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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有苏联友人向许广平提出了二十六个问题，后来整理成文，题为《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发表于1945年10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出版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特刊”，后收入《欣慰的纪念》一书。其中的第二十二个问题是：“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谁是被认为先生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许广平认为这个问题“实在难于回答”，但明确表示“而自到上海以后，（一九二七至三六年）的十年间，以冯雪峰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
“先生，你可以这样做”
鲁迅作品问世以来，影响了无数国内外读者，但能对鲁迅施加影响的人，还真是寥寥可数。不过，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冯雪峰的确对鲁迅施加了影响。他不仅建议鲁迅做这样那样的工作，而且竟能对鲁迅的手稿提出修改意见，甚至代鲁迅立言。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有一段真实而生动的描述：“F说：‘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这里所说的F，即指冯雪峰。鲁迅之所以最终接受冯雪峰的意见或建议，不仅因为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更由于鲁迅认为，“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引文出处同上）
严格地说，雪峰是鲁迅的学生。早在1922年4月，冯雪峰跟他的诗友就联名给鲁迅寄赠了他们的第一部新诗集《湖畔》。1925年春，22岁的他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讲课。1926年，他给《莽原》半月刊投寄了一篇译文，是日本作家森鸥外的短篇小说《花子》，鲁迅曾予校改。同年8月5日，他曾到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拜访，想请鲁迅帮忙在北新书局出一个小刊物。鲁迅当时正准备南下，便告诉他，北新的老板李小峰对此没有兴趣，冯雪峰匆匆告辞，未及深入交谈，鲁迅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住。
雪峰跟鲁迅的亲密交往开始于1928年12月9日，引见者是雪峰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柔石。柔石跟雪峰等文友曾在1921年组建了学生文学社团晨光社，1928年1月柔石又跟鲁迅等人成立了朝花社，以介绍欧洲文学、输入外国版画为宗旨，因此就自然而然成了鲁迅跟雪峰交往的牵线人。鲁迅跟初相识的人多不愿深谈，深化他跟雪峰情感的是那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科学的艺术论”即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雪峰原想编辑12至16种这方面的著作，由他朋友刘呐鸥开办的水沫书店和沈松泉开办的光华书店出版。他跟鲁迅、戴望舒等拟定了一个书目，并邀请夏衍、冯乃超、朱镜我等左翼作家加盟。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国民党当局的查禁，这套书最终只出版了八种，其中即有鲁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卢那察尔斯基著），《文艺政策》（苏联文艺政策文件汇集），《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冯雪峰翻译的共四种：《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卢那察尔斯基著），《社会的作家论》（沃洛夫斯基著），《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著），《文学评论》（梅林著）。此外还有一种，是苏汶翻译的《新艺术论》（波格丹诺夫著）。今天重读，当然不难发现书中理论的历史局限，以及译文的晦涩难懂，但正是这套读物，为中国左翼作家提供了精神武器，恰如为起义的奴隶窃来了军火。在翻译这套书的过程中，冯雪峰确立了他的唯物史观，使他懂得了文艺必须反映现实，并跟人民的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鲁迅也是在阅读并译介这批读物的过程中，“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纠正了他此前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前言》）
早在跟雪峰交往之前，鲁迅结交的文艺青年中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但他们大多是以个人身份跟鲁迅接触，鲁迅也并不一定了解其政治身份。但冯雪峰则不然。他是1927年6月入党的老党员，正式跟鲁迅联系之初是中共上海闸北区委所属第三街道支部（简称“文化支部”）的成员。他跟鲁迅等筹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左翼文学刊物都是奉党组织之命，其直接领导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1931年2月，28岁的雪峰调任“左联”党团书记，翌年2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同年12月调任中共中央局宣传干事，除继续领导“文委”之外，还管理一个对外提供宣传资料的通讯社，直接受张闻天领导。1933年6月，雪峰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兼管“文委”工作，受上海中央局领导，直到1933年12月中旬奉调中央苏区工作。所以，雪峰名副其实是沟通中国共产党跟鲁迅关系的一座桥梁，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个人交往的范围。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陕北瓦窑堡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带给鲁迅一幅高50.5厘米、宽34厘米的唐卡作为见面礼。这是长征经过四川彝海镇时彝族首领小叶丹送给他的，名为“大成就者东必巴”，十分珍贵。雪峰的直接领导是周恩来和张闻天，所以那时鲁迅对于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更是反映了当时陕北中共中央对这一重大政策的认识和意见。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政策依据，则来自王明主持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而王明起草“八一宣言”又是根据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并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237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在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反法西斯是人类共同的首要任务。在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高层并没有不同意见，但对于如何结成统一战线，在政策上一度有不同认识，在策略上也前后作过一些调整，有过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改组工农红军的阶段性变化，因此曾经产生意见分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36年8月上旬，中共上海办事处成立，主要任务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潘汉年任主任，雪峰任副主任，主要做党的组织和文艺界的工作。
雪峰对鲁迅后期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首先，雪峰直接把鲁迅推到了左翼文坛盟主的位置。鲁迅在国内外读者中的深远影响当然取决于其作品本身，并非人为制造的偶像。但对鲁迅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过程。中国左翼作家曾对鲁迅尊重不够，甚至发生了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联手“围剿”鲁迅的情况，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直到1928年9月25日冯雪峰在文学半月刊《无轨列车》上发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才首次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特点的高度，指出在中国的知识阶级中，鲁迅是在跟封建势力斗争方面做得最好的作家。虽然鲁迅一度对这篇文章产生过误解，雪峰事后也再三反思，说他在此文中将鲁迅定性为“同路人”，“是受当时苏联几个机械论者的理论的影响”，但其主要矛头明明白白是指向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宗派主义，被当时研究界视为对“革命文学论争”所作的“很公正的结论”。没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历史功绩的肯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成立就缺乏必要的思想基础。
左联的成立并非雪峰的个人动议，而是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的具体指示。中共党史上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虽然直到1930年6月才正式出台，同年9月即已终结，但这种左倾理论、政策和情绪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即已冒头，表现在中国革命处于暂时低潮的历史条件下仍迫不及待地幻想革命高潮迅速到来。所以，从1930年3月至1931年11月，左联基本上成了一个半政党性的组织。左联成立后不久，“社联”和“剧联”相继成立，都属于“文总”领导。“文总”将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下达到左联，通过雪峰跟鲁迅商量。据茅盾回忆，“左联成员当时要参加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做鼓动工作，以及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唯独不重视创作。“左联成员也像共产党员那样编成小组，小组成员还经常变换”（引自茅盾的《回忆录》，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三、四期）
鲁迅对于左联“左”的理论和做法并不认同。当冯乃超将他起草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请鲁迅审阅时，鲁迅仅说了一句“这种文章我写不出来”。鲁迅不仅没有参加左联成立初期组织的那些过激的政治活动，而且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希望鲁迅发表宣言拥护他的政治主张时，鲁迅当场拒绝，那次在上海爵禄饭店的会面成了“各谈各的”。鲁迅明确表示：“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点杂文，我比较顺手。”左翼成立时盟员大约五十余人，其中有为革命献身的“左联五烈士”，也有苏汶（杜衡）、杨村人这样的政治转向者，所以鲁迅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中就谈到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其成员“皆茄花色”。“茄花色”是绍兴方言，形容浅紫带白，表示并不怎么样。
既然如此，鲁迅为何仍然参加左联并担任执行委员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绝不妥协的。”（《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鉴于在肌体老化的中国进行改革的艰难，凭个人之力实难撼动旧社会的根基，必须培养大群的新战士，充分发挥团体和战线的力量，进行坚决、持久的韧的斗争。这就是鲁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雪峰等人的推动下不避政治风险参加左联的原因。鲁迅跟左联的大多数成员都朝着反帝反封建的同一大目标，但又保持了个人的原则性和独立性；对内他又跟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划清了界限。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得形象而又深刻：“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有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
关于鲁迅跟左联的关系，冯雪峰做出了准确的评价：“鲁迅先生晚年的主要战斗都和‘左联’相关联，以‘左联’的成员之一和它的领导者的姿态而进行的。”“在那时候，只要鲁迅先生不垮，‘左联’就不会垮。只要鲁迅先生不退出‘左联’，不放弃领导，‘左联’的组织和它的活动与斗争就能够坚持。”（《回忆鲁迅•“左联”时期》），《雪峰文集》第4卷，第169页，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所以，既应该看到鲁迅跟左联的一致性，也应该承认鲁迅跟左联内部错误倾向的原则分歧；而不能因为鲁迅的独立性而否定他跟左联的一致性，甚至提出有“两个左联”的新论——一个是“鲁迅的左联”，另一个是“党的左联”，而只应说，鲁迅后期作品代表了左翼文学的健康方面和主流方面。恰如不能因为《新青年》阵营既有李大钊，又有胡适，就提出有“两个《新青年》”，也不能因为鲁迅后来跟高长虹反目，就认为“有两个莽原社”。左翼作家联盟的“左翼”二字是鲁迅同意加上的，左联的斗争大目标是一致的。冯雪峰的很多意见就代表了中共文化界地下党的意见。如果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两个完全对立的左联，那就无法解释鲁迅为什么会因为左联在未发表宣言的情况下就自行解散而感到痛心乃至于愤慨！
 
 
帮鲁迅写文章，改文章
在左联存在的六年多当中，鲁迅跟冯雪峰有过许多成功的合作。除开编辑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外，雪峰还在鲁迅的指导之下编辑过《萌芽月刊》（后改名为《新地月刊》），《巴尔底山》旬刊，《现代文艺丛书》（共出版四种），《前哨》月刊（后改名为《文学导报》半月刊）……最为难得的，是雪峰曾为鲁迅校订译稿，修改文稿，甚至为鲁迅起草文章 。
雪峰为鲁迅校改译文的事情见诸鲁迅译文集《文艺政策》的《后记》。鲁迅写道：“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叙的。”
雪峰为鲁迅草拟或笔录的文章至少有四篇：一，《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是即兴发言，会前并无讲稿，讲时亦无记录。完全是雪峰根据自己的记忆，增补了鲁迅平日谈话的内容，整理成文，并经鲁迅本人审定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篇划时代的文献。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写于1936年6月9日。对于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以及对中国托洛斯基派的历史评价，当然有待入进行研究。但这封复信是鲁迅委托雪峰进行处理，并以鲁迅本人的名义公开发表的，因此应该跟鲁迅的其他作品同样看待。三，《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此文系雪峰按照鲁迅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拟稿，并经鲁迅本人审定。现已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的《附集》。《附集》收文21篇，都是鲁迅临终之前亲自放进积稿堆中，准备日后收入他新编的文集。四，《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此文是鲁迅病重期间口授，雪峰笔录，鲁迅再加校改。有人曾说此文都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但此文手稿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在15页原稿中，有4页约1700多字（主要是批评“四条汉子”的部分）恰恰是鲁迅亲笔增补的，完全不存在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问题。许广平1957年8月14日在作协党组第十七次会议上愤怒地说：“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声明说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
鲁迅的文章不仅本人字斟句酌，有时还征询雪峰的意见。1932年10月10日，鲁迅写了一篇《论“第三种人”》，对胡秋原向左翼文坛要“创作自由”的做法以及苏汶自命为“第三种”人提出了批评。鲁迅认为，当时不自由、被查禁的是左翼文学，在壁垒森严的阶级斗争中也做不成这种超然世外的“第三种人”。此文未刊之前鲁迅征询雪峰的意见。雪峰建议在文末添加“怎么办呢？”这四个字，意在给苏汶留条后路，希望他迷途知返。鲁迅虚心采纳了雪峰的意见，因为对于目前并不是敌人者，倘若疾声厉色，可能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1936年9月5日，也就是鲁迅临终约一个半月前，写了一篇杂文《死》，留下了七条遗嘱，征询雪峰意见。雪峰提了两条：一，在“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之后加了一句——“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这就显得更完整，更具有人情味。二，在“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这一句中，加上“空头”二字，即“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对“空头”二字很满意，笑着说：“这添加得好，只两个字，就将这些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了。这就是住在上海的好处，看多了这类空头人物，才能想得到这两个字。”（《雪峰文集，第4卷，第2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895年7月出版》）鲁迅修改临终前不久写的杂感《半夏小集》，也虚心听取了雪峰的意见。比如该文第七则谈到他宁愿将自己的血肉喂狮虎鹰隼而一点也不愿给癞皮狗吃。结末一句原为：“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在世界上有什么用？”雪峰认为这样表述缺乏抒情性，鲁迅便欣然改为：“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同上书，第500页）鲁迅帮助青年作家修改文稿的例证很多，但青年作家帮助鲁迅捉刀代笔和润饰文稿的例证实为罕见。
鲁迅“通人”冯雪峰
在历时一个多世纪的鲁迅研究史上，冯雪峰的地位可谓无人能够替代，影响可谓无人可以超越。鲁迅生前评论他的文章就已汗牛充栋，但被鲁迅本人认可的，除了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集>序言》之外，另一篇就是雪峰撰写的《关于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36年7月中旬，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准备出版他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捷文版，希望鲁迅亲自作序，并推荐一篇论述鲁迅文学地位的文章。鲁迅感到瞿秋白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太长，又专论杂文，便请雪峰赶写一篇。同年7月20日，雪峰写了一篇两千来字的短论《关于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审阅时，仅改了几个错字，删去了一两句，便誊抄付邮了。鲁迅改正的主要之处，是删去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名字。鲁迅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列夫有些影响。”短论中还有一处，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跟屈原、陶潜、杜甫等同属一个精神谱系。鲁迅读后笑道：“这未免过誉了。如果我们的文豪们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此文虽短，但雪峰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是认为鲁迅十余本杂文集的社会文化意义，比他的五本创作（小说、散文诗）更有价值，更为大众所重视。二是指出“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对此，鲁迅均未持异议。因此，雪峰这篇短论，在鲁迅研究史上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地位。
《回忆鲁迅》是雪峰奉献给鲁迅爱好者和研究者的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此书实际上1946年已开始酝酿，曾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过一些章节。1951年重写，8月1日开始在《新观察》半月刊上连载，至翌年第八期续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后多次再版，发行量逾十万册。在这部书中，雪峰以鲁迅的学生兼战友的双重身份，重点回忆了从1928年至1936年他跟鲁迅的交往，尤其突出了交往中极富政治意义的重大事件，为研究鲁迅后期的思想和创作所必读。但这部书的写法尚存在可商榷之处，即作者未将独家回忆史料与作者本人的理解认识加以必要的区分，读后给人以史料尚可增补而议论可加删节的感觉。据唐弢回忆，雪峰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魏金枝认为此书“有自我炫耀的倾向”。这使雪峰感到十分诧异，并说：“我给胡乔木同志看过，他没有说。”（唐弢：《追怀雪峰》，《回忆雪峰》第11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
在鲁迅研究领域，雪峰还贡献了很多重要意见，值得后辈研究者认真领会。在雪峰眼中，鲁迅作品在整体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衰弱史，是一张中华民族的解剖图，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一部血战史；既显示了鲁迅政治的思想的天才，也显示了鲁迅诗的文学的天才。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贯穿其文学活动的始终，这是基于俄罗斯文学的平民性和暴露社会矛盾的深刻性，同时基于鲁迅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场。但鲁迅对域外文化的择取完全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向着独立的文学道路发展，所以他的任何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性，从来没有所谓的异国情调，只有中国文学跟世界文学进步潮流的有机融合。雪峰认为鲁迅思想虽有前后期之分，但他的思想的一贯性表现在催促新的诞生，促使旧的毁灭。这是辩证法中最主要的一环，在鲁迅作品中是一贯表现出来的。
 
对于鲁迅不同体裁的作品，雪峰也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论述。他认为，鲁迅大约七百多篇杂文，在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作用最大，既是民族文学的奇花，也是世界文学的奇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方面占有特殊的地位。鲁迅的小说数量虽说不多，但这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奠定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基石。鲁迅的日记乍看起来似乎写的多为信札往来，银钱收付，实际上是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也是属于人民的重要文献之一。所以，早在1951年，雪峰就通过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鲁迅日记》手稿。直至临终前，身罹绝症的雪峰仍鼎力支持身处逆境的济南第三中学教师包子衍研读《鲁迅日记》。
在鲁迅作品的普及方面，冯雪峰的功绩至丰至伟。普及鲁迅的首要工作是出版鲁迅的著作，使广大读者能通过文本直接跟鲁迅进行精神对话、心灵交流。以雪峰的资历，建国初期按副部级待遇发放工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原定雪峰出任文化部长。雪峰推脱，只出任了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这个“社”位于上海武进路309弄12号，成立之初只有四位编辑，两名工作人员；办公用具主要靠许广平留在上海的家具，资料主要靠个人藏书。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冯雪峰在1950年10月23日制定了一个《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1951年4月，北京成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雪峰担任社长和总编辑。鲁迅著作编刊社也由上海迁至北京，成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一个编辑室。
1956年10月至1958年10月，一部10卷本的《鲁迅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全书总体上就是按照雪峰的规划草案编辑的。这部全集跟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所编的20卷本《鲁迅全集》的差别有三点：一，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以及部分书信。仅增加的佚文就多达106篇。《鲁迅译文集》《鲁迅辑校古籍》《鲁迅科学论著》另行出版。二，各卷均附注释，共5800余条。由于鲁迅著作博大精深，其注释也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在鲁迅著作出版史上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三，所有作品均经过校勘，订正了已发现的错字和标点。不过，这套“全集”仅收鲁迅书信三百多封，而当时已征集的书信有1655封。个别注释（尤其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注）有违历史事实。但造成上述错误的原因文学界已经清楚，不能由雪峰本人承担责任。
为了帮助一般读者了解鲁迅的生平、思想和著作，雪峰撰写了大量深入浅出的普及性文章，囊括了鲁迅的杂文、日记、译文、手稿以及《野草》中所收的23篇散文诗。雪峰撰写的《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们》全书仅九千余字，1951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4年6月12日荣获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总发行量多达45万2千册，创造了同类作品在出版史上的奇迹。一般读者如何才能读懂鲁迅作品？雪峰提出了一个“选择性阅读”的建议，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先选编鲁迅的一些短篇小说，再联系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去读他的杂文。要多精选一些给工人和农民读的选本，尤其必须有详细和浅近的注释。雪峰的上述建议无疑是切实可行的。
“毛派”冯雪峰
在阅读冯雪峰回忆鲁迅的文章时，我曾产生过一种疑惑，那就是他非常强调毛泽东跟鲁迅之间相互敬重的感情。雪峰草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开批驳过中国托派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鲁迅去世之后，毛泽东又被列名为“治丧委员会委员”。而根据党史资料，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是由张闻天代理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直到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才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书记（亦称主席）。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上海，主要是周恩来、张闻天交代的秘密任务，并不是毛泽东。依据现存资料，可知雪峰一生崇拜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毛泽东。雪峰曾经明确跟友人说，在建国之前他经历的党内斗争中，他属于“毛派”。
雪峰跟毛泽东的直接接触，始于1933年底。当时由于叛徒的出卖，雪峰无法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奉命调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该校校长是张闻天，副校长是董必武。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赣闽粤三省创建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从上海抵达瑞金，将中共苏区中央局跟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改成中共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不但权力被完全架空，而且在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受到了批判和打击。罗明（1901-1987）当时是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长，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和开展游击战争，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言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一书中写道：“反 ‘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转引自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第3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二版）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瑞金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的是博古和项英。正因为毛泽东当时相对有闲，便有机会跟雪峰聊天，有一回甚至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当时谈话的具体内容唐弢在《追怀雪峰》一文中做出了转述：
毛泽东告诉雪峰，他很早就读了鲁迅作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当雪峰谈到他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时，毛泽东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当谈到中央苏区有人主张请鲁迅来担任“人民教育委员”时，毛泽东摇头说：“这些人，真的是一点不了解鲁迅。”（《回忆雪峰》，第10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雪峰是少有的真正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干部。长征更增进雪峰对毛泽东的感情。雪峰跟毛泽东都有烟瘾。毛泽东曾多次派人把自己弄到的纸烟送给雪峰。当瞿秋白就义的噩耗传来，毛泽东特意通知雪峰，并沉痛地说：“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长征期间党内也有路线之争。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四川松潘县毛儿盖藏民区，这时毛泽东跟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已经白热化。红四方面军原参谋长李特支持张国焘的主张，大肆进行宗派主义活动。雪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跟李特的宗派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938年，雪峰准备着手撰写一部五十万字的小说，书名为《红进记》，后改题为《卢代之死》，就是反映红军从江西苏区到陕北的那段艰苦征程。卢代即作品中的主人公，由红军战士成长为一位师长，属于“毛派”的军事领导干部。书中有一段描写卢代在行军途中见到毛泽东的文字：“就在这时，他看到更远的一些地方在一株大的橡树或榕树下，有一个巨人在那里散步。暮色中，还可以看到手上的烟头一明一灭。这巨人就是毛泽东。他对这巨人充满了敬仰，他知道民族的希望、亚洲的命运都寄托在他身上。巨人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唤起了他的新的力量，他终于挣扎着回到部队中来，又追随巨人继续长征的路程了。”（转引自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246页至247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一目了然，这里描写的是虚构人物卢代的心理活动，而表达的是雪峰当年的真情实感。
正因为雪峰在当年党内复杂的路线斗争中属于“毛派”，所以他1936年4月下旬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见到鲁迅之后，才会重点介绍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以及1935年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阐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写道：“因为那时候（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的天才与思想才开始为党内大多数人所认识，并逐渐为党外广大人民所知道，但许多最重要的著作都还没有发表，党内大部分同志在认识上也是以后一步一步深刻起来的，党外的人在当时真正认识的并不多。”（《雪峰文集》第4卷，第2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雪峰第对毛泽东的看法，无疑会对鲁迅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关于鲁迅送毛泽东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以及将《海上述林》（上卷）的皮脊本送毛泽东，蓝绒面送周恩来，也都是出于雪峰的提议，因为当时鲁迅正有一点钱在雪峰身上。雪峰本人还买了三至五听白锡包纸烟送给毛泽东，由地下“交通”送到西安再转交陕北。鲁迅去世之后，毛泽东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委员”名单，显然也是出于雪峰善意的“先斩后奏”。虽然上海地下党有渠道跟陕北用秘密电台沟通，但当时时间上并不允许。雪峰讲得很清楚：“我赶到时，鲁迅已断气半小时，过了一会儿孙夫人（宋庆龄）也来了，立即在孙夫人参加之下商量治丧委员会名单……当时记者们集中在楼下催得很紧，就把这名单向他们宣布了。”（《雪峰文集》，第4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关于鲁迅丧事的处理，雪峰事后跟潘汉年商量，再打电话请示了中央。只是基于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管控，除了上海《日日新闻》（晨刊）之外，其他报纸都不敢刊登毛泽东的名字。
在此文中，还必须提及一件绝对不应该忘却的往事，那就是雪峰帮助毛泽东将他多年失散的两个儿子送到苏联。毛泽东跟杨开慧生有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英生于1922年，毛岸青生于1923年。1930年11月杨开慧烈士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毛岸英兄弟被地下党转移至上海，流浪长达五年之久。后被红色牧师董健吾收养。雪峰1936年5月到达上海之后，给了董牧师一笔数量相当大的钱，作为岸英兄弟的收养费。之后雪峰派地下党员杨承芳跟莫斯科取得联系，将岸英兄弟护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教养院学习。毛岸英烈士的事迹众所周知。毛岸青后来也成了优秀的俄文翻译家。被雪峰安排秘密赴陕北的人中，还有丁玲、斯诺、马海德等知名人士。冯雪峰的此举不仅是一般的善举，而且是对革命事业的一大贡献。
逆境中的冯雪峰
从1954年开始，雪峰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首先是批判他主编《文艺报》期间曾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待李希凡和蓝翎，阻碍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文的批判。但雪峰在转载这两位青年批评家论文的“编者按”中，明确指出他们的观点“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见1954年9月30日《文艺报》，第18号）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当李希凡、蓝翎来《文艺报》编辑部时，雪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临别时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了三轮车，还付了车钱。
1954年12月31日，毛泽东将雪峰的杂文《火狱》转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及中宣部负责人一阅，“批语”现已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亦见《毛泽东年谱》第2卷第230页。不过“批语”对文章本身未置一词。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曾赞扬雪峰的《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是多年不遇的好作品。1955年，雪峰被卷入“胡风事件”，在党内受到批评，也做过检讨。1957年6月至8月，中国作协党组批判并不存在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周扬找雪峰说：“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8月27日，雪峰被宣布为“文艺界反党分子”。但雪峰无论如何也未曾反党，只因反对投降主义路线跟博古拍过一次桌子。同年9月，并无右派言行的雪峰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2月，雪峰随之被开除党籍。在开除他党籍的支部会上，雪峰表示开除决议说的不符合事实。但同时也举手表示服从，并希望能再回到党内来。1961年，有关方面不允许雪峰完成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雪峰愤而焚毁积稿。文化大革命期间，雪峰被关进“牛棚”，写了大量外调材料。周扬1979年5月1日致楼适夷信中写道：“他（指雪峰）没有在四人帮恶毒诽谤我的时机，对我落井投石，把一切错误推在我得身上。”1969年至1971年，年近古稀的雪峰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参加过田间劳动，也放过鸭子。
在极端艰苦的岁月中，雪峰吟诵过自己的诗句：“忍耐是不屈，而愤怒是神圣，顽强简直是天性！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爱……”（《普洛美修士片段》）1975年2月，长期患肺气肿和肺炎的雪峰被确诊为肺癌，在首都医院施行了左上肺全页切割手术。1976年1月31日（即农历丙辰年元旦）上午11时，雪峰在春节的爆竹声中因肺炎并发症去世，享年73岁。为他擦洗身体时，可以看到他胸前有两个深深的几乎穿透着的伤疤，那是在江西上饶集中营坐牢期间留下的。家属为他穿上了一身半旧的制服，和一双半新的布鞋。那制服，是雪峰1951年率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时添置的，已买了25年。临终前，他曾托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恢复他的党籍。这封信当然不能得到回复。因为姚文元下令“冯雪峰追悼会不能致追悼词”，他的骨灰盒上只有其子女题写的三行字:“诗人。作家。毕生信仰共产主义。”1979年2月5日，雪峰的右派错案在他逝世三年之后终于得以改正；同年4月4日，他党籍也终于得以恢复。当年11月17日，雪峰的真正追悼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大礼堂举行，参加者有各界人士一千余人。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周建人、王震、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胡耀邦还为《回忆雪峰》一书题写了书名。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朱穆之在悼词中赞扬冯雪峰“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肯定了他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期间“传达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使鲁迅加深了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信赖。”会后有六十余人将其骨灰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据《新文学史料》记者报道，在为雪峰捧骨灰盒的人中有四个“晚一辈鲁迅研究者”，他们是：陈漱渝，朱正，陈早春，包子衍。（《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陈漱渝（1941—），男，汉族，湖南长沙人。原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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