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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话剧家，夏衍以左翼戏剧领导者的身份走进了大众视野，他的戏剧在与时代主题保持一致的同时，似乎又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革命叙事的主调，这也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夏衍戏剧争论不休的原因所在。当革命的风暴已经远逝，文学经由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回归平寂的个人叙事时，我们以艺术的审美标准重返历史现场来审视夏衍的作品，发现正是那些浸润着作者个体生命关怀的潜流，使夏衍的戏剧具有了别样的美学魅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实现了开启民智，祛除蒙昧的目的，因此，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成为五四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但当30年代革命的浪潮袭来时，文学中对人生价值的探寻迅速被置换成对社会出路的思考，这表明启蒙并没有真正内化为个体的精神旨归，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伦理教化的功能。作为一位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作家，夏衍创作理念的变化同样体现了启蒙与革命之间的复杂纠葛。从1935年至1936年，夏衍创作了《赛金花》与《秋瑾传》两部历史剧，前者以历史传奇人物赛金花为主角，讽刺了国民党卖国政策导致的腐败黑暗现实；后者围绕秋瑾英勇斗争和就义展开剧情，旨在歌颂秋瑾的革命精神。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对爱国主题的过分强调压制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探求。但夏衍在谈及《赛金花》的创作初衷时，曾说：“一点也不想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族英雄，而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点的平凡的女性。”显然，夏衍已经意识到过多政治理念的介入势必会影响对个体人生的书写，因为话剧作为舞台艺术，必须要从人物性格出发来反映现实社会现实。与英雄人物相比，平凡人物的觉醒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触发社会的变革，而对平凡人生的关注不仅意味着启蒙精神在作家精神深处的蔓延，也表明夏衍个体生命关怀意识的觉醒。 纵观夏衍的戏剧，可以发现，他的生命关怀意识首先表现在对家庭的关注。《都会一角》、《上海屋檐下》、《一年间》、《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等均是围绕家庭展开剧情。如果说五四文学中无数青年离家出走意味着与旧传统、旧文化告别，那么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描写广大青年在革命的裹挟下离家出走的情节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夏衍却将戏剧表现的重心移向了家庭，这是耐人寻味的。在论者看来，“家”在夏衍的戏剧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舞台生活空间，它实际指向了更为复杂的精神空间。首先家是无力的个体自我退避的场所，它可以抚慰个体的精神创伤，其次家也为作者洞察个体的生存真实提供了澄明的视域。独幕剧《都会一角》围绕着受过初中教育的舞女与失业的男友为应付印子钱、房租等日常家庭费用四处奔波的场景展开叙述，表面上风光无限、经常出没于达官贵人舞场的妓女却连生计都无法维持。四幕话剧《一年间》中沪杭线上的乡绅刘爱庐一家对民族危机的不同反应构成了全剧的冲突，剧中既有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有年轻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时代风云的变幻恰恰蕴藏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创作于1937年春的《上海屋檐下》更是一部集中表现家庭生活的剧本。如有论者指出的，夏衍开始“丢下历史上传奇的、英雄的人物，而拾起那久已活在心头，然而搁置一旁的现实中的渺小人物”。而表现小人物生活的最重要空间则是家庭。《上海屋檐下》描写了上海弄堂里两层楼房五个家庭一天的生活。这里并没有发生剧烈的矛盾冲突，有的只是家庭中常见的生活琐事与摩擦。作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匡复、林志成、杨彩玉三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因参加革命入狱八年的革命者匡复归来后，发现妻子杨彩玉因生活所迫，已嫁给昔日好友林志成，在经历一番困惑与挣扎之后，匡复决定再次离去。一是上海弄堂房子里其余四户市民人家的日常生活。赵振宇与妻子为了每天的油盐柴米而发生争吵；黄家楣为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极力掩饰家中的贫困，父亲发现后借故回乡,临走时还把自己最后一点血汗钱留给小孙子；船员的妻子施小宝在生活的逼迫下不得不忍受流氓的凌辱；报贩李陵碑成天喝酒以麻痹对死去的儿子的思念。作者以冷静的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五个家庭的窘困、痛苦、尴尬与无奈。其中匡复、林志成、杨彩玉之间的家庭悲剧最具代表性。围绕匡复离家—回家—离家的情节，剧本不仅呈现了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也探讨了三人所面临的情感伦理困境。对于匡复而言，革命失意后，回家的渴盼成为他生存的精神支柱，但当他真正回家之后，却发现妻子已经与好友同居多年，即使是没有爱情也有感情。对彩玉而言，在匡复被捕入狱之后，家已经变得破碎不堪，是志成担负起养家的重担。虽然她反复强调同居只是为了生活，然而多年的共同生活还是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家在不断被建构的同时，也在不断被解构，它更像一座令人压抑不堪的围城，三人犹如困兽般备受煎熬、苦苦挣扎，经受着来自友情、爱情与良心的折磨。虽然匡复的离家暂时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景，但是彩玉的矛盾、志成的愧疚与匡复的犹豫，却在剧本中弥漫开来，形成令人无法释怀的情绪氛围。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都按照自身的生活逻辑展开，彼此之间发生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形成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戏剧冲突。情感与道德、现实与历史、苦难与温情娓娓而来，表达出作者对处于时代夹缝中的个体生命的理解与体恤。 如果说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关注与作者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那么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描写，则体现了作家深切的自省意识。五四之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产生。五四以后，伴随着人的觉醒，现代教育的发展，知识分子开始作为独立的阶层参与现代化的进程，文学中表现知识分子的作品逐渐增多。20世纪30年代，当“国防戏剧”、“红色戏剧”、“无产阶级戏剧”等戏剧从时代政治需要出发，倡导“戏剧的大众化”时，夏衍却摒弃了左翼叙事中过于浓重的主观化倾向，转向了对知识分子与革命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反思。《上海屋檐下》虽然是一部表现市民生活的戏剧，但其中的小职员林志成、小学教师赵振宇和失业的大学生黄家嵋，显然都是些知识分子形象。1940年至1945年夏衍创作了一批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戏剧，包括《心防》、《离离草》、《法西斯细菌》、《水乡吟》、《芳草天涯》等，可以说在现代话剧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夏衍一样如此集中地表现知识分子生活。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夏衍对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生命体验有着深切的感受。他的戏剧不仅表现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个人价值与时代精神发生冲突时，知识分子内心的迷茫、痛苦与挣扎以及知识分子精神的蜕变，也表现出对理想知识分子人格的探索与追求。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题材相比，夏衍戏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没有过分渲染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也没有从泛泛的爱国主义精神出发，把知识分子塑造成时代的文化英雄，而是从专业主义角度出发探索知识分子的出路，这与作家早年的留学经历有很大关系。夏衍20岁东渡日本求学，曾抱有“工业救国”的想法，复杂的革命实践最终还是打破了夏衍唯科学主义的幻想，但这并不妨碍作者以冷静、理性的态度来思考知识分子的出路。因此，夏衍的戏剧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中小学教师、职员、记者、科学家、大学生、教授等，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却朴素而又平凡地在现实中生活着，以自己的专长应对时代风云的变幻。正如作者所言:“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经过苦难的现实生活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我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种样式的路，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 《心防》中的刘浩如是个失业的新闻工作者，当上海沦陷时，他准备和朋友们到内地去，但当他理解到用笔筑守起一条五百万人精神防线的重要意义时，毅然留在了孤岛上海，凭借新闻工作者的敏锐与机智，利用洋商报纸展开抗争，最终被特务暗杀，临终前衣袋里是一叠鲜血染红的明天要发的社论。夏衍并没有将刘浩如塑造成可歌可泣的英雄，他只是立足于人物的专长，写出了抗战时期一个普通的文化工作者顽强抗争的精神。正因其平凡，才深入人心。《法西斯细菌》则集中探讨了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其中贯穿着夏衍对科学理性的深刻反思。医学博士俞实夫是位细菌学家，坚信科学研究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他和日本妻子静子在“九一八”事变后返回上海,又在“八一三”战争爆发后辗转到香港,虽时局不断恶化,但他仍全身心地研究细菌学。最终,在香港战争中,他的“科学与政治无关”的信念被彻底摧毁。返回桂林后,决定到贵阳的医院去,为消灭法西斯细菌做一些具体工作。剧本通过俞实夫及其家人的辗转迁徙反思了知识分子的专业与时代需求的复杂关系。虽然《法西斯细菌》无法完全脱离政治意识，但夏衍还是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写出了主人公如何艰难地走向自我否定的心路历程。当然，刘浩如、俞实夫等形象也体现了作家心中理想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知识分子题材、知识分子形象一直是作家关注的对象，但大部分作家往往着眼于知识分子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多表现知识分子的情感、情绪，很少涉及知识分子出路的问题，渺小、负面的知识者形象居多，正面的人物形象更是少之又少，这是耐人深思的。夏衍的超越性思考在于他没有简单地从社会政治出发寻找知识分子的归宿，而是从人性的层面展开对知识者人生价值的追问。今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天职感”已被“志业感”取代，知识分子由“普遍知识分子”转向“专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何在市场话语、大众传媒与通俗文化的夹缝中寻找自身存在的依据，依然是一个醒目的问题。从这一点说，夏衍对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探讨及其体现的人文关怀意识能够给予我们足够的启示。 夏衍戏剧的另一个特色是善于以爱情视角来观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作者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生活，揭示出人物内心的隐秘，从而实现了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层探索。《上海屋檐下》、《心防》、《水乡吟》、《芳草天涯》等均描写了复杂的情感纠葛。在夏衍的戏剧中，爱情不仅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相关，它更关乎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与时代带给知识分子的心灵震荡相比，知识分子的情感焦虑不仅折射出主体所面临的道德伦理困境，也指向了对人性的叩问。《心防》中，已有妻室的刘浩如在工作之余爱上了同事杨爱棠。《水乡吟》中上海夫妇何廉生与梅漪到位于浙西敌我交界处的父亲家中避难，他们所救的游击队长俞颂平，正是梅漪五年前的情人，二人重逢后，又重新燃起了旧日的恋情。《芳草天涯》这部具有“非政治倾向”的戏剧虽然曾在历史上遭受过批判，但如果以文学的眼光看，这部作品体现了夏衍对知识者心灵探索的深度。从表层看，《芳草天涯》揭示了战争导致了人们的流离失所与生活窘困。原本小康家庭的尚志恢、孟文秀两对夫妇只能靠微薄的收人维持生活，除此之外，作为留学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无论是研究心理学的尚志恢还是研究政治经济的孟文秀都无法学以致用，只好无聊地消磨时光。其中，尚志恢与妻子石咏芬、女大学生孟小云的情感纠葛成为戏剧的中心冲突。尚志恢与石咏芬都受过高等教育，这对曾经志趣相投的夫妻在战时环境下裂痕却越来越大。一方面尚志恢由于不得志而变得孤僻，另一方面石咏芬这个曾经有学问、有气质的新女性却变得牢骚满腹。年轻、活泼、善解人意的孟小云的出现则加深了尚志恢夫妇之间的裂痕。剧本对三人的情感纠葛并没有进行道德说教，而是从人物性格入手，细致地描写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进而实现了对人性的深层解剖，立体而生动地展现了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对于剧中石咏芬的蜕变，夏衍并没有从传统的男性视角出发进行评判，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层面予以了反思，传达出中国女性解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当然，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左翼作家的身份，夏衍不可能完全超越革命理性，很多作品中知识者虽然在情感与革命之间游移不定，但最终还是挣脱个人情感的羁绊，投身到革命中去。比如《上海屋檐下》，匡复走向革命行动与其内心的情感需要、彩玉对匡复的留恋之情以及志成对朋友的愧疚之情，三人的情感纠葛被消融在对革命乌托邦的憧憬之中。但是，夏衍的戏剧在配合时代主题的前提下，更多的是从人的心灵层面来思考革命伦理实践与个体生命的紧张与对峙，从而使其充满了丰富的人文内涵。 毫无疑问，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夏衍的戏剧，必然会遮蔽了其内在的丰富性。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既定的意识形态之中，夏衍戏剧的个性在于他对特定的意识形态作出了最具个人化的理解与表达，即通过对个体生命的书写再现特定的历史境遇，而当夏衍以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性去反思人类无时不有的精神困境时，他的戏剧也就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了某种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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