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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王统照不仅是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他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编辑，编务活动是王统照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1918年3月王统照筹编《中国大学学报》为肇始，他一生共主编辑了《文学旬刊》、《曙光》、《自由周刊》、《文学》月刊、《大英夜报》副刊《七月》等9种报刊，参编《民言报·艺文》、《避暑录话》、《前哨》（《山东文学》的前身）等6种报刊。他主编的大部分报刊在文学界、文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以《文学旬刊》、《文学》月刊为代表。《文学旬刊》创刊于1921年5月1日，以《时事新报》的文艺副刊形式出版，是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刊物。王统照于1923年5月接编该刊，至1925年6月离任，历时两年零一个月。他在自己主编的第八十一期的《本刊改革宣言》中宣称：“以文艺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蔑文艺，熏染青年的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除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正是秉承着这样的办刊宗旨，该刊同人先后同“礼拜六派”、“学衡派”进行了论争，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同时，王统照主政期间，《文学旬刊》还刊登了大量的作品，如王任叔、俞平伯的新诗，孙俍工、李劼人的小说，王以仁、朱自清的散文小品等。该刊还特别注重推荐新作和关注文学事件，如鲁迅的《呐喊》、《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翻译，冰心的《繁星》，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以及泰戈尔访华等，均有介绍、评论和报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统照还特别注重学术研究，赵景深的《研究童话途径》、顾颉刚的《元曲选叙录》都得以重点推介。今日看来，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名义上虽为文学研究会掌握，但它实质上仍是商务印书馆的商办刊物，而《文学旬刊》则是文学研究会独立创办的期刊，是真正的机关刊物，其间尤以王统照主编期间为代表。 1936年7月，王统照应邀从青岛到上海接编《文学》月刊，该刊的编辑部也从上任编辑傅东华居住的环龙路新明村6号迁至极司斐尔路455弄2号，王统照就职后，全力振兴《文学》月刊，大力倡导儿童文学、新诗、短篇小说和杂文，注重外国文艺理论和优秀作品的介绍翻译，热情推荐新人新作。使该刊的编辑水平和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鲁迅逝世后不久的11月1日，王统照在《文学》月刊的第七卷第五号推出“鲁迅先生纪念特辑（一）”，刊载了茅盾、郁达夫、郑振铎、郑伯奇、傅东华以及他本人的悼念文章，一个月后，他又在第七卷第六号开辟“鲁迅先生纪念特辑（二）”，刊登了茅盾的《研究和学习鲁迅》、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等文，不但是鲁迅逝世后较快做出反应的刊物之一，更思想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其中的很多文章仍是今天人们纪念和研究鲁迅的不刊之论。在王统照主编的14期《文学》月刊中，都有他自己写的长短不一的《编后记》，既有作家作品的评述，也有编辑方针的披露，既不掩饰刊物的缺陷，也不回避自己的难处，它不但是今天人们研究王统照文艺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他留给报刊编辑们的宝贵财富。 在王统照合编的报刊中，《避暑录话》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1935年7月，王统照从欧洲游学归来后，居住在青岛观海二路49号，往来他家中的是老舍、杜宇、吴伯萧、洪深、臧克家等国立青岛大学的教授和来青岛避暑的文化名人，他们以文会友，谈心论文，由此催生了现代文学史和期刊史上著名的文艺副刊《避暑录话》，其中有老舍、吴伯萧的散文，孟超、王亚平的诗歌，洪深的戏剧等，可谓是副刊虽小，阵容强大。该刊一经刊出便供不应求，先由青岛的荒岛书店经销，后经上海生活书店等十几家书店代售，迅速行销各地，而且单期刊出后，还有合订本问世，成就了一段期刊史上的佳话。王统照在该刊上发表了《你的黑手》等诗文七篇，并担任了一期的编辑、参与了两期的编务工作。 王统照的编辑生涯较之其创作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他的办刊理念与诞生不久的新文学同谐共振，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他反对低级庸俗的通俗文学，强调和坚守文学为人生的新文学观。王统照加盟《文学旬刊》的时候，正是在“五四”过后的低潮期，他针对旧文学重新抬头和反复的局面，恪守着得之不易的新文学阵地，他在第75期上的《本刊的缘起及主张》中说：“在中国新文学这样柔弱的时代，无聊的通俗文学，尚在社会潜传其毒菌，对于文学视等游戏的观念，尚没有防尽，想努力于文学的人，不应只在阅读，只在创作，更须壁垒森严，想去锄刈莠草。因为这些传统，因袭游戏以文学为金钱化的观念不去，真的文学的根，总不能向人之心内茁生。……对于反文学的作品，盲目的复古派与无聊的而有毒害社会的劣等通俗文学，我们却不能宽容。本来这些非文学的东西可以不值得去攻打。但非进即退，而且任其殖生繁育，使社会日受其恶果，我们不能不去刈除陨路的荆棘，好予备同大家向云霞灿烂的长途中并翼游翔。” 该文与沈雁冰为《小说月报》写的著名宣言被视为传达文学研究会文学观念的“双璧”。当新文学还是一颗弱苗的时候，当文坛的形势趋于低落的时候，王统照主编的《文学旬刊》刊登作品，发表评论，引介西方文学，在与复古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竞争中，发扬光大了五四文学精神，巩固了新文学成果。同时，王统照还特别重视文学期刊的时效性特点，使新文学与时代的脉搏共同跳动。王统照在其主编的《大英夜报》副刊《七月》创刊号的代发刊词《开篇》中说：“短兵夜行，精悍迅疾，即不能作大规模的阵地战，而传一点急信；撤一把亮火，来一阵掠攻，在‘战略’ 上也自有它的用处。以此作比，长篇大论，精深博奥，是学者思想家的事业，却往往与多数读者不生关系。如能利用方便的形式，活动的风格，上天下地叙事，传感，正如清晨一顿早点，午后一次茶食，积少成多，取精用宏，其于生理上的滋补也有不少的利益。我们正想利用副刊的地位仿‘战略’上的短兵夜行，送读者一点精要的食粮，传达一阵时代的风信。能够切实，简要；做到这一步，使热心的读者感不到胃中的空虚，这就是我们的微愿”。他主政期间的《七月》基本上贯彻了他的这一编辑理念，期刊多以短小精悍的反映时事的杂文见长，王统照自己更是化名摩卢、恂、郑言，创作“短平快”的时评杂文，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1925年8月，“女师大事件”愈演愈烈，在《语丝》和《现代评论》两派的论战惭趋高潮的时候，王统照创办的《由自周刊》问世，并对北师大事件作出了迅速反应。宋介的《吊章士钊并讨反对派》、汪清伦的《女师大事件之超然的解剖》、《杨荫榆太不要脸面》等文重在分析论证，并指出 “杨氏不去，恐终难得安宁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五卅”惨案后，王统照本人在《自由周刊》上连续发表了《“血梯”》、《烈风雷雨》等激昂踔厉的文章，呼唤战斗，向往光明，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憎恶和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的赤诚感情，跃然纸上。1936年7月，王统照接编《文学》月刊时，正值抗日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抗日救亡，御侮图存是他主编该期刊的主旋律。1936年10月1日出版的该刊七卷四号上，在“来件”栏目中刊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由巴金、王统照、茅盾、郭沫若、叶圣陶、郑振铎、鲁迅、冰心及包天笑、周瘦鹃等代表不同流派的二十一位作家共同写就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8月1日，王统照在他所编的最后一期《文学》九卷二号《编后记》中，表达了自己“以笔为旗，以笔为枪，以期刊为阵地”的抗日心声：“生当现代，遇到异族侵凌，这空前的奇耻大辱，——真够得上‘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我们便压得住这一腔愤懑，容得住这当前的苦难，以萧洒的态度，幽闲的心情，眼看着‘河山变色’，无动于衷？……我们只是希求我们的作者：正视这血淋琳的‘现实’的时期用组织巧妙的文字传达出悲壮的精种，激发读者的勇气。”纵观王统照的编辑道路，可以看出他的编辑理念与新文学的发展、时代的进程紧密相连，它也从不同的侧面，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优良特质。 作为小说家、诗人，王统照非常重视文学创作，他把创作视为编辑报刊的“正途”。在编辑《文学旬刊》期间，王统照倡导优美的散文，他不但在编排上择优发表此类稿件，而且多次撰文从理论上对美文文体予以探讨，同时还亲自从事创作，后来收入《片云集》中的两组散文《片云》、《古寺后的梦谈》，最初都是在此和读者见面的。1936年7月，王统照接手《文学》月刊后，在七卷一号上专门推出了“儿童文学特辑”，开篇即是他特约茅盾、老舍、叶圣陶名家写的《大鼻子的故事》、《新爱弥尔》和《一个练习生》。他自己也创作了以上海小童工为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小红灯笼的梦》。在“创作”栏目中，共有沙汀《苦难》、艾芜《小犯人》等作品8篇，“诗”栏目则包括臧克家的《跳龙门》、《依旧是春天》，葛葆桢的《荒村浮动线》等7首儿歌。另外，该特辑还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儿童文学进行了理论探讨，发表了高尔基著、沈起予译的《儿童文学的“主题”论》、郑振铎的《中国儿童文学读物的分析》、茅盾的《儿童文学在苏联》等论文。在中国新诗诞生20周年之际，王统照主编的《文学》月刊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新诗专号”中，对新诗的创作和理论进行了“盘点”，他亲自操刀写了《献辞》，朱自清发表了著名的《新诗杂话》，茅盾也写了《论初期的白话诗》对这一特殊的时刻进行纪念。在“诗选”栏目中，共发表新诗作品37首，在“自由论坛”中发表探讨新诗理论的文章17篇。“新诗专号”既是对新诗实绩的一次检阅，也蕴含着王统照对新诗进一步发展的思考，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另外，1936年9月出版的《文学》七卷三号，王统照还编辑了“短篇小说”专号，对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进行了观照。正是在王统照及同人的努力下，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少著名作品都通过该刊率先与读者见面，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朱自清的《背影》、巴金的《化雪的日子》、许地山的《春桃》、郁达夫的《出奔》、老舍的《我这一辈子》、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以及鲁迅的诸多杂文和茅盾的作家论等。 作为编辑，王统照善于发现、培养和擢拔文学新人。当臧克家还是国立青岛大学的青年学生，诗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关注时，王统照发现了他坚实、厚重的诗学风格和艺术才华，聚资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主编《文学旬刊》、《青潮》和《文学》月刊期间，发表了臧克家的大量诗作，使他迅速的登上诗坛并脱颖而出。在王统照的编辑生涯中，发现和培养了大量文学新人和作家，如沙汀、艾芜、征农、刘白羽、舒群、臧克家、唐弢、徐懋庸、李辉英、苏金伞、齐同、端木蕻良、蔡希陶等。在他接编《文学》月刊不久，就向读者介绍了端木蕻良以粗犷的笔触描写北中国的苦难和斗争的篇什《鹚鹭湖的忧郁》、《浑河的急流》、《大地的海》，并推介了舒群的《誓言》、刘白羽的《草原上》、征农的《余三教授》、蹇先艾的《父与女》、任何的《淡子湾的春天》等不同风格的作品。当蔡希陶还是文苑中的一棵幼苗时，就受到王统照的关注，在1937年4月1日出版的八卷四号的《文学》上，王统照破例将名不见经传的蔡希陶的作品《蒲公英》编排在该期的首篇，并在《编后记》中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对蔡氏作品的风格和特点进行褒扬，“编者希望读者对《蒲公英》这篇题材新颖，笔法爽丽的创作注意看”，“作者蔡君并不多写文字，但这样既美丽又含有深意的文字，即读过一篇已令人不忍释手。不是编者的‘偏见’，象这样独出心裁，用另一种风格写文字的作家太少了，……。”正是在王统照的呵护和扶持下，蔡希陶才能够得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茁壮成长，至于日后他的兴趣转移，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那或许是王统照所始料不及的了。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编辑的王统照与沈雁冰、郑振铎、赵景深、巴金一样，对于发现、提携新人，培养、扶持作家，同样具有不没之功。 在王统照的编辑生涯中，他的成就和贡献还不止于此，他曾为瞿秋白赴苏联采访送行，他去周作人的寓所拜访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他与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到济南讲演，他还同刘延陵筹划我国第一个新诗诗刊《诗》月刊的命名和创办……在当时的编辑领域中，几乎到处闪现着他忙碌的身影，展现着他热情的面容，随着时光的推移，王统照的编辑生涯和成就，将会同他的文学成就一样，为人们所认知、所理解、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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