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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夏衍，世纪的坐标。与二十世纪中国几近同龄的夏衍，在文学、话剧、电影、翻译、新闻以及文艺评论等领域所做的杰出贡献已成为今人的宝贵财富。阅读他在不同时代写作的各类文章，真挚的情感、深沉的思想、质朴的风格充盈于文本，并未因时代的远离、生命的消逝而褪色。追思夏衍，旨在让他的情义、品格、文风能发扬光大。 一、奋进的学习态度与赤诚的爱国情怀。国学传统、新式教育和新潮观念给青年夏衍以深远影响。家境的穷苦、身体的瘦弱迫使他珍惜一切学习机会，以优良的学业获取快乐与自信。从文言文到外国语（日语、英语、德语等）；从机械工科到文学艺术；从为谋生而“打工”的普通学徒到梦想“实业救国”的留学生；从孤居陋室的书生到奔波前线的记者、社会活动家，夏衍经历了由破落的地主之子成长为勇挑重担的革命家的种种磨砺。无论何种环境，何种专业，何种职业，他从不言弃，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学习，工作。励志奋发图强，爱国爱岗爱民构成夏衍恪守终生的准则。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却为夏衍的成长提供了千锤百炼的锻造平台。其信仰从幼稚走向成熟，艺术成就也日臻辉煌。受“五四”新思潮冲击，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夏衍加入到《双十》《浙江新潮》等先进刊物行列，撰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礼教，宣传革命思想。他凭借过硬本领获得了官费留日学习机会（1920-1927），同许多进步青年一道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于1924年在孙中山先生引导下加入国民党，投身政治。1927年随着学业的结束以及国民党的质变，夏衍回国，不久即加入共产党，广泛地接触文艺界朋友，翻译外国文艺作品，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基于其友善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协调能力，他被同仁举荐为“左联”筹备小组成员，发展为“左联”和左翼文学的骨干。此间夏衍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戏剧剧本和电影剧本。抗战开始后，偶然的机缘使他走上新闻记者之路（1937-1949），将爱国报纸《救亡日报》办得风生水起，为坚持抗战、团结抗日志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宣传作用和号召作用。之后，又为《新华日报》撰稿，发表时评，抨击反动统治，声援革命斗争。是时，他发表了多篇伸张民族正义感，颂扬民族精神的文章。《血在灌溉》（1938）呼吁将鲜血化作肥料，促成种子萌芽生长。《民族精神的力量》（1939）则高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士可杀，不可辱”的民族精神，捍卫祖国的领土与主权，打败侵略者。又在《要表示我们的民族意志》（1940）中弘扬“团结”“进步”思想，鼓舞人民斗志。《作为一个知识人的责任》（1941）、《要求于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1941）中鼓动知识分子要“随时准备为着自己的主义、情热、愤激”而牺牲，吁求反法西斯力量团结合作，共同御敌。 建国后，夏衍担任文艺界的高级职务，仍将大量心血倾注于新中国电影事业，为其繁荣发展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文革”期间，迫于政治需求，他也写过“应景和表态文章”，但不管时代怎样变化，“对祖国，对人民，对全人类的解放”所抱有的坚定信念和信心从未动摇。因其目标高远，胸怀宽广，夏衍超越了狭隘的个人恩怨和名利，以忠诚和坦荡之心生活、工作，保持正确的人生航向和高尚的道德人格，树建了二十世纪的文艺标杆。 二、深切的平民意识与博爱的人道思想。这根源于夏衍的童年经验以及成年后复杂艰苦的生活环境。他出身于残败的书香门第，父亲的早死和家道的衰落让其童年饱尝人间辛酸。严重自卑感使他成了一只时刻想隐藏自我的“洞里猫”，不敢有任何物质奢求，也不敢接受亲朋好友馈赠。混乱的时局，穷愁潦倒的生活迫使夏衍过早步入社会承受生存之重。染坊的学徒生涯，他品尝到了底层劳动者的艰辛。时间虽不长，“但是染坊工人的生活、劳动，特别是练工们手掌上的蜂窝趼，却一直凝记在我的心中”（《家世?童年》）。至此，夏衍的平民思想和进步意识已初露端倪；到写作《包身工》（1936.4）时，则十分鲜明具体地表现了。 作为最早反映中国产业工人苦难生活的作品，夏衍用“报告”文体揭示了包身工们在“现代”工业环境中触目惊心的工作状态和生存状态。为获得真实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作者一方面委托进步大学生深入东洋纱厂实地调查，另一方面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打扮卧底体验，用铁的事实证明侵略者和剥削者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压榨。文章花大量笔墨叙述包身工们可怕的生活空间和劳动强度：男女混杂在恶臭的环境中共同吃睡，凌晨四点起床，喝稀粥烂叶，连猪狗不吃的食物也无法填饱肚子。然后机器般地工作十多个小时，即使疾病缠身还得在监工咒骂毒打下拼命劳动。身体惨遭摧残，人格被无情践踏，思想被严格禁锢。“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水深火热中煎熬着的中国工人被奴役着为现代资本家创造巨额财富，自己却一无所有，还须付出青春、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作家愤怒地喊出了劳工大众的心声：黎明的到来“是没法抗拒的”；“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随后，夏衍又在《<包身工>余话》（1936.11）中指出：“我相信，这死水里面的生物还活着，她们应该——而且是已经在动了”。正是这种“动”，使13年后的中国人民赶跑了殖民主义者，迎接了新黎明，建立了新国家！事实印证了夏衍的预言。包身工们的悲惨遭遇深深震撼了夏衍的灵魂。二十余年后的1959年4月，他又撰写了《从<包身工>所引起的回忆》，通过对比新旧社会工人们的工作环境，告诫青年们：不要忘记先人曾付出的“生命、血汗和眼泪”，要“爱党、爱社会主义”。是故，不管夏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如何变化，对底层大众都始终怀揣无限的同情和关怀。至今，《包身工》仍不愧是优秀的教科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思想影响和文学影响绵远流长。 《包身工》如实揭示了中国工人在上海外资工厂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上海屋檐下》（1937）则用话剧形式反映了战乱中的上海市民度日如年的穷愁困苦。“七七“事变爆发后，夏衍以许多生活原型为依据创作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话剧。它不但是夏衍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话剧史上之经典。通过狭窄的上海弄堂“屋檐下”蜗居的五户人家及各自不同的故事，揭示“小人物们”生存的艰难，借欲隐欲现的雷声和闪电暗示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就要到来。小学教员赵振宇的妻子抱怨丈夫挣钱少；报贩李陵碑因儿子战死而精神错乱；留守女人施小宝因丈夫常年在外被迫靠出卖肉体为生；失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无力挽留乡下来的父亲住宿一晚。这四个家庭的生活以及人物言行勾画了现代大都市底层人们的生存困境图。剧本中心人物二房东林志成的遭遇则是这幅图画的点睛之笔。林志成是上海一家纱厂的工人，好友匡复因革命入狱，受托照顾其妻儿杨彩玉和葆珍。由帮助到相爱，志成与彩玉走到了一起。八年后，匡复回家，志成主动告诉他与彩玉的同居关系，三人面临苦痛的情感选择。皮相看，这是现代戏剧中颇具典型的三角恋故事——杨彩玉与林志成、匡复二个男人间的情感纠结，实际上是通过苦闷生活与情感纠葛来揭示革命的艰难以及革命者的灵肉挣扎。受孩子们天真向上的言行启发，匡复主动退场，抱着希望走向新生活。故事悲中寓喜，喜中含悲。 《上海屋檐下》之为经典，不落窠臼之精彩在于：夏衍抛弃了常态的男追女/女追男的情场追逐思维，亦非套用恋爱+革命的故事模式，而是以隐约的革命语境为背景，以日常的“生活”场景为舞台，将情爱置设于实实在在的日子，把个人情感、家庭幸福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紧密勾连，让良心在道德情理与政治使命之间挣扎，突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匡复的退场，意味着革命的信念并没有丧失；林志成的留下，说明革命之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个体生活之幸福。剧本以一天的时间顺序展开冲突，结构严谨精致，语言平实生动，除开结尾处孩子们歌声中的救国口号外，没有一句宏大话语。人物对话和行动都在看似平静的常态中显现：主妇们买菜做家务，议论邻居长短，叹息生活艰难；男人们读报谈论时局，有向上之心而无向上之力；孩子们读书玩耍，活泼天真。这种高度写实寄寓了作家的愿望：个人恩怨，私人情感，在民族危亡关头，都是渺小的，要改变生存之苦状，必须团结起来救国救民。剧本将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全剧落幕于孩子们的歌声：“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剧本的主旨和意义在此凸显。 此外，夏衍还写了大量悼念文章纪念朋友、同事和同志。例如：《“死而不已”的一个适例——忆聂耳》（1938）描述了聂耳的音乐天赋及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悼经子渊先生》（1938）道出了经子渊的救国理想以及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悼许地山先生》（1941）追念了新文艺先驱许地山在中国文化、文学、教育等领域的贡献；《你，埋葬在苦难妇女的心中——悼朱文央女士》（1942）书写了为妇女权益和妇女解放默默工作的性格贤惠的知识分子朱文央平凡而伟大的一生；《鲁迅永生在人民的心中》（1945）评述了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应该永远流传；《哭杨潮》（1946.2）《杨译<我的爸爸>序》（1946.10）连续两篇文章悼念优秀新闻记者兼政论家杨潮，斥责国民党反动派滥杀同胞的可耻行为。这些故友都是文艺界的佼佼者，为人民解放、思想进步、社会和平奉献了智慧和生命，其伟大人格和牺牲精神给后来者做出了表率！悼念文章除了寄托哀思，倾诉情感，更重要的是弘扬逝者的精神，让其光辉在人类史上永垂不朽！夏衍固有的同志情谊和人文关怀，一方面归因于他善良的心地，宽容的胸怀，真挚的情感与坦率的态度；另一方面归因于他的“活着”与长寿， 以及对“活着”与长寿价值的独特感悟和独到理解。 三、广泛的兴趣爱好与蓬勃的艺术激情。夏衍奔波一生，战斗一生，写作一生。尤为可贵的是，他能根据时代需要和社会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职业，并努力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成功一行，从而成为二十世纪文艺界涉及领域最广且获取成就最多的艺术家。他从事过的岗位有十余种，写下的文字有五六百万，论及的题材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论、科学、文化、艺术、人物、教育、体育和社会生活”（《夏衍全集》第9卷的“本卷说明”）等等。广泛的兴趣与惊人的适应力为夏衍的成功提供了丰厚保障；执着的态度与坚毅的精神培养了他敏捷的反应能力与过人的洞察能力。敏锐的目光，睿智的思想，昂扬的创作激情使他在戏剧创作、戏剧评论、电影创作、电影评论、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新闻写作与新闻时评、翻译等领域如鱼得水。尤其在探讨戏剧、新闻和文学评论等方面常常独具慧眼，文章短小精悍，点评简练精湛，既有艺术家的趣味与美感，又有思想家的尖锐与犀利。 夏衍不仅注重文章内容的质，还经常倡导简朴真实的文风，他在《写文章的群众观点》（1948）一文中谈到：“文章应该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写”，用“老老实实，简洁生动”的“大众看得懂听得懂的言语”写，“这是对群众负责的态度，这是我们这年轻一代所需要的文风”。夏衍年轻时如此，晚年同样如此。在《文艺漫谈》（1988）中劝谕青年：要写熟悉的人和事，要有“真挚的感情”，而不是无病呻吟。而《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1962）《精炼与清新》（1983）《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1985）等篇什从标题就可知夏衍求美、求真、求实的创作态度。这种明朗干练的风格也许得益于夏衍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动荡的时局以及报纸和版面的篇幅要求，使得他不断寻找最适合的表达方式和方法。为了安全，他曾用过数以百计的笔名，连他自己也难以记清用多少（《关于笔名》1981），写过的杂文、短评文章更是数以千计。到七八十岁高龄后，夏衍还坚持写回忆、纪念性散文，以亲历者身份对文艺界名人予以述评，为文学史和历史研究提供了别样视角，增补了珍贵史料。如《忆阿英同志》《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一位被遗忘了的先行者——怀念“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同志》《韬奋永生》《忆达夫》《忆夏丏尊先生》等文章关涉的一些人物和细节一般文学史难以见阅。 夏衍注重文品，更注重人品，尤其注重职业道德和操守的培养。《论“晚娘”作风》（1940）中对“一面瞒，一面打”的“晚娘哲学”进行了辛辣批判。《真实的关心》（1942）要求文艺工作者秉着“诚实知识分子的良心”，辨别善恶，表达善恶，凭着热情和真情，写出“激动民族心灵的惊心动魄的作品”。在戏剧界，他一直认为演员的职业道德就是“戏德”。曾在《论“戏德”》（1944）一文提出，演员“可以有技术优劣，但不能有人格的高下”。后来又在《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前进》（1982）认为戏剧界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一种“戏德”。 “德”重于“术”，这些劝诫在物质丰盛的现代社会依然如洪钟大吕给人们以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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