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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雨》被公认为王统照的代表作，也是1930年代代优秀长篇小说的代表作。70多年来，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与研究大体经历了一个高潮、低潮、局部突进的过程。30年代的文学界同仁给予了很高评价，形成了一个评价的小高潮。茅盾和吴伯萧可为代表。前者认为它“在目前的文坛上是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后者则把1933年的中国文坛称为“《子夜》《山雨》年”，首次肯定了小说的编年史地位。40年代研究相对沉寂。直到1957年冬王统照逝世后的两年内，才又来了一个突进，但仅限于个别学者的研究。这个带头人就是田仲济先生。他在《王统照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文中，认为“它是五四以来描写旧中国农村崩溃，旧中国农民形象的难得的作品，过去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对《山雨》的评价是和它的内容不相称的”。该论文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将对《山雨》的评判与文学史书写直接联系起来，不仅具有文学批评家敏锐的见解力，还表现出了文学史家的眼光。另一篇论文是孙克恒的《谈<山雨>的现实性与艺术创造》（1959年6月《前哨》第6期）。其突破点有二：一是，从“艺术性”角度谈《山雨》的创造力。二是，较早指出“走入城市后的大有比在农村时的大有骤然失掉了光彩”的观点，并初步探讨了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文革十年遭到冷遇。80年代至今，以冯光廉、刘增人、杨义、杨洪承为代表的学术界专家、学者和各高校的研究生从文学史、文化史、文体学、叙述学、版本学、阐释学等多个角度解读这部长篇，不断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实质性地将《山雨》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但是，研究者多集中于山东地区（以山东师大、青岛大学的师生为主），山东以外地区的研究力量依然薄弱。在文学史写作方面，王瑶、唐弢、田仲济、杨义、刘绶松等老一辈文学史家给予较高评价，新一代似乎有弱化之势。若从“史”的眼光来看，我觉得，《山雨》是一部由“乡土小说”向“农村题材小说”转移的真正奠基之作。“乡土小说”是“乡愁意识”和“文化隐忧”合力生发的产物，视点是由上到下的，而“农村题材小说”则是对“农村日常生活”和“时代主流意识”的集中表现，视点是自下而上的。 在诸多研究领域中，《山雨》的版本问题，少有人问津。我所看到的，只有王邵军的《关于<山雨>的修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一篇史料文章。该文对1933年开明书店初版本和1955年修订本进行了比较，列举了一些修改、变动处，只可惜未对之作分析、研究。我这篇文章的写作，深受这位前辈的启发，对此深表感谢。 二 《山雨》的写作动机起源于1931年8月，动笔于1932年9月，结束于1932年12月12日。它的版本至少有六个：（1）初版本。1933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全书28章，书末附有作者写的《跋》，为同年6月16日作。该书由叶圣陶亲校，并题写书名，出版不久就被当局禁售。（2）删节本。30年代的国民党对图书出版的审查制度造成了《山雨》的删节本。初版本出版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认为“颇含阶级斗争意识……予以警告,勒令禁止发行”，并把王统照作为一个“危险人物”列入了黑名单。为逃避可能的迫害（在此之前，左联五烈士遇害，可为鉴），他赴欧洲考察。后经开明书店向国民党党部的交涉,删除最后五章,才得以再版,故再版本只有23章。（3）修订本。1955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分平装本（29000册）、精装本（1000册）两套。（4）选集本。《山雨》被各出版社编入各种选集，与王统照其他作品一并出版、发行，多以23章节的删节本，或1955年2月的修订本为参照本。此种选本，种类繁多，名称不一，此不赘述。（5）文集本。1981年6月五卷本的《王统照文集》（6000套）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茅盾题书名。所收《山雨》为1955年修订本。（6）全集本。2009年4月七卷本的《王统照全集》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依然为标注为茅盾所题。所收入的《山雨》依然为1955年的修订本。不过，茅盾早在1981年3月27日就去世了，书名中的“全”字，可能是模仿茅盾的手迹，而非现场所写。最后，需说明的是，1933年9月1日《文学》第1卷第3号曾选载了小说中的一个章节，命名为《祈雨》直接发表。 三 删节本是作家因外力的作用——国民党的筛查、开明书店的经济问题——而被迫删除的产物，因此，在上述5种版本中，一般把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作为研究的最初参照本。初版本与删节本的唯一区别就是，后者比前者少了5章。现将24章——28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描写奚大有在大城市的生活及思想变化过程。（2）继续书写乡村衰败与荒凉。涉及到大有回乡，徐利被抓，陈庄长死去等等。（3）直接或间接交代杜烈、杜英、祝同志、陈大傻的活动，反映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国内革命者的活动。在我看来，没有这五章的内容的删节本，也可以组成一个完整、自足的文本体系，即它可更为集中地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现象和原因”，表现农民为了生存而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合理性，而不必顾忌后五章因对城市生活的描写而造成了与整部小说的主题、情绪基调、人物性格的不一致。但是，开明书店的初版本表现了删节本所不具有或难以表达的内容。（1）初版本能完整地表现奚大有的性格、思想、命运变化过程。遭受兵匪毒打、官绅盘剥，遭遇失地丧父，最后携妻儿到城市寻活，奚大有的遭遇堪称坎坷。“农民的自觉”只有在城市接受了新观念、新思想后，才有了切实的变化。杨义先生的阐述，可谓一针见血，他说：“在三十年代，如此细腻而深刻地写出农民由切身经历而抛弃旧观念、接受新观念的思想变迁史的作品，为数寥寥。”（《王统照小说初探》，1982年9月《新文学论丛》第3期）（2）初版本大大增强了时代因素，反映了反帝爱国思想，寄托了作家本人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关于“反帝爱国思想”，冯光廉、刘增人的《<山雨>商兑》一文已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我想从另一个角度作简单说明。王统照是“五四”精神孕育的作家，写小说的主导动机之一，就是要强调小说的“思想性”。对新思想、新意识的表现，他是比较早的一位。《新生活》（1916年，《诸城旅济学生会季刊》创刊号）首次描写了一个工人的形象，这可能是中国新文学较早涉及“产业工人生活”的作品。在谈到另一部文言长篇《苦同学共产记》（1919年《中国大学学报》第1、2期连载）时，他甚至把“在文艺创作中渗入了思想的原料”看作最大的成功。他的小说一向注意对时代新思潮、新意识的描写，这是他的世界观、艺术观使然。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以北伐、国民党叛变革命、“九·一八”日本人在青岛的罪恶活动为背景写成的后五章，在他这部长篇中的重要程度了。当然，这后五章有关城市生活的描写、有关革命的揭示、有关产业工人性格的塑造，都远逊于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对农民性格的塑造。尽管如此，设若王统照仍健在，我想，他还会毫不犹豫的说，绝对删不得！ 四 与开明书店的初版本、再版本相比，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又一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变动。现将其中改动较大处摘编如下，每一组的a项为初版本的内容，b项为修订本的内容，a、b不同处用黑体标出。 1、a “老大,你放心,我那年在直隶的大道上没死于义和团大哥的手下,想来这一辈子还可以无妨。说起义和团,你们都不知道,那才是凶劲!……”第15章第179页 b “老大,你放心,我那年,直隶大道上没在鬼子的枪炮下丧了命,想来这一辈子还可无妨。”第15章第150页 2、a “唉，你这个人，吃饭前闹了一阵。××报，咱不懂，因为登了日本人的皇帝甚么便去了一些捣打了个干净。真有劲！可是中国人，他妈的！站在街上白看热闹，谁能以过问？连巡警都拉架！……” 旁边一个更年轻的车夫道：“不是日本人谁敢去动那报馆的毫毛，瞧着吧，说是今儿晚上还要烧×部……” “怎么你这么开心？好不好，反正是给中国人没脸！欺负老实人！多少万中国人的地方人家有千万把人却随意收拾，他妈的！……”（第28章第364页、第365页） b “唉，你这个人，吃饭前闹了一阵。××报，咱不懂，因为登了日本人什么，便去了一些……捣打了……” 旁边一个更年轻的车夫道：“不是日本人能动那报馆？……瞧着吧，说是今儿晚上还要烧×部。……全中国早应该跟日本拼了，不，净等着挨打！……”（第28章304页） 3、a“呸！我就不信。这里终天喊着打倒外国人，取消这个，那个，到处叫他妈的万岁，静叫日本人站在街口上笑掉了大牙！哄孩子的艺术，中吗用？不提别的，讲拼命，连小学生都喊破了嗓子，叫我看，净是白费……”第24章第312页、第313页 b“呸！我就不信。这里终天喊着打倒外国人，取消这个，那个，到处喊叫，中吗用？”第24章第263页 4、a“是啊，这真像云彩眼里的话！无奈人家都好给人家当奴才，有什么法子！”第23章第296页 b“是啊，这真像云彩眼里的话！无奈老实人给人逼着当奴才，我看也当不长久。”第23章第248页 5、 a“……你唱的那一套国泰民安的情景，就譬如做了一场好梦。” “这光景我小时候还记个大概，年纪再小的人恐怕就想不到了。”呆坐了多时的大有无力地补上了一句。第9章第88页 b“……你唱的那一套情景，不过是编词人的居意‘贴金’，从前也没有！”第9章第75页 6、 a“……我们这些全种人家的地的呢？主人家的好还知道年成不佳，比每年要减成收租，厉害的家数他不管你地里出的够不够种子，却是按老例子催要……”第1章第6页、第7页 b“……我们这些全种人家的地的呢？他们还管你年成好不好，管你地里出的够不够种子，是按老例子催要……”第1章第6页 7、a“多少？好算歹算，合了六十五块钱一亩。”大有的眼往前直看，放佛要从虚空的前面把照片收回来。第8章第75页 b“多少？好算歹算，合了三十五块钱一亩。”大有的眼往前直看，放佛要从虚空的前面把照片收回来。第8章第63页 8、a“难保不是为别的事？……”大有说出这个提议，即时记起了白天他们所谈的事，究竟是有他的农人的习性，心头上微微跳动。第28章第364页 b“难道咱就凭人家从关外闹到关里，老不还手，老不抵抗？”大有说出这个提议，即时记起了白天他们所谈的事，心头上微微跳动。第28章第304页 9、 a……可是由尊重自己与保守自己而生的反抗性日渐减少。经验是个教训的印板，没曾经过的哀乐难以打动自己的灵魂。第5章第39页 b ……可是由尊重自己与保守自己而生的反抗性并没有减少。只是不易触发罢了。第5章第34页 10、a于是他自幼小时便是个无忧无虑也无变化的农人——，是多少中国农村中的一例模型中的一个。第5章第40页 b全部删除 上述所做的修改，有的是直接进行删除（10），有的是对表现对象的替换（1），有的是简单改动个别字词（7、9），有的是对话语进行大幅度修改（2） ，更多的是对话语进行修补（3、4、5、6、8）。首先，删除了有损中国民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形象的语句。在1中，把义和团的无恶不作，替换为“日本鬼子”的暴行，因为义和团主要由农民组成。主流意识倡导“工农兵文学”，要求作家深入基层，祛除小资产阶级意识，以更好地服务于工农兵大众，这种文化语境下表现义和团的“恶行”，是很不适宜的。其次，拔高了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精神意识。在2中，初版本的“人力车夫”认为中国人是软弱虫，不团结，没有斗志，而在新版本中，却具备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意识”。在3中，杜英对“好给人家当奴才的人”（她强调“主动、乐意当奴才”）深感无奈，在新版本中，却改成了“老实人被人家逼迫”，并断言“时间长不了”，认知意识有了质的改变。其三，修改了人物对历史、现实的看法。在5中，对渔鼓词中的田家乐的渲染，陈庄长认为过去是有的，而在新版中，则断然否定。这似乎是说明，在1955年代是不能过度渲染过去是多么“美好”的，像“田家乐”这种生活只能只有在新中国才有。在6中，原版本还表明一部分地主在“年成不佳”时，要“减成收租”，在新版中就变成了怜悯之心全无，全是吸血虫之辈。这大概是要突出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吧。在7中，把“65块钱一亩”改成“35块钱一亩”，其目的也是为了强调农民被地主阶级剥削的严重性。其四，削弱农民的小农思想，突出对统治者、外国侵略者的反抗精神。在8中，直接删除“究竟是有他的农人的习性”，直接突出奚大有对侵略者天生具有的反抗性。在9中，就连奚二叔这样的保守的老农民身上的“反抗性”也天然地与日俱增了。可以说，这些意识具有超前性。但是，这种修改又不是简单的修辞问题，反映了作家世界观、艺术观发生微妙变化的过程，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初版本、删节本、期刊本的新文本。 1950年代，作家对过去的作品进行修改，是很普遍的现象。与《雷雨》、《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等作品修改情况相比，《山雨》修改的幅度不算大，也没有根本性地改变人物、主题、结构，但是，它部分地修正、改变了某些人物的言行，不同程度地拔高了人物的思想意识。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及工人的看法、对过去的评价基本不符合历史语境和身份地位。毫无疑问，这些改动都是败笔，是作家对人物的不尊重，是拔苗助长式的“越界”与“犯规”，破坏了人物成长的逻辑性，导致某些人物言行的不可信。如说到修改的意义，那只能说，在那个辞旧布新的新中国，王统照和他《山雨》修订本中的工农大众，对新政权、新时代作了一次礼赞与讴歌。
五 作家去世后，一般要出全集本，以供后人研究。编选已逝作家的全集，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但是，中国已逝作家的全集都普遍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随意增删、修改、漏选、置换，给研究者、读者留下了不必要的障碍。5卷本和7卷本的《王统照全集》所收入的《山雨》依据的都是1955年2月的修订本，但写作结束的日期依然注明是“1932年12月12日”。按道说，全集所收入的作品一般以初版本为依据，即使不以此为准，也应当注明所依据的是哪一个版本。比方说，《王统照全集》所收入的《山雨》，应在文末注明是1955年修订本。原因很简单，研究者阅读不同的版本，会得出不同结论，会影响到文学史评价。假如我要研究1930年代的王统照小说，肯定会阅读1933年初版本的《山雨》，如果参照的是1955年的修订本，所得结论将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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