巨大光环遮蔽的“穷人世界”，是因为老舍的满族民族文化、老北京的民俗文化、五四新文化和西方异域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 末世旗人的异化文化生态 国家的败落造就了一个集体性的“穷人中国”的同时，还带来一个民族的耻辱，由此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国家败落的影响最直接和最大的是满族旗人。 1、末世旗人的国民性弱点 满族历史悠久。入主中原之后，作为一个征服高等文化的民族，满清统治者非常注重学习汉族的文化礼仪。满族文化在迅速提高的同时，也把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礼仪与八旗内部本已存在的等级贵贱与繁文褥节结合起来，越演越烈。旗人重等级、讲派头，将做人等同于“做派”，越来越走向形式化、程式化。晚清时期，这种病态的繁文褥节依然是旗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老舍先生晚年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就生动描绘了这种病态的繁琐文化礼仪。 从1840年开始，伴随晚清政府军事上的失败，满族这个曾经武勇刚强、彪悍善战的民族最终由于自身的原因和时代的发展而衰败、落伍了，由昔日征战四方的武勇转变为安逸享乐的赢弱，从崇尚刚强雄壮转向柔弱优美，往日的辉煌暗淡为一抹微弱的夕照。老舍生下来就与旗人贫民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生活趣味的堕落、物质的窘困、精神上的赢弱深有感触。这些昔日强大帝国的后裔们，八旗制度与满、汉文化毒瘤的双重受害者，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仍抱着旧的思想、旧的生活趣味不放。他们不思进取，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整天昏昏噩噩，在极度困窘中仍怀抱着“贵族”的“旧梦”不放。老舍深刻体验到，满人由注重等级、礼仪而发展出的重“派头”、穷要面子的弱点和八旗制度造成的不事生产，注重玩乐、玩物丧志的自甘堕落的生活方式。这些“老中国儿女”“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在底层没落旗人身上更是鲜明而沉重地体现出民族与文化的双重悲剧。 《正红旗下》描写了底层穷人家里做“满月酒”时的礼数、“排场”。“满月酒”像一幅讽刺画，形象地揭露了满族旗人那繁文缉节的虚伪性。这种繁文褥节，对阔人或许不失为填补精神空虚的“艺术享受”，而对挣扎于贫困线的穷苦旗人而言，这种死要面子的礼仪风俗则不啻是一条可怕的绳索。老舍对八旗子弟终日无所事事、不劳而获、追求享乐生活无聊，最终堕落、沉沦，饱含痛心与愤懑的激情，生发出的锥心的痛楚和无可奈何的深痛喟息：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 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 在这种锥心的痛楚和无可奈何的深痛喟息声中，老舍的内心深处已经凝结着一个民族近300年荣辱兴衰的历史全部体验和对这个民族国民性弱点的清醒自省。 2、异化的“艺术化、趣味化生活”，给予老舍文化滋养 在300年间满族与汉族文化融合过程中，满族在汲取汉族高度文明的优质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渐渐在安逸和平生活中，尤其是在八旗制度对人的异化之下，八旗子弟的“聪明、能力，细心”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上至满州王公贵族下到没落旗人，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期，不是痛定思痛、愤而崛起，而是选择了麻痹和逃避，遗弃了对国家、民族的职责，个人生命的多元维度和多重意义异化为单一的趣味化、艺术化存在。正所谓他们的“文化”提高了，却失落了以往的武勇。 国家不幸诗人幸。对于一个作家的精神成长而言，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却是难得的文化土壤。老舍在童年时期就是沉浸在这样一种讲究趣味、乐子、艺术的“文化”氛围之中，培育出了极为难得的艺术感知力，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丰沛的艺术滋养。 因此在老舍的作品中，他对这些老北京没落贵族，尤其是没落底层旗人的精神状况与思想趣味进行细致的描绘，以批判、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优雅的废物”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审视揭露。《老张的哲学》，嬉笑怒骂，勾勒出了北京城中小市民生动的人生图像，从一开始就对国民性和民族性有着深刻的反思，如对穷讲究的“面子”问题剖析，这似乎是作家天生的秉赋和思想的本质。而通过作品的行文和人物的活动，总能够感觉到一些旗人所特有的文化品质和人生细节，这显然是由于作家是从本民族出发，在这个基点上展开自己对国家、民族的感情。 《二马》中，老舍通过父子两代人形象描绘，展开国民性反思，尤其是对自己民族的反思。所以老舍的话，即使今天听来，也是那么的振聋发聩：“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地呜呼哀哉了!”在这里老舍已经举起了精神启蒙的旗帜，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当时文学革命运动的始作俑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独特的经历和体会，或许更能够让他对国家和民族展开更为沉重、更有深度的思考。 1936年的《骆驼祥子》，标志着老舍创作生涯的高峰。老舍塑造了一个车夫——骆驼祥子这样一个鲜明生动的社会底层人物形象。老舍创作这样的作品，显然不单单是要批判个人主义，而是有着深沉的民族悲剧感在里头的。祥子的堕落隐含着八旗子弟的异化的人生困境，以及老舍本人对满族民族悲剧的深刻感知。 正如趣味化、艺术化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双刃意义一样，满族作家老舍，在受到这样一个营养丰富的文化土壤滋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沾染这个高度敏感的艺术化民族的思想疾病——深入灵魂深处的悲观。 二、老北京的传统中国文化风俗 从文学空间视域考察，出身于北京是老舍进行文学创作、培养艺术感知力的一个重要文化维度。北京给予了老舍一个极具历史长度和文化容量的文化空间，也是老舍一生审美想象的精神家园所在。 北京城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老舍是当之无愧的模范北京市民。他固然因北京而完成了自己，却同时使北京得以借他的眼睛审视它自身，认识自身的魅力——是这样禀赋优异的北京人!因而他属于北京，北京也属于他……老舍是使‘京味儿’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从这里不难看出，老舍的作品中所蕴含和表示出来的，除了民族身份和旗人心理，展现更多的是悠久历史和文化空间的北京，是饱蕴“京味儿”的乡土中国文化的一支流脉——京派文化。 具有800多年的悠久建都历史的北京，明清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旗人入关定都北京以来，几百年来旗人对北京文化的改造，以及和汉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互动影响，就形成了独特的老北京文化。这个文化特色显现出几千年传统中国文化特色，也体现出旗人自身文化特征，中庸、平和的底子里，外嵌快乐与悲哀、爽朗与矜持的双重花边。在表面形式上，这些北京人永远都是快乐的，永远都能够给自己找乐子，但是从内里本质上来讲，他们又是高傲的、矜持的。而到了晚清末年，这种本质上的高傲，又被无可奈何、无可摆脱的悲剧感所替代。特定历史时期的悲剧和旗人自身民族悲剧的双重打击，让这些最能够苦中作乐的人，在平和持中的生活中不是流露出了内心的苦涩，在中和笑声和请安作揖中显现出深深浅浅的哀愁。 晚清末年、民国初期的老北京所具有的这种多重文化意味，在老舍的童年心灵深处投下了巨大的影子，构成了老舍性格气质中的内核部分。老舍的气质秉性是这座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千年古都所赐予的，虽说老舍的文化心理结构由中西文化交汇而成，但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京味儿”代表的北京文化在此结构中居于最核心的位置。老舍是“中庸”的，“仁爱”、“尚柔”的，所以他不可能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那样以决然的姿态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整个中国传统文明进行彻底性否定和批判。即使老舍在一些批判国民性的文学作品中，他的批判也是“中庸式”的，是面带温情的，有所保留的。老北京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烙印般深深地印在老舍的灵魂深处，老舍又把这刻骨铭心的老北京文化去建构他的艺术形象，所以老舍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了多重的历史、文化、生命、情感维度，以至于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时空的限制，鲜活地走进当代感动新世纪的读者。 “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吃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泼泼的鱼儿。”老舍的小说创作，非常善于运用他与老北京的“血缘”关系。老舍非常喜欢而且擅长写民风民俗。虽然游历过不少西方强国，老舍始终对北京的自然风光、人情世态、风俗礼仪情有独钟。 老舍《四世同堂》中作者对老北京自然风物和民俗风情的描写，可见老舍对老北京文化的体验之深、情感之浓。老舍在这部长篇巨著中，一方面挖掘出了平民百姓沦陷生活的凄苦惶惑和挣扎反抗，另一方面也给读者展现了一幅超大规模的关于老北京民俗文化的艺术画卷，因此著名学者赵园先生称之为“北京史诗”。按照赵园先生的归纳，“京味儿小说”流派体现的风格大体如下：理想态度和文化展示；自主选择，自足心态；审美追求；极端注重笔墨情趣；非激情状态；介于雅俗之间的平民趣味；幽默感。归纳的非常详尽，也非常典型。而老舍，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中写作出的小说，自然统统都有着鲜明的“京味儿”， 即通过对老北京自然风物、民俗风情和人物形象的心理、作风作派的描写，在作品中鲜活地呈现出一个具有传统中国文化特征的老北京与老北京人。 北京之于老舍，老舍之于北京有着有种互文关系。仔细品鉴老舍所有的作品，读者就会发现，老舍的艺术精品力作几乎都是写老北京的。一旦涉及到老北京的那些人和事，老舍的文学艺术想象力和审美趣味就马上被全副调动起来，《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无不形神兼备，人物形象眉飞色舞，堪称经典。 三、 老舍的“苦汁子”生命体验 舒乙先生曾经写了一篇题为《理解老舍先生其人其文的五把钥匙》，在文中他用五句话来概括父亲的特质，其中第二句是“他是满族人，”第三句是“他是穷人”；这种穷人和满族末世人的双重身份就形成了老舍特殊的成长环境，使他从小就懂得了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艰辛，加深了老舍与底层市民的情感联系。即使老舍成人后做了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贫困的影子并没有消失，而是一支跟着他。在抗战爆发之后的40年代 ，老舍别妻离子孤身一人南下，在重庆过得是朝不保夕的生活，乃至于因营养不足而出现严重贫血的病症。老舍一生都没有割断与穷人的血脉联系，而且已自己的“头朝下”穷人生活经验、包蕴“苦汁子”生命体验和解不开的“穷人情结”进行底层叙述，成为穷人的代言人，为他们的悲惨遭遇而抗争、呐喊、呼号。 已是“残灯末庙”的满清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下层旗人的生活景况更加凄惨，老舍一家五口就靠每个月领来的三两晌银和一些老米度日，而就是这点微薄的钱粮到他们手上也是所剩无几，其生活甚至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我们穷骑兵们，虽然好歹的还有点铁杆庄稼，可是已经觉得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多亏母亲会勤俭持家，这点收入才将将使我们不至于沦为乞丐。” 穷人的孩子没有上学的机会，大一点的都早早地投入到帮父母维持生计去了。老舍是幸运的。到了上学的年龄，在世交好友刘寿绵大叔（即后来出家的宗月大师）的帮助下，老舍有幸进了学校。老舍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学习更加刻苦，成绩极为优秀。小学毕业后，到当时免学费的北京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此时的旗人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京城里的满族旗人甚至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旗籍。象老舍这种出身于底层旗人家族的同胞们地位更加卑微，生活更加艰苦。老舍在学校里结交的好朋友大都是旗人后代，如罗常培、白涤州、董鲁安等人。这种情形体现了老舍作为满族末世人一种本能的心理认同。同时，敏感而多思的老舍还亲眼目睹了他周围同胞们的悲惨现状，目睹了他们为了活命而四散开去，大批大批的流入到城市贫民的行列，他们有的当了巡警，有的做了木匠、裁缝、剃头匠、车夫，有的做了小商小贩，有的没有找到职业，只能四处流浪，敲着小鼓收废品、沿街捡破烂儿、行乞、卖卜，还有的当了妓女…… 这些人都是与老舍在情感上息息相关的满族同胞们，他们的悲剧故事和坎坷人生老舍是最熟悉不过了的。在他走上创作道路以后，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带进了创作中来，而且这种来自于穷人和满族末世人在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生存体验使得老舍倍加关注城市平民的命运遭际，在题材上他不会也不可能去选择他所不熟悉的诸如王侯将相、达官显贵。老舍选择了文学作为为穷哥们悲惨生活而呐喊、呼号、抗争的工具，以自己的满腹“苦汁子”的穷人体验和迸着“血和泪”的生之痛苦叙述一个没漠视、遮蔽和践踏的群体——底层穷人。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对底层穷人世界的书写与其他作家存在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因为他熟悉这个阶层，更重要的是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投入到这一生存的境遇之中，把自己与底层穷人融为一体，不是顾影自怜或者超然世外，也不是为了某种创作目的而去体验和熟悉生活。他能在一条“骨头全要支到皮外”的癫狗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这种“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更深化和丰富了老舍小说的平民情怀。正基于此，在他笔下的平民世界中，老舍怀着对穷人和满族末世人的深切体会和血肉相铸的情感态度不仅描摹了骆驼祥子、小福子、月牙儿等栩栩如生的下层民众形象，并使其成为现代文学画廊中的典型代表。 老舍成功的底层叙述源于自我认定为穷人，并出于本能地从最基本的求生欲望中去认识穷困，去揭示生命的意义与社会的不公，这与老舍一己生命对痛苦原生态的体验有关。在文学创作的审美想象中，这种穷人生活经历和苦汁子的生命体验，在作品的形象和文学环境的营造中转换为一种原型范式的“穷人情结”，成为作者审美想象的思维和情感内核。 老舍正是从个体的底层苦难境遇连接到民族的、大众的苦难境遇，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贫穷苦难于一身承受体验，以“穷人情结”为核心创作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这些超越历史、空间和民族的优秀文学经典。 四、 老舍对五四新文化的暗合与疏离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老舍在私塾、小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教育。在文学方面，少年时期的老舍接受的是桐城派的文学风格熏陶。1919年的老舍毕业之后，因为成绩极为优秀，被委任为一所小学的校长。此时的老舍虽然已经开始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囿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意识和自身思想视野的局限，20岁的他在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吸引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保有好感的一面。1921年，老舍开始尝试创作新诗和白话文小说。1921年5月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她的失败》在《海外新声》杂志上发表。这标志着老舍在文学意识上已经汇入了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创作思潮之中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纷纷追求思想激进的文化潮流中，老舍却选择了一条迥异于他人的思想道路——基督教。1921年起老舍在北京基督教伦敦会缸瓦市福音堂的英文夜校学习并参加宗教服务。1922年老舍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同年，老舍来到南开中学担任过国文教员。在南开师生举行的“国庆”纪念会上，老舍做了背负“两个十字架”的演讲，显现了作为当时“五四”作家的共同特征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与鲁迅“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的牺牲精神有着惊人的一致。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给了老舍现代的眼光、现代的思想意识。老舍叙述自己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给孔圣人的木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来，每天上学下学都要向那牌位作揖。到了“五四”，孔圣人的地位大为动摇。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从而一下子就打乱了二千年来的老规矩！“我还是我，可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用“新眼睛”的老舍，从那种旧的传统生活准则中走出来，不再“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而是选择遗弃一种叛逆的、追寻自我价值意义的生活方式。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思想使老舍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后来的五四反帝国主义使老舍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成为老舍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这点基本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也就是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 这是五四运动之后，给予老舍深深地思想、文化与灵魂的震动与影响。但是，在五四运动的当时，老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使隔着一层的，老舍对五四运动的激进反传统的价值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并不是分认同的。因此，“‘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老舍在五四时期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点，在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以及这种文化所派生的国民性的开掘剖析中处于之中矛盾状态之中，因而使得老舍的创作着力思考和精心表现的几乎都是华夏民族在现代走向中如何进行主体建构问题，如何进行传统中国思想文化与现代文明文化进行对话与转换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五四新文化改变了老舍的心灵，并以一种更深远的方式在以后的时间段里影响着他。 五、 异域文化的“底层叙事” 2003年11月伦敦的荷兰公园圣詹姆斯花园31号，被英国遗产委员会正式镶上“名人故居”的圆形蓝牌特定标志。牌匾素雅醒目，最上面用小字写着“英国遗产”，正中是老舍中英文名字与生卒年份，下面用英文写着：中国作家在此居住，再下注明1925～1928，即老舍在此居住的年份。老舍是第一位居英住所被列为“名人故居”的中国作家。 老舍后来在《我的创作经验》说：“倘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了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呢？”“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而康拉德的“结构方法迷住了我”。可以说。伦敦之行，激活了他审美创作的强烈动机，促成了他心中的底层生命体验和“穷人情结”转化为审美想象的精神资源，更重要的是西方异域文化极大地开阔了老舍的思想文化视界，给予了他文学创作和审美想象的入门经验和思维训练。 老舍到英国之后，广泛地接触了欧洲文学，从古代的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喜剧、古罗马文学到文艺复兴、十七十八世纪至近代英法文学。在这浩瀚的欧洲文学长河中，老舍尤其欣赏近代小说的写实的态度与幽默诙谐的笔调，最喜欢的是狄更斯、康拉德、但丁等人的文学作品。在灿若星河的欧洲作家中，与老舍的脾胃和气质最接近的是狄更斯。 狄更斯的成长经历、审美气质与老舍自身的成长过程中的底层生命体验、包蕴“苦汁子”的情感世界一拍即合，因此，老舍对狄更斯的审美思维方式、文学创作主题从内心深处非常认同，所以极大影响了老舍的审美创作风格，并且调动了老舍进行文学创作的审美冲动狄更斯的小说不仅激起他最初的文学创作冲动，而且他作品中的幽默风格和人道主义思想，也得到了老舍的高度认同。老舍在学习、借鉴狄更斯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照搬狄更斯的人物塑造模式和故事结局方式，而是结合中国现实语境和自身生命体验，开创出一种属于老舍本人的美学气质和文学风格。 在老舍所熟悉的诸多外国作家中，狄更斯既是老舍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启蒙老师，又是老舍受益于终身的文学大师之一。此外，康拉德、但丁、福楼拜、莫泊桑等欧洲作家对老舍德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康拉德。康拉德在东西方文明交锋的冲突中所感到的个人孤独 、人类价值荒谬，他对祖国的怀念、对大海和原始自然的尊崇、对忠诚、正义、高尚的无比尊重，对于专制、阴谋和压迫的憎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老舍。老舍的小说和作品中正是通过生命的苦难和人性的被摧残、压抑、畸变来反衬对人的生命的珍重与热爱。在艺术手法方面，受巴尔扎克、福楼拜的影响的康拉德，其文学世界中现实与浪漫风格主题的接触，是一个充满矛盾、包蕴艺术张力的、充满对立因素的精神世界。老舍接受了康拉德深沉、孤独的悲剧的命运思想和矛盾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且转化到自己的文艺创作之中去。 至于但丁、福楼拜、莫泊桑等法国作家和小说悲剧风格的感染 则是使老舍从滑稽式的幽默向讽刺式的幽默转化，从人物塑造到语言风格上， 他对“招笑”的幽默有所控制，悲剧的成分被更多的注入了形象世界之中，通过荒诞、幽默的人物形象直逼悲剧性的社会本质，表达出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清醒认识，呈现一个被遮蔽的、不幸悲哀而又苦苦挣扎抗争的底层穷人社会。 总之，老舍以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个体生命体验出发，汲取五四新文化和西方异域文化的现代思想，把从狄更斯、康拉德、但丁、巴尔扎克等作家那里所获得的艺术营养运用到对中国现实底层社会的描绘中，以富于北京地方特色的语言，塑造了众多血肉丰满的具有典型“中国特征”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城市底层人物形象，为中国现代文学奉献了一个既与外国文学有联系，又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城市穷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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