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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文学的责任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背离。作家们沉迷于写作技巧，在“怎么写”中踯躅不前，且私人化倾向越来越浓，作家只关注自己琐碎的日常生活，对重大问题、对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失去了关注的兴趣和激情。文学应该在技巧上下工夫，也应该关照自己的内心，但文学的真正责任应该是“揭出病痛，以期引起疗救注意”，且“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自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由微至显，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虽然理论界对“底层文学”的至今仍争论不休，但从“底层文学”近年的创作实践来看，不难看出两个最显眼的特征，即“底层文学”一般都是由处于社会底层的作家创作的，另外，“底层文学”的关注点是底层大众。这两点似乎都只是表象，在我看来，“底层文学”最可爱的、最有价值的，是它在践行文学的价值和张扬文学的责任。 关于“底层文学”的争论还将继续，但只要我们回过头来，从老一辈文学家那里，就不难发现，现在被热议的“底层文学”，早在数十年前，就被作家们当成了战斗的武器。出生在底层的著名作家夏衍和他的《包身工》，无论从作家的出身，还是作品所关注的角度，均是底层。可以说，《包身工》就是“底层文学”，且是当之无愧的“底层文学”的鼻祖。 作为一个誉满当代文坛的大师，夏衍的创作涉猎剧本、小说、散文、文艺评论、报告文学、甚至翻译了包括《母亲》在内的诸多作品，但在他95高龄时，却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当然是夏衍的自谦之词，但这无疑也反映出，《包身工》对夏衍自己及对时代的重要意义。 夏衍生在乱世，整个少年时代的记忆都是苦涩的。他曾在《走过来的道路》中写道：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辱和奚落，因此，对旧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子。“这里孕育着他把自己的一生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相连，从而走上各民道路的契机。” 高小毕业后，由学校以公费保送到日本“深造”。在日本六年多的学习中，对夏衍的改变是深刻的。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左翼运动的全盛时期，受左派影响，夏衍放弃了工业救国思想。这期间，尽管夏衍也读了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进步书籍。但当时支配他行动的依旧是“打倒列强除军阀”这样低层次的革命纲领。 作家生活在底层，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真正的“底层文学”，就能去关注底层。生活在底层，固然有了创作的源头活水，但如果没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文学的价值和文学的意义，照样不能将根扎在大地，照样写不出反映底层疾苦的优秀作品。五四前后，武侠小说、官场小说、青楼小说、鸳鸯蝴蝶派等大行其道，但是有了强烈的阶级意识等，左翼作家开始出现。 夏衍是左翼作家之中的优秀人物，他写出如此多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夏衍看到了“弱肉强食”的世界，油然而生了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理想。十月革命的炮声使夏衍“震动了一下”，“五四”后曾以“过激党”自居，还参加了浙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刊物《双十》和《浙江新潮》的编辑工作。可是，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在知识界，无政府主义还有很大的影响，像夏衍这样的“过激党”，也只不过是激于爱国热情，不满旧社会的黑暗，莽莽撞撞地寻找革命的道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并没有清晰而明确的认识。但自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夏衍深刻地感受到，“应该说，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的民主革命时期，尽管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我们的工作非常困难，可是在政治斗争的领域内，我们的斗志是昂扬而坚定的。因为在这个革命阶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迫害，所以对这三个敌人的憎恨和反感是强烈而深刻的。”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夏衍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他的任务是在沪东一带纱厂的工人中作组织、宣传工作。这一时期，他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与工人发生了联系，后来又与进步工会组织的负责人发生了联系。这为《包身工》的写作提供了素材和埋下了伏笔。这一时期，为了生计，夏衍“翻译了一些日本、俄国的文学作品”。1932年1月20日，夏衍翻译发表了日本报告文学研究者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这是我国现代最早系统地译介报告文学的专论。这为《包身工》的写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19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农民、工人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压迫和欺诈。这时期也是共产党领导下，最艰苦的革命斗争时期，在文学上需要富有战斗性的文学，激励人民的革命斗志。顺势而成立的“左联”，刚一成立，便竭力提倡报告文学这个文学形式。当时，所以提倡这个文学形式，是因为报告文学便于迅速地反映现实，可以不必借助于虚构，将现实境况“报告”出来。但更主要的是在于“左联”想使文学和政治结合起来，使作家和现实生活的斗争结合起来。可以说，报告文学是伴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适应近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 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那边郁积着要爆发的感情，那边展开着迫切需要革命的非人的苦痛生活，那边横亘着火山的动脉，那边埋藏着要点火的火药库。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些感情，把这些生活汇合组织到最进步的阶级斗争来，这就是我们应该坚决开始的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因这些不是单纯的通信工作而是组织工农士兵生活提高他们文化水准政治教育使他们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一种广大教化运动。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 作为“左联”执委的夏衍，自然将“左联”的理念作为自己创作的圭臬。左翼作家大致关心社会底层，工人、农民和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写他们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早在1927年，夏衍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工作做工会工作时，就认识了纱厂的一些朋友。1929年年底，住到了沪东塘山路业广里，因为这片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经常到夏衍家。“包身工”制度和那些年轻女孩们的悲惨生活，就是这些工人朋友告诉他的。1930年，上海艺术剧院社被解散，为开展工人运动，夏衍他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区演出，为了找关系，夏衍又和过去认识，在基督教青年协会办的工人夜校担任教员的，即《包身工》里面的冯先生接上了线，冯先生又告诉了夏衍很多包身工的事。“一二八”后，沈西苓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夏衍就将包身工的情况告诉了沈西苓。 夏衍认为，这件事用电影的方式来揭露效果要比文章的方式好，更能引起观众“灵魂的震动”，后来明星电影公司，把这个故事拍成一部叫《女性的呐喊》的电影。但该部电影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国民党当局的删剪，并没让观众产生“灵魂的震动”，夏衍对这部电影也不满意，于是决定自己动手写篇小说，“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但因为工作忙，就一直搁浅。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了又一次很大的破坏，组织上让夏衍隐藏起来，夏衍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包身工更详尽资料的搜集和写作。 在《回忆与感想》一文中，夏衍说，《包身工》是一篇“报告文学”，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是尽可能的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夏衍的《包身工》可谓“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报告”，只是这份调查报告不是干干巴巴的数据、表格、理论等，而是通过故事讲述了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是因为，夏衍笔力雄健、生动，故有此效果；二是因为故事比理论、数据等更能打动人心，读者通过包身工的故事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工人阶级状况，更能激发其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也能激发起工人本身的反抗。《包身工》发表之后，“包身工”一词在社会上非常流行，可见受众之广泛，影响之大。 1936年春天，为了看到包身工们早出晚归上班下班的情景，夏衍从四月到六月，做了足足两个多月的“夜工”，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到日本纱厂的门前去观察，同工人们谈话，搜集资料。他有个昔日的“甲工”同学在日本纱厂当职员，托了这关系，得以去包身工的车间看过几次。然而，他还是不满足，倔强地认为一定要近距离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形，“亲自到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去调查”。后来，夏衍通过“沪东公社”同志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又通过杏弟帮忙，混进工厂几次，直接到了工厂内部进行观察。 夏衍观察了解到，在这里，“包身工”们别叫做“猪猡”。包身工住的是，“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 “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这里面“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上工时，“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工作在“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之中。在这里，包身工们“被随意遭到毒骂和毒打”，而且，“打死不要紧”、“人得而欺之”。吃的是，“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在这样的环境下，包身工们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羞辱感，“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而更为可恨的是，“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触目惊心的惨相，让夏衍自己的灵魂先震惊了，他愤怒地警告某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夏衍以他生动的笔，既写出了包身工的群像，也重点写了几个人物，譬如芦柴棒等人。夏衍巨细无遗地写了包身工们的日常生活，起居、作息、工作、情感等方面，他们在各个方面均备受虐待，他们被关闭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之中，不能与外界接触、联络，几乎沦为奴隶。工人在1930年代，属于新兴群体，不为世人所知，夏衍通过报告文学这样的写实样式，展现了部分工人群体悲惨的生活和命运，让社会了解工人真实的生活状况，也可以激发起工人起来反抗。 1936年6月，夏衍在《光明》创刊号发表了《包身工》。《包身工》以“铁一般的事实”再现了一幅血淋淋的地狱图景，产生出强烈的震撼力。《包身工》，彻底地、无情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残酷本质，成了最有力的抗议书，在1936年的上海以及全国的工人阶级中所激起的革命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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