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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上海文化界启动了电影《鲁迅传》巨片的创制工程。因为是“中央亲自抓”，所以各方力量迅速云集，组成了一个从创作到摄制再到角色饰演都由“大腕”担纲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辛辛苦苦工作几年，最后留下了半部经过反复修改的剧本——《鲁迅传》（上集），整个项目竟以“流产”告终。文学馆手稿库现藏信函一纸，所谈正是此事。因未见相关文章中有提及此信者，想是它多年来深锁环琅所致，故不计其过长，全文照录如下。 陈鲤庭致杨仁声的信 杨仁声同志： 我们来京配合“鲁迅传”定稿工作，迄已三月，目前夏改稿已经交出，对原作帮助很大，但又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和困难，因特汇报如下，并希指示。 事实经过：1、夏衍同志于8月3日交出最后一章，10日全稿清理完毕，交稿时当着白尘同志说明：请他看一遍，并表示他算是脱手了。2、看稿后白尘表示已经认不出来是自己的“房子”了，要算是定稿，他就很为难。但他有思想准备再综合一道，月底前，他是有时间的。差不多同时，他通过荃麟同志向周扬、默涵同志反映了他的意见和心情。3、摄制组原来计划两个作家都不愿再搞，那就准备接过来，自己动手综合了。但原作者既已提出了意见和做法，那就不能重新考虑。当即用电话向夏部长婉转反映了情况，并于次日（10日）面谒请示，顺便说明我们原来的打算和目前的新问题。夏部长表示改稿仅供参考，他已经勉力完成了中宣部交给他的任务；再次声明：由于时间和身体关系，以后不可能再作什么了；说明改稿所以改动大了，主要是为了贯彻周扬同志等所提的若干原则；关于今后怎么办？他也作了些指示：着重要我们向默涵同志、上海市委宣传部和电影局汇报请示。4、就在次日（12日）晚，默涵同志因公离京的前夕，争取到向他汇报了夏、陈双方的意见和摄制组对这两稿的看法（另附）。默涵同志了解了有关方面的情况后表示：即使夏衍同志改得很好，照夏公原意也还是要尊重原作者，何况白尘已经提出了他的看法；因之，他同意荃麟同志的意见：让白尘再综合一道。默涵同志同时指出：他同意夏衍同志说的，要动也必须遵守周扬同志讲的原则指示，默涵同志并且阐述了这些原则，强调了这些原则是不管作家的风格如何都要予以遵守的。并且表示，这一次对两个稿本（指陈三稿和夏改稿）他一定看，而且指示光年、荒煤、文殊等同志也看，等他回来开个小会给作者提意见；但是，他又强调大家都在等着“鲁迅传”，不要错过时机，要白尘跟我们先依据这些原则精神充分交换意见，可动，就先动起来，不必等待了。（林指示全文详见附件）。5、听了林默涵同志的谈话后，我们即把记录送给夏衍同志，同时也将谈话大概告知白尘，并摸了一下白尘的想法，他表示假如要动，那就先以十天透彻交换意见，然后给他请一个月假——据估计这是可能的。 经过就是这样，可以看出：稿子一时还定不下来，也不可能把两稿交给我们来处理；作家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所牵涉到的情况相当复杂：这里有怎样贯彻中宣部所提的指示原则问题；有怎样尊重作家和搞好作家的关系问题；也还有怎么做才对制片工作最有利、最经济的问题——这一方面还没有敢强调提出：一则尚未向上海领导请示；二则过早提出，将更增加局势的复杂性。 为了供京、沪领导和创作组等有关方面对两个稿本有所比较，从而迅速作出相应的决定，或明确表示态度和意见，在摄制组留京全体同志的建议和协助下，已将夏改稿付印作为四稿，同时将夏衍、林默涵同志的谈话记录也打印出来连同稿本送领导核阅；又默涵同志还要求将上海、北京对陈三稿和夏改稿所提的意见都研究一下，因此我们正在把已有的意见整理汇编，备供参考。此次稿本，文件的送发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以防止产生副作用，如夏的谈话记录送发对象是夏衍同志自己指定的。 默涵同志何时回京不可知，估计约十天左右，尽管他嘱咐先动起来，但是原作者还是希望他们和他谈一次；摄制组因为正在向上海请示中，目前除沟通情况、及时汇报意见，并努力解除作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下一步工作铺平道路之外，尚未定下一步的积极行动（例如要不要给白尘请假之类的问题都未定局）。 摄制组初步意见：假如同意再搞一稿，作者和摄制组真能彻底交换意见，那么，事实上是可以相当缩短将来导演分场本的时间的。当然，定稿时间肯定是延长了。 所耿耿于怀者，白尘曾为写作三稿病倒，而夏公则在忙、病交迫情况下，无私地帮我们作修改工作，两人都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作出了贡献，而终于不免彼此感觉“为难”，至于关系紧张，则主要由于我们在修改过程中提出意见多、又穷于折衡的缘故。 事实与情况汇报如上。关于整个工作的进度问题，夏衍同志说过：希望请您和市委石西民同志、陈其五同志决定。我们殷切希望您在看到稿本和林、夏两同志的意见后，能得到您的具体指示和局、厂领导方面的意见，特别希望明确以下两点： 1、对于再让白尘同志再搞一稿的问题有何意见？2、对我们目前和今后工作做些指示。 目前我们正在为进一步工作试探情况，铺平道路，待接到您的指示后，如同意再搞一道，那么，除了在月底前征询北京必要意见并和白尘同志彻底交换意见外，拟在九月初起为白尘同志请一个月创作假。我们则回上海听取必要的意见并同时作其他准备工作。这是设想，一切有待指示决定。此致 敬礼！ 鲁迅传摄制组 陈鲤庭 于北京 1961年8月17日 信文内外的人和事 这封信，是《鲁迅传》剧组递交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杨仁声的一份工作汇报。署名人陈鲤庭，我国第一代电影艺术理论家，著名导演。曾经创作了发挥过重大宣传作用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导演了《屈原》、《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享誉海内外的影片，在《鲁迅传》巨片中负导演职责。信笺是从本子上扯下的2张16开活页纸。钢笔浅蓝墨水横向书写。每行字50个左右，虽密密麻麻却清清楚楚，1900余字竟无一处修改，可知是在草稿上反复推敲琢磨后的抄写件。下款中“鲁迅传摄制组”六个字颜色较正文深重许多，字体也与正文完全不同，应为信成后临时签署添加。 此信写于1961年8月17日。在此之前，围绕《鲁迅传》已经做了大量工作，《鲁迅传》剧本执笔实际上也已两易其人。据葛涛撰《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力政治》一文记载，剧本雏型是叶以群写的《艰难时代——鲁迅在上海》。此稿1958年12月写完，1959年3月改毕，但仍不满意，想推倒重来。1960年初周总理听完汇报后指示：“既然要重写，我看拍上下两集，表现鲁迅的一生。争取明年7月先拿出上集，作为向党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由此开始，《鲁迅传》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工作进程仍见葛涛文：1960年1月7日晚上，石西民指派张骏祥和叶以群邀请夏衍、林默涵、邵荃麟等人开会，商量如何落实总理的指示。会上决定成立创作小组和顾问团，夏衍任顾问团团长。1960年4月8日，夏衍召集创作组开会，讨论剧本提纲。1960年4月16日，夏衍又召集顾问团开会，讨论剧本的提纲草案。1960年6月，创作组写出了《剧本详细提纲》。1960年6月18日，夏衍到上海传达了顾问团对《剧本详细提纲》的意见。1960年11月27日，陈白尘写完了剧本的上集（第二稿）。1961年1-2月，《人民文学》刊登了这个剧本。1961年3月6日，林默涵召集在京的顾问团成员和部分专家开会讨论该剧本。1961年3月17日，创作组赶赴杭州向周扬汇报。1961年3月19日早上，周扬找叶以群和于蓝等人谈了几点意见。1961年5月9日，陈白尘根据周扬的指示写出了修改稿，即第三稿。1961年5月22日，夏衍接受修改剧本的任务——差不多与此同时，陈鲤庭率摄制组进京，“配合《鲁迅传》定稿工作”。信中汇报的，就是摄制组在“夏改稿”交稿之后的工作情况。 信中提到了“陈三稿”和“夏改稿”。此二稿如今都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陈三稿”，即出自陈白尘之手的《鲁迅传》（上集）第三稿。中国作家协会捐赠，文物编号DG000058。16开本，内文203页。封面自上而下依次印有“《鲁迅传》（上集） 陈白尘 叶以群 柯灵 杜宣 唐弢 陈鲤庭 集体创作 上海市电影局 1960年11月”等内容；封面上端盖有《人民文学》矩形发稿章，内中文字为：“人民文学 1961年1、2号稿 文用5号 2栏排 每栏41行 每行18字 总第14篇”。内文小部分为油印稿剪贴，大部分为钢笔蓝黑墨水手写。文后先署“1960年11月27日”，后改为“1961年1月”。“夏改稿”，即出自夏衍之手、后来“付印作为四稿”的《鲁迅传》（上集）。陈白尘夫人金玲捐赠。文物编号DG012481（此稿入藏时登记为“小说”，显然是编目之错——笔者注）。稿子第一章缺如，现有二、三、四章分别装订为三册，均以牛皮纸封面。第二章是16开本，第三、四两章为8开本。内文中有3/4以钢笔蓝黑墨水手书，余者为铅印稿剪贴。 信中还提到了不少人。这些人基本上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文化名流，又在当时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社会团体中担负重要责任。他们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光年，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白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张骏祥，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叶以群，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陈其五，中国影协负责人（袁）文殊，著名演员于蓝等等。也许上述这些人担任他们上述职务的时间并不同步，之所以敢将其归放在一起，是因为相信这样做既能更充分说明《鲁迅传》剧本定稿工作之“事关重大”，又不至于对相关人员造成伤害。 关于“陈三稿”和“夏改稿” 如前所述，“夏改稿”是由“陈三稿”修改而成。修改的依据，是“周扬同志在杭州讲的和默涵同志在北京座谈会上讲的精神”。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二记——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记载，夏衍接受修改任务之后，“再把剧本仔细看了一遍”，“觉得周扬同志在杭州讲的和默涵同志在北京座谈会上讲的精神，在三稿中似乎还有贯彻的不彻底之处，重大历史事件的分寸掌握上还不够严格。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李鲁几次会面、陈鲁关系、农民运动讲习所、读毛主席的文章等，改得没有和周扬同志在杭州讲的那样坚决，对某些不一定落实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三稿中还保留了一些。其实像对胡适之、陈独秀等人的暴露，也似早了一些”。面对这种情况，他的想法是：“要动，恐怕就不止是若干处。不单是有关党的大事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问题，此外，也还有一个‘年代纪’的问题……现在既然称《鲁迅传》，也有一个‘传’的问题。‘传’总要研究‘纪年、时代’的问题，要力求符合历史真实。”于是，“夏四稿”与“陈三稿”便有了许多不同之处，这里不妨将两稿中的同一部分作个对比： 第四十节 珠江轮上 珠江中心的海轮上。船员在敲锣，催送行的人下船了。 鲁迅陪着郭小朋，许广平陪着张棣华走上船舷。郭小朋化装成一个商人模样，张棣华也打扮得像个阔小姐。 郭小朋对鲁迅说：“我们今天夜车也去长沙了，希望有机会到上海来看你们。”鲁迅笑道：“那时候，我们也敲锣欢迎你们！”郭小朋会意地一笑，低声说：“捣毁那个厨房的时候不远了。”他从怀中掏出一张报纸，塞在鲁迅手里：“路上看吧。” 张棣华要向鲁迅说什么，但只睁着发亮的眼睛，什么也没说。鲁迅对他们点点头笑着说：“别忘记，结婚时候，寄一张照片给我们。……” 郭小朋和张棣华坐在小艇上，向着海轮上不断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看着小艇远去。许广平向下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许广平站立在他的身旁。 轮船在大海中航行。 鲁迅掏出报纸，一条新闻被红笔圈了起来，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江西农民、工人和一部分北伐军举行秋收起义的消息。 鲁迅目光炯炯地看着海上，只见狂涛怒卷，海鸥飞翔。 鲁迅的声音：“中国，又有了新的希望了吧？……” 第四十节是《鲁迅传》剧本的结尾一节。上面“第四十节”引自“陈三稿”，下面“第四十节”引自“夏改稿”。 第四十节 珠江轮上 （淡入） 汽笛声。 珠江中心的海轮。这是一条外国轮船，停在江心。船员在敲锣，催送行的人下船了。 徐文滔陪着鲁迅，许广平陪着唐人凤走上船舷。徐文滔化装成一个商人模样，唐人凤也打扮得像个阔小姐。 他们走进了船舱。 徐文滔低声对鲁迅说：“我们今天夜里也走了，希望有机会到上海来看你。”鲁迅笑道：“那时候，我们也敲锣欢迎你们！”徐文滔会意地一笑。他从怀中掏出一张报纸，塞在鲁迅手里：“路上看吧。” 唐人凤要向鲁迅说什么，但只睁着发亮的眼睛，什么也没说。鲁迅对他们点点头笑着说：“有便的时候，写封信吧……” 徐文滔轻轻地把许广平拉到船舱角上，低声说：“茶房叫你‘师母’的时候，不要否认！” 许广平羞了，推开他。 徐和唐下大船。 徐文滔和唐人凤坐在小艇上，向着海轮上不断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看着小艇远去。许广平向下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许广平站立在他的身旁。 轮船在大海中航行。 鲁迅掏出报纸，一条新闻被红笔圈了起来，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消息。 鲁迅目光炯炯地看着海上，只见狂涛怒卷，海鸥飞翔。 鲁迅的声音：“石在，火永远不灭。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不应忘却的“腹稿” 比较两个《鲁迅传·第四十节》，可以发现二者具有相同的序号、题目和基本相同的情节，不同的是语言和人物——“陈三稿”中为鲁迅和许广平送行的是郭小朋与张棣华，“夏改稿”中则换成了徐文滔和唐人凤，因为郭小朋与张棣华二人已于“白云楼上 师生相晤”的“第三十八节”中，在“李大钊英勇就义”之后也血染刑场了。 必须说明的是，“第四十节”是其所在的第四章中文字改动最少的一节；第四章又是全稿中修改较少的一章。即便如此，毕竟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地方动了就必然要涉及别的地方。比如拉网一样，一牵一收，就会影响全局。”（夏衍语。见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二记——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 “陈三稿”的《鲁迅传》一共四章。第一章包括一至九节，第二章包括十至十九节，第三章包括二十至三十节，第四章包括三十一至四十节。“夏改稿”保留了四章、四十节的结构，但内容却大不相同了。其中第一章之第九节，第二章之第十一、十二、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节，第三章之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节，第四章之第三十一、三十五节，连题目全都变了，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自然也都随之“旧貌换新颜”。总之要把一个“革命家鲁迅”变成一个“文学家鲁迅”，不大改动是不可能的。粗略估算，“夏改稿”中有80%左右的内容出自夏衍之手。严格说来，这已经不是“修改”，而是创作了。 所以，看到“夏改稿”后，陈白尘感到“很为难”，觉得“已经认不出来是自己的‘房子’了”，以故表示“有思想准备再综合一道”。夏衍呢，则由于改稿工作是“中宣部交给他的任务”，他当然也只能“勉力完成”而别无选择。两位作家都不言放弃，剧本便没法定下来。领导的指示又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既要这么着又要那么着让人无所适从。这种局面，是出乎摄制组“原来计划”之外的，所以工作起来便感到了“困难”。他们今天给这一个“送记录”，明天找那一个“摸”想法；左一个“请示”，右一个“汇报”，上下奔波，左右协调，总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鲁迅传》影片铺出一条路来。 尽管如此，陈鲤庭的信中却没有丝毫抱怨，有的只是自我批评自我检讨。他为陈、夏二人“都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做出了贡献”而“终于不免”什么而耿耿于怀，却一句不提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怎样的回报。他率团队进京三个月，除去最后半个月的“穷于折衡”，其他时间自然是在全力以赴“配合《鲁迅传》定稿工作”。“两个作家都不愿再搞，那就准备接过来，自己动手综合”——这是他的工作应急预案，轻松而自信，说明他早已成竹在胸。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就应该承认：1961年8月的北京，除了“陈三稿”与“夏改稿”之外，还有一种“分场本”的《鲁迅传》也完成了，那，便是陈鲤庭的腹稿。 三个文化巨擘，三种《鲁迅传》稿本，最终却没能搞出一部《鲁迅传》电影来。究其原因，政治与权力的干预固然难辞其咎，但超豪华级的“强强联手”造成的相互遮蔽相互干扰，未必就能全脱干系。同是一个鲁迅，陈白尘有陈白尘的认识，夏衍有夏衍的理解；作为大导演的陈鲤庭，他的文学表达方式又肯定与纯粹的作家不同。倘能见仁见智三足并立着，那该是一个何等绚丽繁荣的局面？ 然而，电影《鲁迅传》终于未能拍成，摄制组在陈鲤庭因病住院后宣布解散。但这并非最后的句号，过程仍在进行中——1961年11月27日，陈白尘完成了《鲁迅传》第五稿，1962年8月又完成了第六稿。经此两番修改后，剧本于196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鲁迅》。而“夏改稿”即《鲁迅传》第四稿的产生与存在，夏衍当年没有向“严格限制”的“必要的范围”之外透露，后来也没有作为自己的著作收入个人文集，而且迄今没有公开发表过。至于信中提到的陈、夏二人曾经“彼此感觉”过的“为难”，则早已如逝水东流烟消云散。君子之谊，和而不同。一旦需要并肩作战，他们当然还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搭档——有信函为证：
白尘同志： 手书敬悉，所述那个差使，当然还是抓住为好，特别有些人跃跃欲试，企图篡改历史的时候。关于我和翰老赴苏州之事，因翰老近来身体不好，连中岛健藏的夫人来访，他也把宴请的任务推给了我，所以我看他四月间是不可能成行的，我对此事也想谈谈我的看法，但独木不成林，是否能把时间推迟一点，等翰老身体健复后再谈呢？乞便告。 问尊夫人好。 夏衍 （一九八四） 三·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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